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浅析

一、浅析薛福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方炯升^[1]（2021）在《外交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薛福成思想对观》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象与特征已有诸多讨论,但在论及大变局的本质时仍存在不足,外交思想史的研究路径有利于充分揭示大变局的由来与全貌。晚清"同光中兴"时代,大变局概念首次进入中国的政治与学术话语,其中,两位清朝驻外使节郭嵩焘与薛福成的变局观具有可比性。郭、薛二氏分别从文明转型与权力竞争的视角发展自身的思想体系,其问题意识和结论均与当代有共通之处,为思考新一轮大变局提供了母题,有助于增进对大变局多义性、长期性与目标性的理解。

金鑫^[2]（2021）在《薛福成出使奏疏写作研究》文中提出

吴桐^[3]（2019）在《郭嵩焘的基督教观》文中研究指明郭嵩焘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受经世思想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探寻救国道路。他在这一过程中接触与认识基督教,并形成其基督教观。郭嵩焘的出访经历成为其基督教观形成的关键节点。在出访之前郭嵩焘因教案问题以及对西学的追寻而与基督教接触,对基督教有了初步的认识。出访期间,郭嵩焘为进一步探索西学而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形成对基督教的基本认识。对比出访前后郭嵩焘对基督教认识的变化,可见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深入,他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也更为客观与理性,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愈加透彻。郭嵩焘的基督教观,突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束缚,肯定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为学习西方扫除思想壁垒,从而推动其洋务观的形成。此外,同时代及后续官僚士大夫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主要聚焦在教案上,而郭嵩焘的基督教观则在此基础上,开始更多地关注基督教与西学以及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出郭嵩焘对基督教的认识远超时人,凸显其思想的先进性。但同时郭嵩焘也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始终站在儒家士大夫的立场上认识基督教,体现出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因此,从郭嵩焘的基督教观中可以看到其思想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宋建原^[4]（2019）在《薛福成藩属体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是清末着名的思想家、外交家,其一生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见证了晚清中国内政外交上的巨变。就其个人经历而言,薛福成先后入职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法战争期间任宁绍台道的道台筹防浙东;随后被任命为清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而出使西欧。因此,薛福成的一生有幕僚、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臣的三个身份,使得他既丰富了处理洋务事件的实践经验,又得以在理论上不断探索中国对外交往的新格局。清末处在一个大变局大震荡的时代,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掀起了瓜分清帝国的狂潮。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处理清政府、藩属国和西方列强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传统的藩属体系无法坚持,而近代西方的国际法又对中国权益产生威胁的情况下,如何在列强的武力威胁下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成为了薛福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薛福成首先认为传统藩属体系必须被变革、清政府必须放弃“天朝上国”迷梦,西方近代国际法、近代国家领土观念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清帝国必须进入国际大家庭。其次,薛福成在实际处理清政府与藩属国关系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实用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藩属实质化”原则。最后,薛福成在出使西方之后,进一步学习和运用了近代国际法,尽管实际上放弃了传统的藩属体制,但是不排除利用传统的藩属关系维护清廷的形象与权利,这也恰恰反映了薛福成在中国近代外交历史中过渡式人物的历史定位。薛福成对传统藩属体系的继承、反思、突破以及其实际的运用,对于晚清外交政策的转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影响。以薛福成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外交人才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先河。

江炅坡^[5]（2019）在《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文中认为周汉反教案发生在1890年代,前后历时8年,多次引起外交冲突。这是一起在籍士绅反洋教事件,牵涉政治、外交、法律等多方面因素。为了妥善解决周汉案中存在的“两难”情况,清政府相关主办官员仔细斟酌周汉的罪名认定,并多次改变对周汉的处理策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周汉反教案的起源问题,认为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与嘉托玛（Christopher Thomas Gardner,1842-1914）等人所代表的外国势力推动了此案的形成,并促进了湖南反教形象的塑造。在探讨外部因素的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清政府内部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了两湖督抚斗争对清政府转变处理策略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补充论述了 1892-1898年间中外双方围绕周汉的交涉过程,丰富了周汉反教案的内容。经过论证,本文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认为陈宝箴逮捕周汉,是在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后的主动选择,而非迫于英国领事压力的结果,并由此探讨了清政府教案政策的转变问题。此外,本文运用《宁乡大屯营周氏四修族谱》等新材料,探究了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关系网络。这不仅丰富了周汉的人物形象,还有助于理解清政府多次转变处理策略的具体原因。最后,本文还将周汉反教案置于更长的时段进行观察,考察了 1898年代迄今周汉形象的变化过程,借以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潮变迁的脉络。

王俏蕊^[6]（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李军锋^[7]（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认为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姚刚^[8]（2018）在《薛福成出使公文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大变局”之一端即是中外交往关系的攻守易势。作为联系晚清政府与列强的出使大臣,他们在我国外交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薛福成作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使臣,他在出使期间所作的《出使奏疏》《出使公牍》及数十万言的具有政务咨报性质的出使日记等一系列公务文书,忠实地再现了一代使才为国尽忠、对外争权的不懈努力。本文避开当前薛福成研究中的外交思想研究热点,着眼于少有人触及的薛福成出使公文的研究,从文本出发,分析薛福成出使公文屡有成效的原因,以期达到对公文应有价值的客观认知,并尝试探讨以薛福成为代表的晚清传统士大夫在西学冲击下的处世态度与思想变化。本文共有四章。第一章以“知人论世”为原则,解决的是薛福成“为什么能够进行写作”的问题,探讨促使其完成出使公文写作的缘由,即入幕廿载积淀出的经世识见、来之不易的出使机会、为官奏事的职责要求、风气略开的社会环境。第二章旨在“辨体”,解决的是薛福成“写了什么”的问题,并尝试对晚清时期照会、出使日记等文体进行社会文化阐释。首节对薛福成出使公文中出现的三类九种公文文体进行辨析,着重分析了“出使日记”这一前代少见、晚清尤盛之文体所体现出的“袭用日记体式,实为政务咨报”的性质特点;次节从照会文体分析晚清外事文书文体功能的专门化,从《出使日记》的“曲笔达意”论证薛福成受时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过渡性和矛盾性。第三章解决的是薛福成“如何写作”的问题,主要探讨薛福成出使公文的写作技巧,亦即从技术层面分析其对内对外行文均能取得较大成效的原因。本章认为薛福成出使公文的写作并非率意而为,而是在文书制发、结构布局、论辩说理等方面均倾注极大心力以实现公文效力最大化。第四章系对薛福成出使公文文学、史学、思想价值的多维考察,是对薛福成出使公文“写得怎么样”问题的回答。古代公文与当代公文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其与文学水乳交融,如薛福成公文中大量出现的新名词既突破了传统桐城文法,亦对报章体、新民体的出现有奠基之功;从文书学、档案学的角度看,薛福成的出使公文极具“实录”价值,是忠实反映历史事件原委的重要史料,且其写作重视考据,内文援引大量史实,亦有重要价值;薛福成热心洋务,出使泰西为其思想转向维新提供契机,《出使日记》也成为其阐发异于传统士大夫的新义理、新思想的主要阵地。

梁家贵,孙昉^[9]（2017）在《论薛福成对《管子》的新解读》文中提出薛福成充分肯定《管子》的重商、"四民分业分居"论,治国理政以及重计谋的思想,是晚清时期运用《管子》思想较多,并且较为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主张"管"体西用,一方面坚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故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对清王朝统治政策的调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秦小琪^[10]（2017）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走向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此时的中国在经受了一系列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后,开始逐渐突破传统走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近代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也随之出现。洋务运动时期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在考察西方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的思想转变不仅体现了世界对中国的冲击,也体现了在社会学术剧变下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的应对,反映出他们在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尴尬和无奈。论文以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他们的考察活动以及思想转变来窥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情况。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背景,以及走向世界知识分子的类别。第二部分,梳理洋务运动时期走向世界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思想观念、民风民俗等方面的考察活动。第三部分,从思想转变的内容和特点两方面,探讨洋务运动时期走向世界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第四部分,从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向中国两方面,评析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走向世界的意义。

二、浅析薛福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薛福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外交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薛福成思想对观（论文提纲范文）

（3）郭嵩焘的基督教观（论文提纲范文）

（4）薛福成藩属体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薛福成出使公文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薛福成对《管子》的新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0）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走向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析薛福成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外交思想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薛福成思想对观[J]. 方炯升. 山东社会科学, 2021(12)
• [2]薛福成出使奏疏写作研究[D]. 金鑫. 长春理工大学, 2021
• [3]郭嵩焘的基督教观[D]. 吴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薛福成藩属体系思想研究[D]. 宋建原.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5]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D]. 江炅坡. 浙江大学, 2019(01)
• [6]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7]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8]薛福成出使公文写作研究[D]. 姚刚.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9]论薛福成对《管子》的新解读[J]. 梁家贵,孙昉.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
• [10]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走向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研究[D]. 秦小琪. 渤海大学, 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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