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与范式危机（论文文献综述）
张全峰[1]（2018）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认为文化认同无论是对于个体之归属还是群体之稳定,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在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中,文化认同不是难以捉摸的“神秘之物”,不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文化认同的主体是“现实活动的人”,现实基础是实践,实现途径是社会交往,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直接动因是利益追求。文化认同是主体对于反映自身生产生活实践与现实需求的精神文明成果的理性确认、情感皈依和实践维护。本文所讲的文化,是指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在人类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并对其具有反作用的精神文明成果。本文所讲的认同,是指根源于人的“社会存在物”的生存方式、推动于主体的现实需求,是主体反映自身对象化的客观世界而形成的一种主体观念和身份意识。文化认同是主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认同来源于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社会身份和共同的观念体系,形成的主要途径有文化传承、文化交流交融与政治力量强制。理性确认、情感皈依、实践维护构成了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无论是对个体还是群体而言,文化认同都非先天一次给定,永恒不变。社会发展进步推动着文化认同发展演变。政治力量、精英人物等多重力量,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制度设置、政策制定等对文化认同发挥着直接影响。文化认同危机是文化认同问题的极端表现形式,既是主体的文化身份危机,也是一种文化危机。文化认同危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常态性的,既是社会历史运动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认同发展演变的一种表现形式。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问题更为突出,主要类型有传统文化认同超越现代文化认同、外来文化认同超越本土文化认同、亚文化认同超越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等。文化认同危机根源于社会现实之中,在于主体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在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平衡之中,即观念体系与社会生产实践发展的不适应、文化身份与交往方式变革的不适应、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变化的不适应。现代社会文化认同危机与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相伴相生,与现代化所导致的文化主体意识的强化、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主体身份的混杂、信息化所导致的文化认同内涵的重构等直接相关。衡量文化认同的状况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将是否适应于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发展进步、个体自由发展作为界定文化认同危机的标准。文化认同危机并不必然是消极的,基于社会进步而产生的文化认同更替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应给予积极引导和支持。真正让人担忧的文化认同危机是由于文化复古主义、外来文化入侵、亚文化认同高涨而导致的文化安全问题。认同和建构密不可分。应对文化认同危机,建构文化认同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采取系统措施,一要实现利益最大公约数;二要充实共同身份的内涵;三要夯实共同的文化基础。以生产力为坐标,文化认同危机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观念体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文化危机。二是新的文化形态发展不充分、社会知悉不够的认同危机。应对前一种文化认同危机,根本途径在于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引导和推动文化转型,建构新的文化认同。应对后一种文化认同危机,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保障水平,增强新的文化形态的说服力;二要增加文化投入,实现新文化繁荣发展,增强感召力、吸引力;三要加强新文化的教育、宣传、传播,提高知悉度。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中,应对文化认同危机的核心任务是化解民族国家文化的认同危机,或者说就是将各种亚文化认同、超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统一于以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为主导的复合型文化认同体系之中。就文化本身而言,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或者是由于与新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文化的建构不够,或者是由于多种文化的整合不够,或者是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等。应对文化认同危机,要将共同文化的建构作为核心任务,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二要处理好“本土”与“外来”的关系,积极参与文化交流,实现“洋为中用”;三要处理好民族国家文化与民族亚文化的关系,对民族文化进行整合;四要从文化符号、历史记忆、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共同文化的系统建构。中华文化自信,是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念。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还面临多方面挑战。从文化自身来讲,中华文化自信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成熟的文化认同尚未形成的问题: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固守、全盘抛弃与创新发展观点并存,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拥护与一定程度的不认同并存,对西方文化照搬、抵制与借鉴观点并存,传统文化受到质疑、批判、否定,主流文化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自信,要在夯实物质基础、加强制度保障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加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多样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强化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通过提供更丰富、质量更高的文化产品,更好满足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本文包括导论、五章,共六部分,全文以唯物史观为解释框架和理论基础,围绕“文化认同的本质与生成演变”展开,通过揭示文化认同的实质,考察文化认同生成与演变的机理,探索文化认同危机应对的途径,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与自信提供对策建议。总体逻辑结构是:文化认同的本质——文化认同的生成与机制——文化认同危机的成因——文化认同建构的原则与方法——克服文化认同危机、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孙奥军[2]（2018）在《库恩范式理论视角下的公共管理转型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时也首次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时间点。文化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发挥文化的治理功能以达到“善治”。论文通过认真梳理库恩的范式理论,理解范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把握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这一范式转换的过程,并以此理论来研究当前的公共管理转型。库恩范式理论作为研究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的范式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库恩范式理论做出系统梳理和研究。库恩的范式理论主要包括范式概念、范式转换理论等,在对此作了概念界定和现状评析之后,认真了解和研究公共管理的“范式之争”,并通过分析范式之争的原因和焦点,为当前公共管理范式转型找到出路,即文化治理范式;而对于文化治理这一新范式在理论渊源、概念定位、参照视野和发展展望几个角度综合分析,文化治理这一新的范式才真正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当前以“效率”为核心追求的管理主义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和深入,其种种弊端也越来越显露无疑,呈现出了一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范式危机。管理主义的范式危机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体系危机,管理主义的公共实践危机、合法实践危机是管理主义范式理论危机在实践层面的生动映射和具体体现。接着分析文化治理超越管理主义范式危机的可能:文化治理平衡了管理主义（科学管理）的理性之殇,为公共治理提供了人文主义关怀;文化治理构建了法律从文本走向生活的桥梁,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土壤;文化治理复兴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多彩的中国特色。文化治理范式超越管理主义范式危机的建构路径主要涵盖五个方面:一是以文化自信作为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二是以人文关怀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三是以文化人假设作为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基础,四是以文化认同强化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基础,五是以文化多元的主体承载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原则。
李国祥[3]（2018）在《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追求：历史文本与当代阐释》文中提出合法性是公共行政的重要议题。任何拥有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避免合法性的拷问,公共行政从诞生起就面临着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的问题。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将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建立在政行二分、价值中立、效率至上的基础之上,将合法性问题归之于政治领域。这种建构方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遭到了持续性的批判,产生了所谓“公共行政身份危机”,即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不同研究取向、不同流派的学者针对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给出了各自的方案,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全球范围内对官僚制行政的批判仍然在继续,不可否认的是,官僚制行政却依然是大多数国家和社会的现行治理方式。所以,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对官僚制行政的批判是否不够彻底?或者只是暂时找不到可以替代官僚制行政的治理方式?因此,通过对传统公共的知识传统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握这一问题的发展逻辑和走向。最近十几年来,美国一批学者回到作为美国精神的实用主义,利用作为公共哲学的实用主义,重新讨论了传统公共行政存在的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理论与实践等二元论,进而“克服”公共行政合法性这一问题。并基于这一话语体系和研究视角,提出重建公共行政合法性要回到美国建国之初的“反联邦主义”思想所倡导的以“联系、合作”为基础的合作治理上来。他们中的代表安塞尔、麦克斯怀特、哈蒙等所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因此,介绍他们的观点对于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解决是有益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后现代化社会,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看到的是传统行政模式的左支右绌、频频“失灵”。实用主义者所倡导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提倡进化学习的观点、合作治理的模式或许可以赋予公共行政新的合法性,但要想真正超越合法性这一问题,必须打破权力垄断,从根本上实现权力的流动。
李辉[4]（2019）在《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思想研究 ——以公民共和主义民主为框架》文中认为本文以公民共和主义及其民主理论为框架,把凯瑞的传播思想放置在美国政治意识形态脉络中做整体阐述。以凯瑞的传播思想为个案,从政治哲学脉络讨论其传播思想,也将有助于梳理传播思想史的知识坐标和演进轴心。本文阐述了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民主的规范性理念以及它们的传播的规范性理念之间的差异。公民共和主义强调个体所嵌入的社群对于自我的建构性,因而强调个人对社群的归属、特定道德观念的理解与积极公民精神;公民共和主义把民主理解为联合的（associated）公共生活,强调民主过程既是统治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社会秩序的来源,民主亦承担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整合的过程。因此,公民共和主义把传播视为意义的公共建构和经验的共享;自由主义强调抽象的原子化自我和个体本位主义,政治观强调个体权利优先于“共善”,把民主理解为竞夺权力资源与权利分配的程序工具。因此,自由主义的传播观强调信息的自由传递与公共分配,并把信息视为个体权利实施与维护的工具。凯瑞基于复兴美国公民共和主义民上政治理想阐发传播思想。其“作为文化的传播”把传播视为建构共同理解和维系社会的过程。“作为文化的传播”意味着:1)共同文化是维持传播的“主体间性”基础;2)传播作为对话,其过程是创造、维护与改变共同文化;3)其结果是创造公众和维系社会。凯瑞从描述性与规范性意义上,提出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并以传播的“仪式观”批判了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大理解传播的方式。凯瑞把文化与传播等同,目的在于把传播的思考放置在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思考层面。凯瑞的“关系主义”文化研究方式,是他的“结构化社会学”的体现。他把传播的分析集中在社会关系、传播内容和表达形式所构成的整体社会互动和经验构建的结构上,并把社会互动分析切入到具体的时空经验构成的经验环境中。其独特的文化研究方式体现为,从历史分析开始的、媒介技术的文化研究。媒介既是特定文化观念的反映,也预期和创造出相应的文化,即媒介通过改变社会关系、交流语言和传播内容来改变社会互动结构或社群形态,并最终改变社会经验结构或文化。凯瑞的“关系主义”思维方式旨在以社会建构主义方式打破诸种决定论,想象诸种抵消结构性压力的要素,从而改变社会互动结构与经验环境,以创造公民共和主义民主实践所需的政治社会基础。凯瑞把面对面口语交流的公共生活作为弥补和抵抗现代媒介技术的“知识垄断”的重要手段。
潘信林,孙奥军[5]（2017）在《文化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型的替代性目标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效率"为核心追求的管理主义随着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和深入,其种种弊端也越来越显露无疑,呈现出了一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范式危机。管理主义的范式危机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体系危机,管理主义的公共实践危机、合法实践危机是管理主义范式理论危机在实践层面的生动映射和具体体现。管理主义的范式危机呼唤一种新范式的到来,这就是文化治理范式。文化治理平衡了管理主义（科学管理）的理性之殇,为公共治理提供了人文主义关怀;文化治理构建了法律从文本走向生活的桥梁,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土壤;文化治理复兴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多彩的中国特色。文化治理范式超越管理主义范式危机的建构路径主要涵盖五个方面:一是以文化自信作为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二是以人文关怀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三是以文化人假设作为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基础,四是以文化认同强化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基础,五是以文化多元的主体承载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原则。
宋晓丹[6]（2017）在《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 ——从哈贝马斯哲学范式转向的视角看》文中研究指明理性主义及其发展在西方学界引起广泛的重视,一部理性的发展历史甚至构成了现代性的代名词。古代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理性主义的面纱,人类开始认识到主体理性的重要地位。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发展经历了由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理性阶段,经由卢梭、康德为代表的道德理性阶段,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实现了融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社会理性阶段。在理性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理性自身的发展同时出现了分裂,理性主义最初在文艺复兴阶段所承担的解放主体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得以实现,它最终背离了自己的发展初衷,成为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理性主义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对人的精神行为进行控制,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沦为一种工具理性,把人视作大机器生产链条当中的一个机械环节,作为工具来差遣和使用,造成人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面对理性主义所出现的现代危机,时代的哲学家们开始纷纷走上拯救现代理性危机的理论道路,并形成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一派是以海德格尔为首的“比较内行”的理性主义批判,主张从本体论或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分裂进行批判,以期实现主体与客体的重新整合;另一派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家们,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怀疑论”的非理性主义立场,从心理学以及精神层面上完全否定理性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而主张重新回到史前的非理性主义状态。与此不同,在对理性主义实现重新整合的具体道路上,哈贝马斯并没有放弃理性主义的立场,而主张在交往理性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性的重新整合。在追溯理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基础上,哈贝马斯建构了其关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对理性分裂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拯救,实现了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转向。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话语的历史重构应当建立在当代社会理论能为现代性反思和理性重建提供新规范的基础上”（1）。从笛卡尔到德里达,现代理性话语经历了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到对理性主义的解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的“主体中心化”的传统意识哲学范式。意识哲学的理性范式造成了社会共同体的分化,即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并最终使得系统反过来入侵生活世界,造成现代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为了实现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哈贝马斯转向了对交往理性范式的研究,为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创造理想的话语环境,使之奠定在现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并最终使分裂的系统与生活世界重新走向统一。因此由传统理性主义范式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得以拯救,实现了从传统主体理性意识哲学范式向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范式转变。本文立足于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围绕其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维架构展开具体论述,深入剖析现代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和困境,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新时代范式的研究和解读,以阐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哲学范式转换在当代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上,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而工具行为只是在主体范围内所从事的活动,缺乏主体间性的向度。哈贝马斯把希望寄托于其交往行动概念的基础上,希望通过交往行动概念提供一种概念式的逻辑架构。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它来认识到生活世界的危机,对生活世界的病症进行诊断,并且在诊断的基础上,还能够提供现实的治疗措施,即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交流和沟通,增进彼此之间的交往,调动社会参与,进而确立新的哲学范式。在对价值和规范的重新讨论基础上来重建理性社会,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在实践层面上,哈贝马斯通过对社会法律和民主体制的研究,把交往理性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领域当中,通过话语伦理学和商谈制度理论的确立,为构建新的民主话语体制与新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的是,本文还试图将哈贝马斯关于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研究与理性的哲学范式转换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语境中来,从中国的具体社会现实状况出发,力图使其交往行为理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表征,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道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促进中国社会现代新共同体的建构,打破处于现代化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失衡,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价值,并最终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
付昌玲[7]（2017）在《麦克尤恩早期小说中的个体化危机主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活跃于英国文坛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文风简洁而又细腻,质朴却不乏诗意。他以犀利的眼光洞察当代英国社会的弊病,反思历史与人类文明。他早期的小说一方面揭示了个体化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道德等各方面的危机主题,另一方面又传达出拯救的可能和重塑的希望。危机主题贯穿于他的早期小说,蕴含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以及解决途径等问题的深刻思索。他的早期作品蕴含了丰富的“个体化社会”思想,他在作品中既形象地呈现了个体化社会的各种危机,又将危机上升到作品主题层面,深入加以阐释并提出解决路径。本论文以麦克尤恩早期四部主要小说为研究对象,借用社会学理论中的“个体化”概念,分别从文化、心理、政治和道德等层面考察与分析麦克尤恩早期小说中的个体化危机主题,揭示麦克尤恩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形象再现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论文除导论和结论之外,正文由四章构成。导论部分概览麦克尤恩小说创作简史,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界定“个体化”概念的内涵,阐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适用性,最后介绍本论文的总体思路与结构框架。第一章从《水泥花园》中传统共同体文化的衰落入手,探讨了个体化社会的文化危机主题。在《水泥花园》中,麦克尤恩通过对传统家庭和睦文化消解的描述,不仅呈现了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土崩瓦解,体现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也彰显了个体化社会中货币的巨大分离效应。而且小说中家庭的孤岛型处境以及城市特色文化的衰落彰显了城市邻里文化的丧失,显示了个体化社会人际关系的功用化特征,进而展现了现代文明对于人类心灵的残害和腐蚀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中充斥的感官文化的侵蚀体现了个体化社会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群文化的衰落,显示了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排斥,从而暗示了民族凝聚力的严重削弱。总而言之,麦克尤恩通过该作品与历史形成了对话,表达了他对于传统共同体文化在个体化社会的衰落这一局面的深深惋惜,更为重要的是,这也隐含了他对于为欲望所充斥的消费文化的深刻质疑与批判。第二章以《只爱陌生人》中人物面临的精神困境为切入点,探讨了个体化社会的心理危机主题。在《只爱陌生人》中,麦克尤恩通过对人物的情感萎缩的描述,不但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真爱,揭示了个体化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纯粹关系这一本质,还展示了个体化社会的消费欲望化这一特征。并且人物不能独立进行自我界定以及身份的越界,体现了个体化社会中个体的自我认同感的丧失,进而展现了传统的身份认同方式以及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的瓦解。尤为重要的是,人物在现实中的漫无目的的观光客身份映衬了他们在精神上的流浪者形象,这不仅体现了他们的归属感的丧失,表明了传统社会秩序在个体化社会中的分崩离析,而且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观念的终结带来的严重后果。总之,麦克尤恩通过书写处于不确定性当中的个体产生的各种心理危机,不仅充分展示了个体化社会的各种心理话语,揭示了导致心理危机的各种诱因,也暗含了他的积极发展个体化社会人际交往的真实意图。第三章从《时间中的孩子》中的异化政治入手,探讨了个体化社会的政治危机主题。麦克尤恩通过对个体化社会的政治背离个体的需求的描绘,既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个体之间的和谐统一,又展现了个体化社会共通感的消亡给政治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而显示了公民沦落为个体的巨大负面效应。不仅如此,由《育儿手册》引发的政府的信任危机与政府权威的丧失不但体现了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与民主诉求之间的内在矛盾,而且揭示了个体化社会公共领域的丧失带来的严重后果。更进一步说,麦克尤恩通过展示个体化社会中经济对政治的严重侵蚀,彰显了个体化社会的去政治化危机。他通过表现去政治化的将社会的新的不平等进行自然化的功能,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总而言之,麦克尤恩对于个体化社会的政治危机的书写,不但颠覆了政治的传统价值,也表达了他对于构建和谐政治的期待与构想。第四章以《无辜者》中的人物道德选择的模糊性入手,探讨了个体化社会的道德危机主题。麦克尤恩通过对人物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和行为的描述,不但揭示了个体化社会中个体的道德责任的缺失,而且凸显了个体化社会的“自我奠基”型道德的负面效应。并且人物对自己的罪行的反思既体现了人物的道德观念的沦丧,又彰显了注重个人情感和个人好恶表达的情感主义道德观对个体化社会的道德的巨大影响。最为重要的是,人物对传统伦理准则的违背不仅预示了个体化社会的道德根基的坍塌,体现了传统的道德践行背景在个体化社会的消亡,而且揭示了善与有用之间的二律背反,进而反映了消费主义对于个体化社会道德冷漠的巨大推动作用。总之,麦克尤恩对于个体化社会的道德危机的书写,不但颠覆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解构了道德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地位,而且传达了基于“移情”的道德教化构想以及“为他者负责”的道德重构理想。麦克尤恩的早期作品蕴含着关于个体化危机的丰富的社会学思想。首先,麦克尤恩通过反映个体化社会中传统共同体文化的瓦解,揭示了个体化社会的消费者合作社模型的文化特征。其次,麦克尤恩通过展示从现代秩序下解放出来的个体由于受消费主义观念的侵蚀,在心理上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体现了个体化社会中个体的心无所属的“流浪者”心理。再次,麦克尤恩通过呈现个体化社会中资本的全球流动导致的权力的游离,以及它给政治带来的严重后果,揭示了个体化社会中政治的无效与无能特征。最后,麦克尤恩通过反映个体化社会中的道德的模糊性,批判了个体化社会的“自我奠基”型道德。个体化社会的这一系列危机体现了麦克尤恩对危机主题从一般到具体的一个逐步演绎过程。从更深层次上来讲,个体化的各种危机是西方形而上学观念的终结引发的后果在社会各领域的具体表现。麦克尤恩的早期四部小说是对个体化社会危机的深刻反思,同时也是一种拯救,并传达出重生的希望。在麦克尤恩看来,“个体化社会”危机不仅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学书写,一种审美认知,一种救赎途径,更是一种对生存的形而上的反思与体验过程。
吴洪涛[8]（2016）在《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在文化与学术领域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并未改观,中国始终面临文化和理论话语上的挑战和困境。这种局面的形成与现有全球知识格局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自主”意识的缺失和创新能力的不足所导致的依附性地位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迫切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构建起自主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以有效解释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新现象和新问题。与此同时,如何切实防范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的的西方国家正在实施的“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图谋,也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因此,无论从唤醒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自主”理念,还是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自主”能力或坚定“学术自主”的价值立场而言,开展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都显得必要而有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思辨研究方法,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以中国社会科学为学科视域,从国际向度的视角出发具体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在当下世界知识格局中如何自主、自立于西方学术场域的问题,针对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分别设置了“是什么,为什么和该如何”三个具体问题域。首先研究何谓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问题,具体包括“学术自主”的定义、内涵及其学术史演进;其次是研究社会科学何以“学术自主”的问题,即社会科学为什么要自主和为什么能自主,这涉及“学术自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具体包括“学术自主”的目的、原因及实现依据;再次是研究社会科学如何实现“学术自主”的问题,即如何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路径与方向。本研究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搭建起“两个维度”和“三种逻辑”的框架体系并贯穿全文始终,“两个维度”分别是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维度以及“事实与价值”维度,具体涉及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科学与人文,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量化实证与质性研究等多组互为对应的学术概念;“三种逻辑”分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论逻辑,价值论逻辑和方法论逻辑。本研究通过对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概念辨析,将“学术自主”定义为:一种关于学术立场和学术方法的主张,是关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立场和价值判断,是特定的学术行为主体依照自我意愿开展学术研究、学术传承和学术传播活动的动机、态度、能力或特性,具体表现为话语行动中的主体性、自主性、自抉性和能动性等资格或能力,是一个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涉及的论题。“学术自主”从理念、权利和能力三个层面来理解,可以分别描述为“学术自主性”、“学术自主权”和“学术自主力”,三者表现为前提、依据和保障的互为一体性。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又从知识论层面、价值论层面和方法论层面分别对其进行了具体的内涵解释。知识论层面的内涵主要指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的问题、依托的理论、采取的视角、凭借的工具、起到的功能、取得的地位等有自主的立场和行动,也就是对研究何种知识,运用何种理论具有自主性。价值论层面的内涵主要是强调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注重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主,也即研究者持何种文化价值立场来开展学术研究的问题。方法论层面的内涵主要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直接经验”的重要性,主张更多地从“实地研究”和“质性研究”中对社会事实进行具有本土色彩的重新“概念化”,强调去发现社会实践中的“真问题”,进而建构“本土理论”。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的历史溯源,归纳出“萌芽、发展、深化、恢复、规范、反思”六个阶段性特征,辨识出“西学应用论、理论验证论、问题自主论和文化自主论”四种主要的意义类型。学术史研究表明:“学术自主”是近代中国学人的一贯追求,虽然不同时期的具体主张和诉求各有侧重。社会科学的知识论逻辑表明:基于社会科学知识的权力性、地方性和建构性特征,以及知识的边界与效度等因素,它与自然科学知识在知识特性上存在本质性差异;社会科学的价值论逻辑表明: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国家利益与价值关怀、政治选择与价值取向、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是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价值考量;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逻辑表明:只有通过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自主创新才能克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适切性困境以及“西方中心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两种极端化的方法论困境。通过以上三种逻辑的论证为主张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本研究最后认为,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需要一种整体主义的实践框架,从理念与制度两个层面出发,分别在知识体系、价值立场和方法选择上加以型构。具体而言,要增强学术人员的主体意识,提升学术自觉,致力于构建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要不断增强语言自信,提升“汉语”的国际学术语言地位;要坚定自主的学术研究价值立场,彰显文化特性与文化身份;要努力创新研究方法,理性认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确立自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总之,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主”,既要有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视野,也要有基于本土实践的家国情怀,同时要充分意识到学术自主性建构的漫长性与艰巨性。
赵瑛[9]（2015）在《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及出路》文中认为合法性是公共行政的一个核心议题。自公共行政学诞生之日起,合法性问题的阴云就如影随形。古利克和厄威克所总结提炼的管理原则仅在 9年后的1946年就被西蒙批评为充其量只是谚语,行政科学遭遇首次挑战。1952年开始的西蒙沃尔多之争则是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集中体现。1973年,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进行了深入思考。之后,公共行政身份危机持续存在。尽管美国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主要理论土壤,但仅仅从公共行政实践对美国历史上联邦主义思想的悖离来分析合法性问题,显然不能揭示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全貌。对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必须放在公共行政的知识传统与公共行政内在逻辑两个纵横结合的维度内才能得到深入系统的剖析和更具说服力的结论。从公共行政知识传统来看,官僚制行政向民主行政理论发展的过程同时是公共行政合法性从建构到危机再到弥补与纠改的一个过程。官僚制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实现了公共行政的学科独立,以官僚制解决了公共行政的组织制度问题,以科学管理贯彻行政所必须的效率原则,用一种总体上回避民主与公共性的价值中立的方式,建立起公共行政最初的领域合法性。然而,由于政治与行政之间、官僚制与民主之间、效率与公共性之间与生俱来的紧张关系与官僚制行政理论价值无涉的合法性构建方式,合法性危机也不断累积,而这种危机在官僚制行政内部是无法自解的。包含了新公共行政、黑堡宣言、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以及治理理论等在内的民主制行政理论的兴起,针对的正是官僚制行政的不足之处,将民主与公共性等价值要素带入到行政理论之中,使公共行政的价值天平获得平衡,也为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寻找到可能的出路。正是在这个意义,民主行政是对官僚制行政的一种理论进步。从公共行政的内在逻辑而言,借鉴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领域合法性的结构划分,与公共行政自身的结构层次,可将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结构分为组织与制度合法性、实践合法性与学科合法性三部分。以此为起点,可以对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概念进行重构,将公共行政领域的制度、实践,尤其是学科的合法性等外延涵纳到统一的公共行政合法性概念之中,解决公共行政合法性一直以来存在概念的内涵不统一、概念外延有遗漏的问题。以结构界析为工具,可以将官僚制行政下的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解析如下：在公共行政组织与制度层面存在着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与认知合法性危机,在公共行政实践层面存在着过程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危机,而学科层面则在学科议题共识、研究方法与学术共同体认同方面都存在问题。民主行政理论正是基于对公共行政合法性各个结构层面的危机的补足与调整,才使自身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与发展,也使公共行政重获其合法性。对公共行政学术史的探讨主要采用了历史研究法与文献研究法,从历时性的纵向维度确立合法性问题的基本脉络；对公共行政结构的界析、合法性危机及出路的探寻则主要采用了结构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从结构的横向维度确定合法性问题的表现与实质。纵横维度的叠加使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从概念、结构到危机的产生与消解有了统一的阐释体系,因而具有了更强的理论解释力。
赵瑛[10]（2015）在《公共行政合法性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公共行政学术史中,因研究取向与关注点的不同,学者们就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概念界定、研究意义、来源等问题有着不同观点。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研究者分别从经验事实与价值规范的角度对公共行政合法性进行概念界定。21世纪以来,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兼重的概念界定方法日见其多。在公共行政合法性研究的现实意义问题上,学界曾有"死了"与"活着"两种观点,近来,公共行政合法性研究仍具现实意义的观点成为主流。不同研究取向的学者对公共行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的分析可归结为法律、宪法的逻辑与原则及公共、公平、公民等价值规范三个方面。由于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与出路的找寻都必须着眼于现实、以规范为指导,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取向的学者们在这两个问题上虽各有侧重,但共识多于分歧。国内学者直至21世纪初才开始关注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研究虽起步不久,但已取得初步进展。未来研究应避免前期理论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把握好合法性研究中几对关系的平衡,才能使理论不断趋于完善与深入。
二、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与范式危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与范式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1）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文化认同概念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文化认同生成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文化认同危机的相关研究 |
| (四)关于文化认同建构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存在问题与创新之处 |
| (一)存在问题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认同的前提性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文化认同相关概念诠释 |
| 一、文化认同含义阐析 |
| 二、文化认同危机释义 |
| 第二节 审视文化认同的唯物史观方法 |
| 一、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透析 |
| 二、唯物史观视域中认同的实质 |
| 三、文化认同的唯物史观解释框架 |
| 第三节 文化认同的具体分析 |
| 一、文化认同的内容 |
| 二、文化认同的类型 |
| 三、文化认同的特点 |
| 四、文化认同的功能 |
| 第二章 文化认同的生成 |
| 第一节 文化认同生成的现实基础 |
| 一、共同的经济基础 |
| 二、共同的社会身份 |
| 三、共同的观念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生成的主要途径 |
| 一、文化传承而形成文化认同 |
| 二、文化交流交融而形成文化认同 |
| 三、政治力量强制而形成文化认同 |
| 第三节 文化认同生成的机制 |
| 一、理性确认 |
| 二、情感皈依 |
| 三、实践维护 |
| 第三章 文化认同危机及成因 |
| 第一节 文化认同危机的界定标准 |
| 一、文化认同是否与民族国家统一相适应 |
| 二、文化认同是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
| 三、文化认同是否与人的发展相适应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危机的现实根源 |
| 一、生产方式变革导致的观念体系的不适应 |
| 二、交往方式变革导致的文化身份的不适应 |
| 三、生活方式变化导致的精神生活的不适应 |
| 第三节 现代社会文化认同危机的类型 |
| 一、传统文化认同超越现代性文化认同 |
| 二、外来文化认同超越本土性文化认同 |
| 三、亚文化认同超越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
| 第四节 现代社会文化认同危机的原因 |
| 一、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意识的强化 |
| 二、全球化与文化主体身份的混杂 |
| 三、信息化与文化认同内涵的重构 |
| 第四章 文化认同建构的原则与方法 |
| 第一节 建构共同利益 |
| 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
| 二、保障参与发展的机会 |
| 三、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
| 第二节 建构公民身份 |
| 一、坚持民族平等 |
| 二、以公民身份为本位进行制度设置 |
| 三、保障公民权利 |
| 四、强化公民意识 |
| 第三节 建构共同文化 |
| 一、推广通用语言文字 |
| 二、建构共同历史记忆 |
| 三、培育共同价值观 |
| 四、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 |
| 五、推动文化交流整合 |
| 第五章 从中华文化认同走向中华文化自信 |
| 第一节 中华文化自信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
| 一、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关系 |
| 二、中华文化自信的内涵 |
| 三、中华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 |
| 第二节 中华文化认同与自信面临的挑战 |
| 一、传统文化认同削弱 |
| 二、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弱化 |
| 三、亚文化认同高涨 |
| 四、外来文化认同强化 |
| 第三节 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 |
| 一、促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二、巩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 |
| 三、加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库恩范式理论视角下的公共管理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范式理论研究综述 |
| 1.2.2 公共管理转型研究综述 |
| 1.3 主要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的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的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库恩范式理论与公共管理范式之争 |
| 2.1 库恩范式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1 “范式”概念的内涵 |
| 2.1.2 “范式转换”的内涵 |
| 2.1.3 “范式转换”与公共管理转型 |
| 2.2 “范式”理论的新发展与现状评析 |
| 2.2.1 “范式”理论的丰富和新发展 |
| 2.2.2 “范式”理论的局限和批评 |
| 2.3 公共管理范式之争的焦点与原因 |
| 2.4 公共管理范式之争的结论与启示 |
| 2.4.1 公共管理确实发生了范式转换 |
| 2.4.2 公共管理转型呼唤新范式的到来 |
| 第3章 文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范式 |
| 3.1 文化治理的理论渊源 |
| 3.1.1 治理理论渊源视域中的文化治理 |
| 3.1.2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视域中的文化治理 |
| 3.1.3 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视域中的文化治理 |
| 3.2 文化治理的概念定位 |
| 3.2.1 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治理 |
| 3.2.2 治理范式与管理范式的文化治理 |
| 3.2.3 工具主义与场域主义的文化治理 |
| 3.3 文化治理的视野参照 |
| 3.3.1 政治视野参照下的文化治理审视 |
| 3.3.2 经济视野参照下的文化治理审视 |
| 3.3.3 文化政策视野参照下的文化治理审视 |
| 3.3.4 国家治理视野参照下的文化治理审视 |
| 3.4 文化治理新范式的总结与审视 |
| 第4章 当前公共管理范式的危机和替代性选择 |
| 4.1 管理主义范式的理论体系危机 |
| 4.2 管理主义范式的公共实践危机 |
| 4.3 管理主义范式的合法实践危机 |
| 4.4 超越管理主义范式危机的替代性目标选择:文化治理 |
| 第5章 文化治理范式超越管理主义范式危机的建构路径 |
| 5.1 以文化自信作为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
| 5.2 以人文关怀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 |
| 5.3 以文化认同强化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基础 |
| 5.4 以文化人假设作为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基础 |
| 5.5 以文化多元的主体承载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原则 |
| 结语与展望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英文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追求：历史文本与当代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1、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研究 |
| 2、关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框架 |
| 1、研究方法 |
| 2、写作框架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合法性 |
| 一、公共行政转型前的合法性 |
| 1、公共行政初创时期的合法性 |
| 2、正统时期的公共行政合法性 |
| 二、公共行政转型期的合法性 |
| 三、公共行政转型后的合法性 |
| 1、从“西沃之争”到新公共行政运动 |
| 2、民主行政的提出 |
| 3、管理主义的再度盛行——新公共管理运动 |
| 4、价值的回归——新公共服务 |
| 第三章 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 |
| 一、公共合法性危机的表现 |
| 1、公共行政实践层面的合法性危机 |
| 2、公共行政理论层面的合法性危机 |
| 二、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
| 1、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内部原因 |
| 2、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外部原因 |
| 三、解决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尝试 |
| 1、公共行政的宪法合法性 |
| 2、公共行政的民主合法性 |
| 第四章 实用主义话语下的公共行政合法性 |
| 一、实用主义的观点 |
| 1、作为公共哲学的实用主义 |
| 2、实用主义的核心观点 |
| 3、进化学习生成的条件 |
| 二、实用主义对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的消解 |
| 1、公共行政标准叙事及实用主义批判 |
| 2、二元论的消解 |
| 三、从代表制民主到解决问题型民主(problem-solving democracy) |
| 1、民主、治理及行政机构的关系 |
| 2、作为解决问题关键的行政机构 |
| 3、实用主义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的关键特征 |
| 四、实用主义的替代方案 |
| 1、合作实用主义 |
| 2、实用主义组织 |
| 结语: 超越合法性追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思想研究 ——以公民共和主义民主为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厘清传播思想背后的民主观念 |
| 一、冲突的民主观念: 构架和理解传播思想的坐标 |
| 二、詹姆斯.凯瑞的民主观及其传播思想的价值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凯瑞研究缺乏知识脉络与政治语境考察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意义 |
| 第五节 本文行文构架 |
| 第二章 凯瑞传播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 公民共和主义 |
| 引言 |
| 第一节 公民共和主义概念 |
| 第二节 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之差异 |
| 一、政治观的差异 |
| 二、对自由与自治关系理解的差异 |
| 三、公民身份概念的差异 |
| 四、民意观的差异 |
| 五、参与观的差异 |
| 六、民主观的差异 |
| 第三节 公民共和主义的传播规范性理念 |
| 第四节 凯瑞的公民共和主义民主信仰来源 |
| 一、天主教工人联合会传统 |
| 二、博士阶段的思想史教育: 反思自由主义 |
| 三、时代语境: 1960年代新左派社会运动的精神之子 |
| 第三章 凯瑞的经验逻辑起点: 美国共同文化危机与民主的危机 |
| 第一节 建构美国公民共和主义民主的起源神话 |
| 一、建构起源神话: 凯瑞的美国革命史开端 |
| 二、“一个共和国,如果你能交流的话” |
| 三、口语与印刷: 两种媒介的矛盾 |
| 四、传播与社群的关联: 美国历史的经验逻辑 |
| 第二节 共同文化的危机: 公共生活的衰落 |
| 一、“小共和国”的衰落 |
| 二、“大共和国”的衰落 |
| 第四章 作为文化的传播:凯瑞的文化理论与问题框架 |
| 引言 |
| 第一节 文化: 有意义、有序的符号现实 |
| 一、文化: “符号形式构成的意义系统” |
| 二、文化与社会: 意义秩序与社会秩序 |
| 三、文化与真相: 真相存在于主体的解释与理解之中 |
| 四、文化: 公共领域的主体间性基础 |
| 五、文化: 争夺建构“真实”的政治场所 |
| 第二节 问题框架: 现代社会秩序与统治权威正当性来源 |
| 一、马克思.韦伯: 现代性社会意义危机问题 |
| 二、凯瑞对马克斯.韦伯主题的转化 |
| 三、托克维尔与美国的“公民宗教”主题 |
| 第五章 传播的仪式观与传递观: 意义共享与宣传 |
| 引言 |
| 第一节 传播的“仪式观”: 复兴公民共和主义的对话的社会 |
| 一、传播的“仪式观”与“传递观”的概念阐述 |
| 二、传播的“仪式观”与“传递观”: 两种政治观的历史建构 |
| 三、传播的“仪式观”与“传递观”: 两种社会观的历史建构 |
| 四、传播的“仪式观”:传播是公民身份的实践 |
| 五、“媒介仪式”: 维持和建构“市民宗教” |
| 第二节 “传递观”的传播研究: “经济学的传播” |
| 一、功利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 |
| 二、功利主义哲学的“民主困境” |
| 三、功利主义与信息论 |
| 四、功利主义的民意观 |
| 五、“经济学的传播”的问题 |
| 第三节 “传递观”的传播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研究 |
| 第四节 “传递观”的传播研究: 后结构主义的传播研究 |
| 第六章 凯瑞的文化研究: 关系主义 |
| 引言 |
| 第一节 凯瑞的文化研究:为何把文化与传播等同 |
| 一、“文化”等同“传播”: 从传播思考社会秩序建构 |
| 二、“文化”等同“传播”: “双重结构化”分析 |
| 第二节 关系主义: 社会互动结构要素的分析 |
| 一、社会互动结构的要素分析 |
| 二、凯瑞的“双重结构化”分析:知识与政治信念的矛盾 |
| 第三节 技术史的文化研究: 媒介技术与符号互动论结合 |
| 一、从伊尼斯的媒介思考出发: 技术与社会权威结构的建构 |
| 二、作为文化的技术: 解构“技术至上论” |
| 第七章 余论与结论 |
| 第一节 余论: 凯瑞的新闻理论框架 |
| 一、反思新闻专业主义 |
| 二、新闻史: 理解“社会意识史” |
| 三、宪法第一修正案阐释: 保护公共生活的权利 |
| 第二节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文化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型的替代性目标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管理主义的范式危机是文化治理范式兴起的契机 |
| 1. 管理主义范式的理论体系危机 |
| 2. 管理主义范式的公共实践危机 |
| 3. 管理主义范式的合法实践危机 |
| 二、超越管理主义范式危机的替代性目标选择:文化治理 |
| 1. 文化治理平衡了管理主义(科学管理)的理性之殇,为公共治理提供了人文主义关怀 |
| 2. 文化治理构建了法律从文本走向生活的桥梁,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土壤 |
| 3. 文化治理复兴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多彩的中国特色 |
| 三、文化治理范式超越管理主义范式危机的建构路径 |
| 1. 以文化自信作为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 以人文关怀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 |
| 3. 以文化认同强化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基础 |
| 4. 以文化人假设作为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基础 |
| 5. 以文化多元的主体承载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原则 |
（6）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 ——从哈贝马斯哲学范式转向的视角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哈贝马斯的思想历程 |
| 1.1.1 现实的社会状况 |
| 1.1.2 早期的理论探索阶段（50—60 年代） |
| 1.1.3 交往行动理论的形成阶段（70—80 年代中期） |
| 1.1.4 实践伦理政治话语理论的应用阶段（80 年代后期——至今） |
| 1.2 本文的研究理路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理论建构的逻辑 |
| 1.2.3 研究现状、创新点和不足 |
| 1.2.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维架构 |
| 2.1“系统”：传统理性主义的逻辑“变相” |
| 2.1.1 启蒙理性的近代觉醒——主体性原则的确立 |
| 2.1.2 理性主义的现代批判——工具理性的逻辑“变相” |
| 2.1.3 现代理性的话语霸权——系统入侵生活世界 |
| 2.2“生活世界”：现代理性的现实之域 |
| 2.2.1 关于生活世界的基本概念 |
| 2.2.2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超越与重构 |
| 第三章 社会共同体的分化与传统理性主义范式的危机 |
| 3.1 对意识哲学范式的拒斥——社会共同体分化的根源 |
| 3.1.1 意识哲学范式在哲学史上的证明 |
| 3.1.2 意识哲学范式的内容与困境 |
| 3.2 系统理论范畴的独立化——社会共同体分化的表现 |
| 3.2.1 作为科学技术实证化的工具理性 |
| 3.2.2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理论视角 |
| 3.2.3 技术理性的实践批判反思向度 |
| 3.3 传统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诊断——社会共同体分化的影响 |
| 3.3.1 现代诊断的两大内容：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
| 3.3.2 理性或非理性？——理性批判的两条对立道路 |
| 第四章 基于合理化的社会共同体的重新整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式转换 |
| 4.1 整合前提——语言学转向 |
| 4.1.1 语言学转向的现实视域——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
| 4.1.2 语言学转向的理论背景——普遍语用学前提的确立 |
| 4.2 整合的基础——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
| 4.2.1 交往行为与世界的关联及其合理性 |
| 4.2.2 交往理性及其特征 |
| 4.3 整合的目标——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合理化 |
| 4.3.1 生活世界的特征及其理性化 |
| 4.3.2 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合理化 |
| 第五章 理性与新的社会共同体认同：交往理性的实践向度 |
| 5.1 哈贝马斯关于现代理性分裂的重新弥合 |
| 5.1.1 现代性的主体性及其分裂 |
| 5.1.2 克服主体性分裂的现代性批判考察 |
| 5.1.3 哈贝马斯拯救现代性的逻辑出口：交往理性的重建 |
| 5.2 多元视角下的社会共同体建构 |
| 5.2.1 世界民主话语新模式：世界主义理念与全球正义理念 |
| 5.2.2 理性的后民族话语新模式：民主、宽容理念与文化多元主义理念 |
| 5.2.3 新共同体的实践意旨——程序主义民主的交往内涵 |
| 5.3 新共同体的建构：交往理性范式的中国语境及其启示 |
| 5.3.1 交往理性的当代中国语境：对生活世界价值内涵的时代召唤 |
| 5.3.2 中国现代社会理性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
| 5.3.3 当代中国现代新共同体发展的建构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7）麦克尤恩早期小说中的个体化危机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麦克尤恩研究综述 |
| 三、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
| 四、结构框架、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水泥花园》：个体化的文化危机 |
| 第一节 家庭和睦文化的消解 |
| 第二节 城市邻里文化的丧失 |
| 第三节 社群文化的衰落 |
| 第二章 《只爱陌生人》：个体化的心理危机 |
| 第一节 情感的萎缩：从“纯粹关系”到“恋死情结” |
| 第二节 认同感的丧失：从病态依附到身份越界 |
| 第三节 归属感的丧失：从现实的观光客到精神的流浪者 |
| 第三章 《时间中的孩子》：个体化的政治危机 |
| 第一节 政治与个体需求的背离 |
| 第二节 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
| 第三节 政治的功能危机 |
| 第四章 《无辜者》：个体化的道德危机 |
| 第一节 道德责任的缺失 |
| 第二节 道德观念的沦丧 |
| 第三节 道德根基的坍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Summary |
（8）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世界政治结构变动与社会科学演化发展 |
| 1.2.2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缺失 |
| 1.2.3 中国迫切需要构建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高等教育学“学术”研究的视角转换与理论创新 |
| 1.5.2 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立场与功能的反思与再认 |
| 1.5.3 对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意义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文献研究法 |
| 1.6.2 思辨研究方法 |
| 1.7 文献综述 |
| 1.7.1 “学术自主性”视角的研究 |
| 1.7.2 知识视角的研究 |
| 1.7.3 学术话语权视角的研究 |
| 1.7.4 教育学视角的研究 |
| 1.7.5 社会学“本土化”视角的研究 |
| 1.7.6 学术规范与学术自主 |
| 第二章 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概念及内涵 |
| 2.1 “学术自主”概念辨析 |
| 2.1.1 “学术自主”的研究向度分析 |
| 2.1.2 “学术自主”的论述背景分析 |
| 2.1.3 “学术自主”的定义 |
| 2.2 “学术自主”内涵释义 |
| 2.2.1 知识论层面的内涵 |
| 2.2.2 价值论层面的内涵 |
| 2.2.3 方法论层面的内涵 |
| 2.3 “学术自主”的概念误区 |
| 2.3.1 社会科学“自主论”与“西化论” |
| 2.3.2 社会科学“自主化”与“国际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的历史演进 |
| 3.1 “学术自主”论题演进概述 |
| 3.2 “学术自主”论题历史溯源 |
| 3.2.1 “学术自主”的萌芽(清末——1919年五四运动) |
| 3.2.2 “学术自主”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30年代) |
| 3.2.3 “学术自主”的深化(20世纪40年代) |
| 3.2.4 “学术自主”的恢复(1979-1990年) |
| 3.2.5 “学术自主”的规范(1990-2000年) |
| 3.2.6 “学术自主”的反思(2000年至今) |
| 3.3 “学术自主”论题类型评析 |
| 3.3.1 西学应用论 |
| 3.3.2 理论验证论 |
| 3.3.3 问题自主论 |
| 3.3.4 文化自主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知识论逻辑 |
| 4.1 知识的权力性视角 |
| 4.1.1 话语权与知识话语权概述 |
| 4.1.2 知识话语权的内在特性与形态演变 |
| 4.1.3 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话语霸权及危害 |
| 4.1.4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背景与话语困境 |
| 4.2 知识的地方性视角 |
| 4.2.1 “地方性知识”理论概述 |
| 4.2.2 地方性知识:边界与效度 |
| 4.2.3 “地方性知识”理论启示 |
| 4.3 知识的建构性视角 |
| 4.3.1 社会建构理论概述 |
| 4.3.2 社会科学知识的语言建构 |
| 4.3.3 社会科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价值论逻辑 |
| 5.1 价值论之政治维度 |
| 5.1.1 国家利益与价值关怀 |
| 5.1.2 政治选择与价值取向 |
| 5.1.3 西方普世价值观及其反思 |
| 5.2 价值论之文化维度 |
| 5.2.1 文化多元 |
| 5.2.2 文化自觉 |
| 5.2.3 文化认同 |
| 5.2.4 文化全球化 |
| 5.2.5 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与文化帝国主义 |
| 5.2.6 文化主权及文化战略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方法论逻辑 |
| 6.1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困境 |
| 6.1.1 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理论的适切性困境 |
| 6.1.2 方法论极端化:理论移植与理论颠覆 |
| 6.1.3 本土经验研究的方法缺失 |
| 6.2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自主 |
| 6.3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对话与互动 |
| 6.4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本土化 |
| 6.4.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 |
| 6.4.2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
| 6.4.3 规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统一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社会科学“学术自主”的方向与路径 |
| 7.1 构建自主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
| 7.1.1 增强主体意识,提升学术自觉 |
| 7.1.2 构建自主学术话语体系,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 |
| 7.1.3 增强语言自信,提升“汉语”国际学术语言地位 |
| 7.1.4 完善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制度 |
| 7.2 坚定自主的学术研究价值立场 |
| 7.2.1 坚持“和而不同”,彰显文化特性与文化身份 |
| 7.2.2 加强交流与对话,实现文化自新 |
| 7.3 确立自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 |
| 7.3.1 理性认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
| 7.3.2 加强社会科学质性研究 |
| 7.4 社会学“学术自主”的路径探寻及启示 |
| 7.4.1 自主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
| 7.4.2 自主开展本土理论创新 |
| 7.4.3 自主发展与学习借鉴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总结和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及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论文总体框架及主要内容 |
| 1.2.1 总体框架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特色 |
| 2 公共行政合法性问题已有研究综述 |
| 2.1 政治合法性 |
| 2.2 公共行政合法性已有研究综述 |
| 2.2.1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概念界定 |
| 2.2.2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研究意义之争——“死了还是活着” |
| 2.2.3 公共行政合法性研究的主要视角——相异与互构 |
| 2.2.4 合法性——公共行政大问题的现实图谱 |
| 2.2.5 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 |
| 2.2.6 合法性——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议题 |
| 3 知识传统中的公共行政合法性 |
| 3.1 古典公共行政时期 |
| 3.1.1 政治—行政二分与现代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点” |
| 3.1.2 官僚制与现代性叙事下的公共行政合法性 |
| 3.1.3 科学管理与行政合理性 |
| 3.1.4 官僚制行政———种公共行政范式? |
| 3.1.5 官僚制行政——领域合法性的终南之径还是根基错误? |
| 3.2 古典公共行政之后 |
| 3.2.1 联邦党人与托克维尔——公共行政合法性的—个伏笔 |
| 3.2.2 沃尔多到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的兴起及对合法性的审视 |
| 3.2.3 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理论——身份危机的反思 |
| 3.2.4 从黑堡宣言到新公共管理——合法性的再衡量 |
| 3.2.5 新公共服务——民主与公共性的再回归 |
| 3.2.6 治理理论——合法性问题的终点? |
| 3.3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行政 |
| 3.3.1 范式及其在公共行政领域的适用性 |
| 3.3.2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行政——范式转换或其他? |
| 3.4 盲人摸象式的努力还是知识图景的拼合? |
| 4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结构 |
| 4.1 公共行政合法性结构划分的理论基础 |
| 4.1.1 政治学领域的合法性结构 |
| 4.1.2 管理学领域的合法性结构 |
| 4.1.3 法学领域的合法性结构 |
| 4.1.4 公共行政的意涵及场域结构 |
| 4.2 公共行政组织及制度合法性 |
| 4.2.1 规制合法性(Regulative Legitimacy) |
| 4.2.2 规范合法性(Normative Legitimacy) |
| 4.2.3 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 |
| 4.3 公共行政实践合法性 |
| 4.3.1 过程合法性(Process Legitimacy) |
| 4.3.2 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 |
| 4.4 公共行政学科合法性 |
| 4.4.1 研究议题的共识 |
| 4.4.2 学科方法的科学性 |
| 4.4.3 学术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
| 4.5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概念重构 |
| 5 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及其原因 |
| 5.1 合法性危机 |
| 5.2 公共行政组织及制度合法性危机 |
| 5.2.1 规制合法性危机 |
| 5.2.2 规范合法性危机 |
| 5.2.3 认知合法性危机 |
| 5.3 公共行政实践合法性危机 |
| 5.3.1 过程合法性危机 |
| 5.3.2 绩效合法性危机 |
| 5.4 公共行政的学科合法性危机 |
| 5.4.1 学科核心议题共识尚未形成 |
| 5.4.2 学科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5.4.3 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有待建立 |
| 5.5 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外部原因 |
| 5.5.1 研究客体的复杂性 |
| 5.5.2 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
| 5.5.3 民主的困境 |
| 6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重构 |
| 6.1 公共行政组织及制度合法性的重构 |
| 6.1.1 规制合法性的重构 |
| 6.1.2 规范合法性的重构 |
| 6.1.3 认知合法性的重构 |
| 6.2 公共行政实践合法性的重构 |
| 6.2.1 过程合法性的重构 |
| 6.2.2 绩效合法性的重构 |
| 6.3 公共行政学科合法性的重构 |
| 6.3.1 研究议题共识的集聚 |
| 6.3.2 研究方法科学性的渐进 |
| 6.3.3 学术共同体自身身份认同的提升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基本结论 |
| 7.2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 |
| 7.2.1 对理论的推进程度不够 |
| 7.2.2 对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不足 |
| 7.2.3 对公共行政合法性发展演变的时代背景的分析不足 |
| 7.3 进一步研究思考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英文文献 |
| 中文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公共行政合法性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概念界定 |
| 二、公共行政合法性研究意义之争——— “死了还是活着?”1 |
| 三、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来源 |
| 四、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 |
| 五、大问题的求解与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出路 |
| 六、合法性——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议题 |
四、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与范式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 [1]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 张全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库恩范式理论视角下的公共管理转型研究[D]. 孙奥军. 湘潭大学, 2018(02)
- [3]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追求：历史文本与当代阐释[D]. 李国祥. 南京大学, 2018(10)
- [4]詹姆斯.W.凯瑞的传播思想研究 ——以公民共和主义民主为框架[D]. 李辉. 厦门大学, 2019(07)
- [5]文化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型的替代性目标选择[J]. 潘信林,孙奥军. 湖南社会科学, 2017(05)
- [6]哈贝马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研究 ——从哈贝马斯哲学范式转向的视角看[D]. 宋晓丹. 吉林大学, 2017(09)
- [7]麦克尤恩早期小说中的个体化危机主题研究[D]. 付昌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01)
- [8]社会科学“学术自主”论题研究[D]. 吴洪涛.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7)
- [9]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及出路[D]. 赵瑛. 浙江大学, 2015(10)
- [10]公共行政合法性研究述评[J]. 赵瑛. 公共行政评论,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