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文学思想与庄雪精神的关系

一、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精神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王文^[1]（2020）在《韩愈、柳宗元引用先秦诸子文献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旨在于考察韩愈、柳宗元对先秦诸子文献的引用和接受,此考察目的在于从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深入理解韩愈、柳宗元的阅读经历和思想世界。一方面通过全面梳理柳宗元对先秦诸子文献的辨伪考证,来更深入地认识对柳宗元在文献辨伪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另一方面通过分析韩愈、柳宗元对先秦诸子的引用与评价,可以从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来比较韩愈、柳宗元在思想和价值追求上的差异,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韩愈、柳宗元以及中唐古文运动。在深入阅读《韩愈文集》《柳宗元文集》以及全面梳理、分析韩愈、柳宗元对先秦诸子文献的引用、接受和评价的基础上,本文对韩愈、柳宗元的先秦诸子文献引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本文由“导论”和“韩、柳文集引用先秦诸子文献考释”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由三部分内容构成:首先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其次,根据韩愈、柳宗元对先秦诸子文献的引用、接受情况来分析韩愈和柳宗元的思想。中唐时期国势不振,佛教传播很广,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较强的国家主义思潮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受这种思潮的影响,韩愈在接受、评价先秦诸子文献时往往持有一种儒家文化本位主义思想,不太能客观地对先秦诸子文献和学说予以评价和接受。柳宗元对先秦诸子文献和学说的接受有一种比较突出的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较为客观地评价先秦诸子文献和学说,对儒家学派不盲目推崇,而能提出合理质疑,对非儒家学派也能认识到其价值。其二,在对先秦诸子文献的接受中适当展开考据、辨伪,这是一种理性的接受方式。最后,从对先秦诸子文献的引用、接受的角度比较了韩愈、柳宗元的思想差异。第二部分“韩、柳文集引用先秦诸子文献考释”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文献考释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搜集、梳理了《韩愈文集》和《柳宗元文集》中所有引用的先秦诸子文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引用文献研究是古典文献学传统的研究领域之一,本文适当扩大了引用文献范围,既包括韩、柳文集中直接引用的先秦诸子文献原文,也包括韩、柳文集提及的先秦诸子学派名及人名。这样处理有助于更全面地考察韩、柳对先秦诸子各学派的接受态度及他们的思想倾向。先秦诸子排列次序一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唯将《论语》从《六艺略》移到儒家子书之首。《汉志》未着录者如《鬼谷子》,则依《隋书·经籍志》列入。经过统计发现,《韩愈文集》引先秦诸子文献20种,对《论语》、《荀子》、《歇冠子》、《墨子》4部先秦子书有专篇论列,对《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墨子》5部子书引用较多,对其它子书引用、提及较少。《韩愈文集》中对《田子》、《列子》、《邹子》、《申子》、《慎子》、《韩非子》、《苏子》、《张子》、《尸子》8部子书仅仅提及1次人名或学派名。《柳宗元文集》引先秦诸子文献19种,对《论语》、《晏子春秋》、《管子》、《文子》、《列子》、《歇冠子》、《亢桑子》7部先秦子书有专篇论列,且多辨伪。除对《论语》、《孟子》、《庄子》、《列子》、《墨子》引用较多外,柳宗元对其他子书的引用、讨论比较均衡。从统计结果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柳宗元对先秦诸子的研读的深度和广度高于韩愈;其次,韩愈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中心,而柳宗元则兼综各家;其三,韩愈对先秦诸子文献的引用、评价主要是为了论证支持自己的道统思想,而柳宗元则主要从文献辨伪处着眼。二是在各节按语中对各部子书的历代目录着录情况、文献真伪问题等进行综述,同时对韩、柳所引用的先秦诸子文献在文献学上做了梳理。如在《论语》一节中对韩、柳文集中涉及到的《春秋》、《诗经》、《论语》等子书的成书及作者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文子》、《列子》、《歇冠子》等节对柳宗元辨伪的成就及局限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指出了文献辨伪史上存在的因盲信前人而错谬相承的现象。三是对于韩、柳文集中所引的子书的思想内容择要进行了辩证,如在《晏子春秋》一节讨论了《晏子春秋》流派归属的问题;在《申子》一节探讨了法家内部韩非子、申子和慎子在思想上的差别;在《慎子》一节讨论了法家与儒家、道家在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四是分析了韩、柳对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接受态度和价值评价。五是就涉及韩、柳思想的问题进行了合适的阐发。如在《孟子》一节探讨了韩愈尊孟的根本原因;在《荀子》一节就韩愈对荀子“大醇而小疵”的评价提出了韩愈“儒学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倾向;在《管子》和《商君》两节结合韩愈对管子、商君的评价的矛盾态度,提出了“管商悖论”的概括。六是在文献足征的情况下,分析了韩、柳对先秦诸子文献的阅读史。如在《荀子》一节,分析了韩愈阅读《孟子》、《扬子书》和《荀子》的先后顺序;在《歇冠子》一节分析了柳宗元读《歇冠子》的时间较晚,寻书过程不易;在《庄子》一节分析了柳宗元与其岳父及妻弟都好读《庄子》,柳宗元喜欢《庄子》及道家应有家族内部互相影响的因素。

苏欢^[2]（2019）在《韩愈文章对《庄子》的接受》文中提出《庄子》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唐后期的韩愈也不例外。一代文宗韩愈,以文采斐然雄踞唐代文坛。作为儒家忠实拥护者的韩愈,他排斥与儒家思想相悖的道家,但是,他的文学创作中却对道家经典着作《庄子》,进行了吸纳。韩愈文章对《庄子》的接受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韩愈文章中"丑"的意象的审美,二是韩愈文章中谐谑的文辞,三是韩愈文章奇谲诡怪的风格。

袁方愚^[3]（2017）在《西汉时期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国维先生曾说过,“一代当有一代之文学。”汉赋作为汉王朝四百年间文学的代表,承担着“体物”和“写志”两大文学功用。对于散体大赋而言,其在汉代文学史之中占有着崇高的地位,将“体物”这一特色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骚体文学在抒情方面的独特作用。中国古典文学源头《诗经》、《楚辞》,奠定了先秦文学的抒情性特征,进而在魏晋时代,文学自觉之后,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性便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广泛发展。西汉盛世,散体大赋应运而生,取得文坛霸主地位,研究者自然热衷于散体大赋的研究。而作为与之共存的骚体文学便显得黯然失色,后人对它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西汉骚体文学大都用于揭露社会阴暗面、抒发作者真实内心,这与用作歌功颂德、宣扬王朝声威、劝百讽一的散体大赋完全不一样,骚体文学更能展示盛世光环笼罩下的全部社会真实。所以,研究西汉时期的骚体文学便具有极其重要。本文以西汉时期骚体文学作家的创作心态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采用文本的具体分析与历史史实相结合的方法,并利用了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内容来进行佐证,旨在对作品以及历史背景的全面了解之下,科学地还原西汉时期骚体文人创作心态的原始面貌。全文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骚体文学。本章第一节先理清骚体文学的概念及特征,并对西汉时期骚体文学做一个全面的介绍。第二节引入创作心态的相关理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创作心态的内容。并结合文艺学的相关理论提出把握西汉时期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的几个关键点,进而对该论题的研究意义加以论述。第二章,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的梳理。本章通过对西汉时期骚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对其中所包含的作者的创作心态进行细致而全面的分析和整理,为第三章对创作心态形成原因的分析提供论证的基础。第三章,西汉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形成的原因。从宏观的角度对于西汉时期骚体文学作者的创作心态的独特性做以分析。首节以对屈原的追思为起,论述该时期骚体文学作者创作心态的缘起。第二节重点解析武帝时期“盛世悲音”的形成原因。第三节对于骚体文学作品中以道家精神来消解自己的人生苦闷这种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构成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由始到终的过程。第四章,西汉时期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本章分别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母题两个方面来谈其影响。由于骚体文学对于作家个人情志的抒写,加之西汉时期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前期,所以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其对文学自觉方面的重要影响,从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提供一些例证。其次,由于这一时期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的典型性,所以从文学母题这方面来论述其对后世文学创作所造成的一些具体影响。

姚艾^[4]（2016）在《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庄子》给后世文人提供了困境中的处世智慧,而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既从思想上挹取其处世智慧,又在文学创作方面将其作为效法的典范。本论文立足接受者的生命遭际展开研究。全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探讨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的文化语境,并概说其接受状况。时代文化语境对接受行为起促进作用。在唐代,道教地位上升,作为道教经典的《庄子》再次兴盛,而且《庄子》成为道举科考的必习之典。唐代儒释道三教鼎立,并逐渐融合,这使得唐代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出现援儒入庄、援佛入庄的现象。不同时期不同遭际以及创作风格的文人和《庄子》文本产生了不同的契合点。第二章论述初盛唐隐逸文人对《庄子》的接受。庄子本人就是一位名隐者,《庄子》中也塑造了众多的隐者形象,阐发了全生保性、陆沉心隐的隐逸思想。王绩、孟浩然、王维分别代表了隐逸的主要三种类型:激愤而隐、适性而隐、避世朝隐。处于政权交替时期的王绩,不为世用,心归《庄子》,激愤而隐,以委运随化的生存态度来平息生命的激愤。他构筑了一个超越尘俗的理想酒乡,逍遥于此,以全生保性。孟浩然拒绝了来之不易的入仕机会,因为放性求真的他不愿受到束缚。他的诗文多采撷《庄子》语词,表意上追踪《庄子》,阐释庄理,体现了多向度的接受特征。孟诗风格冲淡,接受了《庄子》保持素朴本色,以淡为美的审美情趣。王维仕宦经历坎坷,吏隐于朝,退往内心的修持。他的诗歌描写了众多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去除了自我中心点,接受了《庄子》与自然化而为一的思想。他庄禅双修,空明澄澈的诗境既有佛禅的印迹,又是接受《庄子》的结果。初盛唐时期,还有其它不少的隐逸文人,他们身隐林泉,在《庄子》中寻找慰藉心灵的智慧,并保持自我的天然本性。第三章探讨浪漫文人李白对《庄子》的接受。李白化用了《庄子》的文学形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大鹏形象的再塑。李白笔下的大鹏具有气势雄伟、自由逍遥、志向远大的精神内涵,结合了他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诗文呈现出了一个自大自足的自我形象,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意识,甚至被视为狂傲,这都是李白的大鹏形象人格化精神的表现,是对《庄子》的进一步阐释。李白诗文想象奇特,夸张惊人;境界阔大,气势豪放;意接词断,跳荡奔放,其创作的审美风格与《庄子》相类。第四章探讨中唐贬谪文人对《庄子》的接受。贬谪文人面对贬谪之后的种种困境,需要适当修正自我的处世品格。他们以"愚"处世,将先前凌厉的生命锋芒潜藏起来,改以柔性隐忍、庸愚无用,并在愚中寓慎,追慕人性愚朴,疏离世俗纷争,全身远害,获得心灵的快乐,这显然来自于《庄子》。面对哀痛的情绪,贬谪文人有两种反应,其一就是排遣、淡释悲戚之情,最为典型的就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贬地山水中,他体会到了生命逍遥自由的乐趣,并进入《庄子》与"道"冥合的境界,同时又难掩悲戚的生命情绪。其二是完全挣脱贬谪之悲,最为典型的是白居易的中隐。他疏离了世俗是非,创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来吟咏心灵世界的满足和精神的快适,将《庄子》的逍遥精神延伸到了日常,还赋予睡眠以心安无虑的庄学内涵。在文学创作方面,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理论和《庄子》论"情"有一定的联系,贬谪文人凄楚哀伤的生命情绪也在其创作中悲"鸣"而出,是《庄子》情论的具体例证。他们以陌生化的眼光在诗文中戏谑嘲讽,解构哀戚,在忧愤中实现一种特殊的旷达解脱,这种戏谑为文的态度和《庄子》不无关系。寓言的戏谑功能和寄意托志的灵活性,使得贬谪文人以敏感的身份选择了它,并把效仿的目光对准了大量创作寓言的《庄子》。他们采用《庄子》模式的故事框架,或者阐释庄理,并以寓言自况,其寓言的形象类型也接受了《庄子》。第五章论述鬼才文人李贺对《庄子》的接受。李贺一生都在期待和孤愤中度过,现实不能使他的心灵自由舒展,他极其需要冥想的空间。在文学世界中,他接受了《庄子》超越性的心"游"方式。"游"于鬼魅之域,他寻找生命的知音,抒忧释愤;"游"于天国世界,他寄托自己美好的理想。李贺创作心理幽凄阴冷,他在诗歌中喜欢选用冷色调的语词,和庄子的创作心理冥合一致。他也不愿意关注世俗的"真"与"假",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追求感受上的"神似",其诗歌重神略形,也走在《庄子》形神之论的延长线上。第六章探讨晚唐文人对《庄子》的接受。晚唐文人激愤于混乱的时代图景,接受了《庄子》的愤世讽刺。他们展现了唐代"天下沉浊"之乱象,讽刺残暴的君主,哀痛个人命运之"非遭时",但激烈的愤恨情绪背后却流淌着感伤的意绪。唐代末期,文人的心态呈现出脆弱敏感,隐幽细约,其创作追求一种意蕴深曲的审美风格,发展了《庄子》的言意之辩。他们主张文以意为主,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其诗歌创作上也在努力实践这一主张。李商隐诗歌经常表达一种隐幽深微的意绪,采用离形取神的写法,更深化了《庄子》的言意之辩。晚唐世风衰颓,文人们拒绝乱世中权利的追逐,也拒绝逐利漩涡的沉沦,占据其生命的是《庄子》的避世情怀。晚唐文人使其精神意趣回归自由疏散的状态,以无用来保生全性,对抗世俗。他们给日常生活赋予文人品格,使之呈现雅化的文化情趣,增添了一份《庄子》式的精神逍遥。但避世情愫的生发却是被动无奈选择的结果,与之相随的是不可避免的怨愤之情,这种复杂的感情叠加也和《庄子》相一致。

李韬^[5]（2016）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是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纽结。艺术范畴研究要以艺术学理论的宏通视野,通过文献梳理、跨学科的方法,结合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史实,探讨艺术的文化要素、历史语境和生命精神；在此基础上横断切入,以重要的艺术史观念为对象,寻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最普遍、最根本的艺术观念,揭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共通性和一般规律。这也是对在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以后,中国古代艺术观念的核心范畴所进行的探索和尝试。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主要是由本体论范畴、认识论范畴和价值论范畴所构成。本体论范畴是道、气和象。道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高概念,它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根本范畴之一。道和艺的结合是人的理性和感性和谐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道的艺,艺便缺少灵魂和方向；离开艺的道,道便丧失途径和手段。如果说道是宇宙万物总的根源和本体,那么气则是具体之物的本质或本根。艺范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的本质是气,听觉、嗅觉、视觉和触觉乃至人本身都是气所构成。人的感觉器官具有生物的直接性和社会的历史性,前者不假它物直接感受这个世界,后者积淀人类的情感、情绪和认识形成具体的知识。中国古代艺术是古代人感受这个世界,并把这种感受具形化为可以直接感知的对象的结果。气是构成生物性人的基本元素,也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艺术是对这个世界社会的、情感的和审美的反映。气成为艺术的本体范畴是由气的特性和中国古代艺术生命性特质所决定。如果说道是古代艺术“形而上”的本体,气是其“形而下”的本质；那么象则是艺术的形式本体。象范畴使艺术成为艺术,使人直接通过它来把捉生命本身的生气和生意。象范畴使气的实在性和道的超越性最终成为可以被认识和感知的对象。那么具体的艺术活动是如何达到对道、气和象这些艺术本体的认识呢?中国古代艺术有着悠久的“言志”和“缘情”的传统,《周易》的“真情”、《论语》的“仁爱”和《庄子》的“无情”构成了中国古代艺术求真、向善、爱美三个维度。情志的完美结合是艺术表达的中心观念,“道始于情”（《性自命出》）,而道也终结于“情”；“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儒道两家在此达到了高度统一,艺术通过审美之心和道德之心的营构通达道的境界。人是由身和心所构成,中国古代艺术家把这种观念宇宙化后即认为人所创造的艺术和人本身是同构的,是由“形”和“神”两个方面所构成。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形和神的不断地熔铸、交汇和对话的过程：艺术家由最初的情志意趣的表达到艺术品的物化形态的出现是由神塑形,而鉴赏家则相反,他们从艺术的形象出发,结合自我的情趣志意和“前见”,完成对艺术品的再创造,这是由形而见神的过程。神何以能塑形?形何以能见神?前者是人“表达欲”和“对象化”的本能所致,后者则是对意义追问的结果。艺术之形的追问可以达到庄子的“象罔”之境,而“象罔”可以得“玄珠”,因此形的超越即可达到道境。从神的本义来说,它是对“万物为什么是这样”的回答,而道则是对世界整体根源的发掘。“文以载道”的观念尽管老套,但它彰明了超越之路：“形以载神”也不新鲜,但它开启了妙写的坦途。虚实范畴较艺术中的情志、形神范畴具有更大的涵括力。艺术的本质特性是它的审美性和精神性,这是艺术的虚的部分。艺术实的部分是它的物质实体。在这个实的部分中还是可以继续分出虚实的层次来。画面的空白是虚,而色彩是实；音乐中的中断为虚,而连续为实；戏曲中的顿挫为虚,而连续为实；舞蹈中的运动为实,而静止为虚等等。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中虚实问题发展到极端就成为有无问题,诸如“无声之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不着文字”、“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等观念。这些道家观念的本意并不是要取消艺术及其形式,从而把人回归到完全自然的状态,而是为了在遵从自然的前提下去“为”。老子的“希言自然”就是主张统治者不要妄为教令而要顺任自然地去“为”。道家和儒家均根植于人生和社会而立论,他们的观点在“希言自然”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思想对艺术虚实观有着深远的影响,不管是“错彩镂金”之美还是“出水芙蓉”之美,也不管是社会道德之美还是造化情志之美,只要是宛若天成而不扭捏作态的艺术,儒道两家都是赞赏的。中国古代哲学不同于西方古代哲学,它所解决的问题不是“思”与“在”的矛盾,而是“身”与“道”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价值是乐心和明道。艺术的过程也就是修身、养性,从而达到身心的悦适,以致明道的过程。雅俗的根本矛盾在于艺术家的人格,人品高则艺必雅,反之则俗。儒家的善美和道家的真美,前者重视艺术的伦理价值,后者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但它们都统一于天与人、知与行、情与景合一的结构之中：至善尽美则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旨趣。

陈玉强^[6]（2013）在《“援庄入儒”与韩愈崇尚怪奇的理据》文中研究指明韩愈《原道》一文将他的"道"描述为最纯正的儒道,而他诗文的怪奇风格又与儒家的经典表达文风不同,由此产生了文道矛盾,张籍、裴度对此颇有责难。韩愈在应对批评的过程中,积极寻求解决之途,在《上宰相书》《杂说四首》《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送穷文》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该问题的思考轨迹。最终在《送穷文》中,韩愈为其怪奇文风寻找到了哲学

王讯飞^[7]（2012）在《“不平则鸣”说统摄下的韩愈诗论》文中研究表明诗歌在历经盛唐的绚烂之后,也让后世面临着“纵极力变化,终不再辟一径”的窘境。但是中唐之际诗家们通过对诗歌新表现方法的探索和对诗歌观念的突破,带来了诗歌发展新的契机。其中,以雄奇险怪的诗歌特色着称文坛的韩愈就是这方面的开拓者。韩愈在中唐之际带来的诗歌领域的变革是和他的诗学思想分不开的。韩愈的诗论虽然散见于他的诗文当中,但是却拥有贯穿其中的主线和核心,而“不平则鸣”说正是韩愈整个诗论体系的枢纽。“不平则鸣”说不仅是韩愈对于创作动力的揭示,而且体现了韩愈对于诗歌抒情特质的认识。“不平则鸣”说中对于主体之怨的肯定极大扩展了“诗可以怨”这一传统诗歌理论的内涵,其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情感价值的肯定增强了主体的自我意识,同时也让文学的表达回归自身,由此生发出的以文为戏的主张也促进了文学的独立化进程。作为“不平则鸣”说的心理基础和智力因素,“气”这一概念在韩愈的诗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韩愈对于“气”的认识继承了前代的文气说的观点。韩愈认为达到气盛的途径除了道德修养之外,作家本身的文学修养和作品结构安排同样是诗文能达到气盛的关键。韩愈肯定才学,提出“闳中肆外”的主张,要求创作者在对于前代诗文的继承学习之后,最终达到陈言务去、推陈出新的结果,这也让韩愈的文学发展观更为全面。“不平则鸣”说对于创作者主体地位的肯定,认识到了创作者心智的巨大作用。心物关系在韩愈的诗论中发生了变化,韩愈强调主体在客观世界面前展现出的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参与意识。他更注重主观心智对于物象的裁夺,由此带来的对于文字力量的推崇,对于诗歌感官消费的重视,让韩愈完成了对于前代审美定式的突破,形成了迥异于前代的诗歌审美理想。

郭琪,温优华^[8]（2011）在《论韩愈诗歌之新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愈是中唐诗坛上具有别开生面、勇于开创精神的诗人。他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对李杜推崇备

郭淼^[9]（2009）在《韩愈写作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古AI写作作理论发展史上的中心人物,韩愈以其博思厚蕴的千载之言为至中唐前的写作理论进行了颇具新创的梳理,集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于一身的“文章巨公”韩愈以其精道的宏论概说,或独发新见,或扬弃古声,或因时发言,开启了中国古AI写作作理论发展的又一要辖拐点。韩愈的写作理论,上承盛唐以前的理论沿革,下启晚唐以后的写作流变,在中国写作理论发展史上处于绝对的“要核”地位。研究韩愈的写作理论,对于全面的梳理和辐散了解整个中国古AI写作作理论的言说赅意,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意在尝试以辩证的言说立场,阐明韩愈写作理论的内涵及写作理论要义所在,望发言以供商榷。论述集中以韩愈的“五大写作概义”为主核,就其理论言发背景、思想内蕴,理论影响进行细节性的具述,通过对于焦点理论的言说、关键问题的把握、主流思想的讨论,旨在深入浅出的明晰韩愈写作理论的主体思想,进一步论证韩愈之说在中国古AI写作作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借鉴价值。在此基础上,再着以辩证的视角对韩愈写作理论的得与失假以论之,从而客观地指出韩愈在写作理论上的贡献与局限。论文开章以宏观视角作为阐释结点,对其写作理论的发端背景及思想内蕴进行全局意义的解读。二至六章则分别以微观的角度在各个精辟理论之上,分章截段的介绍了其讨论写作社会功用问题的“文以载道”,讨论写作发生根源革新说的“不平则鸣”,讨论写作形式革新问题的“务去陈言”,讨论写作范式指导方向的“气盛言宜”,以及讨论写作风格独创说与秉古说的“尚奇说”和“古文说”,并集中对以上主流言说进行具体的辩证的释明。最后,对其具体言说与写作理论内涵进行了层次性的对应梳理总结。

王小明^[10]（2008）在《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文中研究说明韩愈"不平"之标准就是儒家之"道",即为"道"之不行而鸣不平。这就决定了韩愈"不平则鸣"说属于文学工具论（"载道"说）的范畴,并非是屈原、司马迁"发愤"说的延续。

二、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精神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精神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韩愈、柳宗元引用先秦诸子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韩愈文章对《庄子》的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3）西汉时期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不平则鸣”说统摄下的韩愈诗论（论文提纲范文）

（8）论韩愈诗歌之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9）韩愈写作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韩愈文艺思想与庄学精神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韩愈、柳宗元引用先秦诸子文献研究[D]. 王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2]韩愈文章对《庄子》的接受[J]. 苏欢.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9(06)
• [3]西汉时期骚体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研究[D]. 袁方愚.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4]唐代文人《庄子》文学接受研究[D]. 姚艾.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5]中国古代艺术理论范畴研究[D]. 李韬. 东南大学, 2016(12)
• [6]“援庄入儒”与韩愈崇尚怪奇的理据[J]. 陈玉强. 文艺评论, 2013(04)
• [7]“不平则鸣”说统摄下的韩愈诗论[D]. 王讯飞. 首都师范大学, 2012(09)
• [8]论韩愈诗歌之新变[J]. 郭琪,温优华. 长城, 2011(12)
• [9]韩愈写作理论研究[D]. 郭淼. 长春理工大学, 2009(01)
• [10]韩愈“不平则鸣”说非屈、迁“发愤”说的延续[J]. 王小明.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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