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稿简则（论文文献综述）
苏彬[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李姣[2]（2020）在《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文中指出1936年资源委员会发展工矿企业的三年计划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批准,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以下简称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建便在此三年计划之中。1936年7月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以恽震为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面采用借助他山之计,与欧美厂家洽订技术合作合同,并派青年工程师出国实习;一面勘定设厂地点。经勘定以湖南湘潭附近的下摄司为厂址,购地千亩,兴工建筑厂房。不料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揭幕,运输困难,筹备工作进行迟缓。1938年10月汉口沦陷,湘潭逼近前方,感受到威胁,中央电工器材厂奉资源委员会的命令一部分迁桂林,一部分迁昆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1939年7月1日结束筹备工作,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奉资源委员会的命令,负责遵照政府工业复员方策,接办收复区敌伪电工事业。同时中央电工器材厂自身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与增设。1947年7月1日改组为公司制企业,并改名为中央电工器材厂有限公司,这也意味着该厂实现了从旧有的工厂组织形式向现代公司制的转变。本文将采用企业史的研究模式,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建及战争迁移、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演变、战后调整改制三个主要阶段。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抗战初期中国电工器材行业的发展情况做简要的论述,并分析中央电工器材厂成立的原因,理清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发展沿革,并对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组织系统情况进行论述。第二部分,对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人事管理、生产管理、材料购入管理、出品情况、营业方式、业务方针、历年营业概况进行论述,探讨中央电工器材厂在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先进性,并分析中央电工器材厂是如何应对各分厂分散、人员众多的管理问题,如何改进出品品质、增加产量、提高工作效率等生产问题,如何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形预定生产方针、决定年度生产计划等问题。第三部分,通过研究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厂训、厂刊、厂歌、工余生活等,探讨中央电工器材厂自身的办企特色;也深入剖析中央电工器材厂在中国电器业的行业地位;以及从中央电工器材厂对资源委员会的作用,重新认识它们之间的厂、会关系。这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笔者将从企业特色、行业地位、新的厂会关系等方面,重新给中央电工器材厂更为确切的历史定位。第四部分是结束语,主要考察了中央电工器材厂在抗战军兴的大时代背景下,其出品价格受到国民政府的管制等方面的影响,不能随市场波动而作出适时调整。以及解放战争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被接管后的历史命运和恽震为新中国人民政府的电工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央电工器材厂作为一个国营事业单位,在资源委员会创办的电工行业内,以中央电工器材厂的规模最大,供应最广。中央电工器材厂本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建立,其历年的出品数量直接支援和增强全民族的抗战力量。其次中央电工器材厂在致力于自身蓬勃发展的同时,对资源委员会的一些制度方针、管理措施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厂、会关系。此外,中央电工器材厂人才云集,设备精良,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发展极为迅速。该厂是中国电工器材行业的摇篮,众多的发明创造将中国的电工器材制造行业在历史中推动一大步,对整个中国电工器材业也有重要的贡献。
李昊原[3]（2020）在《《新西康》杂志研究（1938-1947）》文中指出民国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侵略的加深,国内有识之士在全国创办了大量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撰写并出版了大量论着,创办了众多报刊。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西康》杂志于1938年4月1日创刊。本论文以民国中后期大后方《新西康》杂志为研究对象,分为绪论、正文（五章）、结语、附录等四大部分。“绪论”回顾了相关研究学术史,给予了评述;同时,阐释了本研究的学术价值。首先,概述了本文所指“新西康”的含义及其西康建省概况;说明研究对象主要是创办于川康地区的《新西康》杂志,而不是创办于南京的《新西康月刊》。结合期刊史特点,阐述了本文研究意义以及综合性研究方法。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对于《新西康》杂志的研究与应用,大致分为五类:一是史料存目,二是文中提及,三是引用文本,四是简要点评,五是相关研究。第一章“《新西康》创刊的时代背景”,主要从国际国内背景、边地开发、时代需要等方面,分析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日战争、川康地区形势对创办这一刊物的影响,把《新西康》的创办与发展置于更为广阔的时代形势下加以观照,分析《新西康》杂志顺应全民抗日、建设大后方的大背景而应运而生,发挥着传播新思想、凝聚新民力、建设新西康的特殊作用。第二章“《新西康》杂志办刊历程及发展阶段性”,主要归纳《新西康》杂志从1938年4月1日出版第1卷第1期,到1947年5月第5卷第3期终刊这九年期间的发展历程,并根据这一刊物的历程,划分为初创、兴盛、结束三个阶段,阐述了各个时期的基本情况,分析了终刊的综合性原因,而不仅仅是办刊经费问题。本章力图厘清《新西康》杂志的来龙去脉和主要成就及其演变过程,从史学角度还原一个长期被人们忽略了的真实的具有独特传播价值的《新西康》。第三章“《新西康》作者及内容分析”,这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本章分析了《新西康》主要作者情况,从中可以透见当时西康乃至全国知识分子投身新西康开发建设的热心和传布抗日启蒙先进思想的热情。《新西康》刊发的文章,主要反映西康地区的经济建设、基础设施、防务工作、教育发展和边地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观点,包括了建设思想、形势分析、对策思考、事例研判、考察纪实、文学创作等,其内容丰富,蔚为大观。《新西康》重点宣传当时西康省的治政理念、推行建省方略、注重民众启蒙、加强文化教育、观察并记录民族风情等。这些文章和边地纪录,展现了丰富的康藏民族历史文化,真实反映了西康民众的爱国情怀和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第四章“《新西康》刘文辉署名文章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二。作为西康地区执政者刘文辉,是《新西康》杂志的主要支持者和撰稿人。他以自己的时局观启发国人认清时代形势,把握时代之变,鼓励西康及国内有志青年“为着民族国家该撒最后的一滴血”;他强调在国难关头,抗战中的西康建设必须力图猛进,告诫人们要清廉、团结、读书,为国家服务,发挥大后方的支撑作用;他高度重视汉藏民族团结,呼吁“发动最高的情感完成光荣的使命”,要把“康族”和汉族凝结成绳结一般,以树立西康的光荣和奠定国防的根基;他积极推进西康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鼓励发挥“整朴勤劳”“亲爱乐群”“有礼守法”“好学力行”的新学风、新精神,通过发展教育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刘文辉通过《新西康》杂志,不断宣传他的治政观点和思想,以期团结上下人心,形成加快建设新西康的共识和力量,力争把西康建成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基地。第五章“《新西康》的社会影响和学术价值”,一方面分析《新西康》杂志传播的思想观念、治边策略、建设成果等,对当时西康地区和国内读者产生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探讨《新西康》所刊发文章具有的学术价值,以及当今的研究者们不断挖掘其中蕴含的时代价值;阐述《新西康》杂志对当下康藏地区民族团结和期刊平台建设等,仍然具有的现实借鉴作用。“结语”认为,作为民国中后期的《新西康》杂志,在刘文辉主政康区期间发挥了引进现代社会思想观念、输入先进生产技术、实施现代教育、倡导新的生活方式的舆论支持和团结奋进作用。在共赴国难、夯实边地、稳定康区的抗战时期,《新西康》无疑成为西康省各族民众思想的重要引领阵地之一。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报刊发展史、民族地区报刊发展史上,《新西康》杂志及其支持者刘文辉应占有一席之地。进一步研究《新西康》杂志,既是对抗战时期西康建省的重新检讨,对西康时期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西康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归纳、记取和挖掘,更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和民族团结传统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这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与进步,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贾韬[4]（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张云燕[5]（2020）在《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现状与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调查36个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现状。发现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存在特色不够鲜明、动态更新不及时、英文界面建设不容乐观、开放存取比例较低等问题,并提出提升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水平的相关建议。
陈龙[6]（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认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刘丛宾[7]（2019）在《时事期刊与民国广东工业 ——《新广东》研究（1933-1936）》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30年代初,陈济棠治下的广东社会从动荡逐渐走向相对安定,主政者大力发展工农经济各项民生事业。媒介环境相较民国初年也更加宽松。关注经济民生,讨论社会发展议题的时事刊物大量出现,成为这一时期广东刊物的一大特点。其中,《新广东》出版持续时间最长、期数最多,在同时期的广东时事刊物中地位也最重要。自创刊起,《新广东》将关注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工农文教事业建设作为自身的宗旨。本文以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广东最主要的时事杂志《新广东》为研究对象,从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视角,考察《新广东》如何报道、呈现和推动民国时期广东工业的建设发展。本文认为,作为旨在“为广东整理建设诸方面作有系统之记载”的时事刊物,在当时工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广东》从广东省情和民生需求的视角,积极陈述省营工业优势,促进省营工业建设。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新广东》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探寻民营工业衰落的原因,通过大量报道和评论投稿,为以丝织工业为代表的民营工业走出困境寻找对策。在劳工议题方面,《新广东》一方面直观报道经济危机之中广东劳工的真实生存境况,另一方面关注华侨劳工的命运,以刊物为平台,积极商议保护华侨劳工权益的对策措施。《新广东》还关注乡村工业,通过系列报道揭示乡村税捐的危害、论证蔗糖工业取代乡村榨糖业的合理性。整体而言,《新广东》较为完整地报道和呈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广东工业发展图景,推动了广东工业的向前发展。
林娜[8]（2019）在《训政时期国民党报刊的舆论聚焦及展示 ——以《中央周刊》（1946-1948）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1年5月至1948年5月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训政时期,此间中国分为近乎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与三年的国共内战两个主要阶段,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此后中国面临的最大议题即为国家重建与社会重组,如何复员遭受多年戡乱破坏的中国是其时多数人所考虑的,战后和平共建更是时年中国民众所普遍要求之所在,在此社会语境下的中国执政党如何建国是关系国家命脉的大事。报刊媒介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的变更密切关联,其依赖于国家的社会环境、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同时,报刊媒介作为历史痕迹的重要载体,其报刊版面刊载内容亦体现着社会脉络的发展变化。1946年至1948年为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期间《中央周刊》作为中国国民党重要党报之一,是中国国民党对外传述中央意旨的重要枢纽,其在宣传中国国民党的政治思想及建设方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媒介宣传的作用,同时亦是中国国民党党中央各项措施意旨的记录者与转述者,对其内容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认识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内容及新闻聚焦所在,并有助于了解战后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与矛盾所在,探析抗战胜利后国民普遍要求和平的社会语境下南京国民政府的所实施的各项措施的真实意图。“刊”不同于“纸”,其内容的刊载较客观的新闻报道更偏向于有言论倾向的文章,《中央周刊》作为时年中国国民党唯一的党政周刊,通过对其刊载内容的分析更有助于了解中国国民党对于该党思想理论的宣传与党政方针政策的实施。本文以1946年至1948年出版发行的《中央周刊》为研究对象,以期探讨训政时期中国时事聚焦,其更深层面是以一份国民党机关报为研究介质,以揭示其办报旨趣及其所刊载的时事事件的角度和报道立场,通过分析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党报的舆论聚焦点所在及其刊载内容与经营策略的变化,以期探究该时期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不断激化和战争局势的不断变更,国民党在中国所实施的各项政治策略的真实意图及其在中国统治必然溃败的结局。作为媒介存在的报刊,其经营与发展同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社会语境的变化发展影响着报刊新闻政策及报刊事业的经营,《中央周刊》的创办正处“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救亡图存成为时年中国最为重要的任务,该刊出版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及战时动员的话语体系。作为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周刊》的发展可追溯至1928年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创办的《中央周报》,其对于《中央周报》“阐扬本党主义,传述领袖言行,宣达中央意旨”的使命既有所继承亦有所发展。《中央周刊》以宣传和传播国民党中央的政治策略方针、理论思想为宗旨,以期向时年中国民众传述国民党中央意旨,其报刊自身的发展变化深受社会实况的影响,同时作为国民党党刊,《中央周刊》在国民党报刊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维护国民党中央统治的作用。本文主要利用内容分析和数据统计的研究办法,以具体的史料为依据分析《中央周刊》具体刊载内容,论证其办报旨趣及时事聚焦内容偏向。《中央周刊》对于时事内容的聚焦是怎样的,其根本立场又是怎样的,不同的编辑人员给《中央周刊》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是学生欲探析的焦点所在。1946年至1948年刊行的《中央周刊》刊载了大量的政策信息及时事报道,另有较多法律、新闻评论相关专业人士的投稿与意见的刊载,且时有“宪政”、“立宪”、“宪法草案”、“教育”、“共产党”等相关议题的刊载,内容及价值偏向性较强,深刻显示了其作为国民党党报存在的立场,随着国内外战争局势及国共两党内战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央周刊》在办报方针及内容刊载方面亦有所变化,且日益呈现着与政治思想宣传相偏离的现象,可谓是国民党党报政治舆论宣传失效的表现。同时,与“一党专政”相对应,国民党在新闻事业方面实施了较为严苛的新闻管控政策,其具体内容的刊载深受国民党训政时期战时新闻统治政策的影响。《中央周刊》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无可避免地处于党派之争的漩涡之中,沾染着党派之争的色彩,负担着宣传中国国民党政治意识的重任,报刊的政治色彩浓厚,根本利益立场坚定不移,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为获取国家的领导权,国共两党之争成为国内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愈加激烈,值此社会语境下的报刊更是担负着舆论宣传的作用,然随着内战局势的不断变化,国民党势力日益削弱,《中央周刊》等国民党党刊亦在中国大陆亦无生存的空间。最后则是对训政时期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之后的《中央周刊》做总结性反思。《中央周刊》的停刊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根本原因则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专制统治政权的溃败,然国民党权力的溃败则是其专制统治的结果。唇亡齿寒,随着国共内战局势的不断变化,国民党势力日渐衰败,其在报刊事业中即为各党报的“难以维持”,不日停刊。作为国民党党报的《中央周刊》,其停刊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作为信息的载录者,新闻媒介在传播讯息的同时亦记录着不同时间新闻事件的报道内容,是历史痕迹的承载者。不同立场的报刊,其内容的选择是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报刊,其内容的刊载与发展变化是由不同历史语境下各个利益集团互相争斗的结果。《中央周刊》及其前身《中央周报》前后共刊行近20年时间,自1928年至1948年末,见证与记载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执政期间的诸多措施。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其内容的刊载与报刊经营方式的变化同时年中国国民党所实施的各项国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1946年至1948年所刊行的《中央周刊》内容的分析有助于更为深刻地探究时年中国国民党所进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真实意图及最终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政治统治溃败的原因。
甘莅豪[9]（2019）在《大数据时代专家在舆论场中的公信力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大数据时代,数据专家的公信力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为"塔西佗陷阱"现象——数据专家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被公众信任;一种为"豪猪法则"现象——公众一边质疑,一边不得不依赖数据专家。造成前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专家无法摆脱利益和权力的影响""专家无法解决偶然性问题"和"数据方法存在非理性特征"等因素。造成后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存在高度分工""直觉无法给予公众安全感""公众信任真空区亟需填补"和"同行评议可资信赖"等因素。这两种现象互相矛盾,相互依存,共同表明了:"客观""理性"只是数据专家在舆论场中的身份修辞。
任艳青[10]（2018）在《基于引证数据的中文期刊综述论文组稿策略分析——以《自动化学报》为例》文中提出【目的】我国科技期刊多采用组织综述论文来提高稿源质量和期刊影响力,通过分析已发表综述论文的引用和下载数据,明确组稿目标,指导组稿实践。【方法】通过分析《自动化学报》2012—2016年发表综述论文的引用、下载数据,比较不同获取方式、不同作者、不同机构发文的引证数据,探讨高被引和零被引综述的特征。【结果】通过分析,从选题、约稿对象、撰写、评审、服务等方面归纳总结了综述论文的组织策略。【结论】综述论文需要关注热点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选题,遴选由对当前选题比较熟悉的、工作在科研一线的副教授或者教授撰写的综述论文,期刊需要在征稿须知中明确综述论文的撰写要求、评审要点,"综"与"述"并重,同时将综述论文的优惠政策和服务广而告之,吸引作者和读者的关注。
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稿简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稿简则（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价值、研究特色与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与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设与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筹设 |
| 一、资源委员会的电器事业 |
| 二、中国电器事业的重要奠基人恽震 |
| 三、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组织系统 |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发展 |
| 一、湘潭各厂的内迁与发展 |
| 二、分厂的设立与发展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的革新 |
| 一、各分厂抗战胜利后的迅速扩张 |
| 二、公司制改革 |
| 第二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管理经营模式与出品情况 |
| 第一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管理体制 |
| 一、人事管理 |
| 二、文书管理 |
| 三、生产管理 |
| 第二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经营机制 |
| 一、营业方式与业务方针 |
| 二、历年营业概况 |
| 第三节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材料与出品情况 |
| 一、材料管理 |
| 二、出品情况 |
| 第三章 中央电工器材厂的企业特色 |
| 第一节 厂、会关系 |
| 一、资源委员会的统一领导 |
| 二、会属企业的一般特征 |
| 第二节 企业文化 |
| 一、忠信敏确 |
| 二、企业刊物 |
| 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业余生活 |
| 第三节 行业地位 |
| 一、中央电工器材厂的自主谋划 |
| 二、发起组织“中国电工社” |
| 三、设立电器工业经济研究委员会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致谢 |
（3）《新西康》杂志研究（1938-194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新西康”与西康省成立 |
| 二、本文研究范围及选题意义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文献综述 |
| 五、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 抗战后方建设背景下的《新西康》创刊 |
| 1.1 抗日战争对中国及其四川的影响 |
| 1.1.1 保家卫国支援抗战 |
| 1.1.2 激励抗战巩固后方 |
| 1.2 加快西康建设夯实抗战大后方基础 |
| 1.2.1 西康建省策应大局 |
| 1.2.2 边地建设快速推进 |
| 1.3 时代需要传播新思想凝聚广大民力 |
| 1.3.1 舆论先行的时代趋势 |
| 1.3.2 西康报刊的迅速发展 |
| 2 《新西康》杂志的发展历程 |
| 2.1 《新西康》创刊初期 |
| 2.1.1 办刊人员与刊物宗旨 |
| 2.1.2 主旨文章与激情号召 |
| 2.1.3 读者定位与海外发行 |
| 2.2 《新西康》鼎盛时期 |
| 2.2.1 时局催生刊物发展 |
| 2.2.2 名家荟萃支撑刊物 |
| 2.2.3 刊物内容丰富厚实 |
| 2.3 《新西康》衰落终刊 |
| 2.3.1 形势严峻波及刊物 |
| 2.3.2 天灾人祸扼杀刊物 |
| 3 《新西康》作者及内容分析 |
| 3.1 《新西康》部分作者介绍 |
| 3.2 《新西康》主要文章分析 |
| 3.2.1 杂志内容概况 |
| 3.2.2 重点文章分析 |
| 4 《新西康》署名刘文辉文章分析 |
| 4.1 刘文辉生平及政治倾向 |
| 4.1.1 刘文辉生平简介 |
| 4.1.2 “二刘之战”与走到人民阵营 |
| 4.2 刘文辉文章研究 |
| 4.2.1 为着民族国家“应该撒最后的一滴血” |
| 4.2.2 抗战中的西康建设必须力图猛进 |
| 4.2.3 发动最高的情感完成光荣的使命 |
| 4.2.4 兴办教育以奠定思想和人力基础 |
| 5 《新西康》的社会影响和学术价值 |
| 5.1 《新西康》的社会影响 |
| 5.2 《新西康》的学术价值 |
| 5.2.1 所刊文章的学术含量 |
| 5.2.2 后续研究的学术成果 |
| 结语 |
| 附1:《新西康》杂志大事记 |
| 附2:《新西康》杂志《编后记》汇编 |
| 附3:《新西康》部分目录汇总表 |
| 附4:刘文辉《二十七年元旦讲演词》全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5）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现状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现状分析 |
| (一)数据来源 |
| (二)网站建设基本概况 |
| 1. 过刊浏览及开放存取。 |
| 2. 动态更新。 |
| 3. 采编系统。 |
| 4. 英文版界面。 |
| 5. 在线留言。 |
| 二、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网站特色不够鲜明 |
| (二)网站信息不丰富,动态更新不及时 |
| (三)网站英文界面建设不容乐观 |
| (四)开放存取比例较低 |
| 三、提升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水平的相关建议 |
| (一)突出网站特色,及时进行更新与维护 |
| (二)完善网站功能,增强互动交流 |
| (三)重视英文界面功能,提升开放存取比例 |
| (四)培养综合编辑人才,提升数字化专业水平 |
| 四、结语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时事期刊与民国广东工业 ——《新广东》研究（1933-193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 |
| 1.2.2 报刊与中国近代工业新闻相关研究 |
| 1.2.3 陈济棠主政时期的广东新闻事业相关研究 |
| 1.2.4 陈济棠主政时期工业领域施政举措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2章 《新广东》简介 |
| 2.1 《新广东》办刊背景 |
| 2.2 《新广东》主要栏目 |
| 2.2.1 “本省要政述评”:工业振兴的进程展示 |
| 2.2.2 “论着”:对广东工业发展的思考与评论 |
| 2.2.3 “国内外经济情报”:广东工业何以应对世界经济影响 |
| 2.2.4 其他栏目简介 |
| 第3章 《新广东》对工业发展的思考 |
| 3.1 广东省情:急切呼唤工业富强 |
| 3.2 省营工厂:量产国货便利国人 |
| 3.3 民营工业:深入剖析寻找衰落原因 |
| 3.4 复兴丝业:评论投稿推动政策保护 |
| 第4章 《新广东》对劳工群体的关注 |
| 4.1 各业劳工:直观反映劳工求生境况 |
| 4.2 归国华侨:从关注华侨命运到保障华侨权益 |
| 第5章 《新广东》对乡村工业困局的探索 |
| 5.1 推动乡村税收转变:从乡民重担转向爱国护农 |
| 5.2 维护蔗糖工业利益:官办刊物与行政力量的“权力之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训政时期国民党报刊的舆论聚焦及展示 ——以《中央周刊》（1946-1948）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引言)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方法与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央周刊》(1946-1948)创刊的历史语境探讨 |
| 第一节 训政阶段新闻较自由化发展 |
| 一、抗日战争期间“新闻封锁”制度的实施 |
| 二、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追求新闻自由 |
| 三、新闻事业朝自由化发展 |
| 第二节 训政时期的'一党专政'与预备立宪 |
| 一、训政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与'一党专制' |
| 二、国共两党的分裂与合作 |
| 三、训政到宪政国家体制的变更 |
| 第三节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的国家重建与社会重组 |
| 一、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新形势 |
| 二、抗战胜利后亟待复兴的国内政治与经济 |
| (一) 国外力参与下的中国重建 |
| (二) 国共两党的“合商共建” |
| 三、战后国内经济基础的恢复与发展 |
| 第二章 《中央周刊》(1946-1948)在国民党报刊体系中的地位分析 |
| 第一节 《中央周刊》历史脉络阐述 |
| 一、《中央周刊》对《中央周报》的沿袭与发展 |
| (一) 继承《中央周报》办报使命 |
| (二) 沿袭《中央周报》版面编排 |
| 二、《中央周刊》自身发展历史及经营性质分析 |
| (一) 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的《中央周刊》的发展 |
| (二) 《中央周刊》经营方式分析 |
| 第二节 《中央周刊》之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报刊体系地位探析 |
| 一、战后南京国统区国民政府党报系统探讨 |
| (一) 以《中央日报》为中心的国民党党报体系 |
| (二) “点对面”辐射状党报网络体系 |
| 二、《中央周刊》与战后国民党其他党报的紧密联系 |
| (一) 大量刊载其他国民党党报的征订广告 |
| (二) 办报人员及作者群体的互动性 |
| 第三节 《中央周刊》历任社长及来稿作者群体研析 |
| 一、《中央周刊》历任社长兼主笔人员分析 |
| (一)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周刊》社长人事变动 |
| (二) 解放战争期间《中央周刊》社长的变更 |
| 二、《中央周刊》主要作者群体分析 |
| (一) 党政机关人员政论性文章 |
| (二) 各界知名人士专业性文章 |
| (三) 读者群体来信杂论性文章 |
| 第三章 新闻统治政策延续下的《中央周刊》(1946-1948)刊载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新闻统治政策的实施 |
| 一、呼吁新闻自由与战时新闻学兴起 |
| 二、新闻统治政策下的新闻管控 |
| 三、战后新闻统治政策的依旧执行 |
| 第二节 新闻统治政策持续影响下《中央周刊》(1946-1948)刊载的内容分析 |
| 一、“动员戡乱实施宪政” |
| 二、刻意报道所谓中共“罪行” |
| 第四章 《中央周刊》(1946-1948)内容报道及其办报旨趣探究 |
| 第一节 《中央周刊》(1946-1948)版面栏目设定及其意义分析 |
| 一、版面编排及特定内容呈现 |
| (一) 常规性专栏版面的设立 |
| (二) 特殊时期特殊专栏议题的呈现 |
| 二、专栏版面设置的意义分析 |
| (一) 板块化的新闻报道 |
| (二) 引导读者聚焦舆论事件 |
| (三) 传达中央意旨与政治意识 |
| 第二节 《中央周刊》(1946-1947)文章内容类型及意义分析 |
| 一、下达中央意旨传述国民党党中央政治策略 |
| 二、专载各界知识精英有关政策的见解文章 |
| 三、刊载文艺作品刊载内容多样化 |
| 四、专栏刊载读者来信 |
| 第三节 《中央周刊》(1946-1948)的新闻聚焦及其导向 |
| 一、报道内容镜射国民党新闻焦点 |
| (一) 战后国家重建与复员 |
| (二) 聚焦立宪与宪政的实施 |
| (三) 亲美外交及国民政府改组 |
| (四) 日渐严重的通货膨胀 |
| (五) 积极开展反共宣传 |
| 二、内容报道背后的意义探讨 |
| (一) 借宣传国民党法令政策引导民众意识 |
| (二) 诋毁共产党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
| (三) 竭力刻画国民党正面形象 |
| 第五章 《中央周刊》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 |
| 第一节 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央周刊》的发展与衰败 |
| 一、《中央周刊》的报刊经营策略分析 |
| (一) 借宣传中央法令政策之由引导民众思想意识 |
| (二) 专栏版面登载新闻内容 |
| (三) 提升报刊趣味性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
| (四) 刊载内容视线投射国内外 |
| 二、《中央周刊》停刊原因探讨 |
| (一) 内战语境下国民党党报自主化经营的失败 |
| (二) 国民党在大陆溃败情形下办报阵地的转移 |
| 第二节 《中央周刊》的历史价值评价 |
| 一、呈现中国国家与社会变化的轨迹 |
| 二、宣传各项建国方案掩饰专制独裁之心 |
| 结语 |
| 一、实施全面党化媒介平台 |
| 二、教化民众思想的工具 |
| 三、“假宪政,真独裁”的鼓吹者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报纸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大数据时代专家在舆论场中的公信力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公共舆论场需要客观理性的数据专家形象 |
| 二、塔西陀陷阱:数据专家无法保持客观理性的形象 |
| (一) 数据专家无法摆脱权力和利益影响 |
| (二) 数据专家无法获得“神”一样不可质疑的修辞身份 |
| (三) 数据方法本身蕴含非理性 |
| 三、豪猪法则:公众在质疑中依赖数据专家 |
| 四、结论 |
（10）基于引证数据的中文期刊综述论文组稿策略分析——以《自动化学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2《自动化学报》2012—2016年发表综述文章的引证数据分析 |
| 2.1 不同类型文章的被引频次与下载次数比较 |
| 2.2 不同组稿方式的综述被引频次与下载次数比较 |
| 2.3 不同职称作者发文的被引频次与下载次数比较 |
| 2.4 不同发文机构综述论文的被引频次与下载次数比较 |
| 3 高被引综述和零被引综述的特征分析 |
| 3.1 高被引综述的特征分析 |
| 3.2 零被引综述的特征分析 |
| 4 基于引证数据分析综述的组稿策略 |
| 4.1 根据期刊定位和课题的发展阶段精心选题 |
| 4.2 遴选合适的综述约稿对象 |
| 4.3 明确综述的撰写要求, “综”与“述”并重 |
| 4.4 以行而有效的评审提高综述质量 |
| 4.5 完善的服务为综述的组稿和约稿助力添彩 |
| 5 结论 |
四、《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征稿简则（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2]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研究[D]. 李姣. 西南大学, 2020(01)
- [3]《新西康》杂志研究（1938-1947）[D]. 李昊原.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福建省高校学报网站建设现状与分析[J]. 张云燕. 传播与版权, 2020(01)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7]时事期刊与民国广东工业 ——《新广东》研究（1933-1936）[D]. 刘丛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9(03)
- [8]训政时期国民党报刊的舆论聚焦及展示 ——以《中央周刊》（1946-1948）为中心[D]. 林娜. 安徽大学, 2019(07)
- [9]大数据时代专家在舆论场中的公信力分析[J]. 甘莅豪.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 [10]基于引证数据的中文期刊综述论文组稿策略分析——以《自动化学报》为例[J]. 任艳青.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