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卫生改革在中山（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何庆红[2]（2020）在《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的效果评估 ——以四川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如何控制快速增长的医疗费用一直是我国医疗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药品费用的居高不下更是一大难题。近些年,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重虽然开始有所下降,但2009年的这一比重依然高达40.3%。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这一比重一般不超过20%。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鲜有超过25%。即便在被认为偏重用药的东亚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中,这一比重一般也不超过30%。药品费用居高不下,不仅加重患者的医疗负担,也一定程度折射出药品过度使用甚至滥用现象的存在,以及医疗机构中普遍存在的“以药补医”的格局,说明我国医疗资源的配置结构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为打破“以药养医”的弊端和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自2009年以来我国先后在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县级公立医院和城市公立医院实施取消药品加成改革。通过梳理不同类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可以发现,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取消药品加成重塑公立医疗机构的激励机制,最关键的目标是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降低患者负担;同时,考虑到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在功能定位、服务对象和服务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改革的进程中,因地制宜地实施了不同的配套措施,因此对不同类型公立医疗机构在取消药品加成之后的补偿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以政府补偿为主,而县级公立医院、城市公立医院则以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为主、政府财政补助为辅。本文的研究重点包括以下三个问题:（1）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取消药品加成之后,患者支付的药品费用下降的同时,是否会因为非药品的医疗负担的上涨导致实际的医疗负担并没有减轻,甚至可能会导致新一轮“诱导需求”和“以药养医”的出现,影响取消药品加成效果的实现?（2）由于不同类型医疗机构面临不同的环境和约束,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后,为了弥补收入减少,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主要通过增加财政补助收入,而县级和城市公立医院主要通过合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来补偿,两种补偿模式取得的政策效果是否一致?对于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而言,财政补助政策的到位是否会影响取消药品加成的效果?而对于县级和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是否足以保障取消药品加成的效果?（3）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对医药费用和医疗服务量的影响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在较长时期内,取消药品加成改革是否会对患者实际医疗负担和医疗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服务对象的差异,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对患者实际医疗负担和医疗质量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对此,本文基于医疗机构与患者结合的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合成控制等计量方法,系统评估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县级公立医院和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的政策效果。结果发现:（1）取消药品加成之后,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费用都显着下降,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短期内有所降低,长期变化不明显;（2）对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而言,药品费用下降的同时非药品费用也有所降低,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短期内显着下降,但住院费用长期变化不明显;对县级公立医院而言,药品费用下降的同时包括检查费用在内的非药品费用显着增加,门诊和住院费用在短期和长期都显着下降;对城市公立医院而言,药品费用显着下降的同时非药品费用显着增加,但检查费用变化不明显,结果门诊费用变化不明显,而住院费用短期内显着下降,长期变化不明显。在县级和城市公立医院,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补偿模式增加了非药品费用,甚至检查费用,而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采用增加财政补助的方式,此时非药品费用并未增加,反而下降;（3）对于住院患者,发现取消药品加成改革显着改善了医疗质量,但是对医疗负担的影响因病种不同存在差异。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发现仅仅通过取消药品加成改革来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效果是有限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着力于落实政府财政补助,考虑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内的综合性医疗服务改革,形成控费合力,并立足医疗机构实际,深化和推进改革等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来控制费用。
郎杰燕[3]（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认为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罗菲[4]（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李宇明[5]（2016）在《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其中的精神、心理疾病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中央政策的大力指导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在全国开始试点、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建立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中央政府为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举措。早在2004年11月,中山市就启动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政府补助农民买合作医疗,短短2年多时间内,全市已有98%以上的农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合作医疗覆盖全市所有的镇区及行政村,政府加大了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投入,创新医院服务理念,完善医疗和服务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以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险体系,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和改革大病报销机制,切实解决看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对重性精神、心理疾病分析和防治严重不足;尚未完善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模式和设备配置不完善,服务模式不到位;缺乏科学合理的农村医疗补偿机制;缺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本文研究主要以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精神、心理疾病为例,在充分阅读国内外大量文献基础上,描述了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精神、心理疾病治疗领域的现状,并对一部分群众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而利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出中山市农村合作医疗中的精神、心理疾病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其问题提出具体的发展对策。
项远兮[6]（2015）在《基于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研究主要从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中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效果两大角度出发,分析乡村一体化管理对我国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体系中卫生资源和服务整合的作用情况。理论方面,首先对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思想进行梳理分析,明确当前卫生整合策略发展中“资源”与“服务”两个主要方向,并分析当前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中“资源”与“服务”整合的主要方式和发展变化情况。实证方面,在构建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系统的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系统中各影响因素的运行流程及其作用路径,而后结合样本地区不同模式的乡村一体化管理实施效果情况,从结构、过程、结果三方面分析乡村一体化管理对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作用效果。最后,探讨总结出乡村一体化政策下促进我国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策略建议。[方法]：本研究为保证样本地区的代表性,结合层次系统聚类和典型抽样的方法,选择了广东乐昌、重庆黔江、青海互助、贵州思南4个样本县（市、区）作为调查地区,调查对象包括样本地区乡村两级卫生服务机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及服务人员,辖区居民患者。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在对比和归纳各整合策略的概念、内容、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中卫生整合思想的运用及其模式演进；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系统的的背景、环境、目标、要素、策略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其概念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分析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运行流程及其作用路径；最后利用倍差法,从结构、过程以及结果三方面分析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对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作用效果。研究资料主要通过文献研究和现场调查收集获取。[结果]（1）卫生整合策略按照内容功能、形态结构和整合对象有不同的分类和内涵界定。本研究遵循先结构后过程的系统发展逻辑顺序,按照整合对象把卫生整合分为资源整合和服务整合两方面。其中,资源整合可以看作是服务整合的基础和手段,服务整合可以看作是资源整合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应当秉持以居民健康需求为中心的原则,将手段和目标进行统一。（2）乡村一体化管理概念的内涵经历了“机构、组织、服务”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与整合的程度加强是相对应的,即随着一体化实施进程加快,整合程度提升后,政策侧重逐渐从卫生结构资源的合理分配转变为卫生服务提供模式的连续和协调。（3）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包括资源结构组织和服务提供过程两大维度,其中组织资源结构主要指机构内外部资源要素的整合及其联系情况,服务提供过程主要指在组织资源结构要素形成一定整合后,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卫生机构在卫生服务提供过程中的连续性和协调性。（4）构建了农村卫生系统整合的结构模型并明确其作用路径,该结构模型包括4个潜在变量,及其对应的12个观察变量。测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Cronbach’s α=0.884）,区分效度不够理想（DV介于0.189-0.549）,收敛效度尚可（CV介于0.452-0.819）。结构模型拟合度估计值均符合理想要求的标准,其中拟合优度指数（GFI=0.957）、平均残差平方根（RMR=0.048）、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37）均达到标准值。（5）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理论假设H：卫生系统整合的各变量的正向变化,对于卫生系统整合效果具有正向影响。通过比较标准化路径系数值可以发现,相对于服务模式而言（标准化估计值=0.367,P值=0.004）,治理策略对组织管理变量影响较大（标准化估计值=0.742,p值<0.001）。组织管理对于服务模式（标准化估计值=0.457,p值<0.001）和整合效果（标准化估计值=0.514,p值<0.001）均有相当程度影响,服务模式对整合效果存在作用影响（标准化估计值=0.184,p值=0.046）,但其程度有限。（6）将样本地区的乡村一体化模式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类,从结构、过程、结果3方面下选出8维度13项评价指标,利用倍差法分析比较后发现,乡村一体化实施组在各项指标的变化上好于未实施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相比于松散型模式,紧密型模式的整合作用效果普遍更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紧密型一体化模式（倍差估计值=-12.994,p值<0.001）在村卫生室独立法人资格率降幅作用上没有松散型（倍差估计值=-25.481,p值=0.002）明显,松散型一体化模式下实施组和未实施组在患者对乡村两级卫生服务连续性评价这一指标上无明显区别变化。[结论]：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是卫生整合策略在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实践方式,其整合组织机构、优化资源分配、联结服务要素等举措,加强了乡村两级卫生服务机构间的协作,巩固了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提高了农村卫生服务提供的连续性、协调性和可及性,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多元化卫生服务需求。[创新与不足]：本研究主要新点：（1）在国内卫生整合研究中,首次将卫生整合分为资源和服务两个不同维度,结合具体地区不同乡村一体化的实施模式,分析我国农村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作用效果。（2）探索并构建了我国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系统的结构模型及其作用路径,为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农村区域的相关卫生整合理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3）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不同乡村一体化实施模式的地区,通过样本地区在纵向四年的实施过程中卫生系统的结构资源、服务过程与绩效产出三方面的整合发展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对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整合作用效果。本研究的不足：本研究的最大不足在于对进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政策的整合效果评价时,仅从结构资源、服务过程、绩效产出等方面,选取部分关键指标进行整合效果评价,未能根据政策的目标体系构建并设计完整的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将来的后续研究应该针对乡村一体化的整合效果评价设计现阶段更为针对性和适用性的评估工具,并扩大调查研究样本地区,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遍性与代表性。
何含兵[7]（2013）在《贫困地区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及政策研究》文中提出背景与意义：近年来，在新公共服务管理改革浪潮的影响下，以及鉴于政府卫生直接投入的“低效益性”和“软约束性”，通过公共购买筹资实现政府由基本卫生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向购买者、推动者和监管者等“能促型”角色的转变，逐步成为许多国家卫生服务改革的主流方向。在中国，尤其在2009年新医改之后，公共购买筹资也逐渐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但是，该制度在我国尚处于试点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带有制度模仿或移植的烙印，既往文献多囿于某个孤立点上对实践的解释，而忽略了对购买效果评价、策略设计以及后续保障的系统深入研究，且缺少从机理层面结合实证对话的深入分析与诠释。因而未能给政府制定服务购买筹资政策提供科学的、可操作性的理论依据，致使现行购买机制运行不畅，效果不明显，最终导致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低下、质量不佳、可及性弱等绩效问题。而且无论是实践还是学理研究均主要局限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和住院服务，对村卫生室这种与农民关系最为密切、最基层的领域极少涉及。因此，系统研究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理顺政府投入机制，优化服务效率和质量，促成资源的帕累托改善，对推进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提高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具有重要的战略实践和理论价值。研究方法：本研究基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视角，主要运用文献研究、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在充分把握当前农村卫生室等基层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的改革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比较国内外公共购买筹资不同实践模式的特征，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厘清其中各方的利益关系及互动机制，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缕析卫生室融资制度的历史变迁逻辑，结合贵州实证数据，采用准实验对照法评估现行公共购买筹资政策对卫生室的激励约束效应，并利用鱼骨因果法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在此基础上以政策循环理论、循证卫生政策和鱼骨对策法为理论框架对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策略进行系统设计。此外，还利用IDEF0技术构造购买筹资的操作流程，基于博弈论构建政府与卫生室的非对称信息动态激励约束模型，最后采用SWOT-PEST理论对该政策策略的可行性予以分析。目的与内容：本研究旨在探讨贫困地区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为政府制定村卫生室补偿与融资策略，解决卫生室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主要内容包括：（1）研究基层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理论与实践。把握公共购买筹资的内涵与外延，分析不同购买模式的特征，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厘清其中各方主体（购买方、供方、需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互动机制。总结国外的实践经验。（2）研究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政策制度变迁。以农村经济制度和财政体制的演变为主线，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政策的变迁逻辑，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3）评价现行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成效，并进行问题诊断与归因。结合贵州省2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实证数据，评估当地公共购买筹资政策对卫生室服务提供的激励效应，围绕基本医疗卫生系统的效率、质量与可及性三个绩效维度，剖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组织体制、资源配置、支付机制和治理规制四个层面追踪问题根源。（4）系统设计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策略。针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质量、可及性等绩效问题，以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为主要原则，设计代表需方利益且能对卫生室产生良性激励的公共购买筹资系统策略，并从系统运作角度，构建公共购买筹资的操作流程以及购买双方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动态激励约束博弈模型。最后，对该政策策略的可行性及其面临的威胁和挑战进行SWOT-PEST分析。研究结论：（1）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是对政府直接投入的传统服务提供模式的变革，有利于供方激励竞争机制的形成。其主要包括合同制和凭单制两种基本方式，总体而言，采用合同制中的独立关系竞争模式可在买卖双方建立一种基于法律保护程序的责权明晰的问责机制，更有利于制约供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公共购买效率和质量。公共购买筹资中存在着三种委托代理博弈关系，即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权利委托关系，政府与供方之间的契约责任委托关系，以及供方与公众之间的基于公共购买行为的一种延伸服务责任关系。各委托方总是基于一定的策略机制影响代理方的行为，以实现自身效益目标的最优化。国外实践表明，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提倡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体制的有机融合，强调服务购买与服务提供功能的分离以及购买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注重对公众健康权利需求的积极响应以及对供方激励相容机制的重塑。（2）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在特定社会经济和政治宏观环境下，政策研究者、决策者、利益相关者以及媒体的互动博弈过程，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螺旋上升式的循环演化过程，历经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个历史变迁阶段，其议程模式经历了从动员模式到内参模式再到以压力模式为主的多种模式组合的转化。整个演化轨迹显示：村卫生室的补偿模式在思想上逐渐由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直接投入转变为开始考虑探索多种形式的补偿（包括公共购买筹资）；民主化决策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均衡程度有利于缩小卫生筹资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时滞差距，促进筹资制度的可持续发展。（3）贵州省现行公共购买筹资政策初步显示了其对村卫生室发展的潜在驱动力。但同时存在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效率低、质量不佳、可及性弱等绩效问题。其根源在于购买筹资政策设计的不合理及相关配套保障机制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组织体制，缺乏民主、畅通的需方诉求表达机制，购买主体人为割离且统筹管理层级偏低，购买双方存在着较强的隶属依赖关系，卫生室服务能力先天不足且缺乏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资源配置，重住院（大病）轻门诊，重高层轻基层，服务包代表性不强；支付机制，不合理的支付方式以及低水平的支付价格弱化了对供方的激励约束力；治理规制，法治赤字、规程缺失以及监管乏力导致服务购买绩效的进一步恶化。（4）针对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中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一套购买筹资机制策略，主要包括：①组织策略。在村、乡、县三级分别建立村民管理小组、购买监事会和绩效考核委员会；将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和贫困医疗救助三个购买机构横向整合到社会保障部门，将管理统筹层级纵向提升至省级；对乡村两级机构明确定位，建立村医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增强卫生室服务能力，营造多元化竞争格局。②资源配置策略。调整购买服务包内容（包括10类公共卫生服务和4类基本医疗服务）；门诊和住院统筹基金之比提高到3:7；村级门诊报销比例提升到70%，单次封顶线调整到15元；提高村卫生室的公共卫生经费分配比重（50％左右）。③支付策略。综合运用预付和后付制激励元素，建立基于绩效的包括按人头支付、按项目支付、总额预付制和基本薪酬制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适度提高整体支付水平，以满足村医总体收入的外部公平性、内部公平性和自身公平性。④治理规制策略。建立专门的卫生服务公共购买筹资法律体系，规范操作流程，并基于买卖双方的博弈均衡点优化政府治理监督。（5）对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策略的SWOT-PEST分析显示，该政策策略符合当前国家卫生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需要，政策实施所需经济资源能在现实中获得满足，能够取得社会相关利益主体的认同和接受，通过努力能在现有技术上达成政策目标。同时，该政策策略也面临着政府监管能力较弱、市场竞争有限、交易成本增加等威胁和挑战。（6）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①跨越观念误区，实现政府服务职能与角色转型。②整合提升政府购买部门，促进部门间的横向协作。③建立村、乡、县三级民管机构，畅通需方诉求表达渠道。④提高卫生室激励响应能力，培育多元化准竞争市场。⑤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的覆盖范围和水平。⑥创新支付策略，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整体绩效。⑦合理核算成本，保证公共购买资金的有效利用。⑧强化治理规制，保障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目标的实现。
刘海[8]（2012）在《西部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程度的加深,城乡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公民健康水平的差距逐步扩大,公民因病致贫、返贫问题比较突出。加强西部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改善西部基层卫生服务,提高西部地区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农民群体健康水平显得尤为迫切。只有深入了解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情况,摸清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有利于国家和西部地方政府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制定相关政策时目标更加明确。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第一,通过调研西部试点区的公共卫生服务,可以系统总结西部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经验与不足,为推动西部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服务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第二,借助实证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西部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理论研究,丰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宝库;第三,通过多学科、多方法的融合对西部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服务进行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欠发达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理论。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探讨,探索公共卫生服务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以陕西省作为研究的样本,通过对该省神木、子长、府谷、镇安、阎良五个国家和省级试点区县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分析,把脉当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困境,从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角度提出适合西部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体制,即加大西部公共卫生服务投入,降低百姓医疗服务成本,改善公共卫生服务效果,让百姓“看病易、.看病廉”,切实解决好公共卫生这一最重要的民生难题,履行好政府的职责。本研究在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中采取以离差值的方法比较西部与东部地区差距,并选取东部地区几个试点进行制度比较,探寻西部公共卫生服务落后的因素。对西部政府公共卫生服务与地区发展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采取理论抽样的方式,选取陕西省五个试点区县（富裕、中等、一般、贫困）进行多案例研究,强调对基层不同公共卫生服务改革模式进行剖析,运用内容分析法提炼出西部公共卫生服务内在机理,辅以Logistic模型,检验各地医改模式的运行效果,验证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西部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体系。本研究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探索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和地区贫困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对公民公共卫生服务成本的预测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医疗服务便利度和公民健康改善度两个维度,二者对公共卫生服务投入的解释作用可达17.7%。这预示着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倾向于采取便利公民的方式来处理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的问题。公民公共卫生服务成本和地区贫困率显着正相关。这表明,能够不断降低公民公共卫生服务成本的政府往往较少采用降低对医疗的财政支持力度;而对公民公共卫生服务成本评价能力较低的政府,因为不了解公民的感受,往往会采用减少投入的方式来保持医疗服务领域的效率。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采用的公民医疗便利度和公民健康改善度存在相关性。然而,本研究所采用的公共卫生服务量表并未区分出公民满意度和公民健康改善两个维度。今后的研究可以检验不同的样本是否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资金、技术同公民医疗服务成本负相关。这表明如果政府采取与医疗机构合作的态度,追求双赢的结果,往往能够保持较好的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效果,有效降低公民就医成本（包括金钱、时间、精力、感情等）进而导致医务人员能够更好地融入到整个医疗体系改革中去。通过层级回归分析,发现公共卫生服务投入通过公民医疗服务成本,进而影响地区贫困率。这表明,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本身不会影响地区贫困率,而是通过影响公民医疗服务成本进而影响地区贫困率。同时,从东西部试点区公共卫生服务体制的比较发现,西部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不论在实施改革的时间上还是在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方面都落后很多,说明执政者的观念对制度变迁起着重要作用;进一步通过东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比较后发现,公共卫生投入过少是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最根本差别,正是因为投入不足造成西部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在整个国家也是最低水平。同时,这种过低的投入也增加了公民接受医疗服务的成本,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李文中[9]（2011）在《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在我国筹资公平性下降、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失衡导致城乡居民对卫生服务利用下降,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有研究指出卫生体制改革既失去了效率也丧失了公平的背景下对我国建国以来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综合运用了基尼系数、集中系数、Kakwani指数和直接对比等方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卫生服务提供公平、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健康保障筹资公平、健康状况公平等进行了测度；运用时间序列DEA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的技术效率进行了估算。计量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断改善；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8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都呈现下降趋势,直到政府先后大规模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才明显改善。再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实现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条件和路径,并重点分析了影响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健康保障融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分三步走建成“覆盖全民、层次多样、家庭互济、供需协调、运转高效”的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
贾清萍[10]（2010）在《江西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运行效应反馈仿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医疗是目前中国医疗问题中最薄弱也最难以解决的部分,它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健康,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对新农村建设、农村医疗体制改革有重要的影响。我国近20年的前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走市场化道路,尽管过去的医疗改革确实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缺医少药的情况,但也促使医院宾馆化的现象产生,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公共产品性质的基本原则和规律,导致“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严重,产生了饮鸩止渴问题。现中国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展开,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宏观卫生政策的调整,改革力度之大受到全世界瞩目,但改革中又出现新的问题,表现出典型的外部政策对系统行为干预无效的系统性症状。需要多方法学进一步分析前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产生问题的原因,为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政策依据。需要多方法学进一步论证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出台的新对策的正确性,防止出现新的饮鸩止渴、舍本逐末、恶性竞争等问题。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有很多问题待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基于这些背景,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和运筹学等方法结合研究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在梳理国内外关于农村医疗及其服务供应链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深入调查,构建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结构模式。通过对萍乡市五个县级综合医院,包括芦溪县人民医院、上栗县人民医院、莲花县人民医院、湘东区人民医院、安源区人民医院的深入调研；对江西省卫生厅的专访,对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调查；对下埠镇农村居民的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调查资料和数据,并结合供应链的理论,构建了由政府、医疗产品供应商、农村医院、农村居民为主体的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结构模式。第二,基于调研,结合供应链结构模式,利用一元回归、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别构建了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不同环节主体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并通过变量筛选,找出了影响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发展的参加合作医疗人数、县级医院科室、医务人员数、医疗技术水平、医疗设备、医疗价格、医疗保障等核心变量,并对各自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为建模及仿真的变量选择与方程建立作铺垫。第三,基于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模式,从整体医改出发,利用复杂系统理论,分别对政府环节、医疗产品供应商环节、医院环节、农村患者环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馈基模分析。构建了24个涉及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发展的问题基模和从整体出发管理对策基模。通过对基模的分析,找出制约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从整体出发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运行机制的八条管理对策,其中包括（1）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2）加快农村医院改革,（3）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村医院的投入等。从整体出发对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问题进行了研究。第四,在整体医改基模分析的基础上,组建系统动力学的核心变量数据、入树、枝向量反馈环计算、管理对策、仿真五步分析法,创新性地基于反馈环集合结构和从作用力角度出发,提出且仿真论证了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子系统产生经济支撑力、内生成力、吸引力、动力的四大管理子对策的正确性。论文通过核心变量数据系构建基模,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系统仿真实验入树流图模型,基于反馈环集合与反馈环特性从作用力的角度提出了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子系统子对策并进行仿真实验,定量揭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策实施效果。创新性地提出了消除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负反馈环制约的原理：通过政府、农村医院、农民、城市医院、药品产供销各自责任、目标和利益的实现,达到实现消除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负反馈环制约的总目标。通过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效应作用力分析,得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系统运行产生的四大作用力,即经济支撑力、内生成力、吸引力、动力。针对这四个作用力,提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子系统发展的四大对策,即不断提高中央及地方政府补助比重,增强农村医疗卫生的经济支撑力；大幅增加参合农民,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大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的内生成力；不断提高医疗补偿人次和扩大受益面,增加农民主动投入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吸引力；加快新农合发展,增加医院、医药、公共卫生三个子系统实现各自目标责任的动力。第五,在整体医革基模分析的基础上,对加快农村医院改革子系统进行了深入研究,新建系统动力学的对策作用力因果链传递效应分析法,应用因果链传递效应进一步证明了前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产生“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又应用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了县级医院子系统综合发展六条子管理对策的正确性,而且采用流率基本入树作为调控参数,对对策的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的正确性进行了可靠性仿真分析。基于核心变量是系统的原子和因果链是系统的分子新思想,新建系统因果链传递效应分析法。基于深入调研的萍乡市五个县级发展的历史数据建立新核心变量集合,建立因果链序列,建立因果链的顶点度序列,由顶点度序列对因果链的链接力,产生县级医院服务供应链系统核心变量增长上限基模。基于增长上限基模因果链结构,首先应用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和分析了中国前期医改中农村居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产生的原因。其次,应用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了现行医改中基于消除县级医院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负反馈环制约的原理提出的县级医院子系统发展六条子管理对策正确性,建立九棵流率基本入树,创新性地采用新农合流率基本入入树调控参数法,对对策的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的正确性进行了可靠性仿真分析。最后,基于仿真作用力因果链传递效应分析,提出了中国新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1）在新农合制度政策制订及实施中,各级政府和农民要注重发挥经济支撑力、内生成力、吸引力、动力的四种力量的作用,促进各作用力的不断增强,通过作用力使新农合不断深入发展。（2）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各级政府和管理人员要注重通过政府、医院、医药企业、农村和城市居民各自目标责任的实现,来实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制度的总目标,这是体制改革的原理,不执行此管理对策医改难以成功。（3）政府在新农合政策制订过程中,要注意控制农民的缴费数额。因为根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反馈环效应分析得到,如果农民缴费高度增加,将会制约农民参合人数。（4）新农合对县级医院的门诊人次、住院人次、医务人员数等有正向影响,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新农合政策实施力度,促进县级医院发展。（5）通过反馈仿真分析,证明了县级医院没有能力靠自身运转解决医疗设备、科室建设等资金问题,因此,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县级医院的建设投入。
二、农村卫生改革在中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卫生改革在中山（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的效果评估 ——以四川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2.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信息不对称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医生诱导需求 |
| 2.1.4 防御性医疗 |
| 2.1.5 本文的理论模型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基本药物制度改革 |
| 2.2.2 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改革 |
| 2.2.3 公立医院的其他改革 |
| 2.3 本章小结 |
| 3.四川省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改革的背景 |
| 3.1 四川省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发展沿革与建设要点梳理 |
| 3.1.1 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改革 |
| 3.1.2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
| 3.1.3 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
| 3.1.4 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与县级、城市公立医院对比分析 |
| 3.2 四川省公立医疗机构发展趋势分析 |
| 3.2.1 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 |
| 3.2.2 县级公立医院 |
| 3.2.3 城市公立医院 |
| 3.3 本章小结 |
| 4.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的效果分析 |
| 4.1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和描述性分析 |
| 4.1.1 模型设计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描述性分析 |
| 4.2 实证结果讨论 |
| 4.2.1 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
| 4.2.2 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对医疗服务量的影响 |
| 4.2.3 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对财政补助收入的影响 |
| 4.2.4 对基本药物制度改革长期影响的进一步讨论 |
| 4.3 稳健性分析 |
| 4.3.1 运用倾向得分倍差模型(PSM-DID) |
| 4.3.2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
| 4.4 本章结论与讨论 |
| 5.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的效果分析 |
| 5.1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变量选择 |
| 5.2 实证结果讨论 |
| 5.2.1 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
| 5.2.2 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对医疗服务量的影响 |
| 5.2.3 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对医院药占比的影响 |
| 5.2.4 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对医院财政补助收入的影响 |
| 5.3 有效性检验 |
| 5.3.1 安慰剂检验 |
| 5.3.2 均方误差比值检验 |
| 5.4 本章结论与讨论 |
| 6.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的效果分析 |
| 6.1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变量选择 |
| 6.2 实证结果讨论 |
| 6.2.1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医疗费用的影响 |
| 6.2.2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医疗服务量的影响 |
| 6.2.3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医院财政补助收入的影响 |
| 6.2.4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医院药占比的影响 |
| 6.2.5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的动态影响 |
| 6.3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住院患者的影响 |
| 6.3.1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肺癌和食管癌住院患者的影响 |
| 6.3.2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高血压和糖尿病住院患者的影响 |
| 6.3.3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冠心病和脑血管疾病住院患者的影响 |
| 6.3.4 城市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对阑尾炎、胆囊结石、腹股沟疝和痔疮住院患者的影响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结论与讨论 |
| 7.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落实政府财政补助,切实发挥改革效果 |
| 7.2.2 开展综合性医疗服务改革,形成控费合力 |
| 7.2.3 立足医疗机构实际,深化和推进改革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5）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其中的精神、心理疾病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第三章 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执行及精神卫生疾病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山市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路径、遵循原则和执行情况 |
| 3.2 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精神卫生疾病发展的现状 |
| 3.3 中山市实行精神、心理疾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问卷调查分析 |
| 第四章 中山市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精神卫生疾病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1 对重性精神、心理疾病分析和防治严重不足 |
| 4.2 尚未完善医院、社区一体化的卫生服务体系 |
| 4.3 各级财政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投入严重不足 |
| 4.4 医疗模式和设备配置不完善，服务模式不到位 |
| 4.5 缺乏科学合理的农村医疗补偿机制 |
| 4.6 缺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 |
| 第五章 对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精神卫生疾病的对策建议 |
| 5.1 加强对精神分裂症为代表的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 |
| 5.2 推进构筑医院、社区一体化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工作 |
| 5.3 加大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精神卫生疾病的经费投入 |
| 5.4 创新医院服务理念，完善精神卫生疾病的科室医疗和服务模式 |
| 5.5 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以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险体系 |
| 5.6 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和改革大病报销机制，切实解决看病问题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查问卷 |
| 附件 |
（6）基于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技术路线 |
| 1.4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卫生服务资源的整合思想分析 |
| 2.1. 将整合策略运用到我国农村卫生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
| 2.2. 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概念界定与辨析 |
| 2.2.1 卫生整合策略分类及其内涵界定 |
| 2.2.2 卫生整合策略中“资源”与“服务”两个维度的核心思想及其关系 |
| 2.2.3 不同利益方在卫生服务资源整合中的角色及其影响 |
| 2.3 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相关理论基础分析 |
| 2.3.1 卫生资源整合的相关理论及其用于卫生系统整合的实践价值 |
| 2.3.2 卫生服务整合的相关理论及其用于卫生系统整合的实践价值 |
| 2.4 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国内外实践及经验总结 |
| 2.4.1 国外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实践与经验总结 |
| 2.4.2 国内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实践与经验总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村一体化管理中的整合模式演进 |
| 3.1 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服务提供模式的变迁 |
| 3.1.1 建国初期连续性卫生服务提供模式的实践初探 |
| 3.1.2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下的卫生服务碎片化 |
| 3.1.3 新医改实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后卫生服务模式 |
| 3.2 现阶段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概念内涵及其实施过程 |
| 3.2.1 乡村一体化管理概念和整合内涵的发展转变 |
| 3.2.2 乡村一体化管理在农村卫生系统中的实施过程框架 |
| 3.3 乡村一体化模式的类别划分及其必要性 |
| 3.3.1 按照乡村一体化管理的内容划分 |
| 3.3.2 按照一体化管理的紧密程度划分 |
| 3.3.3 不同乡村一体化模式中整合策略思想的体现 |
| 3.4 乡村一体化管理与资源、服务两种整合策略的比较分析 |
| 3.5 乡村一体化管理所取得成效及推进中存在的障碍 |
| 3.5.1 实施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所取得成效 |
| 3.5.2 推进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所存在的推进障碍 |
| 第四章 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系统的结构分析 |
| 4.1. 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系统的概念框架探讨 |
| 4.1.1 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要素及其内容构成 |
| 4.1.2 整合卫生系统的主要元素 |
| 4.1.3 卫生系统不同整合程度下的特征分析 |
| 4.2 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系统的结构模型 |
| 4.2.1 概念模型的提出和理论假设 |
| 4.2.2 模型检验方法及变量测量工具开发 |
| 4.2.3 现场验证 |
| 4.2.4 验证结果 |
| 4.2.5 结构模型的评价与解释 |
| 4.2.6 农村卫生系统整合作用路径的应用 |
| 第五章 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下的我国农村卫生系统整合效果实证研究 |
| 5.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及政策实施情况描述 |
| 5.1.1 样本地区人口、经济、社会和卫生发展情况 |
| 5.1.2 样本地区乡村一体化内容实施情况 |
| 5.2 乡村一体化背景下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效果评价分析 |
| 5.2.1 乡村一体化对于结构资源的影响 |
| 5.2.2 乡村一体化对于服务过程的影响 |
| 5.2.3 乡村一体化对于绩效产出的影响 |
| 第六章 乡村一体化政策下促进我国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策略建议 |
| 6.1 因地制宜,建立适应各地自身发展的农村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 |
| 6.2 深度调整和转向一体化管理的政策目标和实施策略 |
| 6.3 积极调整生产要素,完善我国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机制 |
| 6.4 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农村基层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提供的连续性 |
|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附件2：调查问卷 |
（7）贫困地区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及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 |
| 1.5 研究框架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研究概况 |
| 2.3 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研究现状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国外基层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模式与实践 |
| 3.1 公共购买筹资的方式 |
| 3.2 公共购买筹资工作模式 |
| 3.3 公共购买筹资的主体利益关系及互动机制 |
| 3.4 国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购买筹资实践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制度变迁 |
| 4.1 理论基础 |
| 4.2 我国农村卫生室公共筹资制度变迁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效果、问题及归因 |
| 5.1 社会经济及卫生事业基本情况 |
| 5.2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试点概况 |
| 5.3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效果评价 |
| 5.4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绩效存在的问题 |
| 5.5 公共购买筹资中卫生服务绩效的问题归因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策略设计 |
| 6.1 设计原则 |
| 6.2 理论框架与思路 |
| 6.3 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策略的设计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策略的 SWOT-PEST 分析 |
| 7.1 SWOT-PEST 理论矩阵构建 |
| 7.2 SWOT-PEST 矩阵分析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政策建议 |
| 8.1 跨越观念误区，实现政府服务职能与角色转型 |
| 8.2 整合并提升政府购买部门，促进部门间的横向协作 |
| 8.3 建立村、乡、县三级民管机构，畅通需方诉求表达渠道 |
| 8.4 提高卫生室激励响应能力，培育多元化准竞争市场 |
| 8.5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覆盖范围和水平 |
| 8.6 创新支付策略，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整体绩效 |
| 8.7 合理核算成本，保证公共购买资金的有效利用 |
| 8.8 强化治理规制，保障公共购买筹资政策目标的实现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8）西部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基于研究对象的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界定与说明 |
| 第二节 国内外公共卫生服务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研究总结 |
| 第三章 制度分析与公共卫生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模型 |
| 第二节 理论 |
| 第三节 框架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 |
| 第一节 中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中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现实状况 |
| 第五章 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状况与问题探究 |
| 一、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公民医疗成本及地区贫困率研究 |
| 二、研究假设和模型 |
|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过程 |
| 四、结果分析 |
| 五、结语 |
| 第六章 推进西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思考和设想 |
| 一、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二、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思路 |
| 三、西部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的设想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 附件1: 访谈记录 |
| 附件2: 会议纪要 |
| 附件3: 调查问卷 |
| 致谢 |
（9）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健康保障、卫生保健和卫生服务 |
| 1.2.1 健康保障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
| 1.2.2 卫生保健和健康保障制度 |
| 1.2.3 卫生(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制度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本文对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界定 |
| 1.4.1 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 |
| 1.4.2 健康保障制度的效率 |
| 1.4.3 对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 |
| 1.5 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5.1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5.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2 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理论基础 |
| 2.1 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经济学理论 |
| 2.1.1 旧福利经济学 |
| 2.1.2 新福利经济学 |
| 2.1.3 奥肯漏桶原理 |
| 2.1.4 信息经济学理论 |
| 2.2 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哲学伦理学理论 |
| 2.2.1 功利主义 |
| 2.2.2 罗尔斯的正义论 |
| 2.2.3 平均主义 |
| 2.2.4 诺齐克的权利理论 |
| 2.3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效率思想和健康保障制度 |
| 2.3.1 管子和老子的公平效率思想对健康保障制度的借鉴 |
| 2.3.2 儒家的公平效率思想对健康保障制度的借鉴 |
| 2.4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平效率思想和健康保障制度 |
| 2.4.1 毛泽东的公平效率思想和健康保障制度 |
| 2.4.2 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和健康保障制度 |
| 2.4.3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健康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回归 |
| 2.5 本章小结 |
| 3 我国传统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评价 |
| 3.1 传统健康保障制度概述 |
| 3.1.1 医疗卫生网络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
| 3.1.2 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 |
| 3.1.3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 3.1.4 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 |
| 3.2 传统健康保障制度公平性的总体评价 |
| 3.2.1 卫生服务提供公平的评价 |
| 3.2.2 卫生服务利用公平的评价 |
| 3.2.3 健康保障筹资公平的评价 |
| 3.2.4 健康状况公平的评价 |
| 3.3 传统健康保障制度效率的总体评价 |
| 3.3.1 健康保障制度效率评价指标的选择 |
| 3.3.2 健康保障制度效率评价方法的选择 |
| 3.3.3 健康保障制度效率的评价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现行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评价 |
| 4.1 现行健康保障制度概述 |
| 4.1.1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卫生事业的发展 |
| 4.1.2 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
| 4.1.3 城乡居民健康的变化情况 |
| 4.2 现行健康保障制度公平性的总体评价 |
| 4.2.1 卫生服务提供公平的评价 |
| 4.2.2 卫生服务利用公平的评价 |
| 4.2.3 健康保障筹资公平的评价 |
| 4.2.4 健康状况公平的评价 |
| 4.3 现行健康保障制度效率的总体评价 |
| 4.3.1 健康保障制度的总体效率评价 |
| 4.3.2 城市健康保障制度的效率评价 |
| 4.3.3 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效率评价 |
| 4.4 本章小结 |
| 5 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均衡路径 |
| 5.1 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均衡的基本理论分析 |
| 5.2 健康保障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落脚点 |
| 5.3 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偏离机制 |
| 5.3.1 影响健康保障制度公平的因素分析 |
| 5.3.2 影响健康保障制度效率的因素分析 |
| 5.3.3 影响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共同因素 |
| 5.4 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标志 |
| 5.4.1 行为一致性基础上的分离均衡 |
| 5.4.2 均衡在一定区间内得到实现 |
| 5.4.3 均衡应该以社会成本最小为条件 |
| 5.4.4 均衡的重点应该是机会公平 |
| 5.4.5 均衡要求交易不存在制度性障碍 |
| 5.5 健康保障制度实现公平与效率均衡的路径 |
| 5.5.1 建立健全同健康保障制度相关的法律规范 |
| 5.5.2 增加政府对卫生机构的投入,合理配置卫生资源 |
| 5.5.3 加强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管理 |
| 5.5.4 提高信息透明度,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5.5.5 统一社会对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 |
| 5.6 本章小结 |
| 6 信息不对称和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1 健康保障制度的主要参与人和信息不对称 |
| 6.1.1 健康保障制度中的"三方四角"关系 |
| 6.1.2 信息不对称损害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2 医疗服务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及其治理 |
| 6.2.1 患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增长较快 |
| 6.2.2 医方的逆向选择和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2.3 医方的信息传递和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2.4 治理医方逆向选择,改善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3 医疗服务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及其治理 |
| 6.3.1 医方的道德风险和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3.2 医疗责任风险与医方道德风险 |
| 6.3.3 市场声誉对医方行为的影响 |
| 6.3.4 医药合谋和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3.5 治理医方道德风险,提高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4 医疗保险机构和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4.1 医疗保险机构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同医方谈判的能力更强 |
| 6.4.2 医疗保险机构使信息搜集成本降低 |
| 6.4.3 医疗保险机构能够形成对医方的有效威慑 |
| 6.5 医疗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 |
| 6.5.1 医疗保险市场上投保人的逆向选择 |
| 6.5.2 医疗保险市场上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
| 6.5.3 医疗保险市场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治理 |
| 6.6 本章小结 |
| 7 健康保障融资和管理的公平与效率 |
| 7.1 筹资模式和健康保障的公平与效率 |
| 7.1.1 我国卫生投资模式和健康保障的公平与效率 |
| 7.1.2 我国社会医疗保障筹资模式的公平性分析 |
| 7.1.3 我国社会医疗保障筹资模式的效率分析 |
| 7.2 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基金管理的公平与效率 |
| 7.3 本章小结 |
| 8 现行健康保障制度向全民健康保障的发展 |
| 8.1 建立全民健康保障制度促进公平与效率 |
| 8.1.1 实现全民健康保障,促进健康保障的公平与效率 |
| 8.1.2 全民医保和社会经济领域的公平与效率 |
| 8.2 我国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基本设想 |
| 8.2.1 建立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 |
| 8.2.2 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特征 |
| 8.2.3 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结构安排 |
| 8.3 现行健康保障制度向全健康保障制度发展的路径 |
| 8.3.1 第一步(2011-2015年):促进制度衔接,基本实现全民覆盖 |
| 8.3.2 第二步(2016—2020年):初步建立国民医疗保险制度 |
| 8.3.3 第三步(2020—2025年):建成多层次全民健康保障体系 |
| 8.4 本章小结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在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详细摘要 |
（10）江西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运行效应反馈仿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医疗卫生发展与管理现状 |
| 1.3.2 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与管理现状 |
| 1.3.3 发达国家医疗卫生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
| 1.3.4 研究成果综述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内容 |
| 1.4.4 论文框架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方法综述 |
| 2.1 供应链的理论概述 |
| 2.1.1 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的定义 |
| 2.1.2 供应链的特征 |
| 2.2 服务供应链理论概述 |
| 2.2.1 服务供应链定义 |
| 2.2.2 服务供应链的特征 |
| 2.2.3 服务供应链的分类 |
| 2.3 系统动力学建模理论 |
| 2.3.1 系统动力学内涵 |
| 2.3.2 系统动力学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 |
| 2.3.3 枝向量行列式反馈环计算法 |
| 2.4 系统动力学视角的供应链机理研究 |
| 2.4.1 用系统动力学研究供应链问题的可行性 |
| 2.4.2 系统动力学视角的供应链问题研究 |
| 2.5 一元线性回归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运行现状调查分析 |
| 3.1 政府实施的新农合政策运行现状调查 |
| 3.1.1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3.1.2 调查的变量与数据 |
| 3.2 县级医院运行现状调查 |
| 3.2.1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3.2.2 调查的变量与数据 |
| 3.3 患者医疗现状调查 |
| 3.3.1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3.3.2 调查变量与数据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结构模式与运作机理研究 |
| 4.1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内涵 |
| 4.2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结构模式 |
| 4.2.1 中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结构 |
| 4.2.2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结构模式与特征 |
| 4.3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中各结点的地位与作用 |
| 4.3.1 政府在医疗服务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 |
| 4.3.2 供应商在医疗服务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 |
| 4.3.3 医院在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 |
| 4.3.4 农民患者在医疗服务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 |
| 4.4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运作机理研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主体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5.1 政府的新农合政策对县级医院影响的一元回归分析 |
| 5.1.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1.2 回归模型构建 |
| 5.1.3 回归结果及讨论 |
| 5.1.4 结论 |
| 5.2 县级医院发展的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回归模型构建 |
| 5.2.3 回归结果及讨论 |
| 5.2.4 结论 |
| 5.3 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5.3.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 |
| 5.3.3 Logistic回归结果及讨论 |
| 5.3.4 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主体行为的问题基模分析 |
| 6.1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政府环节问题基模分析 |
| 6.1.1 政府实施"以药养医"政策的舍本逐末基模分析 |
| 6.1.2 政府财政投入失衡的城乡医院富者越富基模分析 |
| 6.1.3 政府实施的药品单独定价政策产生的饮鸩止渴基模 |
| 6.1.4 政府实施的高价药强制降价政策产生的舍本逐末基模 |
| 6.1.5 政府实施的医药品招标政策产生的饮鸩止渴基模 |
| 6.2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医药品供应商环节问题基模分析 |
| 6.2.1 医药品供应商的生产伪新药行为产生的饮鸩止渴基模 |
| 6.2.2 医药品供应商的回扣、提成行为产生的恶性竞争基模 |
| 6.3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医院环节问题基模分析 |
| 6.3.1 农村医院人力资源的增长上限基模分析 |
| 6.3.2 农村医院医疗设备投资的增长上限基模分析 |
| 6.3.3 农村医院基建投资的增长上限基模分析 |
| 6.3.4 农村医院信息化建设投资的增长上限基模分析 |
| 6.3.5 农村医院科研发展投资成长上限基模分析 |
| 6.3.6 农村医院医务人员低工资增长上限基模分析 |
| 6.3.7 农村医院的增长上限总模型生成 |
| 6.4 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的患者环节问题基模分析 |
| 6.4.1 农村患者医疗需求增长上限基模 |
| 6.5 基于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问题基模的综合管理对策研究 |
| 6.5.1 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村医院的投入 |
| 6.5.2 完善新药审批机制,加强新药审批的严查力度 |
| 6.5.3 建立健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完善药品定价机制 |
| 6.5.4 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强监管,使招标程序法定化 |
| 6.5.5 加强医院、医生行为的监督管理,加快推行医药分开政策 |
| 6.5.6 加强人才引进、对口支援和三支一扶人才管理政策,进行城乡医院人力资源联合开发 |
| 6.5.7 加强县级医院改革,构建由政府、医院共担责任的筹资机制,吸纳民营资本 |
| 6.5.8 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江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的管理对策实施效应反馈仿真研究 |
| 7.1 系统动力学入树反馈仿真作用力五步分析新内涵 |
| 7.1.1 入树反馈仿真作用力五步分析法 |
| 7.1.2 入树反馈仿真作用力五步分析法的新内涵 |
| 7.2 新农合服务供应链系统仿真核心变量的确定与历史数据表 |
| 7.3 新农合服务供应链系统流率基本入树模型与等价的流图模型构建 |
| 7.4 新农合服务供应链系统的反馈环计算及反馈环集合的构建 |
| 7.5 基于反馈环集合结构提出并论证新农合服务供应链系统四条产生的四种作用的管理对策的正确性 |
| 7.6 新农合服务供应链产生四种作用力的管理对策后10年实施效应的仿真分析 |
| 7.7 新农合服务供应链系统仿真结果可靠性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江西萍乡市县级医院服务供应链系统因果链传递效应反馈仿真研究 |
| 8.1 作用力的因果链传递效应分析法 |
| 8.1.1 作用力的因果链传递效应分析法 |
| 8.1.2 作用力的因果链传递效应分析法的创新性点 |
| 8.2 萍乡市县级医院服务供应链系统运行的核心变量集合与历史数据 |
| 8.3 萍乡市县级医院服务供应链子系统发展因果链序列及增长子基模 |
| 8.4 萍乡市县级医院服务供应链系统新正因果链序列及增长上限基模 |
| 8.5 萍乡市县级医院运行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 |
| 8.5.1 前期医改产生的"看病贵"后果的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 |
| 8.5.2 萍乡市县级医院新医改管理对策提出及正确性的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 |
| 8.6 萍乡市县级医院未来发展对策实施的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结果的仿真分析 |
| 8.6.1 县级医院服务供应链流位流率确定 |
| 8.6.2 县级医院服务供应链系统仿真流率基本入树模型的建立 |
| 8.6.3 对策正确性的因果链传递效应证明结果的仿真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创新点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对现行医改的若干建议 |
| 9.3 主要创新点 |
| 9.4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农村卫生改革在中山（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公立医疗机构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的效果评估 ——以四川省为例[D]. 何庆红.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3]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4]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5]中山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其中的精神、心理疾病为例[D]. 李宇明.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016(10)
- [6]基于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研究[D]. 项远兮.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7)
- [7]贫困地区农村卫生室公共购买筹资机制及政策研究[D]. 何含兵. 第三军医大学, 2013(05)
- [8]西部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研究[D]. 刘海. 兰州大学, 2012(04)
- [9]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D]. 李文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12)
- [10]江西农村医疗服务供应链系统运行效应反馈仿真研究[D]. 贾清萍. 南昌大学, 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