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新型社会阶层结构——访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张芳芳[1]（2020）在《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公众参与关系的研究 ——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有序公众参与是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市民无论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还是在政府日常运作中都表达了关切与参与意愿,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内容。与此同时,食品安全是市民每天面对且具有切身体会的话题,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更将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多年来的社会焦点话题,并引发了一系列舆论风波和社会不满情绪。为此,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影响居民的公众参与行为的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将分析居民食品安全满意态度对于其公众参与行为（包含接触参与、组织型参与、政策参与、新媒体参与、传统媒体参与、抗争性参与）的影响,从公众参与的多维特征出发辨析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持续提升有序公众参与提供建议。本研究依托一份全国性调查数据展开研究,首先提取公众参与的不同行为模式,通过因子分析对公众参与行为进行降维和量化。此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食品安全满意度对居民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被调查人员的户口性质、受访者的教育程度、是否本地区民、社会阶层等相关。食品安全满意度与传统媒体参与、选举参与、组织型参与、接触参与正相关,但新媒体参与与食品安全满意度负相关。食品安全满意度与抗争性参与不存在相关关系。最后结合本研究结论及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提升食品安全满意度,加强网络媒体正向信息宣传、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夯实社会基础保障,提高有序公众参与的路径和途径。
张宏华[2]（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梅芳[3]（2019）在《城市社区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社区开放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元素,承载着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时刻展现出城市各式各样的环境形态。人性化的社区开放空间,可以在一定区域内聚集人气,提升社区开发价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土地集约化高效发展。而布局紧凑、多功能重合的社区开放空间,能够孕育更多的社区生活,使充满邻里生活的社区开放空间提升居住者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本文广泛调研了国内外城市社区开放空间和人性化设计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明确了社区开放空间和人性化设计的概念和研究尺度,对人在社区环境中的行为方式和主要活动进行分析,从而初步确立了社区开放空间的环境要素和不同使用人群对开放空间的需求。社区开放空间人性化的主要环境因素包括:场地选择、交往活动、空间尺度、小气候营造、休息设施、绿化配置等。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对开放空间的需求各不相同,本文还从不同年龄对开放空间的不同需求出发,依据使用人群的年龄划分,针对性的提出社区开放空间人性化设计的建议。论文选取了上海黄金城道、淮安市翡丽湾小区、上海石泉社区和杭州良渚文化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社区的环境要素和居住者的使用需求两方面对案例进行了调研、分析、对比研究,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社区开放空间人性化设计的有效改善措施。论文对社区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的基本原则进行总结:社区开放空间环境的特殊性与细节化原则、社区开放空间人群需求的细分化和差异化原则、社区开放空间建设的小型化与个性化原则。论文对社区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元素进行总结,并给出对策:注重可持续发展、为社区开放空间赋予场所精神、满足居民的情感需求、社区开放空间具有舒适性和吸引力、设计空间尺度符合使用者需求、社区开放空间的无障碍设计和公众参与。
徐涛[4]（2018）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指基于意识形态认同,而赋予掌握意识形态发明权、话语权、解释权的团体组织或个人的一种领导地位。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后,毛泽东实现了行政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合一。部分学者认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毛泽东满足“个人野心”与权力追求的结果。然而,权力与阴谋无法产生真正的秩序与认同,同时孙中山与蒋介石也是类似于“两权合一”的人物,这一历史的共相背后显然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逻辑。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武力的方式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启了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序幕。但由于辛亥革命是在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尚不充分的条件下爆发的,这导致革命后的民主秩序创建与支撑主体之间存有一种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集中表现为南与北、新与旧围绕权力核心的政争。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北洋军阀都无法完成革命后政治整合和秩序重建的重任,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新、旧势力都不具有被广泛认同的、奠基在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威。民国初年的权威缺失既是意识形态的,也是政治的。应对这种共时性危机,通常需要一种威权政治,借助兼具权力与权威的魅力型领袖的力量,突破束缚、重建社会秩序,并为现代化的演进开辟道路。民国初年政治整合的失败,多是因为整合的力量权力与权威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具备所致。伴随民国初年纷乱无序的党争,军、绅共同掌权的政治格局形成,民国肇始的由上至下的政治整合走向失败。新文化运动之后,政治重心下移,开始了一条以“普罗大众”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整合路径。这条路径呈现出暴力性特征,“革命”自五四后成为一种不可易移的历史潮流。革命的领导者是政党,国共两党都主张唤醒民众,通过党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以实现革命成功的目的。党的主义具有优先性,这决定了政党的领导核心作为意识形态中心与权力中心的不可切割性。从根本上讲,权力的合法性由意识形态产生,领导核心的权威主要来源于意识形态,党的领导核心的合法性在于他是真理的代表者。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近代领袖权威发生、发展的核心表现形态。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期,国民党对蒋介石的权威塑造因为蒋介石的道德缺陷、对法律的无视特别是对三民主义意识形态阐释的落后性,使得蒋介石党内权威构建并不成功。蒋介石不具备完成政治整合的条件和作为权威的象征性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顺应民族民主革命背景下政治参与扩大的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了包括革命统一战线、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九个方面的理论与政策,科学回应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挑战,联通了国家、社会、政党意识形态的统一,并通过以整风运动为核心的教育与学习成功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指针的党内意识形态的范式转换。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获得了程序上的认定和合法性。伴随着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以规范性逻辑而言,近代中国社会权威与权力分离的现象结束了。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促成了一个真正的领袖的诞生,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树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有效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权威在近代中国的形成逻辑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地位而言,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即领袖权威的形成是作为历史合力的国家、社会、政党之间博弈的结果。这一互动过程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既为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可能,也对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逻辑、形态与功能构成了限制。本文以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这一现象为起点,从历时与共时、规范与经验、结构与功能的角度梳理这一现象发生、发展的应然脉络,在真理逻辑、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历史逻辑,借以展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政治体制转型及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与局限性。论文系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七个章节,依据其内在理路,在结构上表现为问题起点、历史逻辑与具体形成机制、认知与评价三个层次。第一章,绪论。该章以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做为考察对象,从历史、逻辑、现实三个层面,国家、社会、政党三个维度追溯、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史境、语境,阐明了该文研究的性质、方法和目标指向。同时,通过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原因、目的研究的学术史回顾,选题的研究价值及以整合与权威形成为研究对象的确定,以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权威理论、马克思·韦伯的权威类型划分、汉娜·阿伦特权力与权威二分的相关学说作为方法论基础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围绕民国初年的无序政争,重建权威努力的失败指明了辛亥革命后秩序重建与权威再造的困境,分析了论题的发生学基础,提出了近代整合的途径与重建权威的逻辑。近代中国社会的整合需由政党来领导,政党领袖的权威首先需奠定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领袖权力与权威是一种共生关系。在后五四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内在合理性应基建于合民主、合科学双重价值之上。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人格化显现,权威领袖应表现为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对科学理论做出创造性发明或是重大阐释的真理的代表者。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日本帝国主义在敌伪区内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国民党肆意歪曲三民主义,宣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声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的急速增长,党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弱化了党的队伍建设及根据地人民对党的认同,党的领导层内存在的路线之争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内力量的整合。民族、党际、党内矛盾与冲突,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起点。第四章分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与建设主体。接受者的前知识和思维方式、价值诉求,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接受限度和何种知识将会被纳入意识形态体系,成为意识形态构建的资源。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创设中,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与理论基础;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群体构成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体。第五章主要分析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真理性、实践性基础。根据毛泽东思想九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一般性与特殊性、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从毛泽东思想作为知识生产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说明两个方面来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核心理念的话语形式和内在精神实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后者围绕抗战建国的目标、途径、原则、动力、保证诸方面进行了阐释,达成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手段、大众参与与制度有效设计的统一,构成了一个对中国现实问题、发展前途科学说明的、党-国家-社会融合一致的严密的逻辑体系,有力的回应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内外挑战。第六章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意识形态统一行动作为一个系统的工程,推动意识形态范式转换,除了依赖话语系统、组织动员外,同时还依赖于人事系统、宣传机器的改组、改造和宣传主体有意识的氛围营造。毛泽东思想树立为主导思想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整风运动、机构调整、编写党史、组织宣传、象征仪式及党的话语与底层话语交互为用的运作等方式来实现的。这一改造过程和实现的途径,构成了后来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经典范式。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伴随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近代中国社会重建权威的历程逐步画上终点。从毛泽东领袖形象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权威构成来看,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了毛泽东领袖权威的核心来源。第七章分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其演化的理由、形态和限度,并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评价。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依据其功能与实质而言就是毛泽东领袖权威的形成,这一结果的形成及其演化是近代中国国家意志、社会和政党三者合力①、互相成就和赋予的产物:历史发展产生权威,权威改造群众,群众塑造权威。这一互动过程中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权威与民主、整体与局部的张力,既为近代权威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条件,也对权威形成的逻辑与形态构成了限制,内蕴了权威有走向极端的可能。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产生的影响,积极的一面,在于促成了一个真正的领袖的诞生,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树立了一个象征性符号;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政党的成熟;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最为广泛的动员和整合。其消极的一面,在于引发了个人崇拜并间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
谭晓玲[5]（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工程”）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的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实施工程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坚持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普遍的认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繁荣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保障。本论文以工程实施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过程,详细阐述工程实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整体客观评价工程实施状况,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实施有所启示。论文共分10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选题的研究述评,论文的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基本框架,并对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分析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工程实施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础上,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巩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主要是整体介绍实施工程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形成的运行机制情况。具体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课题组等四个层面阐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并从项目、基地、团队这三方面的建设揭示工程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主要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进程。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召开的具有标志性的相关会议,着重从实施工程的提出部署、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及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对其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面系统具体阐述实施工程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两方面,阐述了实施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依托机构、学科建设情况调研、学科高端学术平台、学科领航与支撑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第六章从总体部署、编写成果、出版及使用、编写特点四个方面阐述工程立体化教材体系的形成;第七章从举办高层次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会、开展国情调研、进行国外考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第八章从理论读物和主流媒体平台两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宣传。第九章论述了十多年来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本章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中所体现出来的信息,在总结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工程实施中存在的转化运用、宣传普及不够等不足及原因,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工作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进一步推进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即从保持工程的常态化、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引领“四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思考。
俞秋阳[6]（2017）在《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韧性研究》文中认为韧性是一个政权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应对各种风险、危机和挑战,从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和表现,也是一个政权的适应性、持续性和生命力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拨乱反正、苏东剧变、国际金融危机和特大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重大考验,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韧性从何而来,构成了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韧性作为一个国家属性,并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它有着维持和巩固的需求。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及治理体系也动荡不安,新的挑战层出不穷,党和政府必须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增强制度的韧性。为此,有必要总结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稳定发展的成功经验,探讨并阐明其制度韧性的基础及其条件,分析当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和缺陷,扬长补短,不断完善,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海内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治理韧性进行了诸多思考,成果众多。不过,迄今海外学者大都立足于现代化理论和民主转型理论,始终无法摆脱将当代中国政治定性为威权主义的思维桎梏。不少人认定当代中国所表现出的韧性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策略,而不是由于其深层的制度安排。与此不同,本论文试图从制度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角度,从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内在制度结构分析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着力回答如下问题: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从宏观来看,具有哪些重要特质?这些结构性特质又是怎样影响和回应了韧性所面对的主要挑战?这种回应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中国治理体系是否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果存在应该如何改进这些不足。由此,也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治理体制提供理论与政策的支持。论文首先考察了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央地关系结构及其对韧性的影响。指出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民主集中制有助于保持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及国家的统一性。尤其是有助于抑制政治和政策的地方化以及地方性冲突与风险。对一些社会政治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认知框架、组织方式、议题设置以及策略手段有深刻影响,使社会政治冲突和行动趋向于碎片化和地方化;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抗争行为蜕变为有政治诉求的、对治理体系构成威胁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化和碎片化的抗争行为作为一种诉求表达,客观上帮助了中央政府了解和监督地方政府的作为,纠正了地方政府的一些滥权渎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对及治理体系的弹性和韧性。其次,本论文分析了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对韧性的效应。指出党和政府通过对社会的嵌入式治理,形成了一个党和政府领导,社会组织、公民和企业多方参与的政社协同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吸纳了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阶层等民间社会力量,一方面既发挥了他们在善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弱化了社会组织作为抗争政治的社会动员结构的功能、满足了新兴社会阶层的获得政治认可和参与政治生活的需求;还使中央政府获得了“嵌入式自主性”,能够有效地推行其战略目标且不被潜在的利益集团、企业或外国势力所俘获。这些效应都有益于增强治理体系的韧性。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领导力量,其执政能力和凝聚程度对于治理体系的韧性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执政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机制培养出了高素质的治国精英,并引导他们不断地更新其治理知识和技术,从而更好地应对变动不居的国内外形势和新的挑战。也就是说,强大的学习能力使中国共产党面对客观环境的变迁有着弹性和适应能力。本文考察了党的意识形态变迁以及对互联网技术的吸纳利用,来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适应能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不仅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适应能力,还凝聚了政治精英间的共识与团结,而这种共识是治理体系韧性的一个重要来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结构能够较好地应对社会政治冲风险和挑战,对地方分裂、社会冲突以及政治分化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能够有效保持中央对地方、国家对社会以及党对政权的领导,保持政权的统一性、适应性、创新力及其生命力。由此也显示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制度韧性。当然,现行治理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这最突出地表现在:部分地方政府仍未树立治理理念,在发展思路上依然片面追求辖区经济增长,忽视政府其他公共职能;面对社会冲突,仍然采用“摆平术”来消极应对民众的诉求,而不是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使社会冲突得不到有效缓解;对于社会组织过于防范与警惕,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培养发育,挫伤了公民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少数干部放松了学习要求和道德纪律,甚至利用权力去寻租。上述问题的积压与恶化会威胁到我国治理体系的韧性,因此必须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解决。
杨起予[7]（2017）在《“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研究》文中提出今日学界所用的"中国道路"一词本由最初的"中国模式"转变而来。"中国模式"则由乔舒亚·库拍·雷默于2004年第一次提出。作者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称之为"北京共识"。自此,关于"北京共识"能否取代"华盛顿共识"的争论便成为一种思想现象。几年之前,"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更具理论形态的概念,成为"北京共识,,的代名词。之后,国内学术界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提法进行了更多样化的思考,并相继出现了"中国道路"、"中国路径"、"中国经验"等概念,以此替代原先的"中国模式"。相对于"中国模式"、"中国路径"、"中国经验",本文更倾向于使用"中国道路",因为这个概念更能彰显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恢宏历程的历史性、探索性和实践性。本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为研究对象,从改革、开放的起点开始论述,将改革至今的道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看待,着重关注这个过程里自上而下的力量和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的彼此呼应;关注发展的实践对于认知和理论深化及完整性的促成作用;关注这个过程里所呈现出的困境与进取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并以这种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来认识与理解历任领导人结合其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与"中国梦"相关的种种论述,进而把中国的改革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把"中国道路"与我们最近一百七十年历史,与我们两千多年文明史联系起来,在更深层次上展示了 "中国道路"的历史内涵。"中国道路"的阐述今天更多地是注重于"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态,本文之所以立足于实践生成,初衷是为了认识、理解和说明这种理论形态的实践起点和来源。除"引言"和"后记"之外,全文主体部分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改革肇始:起于上层的重心转移和来自底层的人民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之后的变化则从农村开始,由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为起点,引发了城镇的个体经济、乡镇企业,以及沿此发展而来的民营企业经济等等。这些变化皆起于底层民众的意愿和主动,而后才影响上层的意向,并由此获得了可以实施的具体性,进而又使得上层意向形成了丰富性,这种上下呼应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仅体现于中国改革的肇始阶段,而且体现于"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的整体过程之中,并构成了日新又新的中国改革不竭的动力源泉。第二章:渐进的开放:从逐步引进到自觉走向世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因目睹"大逃港"的惨痛景象而反思中国贫穷的根源,并由此促成了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与技术的取向,带来了开放的最初构想。随着西方资本与技术的引进,必然会对现有经济体制造成冲击,继而引发了国人从被动地开放转向自觉地开放,这个过程又带着中国由引进外资、技术等到加入WTO,再到最近的"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最初的外国资金、技术进入中国,到主动融入已有的世界秩序,再到现在中国走向世界,并以自己的主张努力使世界秩序走向合理化的历程。这个过程同时也引进了大量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学说,其中合理的内容曾被吸纳并影响了中国经济在制度上的变迁,使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单一产权变为多种产权。这一面明显地反映了中国道路内含的现代性和世界性。第三章:社会主义:中国道路不能改变的方向。改革开放大幅度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活力,但同一个时间里又出现过因否定文革的自我纠错而被一部分极端化地引向怀疑社会主义方向,以及因开放而进入国门之内的西方思潮所引发的全盘西化的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说明了改革开放虽然是从经济开始的,但却一定会与政治和思想同行相伴。因此,从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到十八大提出的不走老路不走邪路,都不能不从政治思想上着力阐述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不可动摇的唯一方向,这个过程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来意义,也反映了中国道路内在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正是这种阐述,使得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越来越明了地化为说服力而为亿万人民所接受。第四章:现代化转型中的时代变迁和理论创新。在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认识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内容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们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实现的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继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相继结合各自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新理论和新观点。在江泽民时代,最为突出的是已在经济增长中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新的经济形式及其应有的政治权力,与我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和容纳性得以解决,从而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在之后的胡锦涛时代,与经济发展相伴而来的,是社会领域内因为市场领域的法则过度泛化地移入到社会,而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群体性矛盾凸现。中央在回应这些矛盾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体现了我党对社会建设和社会保护的自觉性。在习近平任总书记后,由于之前几十年的发展而积累了多方面的问题,促成中央开始了全面深化改革。在习近平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中国梦"是尤其引人关注的,因为"中国梦"第一次将中国的改革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连在了一起,使"中国道路"不仅有了现实内容,而且有了历史内容,从而体现了 "中国道路"在理论上的深化和更恢宏的意境。第五章:百年回望:"中国道路"的历史由来。"中国道路"一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但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却应当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代中国历史。自从西方人东来之后,中国人在西方的冲击下就已经开始了为中国寻路的探索,并延续了百年之久,其间经历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这个过程中有过成功,有过失败,但其核心始终都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郭莉[8]（2015）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制度①的力量在于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但制度的认同不是自发形成的。制度认同的可建构性决定了教育是实现制度认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意义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思想共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教育这三个基本概念有着内在紧密的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关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制度认同教育的内容,又是制度认同的客体。制度认同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建构的对象,又是制度认同教育所追求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制度认同的功能,这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相对于制度认同而言,它又是实现制度认同的路径和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在思想上呈现出不同内容。在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为“以苏为戒”,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发展过程不可能千篇一律的思想的观点,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并提出了用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人民。在教育方式上,主要采用群众路线式的认同教育方式。邓小平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制度认同教育核心旨在说明中国制度特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强调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注重以经济绩效为导向的和辩证的制度认同教育思想。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指向制度特色的系统性、民族性、时代性。制度认同的形成是制度认同主体、认同客体和外部制度环境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认知状况、作为客体的制度的自身表现状态以及他者主体认知施加影响所构成的环境因素,均影响制度认同的状态。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形成阻抗因素的,主要有西方资本主义的舆论误导、“西化”、“分化”的行为干扰和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对自身根本矛盾的自我掩饰,还有各种社会错误思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人们普遍关心的先富与共富、公平与效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处理中,由于主客原因形成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制度认同的状态。当前这些阻抗因素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建构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基于这些现实因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性、制度特色、制度价值和制度情感四个维度入手进行认同内容的建构,从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以能够认同的问题,克服制度认同教育的思想阻抗因素,完成制度认同教育所面临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的有效实施,主要从五个方面着手,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教育,阐明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通过合规律性证成制度科学；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教育为制度认同提供观念基础,并形成理论认同对制度认同的叠加效应；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成效教育,发挥利益认同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为制度认同提供事实依据；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较优势教育,运用比较法,阐明制度特色、制度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形成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优势原因所在,通过阐明比较优势,增强人们的制度自信、制度情感；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众舆论引导教育,正本清源,驳斥错误言论,戳穿敌对西方势力的阴谋的同时,建构制度自身的话语优势和话语平台,掌握舆论话语的主导权和舆论思想的领导权,形成有利制度认同的舆论环境。
周龙燕[9]（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陈越洋[10]（2014）在《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文中研究指明中阿友好合作源远流长，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领域建立的全方位合作关系，折射出中阿两大民族从汉武帝时期以来的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友好交往史。这种合作从政治的层面看，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南南合作的表率，不仅惠及双方，更有利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声音；从文化的角度看，是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伊斯兰教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友好合作的典范。文化交流从深层意义上说，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思想交流、智慧交流；是增进国家间、民族间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对中阿文化交流史的梳理，对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增加共识，加强合作，进而提升中阿文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具有现实意义；对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发展情况的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落实“走出去”、“引进来”政策，构筑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中阿间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对培养文化自觉意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有力践行，是对西方社会主导的文化霸权的有力回击。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与阿拉伯社会各自经历了深刻而又复杂的变革与转型，中阿文化交流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古代）转衰（近代），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开始逐渐发展的过程。中阿两大民族在独立战争中建立起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政府，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围绕宗教、文学、教育、艺术等文化的各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古代的表层物质交往过渡到文化核心层面的交往和沟通。本文是一项基础性研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运用历史学、史料学、外交学、传播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以宏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以个案和整体研究相结合进行纵向、横向的研究，对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论文由绪论、正论五章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讲述本论文选题的意义，并对本论文所指的“文化”概念及论述的时间跨度做一说明；简述研究现状、论文主要的创新点与难点、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正论部分，第一章回顾二十世纪前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主要历史分期。唐宋时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初期繁荣期；元代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伊斯兰在中国普遍传播，阿拉伯文化真正在中国发生了显着的影响；明清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由传播进入了创造发展阶段，随着穆斯林数量的增加，中国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意识形态得以有机结合。第二章主要研究清末与中华民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朝末期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并未使中阿间的交流完全停滞，民国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在宗教领域，主要论述回族地位的提高以及回教新文化运动；文学领域主要论述作品译介情况及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教育研究领域主要论述以成达师范学校为代表的伊斯兰新式教育、民国时期派出的留学生及其对于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所做的贡献、清民时期国人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情况。第三章主要研究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万隆会议使得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两次建交高潮。宗教领域主要论述伊斯兰教在新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及伊斯兰学术活动；文学领域主要论述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被译介的原因、译介情况及特点、中国作家创作的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文学作品；教育与研究领域主要论述阿拉伯语进入高等学府的教学情况、留学生互派工作及学术研究情况；艺术领域主要论述国际广播电台阿语频道的开播，电影、艺术团等方面的交流。第四章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至二十世纪末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中阿高层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日益丰富。宗教领域主要论述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和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情况；文学领域主要论述作品的译介情况、文学及文学史的研究以及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教育与研究领域主要论述阿拉伯语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留学生互派情况、中阿教育合作、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情况；艺术领域主要论述文化周与艺术团演出、电影、展览、体育等交流情况。第五章分析了中阿文化交往中的动力，即双方在历史、现实方面存在着悠久的传统与坚实的基础，在文化内涵方面存在着相似的内在人文精神与互补的文化差异；继而分析了阻力，即西方文化霸权的干扰和误导和中阿间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所产生的误会与矛盾；并对加强中阿文化交流提出三点建言，即文化交流机制化、文化交流途径多元化、文化交流主体队伍专业化。通过以上论述，本文最终得出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三大阶段所各具的鲜明特征，即民国时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回族群体围绕宗教展开的；二十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末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政治为导向进行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以文化交流价值本身为出发点的。最后，重申了中阿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即有利于双方形成对人类文化的普世情怀，有益于双方运用不同文化的智慧来合力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难题，有助于双方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型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内涵。
二、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新型社会阶层结构——访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新型社会阶层结构——访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公众参与关系的研究 ——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与特色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公众参与 |
| 一、公众参与分类与方式 |
| 二、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公众参与 |
| 一、食品安全满意度 |
| 二、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公众参与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模型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计划行为理论 |
| 二、资源动员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公众参与的问卷调查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与抽样设计 |
| 一、问卷设计 |
| 二、样本抽样 |
| 第二节 描述性分析 |
| 一、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
| 二、食品安全满意度 |
| 三、公众参与 |
| 第五章 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公众参与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居民公众参与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第二节 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公众参与的回归分析 |
| 一、选举参与回归分析 |
| 二、组织型参与回归分析 |
| 三、媒体参与回归分析 |
| 四、接触参与回归分析 |
| 五、抗争性参与回归分析 |
| 六、回归分析结果 |
| 第六章 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实证分析的结论 |
| 一、食品安全满意度是居民公众参与的影响因素之一 |
| 二、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居民公众参与有显着的影响 |
| 三、社会保障性因素对公众参与起到作用 |
| 第二节 研究的实践启示 |
| 一、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满意度 |
| 二、加强网络媒体信息正向宣传 |
| 三、健全公众参与制度 |
| 四、夯实社会基础保障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 |
| 一、自然条件 |
| 二、政治生态 |
| 三、农民生活 |
| 四、社会文化 |
| 第二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 |
| 一、乡村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共介入乡村社会管理 |
| (一)党初步下沉乡村和党员大量发展 |
| (二)党的整顿与初步巩固 |
| (三)党组织与党员的纯洁化 |
| (四)整党整风与党的一元化领导 |
| 二、乡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乡村行政组织的重构 |
| (一)新行政机构的建立:村公所与村民代表大会 |
| (二)村级行政机构的持续改造 |
| 三、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底层农民的崛起 |
| (一)乡村领袖的成分:“贫农”与“贫农+中农”结构 |
| (二)乡村领袖的成长:中共之助推 |
| 四、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机制:选举政治和新型社会组织 |
| (一)选举: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
| (二)新型社会组织:农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与保障 |
| 第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民生建设 |
| 一、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
| (一)扩大耕地面积 |
| (二)兴修水利工程 |
| (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
| 二、组织起来:促进生产 |
| (一)推进劳动互助 |
| (二)发起农业合作社运动 |
| (三)开展劳动竞赛运动 |
| (四)掀起大生产运动 |
| 三、调整分配:改善农民生活 |
| (一)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政策的实施 |
| (二)坚持合理负担原则与实行统一累进税 |
| 四、社会保障:托底贫困农民基本生活 |
| (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政策法规的制定 |
| (二)社会保障的实践活动 |
| 第四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思想文化建设 |
| 一、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
| (一)面向青少年的国民教育 |
| (二)面向成人的社会教育 |
| (三)乡村教育的特点 |
| 二、报刊事业:开阔农民社会视野 |
| 三、大众文艺活动:丰富农民文化娱乐生活 |
| (一)乡村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街头诗的昙花一现:“冀中一日” |
| (三)文化盛宴:艺术节 |
| (四)乡村文化文艺活动的特点 |
| 第五章 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建设 |
| 一、社会道德规范的改造 |
| (一)改造二流子与“懒人” |
| (二)禁烟禁毒 |
| (三)树立模范 |
| 二、生活习俗规范的革新 |
| (一)更新卫生观念 |
| (二)改良卫生习惯 |
| (三)倡导中西医结合 |
| (四)开展妇婴卫生保健 |
| 三、法律法制规范的重建 |
| (一)法规进村:农民法治意识加强 |
| (二)司法下乡:巡回审判与调解 |
| (三)法律法规对妇女权益的保障 |
| 四、优良社会风气的养成 |
| (一)中共局部执政的优良作风 |
| (二)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 |
| 结语 |
| 一、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革 |
| 二、乡村社会建设与新农村建设 |
|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城市社区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转型的背景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
| 1.1.2 社区发展存在的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二、城市社区开放空间及人性化设计概念及研究进展 |
| 2.1 城市社区开放空间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变革 |
| 2.1.3 城市社区开放空间的形态类型 |
| 2.2 人性化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2.1 人性化基本内涵 |
| 2.2.2 “人性化设计”理论基础 |
| 2.2.3 人性化空间需求 |
| 2.3 小结 |
| 三、城市社区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要素分析 |
| 3.1 社区开放空间的环境要素解析 |
| 3.1.1 场地选择 |
| 3.1.2 交往活动的发生 |
| 3.1.3 空间尺度和比例 |
| 3.1.4 小气候对环境的影响 |
| 3.1.5 休息设施 |
| 3.1.6 植物种植 |
| 3.2 社区开放空间的使用人群分析 |
| 3.2.1 幼儿对社区开放空间的需求 |
| 3.2.2 儿童对社区开放空间的需求 |
| 3.2.3 老年人对社区开放空间的需求 |
| 3.2.4 青年人和中年人对社区开放空间的需求 |
| 3.3 小结 |
| 四、城市社区开放空间人性化设计案例分析 |
| 4.1 上海黄金城道步行街调研分析 |
| 4.1.1 案例概况 |
| 4.1.2 环境要素分析 |
| 4.1.3 使用人群分析 |
| 4.1.4 使用后评价 |
| 4.2 新旧城市社区开放空间建设比较 |
| 4.2.1 旧城改造项目----上海石泉社区 |
| 4.2.2 新建居住区项目----杭州良渚文化村 |
| 4.2.3 新旧城市社区开放空间建设比较 |
| 4.3 淮安市翡丽湾居住小区设计 |
| 4.3.1 项目概况 |
| 4.3.2 环境要素分析 |
| 4.3.3 使用人群分析 |
| 4.3.4 使用后评价 |
| 4.4 小结 |
| 五.社区开放空间人性化设计总结以及启示 |
| 5.1 城市社区开放空间人性化设计的基本原则总结 |
| 5.1.1 社区开放空间环境的特殊性与细节化原则 |
| 5.1.2 社区开放空间人群需求的细分化和差异化原则 |
| 5.1.3 社区开放空间建设的小型化与个性化原则 |
| 5.2 社区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元素总结 |
| 5.2.1 注重可持续发展 |
| 5.2.2 赋予空间场所精神 |
| 5.2.3 满足居民的情感需求 |
| 5.2.4 舒适性和吸引力 |
| 5.2.5 尺度符合人性化要求 |
| 5.2.6 社区开放空间的无障碍设计和公众参与 |
| 5.3 社区开放空间的居民使用和参与方式总结 |
| 5.3.1 平等使用 |
| 5.3.2 民主参与 |
| 六、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4）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意义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关注对象的界定 |
| 三、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与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民国初年的政治整合困境、权威再造的逻辑与进程 |
|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权威真空与政治整合困境 |
| 一、民国初年的政争与政治整合困境 |
| 二、权威真空:民国初年政治整合乱象背后的根源 |
| 第二节 民国初年重建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一、构建法理型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二、重塑传统型权威、个人魅力型权威的努力与实践 |
| 第三节 整合与近代中国社会权威重建的内在理路 |
| 一、整合的性质——民主同质性整合 |
| 二、整合的主体与方式——政党与意识形态 |
| 三、政党领袖权威与意识形态的共生关系及近代史境中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 |
| 第四节 国民党领袖权威塑造的得失与近代中国社会领袖权威塑造的再出发 |
| 一、作为镜像与规制的国民党领袖的权威塑造 |
| 二、近代中国社会权威重建的再出发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成为时代共识 |
| 一、民族主义 |
| 二、近代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 |
| 三、抗战前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 |
| 第二节 以宪政为核心的民主建国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
| 一、国民政府战时体制的建立 |
| 二、国民政府权力的无序运行与国家能力的不足 |
| 三、民主运动的高涨 |
| 第三节 党外意识形态的论争 |
| 一、日本与南京汪伪政权的奴化教育 |
| 二、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意识形态宣传 |
| 三、第三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诘难 |
| 第四节 党内路线的分歧与党员队伍的扩大 |
| 一、党内路线的分歧 |
| 二、党员队伍的急剧扩大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资源与主体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意识形态理论 |
| 三、党内早期领导人与文化工作者的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
| 四、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 |
| 一、知识分子群体 |
| 二、党的干部群体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挑战的创造性回应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表述与实践标准连接起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外在形式、内在本质的统一 |
| 一、毛泽东新话语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论基础——《实践论》与《矛盾论》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首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释中国实际问题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评判标准:实践 |
| 第二节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理论对民族、阶级矛盾的回应 |
| 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抗战到底的态度 |
| 二、《论持久战》科学说明了抗战的前途与方向 |
| 三、抗日战争胜利实现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四、抗战的战略方针:游击战 |
| 五、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关理论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主张指明了民族国家的前途 |
| 一、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 |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
| 第四节 群众路线与人民主权的实现 |
| 一、人民主权实现的两种路径 |
| 二、卢梭“公意”理论的实践困境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解决方案 |
| 三、毛泽东与群众路线的形成 |
| 四、群众路线对卢梭“公意”学说的回应及其时代意义 |
| 第五节 以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为主体建党的有效实现路径——思想建党 |
| 一、以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建党的理论困境 |
| 二、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结构性转换与思想建党的实现 |
| 三、思想建党的核心内容 |
| 四、毛泽东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思想建党学说的价值与意义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实现的具体路径及其角色功能 |
| 第一节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路径 |
| 一、整风运动 |
| 二、宣传教育机构、书刊杂志出版的调整与组织宣传 |
| 三、编写党史 |
| 四、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育:仪式与象征 |
| 第二节 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及其角色功能 |
|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与毛泽东超凡魅力型领袖的形成 |
| 二、毛泽东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表现形式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核心功能 |
| 第七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演化的历史逻辑、机制、局限与影响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及演化的历史逻辑影响机制与局限 |
| 一、国家意志对领袖形成的限定 |
| 二、社会结构对领袖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规制 |
| 三、政党自身对领袖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影响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的意义与影响 |
| 一、积极意义 |
| 二、消极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拟创新之处 |
| 六、主要内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举措 |
| (一) 抵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渗透 |
| (二)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 二、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中之重 |
| (一)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 |
| (二)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 |
| 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石 |
| (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 |
| (二) 实施工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
|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迫切需要 |
| (一) 实践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
| (二) 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
| 五、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 |
| (一)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根本所在 |
| (二) 实施工程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 |
| 第二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 |
| 一、组织机构 |
| (一) 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 |
| (二) 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 |
| (三) 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 |
| (四) 课题组 |
| 二、运行机制 |
| (一) 项目建设 |
| (二) 基地建设 |
| (三) 团队建设 |
| 第三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考察 |
| 一、工程的提出和部署 |
| (一) 实施工程的提出 |
| (二) 实施工程的全面部署 |
| 二、工程的全面展开 |
| (一) 工程多项具体工作先后启动 |
| (二) 深化对工程的认识 |
| (三) 工程实施取得实质性进展 |
| 三、工程的全面推进 |
| (一) 工程实施四年的工作总结和随后五年工作设想 |
| (二) 工程成果丰硕 |
| (三) 工程实施八年的工作总结和继续推进 |
| 四、十八大以来工程深入推进 |
| (一) 深入实施工程的战略部署 |
| (二) 深入实施工程的重要举措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和研究 |
| (一) 经典着作编译 |
| (二) 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研究 |
|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 |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初步设立和逐步完善 |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简介 |
|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二级学科点布局 |
| (四) 国家重点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建设 |
| 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
| (一) 建设概况 |
| (二)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
|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情况调研 |
| (一)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调研 |
|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年度报告 |
|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高端学术平台 |
| (一)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论坛 |
| (二)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导论坛 |
| (三)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论坛 |
| (四) 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 |
| (五)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协同创新中心 |
| (六)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刊 |
|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和支撑 |
|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发展 |
| (二) 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支撑作用 |
| 第六章 立体化教材体系建设 |
| 一、总体部署 |
| (一) 工程教材编写总要求 |
| (二) 成立教材编写课题组 |
| (三) 工程教材编写规划 |
| 二、工程教材编写成果 |
| (一) 基础理论教材 |
| (二) 重点学科教材 |
| (三)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 |
| (四) 其他重点教材 |
| 三、工程教材出版及使用 |
| (一) 统一规范工程教材编辑出版 |
| (二) 重点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出版和使用 |
| 四、工程教材编写特点 |
| (一) 教材编写按照意识形态强弱先后顺序进行 |
| (二) 工程教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 |
| 一、学术交流 |
| (一) 举办高层次报告会 |
| (二) 开展学术研讨会 |
| 二、人才培养 |
| (一) 开展国情调研 |
| (二) 进行国外考察 |
| (三) 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 |
| (四) “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 |
| (五) “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
| (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 |
| (七) 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 |
| 第八章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宣传普及 |
| 一、理论读物 |
| (一) 学习读本 |
| (二) 编写通俗理论读物 |
| 二、主流媒体平台宣传 |
| (一) 报刊 |
| (二) 电视 |
| (三) 网络 |
| (四) 微式宣传 |
|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 |
| 一、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 |
| (一) 工程实施取得突出成绩,达到预期效果 |
| (二) 工程实施十多年的基本经验 |
| 二、工程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 |
| (一) 工程实施中存在的不足 |
| (二) 工程实施中存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结束语 进一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 |
| 一、保持工程的常态化,重点推进工程成果的学习转化运用 |
| (一)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大众化 |
| (二)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 |
| (三) 加快教材优势向教学优势发展 |
| (四) 加强高端人才与教学一线教师深度培养 |
| 二、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进一步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
| (一) 扩大宣传范围 |
| (二) 丰富宣传形式 |
| (三) 加强理论宣传力度 |
| 三、引领“四大平台”建设,形成工程工作合力 |
| (一) “四大平台”建设 |
| (二) 充分发挥工程在思想理论建设中的龙头作用 |
| 四、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 |
| (一) 健全学科体系 |
| (二) 完善教材体系 |
| (三) 构建人才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2年——2015年“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入选教师名单及课题立项表 |
| 附录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情况认识》调查问卷(教师卷)(学生卷)(宣传部门卷)(共同卷) |
| 附录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以来情况认识》调查问卷分析表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6）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韧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一) 制度路径:宏观结构和中观制度的分析 |
| (二) 中国共产党路径:学习型政党和尚贤制度的研究 |
| (三) 国家能力路径:基础性能力和有效政府的讨论 |
| (四)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基本概念 |
| (一) 治理体系 |
| (二) 韧性 |
| (三) 挑战 |
| 四、研究框架、方法与内容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式分权:央地关系的政治弹性 |
| 一、分权的一般性概念 |
| (一) 分权的三维视角 |
| (二) 分权的政策实践:“善治”抑或“陷阱” |
| 二、中国式分权:基本原则、运行机制和补充机制 |
| (一) 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 |
| (二) 运行机制:功能性分权 |
| (三) 补充机制:运动式治理 |
| (四) 中国式分权的政治效应:激励、绩效与调控 |
| 三、中国式分权与冲突的地方化 |
| (一) 中国式分权作为政治机会结构 |
| (二) 抗争行为认知框架:差序性政治信任 |
| (三) 动员组织地方化与议题利益专属化 |
| (四)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抗争政治的态度与策略差异 |
| (五) “以法抗争”和“制造争端” |
| 四、中国式分权对治理体系韧性的效应 |
| (一) 阻止了抗争行为的规模转移 |
| (二) 防止了抗争行为的性质嬗变 |
| (三) 地方失控的隐患与风险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嵌入式治理: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
| 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现状与挑战 |
| (一) 社会结构剧烈变化,涌现出新兴社会群体 |
| (二) 社会团体焕发新生,民间组织蓬勃发展 |
| 二、嵌入式治理:政社关系与运行机制 |
| (一) 嵌入式治理中的国家中心主义 |
| (二) 嵌入式治理的运行机制 |
| 三、嵌入式治理中的治理弹性与韧性 |
| (一) 整合社会组织 |
| (二) 吸纳社会精英 |
| (三) 提升嵌入式自主能力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学习型政党:机制、效应及表现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机制 |
| (一)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 |
| (二) 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系统 |
| (三) 海内外高校及培训机构 |
| 二、学习型政党的活力与韧性 |
| (一) 政治精英的培养与能力提升 |
| (二) 政治共识的形成与凝聚力增强 |
| (三) 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的合作 |
| 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
| (一) 意识形态的概念与功能 |
| (二) 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的发展 |
| (三) 民族主义的引导与吸纳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的技术:现代技术的吸纳和应用 |
| 一、方法技术与工具技术:互联网的机会与挑战 |
| (一) 虚拟公共空间,风险集聚与放大 |
| (二) 自媒体与多元媒体:政治信息传播的挑战 |
| 二、互联网作为治理技术:电子政务与公民参与 |
| (一)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结构阶梯 |
| (二) 地方政府门户网站的结构特点 |
| (三) 政府微博和政府微信公众号的应用 |
| 三、治理技术2.0:方法技术的更新 |
| (一) 宣传技术的表达2.0:年轻化 |
| (二) 宣传技术的载体2.0:灵活化 |
| (三) 宣传技术的主体2.0:多元化 |
| 四、小结 |
| 结语 |
| 一、告别“威权主义韧性” |
| 二、中国政治制度韧性的启示 |
| (一) 立足国情,尊重传统 |
| (二) 保证国家自主性,积极发挥社会力量 |
| (三) 提升执政制度化水平,培育一批领导精英 |
| (四) 应当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 |
| 三、制度韧性:在变革中生存与发展 |
| (一) 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严治党,不断自我革新 |
| (二) 拓宽社会治理的参与渠道,增强社会活力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7）“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肇始:起于上层的重心转移和来自底层的人民力量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转折 |
| 第二节 改革过程中的自发和自觉:家庭联产承包制 |
| 第三节 乡镇企业和农村的工业化过程 |
| 第四节 民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
| 一、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缘起 |
| 二、对于民营经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三、民营经济和社会主义 |
| 第五节 改革在延伸中的深化 |
| 第二章 渐进的开放:从逐步引进到自觉走向世界 |
| 第一节 "大逃港"和开放的缘起 |
| 一、逃港潮 |
| 二、逃港潮频发的历史原因 |
| 第二节 经济特区的建立 |
| 第三节 深圳经济特区的典型意义 |
| 第四节 开放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
| 一、全面引进外资 |
| 二、体制与接轨 |
| 三、在互利共赢中走向世界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的既定方向 |
| 第一节 "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和内涵 |
| 一、"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 |
| 二、"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 |
| 三、"四项基本原则"贯通了改革开放前后的理论和历史 |
| 第二节 改革引发的争议和南巡讲话 |
| 一、改革深化过程中引发的起伏和争议 |
| 二、走出争论:邓小平南巡讲话 |
| 第三节 "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同一性 |
| 一、南巡讲话中内含的"四项基本原则"内容 |
| 二、南巡讲话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
| 第四章 现代化转型中的时代变迁和理论创新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
| 一、邓小平所面临的时代 |
| 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前提和实质内涵 |
|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变迁与"三个代表"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及贡献 |
| 第三节 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科学发展观" |
| 一、改革面临的矛盾和科学发展观 |
|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其贡献 |
| 第四节 习近平的贡献 |
| 一、在深化改革中治国理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 |
| 二、中国梦和"中国道路" |
| 第五章 回望历史:"中国道路"的源远流长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的历史选择 |
| 一、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1919-1921) |
| 二、五四新思潮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体制的现代变迁 |
| 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缘起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基本概念解析 |
|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 2.1.1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 |
| 2.1.2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 |
| 2.1.3 具有内在层次的制度体系 |
| 2.1.4 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制度体系 |
|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 |
| 2.2.1 制度认同的内在结构 |
| 2.2.2 制度认同的利益本质 |
| 2.2.3 制度认同的差异性和变化性 |
|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 |
| 2.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内涵 |
| 2.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本质 |
| 2.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目的 |
|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梳理 |
| 3.1 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 |
| 3.1.1 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发展不可能千篇一律 |
| 3.1.2 用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教育人民 |
| 3.1.3 走群众路线式的教育方式 |
| 3.2 邓小平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 |
| 3.2.1 强化中国特色的制度意识教育 |
| 3.2.2 注重制度经济绩效的认同动力 |
| 3.2.3 注重辩证的制度认同教育思想 |
| 3.3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思想 |
| 3.3.1 制度特色的系统性认同教育指向 |
| 3.3.2 制度特色的民族性认同教育指向 |
| 3.3.3 制度特色的时代性认同教育指向 |
|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阻抗因素 |
| 4.1 西方资本主义的阻抗 |
| 4.1.1 西方的舆论误导 |
| 4.1.2 西方的行为干扰 |
| 4.1.3 西方的自我掩饰 |
| 4.2 社会错误思潮的干扰 |
| 4.2.1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干扰 |
| 4.2.2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干扰 |
| 4.2.3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 |
| 4.3 制度内在张力的制衡 |
| 4.3.1 先富带共富的艰难转换 |
| 4.3.2 公平与效率位序的艰难抉择 |
| 4.3.3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艰难平衡 |
|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内容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认同 |
| 5.1.1 理论依据的科学性认同 |
| 5.1.2 制度形成的科学性认同 |
| 5.1.3 制度检验标准的科学性认同 |
| 5.1.4 科学认识两种性质制度的关系 |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同 |
| 5.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内涵 |
| 5.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认同的层次性 |
| 5.2.3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在关系 |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情感认同 |
| 5.3.1 制度情感认同是对制度的情感悦纳 |
| 5.3.2 对合乎人性的本质存在方式的情感认同 |
| 5.3.3 制度情感认同产生制度信仰“红利” |
| 5.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认同 |
| 5.4.1 经济制度特色认同 |
| 5.4.2 政治制度特色认同 |
| 5.4.3 文化制度特色认同 |
|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的有效实施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教育 |
| 6.1.1 历史是制度认同的动因之一 |
| 6.1.2 制度的选择性与必然性关系 |
| 6.1.3 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制度关系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理论教育 |
| 6.2.1 理论是制度认同的观念基础 |
| 6.2.2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 |
| 6.2.3 坚持整体性思维的认识方式 |
| 6.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成效教育 |
| 6.3.1 实践成效是制度认同的现实基础 |
| 6.3.2 实践成效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成效 |
| 6.3.3 辩证地看待制度的实践成效 |
| 6.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教育 |
| 6.4.1 比较是认同形成的重要过程 |
| 6.4.2 在科学比较中把握制度优势 |
| 6.4.3 阐明制度优势彰显的长期性 |
| 6.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引导教育 |
| 6.5.1 舆论建构制度认同 |
| 6.5.2 重视制度的舆论交锋 |
| 6.5.3 增强制度的话语优势 |
| 6.5.4 创新制度大众传播手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 结语 |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 一 概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二、本论文“文化”概念界定及阿拉伯文化特征概述 |
| 三、学术研究现状述评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历史回溯 |
| 第一节 唐宋时期——初期繁荣 |
| 一、唐宋时期中阿交往 |
| 二、唐宋时期阿拉伯人及阿拉伯文化在中国 |
| 三、唐宋时期中国关于阿拉伯的文献记载 |
| 第二节 元代——阿拉伯文化大发展 |
| 一、元代中阿关系 |
| 二、元代阿拉伯人在中国 |
| 三、元代阿拉伯文化大发展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阿拉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 |
| 一、明清时期中阿关系 |
| 二、明清国人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关注与记述 |
| 三、阿拉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融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与中华民国时期 |
|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 |
| 一、清朝末期中阿关系 |
| 二、民国时期中阿关系 |
| 第二节 宗教领域 |
| 一、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 |
| 二、回教新文化运动 |
| 第三节 文学领域 |
| 一、作品译介情况 |
| 二、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 |
| 第四节 教育与研究领域 |
| 一、阿拉伯语教育情况 |
| 二、留学生派遣 |
| 三、对阿拉伯文化的记述与研究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 |
|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 |
| 一、对阿拉伯反殖民斗争的同情与支持 |
| 二、万隆会议与两次建交高潮 |
| 三、开拓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交流 |
| 第二节 宗教领域 |
| 一、伊斯兰教在新中国 |
| 二、穆斯林朝觐活动 |
| 三、伊斯兰教协会的成立 |
| 四、伊斯兰学术活动 |
| 第三节 文学领域 |
| 一、阿拉伯文学作品走入国人视野 |
| 二、文学作品译介情况及特点 |
| 三、中国作家笔下支持阿拉伯人民的作品 |
| 第四节 教育与研究领域 |
| 一、阿拉伯语教育情况 |
| 二、留学生互派工作 |
| 三、学术研究情况 |
| 第五节 艺术领域 |
| 一、国际广播电台阿语频道的开播 |
| 二、电影展、艺术团访问等交流 |
|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至二十世纪末 |
|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 |
| 一、第三次建交高潮与高层互访 |
| 二、文化交流日益丰富 |
| 第二节 宗教领域 |
| 一、新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 |
| 二、伊斯兰学术活动 |
| 第三节 文学领域 |
| 一、文学作品的译介 |
| 二、文学及文学史的研究 |
| 三、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教育与研究领域 |
| 一、阿拉伯语教育情况 |
| 二、留学生工作 |
| 三、中阿教育合作 |
| 四、学术研究活动 |
| 第五节 艺术领域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于进一步发展中阿文化交流的思考 |
| 第一节 增强中阿文化交流的动力 |
| 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坚实的现实基础 |
| 二、相似的内在人文精神与互补的文化差异 |
| 第二节 克服中阿文化交流的阻力 |
| 一、西方文化霸权产生的干扰和误导 |
| 二、中阿意识形态差异产生的误会与矛盾 |
| 第三节 加强中阿文化交流的几点建言 |
| 一、文化交流机制化 |
| 二、文化交流途径多元化 |
| 三、文化交流主体队伍专业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一览表 |
| 附录二：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政府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一览表（1949-1999） |
| 附录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大事记（阿拉伯国家派往中国 1956-1966） |
| 附录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大事记（阿拉伯国家派往中国 1977-1999） |
| 附录五：1956-1965 年、1972-1978 年、1979-1991 年阿拉伯国家来华留学新生国别结构统计表 |
| 阿文摘要 |
四、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新型社会阶层结构——访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与公众参与关系的研究 ——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的实证分析[D]. 张芳芳.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2]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3]城市社区开放空间的人性化设计的应用研究[D]. 梅芳. 浙江大学, 2019(06)
- [4]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研究[D]. 徐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5]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D]. 谭晓玲. 武汉大学, 2017(06)
- [6]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韧性研究[D]. 俞秋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
- [7]“中国道路”的实践生成研究[D]. 杨起予.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08)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教育研究[D]. 郭莉. 武汉大学, 2015(07)
- [9]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10]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D]. 陈越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