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摘登(论文文献综述)
于晨[1](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汪海波[2](2018)在《对国有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文中研究表明考察国有经济改革发展历程和阶段性特征,可以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市场取向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1984年),国有经济实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改革;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2年),国有经济实行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的改革;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3-2000年),国有经济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战略调整为特征的改革;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完善阶段(2001-2011年),国有经济实行以继续推进战略调整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改革;以市场取向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2017年),国有经济实行以主要管资本和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改革。近40年的持续改革,使国有经济在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在战略性重组、公司制股份制改造,以及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进展,为进一步的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最重要的基础性成就。今后国有经济改革步伐有望加快。
吕剑枫[3](2017)在《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文中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新形势下,非公有制企业为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稳步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作出积极贡献。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做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本论文通过以广西玉林市为个案,对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专题研究。全文由导论部分和五章正文组成。导论部分,通过对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分析,提出选题缘由,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得出有待研究方面,并介绍选题的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基础理论。阐述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提出的背景,指出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论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建设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分别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要求下,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丰富、发展及创新了党的建设思想及其理论。这一章还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论述。第二章,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特征及衡量标准。回顾了改革开放初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提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探索,十八大以来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从中可见中央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日益重视的发展历程。结合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特点,论述西部地区非公有制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特征,包括规律性、导向性、全面性、发展性、区域性、民族性等,既有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的一般要求,又有其区域性和民族性的鲜明特点和要求。研究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衡量标准。第三章,新时代推进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价值分析。从四个方面论述,包括: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党在西部地区的阶级力量,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执政公信力;推动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第四章,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主要成效及困境—以广西玉林市为例。玉林市是广西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的示范城市,也是广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示范市。本章以玉林市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开展访谈,围绕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科学化工作进行专题调研,总结了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工作的实践探索,指出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困境,并分析了原因。第五章,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路径探索。针对从玉林市个案中找出的存在问题,提出要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四个方面明确西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功能的科学定位,并提出了防止非公有制企业基层组织边缘化,警惕非公有制企业基层组织“家族化”倾向,加强非公有制企业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避免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群众化”倾向等方法和路径。本论文主要采取了个案研究、理论分析、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一是个案研究,以广西非公有制经济示范市的名片---玉林市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生动实践为例,运用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深入探讨西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科学规律。二是理论分析,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梳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论,在对党建科学化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对西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研究,总结西部党建科学化的特殊规律。三是比较研究,对发达省区和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的特点及企业党建工作特点进行比较研究,概括出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特殊性。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广西玉林市为个案,立足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特殊性,抓住其中的关键性突出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借鉴了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采取了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对比研究等多种具体研究方法。
徐纯[4](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指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肖帅[5](2016)在《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新时期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实现由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地方政府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加快地方国有企业改革步伐,陆续出现了诸如广东模式、上海模式等地方试点经验。201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目标。然而,由于缺乏深度理论研究的指导,实践中对于如何更好地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各级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制约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基于上述背景,本论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对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展开分析。遵循“范畴界定——理论总结——历史变迁——实践探索——国外借鉴——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从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建国以来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迁和改革历程,归纳各个阶段模式与特征;在上述历史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出发点,探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比较分析当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地方实践模式,剖析其难点和不足;借鉴国外混合所有制发展的经验,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导向下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对策建议。
胡宸玮[6](2015)在《“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M型政府治理结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背景下,基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和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框架内研究了政治集权下“稳增长”政绩约束和经济分权下财政分权对地方国企的投资效率、公司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研究“稳增长”政绩约束的形成机理及传导机制,以及“稳增长”政绩约束与经济分权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并证实“稳增长”政绩约束这一命题;(2)研究“稳增长”政绩约束、政府间财政分权影响地方国企投资效率的逻辑蕴涵,以及国有产权在此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调节效应;(3)在“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研究“稳增长”政绩约束和财政分权对地方国企“稳增长”投资行为的经济后果(公司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4)在“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拓展研究企业垄断性程度、地区的企业数量与企业性质结构对地方国企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文献综述与逻辑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计量模型,以2003-201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地方国企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静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研究假设。研究发现:(1)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治锦标赛激励下,地方政府诉求政治有效性而干预地方国企投资,致使国企成为“稳增长”政策工具,在“稳增长”政绩约束越大的地区,地方国企过度投资越严重;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形成的财政竞争机制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硬化了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预算约束,从而缓解了“稳增长”政绩约束对国企投资的影响,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稳增长”政绩约束引致的投资效率损失越少。(2)政治锦标赛竞争促使地方国企的控股股东地方政府及其“内部代理人”国企高管利用国企这一工具,攫取政治性控制权私有收益“经济增长”和“政治晋升”,在国有产权比例越大的地方国企,“稳增长”政绩约束导致的过度投资越严重。(3)“稳增长”政策性负担损害了公司绩效,而且在国有控制权越大的地方国企,“稳增长”投资行为对公司绩效的损害更严重。但是,政府干预工具“政府补助”导致了国企预算软约束,存在“稳增长”投资行为的正向财政补助获取效应:“稳增长”政绩约束越大的地区,地方国企越能通过“稳增长”投资行为“提高”企业绩效。财政分权硬化了政府和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地方国企绩效因“稳增长”投资而“提高”的程度越低。(4)“稳增长”投资行为降低了企业价值,“稳增长”政绩约束越大,过度投资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损害越大;财政分权通过财政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硬化预算软约束,从而缓解了“稳增长”投资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稳增长”政绩约束引致的过度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越小。(5)在“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企业垄断性程度越高,地方国企投资效率越低。地方国企高管“准官员”之间存在锦标赛式的政绩竞争行为,地区的大中型企业数量越多,地方国企投资效率越高;地区的国企数量越多,地方国企投资效率越低;地区企业性质结构中的国企比重越大,地方国企投资效率越低。结果表明,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诉求、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高管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模式,导致地方国企成为地方政府“稳增长”公共政策工具,这是国企低效率的“规模导向型”投资发展战略的政治根源;财政分权改革促进了市场化进程和地方经济增长,硬化了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的预算约束,从而提高了地方国有资产配置效率,有效缓解了“稳增长”政绩约束对投资效率、公司绩效、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创新及研究意义在于:(1)将政府政治合法性与有效性诉求和政府权力配置改革相结合,提出并证实了“稳增长”政绩约束这一命题;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框架内研究政治集权下“稳增长”政绩约束和经济分权下财政分权对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的影响,揭示了地方政府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如何影响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经济转型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配置的逻辑、权力结构调整对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的影响提供了更完整的分析框架,拓宽了政治权力配置和政府行为影响企业行为的研究思路,对地方政府治理改革、优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本文以地方国企“稳增长”投资行为为切入点,实证研究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绩诉求及考核、财政分权等基本制度对微观层面的国企投资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影响,为Shleifer&Vishny(1994)以来备受广泛关注的政府股东“政治观”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证据。这不仅同时延续了以中国政治集权和中国式财政分权为视角的研究工作,而且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投资理论、宏观制度影响公司投资等研究,深化了对政治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和地方政府“稳增长”行为影响微观企业投资后果的渠道及其作用机理的理解。这更为宏观与微观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通过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的微观经验证据,可以评价宏观层面的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财政分权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企产权制度的绩效,为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相关制度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政策指导。(3)本文在“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研究了国企高管“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地方国企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投资后果的影响,发现地方国企“稳增长”投资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是控股股东地方政府及其“内部代理人”国企高管攫取政治性控制权私有收益“经济增长”和“政治晋升”的结果,政企之间存在“攫取之手”效应和“援助之手”效应。这在同一框架内证实了产权改革派学者和政策性负担剥离派学者的观点,为国企去行政化改革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4)本文从中国政治激励和政绩考核的制度逻辑出发,构建了度量地方政府“稳增长”行为及其对地方国企的政绩约束的指标,开拓了政府行为度量的新思路,为研究宏观公共治理与微观公司行为的关系搭建了桥梁。
李保民,刘勇[7](201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与国企国资改革》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一直是3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与重要推动力。本文站在历史的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35年来先后召开的八次三中全会上有关国企国资改革的内容,深刻分析了历届三中全会对国企国资改革的影响与推动。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启之年,必将掀起新一轮的国企国资改革。本文的梳理与总结对于探索中国今后国企国资改革的发展趋势,对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国资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周学东[8](2013)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革,也是核心的改革,并且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始终。国企改革的进程,曲折而艰辛。有关国企改革的理论探索和争论也始终未停止过。在国企改革中,产权制度创新不单重要,且不可规避。它既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把国企产权改革路径选择作为研究对象。国企改革源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而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企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国企改革最终将方向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产权改革的主要方式确立为股份制,这既是国企改革的最优路径,也是基于实践探索做出的最优选择。本文运用产权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最优路径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产权,其效率存在很大的体制性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源在于,传统的国有企业隐藏着较高的“相对成本”;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或“政府”的附属物,其与企业职工通过“身份确认”,无形中建立了一种“隐性契约”,并由此承担无限责任。非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因产权结构不同,与国有企业相比,“相对成本”较低,与企业职工也并无“隐性契约”。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成本也显着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这是股份制作为“最优选择”的产权理论基础。在改革工具选择上承包经营、兼并、关闭、破产、出售等均是重要选项,而政策性关闭破产这一工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依照这样的路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文中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进行了案例分析,从一个侧面验证了上述结论。因此,从改革路径角度,运用产权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国企改革成效进行系统归纳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整个研究分为九章:第一章,概要介绍了本文使用的基本理论、概念,选题理由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提出国企改革应该继续深化,重点是施行“三次改革”——即功能性改革。第二章,分析了国企改革的动因和历史背景,认为改革是多因素引发的,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取向,必然要求对企业这一经济微观的基础进行适应性改革。第三章,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基本历程。从这一历程可以清晰发现,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是渐进的,是伴随着思想、理论的突破、创新,不断推进的探索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客观上将国有企业与市场、效率联系起来,决定了改革的路径选择。第四章,择要归纳了国企改革取得的成效。本章应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这场持续30余年的改革是成功的,而且是巨大的成功。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为什么国企改革,最终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并将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式。在成效实证研究和改革方向、方式分析中,完成对“最优路径选择”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回答。第五、六两章,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在前述四章的基础上,这两章分别从“产权”和“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选择股份制这一主要的改革方式。这两章不仅对不同类型的产权的性质(即属性)进行分析,也对不同类型的产权及与其相对应的企业的“效率”进行分析和比较。这部分内容尝试引入“相对成本”这一概念,并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用以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问题。这两章的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产权界定得越清晰,交易成本越低,产权效率相对越高。同时,在分析过程中,也解释了单一股东结构的私营企业无法成为企业主要组织形式的原因,即“管理半径”和“企业规模”之故。第七章,重点介评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情况和成效。本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国有银行数量并不多,但占有的国有资产比重却可与非金融类国有企业旗鼓相当;第二,国有银行采取的改革是建立在非金融类国企改革的基础之上的,两者的改革,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本章采用时序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相对而言,对国有大型银行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因此,这章的案例研究具一定独创性。第八章,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概括了作者有关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政策建议。本研究既是作者对改革实践理论思考的结晶,也期望能为关注国企改革的同仁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吕晓华[9](20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做强国有企业,管好国有资产,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伴随着人民共和国成长的永恒主题。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精髓,吸收和扬弃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内核,借鉴和完善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实践的先进经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零散到系统,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国家现代企业理论为借鉴,以公有制经济为经济基础,以政企分开、政资分离、两权分施、监管分置为基本原则,以基础监督管理、规划发展管理、组织人事管理为基本内容,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起步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于党的十四大,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日趋成熟,历经了政企合一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期(理论起步期,1978-1992年)、政企分开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期(理论发展期,1993-2002年)、政资分离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本期(理论成型期,2003-2007年)和监管分离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期(理论完善期,2008年至今)四个阶段而系统成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发展历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三次“权能分离”(第一次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第二次是资本所有权主体与资本行使权主体分离、第三次是终极所有权与出资人产权分离)理论的具体实践与拓展。本文以时间为轴线,以理论发展的背景分析、理论内容探讨、理论效果分析为框架架构,系统分析各个不同时期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指导思想、监管目的、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监管内容和监管效果。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论文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价值定位、基本内容、逻辑结构、研究范围、研究重点、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全方面概述,为本文确定了研究的指南。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渊源分析。阐述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监管的概念内涵,并对国有资产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通过全面介绍国有资产监管的相关理论,为后面的论述做好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起步——政企合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这一时期国有资产管理政企合一,以行政手段为主,呈现行政化、多头化、实物化、单一化的监管特征。第四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发展——政企分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阶段。考察论证了从1993年到2002年期间国有资产监管领域的重大进展、理论创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等。第五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成型——政资分开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本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一时期国有资产监管逐步进入了系统化、经济化、价值化、复合化的科学发展阶段。第六部分是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完善——监管分离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阶段。从2008年至今,国有资产监管初步建立了产权多元化、分配市场化、人员职业化、资产集中化、资源资本化的科学监管体系。第七部分是结语。主要是对整个监管理论进行了总体概述,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定位、“国进民退”、股权激励、职工权益保护等几个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若干设想。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三点。1.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从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及其发展史;从发展史角度将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日常工作系统梳理成理论;以一个工作实践者的角度,从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现实工作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进行实证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指导下的国有资产监管理论进行探讨,尝试将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有机融合。2.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一是将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内容系统归纳为基础监督管理、发展规划管理和组织人事管理三大组成部分,并且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二是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权能分离理论归纳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资本所有权主体与资本行使权主体分离”、“终极所有权与出资人产权分离”等三次“权能分离”理论。三是阐述以党的十六大提出国资管理新体制和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为时间节点,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划分为实物形态监管和价值形态监管两个历史阶段,从而为国有资产监管从管实物资产、管企业等实物形态的经营者管理模式,发展为管产权、管股权等价值形态的出资人管理模式提供理论依据。3.研究理念上的创新。提出“国有资本”监管理念,阐述现阶段国有资产监管应为国有资本监管,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政企分开,只行使出资人职责,以国有资产价值形态——国有股权监管为核心,对国有资产实行产权管理。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全面分析论证,对国有资产监管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阐述的基础上,实证性地论述了现阶段我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通过阐述国有资产监管的内容和目标,国有资产监管遇到的新问题,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分析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充分论证了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二是通过综合比较考察,对国外国有资产监管的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国有资产监管可资借鉴之处。以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为例,对其国有资产监管的典型模式和成功经验做法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具体的考察研究,结合这些国家国有资产监管的政策措施,总结其对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借鉴意义,阐述应当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实行分类分级分层管理,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三是积极开拓思维,在对国有资产监管形成发展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国有资产监管的具体对策建议。不仅从指导思想、监管目标、监管原则等方面,明确了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的制度保障,而且从具体监管方式方面,提出了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措施和手段。
黄速建,黄群慧,王钦,肖红军[10](2008)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文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的大局。认真总结中国国有企业30年来的改革历程,系统梳理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得失,明确指出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向,对于坚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提高国有企业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摘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摘登(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二、政策变迁 |
三、政策场域 |
四、政策学习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一、方法论层面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一、政策场域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二、理论预设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2)对国有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一) 市场取向改革的起步阶段 (1979-1984年) :国有经济实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改革 |
1.1979-1980年,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
2.1981-1982年, 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 |
3.1983年以后, 实行利改税 |
(二) 市场取向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 (1985-1992年) :国有经济实行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的改革 |
(三) 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初步建立阶段 (1993-2000年) :国有经济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战略调整为特征的改革 |
1.对国有企业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改革 |
2.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 |
3.国有资产管理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
(四) 市场取向改革的制度完善阶段 (2001-2011年) :国有经济实行以继续推进战略调整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改革 |
1.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调整 |
2.继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3.继续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
(五) 以市场取向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2012-2017年) :国有经济实行以主要管资本和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改革 |
1.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 |
2.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 |
3.推进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和重组 |
4.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
5.全面深化国有垄断行业改革 |
(3)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三、创新之处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的基础理论 |
一、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提出的背景 |
(一)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 |
(二)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根本要求 |
(三)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
(四) 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
二、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的发展过程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建设思想 |
(二) 十七届四中全会之前党对党的建设科学化探索 |
(三) 十七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认识的发展 |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建设科学化提出新要求 |
三、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内容 |
(一) 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科学内涵 |
(二) 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
(三) 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主要内容 |
(四) 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衡量标准 |
第二章 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特征及衡量标准 |
一、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发展历史回顾 |
(一) 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提出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 |
(三) 十八大以来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 |
二、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及党的建设科学化基本特征 |
(一) 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特点 |
(二) 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
三、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衡量标准 |
(一) 保证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地位作用的发挥 |
(二) 确保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健康发展 |
(三) 实现企业党组织和企业、地方之间的关系合理化 |
(四) 促使企业主理解、接纳并支持党建工作 |
(五) 监督企业贯彻国家和党的政策方针、生产经营遵纪守法 |
第三章 新时代推进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价值分析 |
一、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
(一)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科学化建设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
(二) 完善利益整合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
二、增强党在西部地区的阶级力量,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
(一) 提升党建把握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建设任务特殊性的水平 |
(二) 发挥工人阶级的基石作用 |
三、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执政公信力 |
(一) 团结各民族进步阶级的群众,促进非公有制党建工作科学化有效进行 |
(二) 引领发挥党的领导模范作用,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科学化发展 |
四、推动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
(一)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在党 |
(二) 强化党对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领导 |
第四章 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的主要成效及困境 |
一、个案的基本情况 |
二、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科学化的主要成效与实践探索 |
(一) 主要成效 |
(二) 实践探索 |
三、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几点启示 |
四、玉林市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 基层党组织的定位不准,影响功能的发挥 |
(二) 党员流动性大,党员教育管理难 |
(三) 存在一定程度的“群众化”现象 |
(四) 企业党组织的附庸化、边缘化趋势明显 |
(五) 企业党组织的“家族化”问题较为普遍 |
第五章 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路径探索 |
一、科学定位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功能 |
(一) 政治功能——政治核心,政治引领 |
(二) 经济功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
(三) 文化功能——塑造工业文明所需要的现代人格,传承民族文化 |
(四) 社会功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
二、防止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边缘化 |
(一) 加强政治引导,培育企业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意识 |
(二) 丰富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形式,持续扩大“两个覆盖” |
(三) 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员队伍建设,增强党员对企业的影响力 |
三、警惕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家族化”倾向 |
(一) 坚持从严治党方针,积极教育引导企业经营者 |
(二) 改革家族经营制,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
(三) 合理设置基层组织,严把党组织审批关 |
(四) 严格党组织负责人任用制度,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 |
(五) 加大发展党员工作的力度,不断壮大非公有制企业党员队伍 |
四、加强非公有制企业流动党员教育管理 |
(一) 明确建设责任,创新管理平台 |
(二) 改进教育管理方法,创新内容形式 |
(三) 树立服务理念,建立长效机制 |
(四) 开展主题教育,发挥“两个作用” |
五、避免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群众化”倾向 |
(一) 提高政治素养,注重自我教育 |
(二) 夯实思想基础,培育职业道德 |
(三) 加强党员管理,保持队伍纯洁性 |
(四) 建立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工作效能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调查问卷 |
附录二: 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科学化访谈提纲 |
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4)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文献综述 |
一、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三、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 |
第二节 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 |
一、描述性分析文献综述 |
二、比较分析文献综述 |
三、情感分析文献综述 |
四、趋势分析文献综述 |
五、可读性分析文献综述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 |
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二、免疫系统理论 |
三、国家良治理论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五、理论评述 |
第二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相关理论 |
一、制度变迁理论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 |
三、理论评述 |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相关理论 |
一、内容分析法的功能和应用目的 |
二、内容分析法的认识论基础 |
第四章 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国家审计体制分析 |
一、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
二、国家审计功能 |
三、国家审计的根本目标 |
四、国家审计组织体制 |
第二节 国家审计机制分析 |
一、审计组织方式 |
二、审计实施方式 |
三、审计评价方式 |
四、审计结论作出 |
五、审计报告方式 |
六、审计成果运用 |
七、审计人员管理 |
第五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内容分析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第三节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
第五节 类目构建与编码 |
第六节 编码中的效度和信度检验 |
一、效度检验 |
二、信度检验 |
第七节 数据分析结果 |
一、词频分析 |
二、关键词分析 |
三、语义网分析 |
四、聚类分析 |
五、情感分析 |
六、主题分析 |
第六章 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 |
第一节 可读性测量方法的选取 |
第二节 可读性指标结果分析 |
第三节 审计报告及公告信息接收者受教育程度 |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二、国务院领导平均受教育程度 |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平均受教育程度 |
四、社会公众平均受教育程度 |
第四节 研究结论与分析 |
一、审计信息接收者平均受教育年数 |
二、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可读性分析 |
三、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报告可读性分析 |
四、审计结果公告可读性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 |
第一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利益冲突与协调 |
一、国家审计制度利益冲突与协调的功能体现 |
二、国家审计制度变迁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第二节 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因 |
一、经济环境变迁拓展了国家审计的范围 |
二、政治环境变迁丰富了国家审计的内容 |
三、法律环境变迁增强了国家审计的权威性 |
四、文化环境变迁更新了国家审计理念 |
五、技术环境变迁创新了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 |
一、明确审计监督全覆盖的对象和内容 |
二、定期评估并更新审计对象和内容 |
三、关注民营资本的运营管理情况 |
四、构建对监管者再监督的有效机制 |
第二节 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 |
一、合理加大专项审计调查的比重 |
二、适当增加统一组织大型审计项目的数量 |
三、探索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的路径 |
四、全面推进数字化审计 |
第三节 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 |
一、明确区分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范围 |
二、扩充政府审计工作报告的内容 |
三、控制审计结果公告中正面评价的词汇数量 |
四、进一步提高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 |
第四节 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 |
一、完善审计决定执行机制 |
二、完善审计建议采纳机制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第三节 未来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5)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价值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研究范畴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国有资产的类别与功能 |
一、国有资产 |
二、国有资产的类别划分 |
三、国有资产的功能分析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与特征 |
一、混合所有制的含义 |
二、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特征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理论 |
二、西方的产权理论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沿革(1949-1977) |
第一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7) |
一、国有资产的初始来源 |
二、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
三、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形成 |
四、简要评价 |
第二节 “大跃进”时期(1958-1960) |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
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
三、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大幅下放 |
四、简要评价 |
第三节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 |
一、“大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 |
二、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 |
三、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集中上收 |
四、简要评价 |
第四节 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6) |
一、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的集中下放 |
二、文革期间国有资产的损失评估 |
三、简要评价 |
第三章 转轨时期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1978-1992) |
第一节 以放权让利为标志的改革阶段(1978-1984) |
一、以利润分成为主的放权让利改革 |
二、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拨改贷” |
三、相继推出实行的两步“利改税” |
四、简要评价 |
第二节 以两权分立为标志的改革阶段(1984-1988) |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二、承包经营责任制:两权分离的初步探索 |
三、简要评价 |
第三节 以专职管理机构成立为标志的改革阶段(1988-1992) |
一、“政企分开”是实现“两权分离”的必然 |
二、国有资产管理专职机构的成立与工作 |
三、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积极开展 |
四、简要评价 |
第四章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建(1993年至今) |
第一节 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阶段(1993-1997) |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提出 |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的启动 |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实施 |
四、简要评价 |
第二节 改革攻坚与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革(1997-2002) |
一、对股份制认识上的理论突破 |
二、组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试点 |
三、推进股份制改造 |
四、简要评价 |
第三节 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形成阶段(2003-至今) |
一、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
二、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取得重大进展 |
三、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基础工作不断完善 |
四、简要评价 |
第五章 混合所有制:深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 |
第一节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 |
二、混合所有制的功能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 |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形式 |
二、股份制是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 |
第三节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与意义 |
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 |
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 |
第六章 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近年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 |
第二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模式 |
一、上海模式 |
二、广东模式 |
三、深圳模式 |
四、北京模式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第四节 混改背景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不足 |
一、国资委成立后遗留的国资管理体制问题 |
二、混改背景下国资管理体制出现的新问题 |
第七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与实践经验 |
第一节 英国模式 |
第二节 美国模式 |
第三节 日本模式 |
第四节 法国模式 |
第五节 韩国模式 |
第六节 简要评价 |
第八章 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基本原则 |
一、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动摇 |
二、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为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
三、建立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体系 |
四、实现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作 |
第二节 宏观体制:“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 |
一、构建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框架性思路 |
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改革对策 |
第三节 微观机制:完善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 |
一、建立健全规范的混合所有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二、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
三、逐步推进市场化的用人机制 |
四、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
第四节 制度环境:营造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 |
一、提高认识 |
二、完善制度与政策 |
三、建立和完善统一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 |
四、建立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 |
1.2 研究设计和内容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和回归模型 |
1.4 研究创新、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2 制度背景 |
2.1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 |
2.2 政府内激励:政治晋升与财政分权 |
2.3 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演进 |
2.4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
2.5 本章小结 |
3 “稳增长”政绩约束与经济分权改革的理论逻辑 |
3.1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法性诉求、晋升激励与经济分权 |
3.2 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有效性诉求、“准官员”晋升与薪酬激励 |
3.3 “绩效困局”及其必然性后果:“稳增长”政绩约束 |
3.4 本章小结 |
4 “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投资效率研究 |
4.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4.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4.3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5 “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过度投资的经济后果研究 |
5.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5.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5.3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5.5 “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影响公司绩效、企业价值的再讨论 |
5.6 本章小结 |
6 "稳增长”政绩约束与财政分权的逻辑框架内影响过度投资的其他因素研究 |
6.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6.2 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
6.3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6.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7 结论 |
7.1 主要研究发现 |
7.2 研究启示与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致谢 |
(8)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界定 |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
二、科斯定理与当代产权经济学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四、科斯产权思想的启示及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
五、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 |
第二节 选题理由和意义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
三、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 |
二、国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综述 |
三、国外国有产权改革理论研究综述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因及历史背景 |
第一节 亏损之困:转轨中的难点 |
第二节 体制性之困:所有者“虚化” |
一、产权关系分析 |
二、国有产权管理成效分析 |
三、投资决策失误、浪费具有体制性根源 |
第三节 监管之困:失效与失控 |
一、问题的根源 |
二、“代理人”概念的抽象与具体之分 |
三、问责制的缺乏和失效 |
四、典型案例 |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背景 |
一、经济中心转移 |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第三章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要历程 |
第一节 1978年—1984年期间的改革:放权让利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二、主要改革举措 |
第二节 1984年—1992年期间的改革:承包经营 |
一、标志性事件及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
二、落实《决定》的主要政策措施 |
三、改革的局限性 |
第三节 1992年—2002年期间的改革:改革攻坚阶段 |
一、1992年—1997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二、1997年—2002年:寻找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
第四节 2002年—2008年期间的改革: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改革国有银行和垄断行业 |
一、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 |
二、金融改革取得突破 |
三、《企业破产法》修改完成并颁布实施 |
第五节 2008年以来的改革: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
一、金融危机的应对 |
二、金融危机以来的反思和国有企业定位的再思考 |
第四章 改革成就及最优路径 |
第一节 改革成就 |
第二节 最优路径选择 |
一、目标和方向选择:现代企业制度 |
二、理论支撑和最优路径:股份制 |
第三节 国企改革的工具选择 |
一、经济责任承包制:不改变产权的改革 |
二、兼并:一种过渡性工具 |
三、关闭:政府的行政介入 |
四、破产: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
五、出售:产权改革的基础 |
第四节 配套制度的建立与配套改革 |
一、社会保障体系 |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 |
三、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 |
第五章 最优路径选择的基础:不同类型产权的法律及经济分析 |
第一节 国有产权及国有企业:抽象的、集合的产权 |
一、所有者 |
二、权利的行使及其有效性 |
三、代理成本 |
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
五、“权利”与“权力”的滥用 |
六、公共产品及相关的国有产权 |
第二节 集体产权及集体企业:模糊的产权 |
一、城市集体企业 |
二、农村集体产权与乡镇企业 |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产权 |
第三节 私有产权及私有企业:分散的、清晰的、排他的个人产权 |
一、私有产权的概念及演进 |
二、私有产权的核心 |
第六章 产权、效率与所有制选择: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分析 |
第一节 不同类型企业经济分析的指标体系 |
第二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分析 |
一、股东体制的差异 |
二、经营动机或目标集中度的差异 |
三、决策机制灵活性的差异 |
四、人工成本的差异 |
第三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比较:相对成本的提出 |
第四节 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效益的进一步比较 |
一、私营企业的劣势和体制性弊端分析 |
二、股份制的体制性弊端分析 |
三、不同类型企业就业贡献度的分析 |
第七章 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及成效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 |
第二节 基本过程 |
第三节 取得的成效 |
第四节 改革效果的实证分析 |
一、改革效果评估的依据和目的 |
二、评估的对象 |
三、评估的时间范围及主要内容 |
四、评估方法及结果 |
五、评估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
第五节 基本经验 |
第六节 以股份制为制度选择发展民营银行 |
一、政策意图及投资民营银行的动机分析 |
二、民营银行的法律属性 |
三、民营银行的风险分担机制及存款保险制度 |
四、治理结构 |
第八章 结论 |
论文附录部分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的创新要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关于国有经济监管的研究 |
1.2.2 关于国有企业监管的研究 |
1.2.3 关于国有资产监管的研究 |
1.3 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目标和价值定位 |
1.3.3 研究内容和逻辑结构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研究难点、需完善的内容及可能的创新与贡献 |
1.5.1 本文研究的难点及需进一步完善的内容 |
1.5.2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1.5.3 本文可能的贡献 |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渊源及借鉴 |
2.1 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监管概念内涵 |
2.1.1 财产、资产与资本 |
2.1.2 国有财产、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本 |
2.1.3 产权、所有权与所有制 |
2.2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2.2.1 马克思、恩格斯所有制理论 |
2.2.2 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
2.2.3 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
2.3 西方国家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
2.3.1 西方现代产权理论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2.4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实践及其启迪 |
2.4.1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及其特点 |
2.4.2 国外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对我国的启示 |
3 政企合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营企业阶段(1978-1992) |
3.1 理论背景分析 |
3.1.1 启动改革的时代背景 |
3.1.2 企业扩权的政策背景 |
3.1.3 业界初探的学术背景 |
3.2 理论内容分析 |
3.2.1 指导思想 |
3.2.2 监管目的 |
3.2.3 监管体制 |
3.2.4 监管方式 |
3.2.5 监管内容 |
3.3 实践效果分析 |
3.3.1 监管结果 |
3.3.2 问题分析 |
4 政企分开的实物形态监管国有企业阶段(1993-2002) |
4.1 理论背景分析 |
4.1.1 推动改革的时代背景 |
4.1.2 搞活企业的政策背景 |
4.1.3 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 |
4.2 理论内容分析 |
4.2.1 指导思想 |
4.2.2 监管目的 |
4.2.3 监管体制 |
4.2.4 监管方式 |
4.2.5 监管内容 |
4.3 实践效果分析 |
4.3.1 监管结果 |
4.3.2 问题分析 |
5 政资分开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资产阶段(2003-2007) |
5.1 理论背景分析 |
5.1.1 全面改革的时代背景 |
5.1.2 做强国企的政策背景 |
5.1.3 百家齐鸣的学术背景 |
5.2 论内容分析 |
5.2.1 指导思想 |
5.2.2 监管目的 |
5.2.3 监管体制 |
5.2.4 监管方式 |
5.2.5 监管内容 |
5.3 实践效果分析 |
5.3.1 监管结果 |
5.3.2 问题分析 |
6 监管分离的价值形态监管国有股权阶段(2008- ) |
6.1 理论背景分析 |
6.1.1 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 |
6.1.2 做优国资的政策背景 |
6.1.3 兼收并蓄的学术背景 |
6.2 理论内容分析 |
6.2.1 指导思想 |
6.2.2 监管目的 |
6.2.3 监管体制 |
6.2.4 监管方式 |
6.2.5 监管内容 |
6.3 实践效果分析 |
6.3.1 监管结果 |
6.3.2 问题分析 |
7 结语: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建议 |
7.1 理论概述 |
7.2 问题探讨 |
7.2.1 关于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 |
7.2.2 关于“国进民退”问题 |
7.2.3 关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问题 |
7.2.4 关于国企改革中职工权益保护问题 |
7.3 对策建议 |
7.3.1 坚持一个指导思想 |
7.3.2 坚持两项监管原则 |
7.3.3 完善三种监管方式 |
7.3.4 实现四个监管目标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摘登(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2]对国有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J]. 汪海波.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8(03)
- [3]西部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 ——以广西玉林市为例[D]. 吕剑枫.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5)
- [4]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 [5]混合所有制导向下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变迁和改革研究[D]. 肖帅.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6]“稳增长”政绩约束、财政分权与地方国企投资后果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D]. 胡宸玮. 暨南大学, 2015(08)
- [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与国企国资改革[J]. 李保民,刘勇. 经济研究参考, 2014(57)
- [8]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最优路径研究[D]. 周学东. 武汉大学, 2013(05)
-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监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D]. 吕晓华. 武汉大学, 2012(05)
- [10]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A]. 黄速建,黄群慧,王钦,肖红军.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三十年,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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