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甘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丛日杰[1]（2020）在《中国区域碳排放对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影响统计分析》文中提出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由此引发的极端气候增多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各国不得不面对的事实。环境污染加剧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耗使得碳排放量不断增长。中国工业大而不强,数量扩张明显,增长质量不高,发展模式依旧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收益的模式。近年来,能源短缺、气候异常、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中国必须严格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碳排放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本文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对1998-2018年我国区域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利用空间统计学方法莫兰指数对区域集聚情况进行分析。同时,采用灰色综合关联分析法对各区域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比较,为制定和实施区域的差异化减排策略提供数据支持。工业部门是我国碳排放的重点行业,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从工业、能源、技术、碳排放、人口五个方面构建我国区域工业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工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对系统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将碳排放量数据引入到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中,并对碳排放约束下我国工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效率进行测算,为政府制定区域工业可持续发展策略,协调区域内经济、能源、环境等关系提供依据。对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决策工业生态布局,实现碳减排目标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对国内外研究文献及基本理论进行论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系统动力学理论、DEA方法等对区域碳排放及其对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章绪论,阐明选题的来源,选题的意义,论述论文主要内容及结构安排,并介绍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对国内外区域碳排放、区域碳排放差异、区域工业生态系统构建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章对低碳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工业生态系统等相关理论进行综述;第四章利用2006年IPCC指南中的测算方法,对199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进行估算,并利用五级划分表直观地对区域碳排放存在的差异及演变趋势进行展示,利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布局特征进行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进行测算;第五章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利用Vensim软件工具,建立我国区域工业生态系统动力模型,主要包括工业、能源、技术、碳排放、人口五个子系统。对变量进行仿真模拟,对我国未来的碳排放情况进行预测,同时针对不同的政策情景进行仿真;第六章构建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方法中的BBC模型,将碳排放作为投入指标对运行效率进行测算,另外,依据我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利用SBM模型对碳排放约束下的系统运行效率进行测算,对低碳约束下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进行研究;第七章从多方面给出我国区域碳减排与工业生态系统发展的对策。第八章总结出文章的主要结论,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展望。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我国碳排放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8-2001年,呈平稳增长态势,第二阶段为2002-2011年,呈现迅猛增长,第三阶段为2012-2018年,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年均碳排放东部地区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但增长率方面西部最高,中部增长率最低。中部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正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各省份之间碳排放情况不平衡,差异性很大。人均碳排量较高的省份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能源丰富的地区,而较低的省份多为经济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区域之间的碳排放强度差距在逐步缩小,有明显收敛趋势。通过空间统计学方法莫兰指数对1998-2018年我国区域的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进行计算都大于0,标准化检验值均为正,且均大于1.96,表明我国区域碳排放空间分布并非是随机状态,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1998-2008年之间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量空间集聚态势明显,并且集聚趋势在增强,但2008-2018年集聚趋势有所减弱。而碳排放强度自1998-2018年之间空间集聚态势明显,并且集聚趋势不断增强。同时,我国区域碳排放的情况呈现不断优化趋势,低低集聚区域逐渐增多,而高高区域都在不断减少。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测算的得到不同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不同。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利用Vensim软件工具,建立工业生态系统动力模型,主要包括工业、能源、技术、碳排放、人口五个子系统。对模型中的人口、GDP、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量的历史检验误差都没有超过-10%到+10%,在可接受范围内。可以看出模型的仿真结果较好,能够用来对我国区域工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根据仿真模拟结果,单一的政策并不会给碳排放情况带来明显降低,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采用多种方案并举,这样才能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采用DEA中的BBC模型,将碳排放作为投入指标对运行效率进行测算,计算得到2009-2018年我国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自2011-2013期间,我国工业生态效率总体水平有所提高,但后期逐渐下滑。各省份之间工业生态效率差异明显。东部的工业生态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据我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利用SBM模型对碳排放约束下的运行效率进行测算,大部分区域生态效率值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下降最明显。碳排放约束对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有重要影响。但从长期看,施加碳排放约束会促进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提高。本文创新之处在于:1.在对我国区域30个省份的碳排放核算后,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区域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进行五级划分,用绿、蓝、黄、橙、红五色直观地对区域碳排放存在的差异和演变过程进行展示,并重点探讨碳排放对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机理。2.将碳排放子系统引入到区域工业生态系统动力模型中,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从工业、能源、技术、碳排放、人口五个方面构建系统动力模型,对碳排放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动力反馈结构和作用机制进行重点分析,针对不同的低碳减排情景进行仿真模拟,为制定区域工业生态发展策略提供依据。3.首次将区域碳排放量引入到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测算中,选取能源消费总量、工业企业就业人口、R&D经费投入、碳排放量作为投入指标,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利用DEA中的BBC模型对系统运行效率进行测算。4.依据我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将碳减排约束目标首次加入到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测算中。结果显示,短期内考虑碳排放约束会使得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下降,但从长期来看,施加碳排放约束会促进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的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提升的主要原因。
李杰[2]（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侯胜东[3]（2019）在《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文中研究说明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划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更不应该仅仅依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模式来推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制度性因素纳入了一般经济分析的范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仅有制度而没有制度创新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绩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支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来源和形成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和阐释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理;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聚合型的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产业结构理论重视技术的量化研究,而轻视理论的质性分析。在本论文的前三章中,就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做了界定。其中,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究进展、可能的边际贡献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第四章,就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阐释。在第五章中,选取了聚合型制度的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做了实证分析。在第六章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动因以及内源型制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正负影响作了具体研究。在第七章中,选取了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聚合型制度创新对其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另外,选取了以印度、前苏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聚合型制度创新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八章中,本文以实证分析和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谈论了在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怎样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措施。在第九章中,就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作了说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源型的制度创新可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新的增量激励,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帕累托改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综合历史上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本国的切实国情,因地制宜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内源型制度功能,应该发挥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性作用,以进取的民族精神、悠久的文化底蕴、科学的理论导向、广大的阶层基础以及新发展理念为内源型动力,以聚合型制度创新网络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演进,又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内部的现代化。
肖国东[4]（2019）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空间面板及空间Tobit模型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相继出台“再工业化”政策,鼓励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以便找到重振经济的新途径。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加剧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存在着产业层次较低、创新能力不强、利用外资水平不高等问题,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正处于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渡阶段,过去粗放型增长模式所积存的诸多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约束也不断增强,经济新常态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靠传统要素的粗放型增长模型难以为继,未来我国制造业要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通过提高要素质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现实条件出发,在测度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评价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基础上,分析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破解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并提出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以推动粗放型要素驱动模式向集约型创新驱动模式转变。本文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来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分析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及面临的形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继出台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的举措,我国制造业面临“双重”挤压,为积极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的挑战,应推动发展速度向发展质量转变,推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通过回顾国内外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技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得到认同,但如何发挥要素质量的驱动作用的相关研究较少,且在量化测度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第二章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在中观层面制造业转型升级是指制造业内部高端要素替代低端要素的过程,即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的过程,此过程中要素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技术创新是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技术创新效率体现了技术能力在生产过程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转型升级过程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技术创新和FDI技术溢出效应予以界定,并分析工业化阶段理论、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发展脉络,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制造业转型升级会受到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路径依赖性的影响。从内部因素看,转型升级更多地依靠人才、技术和制度等新型要素来实现集约型发展模式。从外部因素看,调整所有制结构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的示范和竞争效应,我国制造业得以获取转型升级所需的知识、技术、管理等高级生产要素,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此外,路径依赖性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双重作用”。第四章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迫切。“新常态”成为我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产业结构如何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在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基础上,制造业结构将进一步表现出技术集约化的趋势。落后产能面临淘汰,技术创新将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第五章测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采用结构超前系数测度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采用Lilien指数模型和More值测定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前者通过考察劳动力在各行业间的转移来测度转型升级速度;后者通过考察行业结构的变动来测度转型升级速度。结构超前系数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技术密集型行业结构演进较快。Lilien指数测度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内部劳动力转移速度在加快,而行业结构矢量夹角值和行业结构变动均值测度结果均显示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较慢。第六章评价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按照时间因素的影响,从静态性和动态性角度,分析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使用Bootstrap-DEA方法逐年计算各个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效率。静态性分析结果显示:全国30个地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静态性特征值呈现出一个逐步提高的趋势,而动态性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动态性特征值出现了下降的变化趋势,且在区域内部之间的差异在不断缩小。第七章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在测度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基础上,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出口水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影响最大,内部因素的影响程度大于外部因素,劳动力转移速度的路径依赖性强于制造业结构变动速度。在评价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基础上,鉴于效率的值仅仅在区间]1,0[之内,采用空间Tobit模型实证分析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出口水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影响最为显着,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分伯仲,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第八章提出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鉴于实证分析结果,从三个方面提出如何提高要素质量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进一步增强创新发展能力,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第二,为破解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依赖性,应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突破口,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政策支持力度。第三,为发挥外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应深化国际产能合作,释放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对外开放层次。结论部分。针对本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形成的主要研究结论给予总结。
杨勇[5]（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杨东伟[6]（2018）在《区域工业发展潜力综合评价方法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面向全球包容可持续发展重大议题和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状况恶化的状况,以及国家和地方部门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综合承载力条件的区域工业发展潜力（RIDP）评价方法。本研究对于国家根据区域承载力进行差异化管控提供了一种量化评价路径,也为各区域提升RIDP提供了方法与思路。论文基于文献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绩和不足基础上,综合考虑影响发展潜力的相关要素,构建了RIDP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复杂系统综合评价的多种方法,基于我国三地九省（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东北地区辽、吉、黑,长江中游地区赣、鄂、湘）的相关数据,综合评价了各区域RIDP,形成了相关政策建议。在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方面开展了以下创新性工作:构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引入了外源型和内源型潜力指标的概念,特别针对我国国情,将区域政策影响、营商环境影响等外源型要素作为评价指标,构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RIDP综合评价体系。在内源型潜力指标中自主构建了4E（生态、环境、经济、能源）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考虑了各地区不同发展“起点”,兼顾了工业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和约束因素,且包括了区域外部性要素的影响。开展了综合承载力视角下发展潜力评价的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提出行为DEA方法,对生态、环境、经济、能源四项承载效率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了政府在决策中的行为偏好的影响,证明将政策因素引入指标体系的合理性。采用状态空间法,进行了各单项承载力的综合评价,得到了综合承载力量化结果。进一步采用不同方法对外源型发展潜力要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实现了综合承载力视角下发展潜力评价的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研究证实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发展潜力的积极影响。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为导向,合理选择“三地九省”作为研究对象,经过量化分析证实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区域工业发展潜力的有效促进作用,也为国家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提供了佐证。针对应用研究对象,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议。综上所述,本研究从区域工业发展潜力的界定入手,内源型指标与外源型指标相结合,以内源型指标为主;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定量研究为主;区域和分省研究相结合,以区域为主。自主构建了评价体系,综合利用行为DEA方法、状态空间法等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得到了RIDP评价结果,并找出了影响各地区RIDP的关键因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吴静[7]（2018）在《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及其空间差异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21世纪议程》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提出,从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强调了资源、人口、环境、经济同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成为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战略发展目标。生态效率（Ecological Efficiency）的核心思想是在满足人类高质量生活需求的同时,把整个生命周期内对自然系统的劳动和对环境的影响,降到至少与地球的估计存在利益一致的水平上,也就是以最小的生态影响产生最多的经济价值,最终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的局面。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是当前公认的一种易于广泛使用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管理评价工具。为建立具有科学性、导向性、可比性、动态性及操作性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形成了一大批具有理论模型、指标定义和计算方法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但是,多数指标评价体系主要将评价的重点放在微观领域的产品生态设计、系统开发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缺乏兼具宏观和中观领域,定义完善、适用性广泛的的系统性评价体系。工业生态效率（Industrial Ecological Efficiency）是生态效率概念在工业领域的具体应用。从工业生态效率的研究背景来看,工业发展在满足了人们不断提升的物质财富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匮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通过反思工业发展历程,人类开始意识到“资源环境消耗——生产消费——废物排放”的单向性生产模式已难以为继。工业生态效率作为衡量工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性指标,一经提出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从内涵上来看,工业生态效率与生态效率的内涵十分相似,都反映了生态资本耗量对维护或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量。但与生态效率内涵不同的是工业生态效率还反映了工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两大特殊影响:一是工业活动需要从生态系统中索取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二是工业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地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工业生态效率研究的重点方向主要包括:第一,理论体系的完善。对工业生态效率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影响机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拓展;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对工业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价模型的创新和运用;第三,具体实践的应用。把工业生态效率作为测度和管理工具服务于具体的评价目标,通过结合评价对象的特点,选取适当的指标方法对特定工业领域或层面进行生态效率的评价,从而发现评价对象的发展特点。鉴于中国工业増长模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十二五”以来,中国各类能源开发类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整体上升,石化、冶金、化工等重污染高能耗部门已成为我国资源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在环境总体污染中,与工业有关的环境污染比例不断上升,据全球碳计划（GCP）和《纽约时报》的相关数据,2017年中国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其中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数的近30%,工业废水排放量约710万吨居全球第一,工业经济整体快速增长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恶化。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的整体规划与战略布局,因而根据现阶段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特点和推进情况,本文拟结合当前工业生态效率研究的重点方向,在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相关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工业与生态融合产生效率的机理是什么?选取何种方法和模型进行评价?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性是否存在?工业生态效率水平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哪些手段可以调控工业生态效率的发展趋势?能否实现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均衡化发展?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可以梳理出本论文的研究轨迹“工业生态效率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框架——区域工业生态效率评价体系——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区域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路径启示和政策建议”的基本思路。本文依据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相关多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从产业和空间两个方面,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回顾、梳理、分析和预测工业生态效率的发展轨迹与发展趋势,可以总结出如下一些主要研究成果:第一,国内外在生态效率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果,但由于受到生态经济研究的方法论、系统复杂性及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的影响,还未建立起完善的理论模型。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工业生态效率的涵义,即以生态增长和环境增长为基本原则,兼顾工业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是衡量和管理工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工具。同时,在以古典经济学资源稀缺论和静态经济论的价值论基础上,从自然资源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角度,分析了工业技术进步和规模扩大对生态资本相对稀缺的可替代性,进而揭示了工业生态效率的运行基础和发展趋向。第二,本文基于WBCSD提出的环境——经济比值效率的基本思路,对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具体评价。通过解决传统数据包络模型在环境评价中没有处理非期望输出的能力,本文建立了包含自然处置性（Natural Disposability）和管理处置性（Managerial Disposability）的环境DEA交叉模型,评价了2005～2016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并借用空间格局的规模、强度、纹理的概念,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进行了相关评价。同时,结合工业行业的生产要素依赖性特点,将37个行业划分为重工业行业、轻工业行业和高科技行业三大类别,通过计算三大类工业行业的生态效率,建立了三大类行业的群组前沿和共同前沿,并对行业聚类性特点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分析。第三,引起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于生态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布局的异质性,为使这一经验理论得到相关数据和实证分析的支撑,本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导致工业生态效率区域分异的两个主要因素对工业生态效率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发现两大因素与工业生态效率之间具有明显的“U型”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两大因素对工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第四,针对传统经济学建模方法多是基于变量随机、干扰项无关的假设条件,为进一步验证引起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检验了2005～2016年中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在模型中加入结构性变量和投入性变量后发现,相邻空间单元对本地区工业生态效率误差冲击的影响程度高于本地区受相邻空间单元工业生态效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程度,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在空间呈现出显着的异质性,这与各个解释变量的地区分布差异和相邻空间单元对溢出吸收能力的大小有极大的关系。第五,由于本文的立论是从空间区域角度分析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因此在结论部分针对各地区工业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工业生态效率的核心定位,并基于本文第五章和第六章对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计算结果和实证分析,把30个省份分为了一类、二类和三类区域,在借鉴国内外区域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实践与启示基础上,本着因地制宜有所侧重的思路,采取了区域分类政策建议。
王常凯[8]（2015）在《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动态特征及收敛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制造业“新型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到制造业新型化综合指数,并依据该指数分析行业和区域制造业“新型化”的动态特征；分析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环境保护能力、能源节约能力及新型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制造业新型化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对收敛性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提升我国制造业“新型化”水平和缩小“新型化”区域差异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中国制造业总体及其两位数行业和区域制造业在经济、科技、环境和能源等方面发展势头良好。分别采用TOPSIS离差最大化和修正的纵横向拉开档次综合评价方法对行业和区域制造业新型化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行业和区域制造业新型化水平逐年提升；行业差异较大,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等行业新型化水平较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造纸及纸用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较低；区域差异同样较大,东部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和浙江等省市较高,西部的宁夏、青海、贵州、山西、内蒙古等省市区较低。对于经济创造能力,全国和西部地区差异呈下降趋势,因此其经济创造能力存在。收敛；东部和中部地区呈上升趋势,因此其经济创造能力不存在。收敛。中国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不存在明显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俱乐部收敛特征。对于科技创新能力,中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差异都存在上升趋势,因此其科技创新能力不存在均在。收敛。中国存在绝对β收敛；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同样绝对β收敛,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中国总体上不存在条件β收敛；东部地区存在条件β收敛；中部和西部地区不存在条件β收敛。不存在明显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俱乐部收敛特征。对于环境保护能力,在2008年以前,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都呈下降趋势,因此其环境保护能力均存在σ收敛；自2009年起,都呈上升趋势,因此其环境保护能力均不存在。收敛。中国存在绝对β收敛；东部、中部和西部同样存在绝对β收敛,且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快。中国总体上存在条件β收敛；东、中、西部地区也存在条件β收敛,东部的收敛速度最快。不存在明显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俱乐部收敛特征。对于能源节约能力,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呈下降趋势,因此其能源节约能力均存在。收敛。中国存在绝对β收敛；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其中西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快。中国总体上制造业能源节约能力存在条件β收敛；东、中、西部地区也存在条件β收敛,西部的收敛速度最快。不存在明显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俱乐部收敛特征。对于制造业新型化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与东部的差距更大。中国和东、中、部地区的新型化水平相对差异都呈扩大态势。制造业新型化的相对差异以2004年为转折点,之前中国和东、中、部地区的新型化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降低,之后差异都呈扩大态势；三大区域比较,近年来东部区域差异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低。在制造业新型化收敛方面,中国及东中西部地区都不存在。收敛；中国及中部、西部的制造业新型化水平存在绝对β收敛,且西部的收敛速度最快,东部不存在绝对β收敛；对于条件p收敛,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都存在,中国的收敛速度最快,东部不存在。可以从宏观层面上是政府的重视、中观层面是产业的转移、微观层面上企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等方面解释制造业新型化的收敛机制。在新型化影响因素方面,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投资、FDI、R&D经费内部支出、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对全国制造业新型化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投资、R&D经费内部支出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东部产生正向影响,FDI则为负影响；投资、FDI和R&D经费内部支出对中部产生正向影响；R&D经费内部支出和市场化程度对西部产生正向影响。制造业新型化发展进程中,前期制造业新型化对后期具有动态影响机制,后期制造业新型化是对前期的扬弃和发展。对制造业新型化全国差异和中、西部与东部差异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差异对制造业新型化差异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对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差异的影响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FDI差异对全国差距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同样FDI差异也对中、西部与东部新型化差异的影响为正且通过了显着性检验。R&D经费内部支出差异对全国省际间制造业新型化的差异影响为正且通过了显着性检验,对中西部与东部新型化差异的影响也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市场化程度对全国制造业新型化差异的影响为正,对中西部与东部新型化差异的影响也为正,且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人力资本水平对全国制造业新型化差异的影响为正,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且在所有影响因素中最大,对中西部与东部差异的影响没有通过显着性检验。
李飒[9]（2014）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融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工业化，当代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给自身和全球的生态环境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灾难，导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完成后的几十年乃至近百年中一直在奋力弥补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体表现就是实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简称“两化”融合），以此来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完成现代工业化的伟大使命。改革开放35年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取得长足进展，跃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进入21世纪，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推动人类迈进绿色、智能、创新发展的新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大背景，结合中国特色，做出“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战略决策。十八大报告明确了当前的目标任务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幅提高信息化水平。报告提出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新要求，强调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央的决策部署为我国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做出了要求，也指明了方向。如今，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建设中后期，积极推进工业由大变强是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走以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主线，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的发展道路。“两化”融合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也是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经阶段。如何实现“两化”融合，怎样更好地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是研究方向和重点，也是本文的立意根本。“两化”融合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第二章梳理和归纳了国外和国内的相关文献研究：国外研究从工业化及其发展阶段、信息化及其演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三个方面进行总结评述；国内研究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及其演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三个方面进行总结评述。在此基础上，论文第三章对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为“两化”融合基本分析、三元经济模型和“两化”融合水平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基本分析包括“两化”基本关系，从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推动“两化”深度融合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还包括“两化”融合内涵分析，在充分把握“两化”融合本质、特征、必要性、发展模式、途径等内容的基础上，从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融合、智慧企业、智慧城市六个角度对“两化”融合的内涵进行全面阐释。第二部分通过传统二元经济局限性和简单三元经济模型分析两个层面对“两化”融合的模型进行理论探讨，试图探寻“两化”融合的理论基础，构筑其理论体系。通过追本溯源两化融合被提出的由来和依据，是源于美国20世纪末新经济政策的全球扩散作用，于是从三元经济结构视角对“两化”融合的内涵和本质进行分析，提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框架并进行假设证明。第三部分介绍了“两化”融合水平评价的基本原则、基本框架、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在理论模型的支撑下，第四章对“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分析，涵盖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两化”融合的推进过程，分别经历了2002年—2007年的提出阶段、2008年—2011年的开展试点阶段和2012年以来的迅速发展阶段。第二部分就是实证分析，通过区域融合评价和产业融合评价，对“两化”融合发展攻坚期的全国31个地区和13个代表性产业进行实证评价，对于评价结果，分别从总体分析、水平分析和指标分析三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对中国省域和产业“两化”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总结和分析。分别从第四章划分的发展水平四个梯队和四个级别的层面具体对各个地区和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成因进行分析。第六章是对主要国家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做法的比较与借鉴。发达国家中主要选取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新型市场经济国家中主要选取老牌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和以计算机和软件业为特色的“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通过对这些国家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主要做法的分析，以及对国内外“两化”融合在研发设计、生产过程和经营管理三个层面的应用现状比较，得出对于我国发展“两化”融合做法的借鉴。在总结全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第七章从智慧企业建设、区域融合推进、产业融合推进和政府优势发挥四个角度得出推进企业、区域、产业、全国“两化”深度融合的对策与建议。论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首先，在对“两化”融合基本内涵的把握和诠释上，从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融合、智慧企业和智慧城市六个方面进行具体涵义阐述，这六个方面涵盖了微观、中观和宏观意义上的“两化”融合内涵，涉及到企业研发、制造、管理、销售、服务所有环节的方方面面，而且具有递进特点，企业“两化”融合的实现是区域“两化”融合实现的基础，区域融合又造就了整个社会的“两化”融合实现，相辅相成、环环紧扣。而六方面中的最后两个方面是“两化”深度融合的最高阶段和延伸。其次，论文在梳理归纳国内外关于工业化、信息化和“两化”关系、“两化”融合的文献研究基础之上，构建了“两化”融合模型的理论框架，可以说只是理论框架的探索，目前没有官方或较统一、主流的关于“两化”融合的理论基础和模型，本文的研究希望可以稍微填充这一领域，也期待后来的研究者们继续探索。再次，对具体区域的“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是“两化”深度融合的重要依据和有效抓手。论文对全国31个省域和13个代表性产业的“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实证评价，通过横纵向比较，总体、梯队和指标多维分析，摸清各省域“两化”融合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促进“两化”深度融合的对策与建议，对于下一步指导“两化”融合向深度融合推进具有重大意义。
周军[10]（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二、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甘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甘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区域碳排放对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影响统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区域碳排放综述 |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 工业生态系统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 区域碳排放与工业生态系统运行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3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3.1 低碳经济理论 |
| 3.1.1 低碳经济内涵 |
| 3.1.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3.1.3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2.1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 3.2.2 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
| 3.2.3 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 3.3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及其运行 |
| 3.3.1 工业生态系统的内涵 |
| 3.3.2 工业生态系统的特点 |
| 3.3.3 碳排放对工业生态系统运行影响机理 |
| 3.4 其他相关理论 |
| 3.4.1 空间统计学理论 |
| 3.4.2 灰色关联理论 |
| 3.4.3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3.4.4 DEA方法 |
| 第4章 中国区域碳排放核算分析 |
| 4.1 区域碳排放测算方法 |
| 4.1.1 区域碳排放核算原则 |
| 4.1.2 区域碳排放核算方法 |
| 4.2 区域碳排放核算及空间状况分析 |
| 4.2.1 全国碳排放核算分析 |
| 4.2.2 东中西部碳排放核算分析 |
| 4.2.3 省域碳排放核算分析 |
| 4.3 区域碳排放空间相关分析 |
| 4.3.1 区域碳排放总量空间相关分析 |
| 4.3.2 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相关分析 |
| 4.3.3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空间相关分析 |
| 4.4 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区域碳排放总量影响因素分析 |
| 4.4.2 区域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
| 4.4.3 区域人均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模型构建与仿真 |
| 5.1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SD模型构建 |
| 5.1.1 系统运行的SD模型构建原则与思路 |
| 5.1.2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的主要因果关系 |
| 5.1.3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流图与方程编写 |
| 5.2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SD模型的检验与仿真 |
| 5.2.1 模型检验 |
| 5.2.2 系统仿真与预测 |
| 5.3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情景分析与政策模拟 |
| 5.3.1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情景分析 |
| 5.3.2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政策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域碳排放对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影响分析 |
| 6.1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测算与分析 |
| 6.1.1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指标体系构建 |
| 6.1.2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测算 |
| 6.1.3 松弛变量分析 |
| 6.2 碳排放约束下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测算与分析 |
| 6.2.1 区域碳排放目标测算 |
| 6.2.2 碳排放约束下模型构建 |
| 6.2.3 碳排放约束下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测算 |
| 6.3 区域碳排放对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影响 |
| 6.3.1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变化分析 |
| 6.3.2 区域工业生态系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发展低碳经济提高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政策建议 |
| 7.1 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
| 7.2 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
| 7.3 激励区域企业技术创新 |
| 7.4 降低区域能源消耗强度 |
| 7.5 提高区域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 |
| 7.6 提升城镇化质量和公民环保意识 |
| 7.7 建立区域碳排放市场 |
| 7.8 健全区域碳排放法律、法规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3）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进展 |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 |
| (二)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 |
| (三)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 |
| 五、可能的边际贡献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基础理论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一)现代化的产生 |
| (二)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
| (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 (一)西方主流产业结构理论 |
| (二)马克思的产业结构思想 |
| (三)中国特色产业结构理论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国家发展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 |
| (二)新李斯特国家发展理论 |
| (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和聚合型制度的研究界定 |
| 一、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界定 |
| (一)基本内涵 |
| (二)影响因素 |
| (三)阶段划分 |
| (四)主体分析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界定 |
| (一)制度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涵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构成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功能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关系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一产业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二产业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三产业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机理分析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四个维度 |
| (一)国土空间开发维度 |
| (二)市场体系建设维度 |
| (三)企业能力培育维度 |
| (四)社会全面发展维度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动力机制 |
| 三、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质量 |
| 四、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 |
| (一)制度路径依赖的一般解释 |
| (二)制度路径依赖的反馈机制 |
| (三)制度路径依赖的演化修正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分析 |
| 一、指标的选择及其解释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指标的基本原则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二、结构方程研究设计与模型建构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聚合型制度创新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结构方程模型 |
| (三)研究结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聚合型制度创新及制度约束 |
| 一、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的总体特征 |
| 二、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49~1978) |
| (二)第二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78~2013) |
| (三)第三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2013~) |
| 三、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第一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第二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四、新时代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成就 |
| (二)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容 |
| (三)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特征 |
| 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约束 |
| 六、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现代化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美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德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日本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转型国家的制度演进与产业结构 |
| (一)苏联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印度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阿根廷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小结 |
| 第八章 推动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完善市场体系制度建设,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
| (一)完善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构建 |
| (二)加强产权体系建设,优化市场主体结构 |
| (三)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
| 二、加强聚合型动力支持,形成强化多主体创新 |
| (一)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二)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 |
| (三)发挥非正式制度作用,以优秀文化聚合制度创新 |
| 三、助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一)推进信息化与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 |
| (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精准化 |
| (三)推进现代化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写在后面的话 |
（4）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空间面板及空间Tobit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工作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创新之处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制造业转型升级 |
| 2.1.2 技术创新内涵 |
| 2.1.3 FDI技术溢出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工业化阶段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第3章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
| 3.1 内部因素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式 |
| 3.2 外部因素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
| 3.3 路径依赖性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双重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 |
| 4.1 “新常态”下如何认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
| 4.2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现状 |
| 4.3 我国工业化进程判断及其转型升级方向 |
|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测度 |
| 5.1 转型升级测度模型 |
| 5.1.1 转型升级方向测度模型 |
| 5.1.2 转型升级速度测度模型 |
| 5.2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测度结果 |
| 5.3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测度结果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评价及测算结果 |
| 6.1 技术生产可能性集合及Shephard距离函数 |
| 6.2 制造业转型升级升级效率测算的Bootstrap-DEA方法 |
| 6.3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演变及差异 |
| 6.3.1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评价的指标选择 |
| 6.3.2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静态分析 |
| 6.3.3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动态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7.1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7.2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2.1 全域空间相关性检验的统计分析工具 |
| 7.2.2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及选择 |
| 7.2.3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
| 7.3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7.3.1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方法 |
| 7.3.2 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方法的Monte-Carlo模拟 |
| 7.3.3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速度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 |
| 7.4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影响因素的空间Tobit模型分析 |
| 7.4.1 空间Tobit模型的设定及估计 |
| 7.4.2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4.3 实证结论 |
| 7.5 本章小结 第8章 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
| 8.1 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
| 8.2 增强创新发展能力,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
| 8.3 发展高端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
| 8.4 发挥技术溢出效应,打造产业技术优势 |
| 8.5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政策支持力度 |
| 8.6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对外开放层次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后记 |
（5）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区域工业发展潜力综合评价方法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发展潜力 |
| 2.2.1 区域工业发展潜力的定义 |
| 2.2.2 发展潜力评价的起源与现状 |
| 2.2.3 工业发展潜力评价的文献计量分析 |
| 2.2.4 发展潜力的影响要素及影响机理 |
| 2.3 承载力 |
| 2.3.1 承载力研究的起源与演化过程 |
| 2.3.2 承载力评价的文献计量分析 |
| 2.3.3 不同领域承载力研究概述 |
| 2.4 综合评价方法 |
| 2.4.1 定性分析方法 |
| 2.4.2 定量分析方法 |
| 2.5 工业经济发展理论 |
| 2.5.1 产业经济学角度的增长理论 |
| 2.5.2 区域经济学角度的增长理论 |
| 2.5.3 中国工业化发展相关理论 |
| 2.6 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区域工业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1 引言 |
| 3.2 指标选取原则 |
| 3.2.1 RIDP的特征 |
| 3.2.2 指标选取原则 |
| 3.3 区域产业发展现状 |
| 3.3.1 产业发展水平 |
| 3.3.2 工业发展规模 |
| 3.4 内源型发展潜力 |
| 3.5 外源型发展潜力 |
| 3.5.1 区域产业发展政策 |
| 3.5.2 区域营商环境 |
| 3.5.3 区域创新能力 |
| 3.6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6.1 要素分析 |
| 3.6.2 RIDP评价指标筛选 |
| 3.6.3 RIDP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内源型发展潜力评价方法及应用 |
| 4.1 引言 |
| 4.2 数据包络分析(DEA) |
| 4.2.1 DEA基本理论 |
| 4.2.2 DEA基本模型 |
| 4.3 基于行为DEA模型的区域承载效率评价 |
| 4.3.1 中心决策机制下的行为偏好特征 |
| 4.3.2 基于行为偏好的承载效率评价模型 |
| 4.3.3 基于行为DEA的承载效率评价结果 |
| 4.3.4 基于BCC模型的承载效率评价结果 |
| 4.3.5 结果比较分析 |
| 4.4 承载效率关联机理分析 |
| 4.5 状态空间法 |
| 4.5.1 概念模型 |
| 4.5.2 计算步骤 |
| 4.6 综合承载力评价应用研究 |
| 4.6.1 研究对象 |
| 4.6.2 三地九省的产业发展现状 |
| 4.6.3 状态空间构建与综合承载力评价 |
| 4.7 结果与讨论 |
| 4.7.1 单项承载力结果与讨论 |
| 4.7.2 结果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发展起点和外源型发展潜力评价方法与应用 |
| 5.1 引言 |
| 5.2 区域工业化水平评价 |
| 5.2.1 工业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 |
| 5.2.2 改进钱纳里模型 |
| 5.2.3 工业化水平评价 |
| 5.3 区域工业发展规模评价 |
| 5.4 区域产业发展政策优势评价 |
| 5.5 区域营商环境指数与创新能力指数评价 |
| 5.5.1 区域营商环境指数 |
| 5.5.2 区域创新能力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区域工业发展潜力综合评价方法与应用 |
| 6.1 引言 |
| 6.2 多重权重评价模型 |
| 6.3 RIDP综合评价 |
| 6.4 结果分析 |
| 6.4.1 工业发展潜力总体分析 |
| 6.4.2 综合承载力分析 |
| 6.4.3 比较分析 |
| 6.5 主要政策建议 |
| 6.5.1 对京津冀地区工业发展政策建议 |
| 6.5.2 对东北地区工业发展政策建议 |
| 6.5.3 对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发展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工作 |
| 7.2 主要创新 |
| 7.3 研究工作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相关原始数据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及其空间差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难点 |
| 1.4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述评 |
| 2.1 工业生态效率评价的核心理论 |
| 2.1.1 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理论 |
| 2.1.2 生态文明理论 |
| 2.1.3 生态经济理论 |
| 2.1.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5 新型工业化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回顾及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生态效率理论研究综述 |
| 2.2.2 生态效率评价方法研究综述 |
| 2.2.3 工业生态效率的研究综述 |
| 2.3 相关理论和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3.工业生态效率理论体系研究 |
| 3.1 基础概念及内涵 |
| 3.1.1 生态足迹 |
| 3.1.2 生态效率 |
| 3.1.3 工业生态效率 |
| 3.2 工业化与生态化融合的机制分析 |
| 3.2.1 工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联动机制 |
| 3.2.2 工业生态效率的发展取向机制 |
| 3.2.3 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内驱机制 |
| 3.2.4 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推进机制 |
| 3.3 工业生态效率的评价思路 |
| 3.3.1 工业生态效率评价的价值基础 |
| 3.3.2 工业生态效率评价的主要方法 |
| 3.3.3 工业生态效率评价的计量模型 |
| 3.4 本章小结 |
| 4.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发展概况与实践 |
| 4.1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发展的“三大”现状 |
| 4.1.1 传统工业化的弊端与生态危机 |
| 4.1.2 “两型”背景下的工业生态化体系 |
| 4.1.3 高速增长阶段向更高质量阶段过渡的战略选择 |
| 4.2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发展的“三大”实践 |
| 4.2.1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型工业化实践 |
| 4.2.2 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工业领域的实践 |
| 4.2.3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工业领域的实践 |
| 4.3 本章小结 |
| 5.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评价 |
| 5.1 工业生态效率评价体系研究 |
| 5.1.1 评价体系构建 |
| 5.1.2 评价体系指标集设计 |
| 5.2 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评价 |
| 5.2.1 测度模型 |
| 5.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3 测度过程与结果 |
| 5.3 基于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分析 |
| 5.3.1 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规模 |
| 5.3.2 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纹理 |
| 5.3.3 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强度 |
| 5.4 中国工业代表性行业的生态效率评价 |
| 5.4.1 数据选取与整理 |
| 5.4.2 传统重工业行业生态效率 |
| 5.4.3 传统轻工业行业生态效率 |
| 5.4.4 高科技行业生态效率 |
| 5.4.5 三大类工业行业生态效率的比较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差异分析 |
| 6.1 影响中国工业生态效率分异的主要因素及作用机理 |
| 6.1.1 工业生态效率发展的基本特征 |
| 6.1.2 引起工业生态效率区域分异的因素验证 |
| 6.1.3 影响因素对工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 |
| 6.2 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计量分析 |
| 6.2.1 空间计量模型选取 |
| 6.2.2 相关指标选取 |
| 6.2.3 工业生态效率差异的空间效应分析 |
| 6.3 基于分析结果的问题总结 |
| 6.3.1 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下的资源配置效率 |
| 6.3.2 生态技术与生态效率的不良循环 |
| 6.3.3 资源环境约束下工业的结构性失衡 |
| 6.3.4 政策措施与工业生态效率发展不配套 |
| 6.4 本章小结 |
| 7.中国区域进一步提高工业生态效率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
| 7.1 近年来的路径探索与局限 |
| 7.2 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路径探索 |
| 7.2.1 基于创新思路加强工业的“多元化”集成能力 |
| 7.2.2 工业结构与布局的“生态化”调整 |
| 7.2.3 发展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与产业创新的“三位一体”模式 |
| 7.2.4 完善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体系 |
| 7.3 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
| 7.3.1 第一类省域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
| 7.3.2 第二类省域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
| 7.3.3 第三类省域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后续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动态特征及收敛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 |
| 1.1.1 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 1.1.2 中国制造业发展中的问题 |
| 1.1.3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制造业 |
| 1.1.4 新型制造业是必然选择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3.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制造业与新型制造业 |
| 2.1.1 制造业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新型制造业 |
| 2.1.3 制造业“新型化” |
| 2.2 制造业“新型化”相关研究 |
| 2.2.1 制造业新型化内涵的研究 |
| 2.2.2 制造业新型化评价的研究 |
| 2.3 制造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
| 2.3.1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
| 2.3.2 科技进步影响因素 |
| 2.3.3 环境污染影响因素 |
| 2.3.4 能源消费影响因素 |
| 2.4 收敛性研究 |
| 2.4.1 收敛理论简介 |
| 2.4.2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 |
| 2.4.3 环境收敛性研究 |
| 2.4.4 能源收敛性研究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国制造业的总体发展现状分析 |
| 3.1.1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1.2 科技创新现状分析 |
| 3.1.3 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
| 3.1.4 能源消费现状分析 |
| 3.2 中国制造业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2.2 科技创新现状分析 |
| 3.2.3 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
| 3.2.4 能源消费现状分析 |
| 3.3 中国制造业区域发展现状分析 |
| 3.3.0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科技创新现状分析 |
| 3.3.2 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
| 3.3.3 能源消费现状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新型化行业动态特征 |
| 4.1 综合评价理论概述 |
| 4.1.1 评价与综合评价 |
| 4.1.2 综合评价问题的要素与过程 |
| 4.1.3 评价指标的预处理 |
| 4.1.4 权重的确定 |
| 4.2 TOPSIS方法介绍 |
| 4.2.1 TOPSIS基本步骤 |
| 4.2.2 权重的确定方法 |
| 4.2.3 离差最大——TOPSIS方法的动态评价模型构建 |
| 4.3 指标体系 |
| 4.3.1 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4.3.2 制造业新型化行业指标体系 |
| 4.3.3 指标解释 |
| 4.3.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4 新型化动态特征 |
| 4.4.1 经济创造能力 |
| 4.4.2 科技创新能力 |
| 4.4.3 环境保护能力 |
| 4.4.4 能源节约能力 |
| 4.4.5 新型化动态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区域动态特征 |
| 5.1 “纵横向”拉开档次方法及其修正 |
| 5.1.1 “纵横向”拉开档次方法概述 |
| 5.1.2 “纵横向”拉开档次法中指标规范化方法的修正 |
| 5.2 制造业区域“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 |
| 5.2.1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5.2.2 指标解释 |
| 5.3 新型化动态特征 |
| 5.3.1 经济创造能力 |
| 5.3.2 科技创新能力 |
| 5.3.3 环境保护能力 |
| 5.3.4 能源节约能力 |
| 5.3.5 新型化动态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制造业新型化收敛性 |
| 6.1 经济创造能力收敛性 |
| 6.1.1 区域差异与σ收敛性 |
| 6.1.2 β收敛性 |
| 6.1.3 俱乐部收敛性 |
| 6.2 科技创新能力收敛性 |
| 6.2.1 区域差异与σ收敛性 |
| 6.2.2 β收敛性 |
| 6.2.3 俱乐部收敛性 |
| 6.3 环境保护能力收敛性 |
| 6.3.1 区域差异与σ收敛性 |
| 6.3.2 β收敛性 |
| 6.3.3 俱乐部收敛性 |
| 6.4 能源节约能力收敛性 |
| 6.4.1 区域差异与σ收敛性 |
| 6.4.2 β收敛性 |
| 6.4.3 俱乐部收敛性 |
| 6.5 新型化收敛性 |
| 6.5.1 区域差异与σ收敛性 |
| 6.5.2 β收敛性 |
| 6.5.3 俱乐部收敛模型 |
| 6.5.4 收敛机制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制造业新型化收敛性影响因素 |
| 7.1 制造业新型化影响因素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面板数据回归 |
| 7.1.3 机理分析 |
| 7.2 制造业新型化收敛性影响因素 |
| 7.2.1 模型构建 |
| 7.2.2 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本文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主要研究成果 |
（9）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工业化及其发展阶段 |
| 2.1.2 信息化及其演进 |
| 2.1.3 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新型工业化理论 |
| 2.2.2 信息化及其演进 |
| 2.2.3 信息化与工业化相互融合 |
| 第3章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相关理论 |
| 3.1 “两化”融合的基本分析 |
| 3.1.1 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关系 |
| 3.1.2 “两化”融合基本内涵 |
| 3.2 三元经济模型框架 |
| 3.2.1 传统二元经济模型的局限性 |
| 3.2.2 简单三元经济模型框架分析 |
| 3.3 “两化”融合水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
| 3.3.1 “两化”融合水平评价的基本原则 |
| 3.3.2 “两化”融合水平评价的基本框架 |
| 3.3.3 “两化”融合水平的评价方法 |
| 3.3.4 “两化”融合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 |
| 第4章 中国“两化”融合水平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两化”融合的推进过程 |
| 4.2 “两化”融合水平的实证分析——基于区域融合视角 |
| 4.2.1 区域融合水平的评价结果 |
| 4.2.2 区域融合水平的总体分析 |
| 4.2.3 区域融合水平的梯队分析 |
| 4.2.4 区域融合水平的指标分析 |
| 4.3 “两化”融合水平的实证分析——基于产业融合视角 |
| 4.3.1 产业融合水平的评价结果 |
| 4.3.2 产业融合水平的总体分析 |
| 4.3.3 产业融合水平的级别分析 |
| 4.3.4 产业融合水平的指标分析 |
| 第5章 中国“两化”融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 5.1 主要问题及成因——基于区域融合视角 |
| 5.1.1 分类分析 |
| 5.1.2 总体分析 |
| 5.2 主要问题及成因——基于产业融合视角 |
| 5.2.1 分类分析 |
| 5.2.2 总体分析 |
| 第6章 国外主要国家“两化”融合的比较与借鉴 |
| 6.1 城市融合平台 |
| 6.1.1 “两化”融合环境建设 |
| 6.1.2 信息技术促进节能降耗 |
| 6.2 智慧企业 |
| 6.2.1 研发设计信息化 |
| 6.2.2 生产过程信息化 |
| 6.2.3 经营管理信息化 |
| 6.2.4 企业级信息技术综合集成 |
| 6.3 产业融合平台 |
| 6.3.1 产业链级信息技术综合集成 |
| 6.3.2 产业生产模式信息化 |
| 6.4 比较与借鉴 |
| 第7章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对策与建议 |
| 7.1 以智慧企业建设为核心推动“两化”深度融合 |
| 7.2 以城市融合平台为保障促进区域融合 |
| 7.3 以产业融合平台为依托推进产业融合 |
| 7.4 发挥政府优势加快“两化”深度融合步伐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现有研究水平 |
| 1.2.2 存在问题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基本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变革的时空坐标 |
| 2.1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 |
| 2.1.1 行政改革:西方改革的时代意涵 |
| 2.1.2 时代课题: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
| 2.1.3 理论建构:政府变革的现实关怀 |
| 2.2 面向社会现实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 |
| 2.2.1 西方对未来治理模式的探索 |
| 2.2.2 中国改革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 |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实践面向 |
| 2.3 在时代背景中寻找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
| 2.3.1 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坐标 |
| 2.3.2 新的时空坐标系的生成 |
| 2.3.3 定位政府模式及其坐标 |
| 第3章 空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全球化视野 |
| 3.1 正确定位全球化 |
| 3.1.1 地域化、世界化与全球化 |
| 3.1.2 作为一场历史运动的全球化 |
| 3.1.3 全球化视野中的制度创新 |
| 3.2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 |
| 3.2.1 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 |
| 3.2.2 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 |
| 3.2.3 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
| 3.3 全球正义诉求中的政府变革 |
| 3.3.1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
| 3.3.2 正义遭受质疑及其重建之路 |
| 3.3.3 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球正义 |
| 3.4 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政府转型 |
| 3.4.1 人类社会携手合作的动力 |
| 3.4.2 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
| 3.4.3 建构支持全球合作的政府 |
| 第4章 时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后工业化取向 |
| 4.1 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多种理解 |
| 4.1.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
| 4.1.2 后工业社会概念外延的扩展 |
| 4.2 社会治理后工业分析的多元语境 |
| 4.2.1 后工业行政中的服务要素 |
| 4.2.2 把信息技术应用于组织设计 |
| 4.2.3 后工业经济的质量增长方式 |
| 4.2.4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 |
| 4.3 后工业化进程中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 |
| 4.3.1 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 |
| 4.3.2 能者统治的社会及其改进方案 |
| 4.3.3 治理责任承担合作路径的建构 |
| 4.4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 |
| 4.4.1 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尝试 |
| 4.4.2 破解组织中心—边缘结构 |
| 4.4.3 建构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 |
| 第5章 复杂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
| 5.1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 |
| 5.1.1 在简单的环境中寻求确定性 |
| 5.1.2 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社会治理 |
| 5.1.3 社会高度复杂性提出的挑战 |
| 5.2 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 |
| 5.2.1 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 |
| 5.2.2 复杂性增长中的控制失灵 |
| 5.2.3 建构任务型组织的逻辑 |
| 5.3 政府模式变革的复杂性理论视角 |
| 5.3.1 还原论、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论 |
| 5.3.2 用复杂性理论看后工业化的现实 |
| 5.3.3 复杂性增长中的政府模式建构 |
| 5.4 风险社会中的政府模式变革 |
| 5.4.1 风险社会提出的变革要求 |
| 5.4.2 政府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5.4.3 德制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 |
| 第6章 创造性:复杂性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创造智慧 |
| 6.1 知识—智慧体系中的政府变革逻辑 |
| 6.1.1 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
| 6.1.2 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
| 6.1.3 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智慧 |
| 6.2 生产体系变革中的政府模式转向 |
| 6.2.1 工厂体系映射下的社会治理逻辑 |
| 6.2.2 分工—协作体系中控制导向的政府 |
| 6.2.3 网络化生产体系中的服务型政府 |
| 6.3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变革要求 |
| 6.3.1 从分析到综合的科学体系 |
| 6.3.2 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 |
| 6.3.3 创造性科学兴起中的政府 |
| 6.4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
| 6.4.1 变革时代的创造性技术 |
| 6.4.2 技术聚合中的政府创新 |
| 6.4.3 创造性社会的治理变革 |
| 第7章 网络结构:创造性技术兴起中的社会变迁 |
| 7.1 网络化—去中心化:建构作为行动者的政府 |
| 7.1.1 在边界消融中生成的合作关系 |
| 7.1.2 空间特性变革中的网络化思维 |
| 7.1.3 社会去中心化中的行动者建构 |
| 7.2 符号化—虚拟化:引发政府思维方式的革命 |
| 7.2.1 现实的符号化所建构的现实 |
| 7.2.2 虚拟世界中的虚拟思维范式 |
| 7.2.3 时空约束衰落中的政府变革 |
| 7.3 个性化—多元化:促进社会走向成熟自治 |
| 7.3.1 个性化的“新人类”及其性格 |
| 7.3.2 从人的总体性到社会的多元化 |
| 7.3.3 成熟自治社会中的政府变革 |
| 7.4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
| 7.4.1 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
| 7.4.2 社会结构:从等级制到网络结构 |
| 7.4.3 政府模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甘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区域碳排放对工业生态系统运行效率影响统计分析[D]. 丛日杰. 辽宁大学, 2020(08)
- [2]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D]. 侯胜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空间面板及空间Tobit模型的分析[D]. 肖国东. 吉林大学, 2019(10)
- [5]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6]区域工业发展潜力综合评价方法及应用研究[D]. 杨东伟.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6)
- [7]中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率及其空间差异分析[D]. 吴静. 西南财经大学, 2018
- [8]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动态特征及收敛性研究[D]. 王常凯. 东南大学, 2015(10)
- [9]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相互融合研究[D]. 李飒. 辽宁大学, 2014(04)
- [10]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