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现代教师教育比较

一、中国与德国近代师范教育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王枭^[1]（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路明^[2]（2021）在《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晚清社会积贫积弱,文化和教育的危机对于中华民族堪为灾难。挽救危亡的根本集中到教育变革之上。学制作为教育变革的对象首当其冲。象征新学的学制系统为教育近代化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的近代高等艺术教育体系也由此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同时,学制也是在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个变量的建设过程。作为本文研究高等艺术教育的原点,围绕学制的建立、更迭、废止、重塑、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着重探讨其发生、发展对于高等艺术教育的引导和影响。本文研究以近代由国家主导设计的《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壬戌学制》（1922年）四部学制为基本脉络（见附录）。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研究开端,至1949新中国成立作为本文陈述和讨论的基本时间逻辑。可以说,在学制的建立过程中,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制度化建设上经历了学习泰西、师法日本、借鉴美国的演变历程,复杂多变的时局也是促成每一次抉择和转换的历史背书。本文考察的高等艺术教育指涉三大场域,其一是晚清尚未有学制建立时的实业学堂教育,通过对各类实业学堂相关图绘课程的考察,初步建立起高等艺术教育的最初面貌,其中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为考察中心;其二,依据晚清陆续推出的两个学制,在学制指导下的相关制度规约中梳理出以两江师范学堂为考察中心的早期图画手工教育;其三是民初学制的建立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校艺术教育的完善,以上海美专、北京美专和杭州艺专为考察中心,兼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师范艺术教育。四部学制确立了从军工学堂的“图绘”到高等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再到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考察在这个视阈中的高等艺术教育的自我生长与不息变动,总结出一些经验与反思,为当代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启示和参考。

王美^[3]（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认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刘倩^[4]（2021）在《李斯特与近代中国》文中指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第一个向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提出挑战的经济学者。李斯特的主要经济理论包括国家经济学理论、生产力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尤以其保护主义最为出名,其被称为保护贸易派的学者。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不少后进国家吸收借鉴,包括德国、美国、日本、俄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爱尔兰等国,都曾以李斯特学说为经验,逐渐发展成为先进国家。李斯特由此而颇具影响力。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尤以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甚。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在国际贸易上一直处于入超之地位,加以国内外政治形势动荡,国内工商业在夹缝之中求生存。留学时潮一时兴起,为国内学者了解世界开通了新的门路,留日学生、留学欧美生的增多,近代中国学人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知识。为改变国内经济困境,以留学生为主体,西方经济学说逐渐被引入中国,李斯特经济学说亦是在此西学东渐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李斯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晚清民初,李斯特经济学说处于初期传播时期,主要以报刊所载文献介绍最多以及译介书籍中有所论及,此阶段李斯特学说传播极具零散性特点。20世纪20年代,为李斯特学说在华传播的关键阶段。译介着作对李斯特的论述较为详细,出现了不少专门叙述李斯特的文章。1922年马寅初的演讲《马克斯学说与李士特学说二者孰宜于中国》为近代学人首次公开宣传李斯特学说。以1925年刘秉麟的《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和1927年出版的王开化翻译李斯特的着作《国家经济学》标志着李斯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系统传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斯特经济学说进一步扩散,不少国内学者着作对李斯特学说有所论及,并基于自身之理解进行分析。尤其以抗战以后,国内学者论着逐步取代国外译作,在李斯特学说传播上占据主导地位。李斯特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特征,其传播路径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形相适应。李斯特学说传入中国后,近代中国学人对李斯特本人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李斯特各类学说的解读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在近代学人眼中,李斯特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有浓重爱国情怀的人物。学界对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来源,对其保护贸易学说、国家主义学说、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说、经济学研究方法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释,与外引文献相比,这些评判一方面与外国学者的看法有一致性,同时亦有国内学者自身之独立见解,他们在学术层面的种种思考,表明中国经济学研究在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国近代学人分别将李斯特与亚当·斯密、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对比,从谈论他们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到探讨他们具体学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但最终之落脚点即在于将三者之学说与中国实际经济情形相结合,区分各类经济学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学术争论的背后是种种现实层面的考量,民族情感、现实困境与学术思辨的相互交融,形成多维度的互动。近代学人受李斯特学说影响,呼吁保护关税,要求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关税自主运动。民国建立初期,南京国民临时政府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北京政府亦致力于保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承继了北京政府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抗战时期,形成了天然的保护机制。战后,大多数学人认同中国实行保护政策,但国民政府为附和美国,不顾当时中国经济之实际,实行自由贸易,这不得不进一步恶化了战后国内的经济形势。民国时期的保护政策带有明显的李斯特特征,说明李斯特学说着实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近代学人从李斯特学说中获得启发,利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以相对主义的世界观为榜样,将学说与实践相结合,更注重经济学的致用功能,与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思想相承接,种种迹象表明李斯特在近代中国具有明显的感染力。

周小渟^[5]（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岳五妹^[6]（2021）在《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文中认为对于区域教育史地理范围的厘定,往往以交通枢纽、政治地位、经济中心为划分的标准,山东运河区域则是由运河联通而成的公共区域,其已突破了地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定,呈现出了动态分布,层级辐射的特点。由于运河流经的城市众多,加之各地旧学之传统各异,学校教育的发展程度的确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异质化的同时,经过明清两朝的积淀,运河的流淌使运河区域形成了稳定且不断传承的文化特质,保证了运河区域社会的稳定以及文教活动的同质特征。所以,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主要包括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思潮的现代化。在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学校教育经过历史变革,由传统教育的衰落,新式教育的发展,而至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转变。全文共分五章,立足现有史料,全方位展现了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为清代传统教育的回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起步较晚,山东境内仍以封建教育为主,传统府州县学、书院教育是该时期官方学校教育的内容,私塾、义学为民间办学形式。聊城地区、济宁地区官学教育突出,松林书院、泺源书院为知名的书院,武训义学办学规模较大。山东运河区域传统教育繁杂,办学传统一直延续至民初,科举制下的传统旧式教育逐渐成为了早期现代化的阻碍。1840-1900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早期教育的转型时期。1840年以后,传统教育开始向新式教育转型。此时清政府学习西方器物、军事、文化,以“求富”、“自强”为口号开展洋务运动,教育上主要是建立洋务学堂,发展西方军事工业。传教士来华兴建教会学校,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山东运河区域开办有峄县煤矿厂、山东机器制造局等以发展洋务实业,举办山东威海水师学堂以培养人才,这些活动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转型。1900-1911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变革时期。清末新政的变革,是对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一次重大的调整和改革。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山东清末新式教育对旧式教育造成了冲击。清末新政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不断完善,山东法政专门学堂、山东农业高等专门学堂、山东大学堂、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等学校的建立组成高等教育改革。同时,由师范讲习所、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各级师范教育发展成为师范教育体系,为清末文化事业带来新的契机,山东教育早期现代化得以充分进展。山东运河区域早期现代化水平与全国保持一致。济南、德州等地学校教育发展程度明显提升,带来区域文化和教育上的变革。1912-1926年为山东运河区域早期现代化的蜕变时期。民国初期,民主共和政制得以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的陆续颁布,山东地区早期现代化走向制度化。山东运河区域的教育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几所省立师范的建立、几所专门高等学校的成立,大大丰富早期现代化学校教育的内容。王祝晨、范明枢等一批教育家推动全省教育改革,推动了山东地区中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济南等地开展了教育早期现代化运动。最后,文章对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做出了反思。山东运河腹地具有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儒家的教育思想始终伴随着教育早期现代化。大运河丰富了该地区的文化积淀,济宁、德州、聊城等沿运城市深厚的儒学传统,这些因素促使运河区域学校在进行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同时,又确保了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文脉的传承,为我们构建教育自信,进而实现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经验。

姚程程^[7]（2021）在《《东方杂志》近代体育科学知识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终刊于1948年12月,出版时间长达45年,被誉为“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是近代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近代体育作为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同样受到了《东方杂志》的关注,其不仅登载过诸多关于近代体育活动的介绍、评论以及对于西方体育观点和发展方式的译介等方面的文章,还专门用体育特刊大量报道过国内体育活动的开展状况。对于近代体育科学知识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近代体育在国内的关注和普及力度。本文对《东方杂志》的近代体育传播进行了专门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军国民体育、学校体育、体育卫生与保健、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女性体育及民族传统体育等。根据近代历史的发展和体育思想的变迁,将其传播内容划分为晚清至民国建立前（1904-1911）、民国建立至五四运动前（1912-1919）、五四运动至全面抗战前（1920-1936）、全面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前（1937-1948）四个时期,根据近代体育发展历史分析了不同时期传播内容的不同特点。认为《东方杂志》传播侧重点在于军国民体育、学校体育以及大众体育三方面,分析了《东方杂志》在这三个方面的传播实践。《东方杂志》刊载的广告介绍了有关体育的书籍和体育用品;图片报道方面,“东方画报”中大量的体育图片及文章的插图,让体育内容更加生动,体育形象更加直观。同时分析了《东方杂志》出版的体育专号,认为其重视体育作用,对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东方杂志》对于近代体育科学知识的传播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对于军国民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等体育发展现象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体育的变革发展,展示了作为大众媒介的担当,呈现出近代体育发展变迁的动人画卷。

程笛^[8]（2021）在《1859-1862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旅华纪实文献中的中国》文中研究说明十九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诸邦对外政策的转向,1859年普鲁士联合德国关税同盟所有州、汉萨同盟市以及梅克伦堡,在艾林波伯爵的带领下,开展了一场游历中国、日本和暹罗诸国的东亚远征考察,以求与远东诸国签订贸易条约,并从科学和商业贸易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一地区。这场远东冒险不仅促成了《中德通商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德之间的交往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为近代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成为长期隔绝的双方观察彼此的重要窗口。关于这场意义重大的东亚远征之行,普鲁士远征军成员不仅发表了详实的考察报告,还留下了大量私人旅行纪实文献。它们共同展现了当时德国远征军成员对晚清中国的观察和看法,并深远地影响了此后德意志地区对中国的认识。本文以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留下的纪实文献为切入点展开,第一章分析了该考察团来华前德意志地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背景和对中国的认识。在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来华之前,德意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往零散且间接,对华了解多来自于中东地区或欧洲其他国家商人、学者的转述,并在“中国”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想象。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德意志地区多次试图与中国建立直接的商业联系,但苦于内政外交上的压力未能推进,仅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业城市发展了微不足道的贸易。第二章介绍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的直接历史背景及纪实文献作者生平,随后第三章在此基础上分专题对考察团所留下的纪实文献文本进行研读,以经济、文化、宗教、城市及列强在华殖民活动为讨论点,关注携带着殖民考察目的的使团成员观察到的中国社会内部情况以及中外之间的社会差异。通过分析文本可以发现,考察团成员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也没有带着出发时的刻板印象来书写中国,“中国”不再是扁平化的“先进文明”或“野蛮文明”,而是被赋予了复杂的多面。第四章则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回国后。考察团成员回国后不久,考察报告便相继出版,引发了热烈讨论。报告在体现了德意志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凭借其中的异国风情深深吸引了读者,引发了新一轮对中国的向往和研究。其中,部分考察团成员后来陆续又重返东亚,深入研究和书写这一地区。遗憾的是,考察团成员对“中国问题”上较为客观的态度并未在后继者身上得到继承与发展,中国在多次殖民战争中的军事失败大致地维持了其在德意志地区的传统的负面印象,这一形象在十九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峰。

李金凤^[9]（2021）在《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后日本女性突出的就业模式是M型就业模式,其中M型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内逐渐加深,很多日本研究者都认为这是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了。高度经济成长期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虽然逐渐上升右移,但是到2020年依然是中间凹陷的M型曲线。对于日本女性一直维持M型就业模式的原因,以及M型就业曲线所代表的女性主妇化的变迁情况,中日学界目前尚无研究能够回答。本论文尝试基于压缩现代化、顺序颠倒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国际比较,梳理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分析其一直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剖析主妇化模式变迁的相关社会结构,以及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模式中的离职时机变化和个人影响因素。本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把主妇化定义作了进一步的明晰。主妇化具体是指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等生活事件的前1年就职,到这些生活事件发生后的1年之间离职,之后或终身不再就职,或保持一段时期内无职后再就职的生命历程成为趋势,并且该生命历程模式在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中占一半及以上的社会现象即为主妇化。根据结婚后保持无职时间的长短,又细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种类型,其中阶段性主妇化又根据不同的离职时机分为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和育儿期离职模式主妇化。基于以上主妇化的分类,本论文对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主妇化模式变迁,具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全面分析。首先,在国际比较视野的宏观层面,基于压缩现代化理论、顺序颠倒的现代化理论和福利体制论,通过分析美、法、英、德四国的主妇化过程,对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变迁,解释日本迟迟未能脱离M型就业曲线的原因,进而论述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时空特征。其次,在日本国内的中观层面,将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分为四个阶段,并基于富永健一的社会结构变动论和社会性别分工意识的变迁,分析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结构。最后,在个人因素的微观层面上,运用人力资本论、统计性歧视论、道格拉斯-有泽法则等相关理论,通过对《SSM调查》和《消费生活面板调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战后日本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离职时机变化及相关的个人影响因素。通过分析研究,本论文有以下主要观点:1.美、法、英、德四个国家的主妇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大致分为生涯性主妇化和阶段性主妇化两个阶段。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阶段性主妇化时期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1980、1990年代。对比分析欧美四个国家的主妇化变迁,因日本女性就业模式自日本主妇在大正时代诞生以来,直接形成的是阶段性主妇化的标志-M型就业曲线,并且到1955年都一直保持着平缓的M型就业曲线,未有大的变化,所以日本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另外,欧美四个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女性劳动率是50%以下,已婚女性劳动率也大多是在30%以下,而日本因压缩式的工业革命、产业结构转换时间晚且速度快,女性劳动率自1900年到1970年左右一直保持在50%以上,即便在1970年以后女性劳动率出现了下降,已婚女性就业率也保持在50%前后不变,因此与欧美四个国家的生涯性主妇化时期相比,日本女性劳动率和已婚女性劳动率都非常高,生涯性家庭主妇比例较小,没有形成生涯性主妇化时期。日本女性1955-1975年的M型就业曲线,中间山谷部分加深,右山峰更加突出。分析这种曲线变化的原因,山谷部分的不断加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转换太快,女性雇用率的上升速度没有超过家庭从业者、自营者等就业率的下降速度,两者效果抵消,结果就是女性的就业率逐渐下降;右山峰更加突出是因为育儿期结束后的已婚女性短期被雇用者比例上升。因此1955-1975年这个时期,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阶段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趋势没有大变化,只是离职后再就职比例上升显着,使阶段性主妇化更为凸显.1975年至2010年,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逐渐上升右移,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未婚化、晚婚化、晚育化等造成的,已婚女性在这个时期的就业率变化不大,所以日本依旧处于阶段性主妇化时期。2010年以后,M型就业曲线的中间山谷部分上升,主要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升高引起的,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逐渐弱化。总体而看,与欧美四个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时间上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又延长了阶段性主妇化时期。这种时间上的特征与日本独特的压缩现代化模式、顺序颠倒的现代化模式、产业结构转换、1970年代以后的福利体制改革以及男女性别平等政策迟缓有很大的关系。此外,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在空间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不同时代的元素压缩杂糅在一个空间内,如主妇现象评价的多元化、性别角色分工意识与社会现状的扭曲错位、战后日本女性政策的复杂矛盾等。2.战后日本女性整体上维持着阶段性主妇化,但内部的主妇化模式并非是一成不变。根据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从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方面等多方面探究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变动。战后日本女性具体的主妇化模式变迁是:1950年代之前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1960年代-197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为主,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为辅;1980年代-2000年代是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变强;2010年以后是怀孕、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弱化,“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比例增加。因此,战后日本女性的阶段性主妇化整体上逐渐弱化,但也出现了新模式的阶段性家庭主妇。伴随着主妇化模式的变化,家庭、企业、国家政策、劳动市场、保育所、公共教育及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各方面相对应的社会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3.利用《SSM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其一,从出生队列来看,1930-1934年出生队列开始,日本女性初次离职与结婚有关,到1950-1954年出生队列,初次离职与结婚的关系最强,说明1950-1954年出生队列结婚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达到峰值;从1955-1959年出生队列开始,结婚后离职增加,初次离职与第1子生育关联变强,也就是说,1955-1959年出生队列的第1子生育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升高。其二,从结婚队列和第1子生育队列来看,从1960年代以前开始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增强,持续上升至1986年后达到顶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在1981-1985年开始上升,1986年以后增强幅度明显.由此看来,日本女性的主妇化并没有走向去主妇化,尤其是经历过结婚、生育、育儿期的女性主妇化,在1975年之后只是主妇化模式发生了变化,具体从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转换到第1子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其三,从初次离职成为家庭主妇后,再就职的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可以得出出生年龄、结婚队列、第1子生育队列、本人学历、丈夫学历、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等都对再就职有显着影响,从侧面证明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不是一结婚就离职,之后终身不再就职的生涯性主妇化,是阶段性主妇化.进一步利用《消费生活面板调查》数据对战后日本女性的离职模式变化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有以下一些特征:其一,结婚离职模式主妇化越来越少,同时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有弱化倾向,而“小学入学”离职模式家庭主妇已经出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其二,分析女性在第1子生育前后、第1子小学入学前后离职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结果得出性别角色分工、丈夫收入、与父母同居·准同居·近居、高学历等都有显着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1子生育、第1子小学各个阶段的影响力有所不同,说明女性的个人因素在面临选择是否离职成为家庭主妇时有重要影响.本论文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认为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与欧美四个国家不同,压缩了生涯性主妇化时期,1920年代以后出现的是欧美四个国家二战后才出现的阶段性主妇化,并一直持续到2020年。目前日本女性的主妇化依旧存在生育离职模式主妇化,也出现第1子“小学入学”离职模式的家庭主妇,更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因此,有必要继续完善育儿休业制度、保育所、儿童俱乐部和家庭育儿支援等更加综合性的支援政策和措施,以有效应对这种现象。以上政策措施只是促进女性在结婚、生育、育儿期的继续就业,并不等于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女性的作用。日本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在以上支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女性相关政策、企业雇用、劳动市场等方面实施彻底的社会性别平等政策,尤其是大力改革企业的长时间劳动等雇用习惯和劳动市场的多维度二元结构,为女性提供更为自由的选择环境。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也是与日本相同的压缩现代化模式,加上当前“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和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完善,将来很可能会出现生育、育儿期离职的家庭主妇。了解战后日本女性主妇化的相关情况,可以为我国应对生育、育儿期的家庭主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曲晓燕^[10]（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说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二、中国与德国近代师范教育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与德国近代师范教育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4）李斯特与近代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论文提纲范文）

（7）《东方杂志》近代体育科学知识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859-1862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旅华纪实文献中的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9）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与德国近代师范教育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D]. 路明.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李斯特与近代中国[D]. 刘倩.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5]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山东运河区域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6）[D]. 岳五妹. 河北大学, 2021(09)
• [7]《东方杂志》近代体育科学知识传播研究[D]. 姚程程. 河北大学, 2021(02)
• [8]1859-1862普鲁士东亚远征考察团旅华纪实文献中的中国[D]. 程笛.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9]战后日本女性的主妇化模式变迁研究[D]. 李金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10]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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