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汪精卫废止中医的闹剧和国人的抗争（论文文献综述）
贾一村[1]（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认为《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仇博[2]（2019）在《清末民国时期反迷信运动背景下的反中医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形势复杂、内忧外患,在这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反迷信运动,是一批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在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思考中,探寻出的以求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方式和手段,这项运动旨在开启民智、谋求进步,但是随着这项运动的推进与发展,一些原本不属于迷信的事物也被归入迷信的行列,我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便是其中之一。纵观学界对于反中医思想的研究,已经产生出不少成果,但是将反中医思想的产生放置于反迷信运动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的研究,相对甚少。本文试图弥补这部分的不足,从反迷信运动的发生及其发展去看反中医思想及其演变,并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析。本论文对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反迷信运动和反中医思想的基本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重点关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于反迷信运动的宣传和实施以及学者和政界人士有关反中医思想的言论,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发掘其背后的原因及其对于当今社会的指导意义。本论文分为五章内容: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分别从清末和民国两个时期进行叙述,以反迷信运动的历史发展为主线,首先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入手,讨论了反迷信话语的形成及其内容,其次从总体上对于反迷信运动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第三章系统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与反迷信运动相关的内容,包括迷信的传播、本质、弊害、措施、方法等问题,通过聚焦于这一特定时期,以期能够对于反迷信运动有一个更为具体和直观的认识;第四章对于和反迷信运动几乎同时期产生的反中医思想发展脉络按照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行了整理,就学者及党政人士有关反中医思想的言论进行了着重论述,并对其背后的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清末至民国时期反中医思想的发展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特点;第五章为结语部分,对于前几章所提到的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反迷信运动以及反中医思想做了整体性的总结,并着重对于反迷信运动对于反中医思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以上的研究,主要有下面几个结论:（一）反迷信话语的形成主要与三个因素相关,其一是迷信的内涵发生了从我国本土词汇所包含的鬼神信仰和趋福避祸心理及其与之相关的衍生事物,到清末至民国时期通过日本译介而传入中国的与科学和理性相对立的迷信概念的拓展,从而迷信成为寻求科学化的障碍;其二,清末至民国以来,政府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都在寻求与封建社会决裂而建立新社会的途径,而迷信正是旧社会的产物与旧秩序的表征;其三,启蒙是清末至民国一直以来的诉求,改良民风开启民智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迷信正是当时禁锢民众思想的重要因素。（二）反迷信话语自清末时期也已产生并由政府执行,此时针对的是那些倚靠迷信事物而收敛钱财以及在公共场所场所开展迷信活动的行为,其措施及内容还相对局限。而到了民国时期,反迷信运动内容及其形式相比之前更为丰富和完善。（三）反中医思想产生于晚清时期,此时反中医的理由主要是个人对于中医药疗效的怀疑以及基于学理上的批判,到了民国,从北洋政府时期官方间接地否定中医药的合法性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直接通过废止中医的提案,并且由于这一过程中诸多学者及其政界人士的参与,使得有关中医存废问题已经开始从最初的基于学理上的讨论扩展到社会、国家及政治等多个方面。（四）反迷信运动与反中医思想关系密切的原因在于:清末至民国以来,启蒙的狭窄化,即到了五四仅剩民主与科学,再加上部分知识分子和学者对于“科学”的片面理解,导致了当时与科学相对的事物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对;在反迷信运动的背景下,众多名人学者甚或政界人士将中医与迷信相联系甚或等同的话语形成了特定的时代氛围,使得废止中医思想贯穿始终。目前我国政府对于中医药很是重视,已将弘扬与发展中医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本文对于反中医思想的研究,以期能够对于中医药的推广与保护有一定的警示与启示,再者,当今社会倡导知识多元性,当不同知识与传统发生碰撞时,我们要认识到不同知识的独特性与差异性,避免将一种知识凌驾于另一种知识之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阎婷[3]（2019）在《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文中认为现今社会,对于不断加剧的医疗纠纷,无论政府还是医界虽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均未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恶性伤医案件一次又一次地触痛人们的神经,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回首历史,分析医患纠纷的发展情况,以寻找解决现今的医疗纠纷的锁钥。纵观中国古代,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甚少医疗纠纷。至民国时期,在大规模复制西方立法和司法经验的情况下,政府在立法、司法上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医生从业资格及行医行为的举措,同时在实践中,无论中西医均出现了医疗纠纷大量涌现的情况。在此期间,中医不仅要面临时代的剧烈变迁,还要面临西学东渐带来的西医对中医的强烈挤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比起前辈,民国中医界面对的环境要复杂得多,不得不在痛苦与纠结中抗争。因此,民国中医医疗纠纷呈现出与古代医疗纠纷以及西医医疗纠纷不同的特点,相应地,民国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也有其独到之处。本文旨在研究民国中医医疗纠纷,以期对现今医疗纠纷的解决有所帮助。文章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资料研究的方法,资料来源包括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上海《申报》、《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共5辑,包括12万页资料）、“晚清期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相关论文、着作等。本文包括导言,一至四章以及结语。在搜集大量史料、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医医疗纠纷发生的历史,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形态,探究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法制背景与社会文化背景,根据案例等梳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解决机制,并结合明清医疗纠纷及西医医疗纠纷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本文导言部分以研究的缘起为始,定义了医疗纠纷的概念。在文献综述部分,列举了古代、近代以及现代有关中国古代医疗纠纷的研究情况;从民国时期的研究及现代的研究两方面梳理了对民国时期医事立法及医疗纠纷的研究情况。本文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研究的角度以及史料的完整性等方面对上述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议,上述研究存在研究制度史较多以及对中医医疗纠纷进行专门研究不足等情况。第一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形态,首先以案例的形式列举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形态,包括业务过失,非法行医,虚假广告,名誉权纠纷,诊金纠纷,假药、劣药及配药错误,诬告陷害,欺诈,共8类。文章以案件发生的时间为序,将本文涉及的从1911年至1948年发生的64件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汇总为表格,对案件的争议缘由、处理方式及结果做了简要说明,并对是否进行鉴定、鉴定者以及是否反诉、是否有律师参与案件等情况做了标注。表格中的内容显示,业务过失以及非法行医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案件的主要缘由。第二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既包括当时的法制背景,也包括民国时期动荡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民国时期,政府仿照西制建立现代卫生管理体制,加强了对中医药的立法及行政管理。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的卫生行政体制基本是模仿西制的,所以整个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真正地设置专门的中医管理机构。虽然1937在卫生署下设置了中医委员会,但实际上有职无权,形同虚设。即使如此,对于中医医疗纠纷的行政管理也并非由完全由卫生行政机关进行,因为专门的卫生行政机关地位变化频繁,独立的卫生行政机关与警察机关时分时合,形成了民国时期警察机关大量介入中医医疗纠纷的独特景象。民国时期颁布了大量涉及中医的卫生行政管理的法规,虽然这些法规良莠不齐,但总体而言对建立合格的中医队伍、预防医疗纠纷的产生具有积极意义。在民国之前,我国几无对中医资质的管理规定,民国政府将中医的资格的取得以及开业纳入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中。总体而言,对中医登记资质的要求比较宽松。中医行医过程中,不仅要遵守中医药法律,也要遵守其他法律,否则既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也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在司法制度方面,民国时期各项司法制度的进步,大大方便了医疗纠纷的双方进行诉讼,这也是较之以前民国时期医疗讼案数量激增的原因之一。同时,医界对于国家的司法制度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在尊重国家司法制度的前提下,对于涉及医权的司法制度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也为在医疗纠纷中保障医权做了不懈努力。在文化背景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医开始了政治边缘化,这些原本应该受人尊敬的人,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医界的境遇与当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战乱的影响、混乱的治安、萧条的经济、西医的打压以及政府的压制,都严重恶化了中医的生存空间。对于各方面的压力,中医界并非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种种自救措施。第三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医疗纠纷的解决是多方参与的结果,除了当事人之外,国家权力、医学团体、医界同行、律师、媒体、患方的亲朋好友甚至社会人士都可能对纠纷的解决产生影响。在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医方主要为医生个体,未见以中医院为当事人的医疗纠纷。患方虽然来自于各个阶层,但是有着共同的特点——对医生缺乏信任、告医踊跃。对于这样的患者,中医们也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预防纠纷,亦会采取呼吁保障医权、求助法律、聘请律师等手段以保障自身权利。参与解决医疗纠纷的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管理相关的行政机关等,即使卫生行政机关独立于警务系统后,两者在管辖权上仍有交集,两者联合办案的记录并不鲜见。由于民国的保甲制度的存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也会出现保甲人员的身影。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医界团体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中医团体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了保障会员权益、为医疗案件提供医学依据、为会员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等作用。当然,众多中医团体之间也存在问题,最突出的是党争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案件鉴定的公平性。在其他方面,由于律师具备法律知识,记者易于控制舆论,律师与媒体在医疗案件的解决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另外,中医同道以及案外民众等也可能以检举人或者诉讼参与人等的身份影响纠纷的解决。在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方面,最为剧烈的方式即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国时期中医医疗讼案呈现如下几个特点:自诉案件所占比重较大,反诉的情况较多,少见民事诉讼（多为刑事诉讼,且多为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医方败诉情况较少,涉讼患方阶层广泛,争议内容涉及产科及儿科的情况较多。相较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对中医医疗纠纷的处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更胜一筹。除此之外,我国民间向来有调解息讼的传统,这一传统沿至民国时期仍在发挥作用,只是途径有所改变。民国时期的调解与和解,既有自行和解、社会调解、中医团体调解等民间行为,也有调解委员会调解、法院的诉前调解与诉讼中的和解等官方行为。鉴定也是许多医疗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中医的特殊性,其鉴定方式、鉴定机构与西医不同,呈现出其特有的鉴定风格。记录完整的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案例并不多见,本文选取两例记录比较详尽的案例进行了分析,为了解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微观、直接的视角。第四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特点,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无论是与明清相比还是与民国时期的西医医疗纠纷相较,都有其鲜明的特点。纵向上看来,中国的医患关系越往古代似乎越和谐,至明清时期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疗纠纷逐渐增多。与明清相比,中医医疗纠纷在民国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现为医疗纠纷数量急剧增多、医疗纠纷种类多样、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丰富。这些转变发生的原因包括:患方对医生的态度发生转变、熟人社会的转变、法制的进步、媒体及医学团体等的兴起等几方面。横向上看,民国时期的中医医疗纠纷与西医医疗纠纷亦相差巨大,差异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为诊疗场所不同、患者地位不同、观念差异等方面的医学模式的差异,其次是中西医与传统社会关系不同,作为舶来品的西医面临着解决水土不服、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困境。再次,中西医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不同,同源于西方文化的西医,与西方法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中医却在鉴定和审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民国时期,尽管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对于医患双方而言有着颇多的无奈与不公,但随着法制进步、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也发展出了既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也力求适应现代法律制度的多种解决路径。对后世而言,民国时期的中医界及法律界一步步探索着发展之路,为后世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了经验。
朱东北[4]（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洋[5]（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认为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蔡豫[6]（2017）在《“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党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政党,在中国开创“以党治国”的先河,对此后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过往比较重视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对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入手,考察国民党在地方层级的治理思想、组织活动、党员构成、党政关系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揭示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期间,尤其是在抗战前相对稳定的十年里,其核心统治地区的地方党组织的运作模式与政治生态。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附录等几部分组成。正文部分由六章组成。第一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共合作和浙江政局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浙江国民党组织产生的背景;第二部分叙述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建立的过程及其初期的发展状况。第二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孙中山逝世导致了国民党内权威丧失开篇,以国民党内上层分化对其下级浙江省党部的影响入手,论述浙江省党部如何走向分裂;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国民党在浙江如何一步步从“容共”走向“清党”,进而造成浙江省党部领导层的全面洗牌和基层党务的彻底瘫痪。第三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清党”后浙江省党部机关的嬗递,厘清其发展脉络并分析省党部频繁更替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第二部分从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独揽大权的态势出发,分析蒋在浙江的人马如何通过党员总登记、党员训练、划分基层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整治党务,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浙江国民党组织在改组后的组织形态,其中包括省党部的组织架构、领导层人事布局以及基层党员的职业构成。第四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民党的宣传舆论政策着手,分析省党部如何钳制言论及镇压异己思想;第二部分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入手,分析省党部如何干涉学校教育,控制学生思想;本章通过对上述两个领域的论述,指出国民党有别于此前所有统治集团的特点不仅在于党权对社会的渗透和笼罩,也表现在对文化的干涉以及对思想的禁锢。第五章从浙江省政府与省党部的结构性矛盾切入,以党政双方围绕“二五减租”的分歧与冲突为例,揭示国民党所宣扬的“以党治国”理念如何在地方“党政分开”的政策下消解、变形。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源起以及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态度;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国民党作为标榜民族主义的政党,其下属的浙江省党部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所持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本文的结论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治理浙江党务期间所实行的政策有一部分值得肯定之处,但其总体上是一种专制统治,目的旨在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浙江省党部对浙江的治理总体上可概括为“有限党治”,即一种党政不能合一,党权受到限制,不能充分施政,程度较低的“党治”形式。而浙江省党部推崇的“以党治国”方针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与苏联一党制下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的某种糅合。这样一种政党体制和国家治理模式由国民党所开创,继而成为20世纪上半叶塑造中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关键因素。
林萱[7]（2015）在《百年中医存废之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5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医药有效性的争论。时至今日,网络上唇枪舌剑仍未平息。回溯中国近代以降的一百多年历史,关于中医药存废的争论从未停歇。将这场世纪之争放在中西文化交锋的背景下去审视,很是耐人寻味。"医可废,药不可尽废"——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21-1907）晚年百病缠身,倚命于中药时,想必不会预料到,几十年后,"废中取西"的呼声汹涌成潮,中西医论
苏全有,邹宝刚[8]（2012）在《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文中指出近年来,我国大陆地区学界对于近代中西医论争问题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整体来看,体现在总体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两个方面。其中专题性研究主要是与近代中西医论争相关人物的研究、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研究、中西医论争的文化、科学论争等内容。至于不足之处,体现在研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者等方面。
郑二红[9]（2011）在《陈立夫科技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他不仅是中华民国时期显赫一时的政治家,同时还是国民党高层中少有的学者、文化人,这一方面往往不为大陆人所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着述超过五百万言,其中专着30种左右,以《唯生论》、《四书道贯》、《人理学》、《弘毅斋艺文集》、《成败之鉴》等为代表,多被再版多次,并被译成英、日、韩多国文字,影响远及海外,另有相关科学、医学、教育等学术论文200多篇；另外,他主编、主译的着作也有七十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主译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长期位居高位的政治生涯、历经风雨而又长达百余年的丰富阅历以及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造就了他特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丰富而别具一格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无论是对于理解我国传统文化还是对于认识当今世界局势均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了其学术思想中的科技思想、医学哲学思想及其科学教育思想为研究重点。关于中西科技方面,陈立夫坚决反对以近现代西方科学标准为标准,严厉地批判了中华民族缺乏科学的论调,认为这是近代以来民族自信心丧失的具体体现；他坚信中华民族不仅有科学技术,且博大精深,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过不朽的贡献,只不过“未具现代形态而已”；同时,他认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霸道”而非“王道”、进而威胁整个人类和平的帮凶；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是造成西方人们精神空虚的主要根源；科学技术导致西方享乐主义盛行,进一步导致其社会伦理道德沦丧；目前西方国家已经陷入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泥潭。鉴于以科技为重心的西方文明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日益严重危机的事实,经过长期观察、认真思考、深入比较、研究,他得出了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今“救世良药”的结论。在医学领域,陈立夫的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医学哲学、医药文化、医学管理等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西医之争时,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他,联合当时的国民党要员坚决反对废止中医,从那时起他就一以贯之的支持中医药事业。上世纪六十年代返台后,又先后出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中国医药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立夫医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台湾中国医药典籍整编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中西医合作推行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因其对中医药长期的支持与贡献赢得了台湾“中医药救星”之美誉。在他看来,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并从中医药的理论基础、生理病理学、诊断、治疗方法以及中医药的发展、管理史等诸多方面作了有力的论证。他明确指出,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之所以举步维艰、倍受质疑是近代以来国人屡遭沉重打击而丧失自信心的具体表现,同时,中了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圈套；他认为中西医都是以治病救人为天职,两者完全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医药学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个科学体系,不应以西方科学的标准进行所谓的“科学化”；明确提出“有进步才能存在,有疗效不怕反对”,一再声称废止中医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损失,同样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损失；关于中医药事业未来的出路问题,他提出了“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一体化”的鲜明主张。陈立夫的科学教育思想（这里指广义上的科学教育）形成、践行于抗战时期。抗战八年期间,陈立夫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达七年之久,期间顶住各方的巨大压力,克服人力、物力、财力等重重困难,确立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谋各地平均发展”、“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等科学教育理念；制定了教育事业的“九大方针”和“十七项要点”等具体政策；主持了艰苦卓绝的高校内迁；创立了惠及众多学子的贷金制；并能立足长远、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印度的加尔各答大学等十四所大学设立奖学金以鼓励西方青年对中国的研究,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在实际的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工作中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进行科学普及、扫除文盲等,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极大的人力支持,延续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教育思想,即立足长远、强调科学教育肩负抗战与建国双重责任；重视科学教育的系统化、制度化；重视高级人才的培养与国际交流；重视利用科学技术为教育事业服务等鲜明特色。尽管有人提出陈立夫的科学教育有施行国民党党化教育之嫌,但是应当承认,他在教育部部长任上的艰苦工作和不懈努力做出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为中国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做出的贡献不应被一笔抹杀。陈立夫的科技思想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以中西方冲突过程中中国的一败涂地、进而努力寻求救国之路为时代背景、以唯生论、人理学等为哲学基础、以对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深入剖析、批判为重心、以长期的中医药学理论研讨、医学教育管理实践为具体表现形式,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台湾地区。正是在其科技思想的指导下,他长期不畏艰辛为台湾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告,做出了重大贡献,才被誉为台湾“中医药救星”,其科技思想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研究陈立夫的科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陈立夫学贯中西,且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国民党官方重要的理论家,是我们研究中华民国史不应忽视的重要人物之一；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陈立夫独特的思维方式及其结论对于当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均有特别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比如,他一再呼吁恢复近代以来被一再挫败的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恢复了民族自信心,我们才能恢复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无论是对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化还是重新审视、评价中国的历史、文化问题比如鸦片战争、五四运动等等有着独特的价值；同时,对像陈立夫这样重量级的民国人物的研究有助于增强国共两党的交流与互信,对于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黄艳[10]（2011）在《试析民国时期两次中西医论争》文中提出中西医学是植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下独立产生的,西医学在其东渐过程中与中医发生碰撞是必然的。医学是介乎技艺和科学之间的知识形态,兼跨学理与实用两个领域,这种特性决定了中西医论争极易超出医学界而扩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在近代社会大变革下,中西医之争是很能反映近代中国知识、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事件。本文则试图以民国时期两次影响大的中西医论争为落脚点,探析论争背后的深层文化、政治、思想等内涵。本文第一部分围绕两次中西医论争的核心问题进行阐释。20世纪初中西医论争多为学理上,双方围绕中医理论进行辩论。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论争则超出了学理层面,演变成一种中医为谋求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围绕中医的存废问题进行论争。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在时代背景与原因下两次中西医论争的核心问题。第二部分则试图分析两次论争的潜在因素。20世纪初,进化论为批判中医论者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存废论争则是中西医论争的前奏,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思想及欧战后文化思潮亦影响中西医论争,这是该时期论争的内在原因。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破产,其潜在因素很多。具体从传统与国情、经济与民生、政治、价值与效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中医长期以来未消失的重要原因。第三部分主要对论争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包括传统与现代化、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并对中医科学化之道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主要阐释了两次中西医论争对新中国中医政策的启示,进而得出中西医并存的发展走向。以民国时期的中西医论争为立足点,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通过阐述论争的核心问题,剖析论争产生的深层文化、思想、哲学等原因,论述中医的科学化之道,并结合现实得出中西医并存的走向,力求阐释清楚当今医学的发展道路,也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二、汪精卫废止中医的闹剧和国人的抗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汪精卫废止中医的闹剧和国人的抗争（论文提纲范文）
（1）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2）清末民国时期反迷信运动背景下的反中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 有关“反迷信”运动的研究 |
| 2 有关近代以来中西医之争的研究 |
| 3 总结 |
| (三)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问题 |
| 1 研究内容 |
| 2 拟解决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第二章 反迷信运动的发展 |
| (一)早期迷信的内涵与转变 |
| (二)反迷信话语的形成 |
| (三)反迷信运动 |
| 1 清末时期的反迷信运动 |
| 2 民国时期的反迷信运动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反迷信运动的宣传与实施——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例 |
| (一)迷信的传播问题 |
| (二)对于迷信本质的阐释与科学解释 |
| (三)迷信的弊害问题 |
| (四)破除迷信的具体方法与措施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废止中医思想的发展及其原因 |
| (一)废止中医思想基本脉络 |
| 1 晚清时期废止中医思想 |
| 2 北洋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思想 |
| 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废止中医思想 |
| (二)学者及其政界人士关于废止中医的态度及其言论 |
| 1 学者关于废医的言论 |
| 2 政界关于废医的言论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形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分类 |
| 一、业务过失 |
| 二、非法行医 |
| 三、虚假广告 |
| 四、名誉权 |
| 五、诊金纠纷 |
| 六、假药、劣药及配药错误 |
| 七、诬告陷害 |
| 八、欺诈 |
| 第二节 对中医医疗纠纷形态的分析 |
| 一、本文涉及的案例汇总 |
| 二、对中医医疗纠纷形态的简要分析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法制背景 |
|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立法与行政管理 |
| 二、司法制度概况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背景 |
| 一、混乱的医界 |
| 二、动荡的时局与治安 |
| 三、中医存废的争论 |
| 四、无处不在的竞争者 |
| 五、政府的压制 |
| 六、中医的自救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 |
| 第一节 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参与者 |
| 一、医方与患方 |
| 二、国家机关 |
| 三、中医团体 |
| 四、律师与媒体 |
| 五、其他人士 |
| 第二节 中医在纠纷过程中对自身权利的保障 |
| 一、保障医权 |
| 二、运用法律、聘请法律顾问及律师 |
| 第三节 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 |
| 一、进行诉讼 |
| 二、由行政机关处理 |
| 三、调解与和解 |
| 四、医疗损害鉴定 |
| 五、从两个案例看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特点 |
| 第一节 与明清民间医疗纠纷相比较 |
| 一、明清的民间医疗纠纷 |
| 二、中医医疗纠纷从明清至民国发生的转变 |
| 三、中医医疗纠纷从明清至民国发生转变的原因 |
| 第二节 与民国时期西医医疗纠纷相比较 |
| 一、民国时期西医医疗纠纷的概况 |
| 二、民国时期中西医医疗纠纷的差异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思路 |
| 0.4 方法与创新 |
| 0.5 概念释名 |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 1.5.1 远大的目标 |
| 1.5.2 合理的原则 |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 3.1.2 晋城医学馆 |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 6.2.1 办刊宗旨 |
| 6.2.2 栏目设置 |
| 6.2.3 文章主题 |
| 6.2.4 作者倾向 |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
| (二)境外学者的研究 |
| (三)问题与展望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国共合作与浙江国民党组织的兴起 |
| 一、“联俄容共”与国民党“一大” |
| (一)“联俄容共”的开端 |
| (二)孙中山的策略与“以党治国” |
| (三)国民党“一大”与国共合作局面的正式形成 |
| 二、国民革命前的浙江政局 |
| (一)从浙人治浙到北洋入浙 |
| (二)江浙战争与孙传芳入浙 |
| 三、国民党组织在浙江的初期活动 |
| (一)浙江临时省党部的成立 |
| (二)浙江国民党组织在初期的发展与困境 |
| 第二章 国民革命期间浙江省党部的演变 |
| 一、国民党“二大”前后浙江党部的矛盾与分裂 |
| (一)孙中山逝世与国民党的分化 |
| (二)浙江省党部的分裂 |
| (三)沈定一与西山会议派合流 |
| 二、国共合作破裂与浙江“清党”运动 |
| (一)北伐胜利进军与浙江的响应 |
| (二)北伐军入浙前后国共裂痕的显现 |
| (三)蒋介石厉行“清党”与浙江党务的瘫痪 |
| 第三章 、党务重组与组织形态的确立 |
| 一、“四·一二”后省党部机关的嬗递 |
| (一)改组委员会与清党委员会时期 |
| (二)“非法改组”时期 |
| (三)临时执行委员会时期 |
| (四)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治党理念 |
| (五)中央权力斗争在“核心地区”的投射 |
| 二、党员总登记 |
| (一)登记的目的 |
| (二)登记条例的出台及其实质 |
| (三)浙江指委会对登记的执行情况 |
| 三、党员训练 |
| (一)训练的目标与内容 |
| (二)训练实施情况 |
| 三、区党部与区分部的设置 |
| (一)指委会对基层党组织的认识 |
| (二)相关法规与实施情况 |
| 四、改组后的组织形态 |
| (一)执委会的成立与组织架构的定型 |
| (二)党员的吸收与构成 |
| 第四章 国民党对浙江基层的渗透 |
| 一、省党部对浙江宣传舆论的掌控 |
| (一)宣传系统的初创 |
| (二)舆论干预的升级 |
| (三)省党部宣传体系的定型 |
| 二、党化教育 |
| (一)党义教师及党义课程的选定 |
| (二)党化教育的实施 |
| 第五章 浙江的党政关系 |
| 一、省党部与省府的结构性矛盾 |
| 二、省党部与省政府围绕“二五减租”的矛盾与冲突 |
| (一)浙江农村社会形态与“二五减租”的出台 |
| (二)省政府废除“二五减租”与省党部的应对 |
| (三)南京介入与事态的平息 |
| 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浙江省党部 |
| 一、民族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兴起 |
|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
| (二)国民党与民族主义 |
| 二、日本侵华与省党部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省党部对日本两次出兵山东的反应 |
| (二)日本加速侵华与省党部的应对 |
| (三)涉日舆论背后的政治逻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后记 |
（7）百年中医存废之争（论文提纲范文）
| 求亡图存背景下的中西医之争 |
| “骂中医”:西化知识分子的“标配” |
| 蒋介石:我对中医是信任的 |
| 毛泽东给“中西医结合”定调 |
| 网络时代“战火”再起 |
（8）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1 总体性研究 |
| 1.1 论着方面 |
| 1.2 论文方面 |
| 2 专题性研究 |
| 2.1 相关人物 |
| 2.1.1 俞樾 |
| 2.1.2 余云岫 |
| 2.1.3 其他人物 |
| 2.2 1929年废止中医案 |
| 2.3 文化及科学论争 |
| 2.3.1 文化论争 |
| 2.3.2 科学论争 |
| 3 问题与不足 |
| 3.1 研究理论方法方面 |
| 3.2 研究内容方面 |
| 3.3 研究资料方面 |
| 3.4 研究者方面 |
（9）陈立夫科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依据、目的及意义 |
| (一) 选题依据与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概述 |
| (一) 海外华人以及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概述 |
| (二) 大陆地区的研究概述 |
| 三 论文框架、研究重点与方法 |
| (一) 论文框架 |
| (二) 研究重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之处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陈立夫及其科技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陈立夫的别样人生 |
| 一、陈立夫家世及其"科学救国"之路(1900—1926) |
| 二、陈立夫政治生涯中的科技、文化活动(1926—1950) |
| 三、由政治家向文化人的历史蜕变(1950--2001) |
| 第二节 陈立夫科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特征 |
| 二、近代中国的科学化进程——从"格致"到"科学" |
| 三、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探索——"科学救国"论 |
| 第三节 陈立夫科技思想成型、升华的历史机缘 |
| 一、陈立夫与李约瑟相识的历史机缘 |
| 二、主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陈立夫科技思想的成型 |
| 三、主编《中华科学技术史丛书》——陈立夫科技思想的升华 |
| 第二章 陈立夫科技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唯生论与人理学思想 |
| 第一节 新生活运动与唯生论思想的诞生 |
| 一、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社会背景 |
| 二、《唯生论》的诞生 |
| 第二节 陈立夫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唯生"的本体论 |
| 二、"唯生"的人生观 |
| 三、"唯生"的历史观 |
| 四、人理学思想 |
| 五、陈立夫的文化观 |
| 第三节 陈立夫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特点及评价 |
| 一、陈立夫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二、陈立夫哲学思想的特点 |
| 三、对陈立夫哲学思想的简短评价 |
| 第三章 陈立夫论中国传统科技与"现代西方科技之弊" |
| 第一节 科学划界及其意义 |
| 一、科学划界及其重要性 |
| 二、科学划界问题的历史演变 |
| 三、关于科学划界问题的一些思考 |
| 第二节 科学本是"吾家旧物" |
| 一、陈立夫早年的科技创造与发明 |
| 二、陈立夫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主要观点 |
| 第三节 "现代科技之弊"及其解决之道 |
| 一、陈立夫对现代西方科技的批判 |
| 二、"现代科技必须以伦理为基础" |
| 第四章 陈立夫的医学哲学思想 |
| 第一节 近现代以来的中西医之争 |
| 一、中西医之争的滥觞 |
| 二、民国时期废止中医论的正式提出 |
| 三、中医药界与废止中医论的抗争 |
| 四、关于近代以来中西医论争的几点思考 |
| 第二节 中医药学是一个系统的科学体系 |
| 一、废止中医论者的典型代表——余云岫对中医药的批判 |
| 二、陈立夫对中医药学为科学体系的具体论证 |
| 第三节 近代中医药事业举步维艰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
| 一、医药事业是近代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 |
| 二、陈立夫对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举步维艰的原因分析 |
| 三、陈立夫给出的中医药学走出困境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
| 第四节 中西医的互补性及对未来新医学的展望 |
| 一、中西医各得真理之一半,应"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
| 二、未来新医学之展望 |
| 第五章 陈立夫的科学教育思想 |
| 第一节 陈立夫科学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
| 一、科技、教育与近代大国的兴衰 |
| 二、中国传统教育之弊 |
| 三、中国从传统教育向科学教育的转型 |
| 第二节 陈立夫科学教育思想的践行及其贡献 |
| 一、陈立夫论教育的功用 |
| 二、陈立夫践行其科学教育思想的具体表现 |
| 三、陈立夫为中国科学教育薪火相传所做出的贡献 |
| 第三节 陈立夫科学教育思想的特点及其评价 |
| 一、陈立夫科学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
| 二、对陈立夫科教思想的简短评价 |
| 结语 |
| 一、关于陈立夫的简短评价 |
| 二、陈立夫科技、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一) 专着类 |
| (二) 论文类 |
| 附录一 陈氏家族"五世其昌"一览表 |
| 附录二 陈立夫大事记 |
| 附录三 陈立夫主要着作一览表 |
| 附录四 陈立夫科技文化语录三十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一览表 |
| 致谢 |
（10）试析民国时期两次中西医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四、研究思路与不足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中西医的两次交锋 |
| 一、中西医在学理上的论争 |
| 二、关于中医存与废的论争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两次中西医论争的深层原因 |
| 一、20世纪初中西医论争的文化内涵 |
| 二、1929年废止中医案破产之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两次论争的反思与中医科学化之路 |
| 一、"传统与现代"的反思 |
| 二、"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反思 |
| 三、中医科学化之路 |
| 第四章 两次中西医论争对新中国中医政策的启示 |
| 一、团结中西医政策 |
| 二、中西医并重政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汪精卫废止中医的闹剧和国人的抗争（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2]清末民国时期反迷信运动背景下的反中医思想研究[D]. 仇博.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4)
- [3]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D]. 阎婷.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5]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6]“以党治国”在地方层级的实践—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研究（1924-1937）[D]. 蔡豫.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7]百年中医存废之争[J]. 林萱. 文史博览, 2015(12)
- [8]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 苏全有,邹宝刚.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1)
- [9]陈立夫科技思想研究[D]. 郑二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10]试析民国时期两次中西医论争[D]. 黄艳. 山东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