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999年1～11月经济运行基本情况（论文文献综述）
李婷[1]（2021）在《我国金融安全状态及预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的新形势下,在我国继续推进扩大开放的新背景下,维护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就显得非常重要。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乃至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是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本研究将以扩大开放为背景,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好我国金融安全。首先,在分析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研究主题及其重要研究意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我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实际,研究扩大开放背景下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面临的风险及其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研究汇率市场化改革（货币安全）、对外债务市场（债务安全）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利用月度数据,采用VAR模型及逐步回归等研究方法研究银行业安全、货币安全、证券业安全、对外债务安全、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机理。其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选取相应的指标,并采用月度数据,测算近些年我国金融安全水平及其变化趋势。研究我国金融安全水平与现实金融业运行现实表现的吻合情况,对我国金融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并进行金融安全预警研究。最后,提出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相关对策建议。在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得出了以下八个方面创新性的研究结论。一是外汇汇率显着影响金融安全。研究发现,外汇汇率的变化显着影响我国对外债务安全,且证券市场对汇率的变化敏感。因此,我国外汇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着我国货币安全、对外债务安全乃至整个金融安全。研究发现,市场因素对汇率波动有着明显的影响,但目前这些市场因素对汇率波动的影响都是短期的,表明我国汇率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人民币汇率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市场因素对汇率波动的冲击也会加大。因此,加速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改革是防范汇率巨幅波动进而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重要且必要措施。二是银行业安全的影响因素较多。模型研究发现,对外债务余额、保险业保费收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银行业安全影响较为显着。也显示银行业在整个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维护银行业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三是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VAR模型研究发现,对外开放度在短期内对汇率的波动有负向冲击,并在第二期达到最小值。然后随着冲击期数的增加,这种响应强度逐渐减弱,并最终趋近于零响应。这表明长期来看,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汇率的波动反而更小,从而有利于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就是说继续坚持扩大金融业开放总体有利于我国维护汇率稳定乃至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四是市场因素对证券业安全的影响尚不显着。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利率、上证A股平均市盈率等指标对证券市场的波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影响尚不显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尽管经济总体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市场运行机制仍然不够完善,使得上述重要市场化因素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目前依然不显着。五是保险业安全受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研究发现影响我国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储蓄水平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且居民储蓄水平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都对保险业安全有显着的影响。但金融开放程度对我国保险业安全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阶段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度还不够,保险业的竞争活力不足,发展潜力还很大。六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安全影响巨大。模型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银行业安全水平、证券业安全水平、对外债务安全水平和保险业安全水平均具有显着影响。经济发展是所有产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构成了银行业安全和证券业安全的基本面因素,对银行业安全和证券业安全具有显着的影响。七是诸多关键因素指标拖累着我国金融安全水平。研究发现目前拖累我国金融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众多。这些指标因素既包括宏观环境层面的指标,如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银行对外开放度、经济对外开放度、外汇储备结构和房地产指数;也包括中观金融市场状况层面的指标,如即期汇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为此,我国要针对上述指标对我国金融安全早期预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有利于我国更好地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八是2004年以来我国金融安全指数走势波动并有望逐渐转好。研究表明,2004年1月至2008年1月,指数上升;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指数下降;2009年2月至2011年3月,指数上升;2011年3月至2015年3月,指数下降;2015年3月至2017年12月,指数上升;2017年12月至2019年6月,指数下降。金融安全预警研究表明,未来两年我国金融安全水平将会逐渐转好。可见,虽然我国金融安全形势总体可控,但较小幅度的波动还是存在的,且其波动趋势总体向下,值得我们警惕。金融安全预警研究的结果也显示,未来两年我国金融安全水平有望逐渐好转。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研究进而提出了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相关对策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有:努力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维护我国金融业安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继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以维护金融安全、完善金融安全预警机制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发展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和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等等。
姜龙[2]（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文中指出自1984年人民银行恢复中央央行职能以来,中国的货币调控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单一目标”与“多重目标”之间交替切换和协同配合,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日渐成熟。经济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果出现一定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由速度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传导机制等如何在“稳增长”和“稳物价”等基础上保证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各界正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通过VAR拓展和混频动态因子等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问题。根据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体系搭设,文章的主要章节包括以下内容:理论基础部分:包括论文第1章和第2章。论文第1章主要介绍论文研究主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学术发展史、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等基础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进行重点介绍,重点理解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研究进展,找出论文选题的研究切入点,总结梳理本文的边际贡献。论文第2章在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等内容介绍的基础上,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等基础理论进行重点阐述和说明,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动态有效性等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实证分析部分:论文第3章、论文第4章、论文第5章和论文第6章。论文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分析”。本章运用SV-TVP-FAVAR模型,基于冲击极值、短期效应等指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进行脉冲分析,并通过将预期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初步讨论预期管理可能存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向调控效应。论文第4章为“货币政策量价工具有效性对比——基于调控取向定性描述的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具有混频数据处理能力的MF-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混频检验,进一步运用时变动态SV-TVP-FAVAR模型考察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从而论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化会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产生影响,进而引出关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关系的计量检验。论文第5章为“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本章首先基于长短期松紧指标测算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动指数,并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宏观经济效应异质性分析,主要包括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城乡消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企业家信心之间的关系论证。论文第6章为“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章首先基于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时变SV-TVP-FA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经济增长质量调控效果。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论文第7章主要是对前文理论基础、实证分析、计量检验等章节进行全面总结,并在研究结论和针对性解决对策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进一步在指出本文研究不足和学术研究薄弱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后续学术研究展望。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手段,工具选择理应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间,货币政策操作取得了较为显着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效。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由速度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传导机制等如何在“稳增长”基础上保证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货币政策能通过特定传导机制调控政策当局的预设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显着,一直都是货币政策当局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新形势下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效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动、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袁小宾[3]（2020）在《中国金融周期测度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寻找经济的波动规律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主题之一,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因素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对金融周期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自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遭受着物价频繁波动的困扰,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或者失效。因此,准确地测度我国金融周期并分析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不仅可以深化新时代中国宏观政策调控体系研究,还能够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及时预警。本文首先通过对传统经济周期的历史回顾和现有金融周期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回顾了货币政策的基本内容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实践进程,综合考量已有文献的测度方法,最终选取转折点分析法和滤波法对我国金融周期进行研究,选择VAR模型研究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其次,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选取信贷规模、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作为测度单变量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并在此基础上加入货币供应量和实际有效汇率,在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利用VAR模型构建我国的金融状况指数FCI,将FCI作为复合变量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再次,利用转折点分析法对1998年1月到2018年12月我国的单变量金融周期和复合变量金融周期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使用HP滤波分析法和CF滤波分析法进行稳健性分析。之后,使用标准差法、相关系数法等方法对我国金融周期的非对称性、波动性和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等周期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将信贷周期、房地产周期、股票周期和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联立VAR模型,并通过相关性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我国金融周期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并且金融周期和股票周期属于缓升陡降型周期,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属于陡升缓降型周期。（2）无论是单变量金融周期还是复合变量金融周期,其波动性均大于经济周期。（3）根据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发现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较高的协动性,也就是说金融周期可以较好地预测经济周期,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4）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发现,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对单变量金融周期和复合变量金融周期均产生正向作用（5）从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来看,我国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影响是相互的,并且从单变量金融周期和复合变量金融周期综合来看,一个标准差的金融周期冲击对货币政策的解释能力大于货币政策冲击对金融周期的解释能力,说明金融市场的变化更能对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造成影响。最后,本文根据分析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罗茜[4]（2020）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趋势的不断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极端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自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如何有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系统性金融风险如何在“传染源国家”国内传染,进而对其他经济体如何蔓延等方面,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研究热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已有研究存在三点局限性:首先,如何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传染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研究大多数集中于资本市场层面,但反映国家宏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跨境传染的定量研究较少;最后,已有研究大多或单独研究国内传染,或单独研究跨境传染,但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传染机制的研究较少,且跨境传染的微观机制研究较少。风险蔓延和传染是由市场微观主体一系列决策行为而推动的,有鉴于此,本文注重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背后的微观基础。按照从1990年至2019年是否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国家为标准,将阿根廷、美国、德国、日本、泰国、希腊、中国七个开放经济国家,划分为两组,即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为传染源国家,德国、日本、中国为被传染国家,从新视角围绕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开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从累积、扩散、爆发的不同阶段出发,研究风险在不同阶段的微观决策行为表现,筛选出体现系统性风险高低的监测指标,完成有效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重要环节。进而,将识别出来的监测指标,纳入指标体系,从而构建综合指数,以反映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并对综合指数呈现出高低风险阶段的背后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二,综合运用VAR模型、DAG模型和SVAR模型,将本文构建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作为变量,从三个层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首先,以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尾部风险压力下金融子市场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结合金融脆弱性假说等理论,研究金融子行业之间通过业务联动及资金联动而产生的传染效应。其次,以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为研究对象,度量处在尾部风险压力时期金融系统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并对不同国家体现出来的影响结果,探讨作用机制。最后,以上述七个国家为对象,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短期及长期不同期限的国际传染机制。第三,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阿根廷、美国、泰国和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开展预警研究。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及传染载体,筛选出与货币因素、信贷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风险爆发原因的金融指标,选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并结合货币因素、银行因素、主权债务因素三种爆发原因,综合评价预警效果。第四,全面梳理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历史实践和经验。各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源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两个角度,研究阿根廷、美国、泰国、德国、日本、希腊六个国家在应对金融风险和危机所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及积累的经验教训。本文从传染源国家和被传染国家的全新视角开展研究,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新综合指数。基于金融脆弱性、经济金融周期及安全边界说等理论,从金融资产规模和金融市场价格中选取能够反映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小的指标,本文将信贷比率缺口（Credit-to-GDP gap）、非金融部门的信贷规模（Credit to Private non-financial sector）、政府部门负债杠杆率（Credit to General government from All sectors at Nominal value-Percentage of GDP）等引入指标体系,这三个指标在以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研究中运用较少,本文以此构建出新的综合指数,全面反映国家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第二,结合国内外两个层面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积极探索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联系和传染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既是风险不断增加的过程,又是风险逐渐蔓延的过程,金融危机是系统性金融高风险阶段,从“累积—扩散—爆发”的演化路径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和传染机制。在研究国内风险传染效应时,从金融行业的内部传染,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外部传染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引入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领先景气指数等指标,研究心理因素在风险传染过程中的作用。在研究国际传染效应时,从长、短期,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当月及6个月后,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传染变化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采用新指标实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发现,“本国货币资金利率与10年期本国国债收益率之差”的预警效果良好,视不同国家的经济情况,货币资金利率可以选择不同隔夜拆借利率率、1年期利率等短期利率。这项预警指标在以往文献中很少使用。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计量模型的有机结合,充分论证,主要得出四个结论:第一,从近三十年的国际金融发展历史来看,七个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低风险和高风险交错出现,相互之间可以转化,良好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系统性金融风险高低的影响因素包括利率水平、信贷扩张程度、股票市场波动率、实际有效汇率、政府负债情况等。实体经济运行状态与综合指数动态变化相互印证,说明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模型构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宏观金融风险水平。第二,由于各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金融行业内部以及对宏观经济,这两个层面的传染机制,不同国家存在差异。对于德国、日本、中国三个被传染国家,处于风险传染核心地位的分别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及政府负债杠杆率,一旦受到外界波动,则风险将通过核心指标迅速蔓延到其他金融行业,最终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对于泰国、阿根廷、美国、希腊四个传染源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物价水平、工业生产指数、经济景气指数、领先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传染途径和传染大小存在差异,但共同之处在于,在风险传染过程中,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形成羊群效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结果形成恶性循环,需求匮乏,投资下降,商品价格暴跌,经济加速衰退。第三,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心理因素三种渠道,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国之间实现跨境传染,股票市场风险的传染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心理因素对股票市场风险传染的作用显着;风险蔓延过程中物理空间小于经济制度空间的作用力,即两个相邻国家之间的风险跨境传染能力,弱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及经济结构相似、社会文化背景接近的两个国家。从同期传染效应来看,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三个国家既受其他经济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不显着,也对其他经济体不产生显着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期传染影响;美国和日本两国之间,以及德国和希腊两国之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同期传染关系。从长期传染效应来看,美国、德国、日本三国在系统重要性排在前列,其中美国是全球金融危机最重要的传染源;中国不受其他经济体金融风险的同期传染,但美国、德国、日本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发生后的6个月内对中国产生传染,长期传染效应显着;阿根廷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根源在于自身政治经济问题,而非其他经济体传染所致。第四,Logistic模型对系统性金融高风险的预警效果良好。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向高位积累的因素包括货币因素、信贷因素和主权债务因素,高风险爆发往往是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预警指标的选择与预警准确率密切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四个传染源国家的预测准确率高于80%,预测结果大致与宏观经济运行相吻合。基于充分的论证及结论,针对中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政策建议:第一,经济稳定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基础和关键。不论对于何种类型的国家,不论应对自身产生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还是跨境传染输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首要任务都是保障经济稳定。现阶段,中国要围绕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加依赖内需驱动经济发展,重视消费和技术创新,有效进行宏观调控,治理市场经济失灵,化解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二,严格防范国内自身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去杠杆,深入开展结构性去杠杆,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密切关注中小银行、影子银行及互联网银行等金融系统薄弱环节,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强化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优化金融统一监管的机制,统一行为、机构和功能的监管。第三,密切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境输入。目前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改革尚未完成,中国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及制度空间,有效管控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努力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金融的稳定,合理处理国外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关系。
王欣[5]（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龙俊鹏[6]（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提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刘振华[7]（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原油是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材料,其价格波动与股票市场的相互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一直是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重要课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由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蔓延,国际油价和股票市场出现多轮暴涨暴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不同市场间的风险传导效应增加。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有序发展而频繁出台财政、货币和监管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导致经济主体的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由此可见,原油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非孤立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是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随着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股票市场将持续面临国际油价冲击风险。而且,中国经济运行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以及股票市场具有明显的政策干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油价冲击传递至中国股票市场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纳入原油与股票市场研究体系,构建了“原油价格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股票市场”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市场和行业板块两个维度出发,首先将国际油价冲击分解为原油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特定需求冲击,然后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TVP-SVAR-SV）模型、波动溢出指数方法、滚动窗口分析技术、混频数据抽样动态条件相关系数（DCC-MIDAS）模型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揭示了不同原因引起的国际油价冲击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渠道对股票市场影响的机制、路径和结构,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原油和股票市场之间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区制关联,从而理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油价冲击传递至中国股票市场中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政策制定者、市场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等角度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总结如下:（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动态影响。首先,不同原因引起的国际油价冲击对股市收益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原油特定需求冲击对股市收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然后是原油总需求冲击,而原油供给冲击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国际油价冲击影响股市收益提供了渠道作用。原油特定需求冲击会显着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并对股市收益起到抑制作用,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又会对全球原油产量、实际原油价格和股市收益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与此同时,原油总需求冲击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最终抬高股市收益。再次,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在经济动荡时期,股市收益对原油价格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更加敏感。（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与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之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溢出指数分析显示,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市波动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溢出效应,总溢出指数在10%-40%范围内变化,其中结构性油价冲击在波动信息传递当中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经济政策环境不稳定时期,波动溢出指数明显升高,在2008年11月高达36%。溢出网络分析表明,原油供给冲击是系统内波动信息溢出的净接收方,而原油总需求冲击和特定需求冲击处于波动溢出的净输出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市波动都是原油需求冲击波动溢出的净接收方。此外,原油总需求冲击和原油特定需求冲击均会通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而对股市波动产生溢出效应,这进一步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油价冲击传递至股票市场提供了渠道作用。从行业差异来看,与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溢出关系较为紧密的是能源业、工业、公共事业和金融业股市,溢出关系较低的是信息技术业、电信服务业、医疗保健业和消费者常用品业股市。（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之间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原油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具有均值回归特征,其短期成分围绕长期趋势变动。在经济繁荣和经济复苏时期,长期动态相关性保持在低位徘徊,而在经济衰退（如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长期动态相关性急剧上升且呈高位震荡态势。区制关联分析表明,在长期动态相关性较高且波动幅度较大的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加强两市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而在长期动态相关性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小的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十分微弱。行业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能源业、金融业、工业、材料业和公共事业股票市场之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程度较高,而对原油与消费者常用品业和医疗保健业股票市场之间的长期动态相关性作用程度相对较小。（4）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政策制定者、市场投资者和金融监管者三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政策制定者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降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又要把握经济政策实施时机,实现适时适度宏观调控,还要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油价冲击,采取差异化应对策略。市场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经济政策变化,动态调整投资策略,同时把握油价冲击的行业影响效应,构造差异化投资组合。金融监管者应当重视市场联动关系的动态变化,向关注市场间风险传递的“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监管理念转变,并且适度发挥监管职能,尽力避免直接政策干预,提高风险监测和管控能力,实现金融稳定和效率均衡。该论文有图40幅,表24个,参考文献369篇。
张恒[8]（2019）在《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将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引入矿业领域,以经济周期四种尺度为基础框架,寻找矿业在不同尺度经济波动中的周期性变化。通过对200多年以来全球煤炭、生铁（粗钢）、铜、铝、铅、锌等大宗矿产品产量及价格变化规律的归纳,发现全球矿业发展存在四种尺度的周期。对各个尺度的周期进行了划分,将不同周期进行配套,建立了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本文认为全球矿业发展存在四种尺度的周期,周期的嵌套之下推动着矿业产业不断波动式向前发展。1个矿业长周期可嵌套2-3个中长周期或5-6个中周期,1个中长周期多数嵌套3个中周期,1个中周期可嵌套2-3个短周期。当几种周期上行期叠加在一起时,往往是矿产品价格飙涨和矿业生产的快速攀升。当几种周期同时叠加下行时,会给矿业带来重大衰退。根据周期嵌套规律,2021年至2022上半年或将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和矿产品熊市。同理,类似的衰退也可能在2029或2036年发生。全球矿业的长周期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平均每个周期持续50年左右。下一轮矿业长周期最有可能由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启动时间约21世纪30年代中期。人口结构变化驱动的矿业中长周期可达18-24年,矿业主导国家三个中长周期分别对应矿业长周期的成长、成熟到衰落的三个阶段。2023年后弱势的第三轮矿业中长周期推动全球矿业长周期进入衰退期。矿业中周期大约7-11年,其基本驱动力是投资和设备的更新。通过美元指数和利率可以判断矿业中周期的转折点。当前矿业中周期自2016年1月启动,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底。中国地勘投入的中周期平均8年,与矿业中周期一致,反映了中国经济和财政中周期的共同作用。矿业短周期主要由库存周期驱动,持续时间3-4年。通过工业存货、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狭义货币M1等指标可以判断出矿业短周期的转折端。本轮矿业短周期从2019年1月开始,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本轮和上轮短周期的顶点较高者将与中周期的顶点重合。根据矿业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和嵌套特点,提出我国矿业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1.国家制定矿业政策应确保适度领先矿业周期的基本原则,做到未雨绸缪。适应周期进程调整矿产资源勘探政策、资源税费政策、对外并购政策及资源进出口政策。2.矿企开展矿业投资应力争做到逆周期投资,减少及避免顺周期投资的冲动,保护好现金流,并利用美元指数、美国利率周期等指标做好矿业中周期转折端的研判。3.矿业产业链企业要善于利用短周期,进行套期保值规避产品价格风险、利用资本市场短周期为企业长期发展融资、选择合适的入场点进行投机获取收益等。要善于通过工业存货、PPI、M1等指标的联系配合,对矿业短周期各阶段及转折点进行判断。
龙小燕[9]（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张金艳[10]（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999年1～11月经济运行基本情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999年1～11月经济运行基本情况（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金融安全状态及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金融业扩大开放进入新阶段 |
| 1.1.2 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风险 |
| 1.1.3 大国博弈带来的金融风险日益升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金融安全是一个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内容 |
| 1.2.2 维护金融安全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需要 |
| 1.2.3 维护金融安全是促进我国深化改革的需要 |
| 1.2.4 维护金融安全是应对复杂金融形势的需要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内容 |
| 1.4 文章组织与创新 |
| 1.4.1 文章组织 |
| 1.4.2 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金融风险 |
| 2.1.2 金融危机 |
| 2.1.3 金融安全 |
| 2.2 金融安全的相关理论 |
| 2.2.1 金融脆弱性理论 |
| 2.2.2 金融危机理论 |
| 2.2.3 金融预警理论 |
| 2.2.4 产业安全理论 |
| 2.3 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1 银行业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2 货币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3 债务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4 证券业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5 保险业安全文献回顾与机理分析 |
| 2.3.6 金融安全及其预警的研究 |
| 3 银行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3.1 银行业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1 银行业安全程度的衡量 |
| 3.1.2 影响银行业安全的主要变量 |
| 3.1.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3.2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3.2.1 模型构建 |
| 3.2.2 模型检验 |
| 3.3 模型分析 |
| 3.3.1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3.3.2 方差分解分析 |
| 3.4 研究结论 |
| 3.4.1 长期看对外债务规模影响银行业安全 |
| 3.4.2 房地产价格波动不利于银行业安全 |
| 3.4.3 保险业发展有利于维护银行业安全 |
| 3.4.4 长期看资本账户扩大开放有利于银行业安全 |
| 4 货币及对外债务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4.1 货币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4.1.1 影响货币安全的主要变量 |
| 4.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4.1.3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4.1.4 模型分析 |
| 4.2 对外债务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4.2.1 影响对外债务安全的主要变量 |
| 4.2.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4.2.3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4.2.4 模型分析 |
| 4.3 研究结论 |
| 4.3.1 人民币汇率变化受我国汇率制度的影响很大 |
| 4.3.2 市场因素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日益增强 |
| 4.3.3 对外开放度与美元指数短期显着影响汇率波动 |
| 4.3.4 外汇汇率的变化显着影响我国对外债务安全 |
| 4.3.5 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显着影响对外债务安全 |
| 5 证券及保险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5.1 证券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5.1.1 影响证券业安全的主要变量 |
| 5.1.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1.3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5.1.4 模型分析 |
| 5.2 保险业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 5.2.1 影响保险业安全的主要变量 |
| 5.2.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2.3 模型分析与检验 |
| 5.3 研究结论 |
| 5.3.1 经济发展水平对证券及保险业安全影响显着 |
| 5.3.2 对外开放背景下证券市场对汇率变化敏感 |
| 5.3.3 货币供应量等变量对证券业安全影响不显着 |
| 5.3.4 居民储蓄水平是影响保险业安全的重要因素 |
| 5.3.5 扩大金融业开放有助于为保险业注入发展动力 |
| 5.3.6 适当降低利率可为保险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
| 6 我国金融安全状态评估及预警研究 |
| 6.1 我国金融安全状态的评估 |
| 6.1.1 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2 模型选择与指标权重的确定 |
| 6.1.3 模型分析 |
| 6.1.4 金融安全状态水平的测算 |
| 6.1.5 测算结果分析 |
| 6.2 我国金融安全水平的预警研究 |
| 6.2.1 模型推导及设定 |
| 6.2.2 模型的求解与分析 |
| 6.2.3 金融安全预警分析 |
| 6.3 研究结论 |
| 6.3.1 我国金融安全指数波动较为频繁 |
| 6.3.2 我国金融安全指数呈波动向下走势 |
| 6.3.3 未来两年我国金融安全状态将会改善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外汇汇率显着影响我国金融安全水平 |
| 7.1.2 银行业安全受对外债务余额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
| 7.1.3 扩大对外开放有利于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
| 7.1.4 市场因素对证券业安全的影响尚不显着 |
| 7.1.5 保险业安全受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
| 7.1.6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安全影响巨大 |
| 7.1.7 诸多关键因素指标拖累着我国金融安全水平 |
| 7.1.8 我国金融安全水平走势波动并有望逐渐转好 |
| 7.2 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对策建议 |
| 7.2.1 努力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2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3 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
| 7.2.4 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5 继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以维护金融安全 |
| 7.2.6 完善金融安全预警机制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7 促进房地产业稳定发展以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
| 7.2.8 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学术进展与文献评价 |
| 1.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综述 |
| 1.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综述 |
| 1.2.3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 |
| 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 |
| 2.3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基础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分析 |
| 3.1 SV-TVP-FAVAR模型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数值模拟分析 |
| 3.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三维冲击效应分析 |
| 3.2.2 不同阶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3.2.3 区间替换与稳健性检验 |
| 3.3 纳入预期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3.3.1 MF-VAR模型 |
| 3.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城乡消费因果关系分析 |
| 3.3.3 考虑预期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城乡消费的冲击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货币政策量价工具有效性对比——基于调控取向定性描述的分析 |
| 4.1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分析 |
| 4.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4.3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性描述与转换过程 |
| 4.4 不同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4.1 全区间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4.4.2 不同调控取向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5.1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划分 |
| 5.1.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 |
| 5.1.2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划分 |
| 5.2 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5.2.1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城乡消费 |
| 5.2.2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企业家信心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1 混频动态因子模型 |
| 6.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定量测度与特征描述 |
| 6.2.1 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特征 |
| 6.2.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维度和指标 |
| 6.2.3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情况 |
| 6.3 不同调控取向下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分析 |
| 6.3.1 总量脉冲响应分析 |
| 6.3.2 分阶段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中国金融周期测度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论文研究思路 |
| (二)论文框架 |
| 三、本文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 (二)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四、文献综述 |
| (一)金融周期相关文献综述 |
| (二)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金融周期的理论基础与测度方法论 |
| 一、理论基础 |
| (一)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历史回顾 |
| (二)金融周期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
| 二、测度方法论 |
| (一)转折点分析法 |
| (二)HP滤波分析法 |
| (三)CF滤波分析法 |
| 第三章 货币政策及调控实践进程 |
| 一、货币政策介绍 |
|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实践进程 |
| (一)反通胀的货币政策时期(1984-1991) |
| (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时期(1992-1997) |
| (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期(1998-2002) |
| (四)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时期(2003-2007) |
| (五)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时期(2008-2010) |
| (六)稳健的货币政策时期(2011至今) |
| 三、我国货币政策重大调整 |
| 第四章 我国金融周期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一、指标选取与预处理 |
| (一)金融周期测度指标与变量选取说明 |
| (二)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 二、构建金融状况指数FCI与金融周期描述 |
| (一)金融状况指数FCI合成方法 |
| (二)计算金融状况指数FCI |
| (三)我国金融周期的识别 |
| 三、我国金融周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一)转折点分析法测度结果与分析 |
| (二)稳健性分析 |
| 四、我国金融周期特征分析 |
| (一)我国金融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 |
| (二)我国金融周期的波动性研究 |
| (三)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 |
| 第五章 金融周期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 |
| 一、相关性分析 |
| 二、VAR模型检验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判定模型滞后阶数 |
|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 |
|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分析 |
| 四、方差分解分析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一)完善金融周期指标构建体系,合理测度金融周期 |
| (二)健全货币政策,完善“双支柱”调控模型 |
| (三)优化信贷结构,实现信贷稳定发展 |
| (四)严防房地产泡沫,对房地产市场积极调控 |
| (五)加快对股票市场的完善,维持金融稳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二、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基础 |
| 一、金融脆弱理论 |
| 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 |
| 三、行为金融学理论 |
| 四、金融风险传染理论 |
| 第二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及风险传染计量的研究现状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计量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的研究现状 |
| 一、信号法 |
| 二、模型法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综合指数的构建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综合指数的构建方法 |
| 二、因子分析模型 |
| 第二节 数据说明 |
| 一、指标选取 |
| 二、数据预处理 |
| 第三节 构建美国等七个国家的综合指数 |
| 一、数据检验 |
| 二、美国等七个国家的综合指数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内传染效应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传染机制 |
| 二、传染载体 |
| 三、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金融行业内部的风险传染效应 |
| 一、数据说明 |
| 二、德国等三个国家的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宏观经济效应 |
| 一、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 |
| 二、基于阿根廷等四国的实证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传染效应 |
| 第一节 国际传染机制 |
| 一、经常项目传染途径 |
| 二、资本项目传染途径 |
| 三、心理因素传染途径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三节 国际同期传染效应 |
| 一、阿根廷、泰国和中国不受同期风险传染 |
| 二、美国和日本存在同期传染效应 |
| 三、德国和希腊存在同期传染效应 |
| 第四节 国际长期传染效应 |
| 一、模型设定 |
| 二、长期传染效应的实证结果 |
| 三、长短期国际传染效应的比较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预警效果的实证分析 |
| 一、阿根廷 |
| 二、美国 |
| 三、泰国 |
| 四、希腊 |
| 第三节 阿根廷等四个国家预警效果的综合分析 |
| 一、货币因素 |
| 二、信贷因素 |
| 三、主权债务因素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应对国内风险的发生及传染的做法和经验 |
| 一、稳定金融体系的救助措施 |
| 二、寻求国际合作 |
| 三、经济刺激政策 |
| 第二节 应对国际风险传染的做法和经验 |
| 一、稳定金融市场应急性措施 |
| 二、经济刺激政策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5）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2 原油价格影响股票市场的相关理论和传导机制 |
| 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原油与股票市场关系中的作用机理 |
| 2.4 分析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
| 3.3 TVP-SVAR-SV模型构建 |
| 3.4 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综合股市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5 国际油价冲击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股市收益的动态影响 |
| 3.6 稳健性检验 |
| 3.7 本章小结 |
| 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与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波动溢出指数模型构建 |
| 4.3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国际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综合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分析 |
| 4.5 国际油价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行业股市波动的溢出效应分析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7 本章小结 |
| 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动态相关性分析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DCC-MIDAS模型构建 |
| 5.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综合股市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 |
| 5.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原油与行业股市长期动态相关性的影响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政策建议 |
| 6.1 政策制定者层面 |
| 6.2 市场投资者层面 |
| 6.3 金融监管者层面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 论文研究工作量 |
| 2 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分类及分解方法 |
| 2.1 经济周期的概念 |
| 2.2 不同尺度经济周期理论 |
| 2.3 各种经济周期的相互作用与嵌套 |
| 2.4 古典周期、增长周期与增长率周期 |
| 2.5 周期的分解方法 |
| 3 经济长波下的矿业长周期波动 |
| 3.1 各种理论对经济长波的研究和划分 |
| 3.2 经济长波与矿业长周期的划分 |
| 3.3 产业结构变动和主导产业转换与矿业长周期的形成 |
| 3.4 全球产业转移和工业化国家（地区）轮动与矿业长周期的形成 |
| 3.5 经济和矿业长周期与国际政治格局变迁 |
| 3.6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矿业中长周期波动 |
| 4.1 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理论 |
| 4.2 中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3 日本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4 美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5 人口周期、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和矿业发展的原理 |
| 4.6 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全球矿业引擎? |
| 4.7 矿业中长周期与矿业长周期的关系 |
| 4.8 本章小节 |
| 5 经济中波下的矿业中周期波动 |
| 5.1 经济中波理论的提出和研究 |
| 5.2 全球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波 |
| 5.3 矿业中周期的划分 |
| 5.4 矿业中周期与美元指数、美国利率周期 |
| 5.5 矿业项目的勘探与建设周期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的经济中波与地勘投入周期 |
| 6.1 我国财政周期与经济波动周期 |
| 6.2 地勘投入周期的划分 |
| 6.3 地勘投入和地勘周期的影响因素 |
| 6.4 历次地勘周期的深层经济政治因素分析 |
| 6.5 本章小节 |
| 7 矿业短周期与库存周期 |
| 7.1 库存周期与价格周期 |
| 7.2 中国的库存周期与矿产品价格/矿业短周期 |
| 7.3 库存周期的普遍存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短周期 |
| 7.4 1961年以来全球矿产品价格短周期的分解 |
| 7.5 本章小结 |
| 8 矿业周期的嵌套及预测 |
| 8.1 矿业周期的嵌套 |
| 8.2 矿业周期的预测 |
| 8.3 周期嵌套与经济危机、矿产品熊市的产生 |
| 9 对我国矿业产业发展的建议 |
| 9.1 国家矿业产业政策的制定与矿业周期 |
| 9.2 矿企利用矿业中周期逆周期开展矿业投资 |
| 9.3 矿业产业链企业利用矿业短周期避险、融资和投机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 |
| 10.1 取得的主要成果 |
| 10.2 存在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999年1～11月经济运行基本情况（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金融安全状态及预警研究[D]. 李婷.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D]. 姜龙.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金融周期测度及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D]. 袁小宾. 河南大学, 2020(02)
- [4]开放经济条件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染及预警研究[D]. 罗茜.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5]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D]. 刘振华.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4)
- [8]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D]. 张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9]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10]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