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中西部区位优势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定位（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梁风雁[2]（2021）在《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首要任务。在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浪潮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具备国际化视野,立足全球产业分工布局,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优势。一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简称FDI）是各经济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简称IFDI）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引进国际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我国对外国际直接投资（简称OFDI）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8年,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OFDI的第三大国。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萎缩,而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量规模仍逆势上涨,投资结构更加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在国内和国际的产业布局影响越来越深远。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构建了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机制,并以我国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以及中介机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确定性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进一步从投资环境和外部冲击两个方面,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在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中,本文分析了贸易发展环境、金融发展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相应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外部冲击影响因素分析中,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总结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其一,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其二,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三,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其一,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其二,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其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其四,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其五,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本文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构建了分析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统一框架,深度剖析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其二,本文首次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视角研究了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由此而言,本文的理论分析既从研究视角上拓展了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又从研究内容上补充了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揭示了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效果并检验了中介机制的有效性。这为我国探索如何以东道国和投资国的双重身份,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际直接投资优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现实依据。除此之外,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各省的贸易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这为基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存在差异的现实情况,深度考察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可能影响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这为我国进一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双向FDI优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政策着力点和改革依据。最后,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为例,分析了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这为我国应对疫情影响,有效发挥双向FDI优势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研究启示。从长期来看,这对我国构建和完善应对外部冲击的体制机制,减少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对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启示。
卢阳阳[3]（2021）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母国就业和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一直是文献研究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后,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大量引入外资,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的崛起,产业体系的不断升级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优化,也推动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相继确定和实施,未来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这引起我们疑问,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本身已经十分严峻的就业市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有其独特之处,有必要立足中国现实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遵循特征事实描述、机制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影响。从章节分布来看,全文共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章从概念界定入手,回顾相关理论,并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市场关系的文献研究;第三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概括和制造业企业特征事实进行分析和总结;第四章采用机制分析方法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整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五至七章使用2003-2013年间中国商务部颁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样本,对上述假设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八章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全文结论,做出研究展望,并就对外直接投资和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我们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就业市场的总体理论框架,分别讨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总体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溢价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出口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影响国内总体就业水平;同时,其还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生产转移效应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最后其通过影响高技能工人相对就业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机制作用我国技能工资溢价水平。第二,我们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一般性就业的影响,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我国就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增长促进效应不受投资目的地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受投资企业所有制和投资类型影响明显。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与其他投资类型相比,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就业升级。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升级效应更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就投资类型而言,商贸型和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就业升级效应不显着,生产型和技术型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就业升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技能升级主要是生产转移机制起作用,技术创新机制效应较弱。第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加剧了技能工资不平等。其中,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能溢价促进效应要大于国企;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显着;无论哪种投资类型均促进国内技能工资溢价水平,其中商贸型和资源型投资的效应较弱。机制检验表明,高技能工人就业相对需求增加和利润增加渠道是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技能工资不平等的两种渠道。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本文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总体影响,从就业、就业结构以及技能工资溢价三个维度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拓展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作用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并厘清其机制,丰富了既有的实证研究;三是明确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企业层面为化解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更多见解。
曾杰[4]（2021）在《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经济交往日益紧密,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其所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被逐渐关注。“入世”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中国企业开始加速布局海外市场,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速增长（1）,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369.1亿美元,已经多年位列世界第2位。2002—201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5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6%（2）,远超全球平均水平。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取更加先进的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研发资源,并传导回母国,实现母国技术进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可借此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对于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只有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才能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经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已经显着增强,但是在研发投入强度和万人专利拥有量等科技创新指标上和发达国家依然有一定差距。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迫切需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才能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经济新常态下的外向型引擎,应充分释放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巨大潜能。发达国家是先进技术的来源国,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问题,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解答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如何以及有哪些影响因素,对于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找新动能,指导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技术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遵循理论基础、现状分析、机理分析、实证分析、结论建议的研究思路,深入具体地研究了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问题。从结构安排来看,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各部分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综述,明确界定几个关键概念,阐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国际技术溢出理论以及企业异质性理论。第三章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第四章是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与影响因素,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阐述机理,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阐述影响因素,最后以华为公司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第五章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包括母国吸收能力视角和东道国视角两部分内容,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分析包括总体检验和门槛特征检验。第六章从微观视角对中国向发达国家OFDI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阐述了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并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然后对企业OFDI促进技术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初始检验,动态效应检验,异质性投资动机检验和异质性进入模式检验等几个方面。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研究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行业集中度较高,区位分布不均衡。对发达国家投资比重过低,但投资增速很快、区域集中。近几年发达国家加大外商投资审查监管力度,中资企业OFDI面临更大阻力。（2）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主要通过企业微观、产业中观和国家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传导。（3）从宏观视角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对国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远高于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促进作用。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母国吸收能力存在门槛效应。东道国的技术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能力等影响因素,与对发达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都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对外投资占比为40%,其中61%投向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方面,向发达国家OFDI企业均强于向发展中国家OFDI企业和非OFDI企业。（5）从企业微观视角实证检验,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结果表明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着为正,但技术寻求型企业获取的技术创新效应优势不明显,说明从发达国家获取到的先进技术很有限。动态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采用绿地投资模式的企业获取的技术进步要明显高于采用并购投资的企业。
姜宝中[5]（2020）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国家级新区作为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复建设的超大规模综合性城市新区。国家级新区具有多元的战略目标,即承担着解决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各类系统性问题,也肩负着探索区域和城市有效发展路径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机制体制等方面的示范区和试验区,发挥了带动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从国家级新区发展实践来看,仍然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分离、管理制度与实际情况缺乏良性互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创新要素培育与累积逐年减缓等问题。选择合适的视角和理论方法,探索国家级新区发展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和面临的问题。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及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对破除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促进其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解决好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本文以城市地域空间理论、城市网络理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国家级新区发展现状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国际级新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给出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研究国际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依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首先,基于2006-2018年城市经济发展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发展拉大了城市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进一步实证分析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异质性时,实证结果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既存在区域异质性,也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国家级新区发展对促进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对非直辖市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不显着,说明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行政等级异质性。其次,基于2003-2016年中国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在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方面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效果显着,而对中西部城市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非直辖市城市科技创新的作用效果不显着。最后,基于2005-2018年中国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量”和“质”两方面的衡量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发展: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国家级新区对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中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具体来说,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东部地区城市和南方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北方城市则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级新区对直辖市地区城市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具有显着效果,但对其“质”的升级产生作用不显着。国家级新区对非直辖市城市产业结构“质”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对其“量”的升级作用不显着。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国家级新区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均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级新区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行政等级异质性。同时看到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放缓,且国家级新区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各种困境。为此,需要在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以及加强国家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国家级新区发展难题,发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沈嘉[6]（2020）在《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规律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高速增长,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还不均衡,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较·大差异。随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也需要进入到优化和平衡发展阶段,从而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本文旨在系统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希望从实践层面认识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特征及趋势;从理论层面厘清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内在规律;更好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原因;为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研究借鉴;为构建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提供研究基础。具体而言:首先,在理论方面,本文系统论述与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相关理论,包括传统区位地理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和新经济地理学、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本文也讨论了理论之间的关联、传承和异同点,并进行拓展,考察在解释中国问题时的适用性。第二,在典型事实方面,本文系统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及特征。根据1983-2018年四大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占全国对外贸易和利用FDI比重的阶段性特征,并结合我国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过程,本文将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是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探索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对外开放制度体系,不断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比较稳定,还未表现出向东部地区的集聚趋势。第二阶段（1992-2005）是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向东部地区合理集聚阶段: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建设不断推进,形成了完善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制度体系,对外开放区域政策仍有利于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和吸收FDI加速向东部地区高度集聚,到2005年达到最高峰。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优惠政策推广至长三角和其他北部沿海城市,使得该地区内部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FDI分布也更加均衡,东北地区则主要集聚辽宁省。第三阶段（2006年至今）是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向西部地区集聚的协调发展阶段:东部地区占对外贸易和利用FDI比重不断下降,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向中西部若干核心地区集聚。第三,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深入研究了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及演变原因,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基于产业集聚理论、政策支持视角、中国的特殊经济地理以及历史实践,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发展的总体规律和趋势,认为产业和贸易向东部地区集聚符合经济学理论,但是集聚存在边界和临界点。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已经很高,达到了集聚边界,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特殊的经济地理也使得产业和贸易有必要且可以更为平衡分布在中西部地区。随着地理优势弱化、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推进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可以在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也收集1995-201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演变原因,结果表明:地理位置及因此获得的政策优势总体上有利于对外贸易和FDI的快速发展;但是相对于1995-2005年间,地理位置的这种正向作用在2006-2018年间显着下降。最后,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在理论上,对外开放空间集聚将使得集聚区获得正外部性,如促进生产性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集聚,从而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但是,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优化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可通过产业跨地区间转移及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地区间更加合理配置而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本文同样利用1995-2018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系,发现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有显着的促进效应,但在第二个阶段的作用更大;区分四大区域的研究发现,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在第一阶段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而在第二阶段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本文进而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及政策建议。未来可评估各地区对外贸易和利用FDI的均衡比重范围;研究高速运输网络的成熟如何影响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研究服务贸易加快发展背景下如何促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利用更加细化和微观的数据库从多角度深入研究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并探索更多内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在政策制定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目标和定位,总体要有利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促进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若干对外开放集聚区;进一步提高全国市场一体化程度,完善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体系。
肖依[7]（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选择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积极推动全方位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据中国商务部外商投资司统计（2017年）,2017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310.4亿美元,同比增长4%,实现外资实际使用持续稳定增长。纵然取得了这样骄人的成绩,然而,在区域分布方面,2017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82.5%集中分布在11个省市,位于我国的东部,其余中西部的20个省份在中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不足20%。因此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不平衡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正如Fisher（1999）所说,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投资取代了贸易成为国际分工合作的最主要依赖方式。中国也从最初将外商投资排除到目前积极引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及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促进了人才引进和人员的交流,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在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技术进步和市场结构的巩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来说,经济不断增速,部分原因为在华FDI不断增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3年的9.16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31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6.28%。2016年中国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的全球吸收外资金额第三的国家,占全球总流量的7.66%。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理念的先进优势,与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完美融合,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尤其从2001年我国入世之后,赢得了改革开放又一重大机遇,我国在吸收外资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虽然取得了显着成效,但也应该指出,中国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中国吸收的外国资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基本表现是以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为中心的分布格局。大量外资流入东部沿海地区,加快了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那么究竟哪种因素影响了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这值得我们探讨,因此,定量分析影响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并把握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在发挥政府的引进外资政策时具有重要作用。天然资源禀赋不同,地理人文环境不同,以及各个市场特点状况不同,这都导致外商投资政策制定的不同。我们怎样才能根据各地区的情况制定优秀的政策,这就需要我们定量研究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本文首先利用图表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分析改革开放至2017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分别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利用形式,分行业结构,资金来源几个方面阐述,同时以改革开放至今在华的FDI数据进行验证,然后着重利用锡尔熵指数和相对锡尔熵指数两个指标对外商FDI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各个省市的集中或扩散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借以观察各自的变动趋势和对整体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测度,我们会更细致的了解国际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区分布的不均衡程度,更深刻揭示这种不均衡性的来源。再利用SPSS软件采用OLS模型从政府政策,市场因素,成本因素,产业集聚方面分析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并比较了四大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的外资均衡分布的现状。研究发现,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平衡性有所改善,但失衡并没有改变,且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由政策因素,市场因素,产业聚集和成本因素组成,前三个因素会对吸收投资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影响效果依次减弱,成本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升高不利于吸收外资。最后从出台政策,市场环境,有效措施,思想意识等方面阐释促进外商在华投资更加均衡性分布的对策措施。
梅思雨[8]（2019）在《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对FDI空间分布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阶段,怎样有效使用外资,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以2018年度的《世界投资报告》为依据可知,在外资利用上,我国呈现出稳定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我国东中西部间的FDI分布十分不均衡。可见,FDI在空间上的差异及变化是值得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当前背景可见,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流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采用地市级数据对所得税制改革影响FDI空间分布进行研究。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理论分析部分:首先,介绍所得税制改革和FDI空间分布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说明FDI的重要性以及税制改革对FDI空间分布的作用机制。其次,重点阐述我国FDI空间分布的现状,选取了2004-2016年263个地市级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并通过折线图和比重图来观察变动趋势;实证分析方面:采用PSM-DID的方法,被解释变量分别以新进的FDI的自然对数(lnFDIit)和新进的FDI占全国新进FDI的比重(dFDIit)两类测度指标表示。以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与素质、交通便利程度和基础投资环境、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研究并提出三个假说:1、在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中,税率调整会显着影响FDI。其中,税率上升会对FDI产生驱离效应,税率下降会吸引FDI;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2008年所得税改革的税率下降区相比,税率上升区FDI的比重有显着地减少;3、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过渡政策缓解了税率上升对FDI的驱离作用。实证结果证实,三个假说均成立。为确保结果的可信性,本文还采用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经过以上研究发现:（1）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会显着影响FDI空间分布,并且税率调整方向与FDI流入增量呈现负相关关系;（2）税率上升对FDI的驱离作用高于税率下降对FDI的吸引作用;（3）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中的过渡政策缓解了税率上升对FDI的驱离作用;（4）基础投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显着影响FDI空间分布。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调整税收政策和提高其他因素两个方面,针对如何更有效地吸引FDI和优化我国FDI空间分布提出建议:中央政府对需要经济扶持的地区或产业,可以针对性的出台降低所得税税率的调整政策,对于需要特殊对待的地区可以采取过渡政策,利用过渡政策对特殊地区达到政策冲击的缓解作用,并且应该关注税收政策的政策导向性及效果。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加强基础投资环境建设,提高劳动力素质,降低劳动力成本吸引FDI流入量。
张相伟[9]（2018）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中国正以产业主导者的身份融入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的新时期,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全球占比不高,仍有较大提升潜力。如何解释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一直被学术界视为一个“大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具有传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共性,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因此,深入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背后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为核心,结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构建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和政府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分别基于微观企业、省级和国家层面数据,从微观企业、东道国和母国角度,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背后的市场驱动因素与政府驱动因素。最后,总结和讨论所得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结合企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因素,展望了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双重因素的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国内劳动力成本和东道国贸易壁垒等市场机制因素,以及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和境外金融机构布点等重大境外投资促进政策均是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无论是基于当今国际和国内环境,还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均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与空间。当然,与之相伴的是,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风险也日益增多。因此,不仅需要企业自身不断提高抗风险的能力,中国政府也应主动出击,在持续实施和完善境外投资促进政策的同时,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性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创新之处为:（1）结合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从市场和政府动因两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分析框架。并运用多个层级的数据,从多维度对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背后的多重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2）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最新动向出发,重点关注了企业融资约束、母国内劳动力上升和东道国贸易壁垒等市场机制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3）首次实证分析了中国境外金融机构布点和境外经贸合作区等两项重大境外投资促进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例,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化理论,构建了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倡议中互联互通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系统探究了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张炜[10]（2013）在《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分析 ——兼论FDI对制度溢出的空间效应》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表现为外资大量流入,伴随而来的是外资对我国现有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成为学者们开始关注的一个问题。早先很多学者都对FDI的性质与作用及相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领域包括FDI的区位选择理论、FDI的吸收能力及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都会涉及FDI对一国技术进步产生的作用,却很少涉及FDI对一国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即使有所涉及也很少提及FDI对中国这一吸资大国在经济转型、制度变迁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对于中国这个转型大国而言,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制度方面有着很大区别,引入外资意味着引进一种新的投资主体、新的企业制度、新的运营理念与新的资源配置方式。FDI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进入我国,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并且FDI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民营经济在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应起到的作用和所应扮演的角色,FDI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局部制度的转变。同时,FDI作为一种包含着技术、制度、管理经验、先进理念、资金、资本等项目的“复合产品”,对东道国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并且存在于在制度层面。FDI的大量涌入将成为我国迈向市场化经济制度转型所选择的一条特殊道路,以其特殊的性质与特点推动并影响着我国制度变迁。本文着重要解决长久以来对FDI的争议问题：FDI是否会影响我国制度变迁。如果会,那么FDI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在FDI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对我国产生了怎样的趋势与特点。针对这些FDI进入我国后产生的种种问题与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未来的外资政策应该如何选择。本文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过程分析与现状论述相结合的方法,最初梳理了国内外对FDI促进一国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并详细论述了FDI对我国制度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FDI进入我国后带来了新的制度模式,增加了制度创新收益,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市场制度、法律制度、非国有经济制度、金融制度与政府制度的传导机制影响我国制度变迁。本文根据各因素作用机制将此传导机制划分为两大效应分别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和五大制度因素分别为市场制度、金融制度、非国有经济制度（这三大因素属于FDI影响的直接效应因素）、法律制度与政府职能和制度（这两大因素属于FDI影响的间接效应因素）。在分析完传导机制后对其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脉冲响应对FDI进入后对各制度因素的冲击影响进行模拟,并分析冲击时滞产生的时期及原因。同时,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考虑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LM）对各省域制度指标进行估计,将距离因素考虑进来并赋予空间权重,使得衡量制度溢出效应更加精准。本文运用此方法衡量了一个地区FDI的进入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效果及溢出效应,发现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制度溢出现象,且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特点,同时空间溢出性呈现出区域性特征。以往的研究很少将外资溢出效应的空间性考虑进来,在传导机制的过程中FDI对制度变迁的空间溢出性不容忽视。现代空间经济理论认为,当运输成本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时,各地区之间会由此形成较高的贸易壁垒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均衡。同时,外资制度溢出本质上是FDI的制度外部性,而制度的溢出路径遵循示范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四种机制。因此,各地区间制度溢出路径有效性也会随着地理距离或溢出成本的增加而降低,这意味着在区域间跨国公司促进东道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邻近地区会比较远的地区更有可能形成制度溢出效应。可见,加入空间性的制度溢出研究使得成果更加细化、更具有现实意义。运用空间角度的分析方法可以清晰的了解到FDI进入我国以来对我国各省域间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本文最终通过逐层递进和具有逻辑性的研究得出结论与相应政策建议,并为未来外资发展提供导向。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如下：第一章为引言。首先,从FDI进入我国的特征与作用入手,引出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这一研究主题；其次,对中外学术界关于对FDI影响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再次,阐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最后对文章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为FDI促进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回顾。分别对制度、制度变迁、FDI与FDI对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然后就FDI在中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予以阐述,得出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同时,进一步将文章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溢出理论与空间经济理论加以阐述与说明。第三章为FDI对我国制度变迁的传导机制分析。将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因素分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其中FDI对我国制度因素影响的直接效应包括市场制度、金融制度、非国有经济制度,间接效应包括法律制度与政府制度。其后针对每一种制度因素的传导机制予以详尽论述,最终得出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整体传导机制。第四章为FDI对我国制度变迁传导机制的实证论述。通过格兰杰检验对FDI影响各制度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予以验证,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对FDI一个冲击对各制度变量的具体影响趋势图进行验证,并得出相应的影响滞后期,最终以例证形式对先前理论论述加以整体实践论证。第五章为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溢出效应分析。FDI影响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在微观层面产生了溢出效应。首先通过近几年各省分制度相关数据论证FDI溢出效应的存在与溢出程度,其后根据分析对FDI制度溢出效应在我国呈现的特点进一步加以论述与解释,其间针对溢出效应产生的空间性问题加以着重论证。第六章为相关政策建议,对如何进一步带动FDI促进我国制度变迁、增强FDI制度溢出性并解决其空间不均衡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我国未来的外资政策给出相应合理选择。
二、我国中西部区位优势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定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中西部区位优势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定位（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1.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1.2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2.1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
| 2.2.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理研究 |
| 2.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
| 2.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双向FDI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双向FDI |
| 3.1.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3.2 国际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理论 |
| 3.2.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因素 |
| 3.2.2 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产业结构的基础理论 |
| 3.3 双向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3.3.1 I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2 O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3.3 双向FDI协同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4 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4.2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双向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1 我国双向FDI发展水平分析 |
| 4.1.1 I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2 OFDI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2 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水平分析 |
| 4.2.1 产业产值结构 |
| 4.2.2 产业就业结构 |
| 4.2.3 产业结构偏离度 |
| 4.2.4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
| 4.2.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特征 |
| 4.3 我国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 |
| 4.3.1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全国比较 |
| 4.3.2 双向FDI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动规律的省际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计量分析 |
| 5.1 模型设定 |
| 5.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控制变量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基准回归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异质性检验 |
| 5.4 中介机制检验 |
| 5.4.1 中介效应及模型设定 |
| 5.4.2 中介效应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投资环境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影响的计量分析 |
| 6.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2 贸易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3 金融发展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4 市场化水平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计量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外部冲击对我国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分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
| 7.1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双向FDI的影响 |
| 7.1.1 疫情冲击下国际投资的新形势 |
| 7.1.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发展状况 |
| 7.2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 7.2.1 疫情加速“新基建”产业布局 |
| 7.2.2 疫情加速生物医药等大健康产业发展 |
| 7.2.3 疫情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 |
| 7.3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优势与制约 |
| 7.3.1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优势 |
| 7.3.2 疫情冲击下我国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制约 |
| 7.4 应对疫情冲击影响的关键举措 |
| 7.4.1 立足当前,破解疫情危机 |
| 7.4.2 利于长远,寻找发展转机 |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双向FDI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1.2 投资环境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至关重要 |
| 8.1.3 外部冲击对双向FDI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坚持“引进来”,推进“高质量”引资转型 |
| 8.2.2 坚持“走出去”,优化对外国际直接投资 |
| 8.2.3 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优势 |
| 8.2.4 优化投资环境建设,发挥双向FDI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势 |
| 8.2.5 培育经济韧性,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和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就业、就业结构及技能工资溢价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 技能工资溢价理论 |
| 2.4 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市场 |
| 2.4.1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 |
| 2.4.2 对外直接投资与就业结构 |
| 2.4.3 对外直接投资与技能工资溢价 |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就业市场的发展概况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
|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特征性事实 |
| 3.2.1 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3.2.2 制造业企业整体就业现状 |
| 3.2.3 制造业就业结构特征 |
| 3.2.4 制造业企业技能工资溢价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内就业市场的机制分析 |
| 4.1 对外直接投资对总体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 |
| 4.2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 对外直接投资对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增长 |
| 5.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 基本估计结果与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1 构建反事实控制组 |
| 5.2.2 基本估计结果 |
| 5.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2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5.3.3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本国就业结构 |
| 6.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6.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本估计结果 |
| 6.2.2 内生性检验 |
| 6.2.3 其它稳健性检验 |
| 6.3 对外直接投资就业结构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6.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6.3.2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3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6.3.4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检验 |
| 6.4.1 技术创新效应检验 |
| 6.4.2 生产转移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对直接投资与本国技能工资溢价 |
| 7.1 模型设定、变量和数据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设定及数据说明 |
| 7.2 基本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7.3 对外直接投资技能工资溢价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
| 7.3.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 7.3.2 地区异质性检验 |
| 7.3.3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4 投资目的地异质性检验 |
| 7.3.5 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 7.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技能工资溢价的机制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框架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 |
| 2.1.2 逆向技术溢出 |
| 2.1.3 创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内生技术进步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理论 |
| 2.2.4 国际技术溢出理论 |
| 2.2.5 企业异质性理论 |
| 2.2.6 理论评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概述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征 |
| 3.1.1 投资规模 |
| 3.1.2 投资方式 |
| 3.1.3 投资行业 |
| 3.1.4 投资区位 |
| 3.1.5 投资主体 |
| 3.2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 |
| 3.2.1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特征 |
| 3.2.2 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国别分析 |
| 3.3 中国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态势 |
| 3.3.1 美国实施FIRRMA法案,加大对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力度 |
| 3.3.2 欧盟出台投资审查新条例,推高中企投资成本和风险 |
| 3.3.3 中国对澳洲投资领域将日益拓宽,但不确定因素增多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机理与影响因素 |
| 4.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机理 |
| 4.1.1 企业微观层面 |
| 4.1.2 产业中观层面 |
| 4.1.3 国家宏观层面 |
| 4.2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
| 4.2.1 基于投资母国角度 |
| 4.2.2 基于东道国角度 |
| 4.3 案例分析——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机理 |
| 4.3.1 华为公司简介 |
| 4.3.2 华为公司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方式 |
| 4.3.3 华为公司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宏观视角 |
| 5.1 基于母国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1.1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 5.1.2 吸收能力与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门槛检验 |
| 5.2 基于东道国特征视角的实证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与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对发达国家OFDI促进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基于微观视角 |
| 6.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特征及企业异质性分析 |
| 6.1.1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OFDI的特征 |
| 6.1.2 对发达国家OFDI企业异质性对比分析 |
| 6.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2.2 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力度,鼓励技术寻求型投资 |
| 7.2.2 加强政府研发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 |
| 7.2.3 强化高端人才培养力度,优化国内人力资本 |
| 7.2.4 健全OFDI服务体系,提供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 |
| 7.2.5 加强企业海外技术嵌入能力,谨慎选择目标国和投资模式 |
| 7.2.6 推动与发达国家双边投资谈判,扩大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3.2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
| 1.3.3 关于城市国家级新区建设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和不足 |
| 1.6.1 主要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经济特区 |
| 2.1.2 开发区 |
| 2.1.3 城市新区 |
| 2.1.4 国家级新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市地域空间理论 |
| 2.2.2 城市网络理论 |
| 2.2.3 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理论 |
| 2.2.4 区域创新理论 |
| 2.3 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2.3.1 国家级新区推进制度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2 国家级新区促进生产要素集聚的作用机制 |
| 2.3.3 国家级新区引导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 |
| 2.3.4 国家级新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效分析 |
| 3.1 国家级新区发展历程 |
| 3.1.1 新区设立与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9年) |
| 3.1.2 扩大政策实验阶段(2010-2013年) |
| 3.1.3 进一步增设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3.2 国家级新区建设成效 |
| 3.2.1 营商环境显着改善 |
| 3.2.2 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
| 3.2.3 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
| 3.2.4 逐步发展成为宜居宜业新城区 |
| 3.3 国家级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3.3.1 体制机制创新面临严重制约 |
| 3.3.2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面临重大困难 |
| 3.3.3 招商引资面临巨大竞争和困难 |
| 3.3.4 国家给予政策支持逐渐减少 |
| 第4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实证分析 |
| 4.1 研究方法阐释 |
| 4.1.1 基本思想 |
| 4.1.2 模型设置 |
| 4.1.3 模型使用条件 |
| 4.1.4 模型检验 |
| 4.2 假说提出 |
| 4.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4.3.3 共同趋势检验 |
| 4.4 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结果 |
| 4.4.2 安慰剂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区域异质性检验 |
| 4.5.2 城市行政等级异质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科技创新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2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5.2.3 共同趋势检验 |
| 5.3 国家级新区发展对城市科技创新的影响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安慰剂检验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级新区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实证研究 |
| 6.1 假说提出 |
| 6.2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说明与数据特征分析 |
| 6.3 产业结构升级“量”的检验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异质性检验 |
| 6.4 产业结构升级“质”的检验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相关政策建议 |
| 7.1 优化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布局 |
| 7.1.1 重点向主要城市群核心城市倾斜 |
| 7.1.2 适度照顾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
| 7.1.3 新区选址应该与原城区相互衔接 |
| 7.2 促进国家级新区产业优化发展 |
| 7.2.1 全力做强做优主导产业 |
| 7.2.2 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
| 7.2.3 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7.3 加快完善国家级新区治理模式 |
| 7.3.1 加快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治理能力 |
| 7.3.2 积极探索国家级新区治理新模式 |
| 7.4 积极化解国家级新区的招商引资困难 |
| 7.4.1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
| 7.4.2 拓宽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 |
| 7.5 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支持力度 |
| 7.5.1 扩大体制机制创新的制度空间 |
| 7.5.2 在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3 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
| 7.5.4 在融资方面给予更多便利条件 |
| 第8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规律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必要性 |
| 一、对外开放高速发展下的区域不平衡仍较为突出 |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
| 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及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
| 四、新形势下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政策要求 |
| 五、新一轮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提供了历史契机 |
| 六、区域间对外开放比较优势的变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从实践层面认识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特征及趋势 |
| 二,从理论层面厘清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内在规律 |
| 三、更好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原因 |
| 四、为我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优化提供研究借鉴 |
| 五、为构建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提供研究基础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 |
| 一、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理论基础的系统论述与拓展 |
| 二、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发展阶段及特征的系统考察 |
| 三、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影响因素和演变原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
| 四、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结构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主要的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的创新 |
| 二、主要的不足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演变特征研究 |
| 一、对外贸易的空间布局演变特征 |
|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 |
| 第二节 对外开放区域政策演变研究 |
| 第三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一、地理位置与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研究 |
| 二、贸易投资政策与空间布局研究 |
| 三、市场条件与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研究 |
| 四、投资环境与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研究 |
| 五、FDI的自我强化效应 |
| 第四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
| 一、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
| 二、对外贸易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
| 第五节 现有文献评介 |
| 一、现有文献总结 |
| 二、现有文献不足 |
| 第三章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传统的区位理论和贸易理论 |
| 一、传统的区位经济学理论 |
| 二、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第二节 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 |
| 一、传统贸易理论的不足及新贸易理论的诞生 |
| 二、新经济地理学 |
| 第三节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 一、基本模型框架(Melitz模型) |
| 二、开放经济下的厂商出口行为 |
| 三、国内存在两个地区且出口企业冰山成本不同的情况 |
| 第四节 产业集聚及其边界 |
| 一、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 |
| 二、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 |
| 三、产业集聚的均衡和边界 |
| 第五节 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一、赫希哲的产业转移模型 |
| 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发展阶段及特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发展阶段(1978-1991) |
| 一、对外开放管理体制的探索: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
| 二、四大区域总体情况:对外开放空间布局还未有效体现 |
| 三、四大区域内部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深化期的合理集聚阶段(1992-2005) |
| 一、对外开放管理体制不断完善 |
| 二、四大区域总体情况:东部地区占对外贸易和FDI比重持续上升 |
| 三、四大区域内部发展情况 |
| 第三节 区域差距缩小的协调发展阶段(2006-2018) |
| 一、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政策举措 |
| 二、四大区域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占对外贸易和FDI比重持续上升 |
| 三、四大区域内部发展情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产业集聚和中国实际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集聚下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增强贸易竞争力 |
| 二、中国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决定对外开放的多中心空间布局 |
| 三、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要求构建更加协调的对外开放空间布局 |
| 第二节 地理优势、政策支持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
| 一、东部地区的地理位置优势有利于对外开放 |
| 二、地理位置优势下的政策支持加速向东部地区集聚 |
| 第三节 地理优势弱化与中西部地区赶超发展 |
| 一、政策的趋同与全国市场一体化的成熟 |
| 二、高速运输网络与运输成本降低 |
| 三、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的空间布局对运输成本的依赖更少 |
| 四、“一带一路”建设、中欧班列与中西部地区贸易发展 |
| 第四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一、计量经济学实证模型选取 |
|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对外开放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
| 一、对外开放空间集聚使得生产性需求集聚 |
| 二、对外开放空间集聚引起资本积累的集聚 |
| 三、对外开放空间集聚使得生产技术集聚 |
| 四、对外开放空间集聚引起人力资本的集聚 |
| 五、对外开放空间集聚拉大地区间产业结构差距 |
| 第二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 |
| 一、对外开放向中西部地区集聚的直接增长效应 |
| 二、对外开放空间空间布局优化与产业转移 |
| 三、要素和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
| 第三节 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
| 一、计量经济学实证模型选取 |
|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展望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发展阶段及主要特征 |
| 二、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及演变原因 |
| 三、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关系 |
| 第二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一、评估四大区域占对外贸易和利用FDI的合理比重 |
| 二、研究高速运输网络对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影响 |
| 三、研究服务贸易加快发展背景下如何促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
| 四、构建更细化数据库研究对外开放空间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 |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 一、进一步明确对外开放空间布局的目标和定位 |
| 二、加快促进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若干对外开放集聚区 |
| 三、进一步提高全国市场一体化程度 |
| 四、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体系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 致谢 |
（7）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选择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的阐述 |
| 1.2.1 国际直接投资 |
| 1.2.2 跨国公司 |
| 1.2.3 区位选择 |
| 1.3 国内国外相关文献研究 |
| 1.3.1 基于国外的FDI地区影响分布因素研究 |
| 1.3.2 基于中国的FDI地区影响分布因素研究 |
| 1.4 文章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
| 1.4.2 比较分析法 |
| 1.4.3 图表分析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外商投资理论综述 |
| 2.1 有关外商投资的经典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1.5 产品周期理论 |
| 2.2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 |
| 第3章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及区位分布特征 |
| 3.1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投资战略的演变 |
| 3.2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 |
| 3.3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进入方式 |
| 3.4 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来源 |
| 第4章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选择不均衡性实证分析 |
| 4.1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选择的不均衡性量化分析 |
| 4.2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分布不均衡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2.1 选取变量及数据来源 |
| 4.2.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2.3 实证检验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5章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位选择的相关对策及建议 |
| 5.1 东部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技术密集型 |
| 5.2 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规划引领和政策支持 |
| 5.3 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以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扩大外资准入 |
| 5.4 赋予保税区改革自主权,更大程度探索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
| 5.5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中西部的开放力度 |
| 5.6 鼓励地区技术创新,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对FDI空间分布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 |
|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对FDI空间分布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FDI空间分布的概念界定 |
| 一、企业所得税制改革 |
| 二、外商直接投资 |
| 三、FDI空间分布界定 |
| 第二节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影响FDI空间分布的理论依据 |
| 一、“双缺口”模型与FDI空间分布 |
| 二、税收影响投资的相关理论 |
| 三、国际生产折衷论 |
| 第三节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影响FDI空间分布的作用机制分析 |
| 一、FDI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析 |
| 二、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影响FDI空间分布的路径分析 |
| 第二章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对FDI空间分布影响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分析 |
|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历程 |
| 二、2008年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具体内容 |
| 第二节 我国FDI空间分布分析 |
| 一、我国FDI发展历程 |
| 二、FDI在空间分布上的演变 |
| 第三章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对FDI空间分布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
| 一、研究假说 |
| 二、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结果解释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2008 年所得税改革显着影响FDI空间分布 |
| 二、税率调整方向与FDI流入增量呈现负相关关系 |
| 三、税率上升对FDI的驱离作用高于税率下降对FDI的吸引作用 |
| 四、过渡政策缓解了税率上升对FDI的驱离作用 |
| 五、基础投资环境和劳动力成本显着影响FDI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调整税收政策优化我国FDI空间分布 |
| 二、完善其他因素促进FDI的流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关键概念界定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 |
| 1.2.2 投资动因 |
| 1.3 研究方法、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4 难点、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研究难点 |
| 1.4.2 特色与创新点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1 经典理论 |
| 2.1.2 新进展 |
| 2.1.3 中国的探索 |
| 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 |
| 2.2.1 市场动因 |
| 2.2.2 政府动因 |
| 2.3 文献简要述评 |
| 2.3.1 理论研究 |
| 2.3.2 实证研究 |
| 2.4 本研究切入点 |
| 2.4.1 市场动因 |
| 2.4.2 政府动因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历程回顾 |
| 3.1.1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78-1991年) |
| 3.1.2 第二阶段:初步探索阶段(1992-1999年) |
| 3.1.3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3年) |
| 3.1.4 第四阶段:新阶段(2014-) |
| 3.2 现状和特点 |
| 3.2.1 投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
| 3.2.2 国际比较: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称 |
| 3.2.3 投资类型:金融类较为滞后,但增长迅速 |
| 3.2.4 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结构持续优化 |
| 3.2.5 投资方式:以绿地为主,并购逐年增加 |
| 3.2.6 行业结构:分布广泛,日益优化 |
| 3.2.7 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但日益广泛 |
| 3.2.8 中央与地方:地方已成为主力军 |
| 3.2.9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对外投资合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动因 |
| 4.1 企业融资约束:微观企业视角 |
| 4.1.1 理论和假设 |
| 4.1.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4.1.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4.1.4 稳健性检验 |
| 4.1.5 结论与启示 |
| 4.2 母国劳动力成本:母国视角 |
| 4.2.1 理论和假设 |
| 4.2.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4.2.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2.5 结论与启示 |
| 4.3 贸易壁垒的跨越行为:东道国视角 |
| 4.3.1 理论和假说 |
| 4.3.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4.3.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3.5 结论与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动因 |
| 5.1 境外金融机构布点 |
| 5.1.1 金融类与非金融类的相关性 |
| 5.1.2 理论和假设 |
| 5.1.3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1.4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5.1.5 结论与启示 |
| 5.2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倡议 |
| 5.2.1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现状与特点 |
| 5.2.2 理论分析和假设 |
| 5.2.3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2.4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5.2.5 结论与启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6.1 结果与讨论 |
| 6.1.1 基本结果 |
| 6.1.2 结果讨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2.1 企业层面 |
| 6.2.2 政府层面 |
| 6.3 研究展望 |
| 6.3.1 机遇 |
| 6.3.2 挑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论文发表与科研参与情况 |
| 致谢 |
（10）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分析 ——兼论FDI对制度溢出的空间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
| 1.2.1 FDI促进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 1.2.2 FDl溢出效应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FDI影响中国制度变迁及其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制度变迁与FDI理论回顾 |
| 2.1.1 制度与制度变迁相关理论研究概述 |
| 2.1.2 中国制度变迁相关研究理论概述 |
| 2.1.3 FDI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概述 |
| 第二节 FDI影响中国制度变迁及其理论基础 |
| 2.2.1 FDI与中国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 |
| 2.2.2 FDI影响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三节 溢出效应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3.1 FDI溢出效应理论 |
| 2.3.2 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 |
| 第三章 FDI促进中国制度变迁的传导机制 |
| 第一节 FDI对制度变迁影响机制 |
| 3.1.1 FDI对制度变迁影响传导框架 |
| 3.1.2 FDI对制度变迁传导的效应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FDI对中国制度变迁影响直接效应 |
| 3.2.1 FDI促进我国非国有经济制度变迁 |
| 3.2.2 FDI促进我国金融制度变迁 |
| 3.2.3 FDI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变迁 |
| 第三节 FDI对我国制度变迁影响间接效应 |
| 3.3.1 FDI促进我国政府制度变迁 |
| 3.3.2 FDI促进我国法律制度变迁 |
| 第四章 FDI促进中国制度变迁机制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FDI对制度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 |
| 4.1.1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4.1.2 VAR模型与格兰杰检验 |
| 第二节 FDI对制度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 4.2.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4.2.2 FDI对各制度变量的滞后性分析 |
| 第三节 FDI促进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第五章 FDI对中国区域制度变迁的溢出效应 |
| 第一节 计量及检验结果 |
| 5.1.1 经济模型 |
| 5.1.2 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FDI对我国区域制度变迁贡献率递增 |
| 5.2.1 转型时期制度特点与FDI促进区域制度变迁 |
| 5.2.2 FDI促进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特点 |
| 第三节 FDI对制度变迁产生溢出效应 |
| 5.3.1 FDI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 |
| 5.3.2 FDI对制度变迁溢出效应显现 |
| 5.3.3 不同地区溢出性发展趋势 |
| 第四节 FDI对制度溢出呈现空间区域性特点 |
| 5.4.1 我国各省份的溢出效应呈现区域性 |
| 5.4.2 FDI促进制度变迁溢出效应呈现区域性特点原因 |
| 第六章 相关问题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FDI促进中国制度变迁机制 |
| 6.1.1 健全国内制度环境 |
| 6.1.2 增强外资企业与国内发展的关联性 |
| 6.1.3 力促竞争效应与模仿效应的实现 |
| 6.1.4 改善地方政府引资审核与激励机制 |
| 6.1.5 优化市场环境，实现FDI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
| 第二节 强化FDI制度溢出效应 |
| 6.2.1 注重人力资源流动与人力资本培育 |
| 6.2.2 加强对外资企业根植性和外资企业之间竞争度培养 |
| 6.2.3 加大投入力度，增强溢出效应吸收能力 |
| 6.2.4 加快产业集群发展，促进FDI溢出效应发生与扩散 |
| 第三节 促进FDI空间制度溢出效应地区均衡发展 |
| 6.3.1 扩展沿边国门以毗邻优势扩大开放力度 |
| 6.3.2 利用服务贸易扩大中、西部地区资本吸引力 |
| 6.3.3 承接东部地区FDI项目与产业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
| 6.3.4 以政府宏观调控为契机促进地区均衡发展 |
| 第四节 利用外资政策选择 |
| 6.4.1 发达国家的外资政策选择 |
| 6.4.2 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政策选择 |
| 6.4.3 我国外资政策选择 |
| 6.4.4 我国未来发展方向与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我国中西部区位优势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定位（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双向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D]. 梁风雁.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 ——基于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分析[D]. 卢阳阳. 浙江大学, 2021(01)
- [4]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D]. 曾杰. 辽宁大学, 2021(02)
- [5]中国国家级新区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 姜宝中. 吉林大学, 2020(01)
- [6]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演变规律及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沈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选择的问题研究[D]. 肖依. 吉林财经大学, 2019(03)
- [8]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对FDI空间分布影响研究[D]. 梅思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D]. 张相伟. 厦门大学, 2018(07)
- [10]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分析 ——兼论FDI对制度溢出的空间效应[D]. 张炜. 南开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