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采购人将首次获得美国采购协会认证（论文文献综述）
卢岩[1]（2020）在《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早在2002年《政府采购法》颁布之时,立法者就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对于限制外地经营者进入本地市场、在采购活动中设置歧视性条件等限制竞争行为予以了否定。随后出台的《反垄断法》也将此类行为纳入其中。2015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更是以列举的方式将众多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逐一明确。近年来,随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构建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实施,政府采购领域,尤其是地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再次受到关注。2019年颁布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以及2020年推出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都把这一问题作为规制重点,对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并可以据此认为,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是理论研究及其执法实践活动中的重点问题。政府采购是以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代表的国家机关以及直接、间接接受政府控制的特定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为实现政府职能或公共服务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使用财政性资金和财政性资金相配套的单位自筹资金在市场上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依据主体范围的不同,政府采购可以分为中央政府采购与地方政府采购。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使用资金的来源不同,即中央政府采购使用的中央财政资金,所统筹的是全国性事务,地方政府采购使用的是地方财政资金,所针对的是地方性事务。由此导致二者在限制竞争时的表现存在较大不同,地方政府在采购时表现出强烈的本地采购倾向。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是指在地方政府采购过程中,采购人等凭借行政权力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它因采购主体的行政性、采购资金的公共性等特征而满足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又因破坏了采购市场中特有的竞争秩序而成为行政垄断行为。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呈现出制度性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有时具有歧视性抽象采购政策的指引,或表现对于采购程序规则的违反,或表现为对于采购实质规范的破坏,在本质上一种行政权力的异化。这种异化既可能源自行政权力的对于采购活动的不当介入,也可能是由采购人与供应商的恶意串通所致。其具体限制问题的表象在于规避公开招标、设立歧视性条款、构筑信息壁垒、倾向性评标、指定交易等个案中的限制竞争,而表象的背后则是地方利益集团、财政分权等深层的制度缺陷问题。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也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直接破坏,割裂采购市场的统一性,背离财政资金的使用要求,导致提高采购效率、实现物有所值等经济性目标的落空,造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保护环境等政策性价值目标的扭曲,更使得宏观经济调控、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重大采购目标难以实现。此外,它还损害了包括外地经营者和本地居民在内的多方主体利益,并加剧了采购中的腐败问题。由此,需要以规制的手段对于其施以某种控制、约束和指引。而法律作为一种既定、统一、普适且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行为准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法律规制是基于法律规范对行为实施的控制、约束和引导。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制,是以正义、国家干预、公平竞争、政府采购市场规制、激励性规制等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根据《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以及公平竞争审查、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中的相关规定为制度、政策基础,对于政府采购活动整个过程进行的规范和控制,而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为了实现更好的规制效果,法律规制自身也在不断演进之中,并已从立法之初的笼统、模糊与概括到如今的系统、准确与规范,相对完整的规制体系业已初步建立并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抽象采购政策与具体实施行为的规制、具体实施行为中的控权规制与执法规制等事前、事中、事后的规制,以及以《政府采购法》为主导,兼有《反垄断法》《预算法》《招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的规制模式。并具体表现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含有抽象采购政策中的反竞争因素;以采购程序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专家评审制度等从事前规制的角度防止具体采购活动之中行政权力的异化,以质疑、投诉与后续执法制度等从事中与事后规制的角度对于个案中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救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严重性由此可见。然而,现行制度设计下的法律规制仍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竞合依然存在,《反垄断法》对于管辖权的让渡存在立法疏漏,导致其与《政府采购法》仍存冲突,且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实践中亦偶有越界之嫌;界定标准有待完善,程序规范对于实质违法的界定存在干扰,以“滥用行政权力”为构成的行为要件有时难以界定;责任设置有所失衡,财产责任只及于单位而不涉及个人,致使行为与责任缺乏对等,个人违法单位担责等现象时有发生;规制模式尚显不足,始终无法走出自纠式规制的困境;竞争模式存在局限,强调市场的开放性而忽略了对地方利益的合理保护,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有待深入解决,集中采购机构代理市场也亟待开放。因此,应对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予以完善。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应以公平正义、秩序与调控的价值理念为指引,并融合国际法律的规制理念,构建国际与国内的双层法律规制制度体系,协调国内法律的适用冲突。在此基础上,采取控制式规制与激励式规制二元并立的规制模式。控制式规制是最传统的法律规制模式,也是现行法律制度在对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对其适用需要首先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这种完善应沿着“主体——行为——结果”的基本逻辑进路展开,并表现为:就规制的主体而言,应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介入权,使其能够在财政部门拒绝依法履行职权时实现补充救济;就规制的行为而言,应实施结果导向型的行为界定标准,避免程序对于行为界定的干扰,并在必要时对于行为结果进行竞争分析;就规制的结果而言,应强化法律责任,以增加政治问责和实行“双罚制”的方式加强对采购人员的追责,同时,增设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内控制度的相关责任,以提高违法成本的方式对相关人员形成威慑和有效制裁。而激励式规制乃是控制式规制的重要补充,其侧重于通过奖励、扶持等刺激与鼓励手段,调动被规制者实施某些行为的积极性。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而言,激励式规制是一条全新进路,其制度的构建应包括:增加地方政府采购绩效激励制度,改变过去唯“GDP”论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将竞争秩序的影响因素纳入法治建设成效参考因子,以此削弱其与采购中的本地利益的联系;利用赋予特殊保护性采购合法性的方式抑制政府采购中的地方保护问题;建立集中采购竞争机制,削弱集中采购竞争机构与地方利益之间的联系;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调动舆论监督和第三方机构监督的积极性。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充满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弥补了当前理论研究中的空白,且对于公平竞争审查、政府采购、行政垄断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亦有裨益。在实践中,除了可以更好地实现规制外,还能为《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修订提供思路。
罗仙凤[2]（2020）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8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政务服务平台要畅通网上咨询投诉渠道,及时反馈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的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样良性的社会信用系统才会逐步建立起来”。2019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提出要构建协同监管格局,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整合优化政府投诉举报平台功能。近年来,我国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有了迅速的发展,投诉举报的渠道逐步扩大和便捷,各行政领域的处理程序逐步规范,权利保障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体的加入增强了行政处理的能力,投诉举报与重大行政执法活动的相互配合,成为了提升行政执法效率的重要力量。然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也呈现出矛盾式的发展现状。宽泛的立法要求与有限的行政执法能力之间的矛盾、投诉举报适用范围扩张与限缩之间的矛盾、投诉举报权利鼓励与限缩之间的矛盾以及投诉举报价值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矛盾阻碍、甚至异化了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发展。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依然难以有效运转。投诉举报案件数量呈现出全面式激增,并从传统的消费者领域、环境保护领域扩散至整个行政领域。而投诉举报处理的法律效果也并不令公众满意,大量的投诉举报争议涌向法院。加之多渠道导入的案件受理机制和缺乏统一标准的投诉举报处理流程,致使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不仅未达到社会治理的理想效果,反而滋生出更多的纠纷争议。而产生这一现状的原因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进行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投诉举报这一法律术语常见于各类法律规范中,但却并未有任何法律对投诉举报的概念进行定义。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虽然都给出了投诉举报概念的定义,但却存在极大的分歧。不仅在概念上产生了分歧,投诉举报处理的功能定位也存在分析。政府监督论主张投诉举报是公民监督政府的一种方式,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应当着重保护公民的监督权;行政效率论认为投诉举报是公民提升执法效率的一种方式,由此还衍生出了“投诉举报工具论”的观点,彻底否定投诉举报人作为处理机制的参与方;行政救济论认为投诉举报中应当区分投诉与举报的概念,承认投诉对于公民私益性权利的救济功能;而政府服务论则认为政府对于投诉举报的处理是政府应当提供的社会服务,但却过度加重了行政机关一方的义务。在这些理论的发展下,投诉举报处理的边界日益模糊,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也与其他机制混淆不清。而上述问题,又都归结在投诉举报是否是一项权利,以及是一项怎样的权利问题上。然而,目前对于投诉举报权却存在权利肯定说、权利否定说和部分权利肯定说。这导致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发展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而在现实层面上,投诉举报逐渐开始“异化”,由一项“参与性”的机制转变成了“对抗性”的机制。行政机关一面希望通过法律规定的投诉举报提升执法效率,一面又将投诉举报人视为职权启动的“工具”。而公民亦将投诉举报变成了维护私人权益,甚至谋求非法利益或达到非法目的的“工具”。投诉举报逐步向着“对抗”走去,甚至对制度的正当性产生了影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行政机关成为了违法判断的主要义务主体。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又是公民反馈违法信息的主要渠道,大量信息的汇集对行政机关的传统执法手段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中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在权利保障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必须厘清投诉举报人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中应当享有何种权利。但从目前来看,理论和实务都混淆了来源于《宪法》第41条规定的行政检举,和来源于《宪法》第2条第3款的投诉举报。而这一源自于《宪法》第2条第3款的投诉举报是指任何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为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以其他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为对象向行政机关反映违法行为的活动。而投诉举报权是各具体法律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的主观公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具有参与、管理的属性。与这项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便是行政机关对投诉举报处理的法定职责。通过行政行为类型化,可以将投诉举报处理行为拆解为行政答复行为和行政处理行为,行政答复行为还可以进一步拆解为程序性答复行为和实体性答复行为。程序性答复行为表明行政机关是否受理投诉举报人所反映的事项,对投诉举报人获得行政机关程序性答复的权利产生影响。实体性答复行为表明行政机关将所反映事项的核实情况、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对投诉举报人对于权利行使结果知情的权利产生影响。行政处理行为表明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举报人所反映事项已经进行了处理。但由于投诉举报权本身是一种参与协作的权利,其并不具备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意涵。因此,行政处理行为对投诉举报权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否对投诉举报人其他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还需根据行政处理行为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通过行政过程论全面动态地审视投诉举报处理行为,其中还包括过程性的分流行为和调查行为。分流行为决定了投诉举报中所反映的事项是否能够由正确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理,而调查行为决定了行政处理行为的正确性。错误的分流行为和调查行为必然影响行政处理行为的正确性,从而影响投诉举报人对于投诉举报权行使结果知情的权利。此外,在缺乏行政调查行为下的任何实体性答复都是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的,这就相当于没有任何证据的断案结果。相应的,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调查职责的权利应当成为实现投诉举报权的关键内容。在公众参与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应当具有广泛的参与性。行政法中公众参与应当包含三个层面的参与:其一,行政法中的宏观公众参与。行政机关在运用国家行政权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时,应当广泛吸收私人参与到各个行政过程中,承认私人主体在行政中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并构建起行政协商、对话、互动的行政机制、制度;其二,行政法中的中观公众参与。中观公众参与是指对传统行政行为模式突破下中的公众参与,其中以双方协议形成的行政合同为典型;其三,行政法中的微观公众参与。微观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具体参与到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中。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正好契合了这三个层面的参与。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在微观层面的公众参与理念下,构建投诉举报权与行政权之间的交互和对话,以通过对投诉举报权的保障实现行政权运行的目标、任务。此外,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要需要社会主体的参与。这种参与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社会自治本身即是一种治理效果的体现。通过社会性公约的方式促进公民懂法、守法,自然减少了违法行为和社会纠纷的产生,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同时也减少了投诉举报的数量;其二,社会主体作为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处理的助力。在实质性解决纷争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必须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投诉举报处理的实质性纠纷解决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本身既带有维护社会公益、防止纠纷扩大延伸的作用。因此,投诉举报处理本身即是一种实质性纠纷解决机制;其二,与投诉举报交织在一起的民事纠纷,体现出其与行政密切相关的社会纠纷属性。因此,应当设置额外的实质性纠纷解决机制对民事纠纷进行解决。在投诉举报权行使过程中,如果不对这些民事纠纷进行实质性处理,那么公民需要再次转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这不仅增加公民的维权成本,也会加重公民在行使投诉举报权过程中产生的“偏见”和“情绪”,从而反向弱化了公民对于投诉举报处理的满意度。通过对投诉举报的法律规范分析,我国共有36部法律规定了投诉举报条款,虽然规定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一般规定投诉举报是一项权利。而法律以下,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均有涉及投诉举报的相关规定。由此形成了“投诉举报条款+管理领域/事项+具体投诉举报处理规范”的部门管理型立法模式和“政府概括性管理领域/事项+统一的投诉举报处理规范”的统一管理型立法模式。部门管理型立法模式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管理,但也存在缺乏统一标准、部门分散缺乏互动、增加维权成本等问题。而统一管理型立法模式依托一级政府平台,提升服务理念,对统一性制度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也存在缺乏上位法依据、随意立法增加行政机关负担等问题。在这些模式中,经过抽象总结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一般包含识别标准、分流标准和处理程序规定。识别标准能帮助行政机关快速识别投诉举报。分流标准能帮助行政机关正确受理职责范围内的投诉举报。而处理程序是对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处理流程的规定。这些共通性的程序为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确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以及科研诚信管理领域这三类具有代表性的领域中,也形成了一些特殊经验借鉴。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高层级统一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政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嵌入,都对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综上,为充分发挥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在权利保障、公众参与、纠纷解决中的功能,应当构建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保障参与是指以保障促进参与,以参与实现投诉举报处理的社会治理效果。保障参与论具体有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以明确的权利义务规范保障参与主体的权利。目前的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均是以行政机关一方义务或内部程序为主,投诉举报人在处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并不明确,司法上也被否定具有参与的权利。因此,应当明确投诉举报人享有的程序答复请求权、权利行使的知情权、获得司法救济等权利。这是最基本的参与地位保障;其二,突显投诉举报权作为宪法参与管理权的性质,明确投诉举报人享有请求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实的权利。作为宪法参与管理权具体形态的投诉举报权,应当具有更高的参与性和公益性,有别于一般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性权利。虽然这项权利不能要求行政机关作出某一具体调查行为,但应当保障其对调查结果的参与和监督。具体可以反映在行政机关答复内容必须包含调查事实的说明,以及投诉举报人有权对行政调查提出反证质疑;其三,推进投诉举报人与被投诉举报人的深层次参与。投诉举报人不仅仅是行政程序的启动者,而被投诉举报人也不仅仅是行政处理的对象。对于两者之间的民事争议和纠纷,行政机关应当主动提供机制进行实质性纠纷解决,体现出对于参与方利益的平衡和关怀;其四,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广泛吸收社会主体参与,培养社会主体的参与能力,最终回馈于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在根本上减少纠纷和违法行为的发生。于此相应的,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具体构建上,应当构建社会主体参与机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以及统一性的受理平台,并以司法提供外部的救济保障,以推动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构建。
刘育芳[3]（2020）在《双创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法制回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新常态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和经济发展新引擎,作为“双创”重要载体的中小企业理应得到更多重视与扶持。政府采购作为一种需求拉动式宏观调控工具有利于激发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但我国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门槛高、具体优惠措施不细化、公共服务措施不完善等因素严重阻碍了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双创”背景下,研究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阐述了“双创”背景下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理论支撑,分析了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完善路径。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在厘清“双创”、政府采购、中小企业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双创”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状况与方向,并从经济法理论和原则、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作用机制等方面阐明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理论逻辑。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障碍,并对我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供给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我国政府采购相关立法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缺乏重视和理解;二是中小企业准入条件限制和认定方式不适当;三是支持中小企业的优惠措施不够细化和完善;四是未体现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五是促进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公共服务措施不完善;六是GPA谈判中中小企业例外问题需妥善处理。第三部分,主要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并从中提取出对我国的有益经验。第四部分,结合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域外有益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之路径。一是重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二是消除不合理准入障碍,明确中小企业认证方式和界定标准;三是对预留采购份额等优惠措施进行细化和完善;四是发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五是加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配套公共服务;六是利用GPA规则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
陶维雷[4]（2020）在《多中心协同治理视阈下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路径研究 ——基于山东省L县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2002年公共资源交易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到2011年国家层面正式提出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如今,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已成为连接政府和市场的桥梁,是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敏感区域和腐败问题的高发区域,同时也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的重要手段,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目前,全国各省、市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已基本完成整合,但是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留白”较多,主要表现为各地整合方案均未对县级平台整合标准和建设规范做出明确要求。本文选取了具有一定典型代表性的山东省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为案例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和统计分析法,对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论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其中,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现状、思路、路线、内容、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界定了四个核心概念和三个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实证分析（以L县为案例）,介绍了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现状,分别对平台和项目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体访谈;第四章是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了六大问题;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剖析了六大原因;第五章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视角,提出了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建设路径,包括部门中心协同、县域中心协同、社会中心协同、技术中心协同、标准中心协同和人员中心协同;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公共资源交易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仅有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随着我国“放管服”改革的不断强化以及县域经济的快速崛起,对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有效深入的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希望以此来建设规范透明的阳光交易平台,从而将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尽快纳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一盘棋”。
张堂云[5]（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吕闻君[6]（2019）在《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进程中的社会力量培育研究 ——基于典型个案的调研》文中研究说明社会力量培育,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而言尤为重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研究,也是“放管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社会力量培育状况究竟如何,仍缺少深度研究。为此,借助文献资料、文本分析、案例调研、专家访谈、实地考察和对比等主要研究方法,文章对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进程中的社会力量培育问题进行了跟踪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上起国家,下至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等不同层面的政策文本,对社会力量的培育都起到了积极的规范和推动作用。但遗憾的是:1、公共体育服务招标环节中政府部门选择余地仍然不足,体育社会化改革进程中的社会力量实力尚且薄弱;2、政府部门在合作过程中暴露出官僚主义作风,未能认识到社会力量培育的重要性;3、政府部门在合同管理、效益评估工作方面缺乏经验,尚不具备成熟的社会力量培育条件;4、项目验收工作缺乏流程体系,未能为社会力量的创造培育平台。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进程中的社会力量培育问题,涉及信息不对称性、更涉及利益相关者问题,借助共生理论分析发现,上述主要现状的存在恰恰与如下几个主要影响要素密切相关:社会力量共生条件、共生关系的确立、共生机制的建立、共生环境的营造以及社团协会发展理念。为此,本文从共生、培育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1)互利共赢:树立合作观念,摒弃官僚主义作风,加强对社会力量的扶持工作,促成共生关系;2)创造条件:加强采购制度顶层设计、扫除采购实践中的盲点,建立共生机制;3)强化把关:从编制评估经费到引入第三方监管,从优化评价指标再到推进绩效反馈,多措并举营造共生环境;4)扬长避短:对于合作关系、社团发展理念等双刃影响因素,保持客观理性,发挥其对于社会力量培育的积极作用。
张熙英（JANG HEE YOUNG）[7]（2019）在《中韩政府采购政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采购是指政府以国民征收的税金为主要财源,为提供公共服务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过程。据世界银行和OECD最近公布的资料显示,主要国家的政府采购规模大约在本国GDP的10%至20%左右,占据重要地位。中国自1978年12月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入和扩大市场经济要素,平均每年保持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引入东欧式的全面市场经济,即大爆炸式的改革,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循序渐进的改革适用于价格系统的调整,汇率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此外,各地区依次扩大开放等经济领域的改革方式,对政府采购市场同样适用。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采购为统一分配的形式,采购市场并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后政府计划缩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必要自行筹集所需物资,从而形成采购市场。但是,尽管市场已初步形成,相应的法律,制度却尚未具备,结果政府采购市场不是根据市场的作用决定价格和数量,而是依靠市场参与者的力量,成为争夺利益的经营场所。盲目采购和重复采购的横行,致使财政支出严重浪费,各种腐败和贿赂行为代替法律和规定来控制市场。中国政府为改革这种无秩序状况而于2003年制定了《政府采购法》,但评价认为,从透明性和规范性方面来看,其内容并不令人满意。如今韩国的政府采购大部分是通过国家综合电子调拨系统（国家集市）进行信息化处理的。国家综合电子采购系统是公共机关等签订物品及劳务购买,设施工程等合同,企业注册,投标公告及投标,招标,中标,合同,付款等所有过程都通过网络进行处理的系统。得益于这种世界级的先进系统,韩国成为电子政府的最佳参考之一。从另一角度来看,政府采购在各国的GDP中占很大比重,而且是强调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的透明性和效率性的领域,而电子调拨系统是可以同时提高其透明性和效率性的优秀解决方案,因此备受关注。本文将从中韩政府采购对比角度出发,分析中韩在政府采购政策方面的差异,希望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寻找中国的不足之处,并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政府采购政策理论分析。先对政府采购政策相关概念进行阐述,进而从绩效预算,交易成本,规模效应和政府干预市场边界角度讨论了政府采购政策的理论依据。此外,在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理论部分也做了详细分析。第二,中韩政府采购政策体系。在政府采购政策与相关政策的关系方面,对比分析了两国政府采购政策的组成体系和立法理念,并比较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两国政府采购政策的衔接情况,进而根据中韩采购规模数据分析中韩政府采购规模的差异。在政府采购政策环境方面,主要从政府采购政策的文化,政治,国际贸易等政策环境对比分析两国政策差异和采购市场成熟度。第三,中韩政府采购预算分析。本章从采购目标体系,组合标准,预算模式和预算规模约束四个角度分别分析了中韩两国的政府采购预算,在此基础上,又对比了两国政府采购预算的差别。第四,中韩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实现机制。在政府采购的实体权责方面,对比两国政府采购的预算单位,采购机构的体系和权责以及其政策实施的能力;在政府采购的实现过程方面,对比分析了两国政府采购的组织模式,采购方式和合同管理;在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方面,对比两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监管体系,监管范围以及监管权责。进一步地,本文分析了韩国在电子采购方面的相关经验,并研究了韩国在海外采购市场的支援事业做法。因此,对于中国政府采购过程的不合理之处,可以参考借鉴韩国政府采购的相关成功经验。具体来说,中国可以从法律体系,采购原则,采购范围,采购方式,采购程序,采购职能部门设置和投诉处理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政府采购市场。本文的研究意义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理论意义,能够拓展政府采购理论研究视野与角度。通过比较研究中韩政府采购政策及其实现与管理制度的异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政府采购的认识,丰富政府干预和公共财政改革的理论。另外,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国内外政策比较上,可以在更大范围的研究视野下发现政策制定与有效实施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进政府采购政策实施有效规模理论的探讨,促进对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深入探讨。第二是现实意义,可以助力政府采购政策的完善。一方面,政府采购是财政管理和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够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有效节约财政资金,减少腐败行为发生等,另一方面,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起到调节作用。借鉴韩国先进的政府采购政策及其制度,有助于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采购政策。中国现阶段的政府采购政策本身还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通过研究韩国的政府采购政策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借鉴,帮助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与国际相接轨的政府采购政策体系,有助于中国更顺利地履行加入GPA后的政府采购国际义务。对于韩国来说,也有助于其改进政府采购政策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做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通过对研究内容的深入探究和分析,本论文可能具有以下几点创新:第一,丰富了中韩关于政府采购政策的对比研究。通过文献的收集和查看发现,本论文研究论题尚未受到学者广泛关注,大多数学者是进行有关各国政府采购政策的研究。作为韩国留学生,不仅对母语掌握得很好,而且对中文也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语言的优势可以让笔者将韩国和中国的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后进行深入研究。第二,多方位对比中韩两国在政府采购政策上的差异。文章在采购政策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了中韩政府采购政策体系,政府采购预算,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机制,有利于加强对中韩政府采购政策的认识。第三,为中国完善政府采购政策提供了新思路。通过详细对比中韩之间的政府采购政策差异,并根据具体案例来研究韩国在政府采购方面的优秀做法,拓展了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在调整和完善方面的可能做法。本研究的困难在于,两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一样,两国的发展国情也不一样,这就必然导致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存在差异,从而加大比较研究的难度。作为韩国留学生,笔者因水平有限,对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刻,也希望以后的学者可以提出更有深度的建议。
王九洲[8]（2019）在《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研究 ——基于市场规制的分析视野》文中认为社会工作初始在与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的远离中“孤立独行”。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工人才队伍战略要求,此后逐步形成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政策。首先建立起水平评价类社会工作职业资格制度,该制度得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17年版）》保留。《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两地社工资格互认”遭到香港社工界联合抵制,中山“星晖社工”合同纠纷案暴露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持证人的社会工作职业能力遭遇社会怀疑,公信力面临危机。其次民政部于2009年印发《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民办非企业单位类别增设实行行政许可准入制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为社会工作人才使用提供社会组织平台,其后珠海、汕头等地以之为基础,进行社会工作地方法制改革和创新,将水平评价类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改革为行政许可类职业资格,创设社会工作者执业注册、职业名衔专有权、年检、强制后续教育,以及行政许可类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准入、社会工作机构督导等法制,但这些法制创新存在逾越行政许可设定权限的合法化危机。再次以政府采购社会工作服务作为社会工作人才使用和社会工作事业的主渠道,将企事业单位一并纳入政府采购社会工作服务承接主体范畴,但这一法制创新缺乏相应法制支持,引发法制冲突风险。深圳“郭社工”伦理事件引发社工行业自律权限问题。这些都呼吁国家吸纳境外先进制度,以最小的改革成本建立统一适用于各类主体的社会工作立法。社会工作市场可分为普通（即非专业）社会工作市场和专业社会工作市场。水平评价类社会工作职业资格制度本质属于职业自由准入范畴,不能阻止没有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人进入社会工作市场,此类准入自由的社会工作市场即普通社会工作市场,社会工作服务采购人有权自由选择有或没有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社会工作者,适用普通市场运行法制和监管制度,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管,适用民法总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国务院从2015年至2018年连续4年把发展、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地方政府在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中基于实践需要对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供应商及其从业者提出一系列资格要求,专业社会工作市场应运而生,此类对社会工作服务供应商和社会工作者提有行政许可条件、职业资格证书和注册要求的社会工作市场即专业社会工作市场。制度变迁受制于制度路径依赖规律约束,为克服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公信力不足问题和保证专社会工作市场社会工作机构及其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可建立与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相对接的社会工作教育项目认证制度、社会工作实习机构认证制度、社会工作实习督导认证制度,改革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资格、非认证合格社会工作教育项目毕业人员应在认证合格社会工作实习机构及其认证合格督导指导下实习满1年,建立专业社工执业注册、注册社工名衔专有使用权、注册社会工作机构行政许可、注册社会工作机构名称专有使用权制度。为与政府采购社会工作服务制度相对接,需要建立统一适用于非营利性注册社会工作机构与营利性的企事业单位的注册社会工作机构准入和认证制度。专业社会工作市场的专业性必须具有可持续性,需要建立注册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注册社会工作者年检制度和后续教育制度。专业社会工作市场不仅需要专业性也需要合法性与道德秩序,这就需要及时将违法乱纪的注册社会工作机构及其注册社会工作者作为“劣币”清理出市场。专业社会工作市场由社会工作行政主管机构主管,在适用通行于各类市场的市场监督法制基础上适用专业社会工作市场专门市场监督法制。专业社会工作市场的准入许可规制实质属于制度推荐范畴,并不违反水平评价类社会工作职业资格制度建立的社会工作职业自由与普通社会工作市场进出自由法制。
宋方可[9]（2019）在《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就积极研究探索政府采购行为,并建立起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我国的政府采购起步晚,缺乏统一的法律保障,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也未构建规范的指标体系。近年来关于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的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针对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的研究就更少。长期以来各方比较关注集中采购却忽略了对分散采购的管理和研究。分散采购下往往难以实现采购效率化和经济性的目标。分散采购的绩效评价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水平不高,没有形成一揽子有效的、推广实施绩效评价体系。本文研究目的:第一,客观评价我国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的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第二,建立分散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第三,针对个案进行绩效性评价。第四,提出一些提高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绩效管理水平的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包括:对政府机关分散采购建立了绩效评价体系,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主要有两个要素,即评价指标框架的确定和指标权重的确定。尽管BSC最初的应用是针对企业的,但是应用在政府部门和非盈利组织上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采纳,作为政府战略和绩效管理的有效工具取得了显着效果。根据BSC将绩效评价指标框架分为财务、客户、内部指标、学习和成长四个层面,并进一步通过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建立指标框架。绩效指标权重是绩效指标体系的要素之一,通过层次分析法建立分析矩阵并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从而建立起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建立完成后,针对个案进行了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得出分数,然后根据对绩效结果进行分析并展开讨论。为评价对象在提高绩效管理水平上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建议。最后提出了提高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管理水平的研究对策:第一,完善分散采购制度。第二,优化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程序。第三,提高分散采购电子平台作用。第四,加快建立分散采购绩效评价体系。第五,推广完善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制度。本文是从分散采购角度入手,既考虑了政府采购的通用性也考虑了分散采购的特异性。建立了一个较为健全的绩效评价体系,可以有效反映单位分散采购的状况,为提高分散采购效率和效益提供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评价方法。
李琼,郝慧,冀梦娇,徐苗,李悦,周晓慧,方小敏[10]（2017）在《《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文中指出（2013年经第八次修订,于2013年8月7日公布）第一编限制竞争行为第一章限制竞争的协议、决议及协同行为第一条禁止限制竞争协议禁止以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为目的或者产生阻碍、限制或扭曲竞争后果的企业间协议、企业联合组织的决议以及协同行为。第二条协议的豁免（1）企业间的协议、企业联合组织的决议以及协同行为不适用第一条,如果协议、决议和协同行为有利于改善商品的生产或销售,或者有利于促进技术或经济进步,同时,消费者能够适当地分享由此获得的利益,而且:
二、国内采购人将首次获得美国采购协会认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采购人将首次获得美国采购协会认证（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比较分析法 |
| 1.3.2 价值分析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5 本文结构安排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 |
| 1.6.2 不足 |
| 第2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一般界定 |
| 2.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政府采购概念理论解析 |
| 2.1.2 地方政府采购概念厘定 |
| 2.1.3 限制竞争行为概念辨析 |
| 2.1.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概念界定 |
| 2.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垄断性分析 |
| 2.2.1 地方政府采购两类相关限制竞争行为分析 |
| 2.2.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市场表现 |
| 2.2.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垄断特征 |
| 2.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判断 |
| 2.3.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主体要件 |
| 2.3.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行为要件 |
| 2.3.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结果要件 |
| 2.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考量 |
| 2.4.1 规制与法律规制内涵 |
| 2.4.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意义 |
| 第3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实证研究 |
| 3.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例研究 |
| 3.1.1 案件概览 |
| 3.1.2 案例评析 |
| 3.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归纳 |
| 3.2.1 制度缺陷问题 |
| 3.2.2 具体限制问题 |
| 3.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危害分析 |
| 3.3.1 采购目标虚置 |
| 3.3.2 采购市场失衡 |
| 3.3.3 多方主体利益受损 |
| 3.3.4 腐败问题突显 |
| 3.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成因 |
| 3.4.1 行政权力的不当介入 |
| 3.4.2 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存在 |
| 3.5 实证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依据 |
| 4.1 理论依据 |
| 4.1.1 法学理论依据 |
| 4.1.2 经济学理论依据 |
| 4.2 制度依据 |
| 4.2.1 《招标投标法》对市场的规范 |
| 4.2.2 《政府采购法》对公平竞争的维护 |
| 4.2.3 《反垄断法》的反行政垄断理念 |
| 4.2.4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中的相关规定 |
| 第5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判 |
| 5.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方案 |
| 5.1.1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
| 5.1.2 采购程序制度 |
| 5.1.3 信息披露制度 |
| 5.1.4 内部控制制度 |
| 5.1.5 专家评审制度 |
| 5.1.6 质疑、投诉与后续执法制度 |
| 5.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难点 |
| 5.2.1 法律适用竞合 |
| 5.2.2 界定标准掣肘 |
| 5.2.3 自纠式规制不足 |
| 5.2.4 责任设置失衡 |
| 5.2.5 竞争模式局限 |
| 第6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 |
| 6.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价值取向 |
| 6.1.1 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 6.1.2 秩序与调控的工具取向 |
| 6.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制度选择 |
| 6.2.1 国际法层面:以非歧视原则为导向 |
| 6.2.2 国内法层面:明确法律适用的优先规则 |
| 6.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控制式规制模式的改善 |
| 6.3.1 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介入权 |
| 6.3.2 实施结果导向型法律标准 |
| 6.3.3 强化法律责任 |
| 6.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激励式规制模式的构筑 |
| 6.4.1 增加地方政府采购绩效激励制度 |
| 6.4.2 给予特殊保护性采购合法性 |
| 6.4.3 建立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 |
| 6.4.4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结构 |
| 六、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矛盾式发展 |
| 一、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总体现状 |
| 二、投诉举报数量急剧上升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行为法律效果不佳 |
| 四、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缺乏统一性 |
| 第二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理论困境 |
| 一、投诉举报概念的不确定性 |
| 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功能定位不明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边界模糊 |
| 四、投诉举报权利属性的争议 |
| 第三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现实难题 |
| 一、由“参与”走向“对抗”的投诉举报 |
| 二、信息化发展加剧行政的违法判断义务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为传统执法带来的挑战 |
| 四、司法裁判对投诉举报案件的过度限制 |
| 第二章 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投诉举报、投诉举报权的概念和性质 |
| 一、投诉举报概念的构成要件 |
| 二、不同性质投诉举报的区分和联系 |
| 三、作为宪法参与管理权中具体权利形态的投诉举报权 |
| 四、投诉举报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定位 |
| 第二节 权利保障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 |
| 一、基于行政行为论的单方义务型处理机制 |
| 二、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论的权利回应型处理机制 |
| 三、基于行政过程论的权利保障型处理机制构建 |
| 第三节 公众参与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 |
| 一、投诉举报权与公众参与的关系 |
| 二、行政机关在投诉举报处理中的局限性 |
| 三、社会主体在投诉举报处理中的参与能力 |
| 第四节 实质性解决纠纷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 |
| 一、投诉举报权与民事权益的交织 |
| 二、行政机关实质性解决纠纷的必要性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在实质性解决纠纷上的作用 |
| 第三章 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规范依据 |
| 第一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立法模式 |
| 一、法律中的投诉举报权利条款 |
| 二、其他行政规范中的投诉举报规定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规定的规制方式 |
| 第二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法律规范中的一般性规定 |
| 一、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中的识别方式 |
| 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中的分流方式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中的程序规定 |
| 第三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在特殊行政领域中的模式化 |
| 一、因行政领域的特征形成的处理模式 |
| 二、不同处理模式中的权利保护倾向 |
| 三、处理模式对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影响 |
| 第四章 构建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 |
| 第一节 以“保障参与”作为机制完善的逻辑起点 |
| 一、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基本架构 |
| 二、在立法层面构建统一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规范 |
| 三、在制度构建上完善投诉举报权的合理行使 |
| 第二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制度化构建 |
| 一、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社会主体参与机制构建 |
| 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 |
| 三、统一性受理平台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程序构建 |
| 第三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行为的司法救济路径完善 |
| 一、确认以投诉举报权为基础的行政诉权 |
| 二、投诉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行为的司法审查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双创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法制回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国内研究动态 |
| 2.国外研究动态 |
| 3.文献评述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双创”背景下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研究对象相关概念阐析 |
| 1.“双创”提出的背景与内涵 |
| 2.政府采购的概念及特征 |
| 3.我国中小企业范围界定 |
| (二)“双创”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与要求 |
| 1.“双创”激发了市场主体创业活力 |
| 2.“双创”提升了中小企业创新水平 |
| 3.“双创”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方向 |
| (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理论逻辑 |
| 1.经济法理论与原则的要求 |
| 2.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体现 |
| 3.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
| 二、我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现状评析 |
| (一)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供给现状 |
| (二)政府采购相关立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1.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缺乏重视和理解 |
| 2.中小企业准入条件限制和认定方式不适当 |
| 3.支持中小企业的优惠措施不够细化和完善 |
| 4.未体现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功能 |
| 5.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公共服务措施不完善 |
| 6.我国GPA谈判中中小企业例外问题需妥善处理 |
| 三、域外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经验与启示 |
| (一)美国政府采购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经验 |
| 1.设立专门机构帮助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
| 2.明确政府采购领域小企业划分和认证标准 |
| 3.制定多种扶持小企业创业创新的具体措施 |
| (二)欧盟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经验 |
| 1.积极完善相关立法 |
| 2.细化具体优惠措施 |
| 3.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 |
| (三)日本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经验 |
| 1.降低中小企业准入门槛 |
| 2.多种优惠方式灵活运用 |
| 3.提供多种采购信息获取途径 |
| 4.利用GPA扶持本国中小企业 |
| (四)韩国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经验 |
| 1.预留中小企业采购份额 |
| 2.实行优秀产品采购制度 |
| 3.推行电子化政府采购 |
| (五)域外法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四、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回应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制路径 |
| (一)重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功能 |
| 1.重塑政府采购立法理念 |
| 2.提高相关立法位阶,确定立法原则 |
| (二)完善中小企业准入条件和认定方式 |
| 1.消除不合理的准入条件 |
| 2.完善中小企业认证方式 |
| 3.增加定性因素界定范围 |
| (三)细化和完善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措施 |
| 1.细化预留份额规定 |
| 2.实行强制分包制度 |
| 3.增强评审优惠力度 |
| 4.完善联合投标方式 |
| 5.增加划分标段方式 |
| (四)发挥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 |
| 1.立法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倾斜 |
| 2.采用创新导向型政府采购方式 |
| (五)强化支持中小企业的配套公共服务 |
| 1.设立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服务机构 |
| 2.健全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制度 |
| 3.强化政府采购相关款项支付保障 |
| (六)利用GPA规则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章目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多中心协同治理视阈下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路径研究 ——基于山东省L县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研究思路 |
| 2.技术路线 |
| (四)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二、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1.公共资源 |
| 2.公共资源交易 |
| 3.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
| 4.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
| (二)理论基础 |
| 1.公共物品理论 |
| 2.权力制衡理论 |
| 3.多中心协同治理 |
| 三、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实证分析(以L县为案例) |
| (一)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现状 |
| 1.平台发展演变历史 |
| 2.平台管理运行体制 |
| 3.项目交易工作流程 |
| 4.近三年项目的统计分析 |
| (二)各方主体对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的效果评价 |
| 1.问卷调查 |
| 2.深入访谈 |
| 3.基于问卷和访谈的数据归纳分析 |
| 四、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 |
| 1.规章制度不完善,场地设施落后 |
| 2.相关部门职责不清,监管乏力 |
| 3.平台机构设置不当,工作力量薄弱 |
| 4.缺乏业务指导,专业水平低 |
| 5.代理行业不规范,暗箱操作 |
| 6.专家库整合不彻底,专家不专 |
|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剖析 |
| 1.法律法规不健全 |
| 2.体制机制不理顺 |
| 3.交易规则不统一 |
| 4.电子化水平不高 |
| 5.行业监管不到位 |
| 6.官员政绩观不当 |
| 五、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路径对策 |
| (一)部门中心协同:理顺体制机制,侧重过程监管 |
| 1.部门中心协同释义及架构 |
| 2.部门中心协同路径与对策 |
| (二)县域中心协同:跨县域整合,节约行政资源 |
| 1.县域中心协同释义及架构 |
| 2.县域中心协同路径与对策 |
| (三)社会中心协同:中介代理分级测评,构建社会信用评价体系 |
| 1.社会中心协同释义及架构 |
| 2.社会中心协同路径与对策 |
| (四)技术中心协同:“互联网+”“大数据+”,实现电子化交易 |
| 1.技术中心协同释义及架构 |
| 2.技术中心协同路径与对策 |
| (五)标准中心协同:平台标准化体系建设,争创行业规范 |
| 1.标准中心协同释义及架构 |
| 2.标准中心协同路径与对策 |
| (六)人员中心协同:重视业务素质训练,培养行业认同 |
| 1.人员中心协同释义及架构 |
| 2.人员中心协同路径与对策 |
| 六、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本文图表汇总清单 |
| 附录2 L县公共资源交易场地功能分区改造设计图 |
| 附录3 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情况调查统计表 |
| 附录4 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质效满意度问卷调查 |
| 附录5 优化营商环境公共资源交易系列指标L县调查表 |
| 附录6 2019年L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场交易项目汇总 |
（5）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安全 |
| 二、GPA框架 |
| 三、政府采购 |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 结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1 |
| 致谢 |
（6）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进程中的社会力量培育研究 ——基于典型个案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思路与方法 |
| 2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政策文本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共生理论 |
| 2.3 关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政策文本分析 |
| 3 购买-执行-评估:公共体育服务购买进程中的社会力量培育现状——基于典型个案的调研 |
| 3.1 科研团队承接公共体育服务调研类项目过程中社会力量的培育现状 |
| 3.2 高校体育学院承接全民健身活动项目过程中社会力量培育的现状 |
| 3.3 体育社团协会承接赛事组织类服务项目过程中社会力量培育的现状 |
| 4 公共体育服务购买进程中的社会力量培育主要影响要素剖析 |
| 4.1 社会力量共生条件 |
| 4.2 共生关系的确立 |
| 4.3 共生机制的建立 |
| 4.4 共生环境的营造 |
| 4.5 社团协会发展理念 |
| 5 共生理论视域下社会力量培育重要启示 |
| 5.1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表现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互利共生的关系 |
| 5.2 作为“宿主”,政府部门需要为“共生体”提供良好培育环境 |
| 5.3 保障共生关系的关键在于“共生机制”的建立 |
| 5.4 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社会力量的“奖励”和“惩罚”控制以维系共生关系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7 附录 |
| 7.1 附录一: 政策文件目录清单 |
| 7.2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 7.3 附录三: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相关资料 |
| 8 参考文献 |
| 9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7）中韩政府采购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内容及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政府采购政策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采购政策相关概念 |
| 一、政府采购 |
| 二、政府采购政策 |
| 三、政府采购绩效预算 |
| 四、政府采购规模 |
| 第二节 政府采购政策理论依据 |
| 一、政府采购绩效预算理论 |
| 二、政府采购交易成本理论 |
| 三、政府采购规模效应理论 |
| 四、政府干预市场边界理论 |
| 第三节 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分析 |
| 一、减少财政支出 |
| 二、提升采购资金利用效率 |
| 三、防止行政腐败 |
| 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
| 五、扶持民族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
| 六、促进自主创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韩政府采购政策体系比较 |
| 第一节 中韩政府采购与相关政策的关系比较 |
| 一、中韩政府采购政策组成体系比较 |
| 二、中韩政府采购政策立法理念比较 |
| 三、中韩政府采购与财政政策衔接的比较 |
| 四、中韩政府采购与税收政策衔接的比较 |
| 第二节 中韩政府采购环境比较 |
| 一、中韩政府采购文化环境比较 |
| 二、中韩政府采购制度环境比较 |
| 三、中韩政府采购市场环境比较 |
| 四、中韩政府采购国际贸易环境比较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韩政府采购预算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预算分析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目标组合标准 |
| 三、政府采购综合预算模式 |
| 四、中国政府采购规模 |
| 五、政府采购预算规模约束 |
| 第二节 韩国政府采购预算分析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目标组合标准 |
| 三、政府采购综合预算模式 |
| 四、韩国政府采购规模 |
| 五、政府采购预算规模约束 |
| 第三节 中韩政府采购预算比较 |
| 一、政府采购目标体系 |
| 二、政府采购目标组合标准 |
| 三、政府采购综合预算模式 |
| 四、中韩政府采购规模比较 |
| 五、政府采购预算规模约束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韩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机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韩政府采购实体权责比较 |
| 一、中韩政府采购预算单位体系及权责 |
| 二、中韩政府采购机构体系及权责 |
| 三、中韩政府采购政策实施能力与职业化 |
| 第二节 中韩政府采购政策实现过程 |
| 一、中韩政府采购组织模式 |
| 二、中韩政府采购方式 |
| 三、中韩政府采购合同管理 |
| 第三节 中韩政府采购政策的监督管理比较 |
| 一、中韩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监管体系 |
| 二、中韩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监管范围 |
| 三、中韩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监管权责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韩政府采购相关经验研究 |
| 第一节 韩国政府采购案例分析 |
| 一、韩国企业进入东南亚政府采购市场案例 |
| 二、韩国仁川机场相关案例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案例 |
| 一、苏州三星电子空调相关案例 |
| 二、现代华越医疗机械相关案例 |
| 三、北京市对微软公司进行政府采购的事例 |
| 第三节 韩国政府采购经验 |
| 一、免费提供海外招标信息 |
| 二、免费发放英文业绩证明书 |
| 三、实施出口战略企业培育事业政策 |
| 四、相关机构合作奠定进军基础 |
| 第六章 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实现措施建议 |
| 第一节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 |
| 第二节 明确政府采购适用范围 |
| 第三节 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合理化 |
| 第四节 采购机构设置合理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研究 ——基于市场规制的分析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社会工作立法的相关政策背景及其存在问题 |
| 一、社会工作在社会服务中的独特地位 |
| 二、社会工作政策的特点 |
| 三、我国社会工作政策和立法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
| 第二节 社会工作立法研究综述 |
| 一、境外社会工作立法现状 |
| 二、境内社会工作立法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 |
| 第二章 社会工作立法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与社会工作相关重要概念的界定 |
| 二、社会工作立法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社会工作市场规制立法的分析框架 |
| 一、社会工作市场规制的分析框架 |
| 二、制度路径依赖及其分析框架 |
| 三、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的市场规制与制度路径分析 |
| 第三章 社会工作市场准入规制及其立法构建 |
| 第一节 社会工作市场准入规制及其检讨 |
| 一、市场准入规制的概念 |
| 二、社会工作市场准入规制及其检讨 |
| 第二节 社会工作市场准入规制的立法构建 |
| 一、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认证制度面临的挑战 |
| 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认证制度的完善 |
| 三、社会工作市场准入规制的立法构建 |
| 第四章 社会工作市场运行规制及其立法构建 |
| 第一节 社会工作市场及其运行规制 |
| 一、普通社会工作市场及其运行规制 |
| 二、专业社会工作市场及其运行规制 |
| 第二节 社会工作市场运行规制的立法构建 |
| 一、注册社会工作者职业能力持续保证规制立法 |
| 二、注册社会工作机构服务能力持续保证规制立法 |
| 三、专业社会工作市场交易行为规制立法 |
| 第五章 社会工作市场监管及其立法构建 |
| 第一节 社会工作市场的外部监管及其制度构建 |
| 一、普通社会工作市场的行政监管主体及其立法构建 |
| 二、专业社会工作市场的行政监管主体及其立法构建 |
| 三、社会工作市场的社会监管及其制度构建 |
| 第二节 社会工作市场的内部监管及其制度构建 |
| 一、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内部监管及其制度构建 |
| 二、社会工作行业的自律监管机制及其制度构建 |
| 第六章 社会工作市场退出规制及其立法构建 |
| 第一节 社会工作职业市场退出机制及其立法构建 |
| 一、社会工作职业市场退出机制 |
| 二、社会工作职业市场退出机制的立法构建 |
| 第二节 社会工作服务市场退出机制 |
| 一、社会工作服务市场退出机制 |
| 二、社会工作服务市场退出机制的立法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研究生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9）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现状 |
| 1.3.1 国外政府绩效评价的理论发展和实践 |
| 1.3.2 国内政府绩效评价的理论发展和实践 |
| 1.4 国内分散采购的实施现状和存在问题 |
| 1.5 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的内容 |
| 1.5.2 研究的思路 |
| 1.5.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 |
| 2.1 政府机关分散采购概念与特点 |
| 2.2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科学管理理论 |
| 2.2.3 目标管理理论 |
| 2.2.4 公共财政理论 |
| 2.3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的主要方法 |
| 2.3.1 平衡计分卡法 |
| 2.3.2 360度评价法 |
| 2.3.3 专家评分法 |
| 2.3.4 层次分析法 |
| 2.3.5 数据包络分析 |
| 2.3.6 TOPSIS法 |
| 2.3.7 组合型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1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步骤 |
| 3.1.1 确立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的对象 |
| 3.1.2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实施的主体 |
| 3.1.3 绩效评价的时间跨度 |
| 3.2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的目标 |
| 3.2.1 “3E”目标 |
| 3.2.2 平衡积分卡法的分析框架 |
| 3.3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的原则 |
| 3.4 编制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3.4.1 分散采购指标体系建立的思路 |
| 3.4.2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依据 |
| 3.4.3 获取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指标 |
| 3.4.4 平衡计分卡法构建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
| 3.4.5 指标框架具体指标涵义 |
| 3.5 AHP确定绩效评价指标权重 |
| 3.5.1 层次分析法的实施步骤 |
| 3.5.2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指标权重的计算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个案分析 |
| 4.1 某机关分散采购概述 |
| 4.2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打分及相关考核 |
| 4.3 分散采购绩效分值评定 |
| 4.4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
| 4.5 分散采购绩效评价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高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绩效管理水平的对策研究 |
| 5.1 完善分散采购制度 |
| 5.2 优化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程序 |
| 5.3 提高分散采购电子平台作用 |
| 5.4 加快建立分散采购绩效评价体系 |
| 5.5 推广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不足之处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绩效评价指标调查问卷 |
| 附录B:专家对一、二、三级指标的权重 |
四、国内采购人将首次获得美国采购协会认证（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D]. 卢岩. 辽宁大学, 2020(07)
- [2]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研究[D]. 罗仙凤.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3]双创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法制回应[D]. 刘育芳. 山西大学, 2020(01)
- [4]多中心协同治理视阈下县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路径研究 ——基于山东省L县的实证分析[D]. 陶维雷.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20(01)
- [5]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6]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进程中的社会力量培育研究 ——基于典型个案的调研[D]. 吕闻君. 厦门大学, 2019(08)
- [7]中韩政府采购政策比较研究[D]. 张熙英（JANG HEE YOUNG）.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我国社会工作立法研究 ——基于市场规制的分析视野[D]. 王九洲. 扬州大学, 2019(02)
- [9]政府机关分散采购绩效评价研究[D]. 宋方可. 东南大学, 2019(01)
- [10]《德国反限制竞争法》[J]. 李琼,郝慧,冀梦娇,徐苗,李悦,周晓慧,方小敏. 中德法学论坛, 2017(01)
标签：政府采购法论文; 公共资源交易论文;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论文; 分散采购论文; 政府采购合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