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黑龙江驿站与经济发展

一、试论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与经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明^[1]（2021）在《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文中指出明朝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经营辽东地区,并“带控”包括大宁、努尔干都司在内的广大东北区域。有明一代,辽东都司辖境虽有盈缩,但其核心地理范围变化不大,即南濒海,东南附朝鲜半岛,东北环群山,西接草原、沙地,为中原重要门户。辽东地区因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与日本隔海相望,其社会变迁进程与邻邦牵涉颇多。所以,辽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亦是维系东亚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保障。国家制度与边疆秩序共同作用于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交往实践亦对区域社会以及国家发展产生影响。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较早确立了宗藩关系。包含贸易在内的对外活动均被纳入朝贡体系。朝鲜使臣赴明买卖方式、内容以及数量均有定例。但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仍有鲜明的边疆特色。明代历史文献卷帙浩繁,日本、韩国等汉籍资料不断刊印,为明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史中“封贡”“事大”“使臣”“贸易”“中华观”“跨境民族”等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然而,对外关系史内容宽泛、表述复杂,致使学界围绕典型历史问题是认同“传统秩序”,还是维护“民族荣誉”各抒己见,甚至争论不休。政治、文化交往的主观性和灵活性较强,经济交流则比较具体,且易于量化。本文通过梳理明代辽东地区中朝贸易活动,以期展现对外关系发展的客观态势及影响因素。明代之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经济交流已有数千年历史。人们利用自然条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现状,通过相互学习改善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所以,贸易交换并非如浮萍般依附政治关系而存在。贸易为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社会交流的重要内容。辽东地区作为中原与朝鲜半岛物货相通的重要桥梁,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政治集团皆重视该区域的贸易活动。明代,辽东边疆营建与中朝宗藩关系确立是明廷政治生活中的紧要内容。其间,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受之影响并发挥了独特作用。洪武、永乐两朝确立了辽东都司静态辖区与动态管控地带。明朝与朝鲜半岛政权（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构建宗藩关系的过程中,辽东地区与朝鲜的贸易活动以官贸为主导,民间贸易群体难以逾越地理的瓯脱地带以及政治上的交往禁令。洪熙、宣德以后中朝宗藩关系稳定,贸易体系随之确立。正统至正德年间,中朝社会生产能力逐渐恢复,双方经济交流意愿不断加强,辽东地区中朝贸易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明代中后期,明朝几度实施“新政”,中朝“礼治”外交得以重塑。明廷加强了对中朝官、私贸易的管控。然而,辽东边政持续恶化,边臣在处理涉朝事务时向使臣征索财物已成惯例。朝鲜使臣在辽东地区购买违禁物品或转输超额物资相对容易。嘉靖至万历前期,辽东地区东南部得到开发,社会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间贸易活跃。女真族南下过程中与朝鲜半岛交集增多,贡贸、边市贸以及潜贸促进了女真农业经济的发展。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辽东地区中朝贸易物品种类丰富,白银开始被广泛应用于购买高价物品及上层人情打点等活动。明后期,中朝社会动荡与边疆危机迭起,特别是壬辰战争的爆发使辽东地区的中朝贸易活动突破了朝贡体系的束缚,区域贸易活动居主导地位。壬辰战争期间,明廷耗费巨额人力、物力驰援朝鲜战场,辽东地区资源输出量居于前列。明廷与朝鲜为解决筹集、运输物资等困境,出台诸多战时经济政策,如以布贸粮,许商帮军。中江以其地利优势成为官、商、民买卖与转运物资的集中之地,中江关市得以建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人员互动频繁,物资交换异常活跃。壬辰战争结束后,中朝统治秩序恢复,贸易活动亦回归常态。明清易代之际,中朝贸易活动对女真社会发展、辽东政局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金占领辽东地区之前,朝鲜官民仍可在辽进行贸易活动。辽东贡路受阻后,一方面,朝鲜通过水路继续向明朝贡;一方面,与驻守皮岛东江集团贸换物资。后金政权日益巩固,明廷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逐渐松散,辽东不同区域同朝鲜间的贸易规模、途径、物品等均有所扩大。有明一代,明廷与朝鲜半岛政权通过奉表、传诏、献礼等方式维系了紧密的宗藩礼制。辽东地区依托地缘优势与朝鲜半岛之间贸易往来不断。所以,明代辽东地区贸易活动有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传统。同时,明朝承元启清,作为传统社会后段建立的汉族政权,其统治下的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显然繁荣于前代又受制于当代。明朝的强大国力为以“封贡”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保障,宗藩体系下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内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明廷统治辽东期间,各种贸易活动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受到明朝对外制度和边疆政策的双重支配。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的贸易活动对双方宗藩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区域社会秩序变迁等影响深远。

陈梓晗^[2]（2021）在《清代康熙朝索伦五站及站丁群体考析》文中研究指明索伦五站,满文写作“solon i sunja giyamun”,是指黑龙江将军辖区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康熙三十年（1691）由索伦、达斡尔人充任站丁的五座驿站的称谓。出于对俄国势力十七世纪中期以来在黑龙江流域进行渗透活动的反制,清廷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设置了黑龙江将军,负责管理黑龙江流域的军政事务。原在此地区居住的索伦、达斡尔人,也在同一时间段开始南迁至嫩江流域。清廷对南迁的索伦、达斡尔人有招揽的政策,并予以编佐。清廷为解决雅克萨对峙前线的后勤保障问题,决心在吉林城至黑龙江城间兴修驿站。期间经历了三次丈量测绘,并考虑到人口的重心分布,最终选择了由南向北,沿嫩江沿岸最后穿山连通黑龙江城的方案。出于效率与生活环境的考量,清廷决定最北面的五座驿站由当地的索伦、达斡尔人来充任站丁,并在驿路管理和物资分配上有所倾斜。由于驿路承担着保障前线战事供应的使命,索伦、达斡尔站丁的差事十分繁重。站丁满文水平较低,物资管理不善,难以发挥较高效能。此外由于索伦五站地处山区,气候与地形不利于农业生产,自然灾害较多。加之索伦、达斡尔站丁农业技术水平较为落后,一度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计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该管官员除了分发赈济口粮外,还派出了南边驿站的郎中北上指导,监督耕种,并数次驳回了继续扩大驿站数量与规模的申请。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动议南迁黑龙江将军驻地至墨尔根城,同时准备在索伦总管处兴建齐齐哈尔驻防城。一系列举措带来了扩充驻防需求,清廷自康熙三十年（1691）起逐步撤出索伦、达斡尔站丁,原五站改换为了汉人站丁。撤出站丁被分发了新的物资,成为了黑龙江将军下辖的驻防兵丁。黑龙江驿站的设置,有效改善了吉林—墨尔根—黑龙江的交通,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驻防城选址。这批索伦、达斡尔站丁的耕作技术虽然提升有限,但在其他领域仍旧带来了较大影响。

杨潇^[3]（2021）在《清代宁远地区行政管理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宁远地区地处东北边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许多王朝曾在此经营。清朝建立后,在明朝的基础上,建立了符合宁远地区发展又带有本民族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并奠定了近代宁远地区管理制度的基础。全面梳理清代宁远地区的行政管理体系,分析其特点和影响,有利于充分理解今天宁远地区行政区划形成的历史过程,弥补本区域以往研究之不足,进而为促进东北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清代宁远地区行政管理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一是佐领为中心的旗人管理体系,清政府以城为中心在宁远地区先后设宁远驻防、中后所驻防、中前所驻防,并以堡城为中心设驻防分汛地,二者相互配合,以佐领、骁骑校等统筹管理旗人。二是知州为中心的民人管理体系,随着民人的日益增多,清廷于康熙三年设立宁远州,派遣知州、州判、吏目、巡检等官管理民人,并且在地方设置“社”、“甲”等基层自治组织进行管理。虽然旗、民分别隶属不同的管理系统,但二者行政机构同驻一城,有些事务也需要协同办理,因此,并非是绝对的旗、民分治。三是驿站为中心的驿路管理体系,驿站之设自古有之,宁远地区位于连接中原与东北的辽西走廊上,明朝就开始设置驿站,清朝在其基础上发展完善,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造就了该地区驿路体系的发展,成为东北地区交通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四是边门为中心的边界防御管理体系,清朝建立后,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建了柳条边,并建有边门进行管理,宁远地区就先后建立多个边门,成为东北地区边疆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宁远地区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发展是清王朝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结果,既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符合宁远地区的实际情况,又带有很强的民族性,符合清朝加强边疆治理的形势需要。宁远地区四元管理体系的建立、发展、成熟展现了清王朝对地方管理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东北地区行政管理体系发展的缩影。深入考察宁远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发展历史,不仅可以加深对宁远区域史的研究,亦对清代地方管理及边疆研究有一定意义。

王小丰^[4]（2021）在《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文中提出西辽河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境内河流众多,广布其中,因此水资源充沛。此外,西辽河地区土壤类型较多,特别是西辽河下游地区的冲击扇平原土壤肥沃,优质的黑土、棕壤适合农作物生长,加之优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为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明清时期,随着屯田制度的发展,巩固边防的需要,朝廷将农业生产工具、种子等输送至西辽河地区,保障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一地养二民”政策的推行,大量的山东、河北、山西人涌入西辽河地区,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再一次为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与农业生产技术等亦得到改良与推广,许多改良后的农业生产工具使用轻巧方便、易于操作。加之明代“生铁淋口”技术,和“牵引钩”的发明,配合着改良后的瓠种器、犁铧、灵巧的牵引钩等,大大增加了垦殖面积。此外,明清时期外来农作物玉米、马铃薯的引种与推广,使西辽河地区形成了整地、播种、土壤耕作、田间管理、收割加工等一整套完整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独具特色。农业开发促进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当地农人掘泉引流,凿井灌田,朝廷还遣人“教养蒙古”,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使西辽河地区农产丰收,余粮颇足。这时期的酿酒业、粮油加工业等随之发展起来。在明清茶马互市,以及清廷修建的五路驿站、巴林桥等交通要道的基础上,当地人将剩余粮食加工成农副产品通过驿站、路桥输送北京、天津、沈阳等地区,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很多农人从事商业性活动,缓解了人与地相争的矛盾,有利于维护西辽河乃至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但在农业开发过程中,蒙汉之间的租典泛滥,及蒙古贵族土地兼并严重,国际形势混乱、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农业发展。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效果明显、影响深远,奠定了后世农业生产格局,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特别是清廷满蒙联姻政策的推行,更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先进的农耕技术通过远嫁的公主、格格等再次传入蒙古各部,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贵族纷纷从事农业生产,亦促进了西辽河地区蒙古各部农业发展。农业开发势必冲击畜牧业发展与环境破坏,加之西辽河地处农牧交错带,因此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时期的农人不顾一切过渡开垦,朝廷亦肆无忌惮的砍伐林木,造成了大量土地沙漠化,以及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愈演愈烈,很多野生动物数量减少,甚至濒临灭绝。

刘丽敏^[5]（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霍丹^[6]（2019）在《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文中认为伴随我国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大型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近年来逐渐成为新时代建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内容。目前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主要以单体保护为主,线路整体因年代久远、自然侵蚀、快速城镇化影响正面临路径断裂、破碎化困境,遗产内涵认定、要素筛选与价值评估困难的问题,线路因涉及多地区多行政部门缺乏整体统筹,遗产综合价值难以有效彰显,成为当前我国跨区域线性文化遗产在保护与利用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学科交叉方式,对辽东古驿道遗产内涵界定、系统筛选、价值评价和保护策略进行研究,尝试提出保护再利用的系统理论和方法。首先,论文从整体性保护基础理论入手,以学科交叉方式进行本土化适应性分析和拓展研究,进而对辽东古驿道的保护层次和流程进行解构,提出适用于辽东古驿道保护再利用的多层次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引入文化线路视野,通过背景、历史溯源、形态特征、动态性及跨文化整体意义的分析,对辽东古驿道概念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确认辽东古驿道历经两千四百年兴衰历程,形成了以辽中地区为核心枢纽,辽西走廊线、辽北平原线、辽东山地线、辽南陆海线为四大主线的方向性网状结构;明确辽东古驿道在区域路径、全域交通和国际性线路三个层次具有历史时期国家经略边疆的重要信息载体,沟通边域内外经济交往的商贸通道,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的重要途径以及多元文明交流核心路径的重要功能。揭示了辽东古驿道作为“汉文化东传之路”、“东北亚之路”的深厚历史内涵和重大历史价值。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以邮驿功能为核心主题,军政经略、文明互惠、经济交往为衍生主题的辽东古驿道遗产主题体系描述模型。该模型结合动态性、专题性和环境相关三方面归纳遗产要素与线路之间的三种关联方式,以辽南海陆线为例对遗产要素进行收录,并对类型构成、历史时期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取得良好效果。其次,为了能够有效鉴定与评估辽东古驿道及沿线遗产资源价值,在辽东古驿道及沿线遗产资源价值要素描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辽东古驿道多维综合价值评价体系。该体系利用宏观和微观价值评价方法相结合,以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分析为手段,对辽东古驿道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辽东古驿道遗产在国际、洲际、全国及区域性各层面均体现出最全面的多目标功能、多元文明互惠主题以及地域独特性、典型性。最后,根据辽东古驿道当前保护与发展现状实际问题,尝试提出了“共识、共保、共治、共享、共赢”的整体性保护目标,以及“遗产主导、真实性、整体性、灵活性、开放性”保护及再利用原则。从空间格局上,建立国土、区域、城镇聚落、历史地段和遗产本体五大层次的整体保护廊道与利用模式。提出从规划体系、管理平台、法律保障以及公众参与四个方面建立保护机制,以维护保障规划工作的实施过程,最后形成完整的辽东古驿道整体性保护体系。本研究的创新性包括:1以整体性保护理论为基础,采用学科交叉方式,建立辽东古驿道多层次系统性保护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引入文化线路视角,针对驿道历史内涵进行了科学界定,建立了全面登录遗产要素的主题体系;2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比较与类型研究相结合方法,构建了辽东古驿道文化线路多维价值综合评价体系。3以遗产廊道理念为主导,针对辽东古驿道的保护层次、空间构成、格局及保护机制提出“多元文化时空叠合、多样功能系统整合、多级国土空间联动、多目标统筹协同”的整体性保护策略。本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大型跨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提供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和信息,为古驿道遗产及沿线地区的发展建设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解决其在遗产保护、自然环境维护与经济建设方面的矛盾,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实现经济振兴与文化可持续协调发展。

赵玉霞^[7]（2019）在《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城作为世界及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具有严密的层次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军事防御体系,但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这个庞大系统的“神经网络”——驿传系统,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影响到明长城的整体性研究和价值认知研究、以及遗产整体性保护利用工作的顺利进行。本课题基于整体系统观点和空间分析视角,以史料挖掘和实地考察为基础,依托GPS定位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史料挖掘和实地考察梳理驿传系统中三个层次机构——驿站、递运所和急递铺的信息,结合其范围广、信息多的特点,在GIS平台搭建驿传系统空间数据库,将历史地图、航片、史料等数据整合叠加在一起,并运用GIS空间信息技术对驿传系统交通网络进行复原,实现对驿传系统的空间定位、可视化和复原研究;其次,利用GIS空间数据库,结合其空间分析技术探究驿、递、铺分布以及其交通网络分布的空间特征,以及二者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最后,以宏观到微观视角对驿传系统进行研究和探索,宏观上,驿传系统作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现有明长城军事聚落数据库,可实现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军事防御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探索明长城四镇系统整体协作运转的内在机制,微观上,对驿传系统的三个层次机构——驿站、递运所与急递铺的单体形制进行探索和总结。在学术层面上,本文对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复原研究进行了探索,完善了四镇的整体性军事防御体系,为明长城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有利于深化全社会对长城整体性、原真性的认识;在应用层面上,首先本文弥补了明长城驿传系统整体性复原研究这一空缺,有利于推进明长城遗产整体性认知的深度以及保护利用工作;其次,驿传系统作为交通系统,影响了现代城镇的道路以及聚落的形成,研究驿传系统中交通路网有助于分析现状城镇交通布局及未来发展方向。

蓝勇^[8]（2019）在《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中研究表明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领域已经十分广阔,有关交通通道线路的考证几乎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对唐代和元代的交通路线的考证已经较为精细深入。从区域历史交通地理层面来看,以巴蜀、关中、中原、岭南等地区的交通通道考证成果较为丰硕。"道路功能性特征"视域下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陶瓷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较受关注,"道路地域性特征"视域下的直道、狭义的蜀道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近70年的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大多隐含于相关学科之中,学科独立性不强、科学精准度不高。未来需要舍弃交通运输史、交通科技史、交通制度史、交通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而加强历史通道走向复原方面的研究,提高历史交通地理的学科独立性。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需要树立"考古学情怀",推行"全路段驴行"式考察。

王雨岚^[9]（2019）在《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文中指出驿传是中国古代交通及通信体系,驿站系统和急递铺系统是驿传的组成部分之一。驿站和急递铺作为明清时期主要的交通及通信机构,共同构成整个明清帝国驿传体系的主要框架,支撑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政权能够有效地控制其统治范围内的疆域及人民。在回顾和梳理明清驿站与急递铺（以下简称驿铺）的相关研究后,本文发现针对福建驿铺时空分布及变化的研究较少,关于福建急递铺研究的成果更是少有,而且大部分学者偏向于进行驿铺的断代史研究。根据明清驿铺研究现状的不足,本文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利用ArcGIS10.2软件对明清福建驿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展开研究,研究目标有三个:一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时空特征;二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影响因素和驿铺分布及变化对地方的影响;三是探究明清福建驿铺分布及变化的相互影响,这部分内容和结论是本文创新点之一。研究表明:福建驿站在明清时期的分布及变化主要集中在福建西北部山区、东南部沿海和中心部地区。由于明清福建急递铺数量较多,所以本文选取驿铺变化较活跃且地理位置较重要的浦城县作为急递铺研究的样本区,研究发现浦城急递铺在明清时期的分布及变化主要集中在县域北部、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另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人口经济及稳定情况、驿铺规章制度、政府需求、军事历史等五类主要因素的影响,明清福建驿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处于整体相对静止,而局部动态变化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地方的发展有利也有弊。最后,在探究明清浦城急递铺分布及变化的影响因素和地方影响时,本文进一步发现,明清地方驿站的分布及走向会影响到急递铺的分布及变化。但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发展而由强变弱,地方急递铺的分布及变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反向影响到驿站的分布和设置。当然,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本文对明清福建驿铺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有所改进。

光少军^[10]（2019）在《清代湘西地区邮驿研究（1729—1912年）》文中研究指明邮驿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和通讯机构,对促进信息传递、强化区域联动以及维护地方统治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清朝改土归流之后,鉴于湘西地区地处内地通往西南云贵之间交通要道,也是汉人聚居区与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敏感交汇地带,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加之,湘西境内特殊的地形环境,其间雪峰山与武陵山呈东北--西南走向平行而列,沅水贯穿其间,造就了一条联通东西部地区的天然通道,这奠定了湘西地区驿道网络的基础。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为加强对湘西民族地区的控制,设置了23处驿站,即10个大驿、13个小驿;以及纵横贯穿各府、州、县之间的137处急递铺;还建立了从主干驿道分出支线将永顺府纳入驿道网络,最终形成了有清一代湘西地区较为完备的邮驿体系。为了能够对湘西地区的邮驿体系进行有效治理,清政府对驿站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省级管理层面上由“道员兼管”转变为“巡道分管,臬司总核”,在州县级管理层面上由驿丞专管到州县兼管,做到权责分明,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驿站的管理力度。同时,邮驿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保障,从驿夫、驿马再到驿费的配备数额,清政府均作出相应政策加以保障。湘西地区各驿站的夫马配备数额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再趋于稳定的发展过程,这与清代政局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必然联系,政局动荡之际,便是夫马数额大量增设之时,待政局稳定,夫马数额也便随之固定下来。清末,除了邮驿制度自身属性的局限性外,清政府政权的日趋腐朽,管理失位,湘西地区邮驿弊端的问题凸显,邮驿运行也便宣告瘫痪。随着近代新式交通通讯工具的引进,古老的邮驿制度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最终被新式邮政的办法所取代。

二、试论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与经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与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康熙朝索伦五站及站丁群体考析（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宁远地区行政管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9）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湘西地区邮驿研究（1729—1912年）（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清代黑龙江地区驿站与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贸易研究[D]. 张晓明.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2]清代康熙朝索伦五站及站丁群体考析[D]. 陈梓晗.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3]清代宁远地区行政管理体系研究[D]. 杨潇. 渤海大学, 2021(02)
• [4]明清时期西辽河地区农业开发研究[D]. 王小丰.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5]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D]. 霍丹.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7]明长城蓟镇、昌镇、宣府镇和真保镇驿传系统研究[D]. 赵玉霞. 天津大学, 2019
• [8]近70年来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9(03)
• [9]明清福建驿站和急递铺的时空分布及变化[D]. 王雨岚.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清代湘西地区邮驿研究（1729—1912年）[D]. 光少军. 吉首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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