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是什么”的当代追问——评孙正聿同志的《哲学通论》（论文文献综述）
马枫[1]（2021）在《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哲学批判一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21世纪20年代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危机,更使生态批判的创新和生态哲学的重构成为一项紧迫而艰巨的理论任务。在这次疫情危机的冲击下,西方主流生态哲学褪下自由与民主的华丽外衣,其固有的理论缺陷暴露无遗。在理论上,西方主流生态哲学将“生态环境”变成了一个本质化、中心化的理论内核,而将人的生命置于这个核心之外,对生命健康与生态问题之间的深层关联缺乏思考,很少关注到病毒、瘟疫与人类健康之类问题。这次突发的疫情危机警醒了人类,也推动生态哲学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思考生态问题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路径。在这个方面,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以马克思关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理论为基点建立起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提供了有益的哲学启示。德勒兹继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立场,注重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变化的哲学分析,由此出发,将资本主义制度归结为人类生态问题的最终根源,并进一步发展为对以资本同一性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和对西方哲学的超验本质主义传统的哲学批判。德勒兹从马克思经典理论出发,广泛吸收卢克莱修、斯宾诺莎、康德、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史资源,以差异性、内在性和容贯性为前提批判原则,入手于自然、社会和精神的三重生态维度,创建了以生成论、生机论、机器论与地理哲学四大主题为其内容,以重建“新大地和新民众”为其归宿的丰富而完整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本论文从马克思的基本哲学立场出发,试图批判性地全面考察德勒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容和当代意义,期待以此为拓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和哲学史背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勒兹,以马克思的自然观念为首要的理论来源,首先确定了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核心母题,由此建立起反现代性的新自然主义,重构出表现性、多元性、生成性的现实自然观,揭示了自然和社会在当下互渗的现实状况与内在机制,并把马克思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命题确立为自身生态理论的实践旨向。德勒兹由资本主义现代性回溯到柏拉图本质主义与理念论的哲学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性、超验性的传统,认为理念论的四重幻相蒙蔽了本真的差异、流溢因之上建立的分有的原则泯灭了内在性,他重建了反同一性、超验性的差异性与内在性,并以差异性和内在性为基础再生了容贯性原则,将三者共同作为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也预设了其理论的生命内核。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德勒兹构建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三重批判框架,不仅将自然生态定性为社会问题,而且提出了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本身是生态问题的一部分,并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交互同构的关系。他与加塔利为学界所熟知的两卷本“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着作,就是以精神生态为切入点的批判理论。第二部分努力呈现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理论构成,这就是其在生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存在论批判、生命批判、技术批判和历史批判的具体展开。首先,德勒兹以生成论批判资本主义存在论,认为存在实为生成之在,自然具有多样性、多元体、共生性、关联性、断裂性与开放性的生成法则,整个自然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世界,也不是按照树状模式建立起来的等级世界,而是一个由个体化的多元体所构成的多元体,是“反对其自身”的生成自然,由此批判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认知的误导,揭示了此次疫情危机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系。其次,在生机论的起落沉浮的学术背景中凸显德勒兹对资本主义压制生命的批判,通过探析生命力量与自然、物质、心灵、精神、感知、艺术等事物的内在机理,德勒兹在生态哲学与生命哲学之间进行了一个有机的嫁接,发掘了新的社会场域下的生态创造力量。第三,着眼于机器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普遍现象,经剖析机器的文明面及反生态的文明悖面,揭露了资本主义抽象机器控制自然、社会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运行机制,同时以机器论视角考察有机体与有机的、无机的环境之间的共生规律,探析了超越技术理性的桎梏、重建人类生态文明的另一种可能。第四,德勒兹把马克思以土地为基础的资本批判作为其地理哲学的源头,并受尼采地理学隐喻的启发,赋予大地概念地球的、自然的、文化的与空间的等多重内涵,通过揭露其编码、结域、层化的内在机制,批判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大地是被总体化、统一化了的同质空间,进而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破解问题推进为由“纹理空间”向“平滑空间”的转化。地理哲学也是对现代性尊崇历史观念的一种反拨。第三部分探讨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在哲学上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未来出路的构想与规划。一方面,德勒兹主张重塑主体性,把生态拯救之道植根于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通过“内在的生存方式”,生成人类敬畏自然、呵护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以期达到以人性解放追求生态自由,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另一方面,德勒兹既期待现代社会增强系统化、微观式的治理能力来应对生态危机,又希望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化解矛盾,其以消极逃逸的方式摆脱资本的平面、摆脱资本主义的一整套公理体系、摆脱以同一性为逻辑的现代哲学的设想,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另外,德勒兹生态批判理论包含着“生态共同体”意蕴,但以习近平生态思想来衡量,其思想只表达了对人类生态文明的向往,缺乏有价值的行动纲领。以“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凝聚全球共识,坚持异质同构、求同存异的原则来构建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体,才能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美好明天。
包永伟[2]（2021）在《教师伦理的想象力研究》文中指出
管晓婧[3]（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愈加频繁。这使得中国面临的问题越发具有时代性与世界性,使得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与大趋势越发深刻地影响中国。我们的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时空的宽广视角,迫切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民族特色、顺应时代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由此应运而生,这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回首过去,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取得丰硕成果,面向未来,它仍需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以“借鉴”为核心的前提省思。这是因为,借鉴不仅关乎国际比较研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和价值方向,还关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论基础与原则遵循。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当前亟待破解的借鉴问题包括:何为借鉴?为何要借鉴?能否借鉴?如何借鉴?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文化研究、科际整合等方法,首先探明概念内涵与借鉴价值;然后回应借鉴难题以澄清借鉴可能;最后依次分析借鉴立场、借鉴内容与借鉴方略。按照这个逻辑,全文除引言、结语外,共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概念解析与借鉴价值。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借鉴”三个主概念在本选题语境下的特定内涵,进而揭示借鉴研究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乃至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本文从阶级、个体、民族视角出发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注重其阶级内涵和政治内涵,还要关注其文化内涵与民族内涵;二是国际比较内涵。国际比较更加凸显跨文化、跨制度特质,具体可从异同分析、类型划分、规律揭示、优劣评价、对话交往五个层面理解其实质;三是借鉴内涵。本文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所内蕴的三层矛盾提出它的三重内涵,即借鉴是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借鉴是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借鉴是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四是借鉴价值。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可增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大局意识、问题意识及方法意识。第二章,借鉴难题与回应。重在回应在意识形态冲突难以避免、文化间距难以消除、话语理解应用难以对等的客观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可能。一是针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教育内容相通性、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二是针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各国思想政治教育虽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之中,但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文化相通性主要包括问题指向相通性、思维模式相通性和文化张力相通性;三是针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众多国际比较类学科都面临“概念不等价”难题,在概念屏障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存在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第三章,借鉴依据与立场。重在挖掘与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立场的重要论述与思想启发,从而为澄明借鉴立场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经典作家虽很少直接论述这一问题,但从他们的着作中可以抽离出很多具有重大指导价值的相关论断,如“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等等。这些经典论述中贯穿着三种主要立场,即民族立场、阶级立场和人类立场。因而,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要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第四章,借鉴内容。重在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依据及厘定范围。首先,探究了相关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具体包括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其次,分析了这些学科在厘定借鉴内容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包括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最后,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性提出国际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三类借鉴内容,即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以及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第五章,借鉴方略。重在制定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文章指出,国际比较类学科在议题设定上普遍注重平衡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当代、当下与未来这三对矛盾关系。以此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要关注三大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现代化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以及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二是实现概念通约。为了增强不同文化系统、不同国家概念名称之间交流对话的等价性与有效性,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三种规定法”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能够囊括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名称范畴且层次清晰的概念规定体系。其一般规定包括反映群体善恶标准的价值性规定、反映社会习俗规范的导向性规定、反映干预影响机制的灌输性规定,特殊规定包括反映阶级利益立场的意识形态性规定、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规定、反映人类进步解放要求的革命性规定、反映天神超验意旨的宗教性规定,个别规定是其奠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民族性;三是构建参照系统。参照系统是国际比较借鉴研究的坐标系,它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个评价指标的局限性。本文尝试构建三类参照系统,即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以及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三类参照系统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因而要灵活选择、合理应用。
王哲[4]（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样态及存在状态,是对其外在形象的描述与内在根据的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形态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有着重要而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学科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再认与反思,是一个学科“自我发现”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既是对学科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但被遮蔽领域的探索与开拓,同时该问题也具有元理论性质,涉及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起源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走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深化产生影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这一核心问题,论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及其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基于词源学方法对中西方语境下“形态”一词基本含义的考察,可知形态不仅是关于对象外在样态的描绘,而且是内部结构与存在状态的表征,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借鉴、归纳既有其他学科形态学理论,可知形态学是对对象形态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特定视角进行分析性结构考察与综合性历史考察是形态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特别是社会形态理论为研究范例,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善于把握对象内核本质、分析功能要素与结构表征、注重发展性过程性研究,把握好具体与抽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界定,并引入视域概念,明确研究者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形态呈现具有内在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具有多维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特征,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本质、模式等概念既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出场语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入研究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该方法内含从具体到抽象的前提规定,从一个简单的抽象规定性出发,在历史与逻辑的互释生成中使对象“在思维的行程中具体地再现”。基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具有过程和维度的双重契合性。这一逻辑理路的具体展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包括研究思路与叙述思路两个层面,是对论文结构与体系安排的主张与澄明。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依据在于划定研究边界、体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和要素方面。第三章,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分解研究和系统解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形态包括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或活动中的潜隐形态以及以相对独立面貌呈现的显形态;后者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可分为要素构成、运作实现、内核本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观的现象层面,主要包括人的要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物的要素——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第二层次是要素间相互关联作用即运行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时空场域（主要指具体的微观空间）,目标依据、过程环节等方面;第三层次是深层的内在核心,主张基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这三个层次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可划分为构件形态、运作形态、内核形态三种形态。构件形态可从主导性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划分;运作形态基于具体的空间环境、不同的目标导向、实现的方式依托、整体的过程环节等角度来区分;本质形态则依据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形态。第四章,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宏观历史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一般文化现象意义上把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从本体存在的角度考察其产生发展、过程状态与演进规律。通常来说,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场域,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是主张统治阶级利益与诉求、维系阶级统治的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其消亡的时刻;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建构和维系方式,与阶级社会相适应的阶级形态也只是其宏大过程中的一种形式,由此生发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非阶级形态的逻辑推论,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原发-形成中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自觉-本真两大形态,这二者是从存在论角度对阶级形态何以可能与终极走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人类社会整体视域观照下,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呈现出一定的演进规律,主要表现为边界扩展、聚合统一、否定回归等;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讲,这些规律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熔铸于并伴随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与目的所在。就理论本身而言,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实现“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第一次跃升;从现实指向来看,在“思维具体”的基础上从理论回归现实,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加以考量是思维行程的第二次跃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及特征,当下我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对这种过渡形态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意味着扬弃,意味着继承、批判与发展,在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改进方向、谋划策略与方式,从而探索尝试构建出精准思政、日常思政、嵌入-融合思政、“非常态”思政等符合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向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路惠程[5]（2020）在《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探析》文中认为西方哲学始于“本体论”或“存在论”,对“本体”或“存在”的追问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逻辑主线。所谓“本体”或“存在”就是指世界的本原。早期的形而上学以超感性的、永恒的概念本体来解释世界的本原,其思维方式是形式逻辑,绝对同一的概念本体无法说明现实的变化问题,造成了本体与现象的鸿沟。辩证法的提出正是针对这一困境,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来解决本体与现象的矛盾。但马克思之前的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是建立在精神性的概念本体之上,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思维与存在、逻辑与生存、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把本来第二性的东西当成了第一性的。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的基础上,将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重新奠基于生存的实践之上,取代了传统的认识论立场,使得辩证法的生存本性得以真实地流露。生存论立场是对认识论立场的超越,马克思认为辩证法不是认识事物的辩证法,而是描述人类历史活动的辩证法,是以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辩证法,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生存论辩证法表达了人类历史从异化的产生到扬弃异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生存论辩证法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历程。从生存实践的观点出发,人获得了它真正的主体性的地位,正像马克思所说,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这一自我拯救、自我扬弃的历史活动过程同样也是自我解放、自我超越的的自由之路。
董政[6]（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郭夏[7]（2019）在《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文中研究表明对实践的理解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重要课题,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引入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产生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要实现与世界的对话就需要对这些理论和思潮作出认真的回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现代性语境下西方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一脉,在晚期,哲学解释学逐渐转向实践哲学,作为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不论是从理论内容还是对实践的理解上,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相关性。人们往往从现象学或语言转向的视角去看解释学,但很少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解释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解释学共同的关键词,以实践为切入点,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根源、理论形态和理论应用的层面区分二者的不同态度。本文立足于对比伽达默尔和马克思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梳理伽达默尔和马克思“实践”的理论根源和表现形式,以对人的关注和对辩证法的理解为思路,分析二者各自的理论特色,探讨二者能够为对方的理论发展和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何种启示。伽达默尔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理解,其特点在于把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作为人类实践的前提和基本要素,突出语言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晚年与杜特的谈话中,伽达默尔论述了自己对实践和实践哲学的理解。“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这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1]他认为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实践,但实践还意味着更多,“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2]伽达默尔将实践理解为我们的生活形式,他将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相结合,从本体论的高度将实践理解为对存在形式的反思性的活动,“追问正当生活的可能性”是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核心。首先,在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理解的基础上,伽达默尔将理解、解释和应用作为一个统一过程的组成要素,强调了解释学的实践内涵,解释学由方法论回归到实质性的问题。其次,伽达默尔突出实践构成了人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特征,他以人行动目的的内在性和外在性,区分了实践与技术的差异,强调人的实践活动自身具有的内在的目的性,是人生活方式的本身。最后,作为实践理性,它的反思是以理解和对话为基础的,由对话形成了与公众意义的理解,实践理性对公众意义的解读对于今天我们对公众意识的理解和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理论形式上,伽达默尔的实践观揭示了实践智慧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对立,实践智慧强调理智性是一种社会理性的真理观。伽达默尔对实践的理解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理解,他认为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一种智慧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以科学的语言,也不根据科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社会理性的真理观以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为基础,以“善”为一般知识的最高对象,以“效果历史”为解释原则,力图通过向人的回归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找到现代的存在方式。社会理性的真理观既不是科学的工具理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理性。首先,它所强调的实践智慧和技术知识的不同,技术知识不涉及人和他人的关系,而实践智慧需要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为基础,将理论的应用与自我理解相结合;其次,社会理性的真理观着重强调人们对越过人的自然秩序所进行的生命实践活动的思考,是一种人性化的理性,它内含着道德实践的自由意志,运用智慧服务于善的理念。它强调的理智性必须是由实践智慧和道德理性的共同作用,是由二者共同达成的在当下关于善的选择和判断;第三,社会理性的真理观的真理性不是以“善”的最终达成为标准,它的真理性体现在人的自我协商的过程中,伽达默尔认为构成实践的是人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实践活动本身也就存在于它所批判的社会过程当中,这一过程中的问题无法通过科学预测和决定,只有通过本身的社会条件的校正和解决,才能实现真正的实践的社会理性意义。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力图通过对黑格尔客观精神学说的吸收来实现关于善的有价值的自我论证,将这种论证恢复为一种正当的对人所存在的世界的理解,这体现在他对效果历史意识的论述中。一方面,效果历史意识吸收黑格尔哲学的社会历史性质,人们对理论的获取体现在参与理论的活动中,在参与理性概念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实现了自我理解和丰富,历史的传承也为人自身的知识在传统中的交替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效果历史意识吸收辩证法的具体普遍性,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是为人类社会某种典范性质作出说明,人们在参与和分享这一理论的过程中享受了共同性,并丰富和发展自己进而实现了自由。同时,解释学的真理本身是一种视界融合,这种视界融合由于前见、偏见的存在而一直在进行中,永远不会完结,伽达默尔由此批判了符合论的真理观,进而以体系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绝对真理的实现方式。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解释学的基本功绩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的世界。在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上,伽达默尔反对科技时代技术独断对人的统治,他以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理解为基础,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加以驳斥,进而批判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事实上,伽达默尔反对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宰制,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抽象的劳动对人的统治,他们都以形成自由的人和人的交往关系为价值旨趣,这正是马克思和伽达默尔可对话的真实基础。本文通过双重对话,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和对异化理论的理解和解答两个方面对比伽达默尔和马克思的实践观。从理论的现实意义上说,或许在科技时代我们更容易接受伽达默尔晚期所提倡的实践智慧,但当我们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尤其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实践观强调从人的主体能动性去理解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从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看全部的问题,包括解释学的一系列问题,在克服抽象的同时,也克服了单纯的表象思维。依照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普遍性的理解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人不应当只是参与和理解历史,“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来进行。”[1]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确切的说,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之于世界是否定性统一的存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说是对实践的理解,更体现为一种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吸收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规律的作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它给予本体即人的社会存在以生命力,以实现全体的自由性为目标赋予哲学以真正的生命力。同时,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虽然也有辩证法意蕴,但是他并没有奠基于人和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关系,而是以理解和参与的方式奠基在人类认识的历史性和局限性上,从这一方面来说,或许解释学的实践哲学只能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起到环节性的推进作用。伽达默尔关于现代社会的异化理论指出人们丧失了对于存在意义与行为选择的自由独立的实践理性判断,而是完全交给了代表科学与技术的专家权威,为我们透视现代技术文明社会的困境提供了一条温和的“对话”“团结”的路径,但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理论性质,由于无视物质生产为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导致它无法解决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更无法以人与社会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为根本路径来真正的解决人的异化的社会问题。从理论的现实意义方面,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实践哲学为人类文明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以吸取的有效经验,也可以理解为对哲学解释学精神的一种延续。通过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反思解释学,我们能够发现伽达默尔解释学真实的意义和局限,从而在面对新问题时理清思路积极回应,在新形势下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建设和传播。
王桂田[8]（2019）在《真理的逻辑与相信的形式 ——一种基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互印证的真理观再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当代哲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真理”被质疑,哲学被终结,崇高价值被动摇。在此背景下,如何思哲学的意义,成为当代哲学着力的方向。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两位思想巨匠对“哲学的命运”的思考给我们重要启示。把真理作为“思想体系”的“主导概念”来辨识“真理的逻辑”,这需要我们进入更大界面上进行思考,需要引入更为源始性的概念“相信”。论文试图要从真理逻辑的反思中去寻找相信的形式,力图从更源始的界面探求真理学说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机制,以求认知和理解“主导概念”对文化生活以及对人的价值和意义。论文共分为4章:第1章作为导论,提出“相信”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必要自检。“人何以相信”是试图去描述那不尽相同的“相信”背后的统一的“相信的形式”。这个提问所要表达的不是“相信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是如何可能的”而是“作为心理机制的相信的统一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样的”。为了讨论“相信的形式”,我们无法回避那个试图达到最高可信的东西——真理——的逻辑。基于“相信”作为哲学范畴来探究的诸多疑问,我们对“相信”的周边概念进行了对比,并进行了必要自检。在相信、信念和信仰的比照中,我们发现就其日常运用而言,它们的确是一个具有等级性的递增序列,信仰具有最高的位置,但就其哲学思索而言,相信却占据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位置。在相信、知道和知识的比照中,虽然“知识”和“知道知识”在逻辑上非常坚定,但其内容却非常贫乏,以至于对知识（真理）的探讨最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转到一个复杂状态中去假设和论证。对“作为心理机制的相信的统一的基本形式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进行自检就是确认这是一个有效的提问和问题,是一个需要哲学干预的问题。第2章作为问题起点,说明“相信”作为哲学问题,始终存在于哲学理论之中。首先,“相信”问题隐藏在哲学与现实的理论境域中。哲学通过反思影响人的态度、行为和选择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来实现对现实的作用,在反思中构造“描述一种状态,找到一个支点,构建一个标准,衍生一批结论”的基本模型保证其现实效应。哲学理论既可以看做“为真而构”也可以看做“为信而构”。其次,“相信”问题主要研究对象是真理与相信的关系问题。我们发现,作为认识论真理,从可知论来看,无确证需行动,相信必前置先行。从不可知论来看,无极点需创造,相信必悬设其上;作为实践论真理,理论彻底才能说服人,那么相信必往返其中;作为生存论真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问题逐步消退而隐匿自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来承担原有形而上学及其真理观所承担的职能,而这从主体性的人的角度,是一种“相信”。再次,“相信”问题面对的基本现实是,哲学只有倾向于“描述”才能更接近“相信”的领域。如果把马克思的主要工作看作是“对现实的描述”——对现实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历史活动的描述——的话,那么现代哲学的很多理论都可以看做是围绕这项工作在不同方向以不同的形式的继续努力。因此,“现实的描述”与“规定思的事情”就具有内在关联,故而相信存在者的指引与相信在场状态、相信真理的本质和相信真理的非本质就成了哲学主要目标。最后,“相信”问题研究的意义在于有助于“虚无主义”的克服。虚无主义深层次问题是“不相信”,那么探究“相信”就有助于克服虚无主义,或者说“相信的形式”就是虚无主义的边界。第3章分析真理的逻辑,目的在于揭示“真理之为真理的东西”,并由此重新理解真理观的跃迁。真理逻辑问题面对的经验性的基本事实是,真理首先作为一个“说法”呈现出来。真理的逻辑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第一,真理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就其实质而言,哲学关于真理的研究是对一个真理的研究探索,即真理的形式、标准等的探究。但就其论证过程看,哲学研究又丰富了、验证了、佐证了、暗示了多个真理的存在,多样性真理的存在,并用一个真理为多个真理发挥作用开启了道路。第二,真理是作为主观真理的“逻辑”还是作为客观真理的“逻各斯”。真理在纯粹的“逻辑”与形式的“逻各斯”之间游离,以至于有些关于真理的探讨已经遗忘来时之路,变成单纯的理论游戏。真理必然是“逻各斯”,哲学的真理也必然要获得“逻辑”的形式,如何在“逻辑”与“逻各斯”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成为哲学真理观无法回避的问题。第三,真理倾向于以原点的方式还是支点的方式发挥作用。哲学在真理问题上总是试图建构原点支撑结构但都终归要失效,现代哲学才转向支点支撑结构来寻求突破。真理逻辑的构建的基本方法是抽象和反思。真理构建的核心路数是“敞开”与“遮蔽”的相互运作。真理构建的自检方式要么诉诸先验,要么依靠经验。真理的跃迁表达的是真理逻辑之建构的历史性变化之特征,本论文中探讨了真理的三次跃迁并描述了其基本特征:第一次跃迁是“从意见到符合真理论”,其基本特征是从“物-理”中“抽象”出“一个”“逻各斯”真理作为“原点”,用“敬畏”保证真理之运作,形成“符合即真理”的基本观念,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基督教的神”。第二次跃迁是“从主体到理性真理论”,其基本特征是从“理-性”中“反思”出“一个”“逻辑”真理作为“支点”,用“竞争”保证真理之运作,形成“理性即真理”的基本观念,产生的政治后果是“拜物教的神”。第三次跃迁是“从现实到创造真理论”,这主要是由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完成,其基本特征是,从“情-境”中“描述”出“一套”兼容“逻辑”与“逻各斯”的真理原则作为“相互支点”,用“境遇”保证真理之运作,形成“创造即真理”的基本观念,产生的政治后果是“自己的神、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此在的颖悟”。第4章讨论了相信的形式,目的在于从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比照的指引下,描划相信的基本形式。对于相信形式的描述,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重一体思想是具有重要开示作用的“思”。“四重一体”思想超越混沌返回单纯,意图实现从无序整体性到秩序整体性;超越对立容涵差异,意图实现从划定界限之强迫到冥思界限之意义;超越辩证保留时间,意图实现从“存在者”进步之妄动到“存在”意义之澄明;超越实体采撷形式,意图实现从技术本质追问到艺术本源的开显。这启示我们:（1）抛却二重性进入域化性进行思考,我们要在真理之后思相信;（2）弃活动对象思活动本身,我们要在对象之中思形式;（3）天、地、神、人各有所居,我们要思其本然的机制。按照海德格尔的启示,本论文从马克思那里选取四个重要的理论方向进行阐述,发现两位思想巨匠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有助于我们去思那“相信的形式”。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本身具有“敞开”性,这种“敞开”性来自于思想的自由特性。“意识形态”本身就可以统摄物质生产、历史科学和未来社会进入其本己之中,并从意识形态上可以反映其他三者的各自本性,并把四者统一起来。物质生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具有决定性地位,具有明显的“遮蔽”特征。物质生产所导致的人的思想不自由的特性,决定人们在相信什么的问题上始终不会达成一致,除非物质生产对人的思想的强制性消失。在相信什么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相信形式问题才会浮出水面以待我们去“思”它本来就有的那种“机制”。“未来社会”本然就是理想性的。描述未来社会是每一种哲学理论必然要做出的理想性承诺或构造安排。人也只有在期望美好中才能指引前行的道路、获得内心的安宁、安心于与自然界的遭遇。未来社会作为“一方”本然的可以映现其他各方的又必须回到各方才能达成“单纯”的统一。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具有明显的“参照”和“惯性”的意蕴。马克思把《资本论》作为“历史科学”,一方面“参照”近代科学,将感性世界把握为抽象的逻辑结构,让“历史科学”具有“具体科学”那样的感性合法性;一方面“参照”自然界与历史的不同进程,发展出一种“拟历史目的论”,让“历史科学”具有某种前后相继的内在理论合理性。“历史科学”与意识形态、物质生产和未来社会共属一体,并相互映现其本质。故而“历史科学”是具有某种自带“惯性”意蕴的理论建构。
陈磊[9]（2019）在《《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文中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举世公认的西方经典,世界各国教育家、思想家无不从中汲取精神养料以为现实所需。但人们往往过多关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却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宝贵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柏拉图系统的阐明了政治与教育的共生关系,而这一思想本质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只不过西方并不以此称谓。本文以《理想国》为第一文本,并兼顾其与柏拉图其它对话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散落在《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有机整合、分门别类,凝练出正义学说、德性学说、灵魂转向学说和灵魂回忆学说四大主题,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一反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本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首先,围绕柏拉图的正义学说展开。正义是贯穿《理想国》始终的重要线索,柏拉图在“由大见小”的正义追寻中发现了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并开启了个人与共同体统一关系的探讨,但共同体的和谐运作才是柏拉图正义理论的根本重心。对于其正义观的局限性,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以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实现了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和超越。而柏拉图正义学说中对最高价值本体善的主张,以及对个人和共同体的相关论述也具有积极意义,是反观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的重要参照。从个体维度为个人探求生命意义的根基;从国家维度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真理性确立依据。其次,围绕柏拉图的德性学说展开。柏拉图为了解决哲学与政治的冲突,拯救城邦于危亡,提出了将哲人德性与城邦政治和解的“哲学王”主张。他认为,“哲学王”对理想城邦的治理就是教化公民适应城邦共同体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教育是城邦的头等大事。而国家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共同体”,同样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在思想观念上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是通向未来“真正共同体”的政治行动。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具有内在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就是要通过共同体的价值完成对人的教育,在公共政治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使人成为公民;在个体德性层面的价值目标是使人成为人。再次,围绕柏拉图的灵魂转向学说展开。柏拉图的灵魂转向学说寓意深邃,而且与其正义思想紧密相关。柏拉图在找到大写的城邦正义后,根据“由大见小”的类推,论证了个人灵魂的正义即灵魂中理性、激情和欲望三要素的井然有序。可柏拉图对这种“短路径”的论证并不满意,有关善的理念的“长路径”方法呼之欲出。柏拉图通过太阳喻、线段喻和洞穴喻完成了对理念论的解说,并提出灵魂转向就是为了观照最高的善。可以说,灵魂转向既是“哲学王”解救囚徒走出洞穴获取真理的关键,也是人们从可见世界抵达可知世界的必要跨越,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价值共识需要突破的认识论难解。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论本性,就是教育主体和价值认同主体之间达成价值共识的视域融合和思想统一经历。最后,围绕柏拉图的灵魂回忆学说展开。柏拉图最早是在中期对话《美诺篇》中提出的灵魂回忆说,他不但在《美诺篇》和《斐多篇》中对灵魂回忆说进行了循环论证,而且在《理想国》中也对回忆说给予了充分肯定。柏拉图认为,知识是不朽的灵魂所固有的,学习就是回忆灵魂前世固有的知识。灵魂回忆说澄清了人类知识获取的应然途径。真正的教化不是知识的施与,而是对本体实在的挖掘,激发并滋养本体的一切潜能,实现从自为到本有的灵魂本真状态。而柏拉图继承其师苏格拉底的对话和诘问教学方法潜移默化启发人们回忆灵魂中的固有真知,既孕育了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雏形,又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奠定了重要根基。综上,柏拉图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有重大贡献,而且他理解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应当被确立为典范。正是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才具有恒久的思想魅力,他深邃洞见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也有待人们继续深入发掘,返本开新。
成妍[10]（2019）在《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哈贝马斯是当代公认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本文探讨其形式语用学思想,主要梳理论证了语用意义在该新语用学中的基础性作用,阐扬了形式语用学的哲学旨趣、意义与局限。哈贝马斯从实践角度出发,立足语用意义建构了形式语用学。如果说“语用学”指出了其所归属的思想传统,那么“形式”则标识了其理论独创性。意义是传统语用学的核心,而该新语用学也是以新意义理论——语用意义为基础而建构的。他揭示言语行为关键不在于表明交往活动的交互性,旨在建构人际关系,认为意义不取决于语言的语法规则系统,而决定于其语用规则所构成的一般情境,依托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存在于交往参与者的直觉性规则意识之中。在交往实践中,主题化后的生活世界背景知识通过具体言语行为表现为:命题的意义、言说者意向的意义以及建构人际关系的意义,它们分别指向言语行为的三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要求、真诚性要求和正当性要求。当我们适切言语行为所需的有效性要求,就能够理解语言意义,促成共识。一言以蔽之,形式语用学是从实践角度出发,通过分析言语行为,基于语用意义,研究以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建构合理人际关系）为旨趣的交往参与者的交往资质,从而确立并重建交往行为一般前提的语言哲学思想。本文从四个维度分析了形式语用学的哲学旨趣。作为一种新语用学,形式语用学对语用学的再发展,是对先验与经验语用学的综合与融通;形式语用学对主体性哲学的扬弃,建构了基于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形式语用学对“理性”的再审视,开出了理性的交往之维;形式语用学对意义理论的再建构,创制了依凭生活世界的语用意义思想。形式语用学既为交往行为理论确立了一般规范前提,又为对话伦理学奠基了语用学基础,还为社会发展贡献了现实价值。不过,一如任何理论概皆囿于理论规设者的有限视域而难祛自身的思想片面性那样,形式语用学亦复如是。哈贝马斯虽然认同马克思批判理论中实践的重要地位,也力求从实践出发重构语用学,但是他的语用学,较之于经验与先验语用学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三者皆从纯粹理性出发,既脱离实践,又无视社会存在的制约,以致形式语用学难褪乌托邦之色彩。此外,哈贝马斯无视生活世界与交往行为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形式语用学难脱抽象与静态之特质。
二、“哲学是什么”的当代追问——评孙正聿同志的《哲学通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哲学是什么”的当代追问——评孙正聿同志的《哲学通论》（论文提纲范文）
（1）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德勒兹是生态哲学家吗? |
| 1.西方主流生态哲学的困境 |
| 2.德勒兹生态批判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本论文的基本结构与论证思路 |
| 第1章 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哲学基础 |
| 1.1 重思马克思的自然观 |
| 1.1.1 马克思批判理论中的自然概念 |
| 1.1.2 基于现代性批判的新自然主义 |
| 1.1.3 自然与社会的统一如何可能? |
| 1.2 反思生态问题的“前提批判”诸原则 |
| 1.2.1 差异性原则 |
| 1.2.2 内在性原则 |
| 1.2.3 容贯性原则 |
| 1.3 加塔利的启示:进入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三个维度 |
| 1.3.1 自然生态维度 |
| 1.3.2 社会生态维度 |
| 1.3.3 精神生态维度 |
| 第2章 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构成 |
| 2.1 生成论 |
| 2.1.1 生成之在 |
| 2.1.2 自然的生成法则 |
| 2.1.3 “反自然”的真实自然 |
| 2.2 生机论 |
| 2.2.1 生机论的起落沉浮 |
| 2.2.2 物质、生命与自然力量 |
| 2.2.3 生命力量的另一来源:精神、感知与艺术 |
| 2.3 .机器论 |
| 2.3.1 机器变革及其两面性 |
| 2.3.2 资本主义机器的反生态本性 |
| 2.3.3 机器的文明面与生态文明何以可能 |
| 2.4 地理哲学 |
| 2.4.1 大地概念的多重内涵 |
| 2.4.2 尼采的地理学隐喻 |
| 2.4.3 马克思以土地为基础的资本批判 |
| 2.4.4 从纹理空间到平滑空间 |
| 第3章 德勒兹对走出人类生态危机之可能路径的哲学构想与规划 |
| 3.1 重塑新主体:重新反思人性与人的生存方式 |
| 3.1.1 “内在的生存方式”的生态涵义 |
| 3.1.2 生态伦理精神的生成 |
| 3.1.3 回到马克思:从自由个性到人类解放 |
| 3.2 重建新大地:走向人类生态共同体 |
| 3.2.1 生态治理与疫情治理 |
| 3.2.2 激活反资本主义的生态力量 |
| 3.2.3 基于根茎模型的“生态共同体” |
| 结语: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当代意义与面向未来的生态哲学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使命 |
| (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使命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创新与国际比较学科使命 |
| 二、研究述评 |
| (一)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意识的定位 |
| (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 |
| (三)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借鉴问题的分析 |
| (四)关于相关比较学科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与共同难题的研究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理论指导 |
| (二)分析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四)研究价值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内涵与价值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内涵阐释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
| (二)国际比较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指向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国际比较的特定内涵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内涵实质 |
| (一)促进自我与他者融通的桥梁 |
| (二)深化跨文化交流对话的途径 |
| (三)推动社会精神再生产的选择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的价值意蕴 |
| (一)以借鉴为导向的价值论有助于增强学科大局意识 |
| (二)以借鉴为导向的认识论有助于增强学科问题意识 |
| (三)以借鉴为导向的方法论有助于增强学科方法意识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难题与回应 |
| 一、对意识形态差异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基于教育逻辑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基于教育内容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教育手段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对文化间距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文化相通性使间距跨越成为可能 |
| (二)基于问题指向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思维模式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四)基于文化张力相通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对概念屏障问题的有效回应 |
| (一)基于概念规定对等性的借鉴可能 |
| (二)基于科学规律普遍性的借鉴可能 |
| (三)基于环境规约相似性的借鉴可能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依据与立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论述与重要启发 |
| (一)“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 |
| (二)“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都是无产阶级的研究对象” |
| (三)“抽象出来的一般结果不能离开现实历史” |
| (四)“要善于用批判态度来看待别国经验并独立地加以检验” |
| 二、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与重要启发 |
| (一)“要注重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
| (二)“要自信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
| (三)“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立场 |
| (一)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族立场 |
| (二)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阶级立场 |
| (三)坚持以进步解放为宗旨的人类立场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内容 |
| 一、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主要类型 |
| (一)具有时代意义的他者议题 |
| (二)围绕同一问题的他者视域 |
| (三)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及他者方案 |
| (四)超越特定文化限制的“普遍”真理 |
| 二、国际比较类学科借鉴内容的厘定方法 |
| (一)自我与他者的同时在场 |
| (二)一般与特殊的界限划定 |
| (三)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提纯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借鉴内容的选取指向 |
| (一)论题主旨层面的借鉴内容 |
| (二)研究范式层面的借鉴内容 |
| (三)实践经验层面的借鉴内容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方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借鉴方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全球化进程中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 |
| (三)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文化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
| (四)物质化环境中精神家园与崇高使命的构筑问题 |
| 二、实现概念通约的借鉴方略 |
| (一)实现概念通约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一般规定 |
| (三)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特殊规定 |
| (四)厘清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个别规定 |
| 三、构建参照系统的借鉴方略 |
| (一)构建参照系统的方法论价值与原则遵循 |
| (二)基于个别国家具体指标的参照系统 |
| (三)基于多个国家综合指标的参照系统 |
| (四)基于人类未来发展指标的参照系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形态和形态学 |
| (一)形态概念内涵及辨析 |
| (二)形态学理论及方法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形态 |
| (一)马克思主义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 |
| (二)研究范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形态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及其研究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 |
| (一)“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的基本规定 |
| (二)“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适用性 |
| (三)“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中的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一)凝结为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 |
| (二)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依据 |
| 第三章 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定位与潜隐形态 |
| (一)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社会定位 |
| (二)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潜隐形态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与构件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构成 |
| (二)基于要素的思想政治教育构件形态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运行与运作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运行和实现 |
| (二)贯穿于整体环节的思想政治教育运作形态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内核形态 |
| (一)始基于社会关系和秩序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
| (二)反映本质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核形态 |
| 第四章 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
| 一、阶级社会基本场域与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 |
| (一)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时空场域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的历史呈现 |
| 二、人类历史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逻辑论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的前提追问与时空扩展 |
| (二)原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推论 |
| (三)共产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推论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 |
| 三、人类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演进规律 |
| (一)边界扩展、否定回归与聚合统一 |
| (二)熔铸于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中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 |
| 一、理论反思:形态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
| (一)形态研究是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重要理论工具 |
| (二)形态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的再认识 |
| (三)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回归和跃升 |
| 二、现实观照: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定位 |
| (一)当代中国发展的时空方位和特征 |
| (二)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渡形态 |
| 三、形态研究视域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守正创新 |
| (一)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
| (二)改进方略、原则及路径 |
| (三)新形态的探索、尝试与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辩证法的出场 |
| 第一节 问题:早期形而上学的困境 |
| 一、实体本体论对存在问题的回答 |
| 二、实体本体论的困境 |
| 第二节 解决:存在问题的辩证出路 |
| 一、古代辩证观念及其问题 |
| 二、康德路径对矛盾的公开 |
| 三、概念辩证法及其问题 |
| 第二章 马克思的生存论辩证法 |
| 第一节 马克思对旧哲学的清算 |
| 一、对费尔巴哈的肯定与批判 |
| 二、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吸收与批判 |
| 第二节 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生存论 |
| 一、人与存在的实践关系 |
| 二、生存论基础上的辩证法 |
| 三、以生存论为基础的辩证法是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 |
| 第三章 生存论辩证法与人的解放 |
| 第一节 对人的“新释义” |
| 一、从概念走向生存:现实的人 |
| 二、从封闭走向开放:过程中的人 |
| 第二节 人的自由与解放 |
| 一、生存论视角让自由得以可能 |
| 二、自由的实现:生命的自我扬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7）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对象、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背景及现状 |
| 1.2.1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发展略述 |
| 1.2.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3 文章结构 |
| 第2章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任务——理性对人自身的理解 |
| 2.1 实践与语言——人类社会的共同性 |
| 2.1.1 文化和词语:解释学的基础 |
| 2.1.2 博学的散文:修辞学的初衷 |
| 2.1.3 时代与范式:语言的创造性 |
| 2.2 实践与公众——理性的启蒙作用 |
| 2.2.1 对理智性的理解:人类的启蒙运动 |
| 2.2.2 对确定性的寻求:大众的新修辞术 |
| 2.2.3 对合理性的信仰:全新的自我理解 |
| 2.3 实践与“善”——现代社会的理智性 |
| 2.3.1 参与者的理想:实践哲学的提出 |
| 2.3.2 哲学与科学:实践哲学的正当性 |
| 2.3.3 技术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价值尺度 |
| 第3章 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的理论形态——社会理性的真理观 |
| 3.1 人文主义传统——社会理性真理观的基础 |
| 3.1.1 社会理性:对黑格尔哲学的吸收 |
| 3.1.2 理性化力量:实践作为社会理性的条件 |
| 3.2 效果历史意识——社会理性真理观的存在方式 |
| 3.2.1 问答逻辑:解释学和辩证法的关联 |
| 3.2.2 合法的偏见: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的重合 |
| 3.3 宽容的意义——社会理性真理观的价值追求 |
| 3.3.1 对“善”的追求: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
| 3.3.2 对宽容的理解:技术合理化视角下 |
| 第4章 以自由为旨趣的实践观——马克思与伽达默尔的对话 |
| 4.1 实践与自由的理论根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 |
| 4.1.1 效果历史与范畴文明:对辩证法和时代的思考 |
| 4.1.2 颠倒的世界:对辩证法具体普遍性的理解 |
| 4.2 实践与自由的现实基础——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理解 |
| 4.2.1 人的自由与物的枷锁: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的不同理解 |
| 4.2.2 资本逻辑的桎梏: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源 |
| 4.3 实践与自由的实现路径——对“合理化”的思考 |
| 4.3.1 唯物史观对“合理化”的思考: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提出 |
| 4.3.2 唯物史观对社会理性的理解:思辨逻辑的认识论 |
| 第5章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 |
| 5.1 时代文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转向的理解 |
| 5.1.1 语言转向与时代精神的表征 |
| 5.1.2 语言转向与时代文明的辩证形态 |
| 5.1.3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语言转向积极成果的汲取 |
| 5.2 公众意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方案的推进 |
| 5.2.1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
| 5.2.2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征 |
| 5.2.3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方案面临的时代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真理的逻辑与相信的形式 ——一种基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互印证的真理观再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问题及自检 |
| 1.1 提问方式与问题自检 |
| 1.1.1 提问的缘由 |
| 1.1.2 提问的分析 |
| 1.1.3 问题的自检 |
| 1.2 相信与周边概念 |
| 1.2.1 相信、信念、信仰 |
| 1.2.2 相信、知道、知识 |
| 1.2.3 相信与怀疑 |
| 1.3 相信问题晦而不明的原因 |
| 1.3.1 相信什么逻辑先在于相信本身 |
| 1.3.2 相信的清晰化是人的理性的边界 |
| 第2章 相信问题的分析 |
| 2.1 境域:哲学与现实 |
| 2.1.1 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 |
| 2.1.2 互动结构的基本模型 |
| 2.1.3 哲学与现实境域中的相信 |
| 2.2 对象:真理与相信 |
| 2.2.1 作为认识论的真理中的相信 |
| 2.2.2 实践论真理中的相信 |
| 2.2.3 作为生存论的真理中的相信 |
| 2.3 现实:描述与相信 |
| 2.3.1 围绕马克思问题的现代西方哲学 |
| 2.3.2 作为马克思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 |
| 2.3.3 在“对现实的描述”中相信 |
| 2.4 意义:虚无与相信 |
| 2.4.1 作为现代性本质的虚无主义 |
| 2.4.2 作为虚无主义深层次问题的“不相信” |
| 2.4.3 作为虚无主义边界的相信形式 |
| 第3章 真理的逻辑 |
| 3.1 真理的基本问题 |
| 3.1.1 一个和多个:真理本质与真理的非本质问题 |
| 3.1.2 逻辑与逻各斯:主观真理与客观真理问题 |
| 3.1.3 原点与支点:原点支撑结构与相互支撑结构问题 |
| 3.2 真理的构建 |
| 3.2.1 构建的基本方法:抽象和反思 |
| 3.2.2 真理构建的核心路数:敞开和遮蔽 |
| 3.2.3 真理构建的自检方式:先验和经验 |
| 3.3 真理的跃迁 |
| 3.3.1 从意见到符合真理论 |
| 3.3.2 从主体到理性真理论 |
| 3.3.3 从现实到创造真理论 |
| 第4章 相信的形式 |
| 4.1 海德格尔的“四重一体”思想 |
| 4.1.1 “四重一体”思想的由来 |
| 4.1.2 “四重一体”思想的特征 |
| 4.1.3 “四重一体”思想的启示 |
| 4.2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物质生产、未来社会、历史科学” |
| 4.2.1 意识形态 |
| 4.2.2 物质生产 |
| 4.2.3 未来社会 |
| 4.2.4 历史科学 |
| 4.3 作为相信形式的支撑、压制、引导、惯性 |
| 4.3.1 作为相信形式的支撑、压制、引导、惯性 |
| 4.3.2 “常识”的相信形式 |
| 4.3.3 “科学”的相信形式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其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及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正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想 |
| 2.1 《理想国》中的正义内涵: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 |
| 2.1.1 正义问题的提出:在政局的危亡与世俗的谬误中渴望正义 |
| 2.1.2 正义内容的探寻:在个人与城邦的类比中发现正义 |
| 2.1.3 正义理论的重心:在共同体的和谐运作中彰显正义 |
| 2.2 马克思对柏拉图正义理论的超越 |
| 2.2.1 分工:从“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
| 2.2.2 个人:从“群体本位”到“人类本位” |
| 2.2.3 共同体:从天国的“虚假共同体”到自由的“真正共同体” |
| 2.3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价值旨趣 |
| 2.3.1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本体:真善美的统一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维度的本体论意义:探求生命意义的根基 |
| 2.3.3 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维度的本体论意义:探求政权存在合理性的根基 |
| 第3章 个体德性与公共政治的和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预设 |
| 3.1 成德居位:哲学家与政治家的统一 |
| 3.1.1 与“哲学王”主张相关的哲思比喻 |
| 3.1.2 成德居位“哲学王”的理想人格 |
| 3.1.3 “哲学王”的成长与培养 |
| 3.2 教育作为“真正共同体”的政治行动 |
| 3.2.1 社会主义的本质 |
| 3.2.2 共产党员的修养 |
| 3.2.3 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 |
| 3.2.4 改造我们的学习 |
| 3.3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 |
| 3.3.1 公共政治层面:使人成为公民 |
| 3.3.2 个体德性层面:使人成为人 |
| 3.3.3 个体德性与公共政治的和解 |
| 第4章 “灵魂转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核心 |
| 4.1 《理想国》中的灵魂学说 |
| 4.1.1 三位一体的灵魂观 |
| 4.1.2 欲望的分类 |
| 4.1.3 城邦的退化与灵魂的堕落 |
| 4.2 柏拉图的灵魂转向学说 |
| 4.2.1 “灵魂转向”的认识基础 |
| 4.2.2 “灵魂转向”的外在建设 |
| 4.2.3 “灵魂转向”的内在建设 |
| 4.3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问题 |
| 4.3.1 通往价值共识的逻辑阶梯 |
| 4.3.2 价值认同教育的困境分析 |
| 4.3.3 “主体间性”是价值认同的核心认识论问题 |
| 第5章 “回忆说”视域下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5.1 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 |
| 5.1.1 灵魂不朽 |
| 5.1.2 灵魂转世 |
| 5.1.3 灵魂回忆 |
| 5.2 回归教育本真的探寻 |
| 5.2.1 教育是激发回忆能力的具身学习 |
| 5.2.2 教育是师者的授业解惑和人格范导 |
| 5.2.3 教育是引发内省的向自身的回归 |
| 5.3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5.3.1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概念界定和特征分析 |
| 5.3.2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
| 5.3.3 构筑显隐并举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10）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价值与意义 |
| 1.1.1 研究形式语用学的意义 |
| 1.1.2 从语用意义出发重构形式语用学的价值 |
| 1.1.3 深入探析形式语用学的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5 形式语用学概念厘清 |
| 第二章 形式语用学的创立背景及思想渊源 |
| 2.1 社会文化背景 |
| 2.2 理论背景 |
| 2.2.1 困境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 |
| 2.2.2 哲学的“语言转向” |
| 2.3 形式语用学的思想渊源 |
| 2.3.1 对索绪尔和莫里斯语言学思想的继承性批判 |
| 2.3.2 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思想及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继承性发展 |
| 2.3.3 对形式语义学、意向主义及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
| 2.3.4 对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辩证性扬弃 |
| 2.3.5 对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的批判性吸收 |
| 第三章 形式语用学的内容建构 |
| 3.1 基本单位：言语行为 |
| 3.1.1 “言语行为”的基本内涵 |
| 3.1.2 重构言语行为理论——双重结构的言语行为理论 |
| 3.1.3 “言语行为”的特征 |
| 3.2 方法：合理重构 |
| 3.2.1 合理重构的内涵及缘由 |
| 3.2.2 合理重构的材料 |
| 3.2.3 合理重构的方法 |
| 3.3 内核：语用意义 |
| 3.3.1 语用意义概念 |
| 3.3.2 言语行为与意义理论 |
| 3.3.3 语用意义与有效性要求 |
| 3.4 原则与途径：共识和商谈 |
| 3.4.1 共识 |
| 3.4.2 商谈 |
| 3.5 终极预设背景：理想的言谈情景 |
| 第四章 形式语用学的哲学旨趣 |
| 4.1 对语用学的再发展——融通先验与经验的语用学 |
| 4.2 对主体性哲学的扬弃——基于主体间性的语言哲学 |
| 4.3 对理性的再审视——开出理性的交往之维 |
| 4.4 对意义理论的再建构——依凭生活世界的语用意义 |
| 第五章 形式语用学的意义与局限 |
| 5.1 意义 |
| 5.1.1 交往行为理论的一般规范前提 |
| 5.1.2 对话伦理学的语用基础 |
| 5.1.3 形式语用学的现实意义 |
| 5.2 局限 |
| 5.2.1 形式语用学的乌托邦色彩 |
| 5.2.2 形式语用学抽象与静态之特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哲学是什么”的当代追问——评孙正聿同志的《哲学通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德勒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研究[D]. 马枫. 吉林大学, 2021(01)
- [2]教师伦理的想象力研究[D]. 包永伟. 宁夏大学, 2021
- [3]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比较的借鉴问题研究[D]. 管晓婧.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D]. 王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探析[D]. 路惠程.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0(12)
- [6]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7]解释学的实践内涵 ——从马克思实践观看伽达默尔解释学[D]. 郭夏. 吉林大学, 2019(02)
- [8]真理的逻辑与相信的形式 ——一种基于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相互印证的真理观再考察[D]. 王桂田. 吉林大学, 2019(02)
- [9]《理想国》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D]. 陈磊. 吉林大学, 2019(02)
- [10]哈贝马斯形式语用学研究[D]. 成妍. 西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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