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郝东升[1]（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认为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周丽威[2]（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认为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郝章[3]（2020）在《明初洪永时期对渤海湾地区的经略》文中研究表明自春秋以来,渤海湾就是我国重要的海盐产地,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至洪武时期,明廷对渤海湾地区的渔盐业进一步加强了管理。永乐朝,明成祖迁都北京,渤海湾成为京师出海口,地理位置愈显重要。明初对渤海湾进行经略,主要目的是为建设北京城服务。明成祖即位后,欲将都城迁往北京,但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反对。为减缓迁都压力,明成祖先兴“两都”之制,暗地里加快建设北京城和周边地区,提升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渤海湾因毗邻京师,其时海防、海运和渔盐业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在海防上。海之有防,自明代始。自元末明初,倭寇大举侵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自辽东至海南都无法幸免。为维护新生王朝的海疆安全,明政府在沿海地区兴卫所、设巡检司,在海上也用水师巡逻,初步兴建起海防体系。但洪武朝海防建设以南方海域为主,北方辽东和山东都是其薄弱点。明成祖即位后,加大了对北方海域海防的建设。渤海湾虽是中国内水,并未被倭寇大举侵略,但仍有少许流寇来犯。为维护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明成祖在渤海湾沿岸设置梁城守御千户所、天津卫等卫所和海口巡检司等共同协防。其次是海运的通行,古代对洋流、气候认识水平有限,加上造船技术的落后,难抗海上风浪。因此古代王朝漕运皆以河运为主,不到万不得已很少畅行海运。明初自南至北河道堵塞,而北疆辽东、北平军事斗争又需要大量粮草,明太祖不得不畅行海运,调江南粮食至北平和辽东。至洪武三十年后,北疆军事形势趋于平缓,当地边屯也显现成效,明成祖便废除海运。至永乐时期,明成祖为加快建设北京城,通过海运调南方漕粮于北方。为加快建设北京城,为迁都做准备,永乐初明政府也不得不再行海运,通过海运从江南地区运粮至直沽,再转运北京。最后明廷对渤海湾地区的渔盐业也加强了管理。在渔业上,主要表现在河泊所的兴建上,历代王朝对海洋已有一定的管控,但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管理,还是自明代的河泊所起。渤海湾渔业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渔业生产地,虽历史明确记载渤海湾河泊所仅有河间府盐山县,但征行渔税地区绝不仅只有一处。此外,明朝海禁政策的施行也对渤海湾渔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盐业上,自春秋以来的历代王朝皆对渤海湾予以重任,明政府只是对灶户进一步加强了管理。通过洪永时期对渤海湾地区的经略,北京城的建设速度也逐渐加快,至永乐十八年（1420）,北京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明成祖召集大臣再议迁都之事时,已得到与会朝臣的一致通过。这标志着明代政治中心开始北移,对中国地缘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余张飞[4]（2020）在《《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中的边疆社会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九一八”事变之后,一方面,列强加强了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渗透、侵略、环逼,中国边疆危机空前严重,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加速了对包括蒙藏等边疆地区在内的统一的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西迁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稳固和建设西部后方抗日根据地的意图更显突出,朝野之士亦深感加强边疆治理、边疆近代化和边疆民族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引发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建设与开发热潮。正是在此背景下,统筹谋划边疆教育的边疆教育委员会得以应运而生。边疆教育委员会（简称“边教会”）自1939至1946年共组建了六届,为边疆教育建言献策,对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时期的边疆教育推进与发展、边疆社会近代转型与文化建设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边疆社会教育既是开发边疆、开展边疆教育的先锋,又是边教会关注并极力推动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历届《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简称《边教会会议报告》）的整理与分析发现:在七次会议中,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提案约265件,其中涉及到边疆社会教育的提案约有122件,占比约46%。边教会委员提案中关于社会教育的范畴,主要涉及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普及、医疗卫生、畜牧生产、电影、图画、体育、音乐等方面,关注民众切实生活,且提案内容随着边疆教育的发展和会议的召开越来越细化,并呈现“三民主义”方针贯穿始终,“求交融,谋适应”因时因地制宜,以德育为中心,温和改进,不刺激边、胞增进民族间情感等特点。边疆社会教育要遵循如《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第六章、《推进边疆教育方案》、《边地青年教育及其人事行政实施纲领》等教育法规及历届主任委员等人讲话中的各项指导精神。实施边疆社会教育的方式主要有:组织边疆巡回教育工作队（团）,开设民众教育馆、科学馆、图书馆等公共社会教育场地,编辑民众读物,设生活指导所等。边疆社会教育经费与师资,均未与边疆教育经费与师资做明确区分,因将其来源作一个归纳。其经费来源主要有“地方自筹中央酌量补助、中央专款、大部分由中央筹拨”三种渠道;师资主要由国民政府中央官派的人员、有志于边地教育之知识分子、边疆学校师生与边疆寺庙僧侣等三类人员构成。此外,边疆社会教育与边疆寺院教育、边疆学校教育关系密切,各委员均建议寺庙、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形成放射状的文化教育中心,向周边辐射开展社会教育。边教会会议议案中内容完整、覆盖面较广的边疆社会教育提案,筹谋和规划了边疆社会教育的创设与发展,对推动边疆社会教育的产生、转变民众教育观念、开通民智民气、增加边民对中央的信任等不无积极作用。但由于战争、边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经费、人才及设备等方面的局限,全面抗战时期边疆社会教育构想的施行成效十分有限。
张彩云[5]（2019）在《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文中认为正如柏拉图所言,数学是从现实世界到理念世界的桥梁,图是用思维把握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工具。造型艺术中的设计图、各种工程中的设计图和数学中的图或图像,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其出发点都是作图,这就决定了几何作图的极端重要性。作图是一种掌握技能、养成习惯、锻炼思维和培养能力的过程。自1607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译介到中国以来,逐渐地改变了中国的数学教育,中国人对几何作图有了崭新的认识。尤其在清末民国时期,几何作图已成为中小学数学教育乃至美术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以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及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为研究对象,以数学教育史为背景和视角,以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02-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依照国家政体的变革、教育史上的大事件及其自身的发展趋势,分为清末时期（1902-1911）、民国初期（1912-1922）、民国中期（1923-1935）、民国后期（1936-1949）,旨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02-1949年间的发展脉络,总结其发展特点,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力求为当今的几何教育及几何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借鉴和启示。本研究从如下六个部分展开论述,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清末时期（1902-1911）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这一时期,学制初创,新式的学堂亟需与之相匹配的、合用的教科书,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种类有引进、翻译、编译、自编四种形式,出版发行的总数超过20种,涉及的出版机构有13家,编撰者有20多位,在今日看来,可谓“百花齐放”。这些教科书风格迥异地表现出两种派系的各自风貌,国人自编本和非自编本透露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即使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非自编本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该时期从自编本和非自编本中选取了由孙钺自编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用器画》,闫永辉编译自日本的《新式中学用器画》,张廷金、余亮翻译自英国的《中学应用几何画教科书》为例,从教科书编撰理念、编排形式、内容结构、名词术语等维度进行了分析。二、民国初期（1912-1922）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这一时期政体发生了变革,教育制度开始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的发展,继清末之后进入稳步发展阶段,虽然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更胜一筹。几何作图教科书在进入课堂以后经历实践的考验和淘汰,基本实现了从清末引进、翻译、编译到自编的嬗变。自编教科书的编撰能从本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在进入课堂后更深入人心,促进了几何作图的教学,也实现了其创新发展。本章在阐述教育制度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在当时影响较大、再版次数较多、使用周期较长、着名出版社出版的,由黄元吉编撰的《共和国教科书用器画》、王雅南编撰的《新制用器画》、求是学社编撰的《新撰平面几何画法》进行了多个维度的考察。三、民国中期（1923-1935）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1922年的“新学制”颁布后,随之新的教育规章制度出炉,在1923颁布的《中学算学课程纲要》中出现了几何作图教学的具体要求,1929颁布的《中学算学暂行课程标准》亦然,1932年颁布的《中学算学课程标准》中更有“在教授图形相关性质时与图画科联络或宜与用器画取得联系”、“几何作图题,要用器画好,力求整洁”等明确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编撰、出版产生了影响,促进了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繁荣发展。该部分在阐述课程标准及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在当时使用周期较长、影响较大、特色鲜明的,由冯编撰的《应用用器画教科书》、王济仁编撰的《平面立体几何画法》、薛德炯编译的《用器画法平面几何之部》和《用器画法立体几何之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四、民国后期（1936-1949）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1936-1949年间又进行了三次数学课程标准的修订,其中对几何作图的要求更详细、更具体。1937年抗战的爆发使得国民政府借机成立了“七联社”及后来的“十一联社”,结束了清末以来40多年教科书市场自由竞争的局面,实现了教科书的国定制,产生了国定本教科书。这对此时期的几何作图教科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导致仅有商务印书馆一家出版了几何作图教科书,还是针对职业学校编撰的。故此,该部分在概述当时社会背景和数学课程标准中几何作图的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使用和出版的,由朱铣、徐刚合编的《平面几何画法》、《立体投影画法》、《简易透视画法》和王品端编撰的《平面几何画法》、《投影画法》进行了考察。五、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该部分又分为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分初中和高中;二是几何教科书外的作图研究,首先对该时期期刊论文中几何作图研究进行整体梳理,然后以着名数学教育家傅种孙为代表对其几何作图思想进行了个案分析。以期从侧面揭示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六、结论。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上归纳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诸多特点;其次,分析了影响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再次,提炼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最后,提出了继本研究之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主要解决了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以1902-1949年为时间域,探讨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的发展历程。第二,根据各学制、课程标准（或课程纲要）及教科书审定制度的颁布和实施,对几何作图教科书的编写背景、编撰理念、编写体例、编排形式、内容结构、名词术语、几何作图典型案例等方面逐一进行考察,总结了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的宏观和微观特点。第三,考察了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内容,从侧面揭示了影响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王旭辉[7]（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刘洋[8]（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提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王润[9]（2016）在《河北省院系调整研究（1949-1976）》文中研究说明高等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人才的培养和输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表现。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不仅能够反映高校的学生培养目标,同时也能够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对于高校的要求。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多次院系调整,最终形成了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而河北省基于其特殊的区域特点,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也展现出了其特殊性。本文将1949—1976年的河北省院系调整作为研究对象,从当时河北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背景和表征两方面,对河北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启动、全面推行、回调和畸变这几个阶段进行了描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该阶段院系调整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反思。根据研究发现,这一时期河北省院系调整是在政治形势的直接冲击下进行的调整,调整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并且重视思想动员。本文还提炼出若干对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启示意义的结论,认为在院系调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该从高等教育事业与社会的“结构适应”出发,院系调整要从“外发模式”转向“内生模式”,同时要强调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主性。这一研究工作对于丰富有关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研究的史料和深化我们对河北省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认识,具有拾遗补缺的意义。
张帆[10]（2016）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文中研究表明《<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为近人武作成独力完成之作,对《清史稿·艺文志》进行了大量增补,共增补四部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其中子部小说类包括笔记、章回演义、弹词三属,共二百五十七部,而笔记小说之属包括《梦园丛说》、《奁史》、《瓮牖馀谈》、《遁窟谰言》等五十二部,多为反映社会现实的传奇、志怪及佚事杂俎等。据目前资料看来,这五十二部小说除《聊斋志异》得到充分研究之外,馀皆鲜有提及。《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大批作者争相追随仿作,事实上,这五十二部小说中,即有不少是《聊斋志异》的仿作。这些书中亦不乏诸如《瓮牖馀谈》《重订西青散记》《谐铎》《京尘杂录》《耳食录》《梦厂杂着》《兰苕馆外史》等优秀之作,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由于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五十二部文言小说尚有不少存疑之处,比如《琐蛣杂记》与《六合内外琐言》的关系尚未明确等。因此,对于这52部小说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很有必要。本文以上述五十二部作品为单位,以《<清史稿·艺文志>》着录顺序为次序,力求全面系统收集作家生平行迹、作品成书过程、历代官私书目以及历代文献中相关的着录、序跋、版本考订、作品内容等资料。每部作品资料后附按语,对所收材料进行校勘比误,并对作者生平行迹、主要着作及其版本、作品内容、版本流传等作简要述评,以表达整理者对作品的初步认识,为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 四、资料收集与运用 |
| 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山西省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二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的发展 |
| 第二章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与伪教育行政体系的运行 |
| 第一节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 |
| 一、侵占与宣抚 |
| 二、伪政府的建立与矛盾 |
| 三、治安与财政 |
| 第二节 奴化教育政策与行政管理体系 |
| 一、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伪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
| 第三章 山西沦陷区学校教育 |
| 第一节 学校的设立及运行 |
| 一、校舍紧张 |
| 二、经费不足 |
| 三、生源紧张 |
| 第二节 教员的登录、检定与培训 |
| 一、教员的登录与检定 |
| 二、教员的培训 |
| 三、教员的培养 |
| 四、教员的经济生活 |
| 五、信任危机 |
| 第三节 教学工作与学校生活 |
| 一、课程、教学督导 |
| 二、日籍教员的作用 |
| 三、各类活动中的教员与学生 |
| 四、伪政府“捏合”下的中日学生交流活动 |
| 第四章 山西沦陷区教会学校教育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前的教会学校 |
| 一、山西沦陷区的教会 |
| 二、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的演变 |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后的教会学校 |
| 第五章 山西沦陷区日语教育 |
| 第一节 占领区的语言政策 |
| 第二节 驻军与日本宗教团体的日语教育 |
| 一、驻军的日语教育 |
| 二、日本宗教团体设立的日语学校 |
| 第三节 日伪政府设立的各类日语培训学校 |
| 一、山西省公署公务人员训练所日语教员班 |
| 二、太原市立日语学校 |
| 三、各伪县政府附设的日语讲习所 |
| 第四节 中小学校的日语教育 |
| 一、中小学校日语教育实施情况 |
| 二、日语教员的培养与培训 |
| 第六章 山西沦陷区居留民教育 |
| 第一节 居留民的社会生活 |
| 一、人口激增 |
| 二、职业构成 |
| 三、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运行 |
| 四、日常生活 |
| 五、学校的设立 |
| 第二节 日本人学校的教师与学生 |
| 一、教师来源 |
| 二、学生构成 |
| 第三节 “皇国少年”的养成 |
| 一、课程设置 |
| 二、勤劳报国与少年参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事关国家事权的教科书建设需要加强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有助于某些社会及教育问题的解决 |
| (三)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研究缺位 |
| (四)有机哲学价值论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审视提供一种新视阈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教科书与生物教科书 |
| (二)价值取向 |
| (三)中学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时间范围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分析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文献综述 |
| (一)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生物教科书研究综述 |
| 二、有机哲学价值论研究综述 |
| (一)文献检索概览 |
| (二)有机哲学价值理论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反思 |
| (一)生物教科书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挖掘 |
| (二)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迫在眉睫 |
| (三)对生物教科书的事实之思掩盖了价值之辨 |
| (四)有机哲学对于生物教科书研究有着强烈的可借鉴性 |
| 第二章 有机哲学价值理论 |
| 一、价值理论生发背景及核心概念说明 |
| (一)价值理论生发的背景 |
| (二)核心概念说明 |
| 二、价值的内涵 |
| (一)价值的本质:事件的内在实在性 |
| (二)价值的拓展:自然机体也具有自身的价值 |
| 三、有机哲学价值论的核心范畴及构成 |
| (一)基本原理 |
| (二)事实与价值 |
| (三)模式理论 |
| (四)情感理论 |
| (五)有机哲学的价值构成或命题 |
| 四、有机哲学知识价值论 |
| (一)知识的整体性 |
| (二)“认识”包含三个因素:主体、资料和主体形式 |
| (三)三种知觉方式:因果效验、直接表象、符号指称 |
| (四)科学与美不可分离 |
| (五)注重智慧生成 |
| 第三章 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02-1911) |
| 一、结构主义及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结构主义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 |
| 四、对结构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四章 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12-1948) |
| 一、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一)实用主义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的内涵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 |
| (二)生物教科书的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实用主义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五章 走向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1949-2003) |
| 一、多元取向的总体特征 |
| (一)多元取向的内涵 |
| (二)多元取向的特征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表征 |
| (一)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特点分析 |
| (二)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价值表征 |
| 三、本时期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一)本时期生物学课程设置概况及特点 |
| (二)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及总体特征 |
| 四、对多元取向生物教科书的总结 |
| 第六章 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有机哲学审视 |
| 一、价值取向嬗变的特点:从本质到多元 |
| (一)课程目标: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 |
| (二)生物教科书内容:从博物到生物学 |
| (三)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 |
| (四)教科书呈现方式: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 |
| (五)政治取向贯穿始终 |
| 二、价值取向的问题:基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种考察 |
| (一)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易于形成“呆滞的知识” |
| (二)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 |
| (三)多元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过于均质化,忽略对比的和谐 |
| 第七章 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 |
| 一、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应凸显命运共同体 |
| (一)整体宇宙观视阈下的生物圈命运共同体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整体性维度 |
| 二、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重视关系性力量 |
| (一)生态观上的担当:关系力量思维下的共享生态观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态性维度 |
| 三、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需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 |
| (一)有机哲学与生物学在生活观上的创新 |
| (二)生物教科书编写的生活性维度 |
| 四、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 |
| (一)有机思维下的智慧生成 |
| (二)教科书编写的教育性维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清末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2 民国时期生物教科书编着者的学科背景 |
| 附录3 民国时期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4 民国时期教科书作者及其出版教科书的统计 |
| 附录5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知识内容框架梳理 |
| 附录6 1949 年以来人教版生物教科书梳理表 |
| 附录7 义务教育初中《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 |
| 附录8 教科书文本汇总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明初洪永时期对渤海湾地区的经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选题源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对中国海洋史的研究 |
| (二)对明代海洋史的研究 |
| (三)对明代渤海湾地区的研究 |
| 三、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洪永时期经略渤海湾地区的时代背景 |
| 一、明以前历代王朝对渤海湾地区的开发 |
| (一)渔盐业的开发 |
| (二)海运的发展 |
| 二、明代渤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
| (一)京师出海口 |
| (二)毗邻北方军事要地 |
| 三、明代渤海湾内海岛与出海口 |
| (一)出海口 |
| (二)优良港湾 |
| (三)主要海岛 |
| 第二章 明代渤海湾沿岸的行政区划 |
| 一、永平府 |
| (一)滦州 |
| (二)乐亭 |
| 二、顺天府 |
| (一)宝坻县 |
| (二)丰润县 |
| 三、河间府 |
| (一)静海县 |
| (二)沧州 |
| (三)盐山县 |
| 四、济南府 |
| (一)滨州 |
| (二)利津 |
| (三)海丰县 |
| (四)沾化 |
| (五)蒲台 |
| 第三章 洪永时期渤海湾地区海防体系的建设 |
| 一、渤海湾经略思想——以维护区域安全为中心 |
| (一)明初倭寇对渤海地区的侵扰 |
| (二)维护海道通畅、确保海运安全 |
| 二、渤海湾地区的海防建设 |
| (一)海岸防御建设 |
| (二)海上防御建设 |
| (三)其它海防措施 |
| 第四章 洪永时期渤海湾地区的海运 |
| 一、永乐初年渤海湾海运 |
| (一)海运量的增多与天津露囤的兴建 |
| (二)大通河的开凿与海运的停废 |
| 二、永乐时期“遮洋总”海运 |
| 第五章 洪永时期对渤海湾地区渔盐业的管理 |
| 一、对海洋渔业的管理 |
| (一)设河泊所征收鱼课 |
| (二)设置沿海关津,对出入海严格管制 |
| (三)对渔民的管理 |
| 二、对盐业的管理 |
| (一)明代渤海湾沿岸盐业管理机构 |
| (二)对海盐生产资料的控制 |
| 第六章 洪永时期经略渤海湾地区的影响 |
| 一、巩固了京师在全国的统治地位 |
| 二、促进了沿岸城镇的发展——以天津为代表 |
| (一)天津三卫的设置与城市的发展 |
| (二)漕运与天津的发展 |
| (三)长芦盐场的设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中的边疆社会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2 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教育 |
| 2.1 何谓边疆社会教育 |
| 2.2 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教育的兴起 |
| 3 《边教会会议报告》中的边疆社会教育提案 |
| 3.1 边教会的成立及会议召开 |
| 3.2 边教会的边疆社会教育提案 |
| 4 《边教会会议报告》中的边疆社会教育思想 |
| 4.1 边疆社会教育的宗旨与方针 |
| 4.2 边疆社会教育实施的主要方式 |
| 4.3 边疆社会教育与寺院教育、学校教育的关系 |
| 4.4 边疆社会教育实施的师资与经费 |
| 5 《边教会会议报告》中的边疆社会教育思想特点 |
| 5.1 以德育为中心 |
| 5.2 “三民主义教育方针”贯穿始终 |
| 5.3 “求交融,谋适应”因时因地制宜 |
| 5.4 温和、不刺激、增进民族间情感 |
| 5.5 提案关注重点的前后变化特点 |
| 6 《边教会会议报告》中的边疆社会教育思想实践与困境 |
| 6.1 边疆社会教育思想的政策化 |
| 6.2 边疆社会教育思想的实践化 |
| 6.3 学校、寺庙兼施社会教育 |
| 6.4 边疆社会教育思想实践中的困境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由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范围及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范围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过程与思路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清末时期(1902-1911)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 2.1 背景 |
| 2.2 学制初定及教科书编写 |
| 2.2.1 清末学制的初定 |
| 2.2.2 教科书编写概况 |
| 2.3 个案分析 |
| 2.3.1 孙钺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用器画》 |
| 2.3.2 闫永辉编《新式中学用器画》 |
| 2.3.3 张廷金、余亮译《中学应用几何画教科书》 |
| 2.3.4 个案教科书内容分类量化比较分析 |
| 2.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 2.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 2.4 小结 |
| 第3章 民国初期(1912-1922)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 3.1 背景 |
| 3.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 |
| 3.3 个案分析 |
| 3.3.1 黄元吉编《共和国教科书·用器画》 |
| 3.3.2 王雅南编《新制用器画》 |
| 3.3.3 求是学社编《新撰平面几何画法》 |
| 3.3.4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 3.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 3.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民国中期(1923-1935)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 4.1 教育制度 |
| 4.1.1 背景 |
| 4.1.2 课程纲要中对作图的要求 |
| 4.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 |
| 4.3 个案分析 |
| 4.3.1 冯编《应用用器画教科书几何画》 |
| 4.3.2 王济仁编《平面立体几何画法》 |
| 4.3.3 薛德炯编《用器画法平面几何之部》、《用器画法立体几何之部》 |
| 4.3.4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 4.3.5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 4.3.6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民国后期(1936-1949)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 |
| 5.1 教育制度 |
| 5.1.1 背景 |
| 5.1.2 课程标准中对作图的要求 |
| 5.2 教科书审定及编写概况 |
| 5.3 个案分析 |
| 5.3.1 朱铣、徐刚编《平面几何画法》、《立体投影画法》、《简易透视画法》 |
| 5.3.2 王品端编《平面几何画法》、《投影画法》 |
| 5.3.3 个案教科书内容设置比较分析 |
| 5.3.4 个案教科书作图题比较分析 |
| 5.3.5 个案教科书名词术语比较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 6.1 初中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 6.1.1 清末时期以《普通教育几何教科书·平面之部》为例 |
| 6.1.2 民国初期以《共和国教科书·平面几何》为例 |
| 6.1.3 民国中期以《现代初中教科书》为例 |
| 6.1.4 民国后期以《实验几何学》为例 |
| 6.2 高中几何教科书中的作图 |
| 6.2.1 清末时期以《最新中学教科书几何学·立体部》为例 |
| 6.2.2 民国初期以《共和国教科书·立体几何》为例 |
| 6.2.3 民国中期以《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几何学》为例 |
| 6.2.4 民国后期以《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立体几何学》为例 |
| 6.3 几何作图研究 |
| 6.3.1 期刊论文中的几何作图研究 |
| 6.3.2 着名数学教育家几何作图思想—以傅种孙为例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1902-1949年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特点 |
| 7.1.1 宏观特点 |
| 7.1.2 微观特点 |
| 7.2 影响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的因素 |
| 7.2.1 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
| 7.2.2 教育制度、课程标准、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影响 |
| 7.2.3 教科书编撰者群体的影响 |
| 7.3 启示与借鉴 |
| 7.4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个案几何作图教科书目次 |
| 附录2 个案中学几何教科书目次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回顾 |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 1.3.5 文献简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变量说明 |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 6.2.3 改进的思路 |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 7.3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 后记 |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河北省院系调整研究（1949-19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研究的主要方法 |
| 六、创新点与难点 |
| 七、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河北省院系调整的启动（1949—1951） |
| 1.1 启动的背景 |
| 1.1.1 教育性质的根本变化 |
| 1.1.2 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与人才的匮乏 |
| 1.1.3 旧高校设置结构不合理 |
| 1.2 启动的表征 |
| 第2章 河北省院系调整的全面推行（1952—1960） |
| 2.1 全面推行的背景 |
| 2.1.1 对苏联模式的借鉴 |
| 2.1.2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文教政策的改变 |
| 2.1.3 “一五”计划的推动 |
| 2.1.4 “大跃进”时期的要求 |
| 2.2 全面推行的表征 |
| 2.2.1 高校的结构性变化 |
| 2.2.2 高校内部的系科、专业变动 |
| 2.2.3 高校的教学变革 |
| 第3章 河北省院系调整的回调（1961—1965） |
| 3.1 回调的背景 |
| 3.1.1 缩短战线，压缩规模，合理布局 |
| 3.1.2 总结经验，开展关于高校教改、“双革”的讨论 |
| 3.1.3 重视教材建设，抓紧解决教材问题 |
| 3.1.4 兴办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 |
| 3.2 回调的表征 |
| 3.2.1 调整学校布局和比例 |
| 3.2.2 保持专业设置的动态平衡 |
| 3.2.3 教学方式的变革 |
| 第4章 河北省院系调整的畸变（1966—1976） |
| 4.1 畸变的背景 |
| 4.1.1 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 |
| 4.1.2 招生水平和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
| 4.1.3 高等学校校舍、图书、设备等管理一片混乱 |
| 4.1.4 河北省关于院系调整的意见 |
| 4.2 畸变的表征 |
| 4.2.1 密集而大规模的搬迁 |
| 4.2.2 院校合并和改办 |
| 4.2.3 高校隶属关系的改变 |
| 4.2.4 高校的系科和专业调整 |
| 4.2.5 教学秩序、教学组织受到极大冲击 |
| 第5章 历史经验的反思 |
| 5.1 河北省院系调整的特点 |
| 5.1.1 政治形势的直接冲击 |
| 5.1.2 调整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 |
| 5.1.3 重视思想动员 |
| 5.2 启示 |
| 5.2.1 高等教育事业与社会的“结构适应” |
| 5.2.2 从“外发模式”转向“内生模式” |
| 5.2.3 强化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主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01 方濬颐《梦园丛说内篇》《外篇》 |
| 02 王初桐《奁史》《拾遗》 |
| 03 王韬《瓮牖馀谈》 |
| 04 王韬《遁窟谰言》 |
| 05 王韬《淞滨琐话》 |
| 06 毛祥麟《对山书屋墨馀录》 |
| 07 孔毓埏《拾箨馀闲》 |
| 08 史震林《重订西青散记》 |
| 09 竹勿山石道人《(?)蛣杂记》 |
| 10 沈起凤《谐铎》 |
| 11 沈瓒《近事丛残》 |
| 12 李元复《常谈丛录》 |
| 13 李庆辰《醉茶志怪》 |
| 14 宋咸熙《耐冷谈》 |
| 15 金捧阊《客窗偶笔》 |
| 16 俞蛟《梦厂杂着》 |
| 17 俞梦蕉《蕉轩摭录》 |
| 18 俞樾《隐书》 |
| 19 杜纲《娱目醒心编》 |
| 20 陆寿名《续太平广记》 |
| 21 孙橒《馀墨偶谈》 |
| 22 徐一麟《牧庵杂记》 |
| 23 徐兆丰《风月谈馀录》 |
| 24 徐昆《柳崖外编》 |
| 25 徐崑《遁斋偶笔》 |
| 26 徐震《女才子集》 |
| 27 许叔平《兰苕馆外史》 |
| 28 许桂林《春梦十三痕》 |
| 29 黄承增《广虞初新志》 |
| 30 黄凯钧《遣睡杂言》 |
| 31 黄鸿藻《逸农笔记》 |
| 32 张培仁《静娱亭笔记》 |
| 33 张贞《渠邱耳梦录》 |
| 34 张纯照《遗珠贯索》 |
| 35 张贵胜《遣愁集》 |
| 36 屠绅《六合内外琐言》 |
| 37 彭孙贻《客舍偶闻》 |
| 38 彭昌祚《恐自逸轩琐录》 |
| 39 雷琳《渔矶漫钞》 |
| 40 杨望秦《巽绎编》 |
| 41 杨懋建《京尘杂录》 |
| 42 叶承宗《耳谈》 |
| 43 叶腾骧《证谛山人杂志》 |
| 44 蒲松龄《聊斋志异》 |
| 45 蒲松龄撰,刘瀛珍编《聊斋志异遗稿》《附录》 |
| 46 刘世馨《粤屑》 |
| 47 刘寿眉《春泉闻见录》 |
| 48 乐钧《耳食录》《二编》 |
| 49 谢香开《瓜架夕谈》 |
| 50 缪艮《涂说》 |
| 51 缪荃孙《秦淮广记》 |
| 52 双保《铁若笔谈》 |
| 馀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2]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3]明初洪永时期对渤海湾地区的经略[D]. 郝章.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中的边疆社会教育思想及实践研究[D]. 余张飞.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5]中国中学几何作图教科书发展史（1902-1949）[D]. 张彩云.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
- [8]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9]河北省院系调整研究（1949-1976）[D]. 王润. 河北大学, 2016(03)
- [10]《<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着录笔记小说集解[D]. 张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