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气候异常为历史罕见（论文文献综述）
江晓菲[1]（2021）在《中国东部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未来风险预估及其对用电量的影响》文中提出本文利用CN05.1高分辨率观测数据以及参与第五次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5）的全球气候模式,对2013年中国中东部地区极端高温事件进行了归因、未来风险预估,并研究了高温对用电量的影响。首先使用不同辐射强迫下的历史模拟试验,对历史时期极端高温变化进行归因,量化人类活动对极端高温发生概率的影响。同时利用分位数映射的偏差订正方法对CMIP5未来预估时期的数据进行订正,在此基础上,预估2013年的极端高温事件在1.5℃和2℃升温下的风险,给出历史时期20年,50年和100年一遇极端高温的发生风险。最后,研究了1995-2017年中国不同省份极端高温日数、极端高温强度和用电量之间的关系,并预估了中国东部不同升温条件下极端高温指数变化时用电量的变化。结果显示:1)2013年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极端高温事件创造了新的记录,东部地区的大多数极端高温日数都超过25天,同时极端高温强度超过35℃。在自然强迫下,平均每20年中发生一次的极端高温日数（强度）,在全强迫下变为每2年（8年）就发生一次,10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的日数（强度）在全强迫下将变为5年（30年）一遇,100年一遇的年最高温度将变为33年一遇。不同重现期（20年,50年和10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日数的风险变化均能够归因于人类活动。2)未来升温1.5℃（2℃）下,2013年极端高温日数和强度的风险将分别增加5.6倍（12.6倍）和3.0倍（6.1倍）,将全球增温控制到1.5℃相对于2.0℃,可以使极端高温日数和强度的发生风险降低将近一半。未来发生风险的概率与极端高温的极端程度有关,极端高温越极端,其在未来发生的风险就越大,极端高温日数发生的风险大于极端高温强度的风险。历史时期20年（10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日数在未来增温1.5℃下将会变为4年（15年）一遇,在增温2℃下变为2年（6年）一遇。3)半度升温对用电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国东部地区20年一遇极端高温日数出现时,增温2℃下的年用电量比增温1.5℃时多约502亿千瓦时。用电量受升温背景影响,升温越高用电量越大,相同气候态下,极端高温日数对用电量的影响强于极端高温强度。
钱卓蕾,罗玲,马洁华,钱月平,娄小芬[2]（2020）在《2018/2019年冬季浙江罕见持续阴雨天气的环流异常与海温强迫》文中指出利用NCEP/NCAR全球再分析资料、地面观测资料和自动站降水资料,分析了2018/2019年冬季浙江罕见连续阴雨寡照天气过程中冬季风环流和南支槽等环流异常,并从西风带波动、海温强迫等方面研究了局地环流异常的成因。结果表明:2018/2019年冬季连阴雨事件中雨日、日照破历史记录,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主要的环流异常为西北太平洋异常反气旋（WNPAC）明显偏北,同时阿留申低压和西伯利亚高压亦偏北,东亚地区40°N以南有强的偏南风异常,冬季风偏弱;南支槽较常年偏强,保证了浙江上空有持续的水汽和扰动输送。对流层中层存在沿欧洲向东亚—西太平洋传播的波动能量,波能在东亚地区一直向南传播至20°N以南,可能导致WNPAC明显北抬和南支槽加强。ENSO是WNPAC的重要强迫源,ENSO暖位相使得海洋性大陆出现异常对流冷却,而浙江上空对流加强,ENSO对南支槽活动强度亦有明显的制约作用。中国近海海温偏高是WNPAC和阿留申低压明显偏北的重要影响因素。2018/2019年冬季局地环流异常可能由ENSO和中国近海海温协同强迫所致。
郑开雄[3]（2018）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研究 ——以厦门为例》文中提出气候变化与城镇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与发展,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城市作为复杂动态系统由多种因素构成,而作为城市“第一资源”的城市空间是人居环境和人类活动的载体,其结构影响气候变化和城市发展。滨海城市作为人口密集、海陆交界地区,气候变化与快速城镇化叠加,城市空间结构剧烈变迁,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气象灾害频发,城市气候承载加剧,既有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无法应对,如何从技术与方法上认知空间、解析空间、评测空间及优化空间,适应气候变化,是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科学发展动向,针对我国滨海城市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气候变化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胁迫、风险与影响,城市空间结构亟待转型优化而又缺乏科学制定方法和适应、有效的应用模式,本文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以城市空间结构为对象,基于GIS、DPSIR、灰关联熵法、状态空间法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从外力适应、内力适应和综合适应层面,研究基于风险管控、气候承载和复杂适应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优化的技术与方法,以厦门为案例城市,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研究。（1）首先研究“什么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适应?”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适应理论方法和概念模型研究。本文基于DPSIR,提出了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测度——城市气候承载力概念（UCCC）,并阐释其内涵、价值、特征,构建了城市气候承载力结构模型,,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概念模型（USSCACM）,提出结构输入要素:胁迫、风险、影响和模式输出要素:风险管控、气候承载和复杂适应,进而设计构建了概念模型的5个主要模块内容和相关方法技术体系:情景模块（事实与趋势）、关系模块（胁迫、风险与影响）、管控模块（外力适应）、承载模块（内力适应）和适应模块（综合适应）。（2）然后研究“为什么要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研究?”进行滨海城市气候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变情景与关系研究。基于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系统耦合理论,对我国滨海城市气候变化和空间结构演变进行历史回顾性分析,采用线性趋势估计法、Mann-Kendall突变检验法,揭示滨海城市近50年气候变化事实与特征,情景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定性识别滨海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辨析提出滨海城市空间结构与气候变化的胁迫、风险与影响,并以厦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3）继而研究“如何评测气象灾害风险与空间区划?”进行外力适应——滨海城市气象灾害风险评测与空间区划研究。基于风险指数法、层次分析法、加权综合评分法、专家评估法,提出滨海城市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方法,构建气象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界定气象灾害风险分级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基于GIS进行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编制城市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图（UMDR Map）,判定气象灾害风险等级和差异性空间分布状态,从而确定基于风险管控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优化的热点区域,并以厦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4）接着研究“如何评测城市气候承载力与空间分布?”进行内力适应——滨海城市气候承载力评测与空间分布研究。基于DPSIR、灰关联熵法、状态空间法,提出滨海城市气候承载力评测技术与方法,构建城市气候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界定城市空间气候承载状态分级判定标准与值域范围。在此基础上,基于GIS进行城市气候承载力空间分布分析,编制城市气候承载分布图（UCC Map）,判定气候承载状态等级和差异性空间分布状态,从而确定基于气候承载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优化的热点区域,并以厦门为例进行实证研究。（5）最后研究“如何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适应优化?”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研究。在前文研究基础上,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和GIS,针对滨海城市气候变化与空间胁迫、风险与影响,依据滨海城市气象灾害风险评测与空间区划、滨海城市气候承载力评测与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结果,基于风险管控、气候承载、气候适应3个层面,构建城市空间结构气候适应性单元模型,并以此为模块进行复杂适应性内部组织、外部组织和系统组织,构建社区级、片区级、城市级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韧性、均衡、网络化的空间结构适应模式。并以厦门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基于GIS叠合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图（UMDR Map）与城市气候承载分布图（UCC Map）,编制城市空间气候地图（USC Map）,提出城市空间结构适应优化建议,并基于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情景分析,提出减缓、适应、韧性规划策略。
王谷[4]（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研究表明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陈晓,姜玉英,孟正平,陈阔,康爱国,李春民,翟保平[5]（2016）在《极端气候成为我国草地螟暴发周期终结的重要因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草地螟Loxostege sticticalis L.具有间歇性猖獗的特点。本研究旨在揭示我国草地螟第2和3个暴发周期结束的原因,以加深对草地螟间歇性猖獗机理的认识。【方法】利用轨迹分析方法,分析1983和2009年草地螟成虫的迁飞动态;通过计算气温距平、降雨量距平百分率,探索影响种群波动的气候背景;利用月平均再分析资料,分析异常气候条件的大气环流背景。【结果】1983年6月我国东北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出现极端低温多雨天气,而我国华北北部出现严重的干旱,引发了大范围的草地螟种群崩溃事件。1983年秋季,集中越冬区仅局限在山西北部的高海拔地区。山西北部天敌寄生率在1984年春天达到较高的水平,进一步压低了草地螟种群的数量,导致第2个发生周期的结束。2009年6月东北亚地区出现了与1983年6月类似的极端恶劣气候,致使我国东北、华北以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再次出现大范围的草地螟种群崩溃事件,直接导致第3个周期的结束。大气环流异常是这两次极端气候事件的直接原因。【结论】极端气候事件已成为我国草地螟发生周期结束的重要因素。鉴于极端气候的出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草地螟发生周期的结束目前尚难以实现长期预测。
张涛[6]（2015）在《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文中提出疫灾是与人类相伴始终的顶级自然灾害之一。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疫灾流行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为当前传染病防控提供历史参考,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本文以明代疫灾史料、气候变迁数据和自然灾害史料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机理。明代疫灾,在王朝分布上,崇祯朝的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万历朝和嘉靖朝,灾情最轻的为建文和洪熙朝；在季节分布上,春季和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秋季是疫灾多发季节,冬季疫灾最少；在趋势周期上,整体呈上升趋势,每隔十年疫灾县数约增加9.5个,存在100年和50年两种尺度的波动周期,在100年尺度周期下,经历了约5个“轻-重”转换周期,在50年尺度周期下,经历了约8个“轻-重”转换周期；在省域分布上,明代疫灾呈现自东北向西南递减的总体趋势,疫灾较严重省份主要位于东北部地区,包括南直隶、北直隶、浙江等省,位于西南部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疫灾普遍较轻；在县域分布上,共有1009个县有疫灾发生,其中疫灾频度最高的为南直隶吴县,达到8.3%,其次为北直隶大兴和宛平县,均为7.94%,有542个县无疫灾发生,疫灾频度为0；在冷热点分布上,疫灾热点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三个区域,冷点主要分布在西南部三个区域；明代共有10个特大疫灾年份,可以归纳为5个特大疫灾过程。明代全国气候冷暖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比较接近,呈显着负相关关系,气候温暖阶段疫灾县数显着减少,寒冷阶段则显着增加。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1.456x-0.577,全国温度距平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1.456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23%的疫灾县数变化。在区域尺度上,华北地区气温与本区疫灾变化趋势相反,二者间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631x,温度距平值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0.631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39.6%的疫灾变化；华东地区气温与本区疫灾变化趋势相反,呈低度负相关关系,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二者间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9 x-0.001,温度距平值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0.429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15.4%的疫灾变化；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气温与各自区域疫灾变化趋势均相反,均呈微弱负相关关系,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东部地区干湿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较为接近,二者间呈低度负相关关系,但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气候的干湿变化对疫灾轻重的影响不显着。在东部各区域上,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干湿变迁与疫灾变化均为微弱负相关关系,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江南地区干湿变迁与疫灾变化为低度负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疫灾与水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39。具体来说,二者增长趋势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波动周期性在总体上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13,疫灾与水灾灾情均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疫灾中心基本与水灾中心重合。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1x-20.961,十年水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421个,十年水灾县数可以解释33.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旱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61,疫灾较重时旱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一致性,均呈上升趋势,相关系数为0.998,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在周期分布上也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44。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57,即疫灾较重的区域旱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疫灾中心与旱灾中心基本重合。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546x-18.230,十年旱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546个,十年旱灾县数可以解释74.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蝗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81,疫灾较重时蝗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一致性,相关系数为1,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相关关系,在周期分布上也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541。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55,即疫灾较重的区域蝗灾也相对较为严重,反之亦然,东北部地区蝗灾较严重的地区疫灾也较为严重,西部及南部地区疫灾和蝗灾都较轻。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705x+10.724,十年蝗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705个,十年蝗灾县数可以解释46.4%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震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43,震灾较重时疫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在周期分布上不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的低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0,疫灾与震灾同时都较严重的地区包括北直隶北部京师地区、山西省中部太原府地区、南直隶东部应天府地区及陕西省西南部西安府地区等。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383x+6.354,十年震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383个,十年震灾县数可以解释29%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疫灾的环境机理可以理解为影响疫灾的环境要素、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理。气候冷暖变迁、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5种要素是对明代疫灾变化具有影响的主要自然环境要素。5种环境要素对疫灾变化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旱灾（74.1%）>蝗灾（46.4%）>水灾（33.1%）>震灾（29%）>气候冷暖变迁（23%）”。环境要素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从本质上是通过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三个环节施加影响而体现的,如果多种灾害同时叠加发生,就会造成严重疫灾。
郑璟,伍红雨,王兵[7]（2014）在《2013年广东省气候综述及气候异常成因分析》文中提出2013年全省平均气温21.9℃,与常年持平,全省年平均降水量2 124.5 mm,较常年偏多18.7%。年内气温变化起伏大,2、3月气温显着偏高,4、7、12月显着偏低;各月降水量分布异常,1、2、10月降水显着偏少,8、11、12月降水显着偏多。2013年3月28日全省开汛,较常年偏早9 d,春季我省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汛期强降水多,影响大;年内共9个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省,其中3个登陆我省,造成的灾损程度为近20年最重;总体而言,2013年广东省气象灾害异常严重,气候影响综合评价为较差年景。大气环流异常和海温变化是影响2013年广东气候异常的主要原因。
陈晓,刘万才,朱建生,张孝羲,翟保平[8]（2013）在《2003年我国稻纵卷叶螟特大发生的气候背景》文中指出2003年稻纵卷叶螟Cnaphalocrocis medinalis Guenée在我国特大暴发,给水稻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为了揭示大发生种群形成的原因,本文对2003年稻纵卷叶螟种群动态和气候背景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气候异常是2003年稻纵卷叶螟特大发生的主要原因。（1）2月越南北方、华南南部气温异常偏高,导致成虫始见期为历史最早年份,初始虫源量成倍增长。（2）7月份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偏西,导致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高温干旱,促使江西、湖南早、中稻上的稻纵卷叶螟大规模北迁至长江中下游单季晚稻区。（3）8月份下旬—9月上旬,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撤较常年明显偏迟,高压区长时间控制我国华东地区,形成了秋季高温、季风转换推迟的现象,导致江淮地区六（4）代成虫未能回迁,而是滞留在当地,比常年多发生了一个世代。
张轩[9]（2013）在《《黄帝内经》干支运气理论与北京地区疫病发生相关性研究》文中提出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学气象和疾病相关的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运气理论认为疾病与五运六气存在密切关联,并以“运气—气象—疾病”两两相关的模式阐释了运气变化与疫病发生的相关性。本研究通过总结、探讨运气与疾病相关性的理论内容,并以北京地区三十五年的气象数据和疫病数据为素材,运用多种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对二者关联性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数据描述。1研究目的探讨干支运气与北京地区部分疫病流行的相关性,从中挖掘规律,验证运气理论预测疫病流行的科学性及可行性。探讨异常气候年份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印证“三年化疫”理论,应用该理论建立疫病的预测模型。2研究内容与方法资料来源：北京市气象台提供的1970年-2004年逐日平均气温、风速、降水量、相对湿度、水汽压五个基本气象因子数据；以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同期35年记录存档的北京地区各类传染病的年度和逐月发病资料。疫病选择：本论文选择9种数据资料较全的传染病作为研究对象,即肝炎、痢疾、伤寒副伤寒、麻疹、流行性乙型脑炎（以下简称乙脑）、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下简称流脑）、猩红热、疟疾。数据库的建立：建立北京地区1970年-2004年35年间各气象因子的六气时段平均值（六气划分以立春为起始点）数据库；以及同期北京地区35年间的疫病数据库,包括年发病数、死亡数、年发病率、死亡率、病死率、月发病数以及六气时段发病数（六气划分以立春为起始点）。疫病高发的统计标准：由于传染病发病从90年代开始呈整体下降趋势,故将35年数据划分为两大组,以便更准确地统计传染病高发年份。其中70年代-80年代为一组,90年代以后为一组,即：组1为1970年-1989年,共20年,高于20年某时段平均值的年份即为同期时段的高发年；组2为1990年-2004年,共15年,高于15年某时段平均值的年份即为同期时段的高发年。五运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从35年中分别提取阳干（岁运太过）的年份以及阴干（岁运不及）的年份,统计不同岁运特点下各年份的高发疫病情况,观察岁运的太过、不及与疫病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太过组和不及组进行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统计学检验,观察有无差异。六气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将1970年-2003年共34年按照六气司天的不同进行归类,分为六组。依据运气理论关于不同司天年份,疫病高发于不同六气时段的论述,逐年进行统计,得出各组的疫病高发的理论符合率以及不同司天年份下多发的疫病,进一步利用相关和回归的统计方法分析其中的关联性。运气相合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依据运气相合理论在35年中分别提取天符年、太乙天符年、同天符年、岁会年、同岁会年、小逆年、不和年、天刑年、顺化年、平气年,通过不同的分组,比较各疫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情况,采用多个独立样本或两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统计检验各组间差异,验证运气理论的相关论述。三年化疫与疫病流行的相关性：通过对35年干支运气与实际气候的比较得出异常气候年份,根据“三年化疫”理论,对各病发病情况与三年前的异常气候进行吻合度评价,采用相关和回归的统计学方法挖掘其间的关联性,并进一步用BP人工神经网络建立“三年化疫”的疫病预测模型。3研究结果在五运之中,疫病高发出现最多的是在水运。从各运太过、不及的角度看,在火运、水运不及之年多有疫病高发；在木运、土运、金运的太过之年多有疫病高发。而与岁运关联性较为明显的疫病有乙脑和麻疹。其中,乙脑的高发在火运太过、金运太过和水运不及之年；麻疹的高发在火运不及和土运太过之年。将9种疫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分别进行岁运太过与岁运不及的两组统计学比较,结果均为P>0.05,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六气之中,太阳寒水司天之年初之气的猩红热发病与初之气的降水量、相对湿度、水汽压密切相关。少阳相火司天之年初之气的猩红热发病与初之气的气温密切相关；初之气的流脑发病与初之气的气温、风速密切相关。太阴湿土司天之年二之气的麻疹发病与二之气的风速密切相关；二之气的疟疾发病与二之气的气温、风速密切相关。而在厥阴风木司天、少阴君火司天和阳明燥金司天的年份,其疫病高发时段的气象因子与高发疫病均无显着相关性。在运气相合各组的统计结果中,疫病发病率在天符、太乙天符、同天符组较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有三种疫病,即伤寒副伤寒、乙脑、疟疾；疫病死亡率在天符、太乙天符、同天符组较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有三种疫病,即肝炎、麻疹、乙脑。其中,乙脑的发病及死亡情况与天符、太乙天符、同天符之年关系密切。在1970年-2004年35年中,实际气候与干支气候完全相符的有7年,其余年份均可视为异常气候年,其原因多与岁运异常及上一年的司天或在泉不退位有关。运用五行归类法评价异常气候年与三年后疫病发病的吻合度,发现除乙脑外,其余各病的吻合率均高于6096。其中,辛年与三年后的疫病吻合度最高,戊癸年其次。运用相关分析的统计学方法研究疫病发病与三年前及两年前气象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发现疫病发病与气温、风速、相对湿度密切相关。运用多元逐步回归的统计学方法分别建立9种疫病“三年化疫”及“两年化疫”的线性模型,发现拟合效果R2>0.5的疫病有：乙脑、痢疾、伤寒副伤寒、麻疹、百日咳。进一步运用BP人工神经网络,从“三年化疫”角度建立五种疫病的气象预警模型,模型均建立成功。4结论本研究发现北京地区部分疫病的流行与干支运气、气象变化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而且可以从中医运气“三年化疫”的角度建立预测疫病发病的气象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干支运气影响疫病发生的客观性,凸显了运气理论在预测疫病发病时间方面的特色理论优势,并为北京地区传染病的防控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益的参考。但研究仍需在扩大样本量,深化研究层次,调控影响传染病的非自然因素等方面不断完善,以期获得更为精确的结论。
陈岭[10]（2012）在《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对灾荒食人现象的研究还十分缺乏,学术界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对这个现象的调查和分析,使“食人”成为极度敏感的领域,并在认识上面临种种困惑,无法应对外界的挑战。事实上,食人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近代西方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已经从各自的领域出发,考察和论证了这一现象在人类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灾荒时期“人相食”的现象不仅吞噬着人性,而且冲溃了伦理道德的防线,给灾民以及国家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灾荒食人是灾荒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为中心,同时用正史实录、档案文集、日记小说以及碑刻报刊等史料辅助补充,做出比较精确的《明清灾荒食人年表》。力图在统计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现象做一个比较全面具体的描述。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总论和个案相映衬的方法从不同的侧面来对明清灾荒食人现象做了详细的考察。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出现灾荒食人现象记载达1692县次。时间分布来看,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明朝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远大于清朝。空间分布来看,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的南北区域差异异常明显,北方五省占了全国总数的73.93%。历史上出现灾荒食人的最高峰是在崇祯年间,1640年和1641年的灾荒食人县数都过百,分别是237和136县次,为历史之最。同时,论文对明清发生大面积灾荒食人的年份如成化末年山陕特大旱灾、万历二十一年河南特大水灾、万历末年山东特大旱灾、康熙四十二年山东水灾以及光绪晋陕“丁戊奇荒”进行单独叙述,尝试通过各种灾像的记载,一起走入当时的历史现场,管窥灾荒时期的个人体验。最后,笔者采用个案分析的形式,对明末灾荒及食人现象做个案研究。
二、2001年气候异常为历史罕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气候异常为历史罕见（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东部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未来风险预估及其对用电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问题的提出 |
| 1.4.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资料和方法 |
| 2.1 资料 |
| 2.2 数据处理 |
| 第三章 中国东部极端高温的人类活动归因 |
| 3.1 引言 |
| 3.2 2013 年我国东部极端温度特征 |
| 3.3 历史时期不同强迫下中国东部极端高温的归因 |
| 3.4 历史时期不同强迫下中国东部极端高温风险变化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不同增温阈值下中国东部极端高温风险预估 |
| 4.1.引言 |
| 4.2.CMIP5 极端高温模拟的偏差订正 |
| 4.3.增温1.5℃、2℃下2013年中国东部极端高温变化的预估 |
| 4.4.增温1.5℃、2℃下中国东部极端高温的风险变化 |
| 4.5.小结 |
| 第五章 极端高温对用电量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历史时期中国区域极端高温指数与用电量相关性 |
| 5.3 不同升温背景下中国东部极端高温指数对用电量的影响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
| 6.1 全文总结 |
| 6.2 创新与特色 |
| 6.3 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参考文献 |
（2）2018/2019年冬季浙江罕见持续阴雨天气的环流异常与海温强迫（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2018/2019年冬季连阴雨事件特征 |
| 3 与连阴雨相联系的局地环流异常 |
| 3.1 东亚冬季风环流 |
| 3.2 南支槽活动和水汽输送 |
| 4 局地环流异常的成因分析 |
| 4.1 西风带波能传播作用 |
| 4.2 海温强迫作用 |
| 4.2.1 ENSO的驱动作用 |
| 4.2.2 ENSO与南支槽 |
| 4.2.3 中国近海海温对局地环流的制约作用 |
| 5 结论 |
（3）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研究 ——以厦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全球背景 |
| 1.1.2 适应城镇化与转型发展的经济背景 |
| 1.1.3 调节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背景 |
| 1.1.4 建立城市防灾减灾措施的社会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概念界定与范畴 |
| 1.3.1 应对气候变化 |
| 1.3.2 城市空间结构 |
| 1.3.3 适应 |
| 1.3.4 研究范畴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小结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气候变化问题发展历程 |
| 2.1.1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发展历程 |
| 2.1.2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战略 |
| 2.2 城市气候变化事实相关研究 |
| 2.2.1 城市气候变化特征研究 |
| 2.2.2 城市气候变化影响研究 |
| 2.3 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研究 |
| 2.3.1 减缓气候变化研究 |
| 2.3.2 应对极端气候研究 |
| 2.3.3 适应气候变化研究 |
| 2.4 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研究 |
| 2.4.1 城市空间结构与气候变化关系研究 |
| 2.4.2 城市空间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研究 |
| 2.4.3 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气候变化规划研究 |
| 2.5 小结 |
| 2.5.1 综合评价 |
| 2.5.2 研究展望 |
| 第3章 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适应理论方法与概念模型 |
| 3.1 理论方法基础 |
| 3.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1.2 系统耦合理论 |
| 3.1.3 状态空间理论 |
| 3.1.4 复杂系统理论 |
| 3.2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核心测度 |
| 3.2.1 城市气候承载力概念提出 |
| 3.2.2 城市气候承载力概念内涵 |
| 3.2.3 城市气候承载力概念意义 |
| 3.2.4 城市气候承载力系统特征 |
| 3.2.5 城市气候承载力结构模型 |
| 3.3 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概念模型 |
| 3.3.1 模型构建原则 |
| 3.3.2 概念模型构建 |
| 3.3.3 概念模型结构输入要素 |
| 3.3.4 概念模型模式输出要素 |
| 3.4 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块设计 |
| 3.4.1 情景模块:滨海城市气候变化事实和情景预测模块 |
| 3.4.2 关系模块:滨海城市气候变化与空间结构关系模块 |
| 3.4.3 管控模块:滨海城市气象灾害风险评测与空间区划模块 |
| 3.4.4 承载模块:滨海城市气候承载力评测与空间区划模块 |
| 3.4.5 适应模块: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模块 |
| 3.5 小结 |
| 第4章 滨海城市气候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变情景与关系 |
| 4.1 滨海城市气候变化区域背景 |
| 4.1.1 滨海城市区域概况 |
| 4.1.2 滨海城市气候变化背景 |
| 4.2 滨海城市气候变化情景与趋势 |
| 4.2.1 滨海城市近50年气候变化特征 |
| 4.2.2 滨海城市气候变化问题 |
| 4.3 滨海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
| 4.3.1 海陆空间增长,外部形态变迁 |
| 4.3.2 功能向海转移,内部结构重组 |
| 4.4 滨海城市空间结构与气候变化胁迫 |
| 4.4.1 填海造地围海化,城市热岛效应 |
| 4.4.2 功能布局割裂化,城市雨岛效应 |
| 4.4.3 内部空间工程化,城市干岛效应 |
| 4.4.4 形态延展临海化,复合灾害效应 |
| 4.5 气候变化对滨海城市空间发展风险 |
| 4.5.1 气候变化加剧,滨海城市脆弱性凸显 |
| 4.5.2 海平面持续上升,滨海城市威胁加剧 |
| 4.5.3 气象灾害威胁,滨海城市安全危机 |
| 4.5.4 海洋灾害频发,滨海海岸侵蚀加速 |
| 4.5.5 气候环境恶化,滨海系统运行失衡 |
| 4.6 滨海城市空间结构与气候变化影响 |
| 4.7 实证研究:厦门气候变化与空间结构演变情景与关系 |
| 4.7.1 厦门区域概况 |
| 4.7.2 厦门近60年气候变化特征 |
| 4.7.3 厦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
| 4.7.4 厦门气候变化与空间结构胁迫与影响 |
| 4.8 小结 |
| 第5章 外力适应—滨海城市气象灾害风险评测与空间区划 |
| 5.1 我国滨海城市气象灾害风险特征 |
| 5.1.1 台风灾害 |
| 5.1.2 风暴潮灾害 |
| 5.1.3 暴雨洪涝灾害 |
| 5.1.4 海平面上升 |
| 5.2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方法 |
| 5.2.1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内涵 |
| 5.2.2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原则 |
| 5.2.3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数据与方法 |
| 5.2.4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的技术流程 |
| 5.3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模型构建 |
| 5.3.1 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指标体系 |
| 5.3.2 分灾种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模型构建 |
| 5.3.3 综合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研究:厦门气象灾害风险区划 |
| 5.4.1 台风灾害风险区划 |
| 5.4.2 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区划 |
| 5.4.3 大风灾害风险区划 |
| 5.4.4 低温灾害风险区划 |
| 5.4.5 高温灾害风险区划 |
| 5.4.6 气象干旱灾害风险区划 |
| 5.4.7 雷电灾害风险区划 |
| 5.4.8 大雾灾害风险区划 |
| 5.4.9 地质灾害风险区划 |
| 5.5 小结 |
| 第6章 内力适应—滨海城市气候承载力评测与空间分布 |
| 6.1 滨海城市气候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评价指标的选取 |
| 6.1.3 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框架 |
| 6.2 滨海城市气候承载力评价模型构建 |
| 6.2.1 状态空间法的基本原理与构建 |
| 6.2.2 指标归类标准化与赋权 |
| 6.2.3 城市气候承载力理论模型 |
| 6.2.4 基于状态空间法的城市气候承载评价模型 |
| 6.2.5 城市气候承载状态分级判定 |
| 6.3 实证研究:厦门城市气候承载力评测与空间分布 |
| 6.3.1 研究区域范围的界定 |
| 6.3.2 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的获取 |
| 6.3.3 厦门城市气候承载力理想状态确定 |
| 6.3.4 厦门城市气候承载力评价 |
| 6.3.5 厦门城市气候承载力空间分布 |
| 6.3.6 厦门城市空间适应优化的热点地区确定 |
| 6.4 小结 |
| 第7章 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 |
| 7.1 城市空间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与原则 |
| 7.1.1 城市空间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
| 7.1.2 城市空间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 |
| 7.2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的城市空间气候系统分析 |
| 7.2.1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 |
| 7.2.2 城市系统复杂适应性分析 |
| 7.2.3 城市空间系统复杂适应性分析 |
| 7.2.4 城市空间气候系统复杂适应性分析 |
| 7.3 滨海城市空间结构气候适应模型 |
| 7.3.1 滨海城市空间结构气候适应模型构成 |
| 7.3.2 滨海城市空间结构气候适应模型需求 |
| 7.3.3 滨海城市空间结构气候适应模型建构 |
| 7.3.4 滨海城市空间结构气候适应模型组织策略 |
| 7.4 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 |
| 7.5 实证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厦门城市空间结构适应优化 |
| 7.5.1 厦门城市空间气候适应区划判定 |
| 7.5.2 厦门城市空间结构适应优化需求分析 |
| 7.5.3 厦门城市空间结构适应优化建议 |
| 7.6 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讨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创新 |
| 8.3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与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郧阳地区的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一、地形与气候 |
| 二、水系与土壤 |
| 三、植物与动物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一、郧阳地区行政建置制沿革 |
| 二、郧阳地区的移民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郧阳地区人口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人口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人口政策 |
| 二、清代人口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人口政策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一、明代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二、人口构成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人口发展 |
| 一、清代前期郧阳地区人口恢复 |
| 二、清代后期郧阳地区人口增长 |
| 三、清代郧阳地区人口构成 |
| 第四节 人口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
| 一、明清人口变化趋势 |
| 二、人口变化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郧阳地区农业开发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土地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土地垦荒政策 |
| 二、清代土地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土地开发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农业生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种植新趋势 |
| 第四节 农业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 一、森林资源衰减 |
| 二、水土流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思想与保护个案 |
| 第一节 明清环境思想 |
| 一、明清士大夫环境思想 |
| 二、明清郧阳地区官员的环境思想 |
| 三、郧阳地区民俗文化中的环境思想 |
| 第二节 明清环境保护与个案 |
| 一、清代官方环境保护 |
| 二、明清郧阳地区环保个案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极端气候成为我国草地螟暴发周期终结的重要因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 |
| 1.2 轨迹分析 |
| 1.3 气候背景分析 |
| 2 结果 |
| 2.1 1983-1984年种群回落过程分析 |
| 2.1.1 1982年秋草地螟越冬基数: |
| 2.1.2 1983年草地螟一代幼虫发生动态: |
| 2.1.3 1983年6月极端气候事件的环流背景: |
| 2.1.4 1983年草地螟二代幼虫发生动态: |
| 2.1.5 1984年春华北越冬种群动态: |
| 2.2 2009年种群回落过程分析 |
| 2.2.1 2008年秋季越冬基数: |
| 2.2.2 2009年草地螟一代幼虫发生动态: |
| 2.2.3 2009年6月极端气候事件的环流背景: |
| 2.2.4 2009年草地螟二代幼虫发生动态: |
| 2.2.5 草地螟越冬基数: |
| 2.3松嫩平原西部6月低温与草地螟种群崩溃事件的关系 |
| 3 结论与讨论 |
（6）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资料来源和概念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资料处理 |
| 1.4.3 概念界定 |
|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欧洲历史疫灾的研究 |
| 2.1.2 日本美洲历史疫灾研究 |
| 2.1.3 中国历史疫灾的研究 |
| 2.1.4 疫灾历史影响的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明代疫灾史料整理 |
| 2.2.2 明代疫灾时空分布 |
| 2.2.3 明代疫灾环境机理 |
| 2.2.4 明代疫灾病种研究 |
| 2.2.5 明代疫灾图集编制 |
| 2.3 研究现状述评 |
| 3 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 |
| 3.1 明代疫灾史料及年表 |
| 3.1.1 明代疫灾史料的收集 |
| 3.1.2 明代疫灾年表的编制 |
| 3.1.3 明代疫灾等级的划分 |
| 3.2 明前期疫灾时空分布 |
| 3.2.1 明前期疫灾时间分布 |
| 3.2.2 明前期疫灾空间分布 |
| 3.3 明中期疫灾时空分布 |
| 3.3.1 明中期疫灾时间分布 |
| 3.3.2 明中期疫灾空间分布 |
| 3.4 明后期疫灾时空分布 |
| 3.4.1 明后期疫灾时间分布 |
| 3.4.2 明后期疫灾空间分布 |
| 3.5 明代疫灾总体时空分布 |
| 3.5.1 时间分布 |
| 3.5.2 空间分布 |
| 3.6 明代的特大疫灾过程 |
| 3.6.1 明代特大疫灾年份 |
| 3.6.2 明代特大疫灾过程 |
| 3.7 本章小结 |
| 4 明代疫灾与气候变迁 |
| 4.1 明代气候变迁研究及主要结论 |
| 4.1.1 冷暖变迁研究及主要结论 |
| 4.1.2 干湿变迁研究及主要结论 |
| 4.2 明代疫灾与气候冷暖变迁 |
| 4.2.1 全国尺度分析 |
| 4.2.2 区域尺度分析 |
| 4.3 明代疫灾与气候干湿变迁 |
| 4.3.1 东部整体分析 |
| 4.3.2 东部分区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明代疫灾与自然灾害 |
| 5.1 明代自然灾害站点 |
| 5.1.1 建立明代自然灾害站点的依据 |
| 5.1.2 明代自然灾害站点选择原则 |
| 5.1.3 明代自然灾害站点空间分布 |
| 5.1.4 明代自然灾害站点灾情指标 |
| 5.2 明代疫灾与水灾 |
| 5.2.1 明代水灾时空分布概况 |
| 5.2.2 明代疫灾与水灾的时间耦合 |
| 5.2.3 明代疫灾与水灾的空间耦合 |
| 5.2.4 明代疫灾与水灾的回归分析 |
| 5.3 明代疫灾与旱灾 |
| 5.3.1 明代旱灾时空分布概况 |
| 5.3.2 明代疫灾与旱灾的时间耦合 |
| 5.3.3 明代疫灾与旱灾的空间耦合 |
| 5.3.4 明代疫灾与旱灾的回归分析 |
| 5.4 明代疫灾与蝗灾 |
| 5.4.1 明代蝗灾时空分布概况 |
| 5.4.2 明代疫灾与蝗灾的时间耦合 |
| 5.4.3 明代疫灾与蝗灾的空间耦合 |
| 5.4.4 明代疫灾与蝗灾的回归分析 |
| 5.5 明代疫灾与震灾 |
| 5.5.1 明代震灾时空分布概况 |
| 5.5.2 明代疫灾与震灾的时间耦合 |
| 5.5.3 明代疫灾与震灾的空间耦合 |
| 5.5.4 明代疫灾与震灾的回归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明代疫灾的环境机理 |
| 6.1 影响疫灾的环境要素 |
| 6.2 环境要素的影响程度 |
| 6.3 环境要素的作用机理 |
| 6.3.1 气候冷暖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 |
| 6.3.2 水灾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 |
| 6.3.3 旱灾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 |
| 6.3.4 蝗灾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 |
| 6.3.5 震灾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当今的启示 |
| 7.3 可能的创新点 |
| 7.4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1 外文文献 |
| 2 中文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明前期县域疫灾分布统计表 |
| 附表2 明中期县域疫灾分布统计表 |
| 附表3 明后期县域疫灾分布统计表 |
| 附表4 明代灾害站点水灾年份及年数统计表 |
| 附表5 明代灾害站点旱灾年份及年数统计表 |
| 附表6 明代灾害站点惶巧年份及年数统计表 |
| 附表7 明代灾害站点震灾年份及年数统计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2013年广东省气候综述及气候异常成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2013 年基本气候概况 |
| 2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 |
| 2. 1 热带气旋灾害异常严重 |
| 2. 2 暴雨洪涝灾害损失严重 |
| 2. 3 强对流天气频繁 |
| 2. 4 年高温日数近15 年最少 |
| 2. 5 12 月出现罕见冬季暴雨 |
| 3 2013 年气候异常成因分析 |
| 3. 1 热带气旋影响频繁成因分析 |
| 3. 2 5 月中下旬连续大暴雨过程成因 |
| 3. 3 8 月中旬特大暴雨成因 |
| 3. 4 12 月冬季暴雨成因 |
| 4 小结 |
（8）2003年我国稻纵卷叶螟特大发生的气候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1材料与方法 |
| 1.1气象资料 |
| 1.2地图资料 |
| 1.3虫情资料 |
| 2结果与分析 |
| 2.1 2003年我国稻纵卷叶螟发生概况及主要特点 |
| 2.1.1发生概况 |
| 2.1.2发生特点 |
| 2.2南方早稻区前期虫源基数异常偏高的原因 |
| 2.3江淮稻区五 (3) 代大规模迁入的原因 |
| 2.4江淮稻区六 (4) 代稻纵卷叶螟滞留为害的气候背景 |
| 2.4.1秋季高温 |
| 2.4.2季风转换推迟 |
| 2.4.3大气环流背景 |
| 2.4.4台风活动 |
| 3结论与讨论 |
| 3.1 2003年2月越南北方气温异常偏高的影响 |
| 3.2夏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的影响 |
（9）《黄帝内经》干支运气理论与北京地区疫病发生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1 利用文献学方法整理研究《内经》五运六气与疫病的关系,从理论上阐释运气学说与疫病的相关性 |
| 2 以疫病实际流行情况和实际气象资料为依据,验证运气学说与疫病的相关性. |
| 3 以中医辨证论治为依据,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探讨疫病防治 |
| 4 提出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疫病应注意的问题 |
| 5 总结 |
| 第二部分 《内经》运气理论与疫病发病相关性的理论研究 |
| 1 五运的主病特点 |
| 1.1 岁运太过之民病特点 |
| 1.2 岁运不及之民病特点 |
| 1.3 五运郁发之民病特点 |
| 2 六气的主病特点 |
| 2.1 厥阴风木 |
| 2.2 少阴君火 |
| 2.3 太阴湿土 |
| 2.4 少阳相火 |
| 2.5 阳明燥金 |
| 2.6 太阳寒水 |
| 2.7 六气与发病特点小结 |
| 3 运气相合的主病特点 |
| 4 运气失常对疫病发生的影响 |
| 4.1 升降失常之主病特点 |
| 4.2 不迁正、不退位之主病特点 |
| 4.3 三年化疫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干支运气理论与北京地区疫病发生、气象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
| 1 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 |
| 1.1 数据资料的来源 |
| 1.2 研究疫病的选择 |
| 1.3 数据库的建立 |
| 1.4 疫病高发的统计标准 |
| 2 五运与疫病发病的相关性 |
| 2.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2 研究结果 |
| 2.3 小结 |
| 3 六气与疫病发病的相关性 |
| 3.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2 研究结果 |
| 3.3 小结 |
| 4 运气相合与疫病发病的相关性 |
| 4.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4.2 研究结果 |
| 4.3 小结 |
| 5 “三年化疫”与疫病发病的相关性 |
| 5.1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5.2 研究结果 |
| 5.2.1 1970年-2004年35年干支气候与实际气候之比较 |
| 5.2.2 异常气候情况分析 |
| 5.2.3 三年化疫之吻合度评价 |
| 5.2.4 三年化疫之相关性分析 |
| 5.2.5 两年化疫之相关性分析 |
| 5.2.6 建立五种疫病的BP人工神经网络气象预测模型 |
| 第四部分 讨论 |
| 1 五运对疫病的影响 |
| 1.1 岁运与高发疫病的相关性探讨 |
| 1.2 岁运太过、不及与疫病的相关性探讨 |
| 2 六气对疫病的影响 |
| 2.1 六气时段与疫病高发的相关性探讨 |
| 2.2 关于疫病好发六气时段理论的思考 |
| 3 运气相合对疫病的影响 |
| 3.1 统计结果分析 |
| 3.2 启示 |
| 4 运气失常对疫病的影响 |
| 4.1 异常气候分析 |
| 4.2 三年化疫之五行吻合度评价 |
| 4.3 疫病与三年前或两年前气象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
| 4.4 疫病的“三年化疫”气象预测模型 |
| 4.5 与课题以往研究结果对比 |
| 5 结语 |
| 第五部分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该课题研究现状 |
| (一) 食人行为研究进展 |
| (二) 历史学者介入灾荒食人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
| (一) 创新之处 |
| (四) 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清灾荒食人史料的收集与整理 |
| 一、史料的来源与利用 |
| 二、明清灾荒食人年表 |
| 第二章 时空二维视角下的明清灾荒食人 |
| 一、明清灾荒食人年次图表 |
| 二、明清灾荒食人的时空分布特征 |
| (一) 时间特征：明多清少 |
| (二) 空间特征：北多南少 |
| 三、影响明清灾荒食人时空分布的因素 |
| 第三章 “虎豹之口,不如饥人”——明清灾荒食人的灾象考察 |
| 一、“叔侄相食,姻娅相屠”：成化末年山陕特大旱灾 |
| 二、“父子相啖食,兄弟为豺狼”：万历二十一年河南特大水灾 |
| 三、“屠割活人以供朝夕”：万历末年山东旱魃为虐 |
| 四、“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康熙四十二、四十三年山东特大灾荒 |
| 五、“刮死尸而盐其脑,杀活人而食其肉”：光绪晋陕“丁戊奇荒” |
| 第四章 “亘古奇荒”与“吃人时代”——崇祯年间灾荒及食人现象的个案研究 |
| 一、“亘古奇荒”：崇祯年间灾荒概况 |
| (一) 水灾 |
| (二) 旱灾 |
| (三) 蝗灾 |
| (四) 疫灾 |
| (五) 崇祯年间灾害的总体特征 |
| 二、“槁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崇祯年间灾荒食人及历史记忆 |
| (一) 崇祯年间灾荒食人的时空二维视角分析 |
| (二) 崇祯年间灾荒食人现象的历史记忆 |
| 三、“千古来罕闻稀见之大变”：生存与伦理的悖论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1、明清时期灾荒食人年表 |
| 附录2、明清时期灾荒食人年次图表 |
| 附录3、明清碑刻中灾荒食人史料选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2001年气候异常为历史罕见（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部地区极端高温事件未来风险预估及其对用电量的影响[D]. 江晓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1(01)
- [2]2018/2019年冬季浙江罕见持续阴雨天气的环流异常与海温强迫[J]. 钱卓蕾,罗玲,马洁华,钱月平,娄小芬. 气候与环境研究, 2020(05)
- [3]应对气候变化的滨海城市空间结构适应模式研究 ——以厦门为例[D]. 郑开雄. 天津大学, 2018(06)
- [4]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5]极端气候成为我国草地螟暴发周期终结的重要因子[J]. 陈晓,姜玉英,孟正平,陈阔,康爱国,李春民,翟保平. 昆虫学报, 2016(12)
- [6]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D]. 张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8)
- [7]2013年广东省气候综述及气候异常成因分析[J]. 郑璟,伍红雨,王兵. 广东气象, 2014(01)
- [8]2003年我国稻纵卷叶螟特大发生的气候背景[J]. 陈晓,刘万才,朱建生,张孝羲,翟保平. 应用昆虫学报, 2013(03)
- [9]《黄帝内经》干支运气理论与北京地区疫病发生相关性研究[D]. 张轩.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10)
- [10]明清时期灾荒食人现象研究[D]. 陈岭. 南京师范大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