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事任免(11月份)（论文文献综述）
唐新月[1]（2021）在《民国时期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研究》文中指出近世通讯工具电话被发明以后,因其传递消息的迅速性与使用的方便性而备受人们的推崇。我国沿海地带的电话事业发展比较早,而四川直到1911年才拥有了自己的首部电话,此后开始缓慢地发展。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我国东部、北部旧有的电话设备遭到破坏,国民政府为了继续支持抗战,亟需建设大后方的通讯网。而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之一,旧有的电话通讯因管理不善导致故障迭出,不能满足战时信息的传递,这时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统筹规划电话事业的发展,所以四川省政府于1939年5月设立了四川省电话管理处,专门负责全川电话的建设与管理事项。四川省电话管理处成立以后,积极架设与整修防空情报专线、乡村电话线路以及部分长途电话线路,旨在建设形成四川的电话通讯网。乡村电话及长途电话建设好之后,也拟让其开放营业,用以便利商民并增加收入来弥补器材耗损。除了开展以上各项工作之外,四川省电话管理处还特别注重人事的管理,将当时的电务工作人员进行统一管理,实行严格的考绩,以此作为职员升降的依据,同时为了提高电话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也开办培训班对其进行技能和管理能力的培训。此外,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为了弥补战时物价高涨给电话事务工作人员带来的困境,也给予了部分补助。但是由于补助的不平等,也引发了四川省电话管理处和县电话管理所员工之间的纠纷。通过1939-1949年的建设,四川省电话管理处对于战时信息的传递和四川电话通讯网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初步奠定了四川地方电话事业发展的基础。但是四川省电话管理处在开展建设的过程当中,也面临经费不敷、器材短缺等困难,极大地限制了工作的开展。虽然四川省政府及省电话管理处也曾设法解决,但是总体的效果却不佳,这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大多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困难。要建设良好的通讯网,不仅要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还需要国家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充足的经费支持,方能将各项事业建设得更好。
周睿[2]（2020）在《多重目标激励下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研究 ——以A县X街道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处于国家治理体系末端的基层政府,其工作目标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这种多重目标可分为来自上级和自身的两个方面。而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上级政府分为中央、省、市、县几个层级,这些层级的工作目标的设立对基层政府既构成考核压力也构成多重目标的激励。其中,中央层面通过制定各项工作相关条例,省、市、县级的通过制定相关工作具体考核激励机制,基层政府领导干部、基层政府负责具体工作相关部门对基层政府的工作存在“多重目标”的要求。基层政府的具体工作相关部门则会根据对本部门评价重要程度的排序,然后开展本部门的各项工作。基层政府内部不同的部门由于各自追求的工作目标不尽相同,且部分目标还存在相互矛盾的状况,而不同上级或部门内部制定的激励制度也存在着着力方向不一致的问题,从而对基层政府形成不同的要求。如何分析和探讨这种多重目标和激励下的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呢?本文以A县X街道为例,探究这种多重目标激励下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目前,A县X街道主要的信息公开方式有三种分别为: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美篇,笔者通过信息中心查询浏览政府网站IP地址的方式,发现90%以上的浏览量来自系统外民众浏览,而通过对微信公众号和美篇粉丝进行查看发现,85%以上的粉丝来自于本街道和兄弟街镇以及上下级系统内部人员,由此可确认政府网站的浏览量主要来自政府系统之外的公众,而公众微信号和美篇浏览量主要来自政府系统内部工作人员,本文将2018年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美篇所有信息公开的浏览量进行统计,并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对数据进行分析。本文通过A县X街道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和美篇公众浏览量情况,分析民众和政府内部工作人员关注的信息的区别,以及政府公开的信息和民众期待、需要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剖析出A县X街道政府信息公开由于上级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导向存在偏差、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对群众期待的信息公开问题重视不够、部门之间信息闭塞、信息公开管理部门公共服务意识不强、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认识不高,参与度低等原因,导致出现了信息反馈不足,与公众需求脱钩、信息公开规范化程度不高,信息公开质量差、信息公开形式单一,导致公众了解途径有限、缺乏大局观念等问题,并基于多重目标激励下,政府信息公开与公众期待之间的差距的角度,总结出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开拓基层政府信息公开新形势,建立健全基层政府的信息网络体系、强化信息公开监督机制,完善信息公开监管的标准化建设、探索跨部门共享机制,构建信息公开综合管理平台、加强信息公开监管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信息公开人才队伍体系、健全信息公开工作激励机制,提升从业人员工作热情。本文着力以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例,深层次的研究在多重目标下的激励下,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和民众期待之间的差距。
刘阳[3]（2020）在《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治安混乱,各地乡绅为加强地方自卫,或为扩大私人地盘,成立了名号不一的地方保卫组织,政府对其难以形成有效的管控。乡绅控制下地方团队亦兵亦匪,不仅难以发挥维护治安的作用,部分团队还演绎成祸乱地方、对抗政府的恶势力。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社会控制、维护基层治安,颁布了《县保卫团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保卫团制度。云南省政府积极响应,以该法规为蓝本,在全省各县改编旧有团队,成立县保卫团,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起以保卫队、常备队为主体的地方保卫团队。政府控制下的地方保卫团队作为军警的重要补充,一直沿用至1945年以后,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地方保卫团队以县为单位进行编制,县长任总团长,以区团、乡镇、闾为单位建立起层级严密的保卫团队组织。各县保卫团队通过民政厅受省政府统一领导,配发经费武器、辅以军事政治训练,构成了平时各司其业,有事则聚而为兵的民众武装团体。保卫团队团兵与民众存在的天然联系,为政府控制基层社会搭建了桥梁,促使保卫团队不仅成为增强基层自卫力量的武装组织,更是政府控制力下渗的重要载体。政府为强化对地方保卫团队的控制,不仅严格掌握了保卫团队官长的人事任免权,还以多种方式对团队官长进行训育、督察,确保团队官长时刻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又通过将保卫团队的经费收支纳入政府的财政体系、规范保卫团团兵的征调、加强对民间武器的管控等诸多措施,逐步削弱了士绅对地方团队的影响。将绅权逐出了地方团务的核心层面,改变了以往地方团队被士绅把控的局面。保卫团队最终成为了政府绝对控制下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官办地方武装组织。民国时期云南警政体系薄弱,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不足,地方保卫团队作为政府强制力的载体,在基层社会中实际上扮演了警察的角色,承担起警察的部分职责,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促进了政府法令在基层社会中的贯彻执行。地方保卫团队既是地方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持地方日常治安的核心力量。总体来说,云南地方保卫团队发挥的强制力作用,有效促进了政府的权力下渗,加强了对民众的组织与管理,强化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由乡绅主导向政府主导的转变。
史灵娟[4]（2020）在《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下属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前身为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正式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国防重工业计划与经济建设。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东南沿海省份相继沦陷,工矿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包括甘肃在内的大后方地区,进行重工业建设及特种矿产的开发。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甘肃工矿业,以此来支援抗战,成为资委会开发甘肃的重要原因。战前,甘肃虽幅员辽阔,原材料资源丰富,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在资源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下,甘肃油矿局、甘肃矿业公司、甘肃煤矿局、兰州电厂、天水电厂、甘肃机器厂、甘肃水泥公司、甘肃酒精厂、华亭电瓷厂等企业建成并迅速投产。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重心转向于接收沦陷区收复企业,资源委员会在甘肃的工矿开发活动急转直下趋于衰落。但是,这些企业从产品的研发、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对甘肃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系列开发活动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改善了战前甘肃工矿业不合理的布局,为战后甘肃工矿业现代化建设作了一定程度上的铺垫。
弓丽栋[5]（2020）在《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都与地方政府在环保履职中的失职直接相关。为遏止以往“唯GDP论”带来的环境溢出效应,中央政府在“十八大”之后,开始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城市环境绩效指标纳入到地方政府的人事考核之中。自此之后,各地市陆续发生了地方官员因环境治理不力而被免职的事件。这种紧随官员更替的环境污染必然折射了地方官员的个体特征,如何从微观层面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影响,或许有助于揭示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困境。本文以地方官员更替为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在企业污染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及治理动机,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污染违规?（2）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具体的,失信惩戒是否满足这一传导条件?（3）在不同晋升压力下、不同政治关联下,失信惩戒满足什么样的中介特征?在理论层面,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本文提出了基于环境绩效的底线考核原则,试图以此剖析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中的治理动机和激励来源。在实证层面,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地区的758家废水国控重点监控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上述48个地市（包括3个直辖市）97位市委书记及81环保局长的更替情况,以及手工编码的失信惩戒变量,从官员、企业以及城市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传导机制和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正相关,且该影响仅在市委书记更替的类型中显着,而在环保局长更替中并不显着。（2）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约为33%,在环保局长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起遮掩作用,遮掩效应量约为64%。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委书记更替、环保局长更替均与失信惩戒正相关,即新上任的地方官员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失信惩戒。以上结论在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考虑官员更替频率、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以及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依然稳健。（3）晋升压力负向调节失信惩戒在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的中介效应。随着晋升压力的逐渐提升,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由72.01%下降到7.37%,对环保局长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的遮掩效应由400.6%下降到26.33%。政治关联负向调节失信惩戒在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的中介效应。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失信惩戒对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较低（约为20.90%）。在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失信惩戒对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的中介效应较高（约为39.09%）。这一结论在环保局长组同样得到验证。上述结论在考虑保障就业对晋升压力的影响、国有企业对政治关联的潜在影响之后,依然稳健。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1）提升地方官员考核中的环境绩效比重。在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中,必须建立健全官员长效考核机制,逐步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杜绝盲目遵从“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唯GDP论。（2）因地制宜设定自由量裁权重。一方面,建立健全失信惩戒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惩戒覆盖范围及处罚力度,逐步提升企业污染违规边际成本,逐渐降低企业污染违规概率。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违规治理的本地化细则,强化失信惩戒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污染违规的有效约束及其与地方企业发展中的动态匹配。（3）因城施策建立晋升考核标准。一方面,采取宽严相济的经济提升空间不仅有助于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保证就业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逐步改进和完善地方经济考核评价工作,适当提升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所占比重,以缓和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鼓励高质量发展而非高速发展。（4）高度重视政治关联的“政治庇护”效应。在地方环境治理过程中,须明确甄别具有政治背景的污染企业、高度重视政治关联企业的“惩戒免疫”特性。一方面,规范政治合法性优势的适用范围,注重企业环境管理能力,而非政治关联水平;另一方面,对刻意利用政治资本或政治身份寻租设租进而谋求“污染庇护”的企业应坚决遏制。本文的核心创新点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分析框架,构造了环境绩效底线考核原则,对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了边际补充;（2）从晋升锦标赛理论出发,结合信号传递视角,构建了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理论和概念模型,对完善地方环境治理的理论假说,提供了一个可延展的思路;（3）基于制度与合法性视角,揭示了一条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特异性传导路径,并对影响该路径的核心异质因素进行了剖析和验证。
张学娟[6]（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李尧[7]（2018）在《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随着汉口开埠,武汉地区的变化较为显着。晚清时期,在张之洞建议之下,湖北地区设立湖北官钱局以解决“钱少价昂”的难题。辛亥革命之后,伴随着时局变动,湖北官钱局在各方争夺之中,终在1926年破产。一时间湖北地区缺乏调解市场的金融机构,加之湖北省财政困难频繁,资金难以周转,创设湖北省银行成为必需。1928年张难先回鄂省主持财政,在其建议之下,湖北省政府设立湖北省银行。创建伊始,湖北省银行就与省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银行的领导任职均由省政府决策。作为湖北地方较为重要的官办银行,湖北省银行支持工商业发展,合理的调整农村金融市场,对其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湖北省银行创设的重要原因是为解决湖北地方财政困难,因而,湖北省银行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以外,主要是代理公库,发行公债、辅币券等,以帮助政府整理财政,筹集资金,缓解财政的困境。公库的代理是湖北省银行财政性职能最为有效的体现,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省银行财政性职能呈现出由集中到分散的走向。而发行公债是湖北省银行特有的权利,发行公债理由各式各样,但总体是为解决省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难题。公债发行之后,后期还本付息出现超期等问题,加大了整理的难度。在整理公债的过程当中,湖北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其他银行保持联系。创建省银行之初,就筹划发行辅币券,以便于商民交易,但更为重要的是为财政筹措资金,辅币券本以调解金融市场为目的,然而在流通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种种问题,假钞的出现,辅币券流通额控制不周,致使湖北地方金融市场进一步混乱。但整体上,湖北省银行在不断向前发展。总之,自1928-1938年,湖北省银行日益发展合理化、现代化,也为湖北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解决湖北财政困难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谢健[8]（2018）在《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文中指出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习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管理国家的政府而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原有的封建政权被推翻,但新建立的共和国未能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模式,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基础之上继续追寻西方治国模式的本土化。在此背景之下,各种治国模式被探讨、实践,也正因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便是在“党治”话语下一再强调国民党的权威,对于“法治”这个潮流性的治国模式并未完全摒弃,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体系被逐步的建立起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基层社会的治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探讨这种联系,以自然、政治、历史都较为特殊的长江上游省份四川最为适宜。有鉴于此,本文以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为问题导向,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出发,侧重于对基层社会中纠纷处理模式的探讨,从而还原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由官方构建起来的基层纠纷处理体系。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将这个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审判系统,包括兼理司法、县司法处、地方法院、兼理军法等制度所形成的司法审判机构系统;二是司法辅助系统,包括律师制度、检察制度等;三是行政调解系统,包括乡镇调解委员会、警察局、乡镇公所、保甲等官方调解机构;四是官方认可的调解模式,如社会团体调解、宗族调解、中人调解等。对纠纷处理系统的历史还原和探讨,不仅是总结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进一步的深化了这样一个认识:虽然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司法制度有统一的规范,但“法治”是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并行存在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也随着“法治”形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胡中升[9]（2014）在《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文中认为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而言,治水活动十分重要。而作为中国重要水道的黄河,则夙以难治闻名于世,治黄遂成为中国历代治水的重要任务。近代以来,西方水利科技的传入,为黄河治理带来新的契机,使治黄思想、方略与手段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扮演了主要角色,其作为与作用值得检讨。鉴于黄河灾害频发,为有效开展治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了黄委会,结束了清末以来黄河下游河防的分省治理体制。随着时局的发展及治黄任务的改变,黄委会大致经历了“初创”与“扩张与调整”两个阶段。作为一个近代水利机构,黄委会组织结构科层化的特点较为明显,委员会下依次设处、科等层级,各级部门职责清晰,分工明确。而委员会决策制和委员长执行制的相互结合,则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又能杜决而不行之弊,有利于工作绩效提升。委员长在黄委会中据有重要地位,不论是对该会的日常管理,还是对治黄事业的发展规划,都有重要权责。历任委员长均为治黄事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此外,黄委会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作流程以及人事与财务管理制度,为该会的日常运行与业务开展提供了条件。黄委会在权限、人事与财务方面均受中央节制,又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其委员构成及会址确定都曾受到地方的影响,双方的行政博弈迹象明显。黄委会与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简称黄灾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亦有密切联系。虽然黄灾会曾与黄委会发生工作冲突,但“华北水利”及“导淮”两委员会则与黄委会合作顺利,成效显着。黄委会不再仅凭经验治黄,而是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不再局限于整治黄河下游,而是着眼于整个黄河流域,坚持上中下游并重、干支流兼顾的方针。该会不仅在黄河堵口、修防等治标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而且不断探索黄河治本之策,诸如建立测量队、水文站、水位站,开展河道地形及水文测量,开展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拟订各种专门及综合治本计划。该会还促成在德国举行治导黄河试验,并在中游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期多管齐下,实现黄河的长治久安。在治理河患的同时,黄委会还致力于开发黄河水利事业。该会不仅关注与支持黄河下游的虹吸放淤工程,而且积极发展西北灌溉事业。为适应抗战及开发西北的需要,黄委会对黄河上游及其主要支流进行测勘,并对局部河道实施重点整治,以改善其通航条件。该会还勘查了黄河及其支流的水力资源,并拟订了一些发展黄河水利的计划,虽然未能付诸实施,却为此后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黄委会对黄河标本兼治的各项探索,开辟了近代治黄的新趋向,将中国治黄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委会虽然不同于普通衙署,但毕竟也是国民政府的行政性机构之一,后者的相关决策与政令无疑都会影响黄委会的工作。经费不足制约着治黄事业的开展,政府不当人事任免也给黄委会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抗战时期,黄委会被纳入战时体制,成为配合政府对敌斗争的工具;战后,在花园口堵口活动中,黄委会成为国民党方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工程博弈的主要角色之一。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式微及终结,黄委会的历史使命也很快结束。
本刊编辑部[10]（2011）在《2011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目录索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人事任免(11月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事任免(11月份)（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1.4 文章结构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 行政区划与计量单位说明 |
| 2 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的创立 |
| 2.1 四川早期电话事业发展状况 |
| 2.1.1 新式通讯工具入川 |
| 2.1.2 初期的电话管理机构 |
| 2.2 成立背景 |
| 2.2.1 外在压力迫使发展 |
| 2.2.2 内在阻碍促进改革 |
| 2.2.3 电话自身的优势性 |
| 2.3 组织体系 |
| 2.3.1 机构的设立 |
| 2.3.2 组织规程及通则 |
| 2.3.3 组织结构的演变 |
| 2.3.4 成立后的经费和利益 |
| 本章小结 |
| 3 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的建设 |
| 3.1 成立工程区与各类交换所 |
| 3.2 分年接收四川各县乡村电话 |
| 3.3 电话线路的敷设与电话网的筹建 |
| 3.3.1 防空情报专线的架设 |
| 3.3.2 长途电话与乡村电话线路的架设 |
| 3.3.3 筹建全川电话网 |
| 3.4 电话线路的维修工作 |
| 3.4.1 电话线路维修的缘由 |
| 3.4.2 电话线路维修流程与概况 |
| 3.5 电话线路的保护 |
| 3.5.1 制定保护和巡修机线规章 |
| 3.5.2 依靠军警与地方保甲长巡逻防护 |
| 3.5.3 嘉奖有功者和严惩破坏者 |
| 本章小结 |
| 4 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的业务开展 |
| 4.1 长途电话开放营业 |
| 4.2 乡村电话开放营业 |
| 4.3 兼办话传电报 |
| 4.4 传达天气状况 |
| 本章小结 |
| 5 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的人事管理 |
| 5.1 人员的任免与薪俸 |
| 5.2 职员的考绩与奖惩 |
| 5.3 从业员的业务培训 |
| 5.3.1 电话员工训练所的设立 |
| 5.3.2 电话员工的具体培训内容 |
| 5.3.4 第一期员工培训班的开办 |
| 5.4 电话员工的待遇 |
| 5.4.1 提高电话员工的薪资 |
| 5.4.2 员工生活及子女上学补助 |
| 5.4.3 核发伤病补助金 |
| 5.5 维护自身利益,请求省县员工一体待遇 |
| 本章小结 |
| 6 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的贡献与困境 |
| 6.1 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的贡献 |
| 6.1.1 确保战时信息传递的畅通 |
| 6.1.2 初步奠定四川电话通讯基础 |
| 6.2 四川省电话管理处面临的困境与解决办法 |
| 6.2.1 经费常年不敷及解决办法 |
| 6.2.2 电话器材缺乏及补救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多重目标激励下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研究 ——以A县X街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
| 1.2 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目标 |
| 1.3 本文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第2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多重目标 |
| 2.1.2 政府信息公开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透明政府理论 |
| 2.2.2 公众知情权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内研究现状 |
| 2.3.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3 文献综述简评 |
| 第3章 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现状 |
| 3.1 基层政府面向民众信息公开工作现状 |
| 3.1.1 基层政府面向民众信息公开每月信息发布条数统计 |
| 3.1.2 基层政府面向民众信息公开发布各类别信息占比统计 |
| 3.1.3 基层政府面向民众信息公开发布各类别信息总浏览量 |
| 3.1.4 基层政府面向民众信息公开发布各类别信息平均浏览量统计 |
| 3.1.5 基层政府面向民众信息公开工作现状数据分析 |
| 3.2 基层政府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工作现状 |
| 3.2.1 基层政府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每月信息发布条数统计 |
| 3.2.2 基层政府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发布各类别信息占比统计 |
| 3.2.3 基层政府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发布各类别信息总浏览量 |
| 3.2.4 基层政府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发布各类别信息平均浏览量 |
| 3.2.5 基层政府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工作现状数据分析 |
| 3.3 基层政府面向公众和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工作现状对比 |
| 3.3.1 基层政府面向公众和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条数对比 |
| 3.3.2 基层政府面向公众和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各类别信息所占比例对比 |
| 3.3.3 基层政府面向公众和面向内部工作人员信息公开总浏览量、平均浏览量对比 |
| 3.4 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 |
| 3.4.1 信息反馈不足 |
| 3.4.2 信息公开规范化程度不高 |
| 3.4.3 信息公开形式单一 |
| 3.4.4 信息公开工作缺乏大局观念 |
| 第4章 多重目标激励下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1 外部原因 |
| 4.1.1 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以上级部门考核为导向 |
| 4.1.2 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缺乏正确的认识 |
| 4.2 内部原因 |
| 4.2.1 基层部门以本单位目标排序为导向 |
| 4.2.2 具体负责人员以减轻个人工作量为导向 |
| 4.2.3 基层政府对群众期待的信息公开问题重视不够 |
| 第5章 基于信息公开导向的畅通民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对策 |
| 5.1 基本思路 |
| 5.1.1 明确范围科学提升民众信息获取通畅度水平 |
| 5.1.2 理顺行政服务关系合理提升民众信息获取通畅度水平 |
| 5.2 具体对策建议 |
| 5.2.1 建立健全基层政府的信息网络体系 |
| 5.2.2 构建信息公开综合管理平台 |
| 5.2.3 完善监管的标准化建设 |
| 5.2.4 提升从业人员工作热情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A县政务信息工作考核方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晚清民变与云南团练的兴起及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云南地方团防的演变 |
| 第二章 《县保卫团法》的颁布与云南保卫团队的建设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县保卫团法》的颁布 |
| 第二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组织系统 |
| 一、保卫队的组织系统 |
| 二、常备队的组织系统 |
| 三、全省保卫团队指挥系统的调整 |
| 第三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经费 |
| 一、保卫团队经费的来源 |
| 二、保卫团队经费的管理 |
| 三、保卫团队经费的支出 |
| 第四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武器装备配给 |
| 一、保卫团队的服帽与旗帜 |
| 二、保卫团队的武器来源与管理 |
| 第五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训练 |
| 一、常备队的训练 |
| 二、保卫团队会操制度 |
| 第三章 官进绅退:政府强化对保卫团队的控制 |
| 第一节 云南保卫团队官长的任免、奖惩机制 |
| 一、保卫团队官长的任免 |
| 二、保卫团队官长的奖惩机制 |
| 第二节 云南保卫团队官长的训育与督查 |
| 一、保卫团队官长的训育 |
| 二、政府对保卫团队官长的督查 |
| 第三节 规范常备队队兵的征调 |
| 第四节 保卫团队经费筹措由自筹向地方财政保障的转化 |
| 第五节 政府强化对民间武器装备的控制 |
| 第四章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地位及其作用 |
| 第一节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地位 |
| 一、保卫团队是地方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保卫团队是维持地方日常治安的核心力量 |
| 第二节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作用 |
| 一、维持社会治安 |
| 二、配合行政机关执行政令——以禁烟为例 |
| 三、配合抗战,组织民众训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来源 |
| 四、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战前西北考察活动与甘肃地位的空前提升 |
| 第二节 战前甘肃工业及资源概况 |
| 第三节 矿工理事会的成立及工矿企业合办方针 |
| 第二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采矿工业的开发 |
| 第一节 甘肃油矿局 |
| 第二节 甘肃矿业公司 |
| 第三节 甘肃煤矿局 |
| 第三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电力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兰州电厂 |
| 第二节 天水电厂 |
| 第三节 天水水力发电工程处 |
| 第四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化学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甘肃酒精厂 |
| 第二节 甘肃化工材料厂 |
| 第五章 资源委员会与甘肃机械、水泥、电瓷工业建设 |
| 第一节 甘肃机器厂 |
| 第二节 甘肃水泥公司 |
| 第三节 华亭电瓷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5）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地方官员更替 |
| 1.3.2 失信惩戒 |
| 1.3.3 企业污染违规 |
| 1.3.4 晋升压力 |
| 1.3.5 政治关联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1.1 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1.2 晋升锦标赛的主要特征及优势 |
| 2.1.3 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2 信号传递理论 |
| 2.2.1 信号传递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2.2 信号传递理论的主要特征 |
| 2.2.3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合法性理论 |
| 2.3.1 合法性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3.2 合法性理论的研究视角 |
| 2.3.3 基于合法性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4 制度基础观理论 |
| 2.4.1 制度基础观的基本内容 |
| 2.4.2 制度基础观理论主要维度 |
| 2.4.3 基于制度基础观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5 理论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假设 |
| 3.1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1.1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1.2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 |
| 3.2 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 |
| 3.2.1 失信惩戒的中介作用 |
| 3.2.2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 |
| 3.3 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 |
| 3.3.1 晋升压力的调节作用 |
| 3.3.2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模型设计 |
| 4.2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4.2.1 样本选择 |
| 4.2.2 数据来源与数据特点 |
| 4.3 主要变量的测度 |
| 4.3.1 地方官员更替 |
| 4.3.2 企业污染违规 |
| 4.3.3 失信惩戒 |
| 4.3.4 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 |
| 4.3.5 其他变量 |
| 4.4 变量的描述和初步检验 |
| 4.4.1 变量描述 |
| 4.4.2 数据离群值的检验和处理 |
| 4.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初步事实检验: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 |
| 5.1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抑制了企业污染违规 |
| 5.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
| 5.2.1 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 |
| 5.2.2 考虑官员更替频率 |
| 5.2.3 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 |
| 5.2.4 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 |
| 5.2.5 考虑地方官员更替的内生性 |
| 5.3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检验 |
| 5.3.1 违纪调任的异质性 |
| 5.3.2 异地调任的异质性 |
| 5.3.3 晋升调任的异质性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传导机制检验:失信惩戒的中介作用 |
| 6.1 失信惩戒的传导机制检验 |
| 6.2 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提升了失信惩戒 |
| 6.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
| 6.3.1 考虑样本的组内相关性 |
| 6.3.2 考虑官员更替频率 |
| 6.3.3 考虑特殊地区样本的潜在冲击 |
| 6.3.4 考虑信号传递的时滞性 |
| 6.3.5 考虑地方官员更替的内生性 |
| 6.4 地方官员更替的异质性检验 |
| 6.4.1 违纪调任的异质性 |
| 6.4.2 异地调任的异质性 |
| 6.4.3 晋升调任的异质性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调节机制检验:晋升压力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
| 7.1 晋升压力的调节机制检验 |
| 7.1.1 晋升压力对地方官员更替与失信惩戒的调节作用 |
| 7.1.2 晋升压力对失信惩戒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2 政治关联的调节机制检验 |
| 7.2.1 政治关联对地方官员更替与失信惩戒的调节作用 |
| 7.2.2 政治关联对失信惩戒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考虑保障就业对晋升压力的影响 |
| 7.3.2 考虑国有企业对政治关联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启示与建议 |
| 8.2.1 提升地方官员考核中的环境绩效比重 |
| 8.2.2 因地制宜设定自由量裁权重 |
| 8.2.3 因城施策建立晋升考核标准 |
| 8.2.4 高度重视政治关联的“政治庇护”效应 |
| 8.3 未来展望 |
| 8.3.1 扩展理论外延以升华概念模型 |
| 8.3.2 拓展数据来源以提升研究深度 |
| 8.3.3 细化核心变量度量标准以提升结构效度 |
| 8.3.4 探寻绿色压力在地方污染治理中的影响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官员更替一览 |
| 附录B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抓取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6）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7）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
| 四、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湖北省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第一节 张难先与湖北省银行的创设 |
| 一、近代湖北经济与金融发展概况 |
| 二、湖北省银行创建始末 |
| 第二节 省银行的演进 |
| 一、机构设置与组织演变 |
| 二、内部发展 |
| 三、人事管理 |
| 小结 |
| 第二章 湖北省银行与省政府之关系 |
| 第一节 以官为职主导的资本结构 |
| 一、省政府与省银行的资本演变 |
| 二、省政府主导下的省银行资产 |
| 第二节 省政府对省银行的控制 |
| 一、省银行主要人员情况 |
| 二、省政府对省银行人员的任免 |
| 三、财政厅长贾士毅兼任省银行行长 |
| 第三节 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演变 |
| 一、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地方银行的管理 |
| 二、省银行的财政性职能 |
| 三、省银行财政性职能的变化——由集中到分散 |
| 小结 |
| 第三章 湖北省银行对公债的经营与整理 |
| 第一节 二三十年代湖北财政的基本概况 |
| 一、湖北省财政收入构成 |
| 二、湖北省级财政收支结构 |
| 第二节 省银行发行公债及其统计分析 |
| 一、二三十年代湖北地方公债发行概况 |
| 二、省银行发行公债的开展 |
| 三、省银行发行的公债统计及分析 |
| 第三节 公债与湖北财政收入分析 |
| 一、公债的后续整理 |
| 二、公债对湖北省财政收入的影响 |
| 第四节 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一、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 |
| 二、省银行与湖北省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辅币券的发行与地方财政 |
| 第一节 发行辅币券的背景 |
| 一、湖北财政困境 |
| 二、辅币券问题的提出与实施 |
| 三、辅币券——筹措资金的手段 |
| 第二节 辅币券的发行及流通 |
| 一、省银行发行及销毁辅币券 |
| 二、民众生活当中的辅币券 |
| 三、辅币伪造案的出现：吕方正假托鄂省银行伪造辅币角票 |
| 四、辅币券导致地方金融市场混乱 |
| 第三节 辅币券印制法规的颁布及省银行的调整 |
| 一、《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印制辅币券暂行规则》的颁布 |
| 二、湖北省银行对辅币印制的调整 |
| 小结 |
| 结论 |
| 一、湖北省银行与地方财政 |
| 二、湖北省银行与地方金融 |
| 三、湖北省银行与地方经济发展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湖北省银行历年大事记(1928-1938) |
| 湖北省银行章程(1936年公布) |
| 湖北省银行监理委员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理事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监察人会章程 |
| 湖北省银行人事管理规则 |
| 湖北省银行储蓄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农民贷款部放款章程 |
| 湖北省银行分支行处所在地小本工商借贷章程 |
| 各类图表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8）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及范围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廿一军与防区制时代的四川基层司法(1927—1934) |
| 第一节 历史的回旋:廿一军防区的司法系统建设 |
| 一、沿袭旧制的县司法公署 |
| 二、基层法院体系建设 |
| 三、廿一军辖区的兼理司法制度 |
| 四、廿一军基层司法建设的认识与趋势 |
| 五、地方治安系统及其运作实效 |
| 第二节 防区制下司法系统的运作 |
| 一、基层司法中的人事问题 |
| 二、基层司法经费问题 |
| 三、监所运作与监犯管理 |
| 四、廿一军戍区内的其它司法行政事务 |
| 第三节 防区制下的基层司法实践 |
| 一、审案程序与规模分析 |
| 二、防区制下的案件处理及其弊端 |
| 第二章 基层司法机关的完善及运作(1935—1949)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
| 一、民国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川政统一后川省基层司法机关的演变 |
| 第二节 基层司法机关人事与经费的制度分析 |
| 一、司法官的任用与考核 |
| 二、司法职员的招录与管理 |
| 三、司法经费的筹措与司法人员的薪津标准 |
| 第三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运作分析 |
| 一、基层司法机关处务规范 |
| 二、诉讼管理与审判实践 |
| 三、案件指数分析 |
| 四、监狱协进会与基层监狱的管理 |
| 第三章 战时实验地方法院与基层司法改革 |
| 第一节 战时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实验地方法院 |
| 一、战时司法改革的背景与内容 |
| 二、实验地方法院的建立与撤销 |
| 第二节 实验地方法院案件审判事务的改革 |
| 一、案件审理的程序简化 |
| 二、自诉案件的移送与案件书表制作 |
| 第三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院务革新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司法行政 |
| 二、监所改良与监犯管理 |
| 三、实验地方法院对司法事务的研究 |
| 第四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及弊端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 |
| 二、对实验地方法院的质疑 |
| 第四章 兼理军法制度与四川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文本解读:兼理军法制度概览 |
| 一、兼理军法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
| 二、兼理军法制度审判范围的变化 |
| 三、兼理军法制度的审案规定 |
| 四、兼理军法制度的社会反响 |
| 第二节 县军法机关的组织与运作 |
| 一、县军法室的组织、人事及财政 |
| 二、县军法室受理案件分析 |
| 三、县军法监与军法监犯的管理 |
| 第三节 兼理军法制度的审判实效 |
| 一、军法判决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二、军法审判中的地方势力因素 |
| 三、从优势到弊端:兼理军法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偏离 |
| 第五章 基层司法建设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体系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一、律师的任职条件及其管理 |
| 二、律师公会法令的文本解读 |
| 三、基层律师公会的组织——以璧山律师公会为例 |
| 第二节 法条变化与权力争夺——成都律师公会换届纠纷中的管辖问题 |
| 一、1942 年与1946 年的两次选举纠纷 |
| 二、双重管辖权下的权力争夺 |
| 第三节 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法治 |
| 一、基层司法实践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二、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司法改进 |
| 第六章 地方自治下的基层司法建设与法治实践 |
| 第一节 情、理、法之间:调解委员会制度及其实践 |
| 一、地方自治框架下的调解委员会 |
| 二、调解委员群体的历史面相 |
| 三、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范围与成效 |
| 四、对调解委员会制度的反思 |
| 第二节 基层警政与地方治安维护 |
| 一、以警察局为中心的基层司法关系 |
| 二、警察局处理案件的来源与规模 |
| 三、治安实践:警察与基层案件处理 |
| 第三节 基层政权与地方法治:基于乡镇公所及保甲运作实效的分析 |
| 一、纠纷处理及案件评断 |
| 二、对治安事件的因应 |
| 三、案件审判中保甲及乡镇 |
| 第四节 民间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一、行会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二、默认与支持:宗族调解与纠纷处理 |
| 结语 |
| 附录 (一)法规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创新 |
| 四、研究方法、思路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黄委会的成立 |
| 第一节 近代水利科技在治黄中的运用 |
| 第二节 早期的水利“海归”派与黄河治理 |
| 第三节 黄委会的成立 |
| 一、1933年前黄河下游的河防体制 |
| 二、黄委会的成立 |
| 第二章 组织管理 |
| 第一节 黄委会的组织机构 |
| 一、组织沿革 |
| 二、机构设置 |
| 三、组织结构特点 |
| 第二节 黄委会委员长 |
| 一、首任委员长李仪祉 |
| 二、其他历任委员长 |
| 第三节 内部管理 |
| 一、建立日常工作管理制度 |
| 二、人事管理 |
| 三、财务管理 |
| 第三章 与各方的关系 |
| 第一节 黄委会与中央及地方的关系 |
| 一、中央的管理与控制 |
| 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关系 |
| 一、黄委会与黄灾会 |
| 二、与华北水利委员会及导淮委员会的合作 |
| 第四章 治黄实践与探索 |
| 第一节 黄委会的黄河治标实践 |
| 一、从贯台堵口到董庄堵口 |
| 二、黄委会与黄河修防 |
| 三、严密黄河防汛 |
| 第二节 黄委会对黄河治本的探索 |
| 一、关于黄河治本的准备与初步设计 |
| 二、恩格斯的黄河模型试验 |
| 三、黄委会的水土保持思想和实践 |
| 四、黄委会的黄河治本方略 |
| 第五章 黄委会与黄河水利事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参与开发黄河流域灌溉事业 |
| 一、对黄河中下游虹吸淤灌的关注与支持 |
| 二、黄委会与西北地区的灌溉 |
| 第二节 黄委会与黄河航运之发展 |
| 一、整治黄河航道的必要性 |
| 二、提出发展黄河航运的办法 |
| 三、对黄河干支流河道的勘测与整治 |
| 第三节 对黄河水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设计 |
| 一、注重黄河水力开发之原因 |
| 二、对黄河水力资源的勘测与开发设计 |
| 第六章 黄委会与抗战 |
| 第一节 黄委会与花园口事件 |
| 一、被纳入战时体制 |
| 二、花园口决堤前之战场形势 |
| 三、黄委会参与并指导了花园口掘堤 |
| 第二节 继续开展“以黄制敌”的斗争 |
| 一、筑堤坝阻敌 |
| 二、黄委会对敌伪处置黄泛办法之反制 |
| 三、以水代兵的继续 |
| 四、侦查新黄河两岸敌情,搜集提供相关情报 |
| 第三节 黄委会与黄河花园口堵口 |
| 一、花园口堵口问题的提出与准备 |
| 二、关于黄河归故的谈判及第一次堵口的失败 |
| 三、花园口合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人事任免(11月份)（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四川省电话管理处研究[D]. 唐新月.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多重目标激励下基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研究 ——以A县X街道为例[D]. 周睿. 山东大学, 2020(12)
- [3]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D]. 刘阳.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D]. 史灵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D]. 弓丽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地方财政视野下的湖北省银行研究（1928-1938）[D]. 李尧.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8]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D]. 谢健. 南开大学, 2018(03)
- [9]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D]. 胡中升. 南京大学, 2014(05)
- [10]2011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目录索引[J]. 本刊编辑部. 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