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工委2000年学术年会在兰州召开

一、文理科工作委员会在兰州召开2000年学术年会（论文文献综述）

李金刚^[1]（2020）在《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当急于奔向教育的未来时,亦需要回过头来看看来时路,以确证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教育时代。一方面,“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仍是一个真切的社会议题;另一方面,得益于国家采取的各种举措,部分人和地区也确实因教育而改变命运,赢得名声,实现“逆袭”。面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真相抑或真实,有必要走进那些经典案例,探究其何以如此,分析其在实现教育“逆袭”过程中的所得与所失。本研究选取一个既是国家级贫困县又被称为“教育状元县”的典型县作为研究对象,以时空社会学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的角度深入考察分析。研讨其塑造教育状元县的历程,分析其为维持教育声誉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其中的参与者如何行动;进而探究在这一过程中谁更容易从中受益,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社会特征;最后,论证该县打造教育社会的全民参与过程。通过对会宁二中搬迁“事件”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深描发现,作为利益相关者,因立场不同,人们对学校的认知相异,对学校搬迁的态度亦是多样,但是都将学校当作资源。其中,学校教师认为学校是文化效应优先的空间、学校周边企业商户则看重学校空间的经济效应,政府则强调社会统筹管理优先。表面上看,学校搬迁只是学校的事情与他无涉,但是搬迁过程中的博弈和利益纠葛的发生则表明学校绝非是独立于社会时空,而是深刻地影响当地的生活。进一步以时间为主线对会宁教育展开“长时段”分析,可以发现会宁县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并没有给其发展各种行业提供便利,教育则是当地人们与自然、社会相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和策略。明清之际,得益于朝廷教化和历史积累,学宫、书院开始出现,部分人尝到教育的甜头。随着社会发展,民国时期现代教育也流传到这一地区,重教之风在变迁中延续。1949年之后,该地区的教育发展历程整体上与社会大环境同步,虽有波折,但是当地人重视教育之根未断,加之当地政府的刻意主导,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日益增加,其名声也在现代媒体传扬下广为人知,并最终被赋予“教育状元县”称号。该县为维持教育声誉采取诸多方法和策略,以其高中生源为例研究发现,县域内几所高中在招生时,学校间生源存在良莠之差,好学校存在掐尖现象。每一所学校内部,又设置高考指标并具体分配到各个班级、教师,以确保考上大学的学生名额“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此外,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也进行精打细算的时空管控和分层划级的人员管理。围绕高中生“尖子生”家庭背景的分析发现,那些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相对好的学生,更容易从中受益。对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生源地分析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即,在该地区,能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存在城（县城）乡（乡镇）村（村落）的三级差别。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地政府、群众和企业商户合力将该县打造成一个教育社会。其中,政府部门规划设计的“教育景观”为当地打造教育社会提供制度上的引导和整体性的部署;意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及其家长则为当地教育社会的制造提供群众基础;处于政府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企业商户则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既利用着教育名声也为教育名声的维持助力,并积极参与到教育社会的创造中来,三者共同实现会宁县创造教育社会的集体动员。

张家豪^[2]（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提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李鲁平^[3]（2019）在《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文中认为在解放初期,随着中共由乡村向城市战略转移和三大战役的胜利,关于城市的接收与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文章以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的接管为切入点,探究中共对兰州市的接管工作。具体为:论述了中共为接管兰州市所作的准备工作,对兰州市接管前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进行了分析;解放前夕兰州市中共党组织的搜集了各类情报,成立皋榆工委协军团,进行护厂护校,拥军支前,最终取得了兰州战役的胜利,并建立了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了阐述。接着论述了兰州市接管期间采取的主要措施,从摧毁国民党旧政权、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新政权以及对接管后的兰州进行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又因为兰州市的特殊情况,关于团结少数民族政策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最后论述了兰州城市接管的历史经验,从全心全意团结群众、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作了归纳和提炼。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兰州市迅速稳定了生活秩序,恢复了经济,团结了少数民族,为新兰州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张光润^[4]（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刘亮^[5]（2018）在《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我国高考命题变革为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不仅对古今中外的“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历史进行了重点考察,还对命题方式变革下的命题内容变迁进行了阐述,也对高考命题的部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若将绪论和结论包括在内,本研究共分为8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问题、概况与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对论文框架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第一章考察了从隋唐至明清的一千余年间的科举考试命题制度的变革历程,重点分析了犹如现代高考的科举考试在命题方式、考试科目、试题难度上的发展脉络。第二章梳理了民国时期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方式和命题内容的变革,以国、公立大学招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为主线,审视了不同命题方式下的考试科目及试卷设置形式的演变,以及命题技术、题型、命题立意等方面的变化。第三章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高校招生考试命题的沿革情形,主要内容包括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高考命题内容的调整与演变、本世纪高校自主招生命题的实施与进展。第四章探究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境外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招生考试命题方式的变革情况,并重点考察了美国的SAT和ACT、日本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台湾的大学联考等统一命题考试的科目和内容的变革。第五章展示了当前高考命题改革的现状,不仅包括分省命题和全国统一命题两种方式的实施情况,还包括与命题内容相关的科目、考纲、试卷、试题等的设置情况。第六章阐发了高考命题涉及的部分理论问题,运用有关的学科理论视角重点探讨了高考命题的高效性、公平性和科学性等基本原则。通过以上的系统研究,本研究得到几项关于我国高考命题变革的主要结论:一、高考命题方式的统分变革受到考试文化传统、国家结构形式、考试发展规律、高校办学要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二、高考命题从不分类的统一命题方式发展到分类命题方式符合世界范围内高校招考命题变革的一般趋势;三、统一高考与高校自主招生相结合的机制符合当代世界范围内通行的“统一命题考试+高校自主命题考核”的招生模式;四、不同的高校招考命题方式所对应的考试内容各有侧重点;五、实行不同命题方式的高校招生考试都能引发中学的应试教育现象。

乔刚^[6]（2017）在《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内在活力,有效发挥其自身优势。本文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出发,对研究生教育治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指出,社会组织是研究生教育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本文以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理论为指导,以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为基础,从理论层面构建了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三种基本行为模式:委托-代理模式、松散关联模式、分离自主模式,并分析了它们的特质特征,其中,委托-代理模式、松散关联模式是政府等主体自上而下的改革行为,分离自主模式是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改革行为。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三种不同行政体制下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研究发现,在分权制的美国,社会组织是研究生教育治理的核心力量;英国的研究生教育治理则是形成了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局面;在集权制的法国,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在政府指导下独立自主开展研究生教育治理活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在开展学术研讨、参与政策制定、提供咨询服务、独立实施评估等行为方式上具有共性。本文运用组织理论和案例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运行模式、组织职能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我国社会组织以加强研究生教育研究、主动发挥参政议政职能、开展第三方评价、创新研究生教育治理手段、完善自身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组织体系等为途径,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它们也面临着如何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发挥智库作用、提升服务水平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等挑战。本文在大量访谈、文献分析、国内外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分离自主模式是我国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中有所作为的理性选择。在分离自主模式下,社会组织要树立独立自主的行动理念,构建主动服务的行为意识,采取主动作为的行动方式,实施长效服务的行动机制。社会组织要以创新驱动为基础、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以深化改革为核心、强化自身公信力建设,以管办评分离为目标、明晰与多元主体关系,以提高服务为根本、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建设,构建多元主体和谐共治的关系。

许翔杰^[7]（2017）在《军事院校应用心理硕士培养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对军队来说没有平时和战时之分,只有战争和准备战争之别,而战场上的胜负,更多的取决于战争准备。要做好战争准备,唯独靠强军兴军,而人才兴方能军队兴。军事院校MAP是新型作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培养关系到我军新质战斗力生成。研究军事院校MAP培养模式,对于摸索军事院校MAP教育培养特点和规律,推进军队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提高我军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重要意义。研究者通过收集相关文献,运用内容分析法,归纳和构建了“培养模式”研究的概念框架:“培养模式”是由“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和“质量管理”五个要素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本研究探讨的问题是:军事院校MAP教育培养模式的现状、问题及改进要求?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军事院校MAP培养目标的现状、问题及改进要求?军事院校MAP课程设置的现状、问题及改进要求?军事院校MAP教学方式的现状、问题及改进要求?军事院校MAP师资队伍的现状、问题及改进要求?军事院校MAP质量管理的现状、问题及改进要求?在研究发现基础上,研究者尝试构建一个基于实战化背景下、不同于地方高校的,具有我军特色的MAP培养模式。根据“培养模式”概念框架和研究问题,研究者设计了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以全体军事院校MAP研究生,共计81位,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对45位军事教育专家、军事教育工作者、一线部队人员和部分MAP研究生,其中军事教育专家15位,军事教育工作者10位,一线部队人员10位,MAP研究生10位,进行访谈。收集了军事院校和部分地方高校应用心理硕士人才培养的相关文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与地方高校MAP培养模式相比,军事院校更突出军事教育特色和军人职业特殊性,聚焦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需要,强调部队作战能力建设。但军事院校MAP培养目标上,宣传教育及贯彻力度不够,系统设定值参差不齐,专业学位的职业性特征不突出,包含创新精神培养不足;课程设置上,选修课程比例有待优化,专业课程设置存在主观化不规范现象,课程目标与培养目标之间关联度有待提高,课程设置的训练、研究和作战融合性不够,体系不够完备;教学方式上,案例式教学实施效果不理想,部队实践欠缺且实施中落实少,职业能力培养与基础理论教育间统筹不足,教学中训练量偏少;师资队伍上,部队导师带教指导力度不够,多数院校导师遵循学术型带教方式,带教效果受到影响;质量管理上,培养质量反馈机制不健全,考核方式不适应专业学位培养要求,教管结合不够,质量管理统筹性不强。军事院校MAP教育培养过程中未能将军事训练、军事研究和军事作战加以有机整合,与适应实战要求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要适应实战化要求,军事院校MAP培养模式需要做以下改进:在培养目标上要聚焦岗位需求,体现职业素养,坚持战斗力标准和创新精神培养;在课程设置上要瞄准实战,突显课程对出学员岗位能力的塑造,建构核心课程体系;在教学方式上要突出案例战例式教学的核心地位,加大实践式教学力度,发挥问题式教学引导作用;在师资队伍上要更新导师教育理念,丰富导师带教经验,帮助研究生融入部队;在质量管理上要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完善考核评估机制。根据研究发现,研究者认为,要改进在实战化背景下军事院校MAP培养模式,培养过程必须进一步贴近和适应实战要求,将军事训练、军事研究和军事作战进行有机整合。为此,在借鉴教育神经科学研究的成果以及沉浸理论、系统科学论基础上,研究者尝试构建了军事院校MAP训研战培养模式,并分析了这一模式基本结构、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这一模式的基本结构是:训研战培养模式是训练、研究和作战一体化的培养模式,以训为主,研战为之一体两翼。“训”是在教学中组织模拟训练、综合演练、想定作业和部队实践训练,通过训练来提升研究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研”是面向部队做研究,研究部队现实问题、难点和热点问题,从部队研究中来,到部队研究中去,促使研究生面向实战去研究问题;“战”指肩负军队任务和使命,参加军事作战行动、完成重大军事任务,通过参加军事任务和军事作战行动来强化研究生使命感,提升其核心军事作战能力。这一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培养目标聚焦实战化与职业能力生成;课程设置依据岗位核心能力模型,构建“模块组装+精选”联合式课程及训练体系;教学中运用心智沉浸式教学与训练,突出以训练为中心的军事心锚,构建激发双轨心智模式运转的教学过程;导师队伍建设上树立导师军事匠人精神,突出导师强军兴军的责任、对作战及战场的专注和对技能的精益求精;建立以全程质控体系、自评估指标体系和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为核心的质量保障体系。这一模式的保障措施包括:建立全军MAP教育培养共同体;建立部队MAP研究生工作站;实施军事院校MAP师生提升工程。未来战场变幻莫测,作战态势日新月异,作战战法推陈出新,不确定、非线性、复杂性因素影响着战争态势进程,唯独适应这种态势变化才能立足于未来战场,军事院校培养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和MAP训研战培养模式构建只是一个初步探索。有关这一培养模式如何才能更有利于应用心理硕士研究生岗位任职能力的生成?生成的机制和要素是什么?这一模式与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之间如何建立有机联系?训-研-战三要素如何相互协调?等,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刘伟^[8]（2016）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尤其是抗日时期以来）,即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学术化。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宪法规定的国家与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这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期间,受“文革”等错误影响,本学科建设曾一度停滞。1978年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重新获得生机,本学科发展迅速并日趋正规。自1984年起,我国设立了“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90年,又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两个硕士研究生专业;1988年,更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博士研究生专业。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硕士——博士”的三级人才培养格局初步形成。1990至2003年期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专业先后进行了多次整合,其名称及结构更趋合理。2005年后,伴随着我国正式实施“马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首次独立出来,成为“法学”门类之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其学科地位明显提升。这一重大举措,使本学科在近十多年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建设的开展。进而对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的话语权、巩固执政党执政的理论根基,亦凸显出明显积极的影响。本文即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演变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在较广泛占有相关资料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寻建国以来本学科在大学中的院系设置、学校政治课程设立、有关师资队伍建设、学术研究进展、研究机构设立及对外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具体发展及演进,重点分析了2005年“马工程”实施十年来的主要成就、存在问题及今后改进的若干对策。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选题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本选题的研究思路、方法与难点。“正文”部分共由四章构成。第一章简述学科概念的传入及建国前中国学术体系的发展,着重探讨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的发展情况。第二章简要回顾了1949—2003年期间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以改革开放为界,将其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予以研究。第三章重点对“马工程”实施以来本学科建设情况进行了论述。笔者依据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资料数据,总结了十多年来本学科建设的主要经验、重大成就及现存问题。第四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若干对策。主要从学科身份认同、学科队伍、学术交流、学科保障体系四个层面,提出若干对策与建议。“结语”部分,简要对文中所提出的若干具有针对性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并对未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前景,作出展望。

岳婷婷^[9]（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蒋惠玲^[10]（2015）在《美国一流私立研究型大学内部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大学治理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与过程”。它至少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大学外部治理-大学外部诸多因素与大学互动从而实现对大学整体的治理；大学内部治理--大学内部不断应对变化着的环境因素和资源约束、诸多利益相关者和其他治理主体对自身的治理。大学的内部治理包括两个向度：大学为应对外部环境中波动性的变化,减少其对大学组织的冲击,运用各种策略手段进行的治理,对于那些不可逆转的持续性变化,大学发展出新的经常性的治理安排来应对,这些治理安排包括对外的某种持续性战略,如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关系、汲取资源的方式、应对环境变化的一般性策略等；另一方面大学也进行内部关系的调整,如人事安排、组织架构、规章制度、权力配置等。上述两个治理向度说明：大学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其内部治理的调整既可能是自组织的需要,也可能源于更大的外部系统所致。美国一流私立（非营利）研究型大学内部的共治体系主要由顶层的董事会组织、大学内部领导组织、教师合议组织构成。各校董事会通过自组织,吸纳有特质的董事、架构董事会及下属委员会、服从制度环境的规范,确保董事履行基本法定义务。经董事会慎重选任的大学校长是大学首席行政官,为大学教育与行政领导,主管大学所有事务,负责实现大学的办学安全与效益。校长引领的领导团队体现出科层性的特点,团队结构体现出学术与行政的相互渗透性。教师共治组织主要关注与学术研究、教师、学术规训相关的制度与规范。尽管各校教师共治组织功能不同,存在模式不同,分布的层级也不同,但它是教师与行政人员沟通、完善校内制度的重要机构。通过内部治理使得组织在市场机制主导的体制中顽强生存并实现卓越,大学首先需要实现的,是获取办学最需要的经费与人才。各私立大学办学资产充裕,年办学收入来源多样,财务状况稳定。管理专业化成为各校获取办学经费与学校资产的重要保障,大学内部学术力量与专业力量成为各校获取经费资源的重要力量,联邦税法成为私立大学获取捐助最有利的外部条件。大学通过搜寻获得新教师,通过建议与指导、提供学术研究所需时间、提供教学与研究所需资源3个途径支持教师的学术工作,通过明确的职级评审制度推动教师发展,通过教师生活质量调研等多种途径留任教师、稳定教师队伍。大学的巨额经费有利于加强学校的“造血”功能,也有利于学校获取办学所需土地、建筑、设施、设备和人力资源,大学通过治理教师,提升学术力量。卓越的教师质量、专业质量、学院质量使得大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学术资源有助于大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质生源。大学使命将校内具有不同态度、价值观和期望值的不同质性的群体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功能更完善的、以学术为核心特质的大系统,共同体成员基于使命,通过对话确定战略目标,推动大学发展。作为规范之下的行为者,大学的制度体系-微观的影响行动者行为选择的操作规则,用于影响操作规则的制度规范,用于设计制度规范的道德准则-规范着不同质性的群体。大学服从制度体系的行为有利于其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联接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董事会、以校长为首的行政团队、拥有学术权力的教师群体,以上三个权力主体构成个体大学系统内部共治组织的分系统,他们拥有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两个向度上发挥作用、改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善行政力量的主要方式是以严格的等级制为依托,尽管大学也会从校外系统中寻求人才,但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授予组织中的个体法定的权力、委托-定的职责,是这一权力向度改善行政力量的主要模式。学术性行政领导因其扎根于学科的身份,与构成教师共治组织的个体在学系这一基层汇聚,学系演绎的学术治理机制,自下而上改变着个体大学的学术力量。这两种力量在大学提升办学能力中发挥重要角色,大学仰仗这两种力量获取经费与资产、构建师资力量、获取优质生源、规范办学行为,使得大学有更大的能力向社会输送可以引领新生代的人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通过前沿研究向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与我国普通民办高校不同的是,发端于殖民地学院的美国私立大学群体,自办学开始,就有明确的办学目的-培养信仰虔诚的牧师、治事练达的政府及公共事务管理人员、学术渊博的从事知识研究与探索的人才,确保殖民地学院成为“学习的场所”一直是自我延续的董事会的职责,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历练则造就了私立学院顽强的生命力。我国普通民办高校在公立高校一统天下的环境中问世,缺乏历史继承的普通民办高校带给学术界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投资领域。普通民办高校群体若要实现与公办高校共同发展的境界,应该拥有至少可与一流公立大学匹敌的民办大学。对于希望突破自我、以成为大学为办学目标的普通民办高校而言,其办学者和治校者需要有明确的大学理念、办学理念和治校理念,应理性对待大学自治,整合校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以多样化、民主化和国际化的视角办学。

二、文理科工作委员会在兰州召开2000年学术年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理科工作委员会在兰州召开2000年学术年会（论文提纲范文）

（1）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3）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5）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军事院校应用心理硕士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一流私立研究型大学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理科工作委员会在兰州召开2000年学术年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D]. 李金刚.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2]“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3]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D]. 李鲁平.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4]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5]高考命题的历史与理论研究[D]. 刘亮. 厦门大学, 2018(07)
• [6]社会组织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中的行为模式研究[D]. 乔刚. 北京理工大学, 2017(07)
• [7]军事院校应用心理硕士培养模式研究[D]. 许翔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8]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研究[D]. 刘伟. 兰州交通大学, 2016(04)
• [9]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01)
• [10]美国一流私立研究型大学内部治理研究[D]. 蒋惠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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