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合一——论池莉的小说

一、大雅与大俗的集成——论池莉的小说（论文文献综述）

邓丽琴^[1]（2020）在《土家族作家叶梅小说的叙事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呈现繁荣发展趋势,土家族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土家族的代表作家,叶梅以独特的眼光和视角,描绘出了绚丽多彩的土家族画卷。本文通过对叶梅小说内容与形式的讨论,以及其叙事手法的分析,来探讨叶梅作品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等。本论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引言部分主要对叶梅及其小说创作概况,叶梅作品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进行简要介绍,同时提出本论文的创新点。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研究叶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者塑造了在土家民族文化熏陶下的农民形象、土司形象和巫师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深刻地展现了土家的精神面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等。第二章探讨叶梅小说的叙事主题,从“生存”、“爱情”、“文化”等角度来体会作者创作的主旨意蕴和思想情感。第三章着重分析作者文本的叙事策略,阐释作者对多种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叙事时间的有效把握,同时从叙事语言的雅致化和通俗化来论述其作品的语言特色,语言技巧的熟练使用突出了叶梅小说独特的叙事魅力。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具体论述叶梅小说的创作特点,发掘叶梅作品中更深层次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

汤仕普^[2]（2019）在《佛缘成语的生成与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佛缘成语是佛教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产物,是指以佛教思想文化为外在条件或机缘,利用汉语词汇材料和组合规则创造的成语,以及被“佛化”了的汉语固有成语。佛缘成语是汉语成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扩充了汉语成语的数量,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手段。本文通过文献阅读,以及对《汉语大词典》、《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禅宗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全面考察,收集佛缘成语1633条,为每条佛缘成语建立了较为全面的语料库。论文注重佛缘成语历史过程的考察,结合语言学相关知识,从文化互动融合的角度讨论佛缘成语的生成与演变,揭示其演变过程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深化佛缘成语研究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本论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佛缘成语的生成。传统研究注重考察佛缘成语的来源和流变情况,根据佛教文化特征对佛缘成语进行静态分类,本文主要从造词法的角度,考察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後佛缘成语是如何运用汉语词汇材料组构新形式,经历哪些过程和阶段,如何在文化互动融合的背景下最终演化为汉语常用成语的。根据形成方式的不同,将佛缘成语的生成分为“在线生成、双音并合、结构改造、化用佛典、比喻凝固、佛化固有”六大类共十四个小类。佛教文化传播是佛缘成语生成的外在动力,在汉语习惯思维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发生作用。考察佛缘成语的生成,能够从造词法角度讨论佛教文化传播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影响。二是对佛缘成语形式变化的考察。成语的形式变化是语言使用者根据表达需要对成语的临时改造或新创,它是社会文化与语言互动发展的产物和表现,也是人们从不同视角观测事物的结果。根据变化结果的不同,论文分两类进行讨论:一类是“形变义不变”。这类变化主要是个别构成要素的替换（通常是同义、近义或语义相关的语素）,有时是组合顺序的调整,或者省略造成的同一成语的不同词形。论文将形变义不变一类称为“变体”,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和具体实例,系统总结了成语变体的形成方式、形成原因,同时考察了成语变体的形成与社会文化、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时代特征。另一类是“形变义变”,即形式变化语义随之发生变化。这类变化的结果是新的词形记录新的概念,本质上是产生了不同的词。新词形及其意义与原形式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因此论文将这类形式变化称为“分化”,分化的结果是衍生了新成语。同时结合具体实例和相关研究成果,对成语分化的类型、原因和生成方式进行了系统概括。三是佛缘成语的语义演变。佛缘成语的语义演变符合汉语成语演变的一般规律,但由於佛教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又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论文分析了大量实例,认为社会发展使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是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根本原因;语境变迁是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直接动力;俗解是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催化剂。佛缘成语语义演变的总体特征是佛教文化色彩的淡化、脱落,逐步世俗化,呈现出向字面组合义发展的趋势。由於佛教文化带有鲜明的神秘色彩,不少表义虚灵的佛缘成语,语义发展呈现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演变特征。

覃茳坤^[3]（2019）在《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鄂西南地区作为巴人廪君五姓的“争神”之地,在存在和意识的双重视域下,更是土家族苗族儿女现实与信仰的诗意栖居之处,尤其在土司城址成功列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之后,鄂西南地区更是备受关注,然而一直以来,由于地域环境相对封闭导致鄂西南民族文化发展受限,整体处于比较沉寂的状态,这与十九大报告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精神相悖。无论是从地理区位意义上还是自身发展体量上看,鄂西南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鄂西南地区不仅有“诗意仙居”的生态环境,更有多彩丰富且充满独特魅力的民族文化,研究鄂西南民族文学,以发展嬗变的视角梳理其整体发展脉络,并对其进行审美性的评价或批评,不仅是鄂西南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鄂西南人民共同的愿望与期盼,更是民族文化政策必然的要求。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密切,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新时期“多民族文艺”体系构建的前提。古老的民间神话传说、歌谣等共同构成了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内在文化基础和源头,具体而言,诸如盐水神话、巴人“踏蹄”之歌、巴渝之音“竹枝词”、土家《摆手歌》、《哭嫁歌》等都是鄂西南民族文学生成和演变的具体元素和基础,既是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历时性组成部分又充当了本土性源头的角色。这些作为鄂西南民族文化内源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歌谣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廪君与盐神”的爱情传说体现了阴阳和合的相浸性,一阴一阳、一柔一刚是土家族民众情爱繁衍和部落征伐的象征;巴地“民间山歌”到“竹枝词”的蜕变体现了雅俗共赏的双重性,是巴地情怀的流露与民间韵律的传唱;文化遗存《摆手歌》体现了杂芜朴质的原发性,是土苗先民生产生活的叙写与精神信仰的寄托。鄂西南民族文学嬗变的历程中,秦汉至明清时期的文学受汉文化的影响颇为显着,中原文化影响下的鄂西南民族文学明显具有一些个性化与共性化共存的审美形态。《华阳国志》中的巴地文人诗包括民质土风之诗、祭祀之诗、好古乐道之诗等,不但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更体现了多质无华的审美特性;容美土司田氏诗派及《田氏一家言》是鄂西南土司时期文人倾慕和学习汉文化的产物,兼具“气胜韵弱”或气韵和谐的特点,主要继承和效法“屈宋李杜”及“前后七子”等着名诗人的创作艺术和风格,形成了豪放宏阔、崇尚风雅的“壮美”与自然蕴藉、悠游倡和的“优美”并存的审美特性;忠路土司司主覃敦源与破山海明禅师的通信往来诗作中“苦李”意象尤为突出,具有禅宗“顿悟”思想的意蕴,体现了豁然明朗的内心世界和圆融旷达的审美特性;而清末以《樊樊山诗集》为代表的诗歌,可谓才华横溢,展现了诗人生活的热情和未泯的童心,樊增祥对先秦屈宋的浪漫之风、晚唐的香奁艳体等多有倾慕,总体上“气弱韵显”且诗作中“雅艳之词”颇多,展现了欢娱侧艳与雅丽媚柔的“弱美”性。新时期,鄂西南民族文学在动态与多重“复合”的审美特性交互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创作群体以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优秀作家和作品众多。这一时期,鄂西南民族文学主要以小说体裁盛行,其中叶梅、李传锋、土家野夫、邓斌、王月圣等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代表作品诸如叶梅的小说集《花灯,像她那双眼睛》、《撒忧的龙船河》、《最后的土司》、《五月飞蛾》,李传锋的动物小说《退役军犬》、《林莽英雄》、《最后一只白虎》等,邓斌的长篇小说《盐水情殇》,王月圣的小说《撒尔嗬》、《相识在高高的山上》、土家野夫的长篇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等。论及新时期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审美特性,有凛然大义的悲壮性、忧愤深广的悲悯性、任性任情的淳朴性等多态并存的“复合”特性。而进一步探讨新时期的审美倾向,则包含两种代表性审美趋势,一是“有土有根”的本土化写作风格,是一种内在的审美表达,体现了鄂西南民族文学作家对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重视;二是“无边无界”的突破性写作追求,是一种外在的审美诉求,表明了鄂西南民族作家对外域优秀文化的倾慕和借鉴。总之,无论是内在的审美表达还是外在的审美诉求,都是体现了新时期内外文化交互作用背景下,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审美取向。鄂西南民族文学嬗变和审美问题的研究与评价,需要探清其发展的审美关系和总体审美路径与策略。就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审美关系而言,主要呈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历时性审美关系,本土与跨界的共生性审美关系以及互动与聚合的对话性审美关系,此三种审美关系分别阐述了鄂西南新旧文学张力下的撕扯与裂变,内外文化力量交互作用下的自力与融合,作家读者创作接受下的交感与耦合。就总体审美路径和策略而言,首先应该清晰鄂西南民族文学发展中存在问题与现实的改进方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总体审美路径,具体而言,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审美路径和策略指向三大着力点,即民族审美特性的深入挖掘,审美形态的动态平衡,审美理想的交互生成,概括来看,这三点审美策略主张以本民族文化内涵为立足点,对外部优秀文学因素吸收借鉴,形成具有鲜明民族审美特性的,具有动态平衡形态的崇高审美理想。总体上看,文章不同于以往对鄂西南民族文化的研究与审美评价注重以较小的“板块化”的形式展开,而是从宏观角度梳理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发展脉络,并对其进行整体性与全局性的审美把握,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理论价值和审美意义。

柯海^[4]（2019）在《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文中研究指明“寻找”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常见的文学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找”也一直如影随行。池莉是着名的当代小说家,在市民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中独树一帜,她在自序中曾提到“寻找”对自己创作的深刻影响,通过研究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可以明确“寻找”对池莉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剖析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寻找”与作家个体创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池莉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估。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池莉小说对超脱世俗人生之路的寻找。《金盏菊与兰花指》《惊世之作》《太阳出世》是池莉在小说中寻找超脱世俗人生之路的代表作。《金盏菊与兰花指》以童真对抗世俗人性、人心,《惊世之作》以追求刺激打破生活的凡庸,《太阳出世》以挣扎后的升华实现超脱。第二部分:池莉小说对精神归宿的寻找。《看麦娘》《烦恼人生》《一去永不返》是池莉小说关于精神归宿进行寻找的代表作。《看麦娘》寻找亲情的温暖,《烦恼人生》寻找爱情的归宿,《一去永不返》寻找自我与叛逆。第三部分:池莉小说对历史“真相”的寻找。池莉小说对历史“真相”的寻找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凝眸》、《屈原的罗网》寻找社会历史的“真相”;第二种类型,《乌鸦之歌》、《预谋杀人》寻找家庭历史的“真相”;第三种类型,《绝代佳人》《两个人》寻找个人历史的“真相”。第四部分:关于池莉小说“寻找”机制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池莉实践着“寻找”的行动,她寻找个人精神的归宿,寻找中意的职业,寻找理想的婚姻,寻找脱贫致富的生存之道......而她所寻找的这一切都和她的“写作”相关。池莉一方面通过写作来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寻找之物,另一方面又通过“寻找”不断地为自己提供写作源泉。欲望、人伦、真理驱动着池莉小说主人公们的“寻找”,绝望、挣扎、升华构成了池莉小说主人公们的人生历程,“寻找”既是池莉小说主人公反抗绝望的方式,也是池莉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乃至反抗绝望的方式。第五部分:关于池莉小说寻找叙事的意义何在。“寻找”叙事对池莉的市民小说起到了塑性的作用。1977年到1987年是池莉在武汉度过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里池莉过的并不顺心,甚至是经历了一系列坎坷,反抗绝望,在绝境中寻找生机可以概括池莉在这十年里的生活态度。她把这种生活态度赋予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就形成了“绝境——寻找——升华”的小说模式,主导了小说主人公的生命轨迹,促成了小说情节的定型。“寻找”叙事还对池莉新写实小说的诞生起到了导引的作用。池莉1987年推出的《烦恼人生》是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里面就有池莉自己家庭的影子,池莉在现实生活中的绝望与反抗导致了小说主人公印家厚的绝望与反抗,反抗即在绝境中寻找生机,并由此形成了池莉日后的写作模式——在凡庸人生的日常琐事里陷入绝境,在绝境里“寻找”求生的希望。所以,“寻找”叙事对池莉新写实小说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寻找是对人生活状态、生存状态的探寻,池莉小说的“寻找”源于池莉受困于现实生活以及中国当代文坛的“寻找”语境,从一定意义上说,“绝境——寻找——升华”的小说模型也是关于人是如何存在着以及如何存在着更好这一问题的回答。这证实了池莉的“寻找”与外国文学作品的“寻找”有着共同之处,它们均通过文学的形式将对生活的思考上升到了一个哲学命题的高度。

邢玮^[5]（2018）在《前景化视域下王朔小说修辞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前景化”是指通过偏离和平行两种手段使语言从“背景”中突显出来的修辞策略。王朔是当代“京味儿”小说作家中成就突出、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之一,擅长运用前景化的偏离与平行两种手段构成小说语言的独特风格。本文以王朔的小说语言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前景化的偏离和平行两个角度,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描述性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系统分析王朔小说语言的特点。并通过与老舍小说的语言的比较研究,深入探究王朔小说前景化修辞的个性特征。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王朔小说前景化语言风格的依据和意义,阐述了王朔小说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正文是对王朔小说前景化语言风格的具体研究。第一章从偏离角度研究王朔小说的语言特征,分别从词汇、句子、辞格、标点和方言口语等的角度探究王朔小说语言修辞。第二章阐释王朔小说前景化平行语言,详细从语音平行、词汇平行以及句子平行三个角度研究王朔小说语言特征。从前两章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作家擅长运用偏离和平行两种手段构成前景化语言,从而达到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深化主题的创作意图,引起读者注意、引发读者思考等目的。第三章从偏离、平行两个角度,对王朔和老舍小说的前景化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不仅探讨两位作家语言特征不同的生成与理解方式,也进一步深入探究王朔小说前景化语言的个性化特征。

吕惠静^[6]（2017）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反思》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试图将文学“大众化”作为一种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极为重要的文学思潮,来对其进行线索性梳理,进而完成对其规律性演变特征的考察,同时,力求从反思层面对其进行再认识,以期寻求对当下文学“大众化”创作的启示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历史形态大体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政治启蒙形态;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形态;左翼时期的革命教化形态;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形态;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形态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商业形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言说对象大体经历了“人性——阶级——政治——人性”的范畴演变,经历了“模糊——明确——模糊”的概念演变,也就是说“大众”内涵在革命政治年代往往具有明确指向,从而凸显“大众”作为革命主体、历史创造者的的能动性,相应地文学与“大众”结合得比较紧密;而一旦脱离革命政治年代,“大众”便回归了“人性”范畴的模糊概念,相应地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也开始疏离。可见“大众”内涵的界定程度,成为了影响文学“大众化”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言说主体大体经历了“精英启蒙者——革命教化者——政治认同者——市场认同者”的角色转变,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由启蒙大众的精英意识逐渐转向迎合大众的媚俗意识,由纯文学的写作立场逐渐转向功利主义的写作立场,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与启蒙精神逐渐没落的历程。文学“大众化”的言说方式大体经历了“高雅——通俗——雅俗共赏——低俗”的语言转变;大体经历了“欧化——民间化——民族化——媚俗化”的形式演变,可见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文学不断由雅入俗,进而实现雅俗共赏的审美历程,是中国文学不断纠补“欧化”,进而趋向“本土化”、“民族化”的历程,然而在商业时代文学又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媚俗化的漩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包涵着中国文学面向世界文化思潮,结合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建构富有中国话语形态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新文学的实践内容。在“启蒙”、“革命”、“政治”等历史形态的演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不断趋向了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进而不断实现对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追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在借重“革命”、“政治”、“市场”时往往走向高潮,然而相应的代价是文学“大众化”往往带有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与公式化、模式化的创作弊端;而文学“大众化”一旦转入“启蒙”时代便跌入低潮,虽然该时期的文学“大众化”能够保持艺术个性,但相应地文学与大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因而文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交织着功用性与审美性、思想性与艺术性、通俗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可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最成功的历史经验无疑是延安时期雅俗共赏的“民族化”创作,这对当下文学“大众化”创作极富启发性。因而当下知识分子只有在精英意识与大众意识之间、在启蒙大众与表现大众之间、在现代性与通俗性之间寻求到平衡点,才有可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真正的“大众化”作品,而这个平衡点的获取既源于知识分子深入大众生活的实践经验,又源于知识分子借鉴民间传统文学、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经验,由此知识分子才能创作出真切地表现大众思想情感、审美趣味的“大众化”作品。

陈咏红^[7]（2016）在《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文中指出文士疏离现象指春秋战国以来新兴士阶层疏离“仕”本位意识,追寻自我主体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疏离行为和疏离精神。由王权或皇权的支配性所引发的“仕”本位意识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之一。“仕”本位意识把是否为官、是否被统治者重用当成一种核心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文士疏离行为指文士规避显性功利（即入仕的利益）的行为;文士疏离精神指具有超越精神之士人的意识形态,是文士生命主体对此在世界主流观念、显性功利的规避与超越。文士疏离行为的内驱力是文士疏离精神;而文士疏离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文士的主体性需求。古代隐逸文化是文人疏离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本文分成上篇、下篇和结语。上篇主要是对疏离现象的演变过程作纵向的历时性研究,分三章重点描述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其阶段性特征是新兴士阶层（主体是文士）主体性形成、高扬。第二阶段是秦至汉武帝时期。在这一阶段,儒生（文人大致即儒生）的主体性实现途径阻塞,其阶段性特征是文士进行多元化价值观念和疏离方式的探索。第三阶段是汉武帝之后的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初步建立、专制制度成熟,其阶段性特征是疏离文人生活方式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儒生（文人）追寻主体性的实现途径。在中央集权专制政制萌芽及发展起来之后,文人主体性的实现途径逐渐失落。历代文人一直寻求拥有主体性的生活方式。体现文人主体性的文人田园生活方式的四个构成因素,即疏离文人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疏离文人的心态调适策略、社会价值实现方式和交友休闲方式,至唐以前已全部产生,文人田园生活方式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性复归的路径。上篇还阐述了疏离文人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是疏离“仕”本位意识的重要观点,以说明建立疏离理论、构成贯通古今的疏离文人生活方式体系的可能性。在下篇,本文专门研究文士疏离现象在周秦汉时期的文学表现。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文学表现的流变,与文士疏离现象演变过程一致,是文士疏离现象的组成部分。在下篇的开头,“周秦汉文士疏离文学”被界定为一种文学品类和文学潮流,它是具有疏离精神的文学的省称,是由有较强主体性的文士共同创造出的一种特殊的大文学,这些文学作品涉及诗歌、辞赋、史学着作、诸子散文等文体。疏离文学包含隐逸文学。至今尚未有人把“疏离文学”作为一种范畴文学加以系统研究。接着,从第五章到第九章,本文着重研究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文士疏离文学。结语部分对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做出整体性总结,并指出文士疏离现象对中国文人文学传统的三个主要影响:一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强化了文人文学的“体道性”特征;二是在表现方式方面,强化了文人文学抒情性的含蓄特征;三是在题材方面,强化了文人文学以“自然”为背景和参照系的特征。本文的主要学术意图是:一、从源头出发研究周秦汉文士疏离现象,突显在文士疏离现象中文人疏离“仕”本位意识、追寻知识阶层主体性的共性;二、区分一般疏离主体与春秋战国之际以后的文士（人）疏离主体,明确指出后来的中国传统隐逸文化其实是具有文人主体性的文人疏离文化;三、描述文人主体性追求的指导思想即文人隐逸思想成熟于东晋以降的整个过程,并考察文人主体性需求对唐前文人生活方式各构成因素发展的指引作用,力求解决文人山水（田园）文学的起源问题。

章米力^[8]（2016）在《《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一直是个无法下定论的谜,与任何一种技术的起源一样,它之所以陷入谜团,是因为在远古时期并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命题。它是早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将中国医学的起源置于整个华夏文明发端的大传统中考察,是本研究的基本前提。医学起源难以定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早期文本的缺失。治疗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几乎与人类发展同步,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材料中,《黄帝内经》是留存至今最早的完整医学典籍,它系统地展现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医学主流思想,与百家争鸣的诸子哲学处于类似的时空背景中,深受先秦各流派思想的影响,反之也影响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黄帝内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部分结论已经在学界达成基本共识,比如它的成书背景,它所展现的主要哲学思想,它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指导作用,它以身体为象征的一系列政治隐喻等。此外,伴随着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志等学术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新面世的材料与传世医学文本互证,一些《黄帝内经》中引用的古医书似乎找到了应证,传统医学理论与其他材料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上述学术进步为研究提供了很多支持。本文是从文学人类学角度来考察《黄帝内经》中的神话历史,通过揭开以神话面貌笼罩在早期传统医学发展上的面纱,理解中国医学文化渐进的内在动力,以及它与华夏文明其他方面的互相影响。文学人类学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尝试之一,它把文献记载与活态文化、考古实物做比较研究,使单薄的证据得以丰富,形成多重释古的立体证据链。因袭前辈学者的创造性思维,目前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大、小传统论,“四重证据法”等几个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这正是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论。《黄帝内经》蕴含的“人文治疗”也是传统医学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医学起源与大传统文化无可分割,因此作为技艺的治疗与作为文化的“大文学”亦是无可分割的。西方后现代学派在近半个多世纪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传统文明提出了重新审视的重要见解。医学是这个反思中重要的载体之一,医学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深刻体现出来。本研究的观察重点是传统医学与华夏文明的关联性。表现方式是将《黄帝内经》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医学,作为华夏传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展示。研究主体部分采用了“四重证据法”,通过传世文献、文字、考古材料、活态文化等证据,论述传统医学中的几个经典概念:道、阴阳、气、风、神明、身体隐喻、神圣数字“五”、祝由,以及黄帝作为有熊氏在早期文明信仰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略作一简述。论述“道”与“阴阳”时,本文将道家理论中的“返胎”作为重要的理解路径,“道”的原型是感生神话,“阴”、“阳”两字含有生殖的意义,从而揭示“卵生—母生—返胎”的古老生命发生轨迹,推理出“混沌神话—母神神话—父权神话”这样一个社会学演变路径。对“气”的认识从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开始,“气”的文字演变记录了祭祀仪式和少数民族中仍然保持着的宗教仪式。“气”是想象中人神沟通的载体,墓葬中的金缕玉衣、九窍塞、玉璧以及玉璧上的谷纹等纹样都显示出古人对“气”的运用。“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感天动地之效,甲骨卜辞和古代文献中的“风”透露出神格,“风”一系的象征体系包括了凤鸟、四方风、四方神。在取象思维的医学体系中多用到“风”的概念,结合西汉年间的占盘、式盘,甚至可以看到科学的萌芽。医学名词“神明”透露出医学相授的秘密社团特性,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指示了“神明”是华夏文明创世纪中的“上帝”。从文字角度考察,“神”与“明”结合构成了生化万物,代表天地大道力量的神圣角色。身体与政治的互为象征是传统医学的常见文学表现,“德”字的构造揭示了身内之物“心”与身外之物“道德”的关联。医学史材料中,文献生动记录了麻风病的身体污名化与身体外延的呼应。在考古材料中,两汉墓葬中金缕玉衣是古人成就最高道德的登峰造极之作。“五”是神圣数字,也是传统医学中的生命之数,代表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源于四柱擎天的创世神话,乃天绳交午形成的中央之位。在民俗仪式中,端午节作为阴阳之气交午之节点,蕴含了水与火的对偶模式。被学者推测为河图洛书的凌家滩玉龟玉版的布数方法也体现了中央五的特点。古老的“祝由”通常被认为是情志治疗的一种手段。结合史前及殷周时期的人牲斩首礼、头骨饮器、人头骨祭祀、神兽噬人造型青铜器,可知头颅承载着人之精,人之魂,乃最核心所在。祝由术的目的在于移精变气,道家修炼房中养生术对还原祝由术有一定帮助。此外,黄帝作为《黄帝内经》的依托撰人,实则是“有熊氏”崇拜的无意识延续。“阴阳”、“三阴三阳”观念都与熊崇拜有关。熊是史前神圣动物中的重要角色。楚帛书、楚简记录了熊与帝王身份相合的渐进过程,“熊经鸟伸”等拟熊仿生养生法是大传统中的小传统,以熊为造型的玉器、青铜车进一步证明了熊与伟大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总之,《黄帝内经》中所体现的传统医学发生史,与华夏文明发生史高度契合,借助于大传统新知识观,医源考察的时间长度和材料宽度都能够被大大拓展。在现代医学看来,《黄帝内经》的谬误比比皆是,但传统医学整体论的思想体系是值得称道的。如果不将《黄帝内经》的文化价值释放出来,它将在现代医学的批评中沦为历史“糟粕”,埋没了其对中国文学史、哲学史的可期贡献。时至今日,治疗神话仍在延续,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在人类无法彻底消解对死亡的畏惧之前,治疗的需求必将伴随整个生命过程。在医学科学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反观历史,从而追求生命观的成熟,是《黄帝内经》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期盼所在。

王和丽^[9]（2015）在《新写实手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价值》文中提出新写实手法是表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修辞手法,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题材上鲜明个性和还原生活形态的写实,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承担小说过渡性的角色。从多方位多角度来诠释新写实主义理念对艺术集成价值的贡献,解构现代社会群体以及语境等。通过对新写实手法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价值进行探索,回顾这种现象在当代小说中的地位,对于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和艺术流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杨义^[10]（2015）在《20世纪文学全史论纲（上）》文中提出治20世纪文学史需要"全史意识"。"全史意识"是大文学观的一种展开和落实。从纵的维度打通近代、现代、当代,从横的维度通向文学的各种体式、各个层面、各个地域,呈现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新旧体诗与戏对峙互渗的立体空间,沟通两岸四地的文学板块,给少数民族文学立卷。考究"现代性"充分顾及"中国面孔"和中国血脉,规避启蒙与革命的两极化思维。以精神谱系学研究百年文学与中国人精神气质的互动关系,彰显百年文学文化的民族品格。

二、大雅与大俗的集成——论池莉的小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雅与大俗的集成——论池莉的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1）土家族作家叶梅小说的叙事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佛缘成语的生成与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5）前景化视域下王朔小说修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7）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写实手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文学全史论纲（上）（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雅与大俗的集成——论池莉的小说（论文参考文献）

• [1]土家族作家叶梅小说的叙事学分析[D]. 邓丽琴.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2)
• [2]佛缘成语的生成与演变研究[D]. 汤仕普. 贵州师范大学, 2019(12)
• [3]鄂西南民族文学的审美特征研究[D]. 覃茳坤.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4]超越“庸常”之路 ——论池莉小说的“寻找”叙事[D]. 柯海.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5]前景化视域下王朔小说修辞研究[D]. 邢玮. 江苏师范大学, 2018(08)
• [6]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反思[D]. 吕惠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7]周秦汉时期文士疏离现象与文学流变研究[D]. 陈咏红. 上海大学, 2016(12)
• [8]《黄帝内经》的文学人类学研究[D]. 章米力.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9]新写实手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价值[J]. 王和丽. 甘肃社会科学, 2015(04)
• [10]20世纪文学全史论纲（上）[J]. 杨义.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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