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郑晓锋[1]（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指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戴艳军[2]（2005）在《科学技术管理伦理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20世纪70年代,德国技术哲学家J·米兰多佛尔（Millendorfer）曾经预言:如果把工业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强调的是物质问题,第二次工业革命解决的是信息的问题,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为人们如何在技术世界中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这个伦理学问题找出答案。果然,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社会应用的非预期后果,以科学技术伦理（文中均用“科技伦理”）问题为突破口,吸引了从学界到政府以至公众舆论的目光。人们分别从科学技术的本质、自然与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等多个不同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伦理反思,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科技伦理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与自然与人类社会内部双重和谐的产物,引发科技伦理问题的症结不仅在于科学技术自身,在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反思,而且在于以这种价值观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管理（文中均用“科技管理”）活动之中。 科技管理作为人类理性地利用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国家建制化以来,人们通过对科学技术活动进行有效地计划、组织、控制,使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科学技术活动双重社会效应产生,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生态破坏、环境危机、资源枯竭、战争频仍、贫富分化等灾难性后果,不仅要对人们科学技术活动进行伦理考量,而且要对人们的科技管理行为进行考察,通过科技管理目标的调整,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进一步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开辟将科技管理与科技伦理结合起来的交叉研究领域。 管理伦理作为一门研究管理活动中伦理道德问题的新兴学科,以企业管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企业管理与企业伦理结合的基础、企业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及其道德调节、企业文化中的伦理关怀与企业主体的道德素质为研究对象,目前正在成为国内外企业管理与企业伦理交叉研究的热门领域。尽管企业管理与科技管理的内容和特点不同,但是,企业管理伦理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于科学技术管理伦理（文中均用“科技管理伦理”）研究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科技管理伦理研究也为一般管理伦理理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将科技管理与科技伦理结合起来,搭建科技管理伦理交叉研究的理论平台,通过对科技管理伦理基本规律的探讨,提出有助于科技管理伦理实践的建议和对策。鉴于交叉性与综合性研究需要,论文主要运用了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案例分析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以下六个阶段展开研究思路。首先,通过
金光辉[3]（2012）在《从体育教科书和专着的立论基础看体育思想的演化》文中指出本文以体育教科书和体育专着为研究素材,以考查其立论基础为切入点,提炼蕴含其中的体育思想并梳理其相应的演化脉络,通过深入解析各色体育思想,企望对体育其事有更真切的认识。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坚持以竞技为主导的体育整体观。在考查中小学体育教科书时,我们特别关注当时的体育课程标准或体育教学大纲,因为这些都是编写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考查学校体育教科书主要是梳理主流体育教学思想的演化路径,我们将百余年来的学校体育发展历程大概分为军国民主义时期、自然主义时期、政治为纲时期、增强体质时期、健康主导时期等几个主要时段,并分别对当时的教科书进行了细致考查。在考查体育专业教科书之前,我们对体育理论的核心部分进行了仔细分辨,明确了以体育基本理论作为主要考查内容的原则,将其分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思辨等三大领域,每部分所选择的教科书基本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最后,对体育操作理论、体育新兴学科教科书作简要概述,认为它们不是体育理论的核心理论。相对教科书的单调,体育专着的思想性更为丰富,因此,接触的体育思想更为多样,选择的余地就相对较大。我们仍主要考查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思辨三大领域,再增添了体育史学领域作为必要的补充,分别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着作加以讨论。由于教科书代表的都是官方主流思想,此次着重考查官学体系之外的,尤其是那些独具思想内涵的学术着作。通过对比可知,体育思想的学术力作不在官学体系,而存于那些独立思考的自由着述之中。对体育思想的演化脉络进行梳理是本文的收尾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借助李泽厚的实用理性之说,深入地讨论了实用理性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及其与中国体育的关系,认为注重实用实际是国人思考体育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特性,而这也恰好是其最大的局限,应尽力避免。我们认为体育是完全超脱实用的形式化竞争,其最高境界在于不断超越。我们梳理体育思想演化的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具体两大层面,分别对体育思想和体育教学思想、运动训练思想的演化脉络进行归纳整理。体育思想演化的基本图景由本土体育观与西化体育观的不断博弈而构成,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对立。从军国民思潮向自然体育思想的转变时期,经历了军国民体育思潮、自然主义观与国粹体育观的对立等阶段；随政治风云与保健思潮而起伏时期,经历了增强体质思想、普及与提高思想的演变、大体育观与“真义体育”观的对立、人文体育观与人文奥运理念的泛滥等阶段。综观这些主流体育思想不是将体育视为政治工具就是保健手段,要么是小而实、急功近利,要么大而泛、无所不包。而独立于官学之外,既不为政治折腰又不为保健束缚、完全超脱实用的体育思想,非强化体能思想莫属,这种不为任何实利的纯学术思想提出了对体育其事的独特认识,具有明显的“民间之学”特征。体育教学思想的演化路径由体质论和技能论的矛盾运作构成,也是体育思想的对立在教学领域的反映。主流教学思想经历了“技能论长期占优”“体质论后来居上”“健康论强势推进”几个阶段,而独立于主流之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技术健身论”,依然秉持着不为实用的理念,与强化体能思想具有同样的精神气质。相比体育教学思想,运动训练思想形成时间不长,其演化脉络比较清楚,基本上是固执“一般训练与专项训练相结合”的传统主流训练思想,与主张专项化训练的“一元”训练思想和“相对而现”训练思想之间的对立。相比之下,传统主流训练思想僵化陈旧,而专项化训练思路则更具活力。综观中国体育思想的演化路径,官方意志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体育成了达到各种实用诉求的手段。而不受其支配的思想基本都被排除在主流之外,要么被漠视要么被屏蔽。结语部分包括主要结论、主要建议、主要创新、主要局限四部分。主要结论共有三条,第一,实用理性是主流体育思想的文化根源；第二,体育不属于华夏文明固有之文化样式；第三,文化对立是体育思想演化的内在动力。主要建议有,第一,武术与体育、武术与健身不应被混淆；第二,竞技体育与健身体育不应被完全割裂；第三,官方应该广开学术争鸣的风气和平台。本人深知,虽然本研究对体育教科书和专着作了广泛的考查,对体育思想的演化脉络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但由于个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局限,文中的某些观点难免会存在争议甚至不妥之处,因此,虚心倾听不同意见,不断完善不足之处将是本人的最大愿望。
徐文修[4]（2008）在《新疆绿洲耕作制度演变规律及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当前新疆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和国际化进程,给新疆农业与农村经济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农业生产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巨大冲击。本文应用数理分析、经济学分析与田间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1949-2005年新疆绿洲耕作制度的演变规律、绿洲耕作制度演变的驱动因子,深入研究了影响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子和关键技术,并对各个农作区未来耕作制度发展的对策进行了探讨,为新疆绿洲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合理优化的耕作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自1949年以来,新疆农业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农业生产结构逐渐向种植业产值比重减少、畜牧业、林业产值比重增加的趋势发展,以种植业为主的格局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粮、经、饲“三元”结构体系仍未建立。作物布局形成以棉花、小麦为主、玉米为辅,蔬菜、甜菜、油料、果用瓜不断增长的新格局。新疆粮食总产量经历了缓慢增长、波动徘徊、直线上升及波动上升四个发展阶段,从1983年开始彻底改变了新疆粮食长期以来依靠外调的历史,由缺粮省转变为富余省,自1987年起,新疆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保持在400kg以上,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棉花生产大致经历了恢复发展、波动徘徊和快速增长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其单产、总产、播种面积位均居全国首位。新疆复种指数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由1949年的103.6%发展到2006年的113.41%,而且种植模式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新疆农田培肥制度由解放初期的主要依靠土地轮歇及施用粪肥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苜蓿轮作和草田轮作,进而发展到以施用化肥为主的农田培肥制度。对推动耕作制度演变因子的研究表明:政策因素是推动耕作制度演变的间接驱动力,每次政策变动都会直接影响农民行为、进而影响种植业结构的调整,推动耕作制度改革与之相适应;科学技术进步、物质投入水平的提高是促进作物产量增加的主要动力,而作物产量的提高为农业结构调整、促进耕作制度演变提供了重要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比较优势直接影响着作物种植的规模,导致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从而推动耕作制度的演变。本研究揭示了连作棉田土壤养分、微生物的变化趋势:随着棉花连作年限的延长,土壤速效钾呈下降趋势:连作年限越长,土壤中积累的残膜数量越多;随棉花连作年限增加,土壤中的微生物总量呈减少趋势,而且土壤微生物种群结构朝着不利于作物养分吸收的方向发展,即土壤微生物区系从高肥的“细菌型”土壤向低肥的“真菌型”土壤转化。系统分析的结果明确了新疆绿洲耕作制度的调整优化目标与方向:首先,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方向将在保障新疆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大新疆畜牧业发展的力度,不断提高畜牧业产值比重,适当降低种植业产值比重,逐渐改变新疆农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的初级水平。其次,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是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从传统的粮食作物和棉花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协调发展的三元结构、多元结构转变,逐步使饲料作物生产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为发展农区畜牧业提供饲料保障。第三,畜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则是坚持草原畜牧业、农区畜牧业和城郊畜牧业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肉、毛、乳品生产和畜产品加工,实现新疆畜牧业产业化突破性进展,使畜牧业成为我区农民增收的新的增长点。
卢平[5]（2018）在《论特种设备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以金华市武义县为例》文中指出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为了保障特种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减少各种特种设备事故的发生,就需要做好特种设备的监管工作,从而将特种设备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然而特种设备监管也是面临着法规体系不完善、安全监管机制管理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在这诸多问题之下,如何做好特种设备的监管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理论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在监管特种设备中的职能理论以及监管现状等进行梳理,研究了特种设备监管的理论,以及特种设备监管与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并以金华市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了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包括监管机构建设滞后、特种设备行政执法滞后、企业主体责任错位安全意识不强、检验机构建设滞后等问题。通过研究和对比国外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的发展与经验启示,提出了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的对策,包括加强监察机构建设、加强特种设备执法保障、强调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检验机构建设等。通过转变监管方式,做到有效监管,促进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方式由“事后处理”变为“事前预防”的积极转变。实现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更加科学、规范,提高监管的水平和工作成效,保护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的合法权益,保障武义县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本文的研究也为国内特种设备监管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张美霞[6]（2018）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解析几何学较为系统传入中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国内外学者对解析几何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其相关着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极为少见,尤其是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第一,中国解析几何学教学始于何时?中学为何要开设解析几何学?什么原因促使其出现?第二,数学教育制度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内容与课程内容是否一致?第三,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有什么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学的意义以及对现今教科书的建设有什么启示?这也是本文选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与意义所在。本文坚持以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原始文献与二手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原则,采取系统论述与重点分析的研究思路,以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整体发展情况作为研究主线,重点论述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根据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变革,以及解析几何学教学、教科书建设、教科书内容等特点,将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划分为肇始（1893-1901）、初步发展期（1902-1921）、转型期（1922-1936）和成熟期（1937-1949）四个阶段。从解析几何课程设置、出版情况、审定情况、作者群的知识背景、教科书内容与课程内容比较等方面分析不同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特征,主要围绕下面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明末清初时期,圆锥曲线随着天文历法知识从西方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教科书纷纷传入,第一本从美国传入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代形合参》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意义深远,自此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学校正式开始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如京师大学堂、登州文会馆与四川中西学堂等。1902-1921年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主要以翻译美国、英国与转译日本为主。解析几何学课程以大学开设为主,中学主要在高中实科一类中开设。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以留学回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翻译版本与“坐标法”的“多样化”、章节结构差异较大、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以及高中几何教科书中出现“圆锥曲线”的内容。第二,1922年至1936年是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中学正式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随之出现大量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的汉译本,教科书审定制度由国定制演变为审定制,教科书编写者队伍仍以留学归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中学教师人数较少。此外,这一时期“课程纲要”与“课程标准”首次对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自编教科书并非完全遵照课程内容编写,稍具“自由性”;汉译教科书大多译自与中国“课程标准”相近的美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在高中代数、初等几何等教科书中出现;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坐标法以“直角坐标”为主,极少使用“斜坐标”等是该时期的几个重要特点。1937-1949年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已趋于成熟,中学仍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自编教科书数量有所减少,汉译本仍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教科书编写群体中中学教师人数增加。此外,章节结构已成型;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内容有删减;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圆锥曲线”与“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解析几何学题解的相继出版是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几个显着特点。第三,对清末民国典型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进行个案研究,从教科书的作者、编写理念、内容、名词术语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圆锥曲线”的内容编排、概念表述、作图法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其内容整体安排呈现“总-分-总”、“总-分”、“分-总”三种形式。定义方式有统一定义、几何定义与代数定义,抛物线因其自身特点均为统一定义,椭圆与双曲线采用代数定义与统一定义两种定义方式,其中有的教科书以两种形式定义,也有的只使用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以几何定义给出”圆锥曲线”统一定义,没有使用坐标法,编排极为不妥。另外,三种曲线的排序主要有两种,一是抛物线—椭圆—双曲线,二是椭圆—双曲线—抛物线。三种曲线大多采用器械与坐标定点法的作图方法。第四,清末民国时期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整体呈现教科书的“多样化”、使用周期长、“滞后性”、自编本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等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的变革是分不开的,美国数学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对中国的解析几何教学影响巨大,解析几何学学科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解析几何学课程是否开设、内容的难易与分配比例。此外,设置解析几何学课程不仅可以传播解析几何学知识;培养学生“数形结合”、“函数”的思想;可以使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很好的衔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演变,为今天的教科书编写提供了经验,如:改变从“定义出发”的知识呈现方式与建立科学的教科书评价机制。本文首次从数学教育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有必要论述1893-1921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首次系统论述其出版与审定情况、编写群体,尤其是课程内容与教科书内容的关系,体现编写者对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影响;首次多方面揭示不同历史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特点。
石学伟[7]（2016）在《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监督管理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质,其中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仓储、各类运输、加工使用以及废弃危险品和包装物处置各个环节流程,都存在着不容疏忽的各类问题及风险,当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将导致产生安全隐患,这些状况,使得对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既需要垂直纵向的各级政府部门属地化监管,又需要水平横向的跨各类职能部门、跨领域、跨专业的广泛协作,既需要通过当地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与管理,也需要生产经营单位与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及参与。现阶段我国正在不断完善健全安全生产领域法律法规、强化政府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加大现场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力度、建立完善各类事故应急救援体系等工作,都是形成科学有效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方式。目前在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仅对危险化学品运输一项来分析,危险化学品运输容器的许可管理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车辆和专业司乘人员的许可管理由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与运输容器和车辆均不同,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的负责部门又换成是交警部门,运输的物质如果涉及剧毒及易爆品,又需要公安部门批准购买,如果运输工具报废处理,又需环境保护部门监督处置,多部门、多头监管模式未形成合力,没有一个部门可以管理到位的,出了事故之后各自找理由解释,推卸责任,没有部门承担责任,最后就由各级安全监管理部门承担总责,如果按照事权划分,这些职能可以梳理整合,参照十八大后国家海洋部门执法机构的改革情况,即按照“大部制”改革方案,成立国家海警局,形成统一的部门,把海监（海洋局）、渔政（农业部）、海警（公安部）、总署缉私部门（海关）等相关事权单位分支进行合并。同样的,安监系统也可以参考国家海洋部门执法机构改革,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法》正式出台之前,将危险化学品监管体制进行改革,把分散在安监、质检、交通、公安、消防、环保、建设、发展改革部门中对危险化学品的行业监管、行政许可、规划审批、检验监测、监察执法职能整合,成立安监系统专设的危险化学品监察机构。正是基于对现行安全监管模式思考,面对日益复杂艰巨的安全监管监察任务,由过去狭义的生产安全监管,过度到现在涉及各行业各方面的大安全的安全监管,本文从兰州市目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监察实际调研情况入手,在分析大量原始数据及相关事故案例基础上,不断分析危险化学品监管存在问题,尝试探索解决目前困境的新途径、提出新对策,在开展针对性、前瞻性调研基础上,基本掌握了兰州地区危险化学品行业当前安全生产现状,摸清有关政策法规落实情况,并结合2007年以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经验,深入分析目前兰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到解决消除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存在安全隐患的对策。
二、2001年《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2）科学技术管理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
| 1.1.1 科学技术活动的双重后果对管理与伦理提出的问题 |
| 1.1 2 研究科技管理伦理问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基本概念界定 |
| 1.2.2 关于科技管理的研究现状 |
| 1.2.3 关于科技伦理的研究现状 |
| 1.2.4 关于管理与伦理关系及管理伦理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内容与主要创新点 |
| 1.3.1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2 研究的内容与框架 |
| 1.3.3 主要创新点 |
| 2 近代科学技术及其管理伦理思想演变 |
| 2.1 处于“个人兴趣”时期的科学技术及其管理伦理思想 |
| 2.1.1 科学、技术及管理伦理思想的起源 |
| 2.1.2 近代科技革命的兴起与思想解放 |
| 2.1.3 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
| 2.2 处于“职业活动，时期的科技管理伦理思想 |
| 2.2.1 科学共同体的道德规范 |
| 2.2.2 技术活动和生产中的科技管理伦理思想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管理伦理思想 |
| 2.3 处于“国家意志”时期的科技管理伦理思想 |
| 2.3.1 战争与国家科技管理伦理 |
| 2.3.2 科学家对科学社会责任的反思 |
| 2.3.3 第一份指导大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
| 2.4 处于“人类行为”时期的科技管理伦理思想 |
| 2.4.1 科技全球化与国际科技管理伦理 |
| 2.4.2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 |
| 3 科技管理伦理的理论建构 |
| 3.1 现代科技对管理与伦理的挑战 |
| 3.1.1 现代科技对管理的挑战 |
| 3.1.2 现代科技对伦理的挑战 |
| 3.2 科技管理与科技伦理的关系 |
| 3.2.1 科技管理的伦理转向 |
| 3.2.2 科技伦理的管理功能 |
| 3.2.3 科技管理与科技伦理的互动 |
| 3.2.4 管理伦理及其在科技活动中的应用 |
| 3.3 科技管理伦理的理论框架 |
| 3.3.1 科技管理伦理的调节对象与内容体系 |
| 3.3.2 科技管理伦理的结构与层次 |
| 3.3.3 科技管理伦理的价值体系和基本准则 |
| 4 科技管理伦理调节系统与机制 |
| 4.1 科技活动中的调节系统 |
| 4.1.1 科技活动中的三种调节方式 |
| 4.1.2 科技管理伦理系统的地位与作用 |
| 4.1.3 科技管理伦理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
| 4.2 科技管理伦理调节机制 |
| 4.2.1 科技管理伦理系统内部调控机制 |
| 4.2.2 科技管理伦理系统外部调控机制 |
| 4.2.3 科技管理伦理系统调控模型 |
| 4.3 国家及国际科技活动中的管理伦理调节 |
| 4.3.1 国家范围内的科技管理伦理调节 |
| 4.3.2 中国科技管理伦理战略 |
| 4.3.3 国际科技活动的管理伦理调节 |
| 4.4 研究开发组织活动中的管理伦理调节 |
| 4.4.1 盈利型组织的科技管理伦理调节 |
| 4.4.2 非盈利型组织的科技管理伦理调节 |
| 4.4.3 科技共同体的道德规范 |
| 4.5 科技人员与科技管理人员的管理伦理调节 |
| 4.5.1 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
| 4.5.2 工程师的职业伦理 |
| 4.5.3 科技管理者的道德素质 |
| 5 现代科技管理伦理的实现途径 |
| 5.1 制定科技管理伦理规范 |
| 5.1.1 科技管理伦理的价值冲突与求解 |
| 5.1.2 科技管理伦理准则与规范 |
| 5.2 建设科技体制伦理 |
| 5.2.1 科技体制设计伦理 |
| 5.2.2 科技体制运行伦理 |
| 5.2.3 国家创新体系的管理伦理 |
| 5.3 加强科技政策的伦理导向 |
| 5.3.1 科技政策的伦理维度和导向 |
| 5.3.2 科技政策伦理的实施 |
| 5.4 建立科技伦理预见与评佑系统 |
| 5.4.1 科技伦理预见与评估的基本涵义和标准 |
| 5.4.2 科技伦理预见与评估系统 |
| 5.4.3 科技伦理预见的组织和实施 |
| 5.5 开展科技管理伦理教育 |
| 6 现代科技前沿的管理伦理问题:以纳米科技为例 |
| 6.1 高科技前沿与纳米科技 |
| 6.1.1 当代高科技前沿的发展及其特点 |
| 6.1.2 纳米科技的进展及其地位 |
| 6.1.3 纳米科技在我国的产业化意义 |
| 6.2 纳米科技管理的特征 |
| 6.2.1 纳米科技管理的战略性特征 |
| 6.2.2 纳米科技管理的综合性特征 |
| 6.2.3 纳米科技管理的创新性特征 |
| 6.3 纳米科技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
| 6.3.1 纳米科技的风险与道德责任 |
| 6.3.2 纳米科技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
| 6.3.3 纳米科技管理伦理制度化问题 |
| 6.3.4 纳米科技成果的滥用 |
| 6.4 现代科技前沿的科技管理伦理问题及对策 |
| 6.4.1 科技决策伦理 |
| 6.4.2 科技体制伦理 |
| 6.4.3 科技控制伦理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本文的结论 |
| 7.1.1 科技伦理问题研究的管理转向 |
| 7.1.2 科技管理伦理学体系建构 |
| 7.1.3 科技管理伦理运行机制及其应用 |
| 7.2 对未来的展望 |
| 7.2.1 未来研究的几种可能 |
| 7.2.2 本文研究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从体育教科书和专着的立论基础看体育思想的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相关研究的综述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 中小学体育教科书之立论基础考查 |
| 2.1 基本思想辨析 |
| 2.2 军国民主义时期 |
| 2.3 自然主义时期 |
| 2.4 政治为纲时期 |
| 2.5 增强体质时期 |
| 2.6 健康主导时期 |
| 2.7 小结 |
| 3. 体育专业教科书之立论基础考查 |
| 3.1 体育基本理论的分辨 |
| 3.2 体育专业教育的演进 |
| 3.3 体育基本理论教科书 |
| 3.4 体育操作理论教科书 |
| 3.5 体育新兴理论教科书 |
| 3.6 小结 |
| 4. 体育专着之立论基础考查 |
| 4.1 体育专着出版概况 |
| 4.2 体育教学理论专着 |
| 4.3 运动训练理论专着 |
| 4.4 体育思辨理论专着 |
| 4.5 体育史学类专着 |
| 4.6 小结 |
| 5. 中国体育的文化根源所在 |
| 5.1 中国体育是实用体育 |
| 5.2 实用体育的现实写照 |
| 5.3 体育精神境界的体悟 |
| 5.4 体育内外利益的分辨 |
| 5.5 小结 |
| 6. 体育思想演化脉络的梳理 |
| 6.1 体育思辨思想的演化 |
| 6.2 体育教学思想的演化 |
| 6.3 运动训练思想的演化 |
| 6.4 小结 |
| 7. 结语 |
| 7.1 主要结论 |
| 7.2 主要建议 |
| 7.3 主要创新 |
| 7.4 主要局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一 |
| 后记二 |
（4）新疆绿洲耕作制度演变规律及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1.6 小结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研究状况 |
| 2.2 国内研究状况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新疆绿洲耕作制度的现状特征 |
| 3.1 新疆农业资源状况 |
| 3.2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特征 |
| 3.3 新疆耕作制度区域类型划分及其特征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绿洲耕作制度的演变规律 |
| 4.1 农业生产结构演变趋势 |
| 4.2 耕地面积演变趋势 |
| 4.3 新疆粮食、棉花播种面积、总产演变趋势 |
| 4.4 全疆作物布局演变趋势 |
| 4.5 全疆复种指数、种植模式变化趋势 |
| 4.6 农田培肥制度的变化趋势 |
| 4.7 新疆畜牧业发展变化趋势 |
| 4.8 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绿洲耕作制度演变驱动因子分析 |
| 5.1 政策因素是推动耕作制度演变的间接驱动力 |
| 5.2 市场是影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作物种植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 |
| 5.3 比较优势是种植业生产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
| 5.4 科学技术进步推动耕作制度的变革 |
| 5.5 物质投入水平的提高是促进农作物产量增加的物质基础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 |
| 6.1 新疆棉花生产现状及地位 |
| 6.2 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3 棉田长期连作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
| 6.4 新疆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新疆绿洲耕作制度调整优化的发展对策 |
| 7.1 新疆耕作制度优化调整指导思想及原则 |
| 7.2 新疆绿洲耕作制度的调整优化方向 |
| 7.3 各农作区耕作制度优化调整发展的对策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的论文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附件 |
（5）论特种设备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以金华市武义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外关于特种设备监管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对金华市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的研究情况 |
| 1.2.3 文献综述总结 |
| 1.3 解决问题的思路及方案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分析法 |
| 1.4.3 实证调研法 |
| 1.4.4 归纳分析法 |
| 第2章 特种设备监管的理论基础 |
| 2.1 特种设备监管相关理论 |
| 2.1.1 特种设备的内涵 |
| 2.1.2 特种设备监管的由来 |
| 2.1.3 特种设备监管的特殊性 |
| 2.1.4 特种设备事故致因理论 |
| 2.2 特种设备监管与公共危机管理 |
| 2.2.1 公共危机的含义与特征 |
| 2.2.2 危机管理的界定与分析 |
| 2.2.3 危机预警与事前管理 |
| 2.3 监管与系统安全管理 |
| 第3章 我国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的发展现状 |
| 3.1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沿革 |
| 3.2 现行法规体系 |
| 3.3 监管的现行体制 |
| 3.4 我国特种设备监管内容和制度 |
| 第4章 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 |
| 4.1 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现状 |
| 4.1.1 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机构现状 |
| 4.1.2 武义县特种设备使用现状 |
| 4.1.3 武义县特种设备风险评估工作现状 |
| 4.1.4 武义县特种设备行政执法工作现状 |
| 4.2 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存在的问题 |
| 4.2.1 监管机构建设滞后 |
| 4.2.2 特种设备行政执法滞后 |
| 4.2.3 企业主体责任错位安全意识不强 |
| 4.2.4 检验机构建设滞后 |
| 4.3 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监管力量缺乏合理的应用 |
| 4.3.2 法规体系建设尚不完善 |
| 4.3.3 政府部门全面包揽角色定位矛盾 |
| 4.3.4 主体责任没有落实到位 |
| 4.3.5 行政处罚实施难度大 |
| 4.3.6 管理缺乏针对性 |
| 第5章 国外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的发展与经验启示 |
| 5.1 工业发达国家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的发展 |
| 5.1.1 美国特种设备监管模式 |
| 5.1.2 欧盟及德国特种设备监管模式 |
| 5.1.3 日本特种设备监管模式 |
| 5.2 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经验 |
| 第6章 武义县特种设备监管工作的对策思考 |
| 6.1 完善特种设备监管体系 |
| 6.1.1 充实监管力量,加强队伍建设 |
| 6.1.2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服务意识 |
| 6.1.3 加强监管机构建设 |
| 6.1.4 改进监管管理模式,提高行政许可效能 |
| 6.2 加强特种设备执法保障 |
| 6.2.1 实行特种设备执法考核责任制 |
| 6.2.2 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 |
| 6.2.3 整合监管资源,推动立体联动执法 |
| 6.3 强调企业主体责任 |
| 6.3.1 树立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的责任主体意识 |
| 6.3.2 提高社会和各级政府特种设备安全责任意识 |
| 6.4 加强检验机构建设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总结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6）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范围和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时间范围 |
| 1.2.2 “高级中学用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肇始(1893-1901) |
| 2.1 解析几何学发展简介 |
| 2.2 早期传入的解析几何学知识 |
| 2.3 《代形合参》——中国第一本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 2.3.1 原着作者与译者简介 |
| 2.3.2 《代形合参》的版次以及前人关于其底本的论断 |
| 2.3.3 《代形合参》与《代微积拾级》非同一底本 |
| 2.3.4 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 |
| 2.3.5 《代形合参》的内容分析 |
| 2.3.6 《代形合参》的编排特色 |
| 2.4 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 |
| 2.5 学校的解析几何学教学 |
| 第3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初步发展期(1902-1921) |
| 3.1 数学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 |
| 3.1.1 清末新式教育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02-1911) |
| 3.1.2 新教育宗旨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12-1921) |
| 3.2 汉译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开始兴起 |
| 3.2.1 翻译英美与转译日本教科书 |
| 3.2.2 教科书翻译群体简介 |
| 3.3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 |
| 3.3.1 1902 -1911年教科书的审定 |
| 3.3.2 1912 -1921年教科书的审定 |
| 3.4 个案分析——以《温特渥斯解析几何学》为例 |
| 3.4.1 原作者与译者简介 |
| 3.4.2 编写理念与编排形式 |
| 3.4.3 主要内容 |
| 3.4.4 知识呈现方式 |
| 3.4.5 名词术语 |
| 3.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02-1921) |
| 3.5.1 翻译版本的“多样化” |
| 3.5.2 教科书章节结构差异较大 |
| 3.5.3 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 |
| 3.5.4 坐标法使用的“多样化” |
| 3.5.5 高中几何教科书中渗透“圆锥曲线”内容 |
| 第4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1922-1936) |
| 4.1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 |
| 4.1.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3年) |
| 4.1.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9年) |
| 4.1.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 4.2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 4.2.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3年) |
| 4.2.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9年) |
| 4.2.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 4.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 4.3.1 自编教科书的兴起 |
| 4.3.2 汉译教科书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 |
| 4.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 4.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 4.4.1 以留学回国者及大学教师为主 |
| 4.4.2 中学教师人数较少 |
| 4.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 4.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复兴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 4.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例 |
| 4.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22-1936) |
| 4.6.1 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 |
| 4.6.2 自编本内容在遵照“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有增删 |
| 4.6.3 大多使用“直角坐标”,极少数以“斜坐标”为主 |
| 4.6.4 高中代数、几何教科书中出现“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内容 |
| 第5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成熟期(1937-1949) |
| 5.1 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课程设置 |
| 5.1.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1年) |
| 5.1.2 “修订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8年) |
| 5.2 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 5.2.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1年) |
| 5.2.2 “修订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8年) |
| 5.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 5.3.1 自编教科书数量略有减少 |
| 5.3.2 汉译《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数量增加 |
| 5.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 5.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 5.4.1 以大学教师为主 |
| 5.4.2 中学教师人数增加 |
| 5.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 5.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 5.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为例 |
| 5.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37-1949) |
| 5.6.1 教科书章节结构成型 |
| 5.6.2 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标准有删减 |
| 5.6.3 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 |
| 5.6.4 “圆锥曲线”、“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 |
| 5.6.5 解析几何学题解大量出现 |
| 第6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的演变 |
| 6.1 研究对象 |
| 6.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编排的比较 |
| 6.2.1 “圆锥曲线”内容在教科书中的整体编排 |
| 6.2.2 “圆锥曲线”中知识点的编排 |
| 6.3 解析几何教科书中“圆锥曲线”概念表述之演变 |
| 6.3.1 “圆锥曲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 6.3.2 “抛物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 6.3.3 “椭圆”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 6.3.4 “双曲线”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 6.3.5 “圆锥曲线”及其概念编排形式之比较 |
| 6.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作图法之比较 |
| 6.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特点分析 |
| 6.5.1 关于“圆锥曲线”的定义问题 |
| 6.5.2 抛物线、椭圆与双曲线的排序问题 |
| 6.5.3 “圆锥曲线”统一定义的给出方式与出现的时间问题 |
| 6.5.4 “极坐标”与“圆锥曲线”的编排顺序问题 |
| 第7章 结论 |
| 7.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特点 |
| 7.1.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多样化 |
| 7.1.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滞后性” |
| 7.1.3 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 |
| 7.1.4 解析几何学教辅的出现对教科书的补充 |
| 7.1.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选择与编排的特点 |
| 7.2 影响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演变的主要因素 |
| 7.2.1 外部因素 |
| 7.2.2 内部因素 |
| 7.3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
| 7.3.1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意义 |
| 7.3.2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启示与借鉴 |
| 7.4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及基本方法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四）研究的基本方法 |
| 四、论文研究的框架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一）危险化学品概念 |
| （二）危险化学品主要特征 |
| （三）危险化学品的其他定义称呼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管制理论 |
| （二）风险管理理论 |
| （三）危机管理理论 |
| 第二章 国内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
| 一、国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
| （一）国内危险化学品监管主要法规 |
| （二）国内现行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管模式 |
| （三）政府安全监管职责 |
| （四）近年来国内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概况 |
| 二、国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
| （一）国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现状 |
| （二）国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经验 |
| 第三章 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特点及监管现状 |
| 一、行业特点 |
| （一）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历史延续 |
| （二）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基础条件 |
| （三）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集中区情况 |
| 二、监管现状 |
| （一）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数量及分布 |
| （二）兰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机构组成 |
| （三）兰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理情况 |
| 第四章 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监管存在问题及成因 |
| 一、兰州市危险化学品监管存在问题 |
| （一）政府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不健全 |
| （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基础条件薄弱 |
|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执法及职能分散 |
| （四）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历史遗留问题众多 |
| （五）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支持不足，生产设备老化 |
| 二、问题产生原因 |
| （一）危险化学品行业发展技术方面原因 |
| （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企业投入方面原因 |
|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地区条件制约原因 |
| （四）安全监管体制方面原因 |
| 第五章 兰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措施选择 |
| 一、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建设 |
| （一）强化政府安全监管责任 |
| （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
| （三）加大危险化学品集中区安全治理财政投入 |
| 二、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基础 |
| （一）完善危险化学品产业布局，降低安全隐患 |
| （二）完善安全过程管理，健全安全管理机制 |
| （三）完善应急体系建设，健全应急救援机制 |
| 三、创新危险化学品监管体系，解决政策制度问题 |
| （一）创新安全监管体系，提升安全监管水平 |
| （二）健全本地区危化品法规政策，建立监管新机制 |
| 四、加强安全技术水平提升，构建事中安全监管机制 |
| （一）强化安全技术管理，建设运行数字化安全监管系统 |
| （二）强化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健全执法岗位监管责任制 |
| 五、加强安全监管法制程序，严格许可准入门槛 |
| （一）严格前置条件，加强行政督查力度 |
| （二）严格治理规范，加强行政审批监管 |
| （三）严格处置程序，提高政策执行能力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2001年《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2]科学技术管理伦理研究[D]. 戴艳军. 大连理工大学, 2005(07)
- [3]从体育教科书和专着的立论基础看体育思想的演化[D]. 金光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3)
- [4]新疆绿洲耕作制度演变规律及棉花生产可持续发展研究[D]. 徐文修. 河北农业大学, 2008(08)
- [5]论特种设备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以金华市武义县为例[D]. 卢平. 湖南农业大学, 2018(09)
- [6]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D]. 张美霞.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9)
- [7]兰州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监管研究[D]. 石学伟.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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