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标准化建设 推动产业发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朱高峰院士访谈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迪[1]（2020）在《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制造业是涉及国民经济多个门类的一个复合产业群体,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繁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物质基础,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主战场,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制造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制造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中国的产量占居全球第一（苗圩2019）。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份额达28%以上,并培育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实现了“制造大国”的目标。德勤有限公司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于2016年、2013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国均超过美国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组织在对国家的总体评价中对中国制造业也有类似的推理结论,但另一方面,世界银行统计指标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约为美国的10%,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源消耗占全球水平的19.3%,出口产品质量召回事件每年均有发生。2017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我国中兴和华为等高技术制造产业的钳制行为,对我国信息通信产业、产业安全和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美乃至全球的股市均大幅下跌,反映了对未来制造业和市场的悲观预期。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全球排名名列前茅,在新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却为何如此“易受攻击”?尽管不少微观分析指出中国在某些产业上存在短板现象,但应如何客观、冷静和全面的评估中国制造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目前已有的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已不能解释新的现象,如何评价、解释和修正已有的制造业竞争力评价,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高有效支撑,进而保障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优化国内和跨国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策略,是急迫的任务。传统的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竞争力研究,过度侧重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的应用,通常在微观层面上,论证在国际贸易中,各竞争对手的实力及其在优胜劣汰的生存搏斗中的现实,各国产业的此消彼长,有限市场份额的激烈争夺,弱肉强食的策略效应等,产业竞争力理论的“色彩”是十分“冷峻”的（金碚1996）。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应考虑政府管理立场,注重产业对提高本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服务和应用于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产业竞争力评价应包含更强的福利经济分析乃至价值判断因素（金碚1997）,以斯密为代表的富国裕民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可应用于新时期的产业竞争力研究,不仅要关注各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如何促进国际分工、产业互补,更要注重本国（或地区）人民的人均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进法律法制的完善、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减少服务型政府的经济腐败等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制造业对福利经济（不仅仅是对本国）的贡献应纳入产业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中。近年来,各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水平的战略措施,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制造业再回归战略”,英国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2018”等,2015年5月,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这些政策措施中带有经济福利的成分,但从学术研究观察,总体上缺少理论论证和逻辑依据的支持,目前,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很少有关于经济福利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改善错位、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福利经济是涉及到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概念,福利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1920年《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福利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是研究经济活动对一国（或地区）人民生活福利的影响,说明如何能实现一国人民短期和长期、直接和间接福利的增长和最大化。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对于提高本国人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一国（或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不必然使得别国的民族产业失去生存和发展空间,进而使得该国的福利受到根本性损害。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可能推动（区域）经济朝着普惠、包容、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竞争力理论与侧重零和博弈的传统产业竞争力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梳理西方福利经济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福利思想及其新进展等成果的基础上,综述归纳了产业发展应重点关注的经济福利视角的具体内容,结合与波特钻石理论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的一致性分析,本文提出了福利经济和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之间三个方面的支撑和替代要素:产业现状实力表征要素、产业发展潜力表征要素、产业环境优势表征要素。即:制造业产业实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现实基础,制造业产业的发展潜力为社会福利提供了未来保障,制造业产业环境优势与社会福利经济互相促进和成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研究假设,本文提出了九个反映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假设（维度指标）。（第二章和第三章）为了能够更好的对“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这个概念（复合变量）进行测量,并验证理论假设,本文结合管理学专家马庆国教授（2008）提出和验证的基于构想效度（Construct Validity）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通过收集调查问卷和统计分析,来验证理论假设的正确性,收集辅助证据淘汰与假设相反的问卷问题,分别建立了“9-306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池”,“5-10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4-21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标”,三轮次问卷调查以及信度、效度检验后,顺利通过统计检验,建立了“4-19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即净化后得到目标层含有4个维度指标和19个具体测量指标。（第四章）基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为了能够真实反映基于经济福利视角下的国际比较,结合可获得的、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构造了复杂面板数据,即从2012-2018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巴西和印度等9个国家,包含4个维度指标共19个测量指标的连续8年统计数据,采用标准化的指数加权法和回归分析的数学模型进行综合评价,本文向我国制造业产业理论、产业运行和产业管理等方面57位专家发出定向调查问卷,采用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权重量化,测量结果显示:近8年来,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处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列第四位,排名在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之前,印度和巴西处在较弱地位。中国在产业规模上较其他国家有竞争优势,解释了对于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产业规模是具有优势竞争力的基础;在质量效益上,中国虽有小幅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与美国、德国等工业化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产业战略提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依据;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比较被动的根源之一,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在产业结构上差距明显,我国应注重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而不应妄自菲薄;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中国保持小幅上升,同美、德、日相比也存在差距。根据4个维度指标和19个测量指标的分析,本文提出了若干针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和实现路径。（第五章、第六章）最后在第七章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包括评价体系、指标优化方面的改进建议。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章节安排说明、技术路线和创新点统一编排在本文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四节。
韩少杰[2]（2012）在《中国式标准联盟:中国通信标准发展的驱动力——专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文中认为作为第一家非官方标准机构,CCSA把企业联合起来做标准,能充分体现企业为主体,使标准切合市场需要,有利于制定开放性标准,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化进程。目前,这一中国式标准联盟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引领了国际标准,成为中国通信标准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龚宪,郭燕冰[3]（2007）在《见证中国电信业——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电信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技术新业务层出不穷、电信普及率节节攀升,越来越多的人充分享受到现代电信技术带来的便利,电信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国电信市场更是成为全球各大电信公司争先抢占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在电信的大多数领域已具备了生产世界先进产品的能力,部分企业拥有了较强的技术研发手段,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作为一个年轻的电信工作者,笔者深知在中国电信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是一大批老一辈电信工作者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原邮电部副部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几十年的电信从业经历使他见证了中国电信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在为中国电信业的腾飞作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也对中国甚至全球电信业的发展形成了深入、系统、独到的见解。值此“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到来之际,本刊特别邀请朱部长做客“人物”专栏,解析本届“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点评中国电信业的热点,展望中国电信业未来走向,并详解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的工作进展,以飨读者。
牟蓓蓓[4]（2007）在《让标准引领产业 让战略牵动脉搏——专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 朱高峰》文中研究说明个人简介:朱高峰,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原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市。1951年至1952年就学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8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获工程师学位,曾任原邮电部副部长、主任高级工程师,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60年代至70年代,主持通信载波传输系统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负责总体设计我国第一套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1978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通信系统,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技术封锁,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他倡议并组织建设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提出网络运行可靠性总体设想,推动了通信网络理论的发展。他还组织制定了我国长途网络规划,为“八五”计划期间建设我国22条光缆主于线起了主导作用。近年来他在紧密跟踪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同时,对我国产业结构、工程教育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表了多篇文章。朱高峰于60年代参加中国电子学会,1979年参加中国通信学会,曾任副理事长,曾任中国科协常委。2002年任中国通信标准协会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副会长。
乐宁[5]（2002）在《迎接通信标准新时代》文中指出2002年12月18日,一场我国通信业发展近30年来的一件盛事——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会上,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在发来的贺信中写到:“欣闻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成立,谨表示热烈祝贺！”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由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主持。应邀出席成立大会的还有国务院信息办、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科技部、民政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邮政局的相关领导。国际电信联盟（ITU）电信标准局主任赵厚麟先生也专程到会并表示祝贺。同
毛和荣[6]（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肖曼[7]（2021）在《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发展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电信运营商的短彩信业务受到互联网即时通信应用的强烈冲击,业务量和收入大幅度下滑,而随着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5G消息应用应运而生,打破传统短彩信单一的服务形式,为用户和行业提供更加丰富直观的体验,与目前5G的行业应用相辅相成,有望为运营商转型抗衡互联网产业带了新的契机。2020年4月8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首次联合召开在线新闻发布会,并共同发布了《5G消息白皮书》,宣布5G消息业务开启新篇章。本文以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建设为研究对象,以项目管理理论为基础,针对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发展策略进行研究。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的概况和发展现状,然后利用PEST模型对项目进行宏观环境分析、利用波特五力模型对项目进行了行业结构分析、并SWOT模型对项目进行了战略分析,得出项目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瓶颈和弊端,进一步根据分析结论对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未来发展策略提出了三方面建议:系统架构方面,从终端规模、运营商联合、业务体验、安全、优质应用角度进行策略研究;功能优化方面,从设备、终端和网路等维度给出意见;5G消息产业联盟策略最为关键,建议紧密围绕中国5G消息产业的战略需求,以政府主管部门、百家联盟成员为依托,通过5G消息联盟的五大平台,形成5G消息行业利益共同体。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自身的发展、对推动三大运营商的成功转型、对提升中国通信行业5G消息（RCS）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于峰[8]（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赵小平[9]（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舒文琼[10]（2011）在《涵盖物联网等11个领域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确定2011年工作重点》文中研究说明技术融合与行业交叉趋势日益明显,促使通信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融合步伐加速,这就对标准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泛在网和物联网、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移动互联网应用、三网融合等11个领域将成为2011年我们研究的重点。"在2010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第九次会员大会上,相关负责人向与会代表宣布。在此次大会上,协会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成绩,并提出了2011年的研究方向。会议期间,协会成员还进行了新一届理事会单位及理事会领导的换届选举。
二、加强标准化建设 推动产业发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朱高峰院士访谈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强标准化建设 推动产业发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朱高峰院士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章节安排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产业竞争力的概念与内涵 |
| 2.1.2 产业竞争力研究的渊源和理论解释 |
| 2.1.3 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础 |
| 2.2 经济福利视角与制造业产业竞争力 |
| 2.3 经济福利视角下制造业产业发展现状综述 |
| 2.3.1 制造业在经济福利中的表现 |
| 2.3.2 制造业创造的经济福利综述 |
| 2.3.3 主要工业化国家制造业产业策略综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水平反映机理模型的构建与假设 |
| 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的理论背景 |
| 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模型 |
| 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反映机理的研究假设 |
| 3.3.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实力要素 |
| 3.3.2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潜力要素 |
| 3.3.3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与产业环境要素 |
| 3.4 反映机理模型与波特钻石模型的一致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和假设验证 |
| 4.1 指标体系建构和验证的理论基础 |
| 4.1.1 信度、效度理论及变量测量 |
| 4.1.2 调查问卷的可靠性 |
| 4.2 变量定义及初级量表的建立 |
| 4.3 效度检查和量表净化 |
| 4.3.1 测量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 4.3.2 维度指标的整理和检查 |
| 4.3.3 问项净化和信度检验 |
| 4.4 变量检验与构建效度 |
| 4.5 因子分析与指标体系的假设验证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复杂面板数据的模型构建及测量 |
| 5.1 评价模型的理论基础 |
| 5.2 产业数据统计口径的可比性 |
| 5.3 评价指标数据的收集和获取 |
| 5.3.1 逻辑指标向测量指标的转换 |
| 5.3.2 测量指标的数据来源 |
| 5.4 判断矩阵与权向量的计算 |
| 5.5 综合评价的计算过程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指标体系的制造业竞争力测量及政策意义 |
| 6.1 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指数总体情况 |
| 6.2 基于维度指标的中国产业竞争力分析 |
| 6.2.1 产业规模维度 |
| 6.2.2 质量效益维度 |
| 6.2.3 产业结构维度 |
| 6.2.4 产业可持续发展维度 |
| 6.3 政策建议 |
| 6.3.1 基于综合指数分析的政策建议 |
| 6.3.2 基于四个维度指标的政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7）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概述 |
| 2.1 5G消息相关概念 |
| 2.1.1 RCS |
| 2.1.2 Maap |
| 2.1.3 5G消息 |
| 2.2 项目管理 |
| 2.2.1 项目管理分类 |
| 2.2.2 项目管理形式 |
| 2.2.3 项目管理内容 |
| 2.3 发展策略研究 |
| 2.3.1 发展策略研究 |
| 2.3.2 研究模型 |
| 第三章 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概况及发展现状 |
| 3.1 5G消息项目背景 |
| 3.1.1 中国移动5G消息项目 |
| 3.1.2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5G消息项目 |
| 3.2 5G消息项目进展 |
| 3.2.1 中国移动交付进展 |
| 3.2.2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交付进展 |
| 3.3 中兴通讯项目管理现状 |
| 3.3.1 项目团队组织架构 |
| 3.3.2 项目团队职责描述 |
| 3.3.3 项目团队成员考核 |
| 3.3.4 项目人力资源调度 |
| 3.3.5 项目沟通管理 |
| 3.3.6 项目风险管理 |
| 3.3.7 项目工程质量管理 |
| 3.4 本章小结 |
| 3.4.1 现状总结 |
| 3.4.2 问题与痛点 |
| 第四章 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分析 |
| 4.1 PEST宏观环境分析 |
| 4.1.1 政治环境分析 |
| 4.1.2 经济环境分析 |
| 4.1.3 技术环境分析 |
| 4.1.4 社会环境分析 |
| 4.2 波特五力模型行业结构分析 |
| 4.2.1 项目供应能力分析 |
| 4.2.2 运营商投资能力分析 |
| 4.2.3 替代品替代能力分析 |
| 4.2.4 潜在竞争者进入能力方分析 |
| 4.2.5 行业内竞争者分析 |
| 4.3 SWOT战略分析 |
| 4.3.1 内部优势 |
| 4.3.2 内部劣势 |
| 4.3.3 市场机会 |
| 4.3.4 市场威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策略与建议 |
| 5.1 系统架构建议 |
| 5.1.1 推动提升终端规模 |
| 5.1.2 推动三大运营商共同商用 |
| 5.1.3 完善消息回落 |
| 5.1.4 打造优质Chatbot |
| 5.2 设备功能优化建议 |
| 5.2.1 打造安全5G消息 |
| 5.2.2 终端优先使用TLS1.3加密 |
| 5.2.3 热点文件Cache功能 |
| 5.2.4 支持消息回落彩信功能 |
| 5.2.5 MaaP匿名业务和支付接口 |
| 5.3 5G消息产业联盟建议 |
| 5.3.1 宗旨与目标 |
| 5.3.2 产业联盟的运作模式 |
| 5.3.3 总体思路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9）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涵盖物联网等11个领域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确定2011年工作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5年研制标准1500多项 |
| 由技术标准向服务标准转变 |
| 注重融合交叉领域 |
四、加强标准化建设 推动产业发展——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朱高峰院士访谈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经济福利视角的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D]. 王迪.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4)
- [2]中国式标准联盟:中国通信标准发展的驱动力——专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邬贺铨院士[J]. 韩少杰. 通讯世界, 2012(05)
- [3]见证中国电信业——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J]. 龚宪,郭燕冰. 世界电信, 2007(05)
- [4]让标准引领产业 让战略牵动脉搏——专访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 朱高峰[J]. 牟蓓蓓. 现代传输, 2007(01)
- [5]迎接通信标准新时代[J]. 乐宁. 通信世界, 2002(36)
- [6]“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7]中兴通讯5G消息项目发展策略研究[D]. 肖曼.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8]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10]涵盖物联网等11个领域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确定2011年工作重点[J]. 舒文琼. 通信世界,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