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宁工学院学报第24卷1～6期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希[1]（2020）在《运河停漕与鲁西经济社会变迁（1901-1937）》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水利政策影响下的社会史考察。选取经历运河停漕这一历史事件后的鲁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一个具有与众不同背景的区域,为探索考察社会的经济变迁、文化生活和生态环境诸多方面内容,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和开放的研究平台。通过将运河放置在社会发展的脉络中进行审视,利用视角转换、脉络梳理和史料挖掘,多方面考察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运河停漕折射出的鲁西区域社会发展景象,探究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与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相吻合的共有时代趋势,以及在运河兴衰影响作用下呈现出的独特变迁过程。试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填充运河停漕与区域社会研究的学术体系,以及探究由此形成的区域社会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本文分为七章,加上绪论与结语共分九个部分,每一部分既独立成篇,同时又与其他章节存在逻辑关系,共同构成了整篇论文的主体。绪论部分主要是学术史回顾,对此前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与探讨,同时对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范围和写作方法进行说明与介绍。第一章,将鲁西社会经济的变迁置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导致漕粮河运结束的内外部要素,从多角度立体透视和分析运河停漕的动议及实施过程。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运河停漕前后,为应对运河停漕这一宏大国家政策的时代转折,从中央到地方的水利管理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适应性调整。第三章,通过地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了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以及山东运河工程局围绕地方实际展开的水利治理活动,肯定现代科学技术为水利事业带来的崭新理念。第四章,通过剖析环境变迁与水利纠纷之间的关系,将水利纠纷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展示村际、县际、省际相邻利害关系群体之间的博弈,对环境变迁、资源整合、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对解决水利纠纷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第五章,主要叙述了在自然灾害及兵匪变乱因素的影响下,当社会平衡被打破之后,对鲁西民众的社会心理和生产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第六章,在新式交通工具兴起的背景下,对运河停漕、航运发展、铁路开通、公路兴筑后的区域社会做出分析,希望以此勾勒出乡村与城市、中心与边缘、鲁西地区与其他地区各层次的动态轨迹,探索鲁西地区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实施路径。第七章,通过士绅活动、民众生活、风俗改良等作为切入点,梳理鲁西地方社会治理中传统与现代并行的应对举措,其中既有政府行政的强制力量,也有士绅民众的自觉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信仰观念、行为准则以及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
齐放[2]（2020）在《庾信骈文研究》文中认为庾信是六朝最后一位文学大家,也是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他先后置身南北两朝,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熏陶,表现出南北文学的不同特色:庾信前期依附于南朝萧梁皇族,流连于宫廷池苑,醉情声色俳偶,宫体骈文呈现出鲜明的齐梁文学风貌;后期羁身于北地敌国,濡染于北朝风物制度,文风变绮靡流丽为刚健质朴,开南北文风融合之先声。庾信骈文虽源出齐梁宫体,却在多艰的人生中结出文学的硕果,在骈文抒情深度、叙事广度、句式尝试、文体新变上成就巨大,不仅在六朝受到时人的热烈追捧,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如初唐四杰、李商隐、陈维崧等大批文人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四六宗匠”。但自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人们的文体观念发生了变化,古文逐渐取代了骈文的主导地位,庾信骈文一度受到了抨击或漠视。因此,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庾信骈文与历史背景、文学发展之关系,探究其文学风貌与文体创新,通过当时影响与后世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他在骈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以倪璠注释、许逸民点校本《庾子山集注》中庾信的167篇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文史结合、文本细读、接受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从齐梁到清代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探究庾信作品的生成与传播,勾画庾信骈文的特殊地位与动态面貌。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文”“笔”两个向度对庾信骈文进行了体裁上的分类,从创作环境、作者心态、骈文作品的角度详细探讨了进行艺术分期的必要性,并从文献层面对庾信骈文的版本与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第二章采用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了时代背景对庾信骈文风貌的影响,揭示了南朝士族衰微与骈文宫体化、北朝文化环境与文风质实化、句式四六化与骈俪进程、羁旅离乱与咏怀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章着重分析了庾信骈文的文体创新现象,阐述了庾信在骈赋诗化、以赋述史、应用性骈文赋化三个方面的独特成就与文体贡献;第四章重点选取了北朝、初唐、晚唐、清代四个骈文流行的典型时段,采取接受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交聘与交游两个角度探究了庾信对北周骈文演进的重要影响,从初唐君臣、李商隐与陈维崧的骈文创作中进一步明确了庾信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
张承志[3]（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表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李雪铭[4]（2020）在《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的相关文献与文学作品。正定梁氏于明洪武初年因战乱在始迁祖梁聚的带领下由山西蔚县徙至河北正定,到第七代梁梦龙开始逐步走向兴盛。正定梁氏家族素具秉承孝悌、尊师重道的家风,以及好学上进、勤奋苦读的学风。梁氏家族数代为官,世人曾赞“一堂荣五代”,仅明清两代通过科举恩荫入仕的梁氏族人就有几十人,可谓盛极一时。本文自第三章到第五章整理明清时期正定梁氏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即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主要生平交游、着述以及文学创作特色。第三章研究梁梦龙的生平着述以及诗歌创作特色,着有诗文集《赐麟堂集》,梁梦龙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包括民瘼民生、边防军事、应制颂圣等,风格特色上善引经据古、敦厚刚正、清新刚劲,不少作品与其曾抗敌卫边以及抚民瘟疫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梁梦龙作为一代军事家、政治家以及文学家,着有海运志《海运新考》,整理其主理淮安直达天津海运时,实地考察所得的海道口岸、里数、捷径等,并亲自绘制海道总图,是明朝试行海运的重要成果;着有史钞《史要编》,是其近十年在搜读史书的基础上,对历代史学着作的序、跋所作的记录。第四章研究梁维枢生平交游以及小说创作特色。梁维枢着有《玉剑尊闻》《姓谱日笺》《内阁小识》《见君子日笺》等,但大部分作品已散佚。梁维枢虽天资聪颖却仕途坎坷,其着作《玉剑尊闻》为仿《世说新语》的轶事小说,门目丰富,内容上以明代士大夫的轶事旧闻为主,赞颂圣贤、惩治奸佞,梁维枢叙事风格尚质黜华,在人物描述上简笔勾勒,这与当时文坛秉持“实录”的风气密不可分。第五章研究梁清标的生平交游、着述以及诗词曲创作特色,作为政治家梁清标出仕三朝,一生背负“贰臣”之名,备受世人非议。作为鉴藏家,其书画鉴藏成就非凡。在文学创作上更是成绩斐然,着有诗歌集《蕉林诗集》,其诗歌雍容典雅,沉酣诸史;着有词集《棠村词》,其词作秾艳和平,典雅清丽,其中的题画词多见于自身收藏,岭南词是其前往广州撤藩时所作,颇具意义;着有曲集《棠村乐府》,分小令38曲与套数17套,与梁清标的诗词相较,散曲在题材上较为狭小,以相思恋情、纪游思乡、咏写太平为主,在创作风格上以清新雅丽为主,沿诗词中之所已有,而新之变之,颖俊精致。但有别于诗词语言的典雅蕴籍,《棠村乐府》在语言上更加注重浅显通俗。通过系统梳理梁氏族源以及正定梁氏家族发展脉络,分析明清易代时期正定梁氏中最具代表性的族人梁梦龙、梁维枢以及梁清标的生平交游以及着述创作,总结出明清正定梁氏家族在文化和文学上的传承特点,梁氏家族一直秉持家法、绵延家学,世敦孝友、常怀敬畏,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高赟[5]（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王海凤[6]（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李心苑[7]（2020）在《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观音信仰作为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主体,其中的观音感应信仰也一直是中国佛教菩萨感应信仰的典型。而在观音感应信仰当中,回应众生诉求的观音菩萨往往外化为观音经、观音像、观音道场、观音圣号、观音咒语等很多不同形式的神圣象征,从而形成各种形态的观音感应,其中观音经典感应是源于观音经典崇拜的一种观音感应信仰,其突出特色是信仰者在观音经典的多重神化之后,通过具体的经典崇拜方式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诉求,从而出现各种神奇效应,并最终使信仰者获得某种满足。在这种宗教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体验中,观音信徒与观音菩萨之间的感应关系表现为观音信徒与观音经典之间的感应关系,观音菩萨的神圣性及其现实救度职能借助于观音经典的神圣性及其神奇效应而得以实现。通过对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观音信仰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化的菩萨信仰,并为全面把握中国特色佛教文化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之客体的观音经典,经历了从教义诠释体系向感应信仰体系的转变,诠释观音神力保佑、净土接引、智慧觉悟、密仪持咒等教义的经典以及介于这些经典之间并实现不同教义相互贯通的一些经典,支撑了观音信仰的基本教义体系。在教义诠释型经典体系之外,中国化的神力崇拜型观音经典体系逐渐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框架便是:一经独领、二经呼应、诸经支撑、伪经偕行。所谓一经独领,就是《普门品》独占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主体地位;所谓二经呼应,就是《心经》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尤其是其中的《大悲咒》紧随《观音经》之后兴起并流行;所谓诸经支撑,就是在此三经之外,还有《华严经》《楞严经》《授记经》《观无量寿佛经》等经典的全方位辅助支撑作用;所谓伪经偕行,就是像《高王观世音经》这样的大量民间观音经典与正统观音信仰相伴而行,彼此互动。汉译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前提之一便是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之源是观音菩萨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和超凡智慧,而观音经典的神圣化则是信众在观音信仰实践中对观音经典神圣性的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情感表达。就神圣性而言,主要取决于经典的来源、内容、价值等三个方面;就神圣化而言,主要体现在信众对观音经典的受持、传承、安奉等三个方面神圣性的基础与神圣化的进程正是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直接推动力量。《普门品》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第一载体,在其初期流行过程中便与当时非常盛行的经典研习热潮相互激荡。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观音信仰者通过自己的宗教实践在努力证明《观音经》在与《法华经》《维摩经》《涅盘经》《华严经》等诸多经典的并立争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奇价值,从而在诸经竞秀的时代以一种神力崇拜型经典信仰,与众多义学诠释型经典信仰并立而行,既为《观音经》拓展了足够的社会生存空间,也为中国佛教的经典运用开辟出一条神圣的路径。第一本汉译观音经典诞生后不久,中国便陷入激烈的夷夏冲突之中。所谓“五胡乱华”所引起的人间灾难,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受难者将观音菩萨作为应对生命危急的依赖,而诠释这种依赖的经典本身,也成为信众心目中具有神圣意义的对象,由此产生很多以诵念《普门品》来应对夷夏冲突所带来的各种个体灾难的信仰实践。这些信仰实践体现了具有时代烙印的信仰需求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信仰趋向之间的融合。分裂动荡的南北朝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不同政权之间以及不同官僚之间交织着复杂的恩怨情仇。各级官僚在面对其政治角色的所引发的生命危急时,同样难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安危,只好像普罗大众一样通过诵念《观音经》而向观音菩萨发出虔诚的呼唤。这种观音经感应信仰实践见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基本人性需求方面的趋同性以及由此共同需求所激发的信仰选择的一致性,也反映了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普适性,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国同构,体现在个体生活方面,在忠君爱国、天下使命等宏大理想之外,作为最底层的家庭生活始终是中国人的社会根基和情感归宿。通过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看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家庭生活中的诸多困惑与危难应对,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在家庭完整、家族延续、生命健康、家庭和美、来世向往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美好向往。这些信仰实践把日常生活与观音经典链接在一起,反映了神圣信仰的世俗基础,也说明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已经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处。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汉地四大领域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探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观音经典感应信仰中所蕴含的神圣与世俗彼此交织的关系,如:作为信仰对象的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作为信仰者的信众的世俗性;受持经典方法的神圣性与受持经典动机的世俗性;受持观音经典所调动的主体力量（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仁善、孝顺、建寺、布施、持戒等的辅助力量的世俗性;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观音神力显化对接苦难时的世俗性。在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对接中,理性与超理性、人间与超人间等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均清晰地显露出来。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在观音信仰以及整个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王伟[8]（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认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邓新航[9]（2019）在《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观音图像的演变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演变时期是唐宋,此间是观音图像体系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变化的重要阶段。唐宋正值巴蜀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繁荣期,在佛、菩萨、罗汉等诸多造像题材中,尤以观音造像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价值体现在:造像遗存数量巨大、造像题材种类繁多、造像谱系流变有序、造像组合丰富多变。唐宋巴蜀观音图像体系庞杂,可分为四个大类,且不同观音类别在题材种类、信仰形态、兴衰时间、区域分布、组合形式、造型样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其一,巴蜀圣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称名救难型”为主。此类观音造像在巴蜀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其形象以一手持杨柳、一手持净瓶且头戴化佛冠的样式为主。除了最为常见的单尊观音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双观音和多观音,以及观音与地藏、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等不同尊像的多种组合,包括观音救难图像等。就单尊圣观音造像而言,其造型风格演变可大致分为六期七段,且不同时期在区域分布、造型样式等方面各具特点。双观音与多观音主要在唐代流行,是民众希冀观音救助速度加快、救助范围扩大的直接体现。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集中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尤以观音与地藏组合最受欢迎。这些组合在正统经典中找不到相应来源,不仅体现出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性、功利性、现实性,同时也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其他信仰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包容性。观音救难图像仅在晚唐、五代时有少量发现,可见其在蜀地并不流行。其二,巴蜀密教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为“密仪持咒型”。巴蜀是除敦煌以外的唐宋密教观音造像的重要流布区域,目前发现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等多种题材。巴蜀密教观音造像的渊源在两京地区,故其出现时间要普遍晚于中原。从构图内容看,除千手观音造像外,巴蜀其他密教观音造像并没有发展出敦煌那样的经变或曼荼罗形式,这与蜀地民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目的有关。从造型样式看,巴蜀密教观音造像在相对严格遵循造像仪轨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石窟艺匠自己的理解与创造。从时间发展看,蜀地密教观音造像初兴于武周、盛唐,繁荣于中唐至五代,宋代也有延续,但在时间上有缺环。具体来看,不同观音题材在蜀地的时空分布有别:千手观音造像流传最广,盛唐在川北出现,中唐集中在川西,晚唐集中在川南和川中,五代则集中在川东,宋代迅速衰落;如意轮观音造像大致于盛唐后期出现,在五大区域均有分布,但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和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十一面观音造像遗存较少,但出现了其化现圣僧的造像,为它处鲜见;不空羂索观音造像于晚唐出现,主要在川中资中和川东大足地区流行,且时代有先后,前者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初,后者集中于五代至两宋;马头观音造像于南宋才开始出现,主要在明王系统中流行。其三,巴蜀本土观音图像类,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本土观音是唐代以来在中国新出现的一大观音类型,是古代艺匠和民间信徒的共同创造,最具本土特色。目前在巴蜀出现了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以及观音群像窟中以各种手姿持物所命名的不同观音题材。唐代白衣观音造像在蜀地的最新发现,对探讨其形象起源有重要意义。白衣观音形象可能在盛唐前期或更早就已在两京地区产生,吴道子应当绘制了此类画像,并将其传播到蜀地。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演变可分三期:中唐在眉山、安岳等地零星出现,流行一手托钵、一手持柳于胸且站立的造型;唐末、五代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川西眉山、川中内江和川东安岳、大足等地,立姿、坐姿均有,流行双手持莲的造型;宋代在川东局部繁荣,造型各异,并与其他观音形象发生融合。水月观音形象的首创者并不是中唐周昉,可能也与吴道子有关。大约在中唐后期,成都地区就有水月观音壁画的绘制,目前蜀地石窟中现存有多尊晚唐水月观音造像;蜀地水月观音造像构图突出表现的是主尊、背光和岩座,而竹子、流水等背景元素则较少塑造;水月观音造像在蜀地分布较广,集中流行于唐末至五代、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段,且不同时期造型姿态还有丰富变化。观音群像窟独具时代性和地域性,时间上集中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地域上局限在大足,是当时活跃于川东一带文氏家族石窟艺匠的创造。此类洞窟中一般对称塑造十尊手姿持物均不相同的等身观音像,营造意图大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现世利益,其文本依据虽与千手观音经轨有关,但它们大都脱离了密教属性。至于数珠手观音造像,由于其具有特殊的信仰功能,因此才能从观音群像窟中独立出来。其四,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净土往生型”为主。观音在此类造像中是以胁侍菩萨的身份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相关造像。此外,在释迦三尊像或药师三尊像中,观音也可作为其胁侍。此类观音造像也属于观音图像体系的一部分,在蜀地各个时期都比较流行,但由于其形象特征不很突出,加之蜀地造像残损严重,因此目前要准确辨识出此类观音造像还相当困难。总之,唐宋时期的巴蜀观音图像是观音艺术中国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李小庆[10]（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指出“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二、辽宁工学院学报第24卷1～6期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辽宁工学院学报第24卷1～6期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运河停漕与鲁西经济社会变迁（190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
| 三、研究现状与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复故还是从新:积重难返下的停漕改折 |
| 第一节 漕运政策调整的外部因素 |
| 一、黄河铜瓦厢改道的冲击 |
| 二、漕粮海运的日渐活跃 |
| 三、各方博弈后开出的“救时方” |
| 第二节 漕运政策调整的自身原因 |
| 一、日渐衰败的管理制度 |
| 二、吏蠹民瘼的漕粮弊政 |
| 三、难以维系的济运保运 |
| 第三节 漕运政策调整的深远影响 |
| 一、政府治水预算大幅削减 |
| 二、民众生存空间受到侵蚀 |
| 三、经济发展重心逐渐转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中央到地方:运河停漕前后管理规制的演替 |
| 第一节 管理制度的时空对比与分析 |
| 一、管理机构的调整 |
| 二、管理方式的变化 |
| 第二节 社会秩序控制体系的发展与演变 |
| 一、卫所裁撤后的屯田处置 |
| 二、水域秩序的管理变革 |
| 三、因时调整下的因地制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探索与实践:民国山东运河的地方治理 |
| 第一节 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的治水思路及实施 |
| 一、以施工测量为先导的治水策略 |
| 二、以涸复地亩为目标的工程建设 |
| 第二节 山东运河工程局的治水思路及实施 |
| 一、整理前人文献成果 |
| 二、运河治理前期查勘 |
| 三、实施综合治理工程 |
| 第三节 民国山东水利工程的成效与不足 |
| 一、水利工程取得的明显成效 |
| 二、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以邻为壑:水利纠纷与社会内部秩序互动 |
| 第一节 水利治理体系引发社会关注 |
| 一、山东水利问题的多方表达 |
| 二、政策调整背后的经济因素 |
| 第二节 堤内堤外:以武城县甘泉郑口两村案为例 |
| 一、甘泉郑口两村诉讼案件始末 |
| 二、堤内堤外水利纠纷案件分析 |
| 三、“避水纠纷”呈现出的类型特征 |
| 第三节 33.6公尺与35.1公尺之争:由来已久的苏鲁运河纷争 |
| 一、山东疏浚运河引起江苏抗议 |
| 二、江苏修建大堤引发山东不满 |
| 三、难以调和的区域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河患与内乱:水环境系统变迁与地方动乱 |
| 第一节 运河区域灾害频仍 |
| 一、多重交织的自然灾害 |
| 二、迁徙逃离的无奈之举 |
| 第二节 土匪叛乱中民众的应对 |
| 一、土匪聚集的社会根源 |
| 二、匪患造成的严重后果 |
| 三、官民应对的策略措施 |
| 第三节 兵燹带给民众的深重灾难 |
| 一、兵与匪之间的密切联系 |
| 二、对地方社会造成的破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运河之外:寻找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 |
| 第一节 新式交通工具的驱动作用 |
| 一、艰难生存的航运业 |
| 二、铁路运输业的勃兴 |
| 三、新式公路的建设与管理 |
| 第二节 寻求经济增长新的发展路径 |
| 一、谋求贸易方式的转变 |
| 二、夹缝中求生的工商业者 |
| 三、依托优势产业寻找生机 |
| 第三节 特色经济作物种植的新模式 |
| 一、科学技术指导下的新型棉花种植 |
| 二、棉花运销带动下的花行产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因时而异: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秩序整合 |
| 第一节 但得蜜成甘众口:热心家乡发展的士绅阶层 |
| 一、关注参与日常事务 |
| 二、积极推动各项事业 |
| 第二节 现代化的压力:乡村危机下的民众生活水平分析 |
| 一、乡村民众面临的诸多挑战 |
| 二、鲁西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 |
| 第三节 被动改变与主动选择:新生活下的老风俗 |
| 一、延续多年的传统民间信仰 |
| 二、民国祀神之风仍大有市场 |
| 三、政府改良风俗的多种手段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庾信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庾信骈文范围的界定 |
| 二、庾信骈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庾信骈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
| 四、各章旨要 |
| 第一章 庾信骈文概观 |
| 第一节 庾信骈文的体裁与题材 |
| 一、“文”类骈文 |
| 二、“笔”类骈文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的艺术分期及其依据 |
| 一、创作环境与心态变化导致文风变迁 |
| 二、艺术手法与文学风貌的变化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的流传情况及相关考辨 |
| 一、庾集版本考辨 |
| 二、骈文流传考略 |
| 第二章 庾信骈文的艺术风貌 |
| 第一节 士族衰微与庾信骈文的宫体化 |
| 一、士族衰微与身份转变 |
| 二、皇权加强与文学宫体化 |
| 第二节 北朝文化环境与庾信骈文的质实化 |
| 一、北朝“尚质”“尚实”的文化环境 |
| 二、庾信骈文质实化的主要表现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句式的四六化与骈俪深化 |
| 一、四六隔对应用的广泛性 |
| 二、四六隔对的艺术性 |
| 三、四六隔对结构的多样化 |
| 第四节 羁旅离乱与咏怀主旨的深化 |
| 一、托物抒情 |
| 二、借人咏怀 |
| 三、借地理意象抒怀 |
| 第三章 庾信骈文创作的文体突破 |
| 第一节 庾信骈赋的诗化 |
| 一、庾信骈赋形式上的诗化表现 |
| 二、“吟咏情性”观念下的诗化表现 |
| 第二节 庾信骈赋的述史倾向——以《哀江南赋》为例 |
| 一、骈赋叙事功能的拓展 |
| 二、史传笔法的运用 |
| 三、史家精神的彰显 |
| 第三节 庾信应用性骈文的赋化 |
| 一、作为“核心文类”的辞赋 |
| 二、应用文的骈俪化 |
| 三、应用文的才学化 |
| 四、铺排之法的运用 |
| 第四章 庾信骈文的影响与接受 |
| 第一节 从交游看庾信骈文对北朝之影响 |
| 一、南北交聘中的庾信骈文 |
| 二、庾信交游与西魏北周骈文写作 |
| 第二节 庾信骈文在初唐的接受 |
| 一、儒家文学观下的庾信骈文批评 |
| 二、“南朝化”文学氛围下的庾信骈文接受 |
| 第三节 庾信骈文在晚唐的接受 |
| 一、政治文化环境与六朝骈风复归 |
| 二、李商隐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第四节 庾信骈文在清代的接受 |
| 一、明末清初文化环境与对庾信骈文的崇尚 |
| 二、陈维崧对庾信骈文的接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3）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正定梁氏的源流发展 |
| 1.1 正定梁氏的由来 |
| 1.2 正定梁氏的发展 |
| 1.2.1 家族谱系 |
| 1.2.2 仕官经历 |
| 1.2.3 姻娅关系 |
| 第二章 正定梁氏的家风家学与乡园文化 |
| 2.1 正定梁氏的家风家学 |
| 2.1.1 重视宗族,强调家法 |
| 2.1.2 秉承孝悌,尊师重道 |
| 2.1.3 好学上进,刻苦勤奋 |
| 2.2 正定梁氏的乡园文化 |
| 2.2.1 移民文化 |
| 2.2.2 燕赵文化 |
| 第三章 梁梦龙生平着述及诗歌创作 |
| 3.1 梁梦龙生平交游 |
| 3.2 《赐麟堂集》与梁梦龙的诗歌创作 |
| 3.2.1 《赐麟堂集》诗歌主要题材 |
| 3.2.2 《赐麟堂集》诗歌风格特色 |
| 3.3 梁梦龙其他着述 |
| 3.3.1 《海运新考》 |
| 3.3.2 《史要编》 |
| 第四章 梁维枢生平着述及小说创作 |
| 4.1 梁维枢生平交游 |
| 4.1.1 梁维枢主要生平经历 |
| 4.1.2 梁维枢的交游 |
| 4.2 《玉剑尊闻》与梁维枢的小说创作 |
| 4.2.1 《玉剑尊闻》刊刻情况 |
| 4.2.2 《玉剑尊闻》创作特色 |
| 4.2.3 《玉剑尊闻》叙事风格 |
| 第五章 梁清标生平着述及其诗词曲创作 |
| 5.1 梁清标生平交游 |
| 5.1.1 梁清标生平主要经历 |
| 5.1.2 梁清标的交游 |
| 5.2 《蕉林诗集》与梁清标的诗歌创作 |
| 5.2.1 蕉林书屋与《蕉林诗集》 |
| 5.2.2 《蕉林诗集》刊刻情况 |
| 5.2.3 《蕉林诗集》主要题材 |
| 5.2.4 《蕉林诗集》风格特色 |
| 5.3 《棠村词》与梁清标的词作创作 |
| 5.3.1 《棠村词》刊刻情况 |
| 5.3.2 《棠村词》价值影响 |
| 5.3.3 《棠村词》主要题材 |
| 5.3.4 《棠村词》风格特色 |
| 5.4 《棠村乐府》与梁清标的散曲创作 |
| 5.4.1 《棠村乐府》抄本基本情况及小令、套数辨析 |
| 5.4.2 《棠村乐府》主要题材 |
| 5.4.3 《棠村乐府》风格特色 |
| 第六章 明清正定梁氏文化与文学传承 |
| 6.1 秉承家法,绵延家学 |
| 6.2 世敦孝友,常怀敬畏 |
| 6.3 文着盈箧,简明平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北周文学时段界定 |
| 二 北周文学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 论文框架、内容、方法和解决的问题 |
| 上编 |
| 第一章 北周文学概况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家 |
| 一、北周文学家的构成 |
| 二、北周文学家的特点 |
| 第二节 北周文学作品 |
| 一、北周文学家文集的存佚 |
| 二、北周单篇文学作品的存佚 |
| 第三节 北周文学活动 |
| 一、北周文学活动的方式 |
| 二、北周文学活动的成果 |
| 第二章 北周文学的艰难发展——西魏时期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西魏时期社会状况 |
| 一、周文帝宇文泰西魏改革 |
| 二、西魏时期社会思潮 |
| 第二节 西魏时期文学政策——西魏文体文风改革 |
| 一、文体文风革新的倡导者 |
| 二、时代背景和改革起因 |
| 三、改革内容和终止原因 |
| 四、改革影响与评价 |
| 五、西魏文体文风改革与北周文学 |
| 第三节 西魏时期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实用的文章创作 |
| 二、托物言志的抒情小赋 |
| 第四节 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 |
| 一、西魏为北周文学奠定稳定的政治环境 |
| 二、西魏实际掌权者周文帝宇文泰培养爱好文学的北周接班人 |
| 三、西魏时期文学特色影响北周文学 |
| 第三章 北周文学的发展空间——政治、文化、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政治环境 |
| 一、北周前期政治特点:主相斗争 |
| 二、北周政治环境 |
| 三、北周政治环境与北周文学 |
| 第二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文化环境 |
| 一、古籍整理 |
| 二、露门学 |
| 三、通道观 |
| 第三节 北周时期文学的社会环境 |
| 一、北周统治思想儒教与北周文学 |
| 二、北周佛教的坎坷经历与北周文学 |
| 三、北周道教的兴盛与北周文学 |
| 第四章 繁荣的北周文坛——长安、江陵文坛 |
| 第一节 北周文学中心:长安文坛 |
| 一、北周本土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二、北周南朝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三、北周邺下文人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二节 北周江陵后梁文坛 |
| 一、北周时期后梁萧氏政权 |
| 二、北周江陵后梁萧氏文学集团 |
| 第三节 北周民间文学研究 |
| 一、谣谚及其特点、价值 |
| 二、北周谣谚 |
| 第五章 西魏北周出土文献——墓志“文学”研究 |
| 第一节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西魏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第三节 出土北周墓志及其文学研究 |
| 下编 |
| 第一章 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北周帝王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孝闵帝宇文觉 |
| 二、明帝宇文毓 |
| 三、武帝宇文邕 |
| 四、宣帝宇文赟 |
| 第二节 北周宇文皇族文学作品研究 |
| 一、周诸王 |
| 二、宇文护 |
| 第二章 王褒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王褒生平和仕历 |
| 一、王褒生卒年考 |
| 二、王褒生平和仕历 |
| 第二节 王褒诗歌研究 |
| 一、王褒五言诗 |
| 二、王褒乐府诗 |
| 三、王褒对唐律诗和绝句的贡献 |
| 第三节 王褒文研究 |
| 一、书 |
| 二、碑 |
| 三、其他文章 |
| 第三章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研究 |
| 第一节 庾信平生最萧瑟——庾信生平和仕历研究 |
| 一、庾信梁朝重要仕历和事件 |
| 二、庾信北朝仕历 |
| 三、庾信北周交游考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庾信北朝前期心态研究——入北前十年 |
| 一、第一阶段:公元 554 年 —— 平和、担忧、悲伤、思归、隐逸、旷达 |
| 二、第二阶段:公元 555 年至 557 年八月 —— 悲伤、自责、排斥、思归、隐逸、期待 |
| 三、第三阶段:公元 557 年九月至 560 年 —— 感恩、悲伤、反思、思归、隐逸 |
| 四、第四阶段:公元 561 年至 563 年 —— 接受、主动、悲伤、思归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北朝诗赋研究 |
| 一、庾信北朝赋 |
| 二、庾信北朝诗歌 |
| 三、庾信入北前期诗赋“建安风骨”的再现 |
| 第四节 庾信北朝文研究 |
| 一、连珠 |
| 二、碑志 |
| 第五节 庾信及其文学作品相关问题考辨 |
| 一、庾信丧母守孝考 |
| 二、庾信北朝隐逸考 |
| 三、庾信部分诗文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西魏北周史事、北周文学编年 |
| 附录二 北周文学作品编年简表 |
| 附录三 北周文学体裁与作品简表 |
| 附录四 出土西魏北周墓志文献简表 |
| 附录五 庾信部分五言诗平仄韵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6）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及评析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五、理论基础 |
| 六、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思想层面:近代中国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清末“训育”概念的传入 |
| 一、“训育”传入的背景 |
| 二、“训育”传入的主体 |
| 三、“训育”传入的内容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训育内涵的争辩 |
| 一、训育重要性的探讨 |
| 二、训育内涵的博弈 |
| 三、训育实施路径的论争 |
| 第三节 民国后期训育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理论知识体系的形成 |
| 二、训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训育思想 |
| 第二章 实践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 |
| 第一节 清末新式学堂“训育”的践行 |
| 一、“监学官”的设立与管理规则的颁布 |
| 二、“寄宿舍制度”的出现 |
| 三、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验 |
| 一、“学监制”的续存 |
| 二、“学生自治会”的成立 |
| 三、“经学”训育课程的延续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高等院校训育的试行 |
| 一、“导师制”的先行 |
| 二、训育组织的杂出 |
| 三、“党义课程”的开设 |
| 第三章 制度层面: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构建完型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建立的缘由 |
| 一、“学校风潮”频发的推动 |
| 二、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的建议 |
| 三、战时施政方针及教育政策的导引 |
| 第二节 学制系统“训育”的构建 |
| 一、训育方针的艰难确立 |
| 二、训育标准的加速订定 |
| 三、“导师制”的大力倡导 |
| 第三节 管理系统“训育”的编织 |
| 一、训育组织“训导处”的建立 |
| 二、训育研究委员会的设立 |
| 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
| 第四章 全面推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高校训育制度的实况 |
| 第一节 “导师制”的实施 |
| 一、国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二、私立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三、教会高校“导师制”的实施 |
| 第二节 “训导处”的设立 |
| 一、国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二、私立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三、教会高校“训导处”的设立 |
| 第三节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引入 |
| 一、国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二、私立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三、教会高校“三青团”的运作 |
| 第五章 历史反思: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的评析 |
| 第一节 训育制度的总体评析 |
| 一、训育制度的内在联系 |
| 二、训育制度的功能体现 |
| 第二节 导师制的评析 |
| 一、从师生情感交流的角度看 |
| 二、从学子民族精神的角度看 |
| 三、从学生思想行动的角度看 |
| 第三节 训导处的评析 |
| 一、导致学校管理的行政性 |
| 二、催生校园氛围的政治化 |
| 三、加强学生思想的控制力 |
| 第四节 三青团的评析 |
| 一、于学子抗敌热情的影响 |
| 二、同高校政治色彩的关系 |
| 三、与学生进步运动的联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时间界定 |
| 二、研究对象的空间界定 |
| 三、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
| 四、观音感应类文献的形成 |
| 第二节 本选题研究的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本选题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一、观音经典研究 |
| 二、观音感应信仰研究 |
| 第四节 本文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 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信仰视域的汉译观音经典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从观音经典教义体系到汉译观音经典崇拜体系 |
| 一、古代印度观音经典教义体系的形成 |
| 二、古代汉地观音经典崇拜体系的基本格局 |
| 第二节 《普门品》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普门品》第一个汉译本的流行 |
| 二、《普门品》流行本的定型 |
| 第三节 《心经》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传说中的《心经》首译本 |
| 二、玄奘本《心经》的出现与特征 |
| 三、关于《心经》来源的探问 |
| 第四节 《大悲咒》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脱颖而出 |
| 二、最终定型的《大悲咒》 |
| 第二章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 |
| 第一节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性 |
| 一、宗教经典的神圣性结构 |
| 二、观音经典来源的神圣性 |
| 三、观音经典内容的神圣性 |
| 四、观音经典价值的神圣性 |
| 第二节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化 |
| 一、观音经典受持的神化 |
| 二、观音经典传承的神化 |
| 三、观音经典安奉的神化 |
| 第三章 诸经竞秀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观音经》在诸经竞秀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诸经竞秀局面的形成 |
| 二、《法华经》的受持与感应 |
| 三、《观音经》在义学高僧中地位与影响 |
| 第二节 从感应故事看《观音经》在诸经竞秀中的独特魅力 |
| 一、感应事迹书写中的《观音经》与《维摩经》 |
| 二、感应事迹中的《观音经》与《华严经》 |
| 三、感应事迹中的《观音经》与《涅盘经》 |
| 四、与诸经论一拼高低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四章 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一、“冉闵杀胡”时三位胡人的观音经感应 |
| 二、被慕容鲜卑抓捕后的观音经感应 |
| 三、僧人开达羌人监牢中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四、乞伏暮末欲屠城时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第二节 南朝宋代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一、涪陵陷落后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二、元嘉七年北伐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三、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四、对夷夏冲突中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总体认识 |
| 第五章 政治纷争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第一节 观音经感应信仰在政治集团中的传播 |
| 一、《观音经》与统治者的关系 |
| 二、《观音经》感应信仰在统治者当中的传播 |
| 第二节 地方政治纷争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一、孙恩之乱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二、黄龙国守库吏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三、彭子乔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三节 皇权争夺战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一、荆州作逆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二、义嘉之难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三、宋末争夺皇权斗争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六章 家庭生活中的观音经典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子嗣诉求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诵经求子信仰 |
| 二、后世观音经求子感应信仰的变化 |
| 第二节 家庭伦理建设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家宅平安诉求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二、维系家庭完整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三、儒家家庭伦理影响下的观音经感应 |
| 第三节 愈疾延命诉求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汉地民众对疾病与长寿的理解 |
| 二、观音经愈疾感应及其在后世的变化 |
| 三、观音经延寿感应及其在后世的变化 |
| 第七章 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特征与宗教定位 |
| 第一节 佛教感应与中国传统感应的区别 |
| 一、“感应”的原始意义 |
| 二、佛教感应的基本含义 |
| 三、佛教感应与儒家感应的区别 |
| 第二节 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基本定位 |
| 一、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功能定位 |
| 二、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内涵定位 |
| 参考文献 |
| 一、佛教文献 |
| 二、历史文献 |
| 三、今人着作 |
| 四、期刊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六、外文着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8）《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形成背景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原则 |
| 一、圣观音图像类 |
| 二、密教观音图像类 |
| 三、本土观音图像类 |
| 四、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形成背景 |
| 一、经济背景 |
| 二、文学背景 |
| 三、佛教背景 |
| 第二章 唐宋时期巴蜀圣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风格演变 |
| 一、初唐时期:隋风延续与标准形象的确立 |
| 二、盛唐时期:大气丰腴风格的流行 |
| 三、中唐时期:两种区域风格的形成 |
| 四、晚唐时期:丰肥壮硕风格的出现 |
| 五、五代时期:唐风遗韵 |
| 六、两宋时期:女性化特征的鲜明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组合样式与功能指向 |
| 一、观音双尊与多尊并列:神力的多倍增强 |
| 二、观音与地藏:现世拯救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 三、观音、阿弥陀佛与地藏:净土往生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 四、观音、药师佛与地藏:治病延命、地狱拯救与净土往生的结合 |
| 五、观音与其他尊像的任意组合: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化体现 |
| 第三节 唐宋巴蜀观音救难图像的缘起与演变 |
| 一、唐代之前观音救难性格的形成及其在巴蜀的传播 |
| 二、唐五代观音救难图像的发现与释读 |
| 三、宋代以后观音救难图像的持续演变 |
| 第三章 唐宋时期巴蜀密教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密教造像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唐五代巴蜀十一面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十一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单尊十一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三、十一面观音化现圣僧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三节 唐宋巴蜀如意轮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如意轮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如意轮观音画像 |
| 三、如意轮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四、如意轮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四节 唐宋巴蜀不空羂索观音造像考释 |
| 一、不空羂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三、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四、不空羂索观音造像在巴蜀流行的特殊原因 |
| 第五节 唐宋巴蜀千手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千手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千手观音图像 |
| 三、千手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四、千手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六节 宋代巴蜀马头观音造像考释 |
| 一、马头观音的经典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大足石刻马头观音的造型特征 |
| 三、其他地区马头观音图像的造型特征 |
| 四、不同地区马头观音图像之比较 |
| 第七节 唐宋巴蜀其他多臂观音造像考释 |
| 第四章 唐宋时期巴蜀本土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形成、分期及其他 |
| 一、白衣观音造像产生的社会文化渊源 |
| 二、吴道子与白衣观音造像的关系 |
| 三、白衣观音的形象标志及其来源 |
| 四、白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演变 |
| 五、与其他地区白衣观音造像之比较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水月观音造型分析及相关问题 |
| 一、周昉妙创水月观音图像新释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水月观音画像 |
| 三、水月观音的造型元素分析 |
| 四、对两京水月观音造像传入巴蜀路线的思考 |
| 五、水月观音与自在观音的关系 |
| 第三节 宋代巴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形成、特征及影响 |
| 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判断标准 |
| 二、数珠手观音造像的遗存分布与特征 |
| 三、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宗教内涵与形成依据 |
| 四、对云南大理国观音画像的影响 |
| 第四节 宋代巴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文本依据及相关问题 |
| 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与营造意图 |
| 二、观音群像窟营造的文本依据 |
| 三、观音群像窟的设计意匠 |
| 四、观音群像窟与文氏石窟艺匠 |
| 第五章 唐宋时期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西方净土变中的观音造像特征演变 |
| 一、西方净土经典的传译及其在巴蜀地区的流行 |
| 二、“净土三经”中西方净土世界的基本景观与观音形象的描述 |
| 三、西方三圣像中的观音造像 |
| 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五、阿弥陀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 六、观无量寿佛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一、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二、与犍陀罗释迦三尊像中观音造像的比较 |
| 第六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与民众社会心理 |
| 一、造像题记的时代分布与布局形式 |
| 二、从造像题记看观音称名的演变 |
| 三、供养人身份与造像组织形式 |
| 四、造像时间与佛教节日 |
| 五、造像对象与家庭伦理 |
| 六、造像愿望与功利心理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一、时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二、区域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插图目录及图版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目录 |
| 附录三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汇录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10）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辽宁工学院学报第24卷1～6期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运河停漕与鲁西经济社会变迁（1901-1937）[D]. 张希. 山东大学, 2020(01)
- [2]庾信骈文研究[D]. 齐放. 青岛大学, 2020(02)
- [3]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4]明清正定梁氏家族文献与文学研究[D]. 李雪铭. 河北大学, 2020(08)
- [5]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6]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D]. 李心苑.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8]《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9]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D]. 邓新航. 东南大学, 2019(01)
- [10]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