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义学》前言

一、《文化语义学》序（论文文献综述）

傅才武,严星柔^[1]（2021）在《从“梁王”到“二冯”：文化史研究中的观念传承与范式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特别是晚清以来的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倡导"新史学"和集成创新方法论的梁启超与王国维在中西对接和古今转换中成为了转折性人物,其弟子冯永轩继承了二者之衣钵而在边疆史、先秦文化史继续拓展。传至冯天瑜融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场、文化生态学方法和知识考古学的传统,发扬并深耕其文化史研究领域,实现了文化史领域的观念传承与范式转型,展呈出中华文化史的框架、文化生成机制、历史文化语义学等系统性成果。冯氏后学在继承中进而分出注重基础理论和学理问题研究的文化史学派与注重现实和应用问题的文化管理（文化产业）"术派"两支,且互为"体用",实现了研究学术与服务国家和社会文化建设需要的统一。"梁王—二冯—冯氏后学"这一文化史学脉络演绎着中国文化研究从在中外交流中创新、继承中拓展、融汇中开新到分途并进的历程,是百年来中国学术传承和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

张学科^[2]（2021）在《近代以来新闻学术语的形成与固化——以新闻学相关教材为例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术语是专业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是建构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石。在近代新闻学"由术入学"的特殊历史阶段,由于新闻学教材与着述合一的特质以及新闻学专业工具书的缺失,使得近代新闻学教材成为了新闻学术语系统化、经典化的重要学科话语场。近代新闻学教材通过外名转译、旧词新义、创造新语等途径,实现了新闻学术语的生成与固化。教材特殊的文本使用方式、教材间的相互引述与争鸣所构筑的意义场,及其不断地重印或修订再版等,对新闻学术语的形成与固化也起到了重要的普及与稳定作用。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域外眼光与本土意识,依旧是以术语为基础构建"中国新闻学"的宝贵历史资源。

倪晓明^[3]（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周积明^[4]（2021）在《智者光芒 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文中研究指明在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研究的40年历程中,冯天瑜是无可争议的前列人物。他于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时期,因应社会变革和历史学发展的需要,探索文化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文化史研究在新时期的纵深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上承民国时期的文化通史学脉,并拓新思路,将《中华文化史》打造成至今畅销不衰的经典作品;他以持续40年的努力,推进文化生成史研究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东访日本,发掘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为研究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面相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渊薮;他开拓"历史文化语义学"视域,着成《新语探源》和《"封建"考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相与济用的研究方法以及阔大的视野、多元的知识结构与通博的气度,为中国当代文化史研究贡献了一流的文化史论着。

丁艳^[5]（2020）在《汉语植物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植物词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较大的语义场。众多植物词语在传达自身的概念意义之外,还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成为富含民族文化意义的“能指”词。植物词语不仅是解读民族文化的一种媒介,也成为探索语言与思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出口。本文选择汉语植物词语（包括用来称说植物的名词和以植物名为构词语素构造的词语）为研究对象,以汉语相关权威字典、词典及综合性语料库中的植物词语为语料,依据传统语言学、文化语义学、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知识对植物词语从命名、语义等语言层面以及认知、文化等角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文章对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理据、意义构成、意义衍变特别是具有文化义的植物词语的语义特点及表现、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植物词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微观的描写与宏观的分析,深入探讨语言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在植物词语意义及植物隐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揭示植物词语一般特点的同时探索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勾勒出汉语植物词语系统的基本面貌;并希望借助某一类词语聚合的研究,从词汇层面上探讨一个民族的语言现实与民族文化精神、民族思维方式之间的联系。论文的研究目标为:从植物名出发,分析植物词命名理据的类型和命名的特点,探讨植物概念获得名称的依据与理由以及它们在词义特征中的具体表现;分析植物词语的意义构成和语义特征,探讨社会文化对语义产生及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认知角度分析隐喻在植物词语词义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探讨词义的演进与隐喻的认知机制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汉语植物词语的命名理据多源,它们多方面揭示出植物词的词义特征并反映出植物的某种特点,呈现出类比性和具象性等比较突出的文化特征。汉语植物词语的词义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既有客观词义,也有主观词义,是植物概念义和深层附加义的双层叠加,词义蕴涵的民族文化色彩浓厚。植物词语文化涵义的产生和理解是建立在植物自身的特征属性和文化模式（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形式、习俗生活形式、心理文化形式）与认知模式（隐喻或转喻）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信息。隐喻的认知机制是植物命名的重要依据和途径,植物的隐喻命名从属于与植物相关的基本概念隐喻,反映出人类认知事物的过程和规律;隐喻也是植物词语词义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植物词语的语义,以相似性（或相关性）为联结点,通过隐喻（或转喻）的认知途径实现了语义的衍生和拓展。汉语植物隐喻涉及的层面极广,模式多样且特色鲜明。这些独具特色的植物隐喻模式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产物,与特定的文化模式相适应。植物词语词义的演进与隐喻（包括转喻）的认知方式及其被用于语言交流的社会文化三位一体、密不可分。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对汉语植物词语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论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说明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一章汉语植物词的命名。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植物词的命名理据进行分析和归类;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植物词的命名特点,同时对植物词中的异名同名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并从语言的内外部因素分析产生植物词异名现象的深层原因。第二章汉语植物词语的语义分析。植物词语的语义构成包括理性义、语法义和文化义。根据自身研究需要,重点分析植物词语理性义和文化义两个方面。通过索解植物词语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内在关系,阐明植物词语理性义的直接性、间接性的语义表现和产生原因;阐释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特征,指出植物词语文化义的语义来源和产生途径;通过对比英汉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语义模式,探讨不同语言系统中植物词语的意义对应模式,分析引起这种语义模式差异的原因。第三章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认知。隐喻是植物命名的一种重要依据,也是用来描述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植物隐喻化认知表现在植物名的隐喻化上,也表现在借植物的隐喻含义来映射反映非植物域的某一概念上。论文从两个方面即汉语植物概念的隐喻命名和汉语植物词语的隐喻模式来分析植物词语的隐喻系统和隐喻文化认知,指出在植物词语语义演变的过程中,隐喻起着重构、联想和转移的认知作用。同时,文章在深入考察植物隐喻特点的基础上也指出了汉语植物隐喻生成的动因。第四章汉语植物词语的物质文化映射。意义作为一种概念系统,基于人们的认知模式而存在,词义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人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的限制,也受到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生态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章从文化的物质层次挖掘植物词语反映的古代生产生活以及植物词语对饮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的映射,通过词语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的微观解读,探讨词语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五章汉语词语的精神文化观照。植物词语不仅可以反映物质文化,有些更是精神文化下的言语结晶。植物词语蕴涵着独特的礼俗文化色彩,并烙有礼俗文化的鲜明印迹。蕴含于植物词语中的大量礼俗事象,折射出汉民族的一些价值取向和审美观念。植物词语也映照出民族价值观念,人们以花草树木为载体,抒发了对高尚精神人格的赞美与追求,彰显出人与自然物我相融的情感体验与共鸣,也折射出古代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要求。结语。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分析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今后努力和完善的方向。

王枫^[6]（2019）在《文化语义学视域下的琴棋书画类熟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熟语是一种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属性,其中又以熟语语义的文化特征最为明显,体现在熟语语义生成的理据、文化机制和熟语语义内涵中凝结的民族文化信息。从文化语义学的视角进行熟语研究,是分析和阐释熟语与文化关系的关键所在。被称之为“文人四艺”的琴棋书画,其物态形式及行为范式由汉民族后天创造发明、约定俗成,是汉民族经验智慧的成果,也是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类型。从这一具体文化类型的属性特征来看,琴棋书画文化首先包括与琴棋书画活动相关的各类物态产品,如琴棋笔墨纸砚丹青等;还包括与琴棋书画活动相关的各类精神产品系统,如听觉符号系统（琴乐）、规则符号系统（棋法）和视觉符号系统（书画作品）,如记录和阐释琴棋书画文化内容的各种文献典籍文本系统,特别是包括附加了琴棋书画文化价值的语言符号系统。琴棋书画艺术历史演变的长期性、文化事项主体阶层的特殊性、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文化价值的独立性,均在汉语系统特别是琴棋书画类熟语系统中有着充分的体现。琴棋书画类熟语一方面以自然语言符号的身份完成琴棋书画文化的积累、记忆和创新,另一方面以极具文化价值的特殊语言符号的身份参与了琴棋书画文化价值、思维模式,乃至汉民族文化价值、思维模式的建构。琴棋书画类熟语也成为汉民族琴棋书画文化解码的重要路径。本文以文化语义学为研究视角,选择与琴棋书画四艺相关的熟语（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各类辞书语典、古代文献典籍及现代汉语文献中该类熟语的存在方式和语义表达,揭示琴棋书画类熟语的文化背景,阐释琴棋书画类熟语的文化语义,提炼琴棋书画类熟语在知识文明、价值观念、认知思维模式三个不同文化层次的文化价值,呈现琴棋书画类熟语的文化语义面貌,同时对该类熟语的变异和传承进行讨论和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绪论。明确论文琴棋书类画熟语研究的选题,阐述文化语义学和熟语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现状,分析琴棋书画类熟语的文化语义学价值,说明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一章琴棋书画类熟语的产生基础和类型。琴棋书画类熟语的产生基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古琴、围棋、书法、绘画艺术文明,四艺的演进历史及其发展维度催生并逐渐丰富了琴棋书画类熟语的具体表达,成为琴棋书画类熟语产生的社会基础。汉民族雅文化为特征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心理是琴棋书画类熟语语义表达的心理基础,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是琴棋书画类熟语生成的思维基础和模式。第二章琴棋书画类熟语的知识文明。挖掘琴棋书画类熟语体现和反映的与琴、棋、书、画相关的知识文明,包括琴棋书画的形制特征、表现方式、具体内容、相关技法与规则、相关历史人物与事件等。第三章琴棋书画类熟语的价值观念。论证琴棋书画类熟语呈现了中国文人以“雅”为趣的诗意人生,建构了以“雅”为正的人格修行;呈现了艺术领域勤奋与创新的品格追求,建构了艺术领域之外汉民族勤劳积极的价值观念;呈现了通往艺境的物我合一精神状态,建构了大道至简、系统平衡的审美标准。第四章琴棋书画的隐喻、转喻认知。通过梳理琴棋书画类熟语中隐喻的基本面貌和层次范畴,揭示琴棋书画概念隐喻的系统性和文化衍生,以及熟语隐喻的述谓特征。通过梳理琴棋书画概念的转喻命名,说明汉语转喻指称中的取象涵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以琴棋书画类熟语为例讨论熟语的语义加工与理解。第五章琴棋书画类熟语的变异与传承。琴棋书画类熟语在逐渐凝固化的历时传承与共时传播过程中形成大量变体,论文对其变体类型、原因、变体间关系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琴棋书画类熟语以文化性符号的身份实现了语言和文化的稳固传承,这是熟语的特殊形式和琴棋书画强文化性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结语。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总结,同时指出了论文研究中未能避免的偏颇之处和今后可以继续深入的方向。

吴双^[7]（2019）在《满语同义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满语同义词研究是满语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满语词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非常复杂、繁难,可供借鉴的成果较少,尚待进一步专门系统的探讨研究。满语同义词数量较多,且分布较广,来源复杂,具有历时变化。本文运用词汇学、文化语义学等理论方法,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满语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区别以及与其他语义的关系,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探讨。在共时研究方面,其一,本文运用大量例词和例句,对满语同义词的细微区别进行了深入辨析。其二,归纳满语同义词在语音和语法方面的特点,即语音上具有“近音同义”、“和谐多变”的特征,语法上具有“根同义同”、“根异形近”的特征。其三,在分析满语同义词词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同义词与多义词之间的密切关联,揭示了满语同义词的同义关系和多义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语义关系。在历时研究方面,其一,纵向分析满语同义词的演变方式,阐释了演变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二,乾隆中期,满语词汇（主要是汉语借词和多义词）发生了显着变化,在新词与旧词并存期间,构成了大量同义词。这些同义词的变化有规律可循,本文分别从借词累积的承继性、新词旧词演变的多样性和词根词发展的演进性,论述了满语同义词的变化特点。其三,通过考察多义词历时变化,探寻相关同义词发生的变化,论证了多义词的发展变化会引起相应同义词的连锁反应。其四,在满语中,借词与固有词之间、借词与借词之间有诸多同音现象。这些词有的被改造,有的被新词或旧词替代,致使新词与旧词并存期间构成了部分同义词。文中通过大量实例,论证了同音词的历时变化对同义词的发展演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本论文不仅拓宽了满语同义词研究的视角,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而且扩展了满语同义词研究的范围,从单纯的同义词研究延伸到同义词与多义词、同音词相互关系研究。对满语同义词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研究,为满语词汇学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满语应用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杨钰婷^[8]（2018）在《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史是近代中西方逐步接触以来兴起的一门专门史学科。二十世纪初以梁启超《新史学》为标志,中国文化史研究发蒙,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民族危机的高涨,到三四十年代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受阶级史观的影响,中国文化史研究一度走向低谷,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重新复兴。在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学术复兴的历程中,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学者和论着,冯天瑜和他的着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写作经历了八十年代整体性研究、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期专题性研究,最近推出了他的集大成着作《中国文化生成史》。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一书中,冯天瑜探讨了关于中国文化自觉、文化机制、文化特质以及文化史分期等问题,提出文化生成是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的过程,重点阐述了文化生成机制中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四层次,横向总结了中国文化基本特质,纵向划分了中国文化史发展的各阶段。《中国文化生成史》所呈现的问题和一些重要的论述都是对过去文化史长期研究的总结,书中的诸多观点跟以往着作或前或后地联系紧密。如文化自觉的问题在前着《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有过初探;中国文化特质与文化生成机制的问题先后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纲》等论着中逐步深化;中国文化史分期的问题先后在《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国文化史》等论着中逐渐修订。将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着作与不同时代的代表性文化史着作相比较,可看出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研究特色。在文化史理论创建上,冯天瑜构建并逐步完善文化生态理论,通过探寻文化生成的深层机制发现中国文化的结构性特征;在中国文化内涵问题上,冯天瑜以文化自觉前瞻未来文化走向,提出中国文化应以否定之否定辩证过程实现超越;在学科视野上,坚持打通今古、跨学科综合,将博大和精微有机结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现在,冯天瑜从未间断过对于中国文化史的书写与研究。在书写方式上,他坚持“义理、考据、词章”史学研究方法,倡导“贯穿古今、打通中西”的综合研究视野,将文化史宏微观兼具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在学理建树上,他创建“文化生态学”、“历史文化语义学”等文化史研究理论,构建明清文化转型的学术理论体系,建立且不断完善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现代学科体系;冯天瑜以中国文化史为耕耘领域,肩负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复兴使命与时代使命,立足于前代之基,扎根于当代,将中国文化史研究不断推向纵深发展。正是以冯天瑜为代表的当代学人将中国文化史研究复兴作为历史使命,中国文化史研究才得以更好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夏晶,聂向明^[9]（2016）在《傅兰雅对科技术语翻译的理论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傅兰雅（John Fryer,1838—1928年）作为晚清入华传教士中宗教色彩最淡的"世俗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首席翻译的28年间,一直致力于西书特别是科技西书的译介,将翻译馆的译书事业推向了一个辉煌的高潮。当时的翻译馆云集了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等通晓格致之学并关注西书译介的中国学者,傅兰雅在与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科技西书的翻译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他在翻译馆主持翻译多学科领域着作的同

聂长顺,熊展钊^[10]（2016）在《明末晚清Logic的汉译历程》文中研究说明与西方相比,专门的逻辑之学,可谓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弱项。所谓中国古代逻辑学,实是在西方Logic的映照下被"发现"的。西方Logic概念的传入,无疑是中国学术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关于这一事件,迄今学界尚欠着实、明晰的描述,是为

二、《文化语义学》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文化语义学》序（论文提纲范文）

（1）从“梁王”到“二冯”：文化史研究中的观念传承与范式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以来新闻学术语的形成与固化——以新闻学相关教材为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3）《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汉语植物词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化语义学视域下的琴棋书画类熟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满语同义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四、《文化语义学》序（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梁王”到“二冯”：文化史研究中的观念传承与范式转型[J]. 傅才武,严星柔. 学习与实践, 2021(09)
• [2]近代以来新闻学术语的形成与固化——以新闻学相关教材为例的考察[J]. 张学科. 新闻大学, 2021(09)
• [3]《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智者光芒 通博气象——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J]. 周积明.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2)
• [5]汉语植物词语研究[D]. 丁艳. 内蒙古大学, 2020(12)
• [6]文化语义学视域下的琴棋书画类熟语研究[D]. 王枫. 内蒙古大学, 2019(09)
• [7]满语同义词研究[D]. 吴双. 黑龙江大学, 2019(02)
• [8]冯天瑜与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当代开展 ——以《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中心的探讨[D]. 杨钰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傅兰雅对科技术语翻译的理论探索[J]. 夏晶,聂向明. 人文论丛, 2016(01)
• [10]明末晚清Logic的汉译历程[J]. 聂长顺,熊展钊. 人文论丛, 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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