鲁迅、胡适对李伯元人格与创作的误解

一、鲁迅、胡适对李伯元人格与创作的误解（论文文献综述）

张勇泉^[1]（2022）在《《官场现形记》中绰号创作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晚晴时期李伯元凭借《官场现形记》在文学史,特别是晚晴谴责小说史上拥有不俗的地位。随着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研究的不断深化,书中人物绰号也得到了进一步梳理和分析。对于小说中的绰号在明清小说中的研究成果也众多,这也为研究《官场现形记》中人物绰号提供参考价值。通过对《官场现形记》中人物绰号的分析,以及李伯元创作小说中有绰号的官员和人物的心态揣摩,包括分析作者将书中人物赋予绰号的原因和如何审视书中人物的绰号,使《官场现形记》在晚晴文人群体中能够得到全面认识和重新评价。

蔡敏^[2]（2021）在《陆澹安俗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陆澹安是二十世纪重要的通俗文学作家。对其生平与着述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陆澹安其人的了解,展现民国时期重要的通俗文学作家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当时俗文学创作的总体走向。对陆澹安俗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俗文学与市民生活及文化、文学思想的联系,更加深入地探究民国报人对传统文学文化的认知和再利用。为此,本文将从以下三部分对陆澹安的俗文学创作与批评展开研究:第一章,对陆澹安的交游和文学创作进行考述。陆澹安一生涉及的领域很广,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在交游考这一节本文将对陆澹安与通俗文学作家、弹词作家及艺人、戏剧演员和俗文学学者分别进行论述。对陆澹安的文学创作也进行了分期:文学积淀期（1894—1914）、小说及新剧创作期（1915—1932）、俗文学创作与研究期（1932—1949）、着述与文学创作期（1949—1980）,尽可能完整地呈现陆澹安一生的创作、着述情况。第二章,研究陆澹安的俗文学创作。本章对陆澹安的弹词创作及对唐宋传奇、《聊斋》和元曲改写的白话小说展开论述,探讨弹词开篇和唱篇弹词的创作,明确《啼笑因缘弹词》是第一部以现代题材小说作为改编对象的弹词作品;以及其俗文学改写作品的改写手法、改写原因及价值。进而明晰陆澹安俗文学作品具有的教化民众的人文价值、情理真实的文学价值和推动普及的传播价值。第三章,主要集中在陆澹安对俗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其中对《水浒传》《红楼梦》等章回小说的批评全面细致,但由于当时的文化政策以及文化界对俞平伯和胡适文学思想的批判,陆澹安也受到了牵连,其小说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小说词语汇释》和《戏曲词语汇释》成为专门诠释小说、戏曲词语的开山之作;而在对唐宋传奇、《聊斋》和元曲选本进行选择时,也体现了选者的审美情趣和时代精神,是其时社会流行趋势和读者的审美趣味的反映。

丛海霞^[3]（2020）在《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1874至1949年的巴蜀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期巴蜀词学思想、词人生态、题材内容、艺术特质、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全面展现其多元风貌及在词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是千年巴蜀词史发展新变的又一座高峰。巴蜀词坛曾在五代及两宋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然金、元、明及清代前中期却十分薄弱,直至晚清才逐步觉醒。近百年时间内,巴蜀词坛不仅唱和活动频繁,创作数量陡然增加,而且质量上乘,出现了不少情格兼重的词史佳作。纵向比较而言,确实堪与五代两宋相提并论。其次,它是晚清民国巴蜀文学不可缺失的一章。与其他文体相比,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质在面对不易言说的语境下,有其显着的优势。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新诗、戏剧、小说等新文学都不免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局限性,而词这类旧形式,因自五四以来不断被压缩的前期处境,使得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私有化,反而不再受政治宣传的掣肘。遂更能深入地反映战时人民的真实生态。第三,它是中国地域词史研究的重要方阵。巴蜀地处西陲,有山奇水秀自然风光的陶冶,亦有根深蕴厚词学传统的滋育。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府”特色。然当下对巴蜀词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宏观上存在“头重脚轻”现象,即五代、两宋时期词人受到格外关注,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词人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二,文献整理的不足;其三,词学批评重视不够;其四,研究方法及视角比较单一。基于此,本文采取知人论世与文学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便于准确抽绎作家作品的特质;后者有利于作群体性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巴蜀词坛有着悠久的词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对此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综合来看,此期词学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第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第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在建构巴蜀词学历程中,李调元《雨村词话》是词坛浙、常二派此消彼长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也是巴蜀词学星火相传的关键人物。姜方锬《蜀词人评传》则是巴蜀词坛由传统词话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成果。基于以上思想理念的考察,及对创作成就和词史发展的整体观照,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1874年,张之洞成功创办尊经书院,成为巴蜀文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书院培育了众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才,他们为巴蜀文化的兴盛打下扎实的基础。巴蜀词坛也开始摆脱萧条冷寂的局面,如张祥龄、胡延、朱德宝、宋育仁、周岸登等人开始活跃文坛,他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凭借精工富艳的才情与坚韧不屈的性格,终在词坛博得一席之地。张祥龄是唯一一个串联北京、吴中两大词群并与湖湘词群交往密切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学步姜、张之醇雅,后转师二晏,终以意炼警辟、淳质闳约的独特风貌屹立于巴蜀词坛。胡延与朱德宝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鼎革易代之际,朱德宝站到了维新阵营,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而胡延则坚守在守旧阵营,试图以个人辛勤的付出来切实改变地方百姓的生活。二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动荡政局下人民的复杂心声。周岸登是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典型。早期因强调声律,一直以“二窗词客”的身份被划入梦窗一派。其实,《蜀雅》词特别重视情感抒发,整体上呈现出由哀婉凄艳到沉雄霸悍风格的转变趋势。在近百年蜀中词坛,周氏理当胜任探花之誉。第二,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锦城词社是近代巴蜀第一个词学社团,它是词坛由觉醒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该词社成立于四川成都,活跃于1916至1920年间,先后组织三十余次雅集活动,刊刻《春禅词社词》《花行小集》两部词集,参加人数先后达二十四人,比较着名的有赵熙、邓潜、邓鸿荃、张慎仪、江子愚、林思进等。当时四川频繁的军阀混战并未引起中国词坛其他文人的关注,而锦城词社则从文人角度客观记录了发生在身边的各种动乱,所写作品具有透视普通民众生态、补正史之缺的词史价值。赵熙是锦城词社的重要参与者,其《香宋词》不仅是袁枚性灵说的现代回响,而且真切地反映了清民异代之际遗老耆旧的复杂心声。邓潜受赵熙影响较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亡国经历和乱世处境,其词呈现出寄托幽深、孤悲沉郁的整体风貌。张慎仪和江子愚则从各自角度展示内心的不甘和挣扎,是彼时人心思变的一个缩影。第三,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众多高校及文人迁徙至此,巴蜀成为继南京、上海、京津之后,又一引领潮流的诗词重镇。首先,创作力量和数量都陡然猛增;其次,诗词社团、雅集唱和等群体性文学活动更加活跃;第三,词体社会功能显着增强;第四,描写内容由个性生活转向抗日战争;第五,词作风格由崇尚花间的独抒性灵向豪雄悲壮、沉郁顿挫等多元风貌拓展。此期巴蜀籍词人向迪琮和刘冰研成就十分突出。向词提出师法北宋、情格兼重的创作思路;刘词推崇音律,并强调以词记史。二者是认识民初梦窗风流弊和见证抗战词坛苏辛词风崛起的独特窗口。总而言之,在1874至1949年间,巴蜀经历了从词坛边缘向词坛重镇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以兼具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倡导抒情的性灵本色和立体呈现当地人民复杂心声的三大特质屹立于中国词坛。

郑晓锋^[4]（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张承志^[5]（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孔庆荣^[6]（2019）在《“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随着小说文学地位的提升,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也发生了转型,这一变化的成因、动力、特点及影响尚需作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叙述者”这一功能性人物作为研究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在“叙事干预”视角下研究叙述者主体性在文本中的作用,进而描述文本内部的运行机制。叙述者对文本的操纵被称为“叙事干预”,是叙述主体对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实施的影响,是小说主题建构、文本意义生成以及修辞效果提升的重要手段。叙述者既是叙述的主体,也是“叙事干预”的主体,是开展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的重点,有丰富的学理内涵和外延,有助于研究者进入复杂的文本世界研究小说的形式特征和叙述者主体性的呈现方式,对于小说的组织结构、运行规律和形式美学有较强的解释力。宏观而言,整个文本都是叙述者实施干预后的结果;微观来说,叙述者对叙事视角、叙事交流、叙事结构、程式化特征以及评论性话语等都可以实施操控。叙事文本是叙述者对故事素材实施操控后的一种呈现方式,蕴含着叙述者的叙事动机、修辞意图和伦理立场。本文以清末民初的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叙述者的干预行为为研究重点,聚焦小说的形式特征及变化规律,将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与社会历史语境相勾连,综合考虑小说界革命、出版业发展以及小说翻译活动的影响,避免文本的阐释陷入机械教条的符号分析中。同时,基于“叙事干预”的宏观分析模型和微观分析模型,研究“叙事干预”的对象、干预方式和干预意图特点,具体分析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交流、叙事结构、叙述者评论以及译者干预等方面的特点,分析这一特殊时期小说文本复杂的形式特征。本文主体结构分为第1章、第2-6章、第7章三个单元,分别完成了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背景和转型研究现状的概述、以“叙事干预”透析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的五个向度、借助典例进行主题示范和合理性加强这三项任务,研究发现最终指向“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两个方面的文本特征。研究认为,这两个文本特征既相互对立又有机统一,体现了叙述者主体性的复杂变化以及小说文本在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反映了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渡期状态。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分析小说的形式特点,已经触及小说内部的运行机制和自足性特点,有助于更好的分析小说文本的结构特征。关于“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叙述者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视角变换意识,通过全知视角向限制视角的转变,叙述者从无所不知变为有所不知,突出了人物在文本中的主体意识,实现了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二是改变叙事交流模式,逐步淡化叙述者的说书人痕迹,叙述者和受叙者的程式化交流模式出现了变化,另外丰富了人物话语交流模式,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无引导性对话等话语模式,极大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语义密度和情感传递效果,有助于突出人物在场感、弱化叙述者声音、制造语境压力,较好地实现了叙述者个人身份的隐藏以及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关于“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叙述者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改变叙事结构,叙述者将“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结合,突出叙事结构的时空特点;通过预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形式改变时间结构的因果关系和顺序关系,通过构建人物线和主题线来创设叙事空间;通过缀段式结构和分层叙述实现叙述进程的纵向发展,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建构了典型的叙事结构。二是突出了对“故事”和“话语”的评论,叙述者以评论作为重要的干预手段,对故事情节、故事人物、故事主题以及叙事本身进行评论性干预,凸显了叙述者的价值观倾向、伦理意图和元叙述意识,实现了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三是凸显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是小说翻译过程中再叙事的执行者,译者通过对叙事主题、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叙事语言的“干预”,使翻译小说的叙事模式更加符合译入语文化规范、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形成了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特殊的文本特征,对创作小说的叙事模式带来了明显影响。综上所述,清末民初小说的叙述者对叙述权力既有自我限制,也有自我张扬。整体而言,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是比较突出的,反映了传统小说在这一特殊时期复杂的文本特征。清末民初的小说处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中间地带,期间既有叙事传统逝去的尾声,又融入了现代小说的质素;既有对传统叙事模式的传承、激活、创新,又有对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学习、借鉴、应用。可以这样说,清末民初是中国小说叙事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下,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逐渐式微;翻译小说的叙事技巧激发了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被时间遮蔽的部分,限制叙事、心理叙事、倒叙叙事、自由直接引语等传统小说中非主流的叙事技巧在这一时期被激活,使用频率日趋增高,赋予了传统小说新的生命力;现代思想、法理精神、民主意识等叙事主题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关注的重点。研究清末民初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的表现、成因及发展趋势,有助于丰富中国小说的“叙事诗学”,进一步指导小说的创作实践,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认为,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影响了小说转型的路径、方式和趋势,与中国小说自身传统共同推动了小说叙事模式的发展、变化乃至转型。西方叙事实践让中国叙事诗学的建构和发展有了参照和对比的范式。清末民初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轫阶段,叙事理论的发展和小说的创作实践都呈现出传承与创新共存的过渡期特征,传统小说在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的现代化特征逐步凸显,中国小说叙事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自此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司春鸟^[7]（2019）在《《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儒林外史》和《官场现形记》是中国讽刺小说中的两部佳作,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与近代讽刺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峰。文章通过作家基本概况、人物群像、叙事艺术和讽刺艺术四方面的比较研究,搭建了一个较为全面而客观的比较系统,在系统地比较中揭示了两部小说的特点与创作得失,并力求广泛、深入地阐释这些特点、得失背后的深层原因。两个作家不同的生活时代、家世出身、生活阅历铸就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灵魂与思想,而不同的性格、品质、创作背景与主旨,造成了小说讽刺重心的不同。在时代与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下,两书形成了迥异的讽刺风格,因此在人物分类与人物设置方面也存在差异。在人物性格方面,《儒林外史》的人物性格具有变化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设置同类型人物也注重差异性;而《官场现形记》人物性格具有稳定性与单一性的特点,设置同类型人物时注重共性。除此之外,两书在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人物命名的塑造方法上也存在异同。在叙事艺术方面,《官场现形记》沿袭《儒林外史》的“集锦式结构”,但两者呈现出松散单薄与连贯严密的明显差异。在叙事模式方面,两书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儒林外史》主要采用客观叙事,而《官场现形记》主要采用主观叙事,但是两书常常通过书中人物的观察视角叙事,大大增强了叙事的客观性;两书都以全知叙事为主,但大篇幅运用限制叙事也是对全知叙事的突破。两书主要通过尴尬的场面、戏剧性的转折和不和谐的言行三种情节设置的方法,呈现出绝佳的艺术效果。两书的讽刺语气存在婉曲与直斥之分,语言存在言尽旨远和言尽意止的区别。两书的讽刺内容存在异同,《儒林外史》“意在士林”,而《官场现形记》“意在官场”,但同时也对社会世情进行了批判。两书通过夸张、对比、白描与渲染的讽刺手法,表现出高超的讽刺技巧。就总体而言,《官场现形记》的成就还是稍逊于《儒林外史》。公心讽世的态度、十年磨一剑的苦心孤诣,造就了《儒林外史》的辉煌成就。李伯元虽然继承了《儒林外史》的批判精神,希望通过针砭时弊、揭露丑行等方式,最终达到改良社会现状的目的,但无论是内容的选取、人物的塑造、语言的锤炼等,都显露出较为粗糙的特点。除了时代的动荡、个人的气质等原因对此产生影响外,也与其报章连载的创作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理想读者的定位、创作时间的仓促等有密切的关联。它是古典讽刺艺术迎接近代化挑战所交出的一份总体优秀而瑕瑜互见的答卷。

邹勇^[8]（2019）在《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史实和文学两个角度切入,探讨1898-1919年间新女性与都市的关系,以及新女性的尴尬处境。选择“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这样一个题目,契合新女性产生之大环境——都市,用文学现象映射新女性产生之小语境——男性指导这一内在写实。多角度地对史实和文学中的新女性处境、心理、实践做重新阐释和发现,深入挖掘都市新女性的精神内核,意在浮现一个更贴近现实的新女性群体。本文以小说为本位,将1898-1919年间都市新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新女性作为兼容民族国家诉求和女权诉求,兼容权力谋求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女性群体。大致可以分为女学生、英雌、女小说家、女新闻人。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新女性与都市”,拟对女性社会身份的近代变迁做一个整体的考察,共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传统知识女性的尴尬处境。第二节探讨新女性群体产生的背景,即都市是如何促进新女性群体产生的。随着列强入侵,传统城市被迫走上改良开放的道路,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城市意识。伴随着较快的城市化进程,都市的形体和内涵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并没有在城市学或社会学中形成明显的意识表述。反而是清末民初的小说赋予都市生动的描写,尽情展现都市世界里包括新女性在内的新因素。当然小说建构下的都市景观并非都市实景的复制,而是经过了再造想象,隐藏着多层文化密码。它的特点是将都市中的新旧因素原型化,通过一系列反复出现的人事景来表现时人对都市新人文的心理迹象。小说反映出的心理迹象表现为关注都市空间、隐述乡村空间;聚焦公共空间、窥探私密空间;热衷描写女性空间这三个特征,引起人们对晚清大都市这个特定历史空间下新因素的注意。第二章“男性文人笔下的新女性形象”。共分为三节,第一节探讨新兴的女性群体（女工）的存在意义,并通过小说文本的分析,证明女工作为一个粗俗卑微的新兴的女性群体,并不是男性精英需要的新女性,因而新兴的女性群体不等同于新女性。第二节通过还原女学生的校园生活图景,重点阐述小说中女学生形象的两个极端,即真善美的女学生和沦落的女学生。第三节通过解读报刊、地方志等文献,综述社会舆论视野中的英雌,以及造成英雌陨落的主客观原因。并结合小说文本,重点分析男性写作策略下的英雌群像所呈现出来的特点。第三章“女性小说家对传统的越轨与回归”。通过三节论述以下内容,第一节论“女学生形象的倒退”,即闺秀女学生形象的特点以及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第二节论男性编辑策略下的女小说家,即女小说家是如何被包装的,以及女性创作中对新女性话语的实践及“越轨”书写。第三节论女小说家回归传统以及越轨书写的现实原因,即英雌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赋权。

万千^[9]（2018）在《《绣像小说》杂志及所刊小说研究》文中提出晚清报刊新闻事业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文艺报刊的兴盛。小说杂志作为近代小说发表与传播的新载体,为小说创作与理论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作为“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绣像小说》,所刊载的小说作品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优势,而且拥有图文并茂这一显着特色。本文以《绣像小说》及其所载小说作品和插图作品为研究对象,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对晚清小说杂志的兴起原因与发展状况进行梳理,揭示《绣像小说》杂志的基本面貌,进一步对作者和译者群体的身份特色进行归纳与分析,论述其对杂志产生的影响。第二章主要通过对《绣像小说》的主编李伯元生平交游与报业活动的考察,把握其“传统文人”、“市民报人”、“小说作家”多重身份与思想倾向、创作观念的演进。第三章研究《绣像小说》所刊小说作品,着重分析暴露社会现实、提倡革风易俗、呼吁振兴工商业等三种主题类型,艺术特色方面则是以语言艺术和小说结构两方面作为切入点,并且对杂志的小说评点的功能进行探讨。第四章分析《绣像小说》所刊“绣像”,解读杂志以“绣像”命名的原因,从导读、审美、写实、启蒙四个角度探讨这些插图的功能和特色。第五章着重于杂志的传播与影响方面,对《绣像小说》的相关广告宣传进行整理和研究,探讨《绣像小说》对“小说界革命”的呼应、偏移及其影响。

李军锋^[10]（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二、鲁迅、胡适对李伯元人格与创作的误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鲁迅、胡适对李伯元人格与创作的误解（论文提纲范文）

（1）《官场现形记》中绰号创作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陆澹安俗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6）“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绣像小说》杂志及所刊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鲁迅、胡适对李伯元人格与创作的误解（论文参考文献）

• [1]《官场现形记》中绰号创作若干问题研究[J]. 张勇泉. 今古文创, 2022(05)
• [2]陆澹安俗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D]. 蔡敏.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D]. 丛海霞. 吉林大学, 2020(01)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5]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6]“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D]. 孔庆荣.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7]《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的比较研究[D]. 司春鸟. 河北大学, 2019(08)
• [8]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D]. 邹勇.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9]《绣像小说》杂志及所刊小说研究[D]. 万千. 暨南大学, 2018(01)
• [10]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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