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效率、公平、和谐发展

一、效率、公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毕然^[1]（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崔云朋^[2]（2020）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追求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目标。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未来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和构想。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着现实困境,消费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一些人的物化生存和精神虚无,资本逻辑的影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伦理道德的失范,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影响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党一直重视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这一问题都作出了重要决策,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探索,这标志着我国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如何认真反思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新时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直面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运用唯物史观,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条主线,系统探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政治治理向度、文化治理向度、社会治理向度、生态治理向度,在理论上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人的现代性的本质进行整体探析和逻辑建构,从而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共八章内容,全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与维度。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创新点。第一章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物化生存、精神虚无、公平失衡、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时代问题和产生的根源。第二章从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治理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治理等四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以此来分析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立足于国家现代化治理的现实语境,探究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治理的内在要求、逻辑关系和实现路径,探究经济治理维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章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维度,从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政治保证、协商民主是重要内涵和自治制度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内涵,并进一步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五个具体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内涵,阐明了政治治理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职能,并探究了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与政治治理的主要内涵和逻辑关系以及实现路径。第四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引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以及人的物化生存的价值治理、精神虚无的调整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等角度,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治理向度,探究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治理的科学内涵和逻辑建构,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五章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人的全面发展智能治理的实现方式三个方面,以及社会公平正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智能治理等视角,深入探析了当下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内涵,并系统探究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系,由此出发,遵循社会治理逻辑理路来建构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路径。第六章从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的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遵循和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保障三个方面,以及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向度,探究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内在机理,建构人的生态价值尺度的实现路径。第七章从人的现代性本质来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内涵,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观思想、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属性与特点以及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建构等三方面给出系统探析,以揭示现代化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及其内在辩证关系。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整体的逻辑展现。经济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需求,政治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民主和自由需求,文化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和文化需求,社会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平正义需求,生态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这些多维度治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技术属性和法治属性相结合,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现了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力量,实现了治理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推动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人的全面发展也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其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素质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论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整体性思维智慧,无论从治理理念,还是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治理路径上来讲,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把握,彰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论创新;国家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充分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实践,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治理逻辑,展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反映了对国家发展规律和治理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当前学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考察。本论文的特点首先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去看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宗旨,并作为一个集中的理论主题加以研究,认知二者的关系并由此认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其次是提出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性建构。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内涵,从整体上对人的现代性本质进行建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围绕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阐述了人的现代性整体建构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再次,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于一体的国家治理共同体,其蕴含着治理主体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是时代的要求与进步的表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国梦”。

王寒^[3]（2020）在《新中国70年来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探索及其现实走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保障”问题始终都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不但决定着党能否赢得民心以保持长期有效执政,同时还和我国社会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问题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功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并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通过对历史发展经验以及当前总体情势进行综合分析可知,当前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方能稳定我国社会发展大局,促进社会和谐。从人民共和国70年风雨征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之治”的一个重要密码,也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开创了“中国之治”新局面的宣言书。为了切实推动“中国之制”走向“中国之治”,本文基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宏观视野,并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旨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相关理论及实践探索历程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剖析,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状以及症结问题,系统阐释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归纳整理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从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历程中汲取经验,对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社会背景和建设中的问题进行深入、理性思考,进而探究新时代条件下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建设新探索的现实走向,找寻基本的科学遵循。全文正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展开论述,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社会保障的基础理论分析。本部分通过厘定“社会保障制度”的狭义和广义上的内涵,明确社会保障的强制性、公平性、互济性以及福利性等基本特征,提出社会保障所具备的调节、保护、稳定以及促进等基础功能,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保障模式、社会保障管理主体、社会保障基金的四项构成要素。并且梳理与追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建设的思想渊源,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保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以及“中共历代领导核心的社会保障理论”等,从而奠定我国社会保障思想理论体系建设和实践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前党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探索的历史回眸。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党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探索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56初步探索阶段,主要是致力于以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1957—1965艰辛探索调整阶段,主要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出发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显现的问题进行调整;1966—1976曲折探索阶段,由于政治原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基本停止,原有的责任主体由国家变为企业。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但由于受“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干扰影响,党和国家的工作一直处于徘徊局面,党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探索一时难以有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保障建设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背景下进行的,呈现出城乡分立、高福利化、身份差别待遇、社会化程度不足等方面的特点,导致社会保障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出来。第三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探索。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社会建设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也开启了全新的建设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经历了起步阶段、重构阶段、整体推进阶段、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已全面建立。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呈现出由地方自发到全国统筹、部分保障到惠及全体、单一建设到整体推进、服务经济到独立发展等的制度建设的特点。第四部分:经过新中国70年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探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体制观念、建设理念、制度模式发生转变,形成了多层、多元、多样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建立能够覆盖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总结历史经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指导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发展理念,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遵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应坚持公平、共享以及可持续的基本理念,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确立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保障功能化解社会矛盾,坚持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全面领导,我们要把取得的建设经验切实运用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落实落细。第五部分: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结构分化不断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不断增多的背景下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我们要正视当前在保障水平、保障资金、保障责任、体系层次、制度落实、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清楚地认识到产生这些问题主要在于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资金筹集渠道狭窄、保障责任模糊、监管体系不完善、保障立法相对落后等原因。第六部分:新时代条件下党加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新走向思考。本部分重点从五个层面提出党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实展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的就是顺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回应人民群众现实需要。制度建设中要遵循发展共享的社会保障发展理念,以公平统筹优质为指导思想,坚持城乡统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从养老、医疗、福利、救助、脱贫、监管、信息保障等方面加快完善具体制度建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共享发展成果。

张军谋^[4]（2019）在《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制度性大变革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社会公平的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关系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化。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我国疆域中远离国家核心区域且与邻国相接的特定地域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通过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升级进程。然而,由于新疆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人文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许多由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区域问题常常会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外交争端、国际霸权等交织叠加,对新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构成了巨大的阻力。这种局面不仅严重阻滞了新疆经济社会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使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当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能更加明确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选取我国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特征典型的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2006-2015年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领域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从机制构建视角对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揭示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演化机制规律,从经济社会的价值理性角度,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调节提供合理的秩序,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力求通过各种制度的综合机制作用,减少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提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绩效,有效改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性不足而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为新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参考和科学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问题提出-方法构建-实证分析-问题出路的技术路线,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耦合度、协同发展度展开计量研究分析。研究进一步运用自组织理论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的哈肯模型,并对两者的演化机制展开定量分析,计算推导出不同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系统的序参量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主要参数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综合效应正在逐步呈现出来,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在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型系统,整个系统的发展愈加依赖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依赖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某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两者协同关系演化过程中,还存在各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不平衡、两者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边界不清相互侵犯干扰、协同内生动力作用不足、“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等问题。通过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的多层次测评分析,以及对协同机制演化困境及产生原因的综合判断,提出了完善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的构想和具体内容。研究在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相关问题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协同水平;（2）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不完善;（3）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4）新疆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稳定制度供给不完善;（5）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同机制体系不完善;（6）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内生动力不足;（7）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模式处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过渡阶段;（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关系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1）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倡导质量兴疆战略;（2）克服形式主义,构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3）强化自身调节,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4）加强政策设计,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制度的有效供给;（5）避免“路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协同绩效;（6）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7）强化协作关系,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创新能力;（8）加大跨领域信息沟通,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价值;（9）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研究思想方面,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管理手段工具理性,强调经济社会价值理性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且将两者产生的正向作用力传导于双方系统。在此基础上,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冲突转向统一,由外部相关转向内部相关,由静态关联转向动态关联,由政策性的稳定转向价值性的稳定。从而提升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最终使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走向长期自觉契合的状态。（2）在研究观点方面,采用结构性的观点,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置于两者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发挥的统一整体中,分别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揭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研究观点从传统的族际主义治边观点向区域主义治边观点转变。把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一于区域和谐发展的视角,研究两者双向互动均衡发展的途径,这与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历史/政治”或“民族/政治”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3）在研究方法方面,突出了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手段,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能够得到科学的反映。

张成利^[5]（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回顾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人类逐渐战胜自然的历史过程。就中国而言,短短几十年就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进程,成就斐然的背后实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不断涌现。可以说,在获得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自然代价。面对国际整体生态形势不佳、国内生态环境问题严峻的基本现状,基于对工业文明发展方式的反思以及进一步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如何从理论上构建指引生态实践的思想认识是党和国家现阶段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要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回答,以期从思想意识层面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提供引领。本文旨在借鉴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以人类发展史上新的文明（生态文明）为背景,以党的十八、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及如何运用它指导生态实践进行整体性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作出理论应答。全文主要分导论、主体、结语三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是对研究的对象和意义进行简要论述;其次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对选题的研究现状;另外介绍了论文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思路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最后着重阐述了生态、生态文明等多组概念的基本内涵。论文的前两章主要是从理论来源和历史演进两个角度进行梳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构建与确立提供理论准备和实践支撑。第一章主要论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基础。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开发利用自然要遵循自然规律等思想认识,肯定这些思想至今仍在延用。其次,就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尊重生命”思想进行论述。最后,分别讨论生态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为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供理论准备。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历程。本章从动态角度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经历了萌芽、孕育、发展、丰富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皆以相关生态文明理念表现出来。为了体现逻辑上的连贯和结构上的衔接,每个发展阶段基本从历史背景和具体理论认识两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持之以恒的探求。论文的中间部分也是主干部分,主要从理论主张、基本特征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认识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第三章具体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理论主张。本章以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历史考察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概括和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主张为和谐发展、生态公平、绿色发展、生态安全,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旨在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说清楚、说透彻。论文后面所阐释的对于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现实路径分析正是基于本章内容。可以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理论主张的概括与论述是整篇博士论文的关键和核心。第四章简单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特征。在上一章提炼和分析了理论主张之后,进一步归纳总结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特征,并将其与传统文明观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走出传统文明观的误区,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简言之,历史性、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是其最基本的四大特征。论文的后三章都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理论主张的确定展开的,包括用生态文明观衡量现阶段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现状,肯定成就,发现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生态实践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五章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衡量我国的生态建设实践。本章主要从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和依然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来评价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一方面,就成就而言,经过党和国家多年的努力,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建设工作持续顺利推进,国内生态环境质量相对而言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成绩显着的同时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然较多,包括在新的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国内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不容乐观、思想观念上生态文明意识尚未完全形成、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存在、制度建设仍需加强和完善、国际环保领域的合作机制仍有待健全等多个方面。第六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本章旨在从学理依据与现实基础两个维度论证和阐释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内生态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解决现实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即,一是提升生态文明意识,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二是完善关键制度建设,增强制度保障能力;三是更新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持续发展;四是加强国际生态合作,推进全球生态建设。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文章研究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得出了一定的研究结论。如,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增强其理论自信、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来推动国内生态建设是必然选择等。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研究可能拓展的方向进行展望。如,可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主张、可以探讨具体措施以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的树立以及如何积极提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影响力等方面。

莫文希^[6]（2019）在《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在科技的辅助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大自然进军,人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人的优越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由此带来的是人的私欲膨胀和盲目自大。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把自然看成是满足自我欲求的对象,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造成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同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信徒日益增多,人的功利心、虚荣心极度膨胀,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事件频发,生态危机日益加深,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巨大成就,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绩单更是世人瞩目。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是,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资源瓶颈等问题日益凸显,我国长期依赖高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高能耗型经济发展带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异常天气频繁、雾霾挥之不去、气温持续上升、森林迅速锐减、生物种类加速减少,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方式发生了迅速而巨大变化。改革开放40年人们的口袋鼓起来了,但清新的空气、安全的水质、良好的生态环境等“日用品”却变成了“奢侈品”,人们越来越频繁地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和报复。剖析诸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形形色色的影响因素之中,最根本的乃是人类思想深处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是人们基于对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的认知而形成的对于自然满足自身需要程度的总体判断和根本看法,是指导人们进行生态实践的行为标尺和价值导向。习近平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生态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强调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观,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是指导社会成员开展生态实践的价值导向和行为标尺,对提高国人生态意识、更新生态理念、凝聚生态共识具有重要意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生态智慧、提高民众生态心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实证调查等方法展开研究。通过梳理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的思想渊源,剖析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选取典型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分析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的难得机遇与现实挑战,深入探究我国生态价值观建设中存在问题及其根源,尝试提出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的现实对策和主要路径。论文主要由四部分、五章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形成的思想渊源进行梳理。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生态价值思想、西方生态价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价值思想等内容的梳理、提炼和概括,对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的思想渊源进行梳理和阐述,为深化对生态价值观丰富内涵的理解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概括和提炼。本部分主要由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第二章是对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科学内涵的深入挖掘,主要从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原则、价值要求等四个维度提出我国生态价值观的内容构成,即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公平公正的价值原则、持续创新的价值诉求。第三章是对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时代特征的分析和概括,主要从价值内涵的科学性、价值理念的创新性、目标诉求的崇高性、价值品质的时代性四个方面,阐述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的显着特征,旨在明辨各种生态价值观真伪优劣,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科学内涵的理解和把握。第三部分:即正文第四章,主要从机遇和挑战两方面分析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的时代境遇。一方面,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面临着重要的机遇,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生态价值观建设指明了新目标;以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和动力转变为特征的新常态给生态价值观建设带来新的希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指引新方向等基本判断。另一方面,指出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仍有欠缺、社会层面培育践行尚需加强、个人层面知行不一有待纠正等方面。第四部分:即正文第五章,主要在前述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的对策建议,即:以教育夯实生态价值观建设的思想根基、以生态文化建设涵养生态价值观、以生态制度建设促进生态价值观“入法”、以生态实践推动生态价值观实践养成、以生态责任担当提升生态价值观境界等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实践路径。在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中,要努力推动优秀传统生态价值观的现代化、西方合理生态价值观的中国化、当代主流生态价值观的明确化,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价值导向和行为标尺。

翁玉玲^[7]（2019）在《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内容,其内涵与美国人力资源管理“人本主义”理念和制度发展密切相关。劳动法治是符合国际人权公约、国际劳工标准和我国劳动法价值原则,可促进劳资平等博弈、公平共享、分配正义,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法律运行、社会秩序形态。鉴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资方行使经济自由、管理权利、用工自主权的主要形式,与劳动者、劳动关系、劳动者权利（劳权）是不可分割、一体两面的关系,本文基于劳资均衡、分配正义、公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厘定并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劳动法治问题,是以劳资均衡为目标,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否、应否、如何接受劳动法治干预、调整问题的探讨。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视域下劳动法治问题,既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也有中国问题的个性、特殊性:宏观层面,源于（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理念、制度、机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的滞后;中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发展的脱节,甚至都没有形成劳动法治的问题意识、价值目标;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劳资关系的失衡,劳资关系公平度、和谐度较低,权利争议频发,利益争议更难解决等。具体而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研究背景、问题指向,主要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严重滞后、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先行、片面引进了发达国家对劳动用工关系的“先进管理经验”。第二,在缺乏劳动法有效约束、缺乏劳动法治制约的情况下,企业用工模式先行一步进行了科学化、技术化、市场化、现代化发展,而劳动、经济政策实施中忽视了对社会公正、底层劳动者利益的考虑。企业层面的劳资关系由此显着失衡、扭曲,形成了深层次、结构性、普遍性、持久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资方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与劳方的经济自由和劳权,如何能够均衡配置、平等共治、公平共享、分配正义的关系、结构和“企业政体”、“运行模式”,是本文预设的目标模式。本文以“范畴与问题概述——市场经济国家共性、普遍性问题——解决共性问题的价值论与方法论——我国相关问题的特殊性——特殊性所反映的具体法律制度问题（包括用工管理的平衡规制问题、劳资合作管理的平等自治问题）”的逻辑思路进行研究。第一章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以及劳动法治问题。本文基于劳资均衡、分配正义、公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厘定并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劳动法原则和精神是否得以实现、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目的性权利应否、如何通过工具性权利加以实现,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机制设计实现劳资当事人相对均衡的博弈与合作,进而实现劳资分配正义、劳动关系公平和谐等劳动法治问题。本章概括了当前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的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并简要介绍了全球一般性问题和中国特殊问题。第二章是对各国企业劳动法治的普遍性问题的探讨。由于雇主立场与劳动保护立场的对立性,各国企业劳动法治呈现劳资竞争互动的发展路径,劳资之间的竞争互动系普遍性问题。此部分系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化历程和秩序演化规律的论述。此部分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受现代劳动法约束、劳动法治化的历史过程以及相关逻辑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管理与调整历程,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经济效率价值优先三个阶段,从企业管理与法治竞争、互动,到走向融合,经历了雇主、工会调整,再到当前的劳资共同调整。发达国家劳资互动历程的重要启示在于,劳动法治干预具有必要性和阶段性,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实质上就是资本主导的内部市场化,当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个性化”发展,正好印证了其再次法治化需求。第三章是企业劳动法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与法理逻辑,是有关市场经济国家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论、主要制度的阐述。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与逻辑:其一,劳资公平合作、劳资优质均衡的价值目标,以及产权与劳权、劳资合作的法理逻辑。其二,关系结构。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企业管理权、用工自主权、人力资源管理权,与集体劳权、集体劳动关系被迫形成了伴生关系,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集体劳权、劳动法治逐步形成了关联性、对应性。其三,制度需求。主要包括:劳资分配正义的制度需求;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竞争的制度需求。其四,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劳资共治的理念与制度;“刚性”的基本劳权保障与资本的理性妥协机制相结合;资本管理中劳动者力量扶持机制的重要性;社会保护与经济促进平衡兼顾的制度安排。第四章是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即资本单边主义。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特殊性问题,在于缺乏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治的有效干预、调整,也缺乏有效的力量均衡机制,更缺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管理的“理性化”、“自觉化”妥协。首先,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资本单边主义进行实证考察,企业层面劳动法治的现状,发现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公平、正义与“制度襁褓”、企业文化等存在密切关联。其次,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其他国家不同,是缺乏劳动法治干预的背景下,对西方先进管理技术的单边引入、单边发展。最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殊的“政、资、劳”关系,使得这种单边主义的管理更加突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重商主义战略下,劳资愈发失衡,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迫切需要进行法治化、现代化转型。由于地方政府的救济联邦主义、重商主义,劳动关系形成了“政府征收苛重,资方利润挤占工资”的劣质均衡。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的特殊问题,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转型以及劳动法治理念、政府角色等存在密切关联。第五章是我国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的平衡规制问题。本章是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相关立法、法律实施现状、制度缺陷和制度需求进行分析。首先,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法律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包括劳动标准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劳动合同管理,分析我国劳动保障监察职能上的问题。其次,研究企业管理权立法规制中的制度需求,认为我国劳动法律在企业用工管理的规制存在规制失衡的问题,一方面,对企业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审查、企业惩戒权、劳动者救济权方面的规制或保护力度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劳动法律由于长期形成的父爱主义管制原则,部分用工保护过于严格,导致企业以科学、灵活的管理手段绕过劳动法的监管,严格的用工规制产生“逆向激励”的反效果。最后,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的平衡法治内涵、理念、目标,通过对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刚性保障的加强,以及对其他劳动权益的弹性自治,分析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的平衡规制。同时,分析父爱主义管制的适用限度、公法与私法协调的法理与现实、国家责任与企业责任的区分。第六章是我国企业劳资合作管理方面的平等自治问题。本章从促进劳资合作、均衡、公平、自由角度研究劳资合作管理中的具体制度缺陷、“劳工四权”的实现状况以及劳动法治理念、制度环境问题与制度需求。第一,承接上一章中关于“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平衡规制”的讨论,进一步论述劳动关系管理规制中的劳资自治的边界,进而提出劳资合作共治的现实与制度需求。第二,探讨劳动者民主参与制度的立法问题,以及实质落实该项制度的法治条件、实施原则。第三,分析我国劳动力量扶持机制的缺失及构建问题,分析工会在企业管理中的职能发挥问题,以及对工具性权利、劳动者代表制度确立、落实的制度需求,具体包括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障机制、劳资分配正义的理念、资本妥协让步的压力机制、劳动者市场议价力的提高。第四,研究劳资均衡、劳资合作理念在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融入的必要性。第五,分析我国企业法与劳动法在劳动保护规定中的冲突、衔接问题,以及我国企业法中对工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的规范缺失问题,同时,借鉴域外企业立法经验,研究企业法与劳动法在整体制度、价值取向上的冲突问题与衔接。试图通过以上制度理念的调整和相互衔接与合作,实现劳动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平衡。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在企业组织体系、生产过程中,劳动权与资本产权是一对耦合的、对称的合作关系,两者之间的平衡,符合人权、法治社会和企业竞争发展的制度需求。第二,经济体制、法治社会转型期间,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单边主义”是微观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原因。第三,劳动法父爱主义管制将促进用工管理实践基于资本逐利性的“逆向激励”,加剧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偏离。第四,劳动权益的刚性保障、公权力的合理发挥、企业内部理性合作意识以及有效的资本妥协让步机制是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化的制度需求。基于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本文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应当以平衡法为原则,以底线性、合理性为限度,适度考虑严格规制对企业的“逆向激励”效果,完善劳动法律的刚性、强制性保障,对资本单边主义进行限制。包括劳动基准立法、执法的全面性、切实性,以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限制。其次,有必要加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关于劳资分配正义理念的软约束,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劳动保护要求。最后,在保障底线性劳动条件的基础上,应当通过资本妥协的压力机制的实质构建,提高劳动者的市场议价力,“扶持”劳动者与资本对抗、博弈、协商的力量,推进劳动者利益代表机制的合法化、正规化,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理性妥协,从而促进劳资合作与共治。

李绵^[8]（2019）在《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管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就十分重视效率,强调科学化、技术化、法治化。毋庸置疑,管理追求效率,强调科学和法治本身没有错,但过于偏重效率、科学、法治从而走上了一条抛弃价值、缺乏人文关怀的道路就是错误的。在工具理性的效率中心、价值中立和技术至上理念的主导下,政府行政成为纯技术性的管理工具,行政人员成为非人格化的人。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行政不应该是纯技术性的管理工具、行政人员也不应该是非人格化的人,它们应该是具有责任意识和伦理担当的责任主体,因此本文提出立足管理哲学视域来研究政府责任伦理。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是指政府在对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行政政府机构内部事务管理过程中的责任认知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政府责任伦理是以政府责任为核心的伦理,它的评价标准是看政府是否“尽己之责”,强调政府应该积极为自己行为承担后果。政府责任伦理具有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应然与实然统一和个体伦理与公共伦理统一的特征,是一种新型的应用伦理。在当今民主政治广泛流行、科技与经济异常繁荣的时代,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应该以公共性、以人为本和共生共存为基本原则。同时,通过对以往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与总结,效率与公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展意识与生态意识的割裂会导致社会畸形发展,因此政府责任伦理应该以效率与公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发展意识与生态意识的统一为内在规定性。基于政府责任伦理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规定性,政府责任伦理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内容,通过政府责任伦理制度化、建立和完善政府问责制以及树立行政人员的责任伦理观等途径加以实施。从管理视角来看,政府责任伦理具有彰显政府管理的价值理性和改变政府管理与道德无涉状况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稳定社会秩序、提升政府能力和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实践价值。对于中国的政府责任伦理来说,我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政府责任伦理的重要性,并且,在环境保护、政府正义和人民利益满足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尽管目前还存在一定不足,但是我国一直在努力完善中。与此种逻辑线索相对应的解释框架是:第一章是对管理哲学视域政府责任伦理的相关概念进行阐释;第二章对中西方政府责任伦理思想进行历史回溯与理论基础探寻;第三章是从管理哲学的角度阐释政府责任伦理的基本原则、内在规定性、基本内容和实践途径;第四章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诠释政府责任伦理的管理价值;第五章是基于对管理理论与实践反思角度来阐释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困境和救治方式;第六章对当前中国的政府责任伦理进行反思,分析政府责任伦理建设的必要性、已取得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主要不足以及完善方式,以期对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因此,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目的是通过强调政府的伦理追求和伦理担当导向政府向善,促进政府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务、更好的满足人民诉求,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生态的全面和谐。

吴永祥^[9]（2018）在《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人的能力为中心的时代。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共同强化着知识和人才在国力增强和社会繁荣中的关键作用。大学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中的先驱,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教师是大学的生命线,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大学者,非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是促进每位教师自由、全面、创新、和谐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尚未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人事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重“物”轻“人”,重管理控制轻服务激励,一定程度忽视了教师的主体性;存在着“大师”缺乏、教师潜能开发利用效率低、教师流动不合理、竞争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开放协作、全面协调、自主创新、和谐共生的教师发展生态尚未形成。这些都阻滞着研究型大学开展“双一流”建设,束缚着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深度与广度。基于上述背景和现实思考,论文以马克思能力思想为指导,统领全文,深入探寻马克思能力思想与教师能力建设的内在契合性,尊重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弥补以往相关研究中理论支撑不足的问题。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省察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坚持理论先导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提出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目标、原则和设计方略。从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劳动特点、发展需要等出发,从道德素养、学识素养、创新素养、心智潜能等方面建构充满生机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结构要素体系。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战略路径,实现“供给侧”（研究型大学、政府、社会）与“需求侧”（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内、外部互动融合:一方面,从职业生涯规划、职业认同培育、职业压力调适、自我效能感发挥、核心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全程化、多路径建构教师自主发展体系,教师有目的、有意识的开发自身潜能;另一方面,从社会支持系统、学校支持系统、权利保障系统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保障体系,实现以“事”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嬗变。最终,实现需求侧“合理需求”与供给侧“有效供给”的辩证统一,实现教师发展与组织发展的和谐统一。

孟溦蕾^[10]（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二、效率、公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效率、公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70年来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探索及其现实走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10）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效率、公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D]. 崔云朋. 山西大学, 2020(12)
• [3]新中国70年来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探索及其现实走向研究[D]. 王寒.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D]. 张军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研究[D]. 张成利.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当代中国生态价值观建设研究[D]. 莫文希.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D]. 翁玉玲.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管理哲学视域的政府责任伦理研究[D]. 李绵. 黑龙江大学, 2019(02)
• [9]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D]. 吴永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10]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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