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政教分离的基本社会条件

一、印度实行政教分离的基本社会条件（论文文献综述）

赵梅兰^[1]（2021）在《元朝宗教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元朝（1271——1368）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割据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来多种民族的交融、多样文化的交流和多元宗教的交往。元朝历史上有蒙古族原生型宗教——萨满教、被推崇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汉传佛教各流派、早已传入蒙古高原的基督教（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随着西征广泛传入的伊斯兰教等传播到全国各地。多元宗教的交往和多样文化的交流、蒙古族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碰撞、宗教与政权的互动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元朝民族、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多元宗教共存的现实也为宗教治理提供了发挥空间。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宗教管理”,宗教管理是由唯一的管理主体国家政权对管理客体宗教组织及其事务进行硬性控制和约束的行为;而宗教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国家政权、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可以作为治理的主体,实现对治理客体宗教事务的调整和优化过程。阿姆斯特丹大学着名学者法伊特·巴德提出宗教治理包含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谓“内部治理”指的是宗教组织进行内部的自治;“外部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对宗教进行管理。宗教治理必须注重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以及法律法规等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从元朝历史发展的纵向时间和复杂多变的国家、政治、民族、宗教之间互动及宗教内部的横向关系等多元视角入手,追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政策传承、实践基础,系统梳理了元朝宗教治理形成与体系化历程。本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明确核心概念是论文写作的前提。绪论部分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等内容组成。研究综述包含了与元代宗教治理相关的治理理论、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宗教理念、宗教制度以及对有关历史文献等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对象中主要阐释宗教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内涵,并从元朝时期多元宗教关系的格局出发,追溯其施行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首先需要交代的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建立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认同、协同发展,带来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带来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从而提出实施系统化的宗教治理体系的时代需求。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统治者与其原生型宗教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萨满教的通天巫传达“此天地相商,令铁木真为国主之意”,助铁木真登上了汗位。萨满教“汗权天授”的天命论思想把汗权神格化,为成吉思汗建立汗国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成吉思汗登基后,对萨满教古老的“别乞制度”进行改革,由大汗册封“别乞”官,将萨满教的“神权”调整为“汗授”。大蒙古国政权和萨满教的神权之间发生了矛盾,当通天巫阔阔出·帖卜·腾格里侵犯黄金家族的利益,触犯大汗权威时成吉思汗果断处决了他,维护了汗权及黄金家族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作为原生型宗教的萨满教,其思想已经不能适合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治理,其教义和理论更无法应对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深奥的理论。这便是元朝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历史原因之一。有着信仰多神教传统的蒙古人,用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广大疆域内各民族及其宗教信仰。成吉思汗秉持“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宗教理念,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免除宗教人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并把它写入《大扎撒》（又名《成吉思汗法典》）,制定相关法规。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坚定不移地继承了其“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政策,为元朝宗教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大蒙古国时期妥善处理政权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为元朝的宗教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询问养生之道与治国之理的历史事件开启了蒙古族统治者与除萨满教以外其他宗教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窝阔台汗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盟为元朝政权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阔端对萨迦·班智达提出的“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的提议,为制定元朝宗教治理制度和政策,尤其为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贵由汗回复西方天主教教皇的信,维护了大蒙古国政权的威严和地位;蒙哥汗组织佛道大辩论,发挥宗教组织本身的主体功能,实现了宗教之间协调与治理。宗教治理的制度和措施是元朝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忽必烈汗时代开创的帝师制度既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发挥佛教领袖主体功能的非常有效的宗教治理方式。帝师,既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地区军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使帝师集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于一身,成为在西藏地区实施“政教合一”制度的标志。同时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央政权机构中专设了宗教管理机构——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集贤院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崇福司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哈的司管理全国伊斯兰教事务。设立多个宗教管理机构是治理多元宗教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元代多元宗教繁荣发展的政治保障。《十善福经白史》（简称《白史》）是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历史文献依据。本章依托蒙古文历史文献《白史》进行阐述。学界认为《白史》是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对《白史》的版本、核心内容及成书年代之争入手,与八思巴的《章所知论》及其他着作的内容做比较,并根据《蒙古源流》中的记载,论证《白史》撰写始于忽必烈汗时代。《白史》中把“印、藏、蒙同源”论的神学政治理论作为“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并阐述其理论结构和基本概念;明确提出,“经教之律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坚不可摧”是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目的;教权系统和政权系统设立了各自完整的管理机构;可汗、宗教人士、世俗平民都有着鲜明的等级和职责;最后明确制定了赏罚法规。可见,《白史》是把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重要支撑。论文结语部分总结并论述了元朝宗教治理的国家政权治理和宗教组织治理的多层路径及其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了过度推崇佛教带来的历史教训。元朝宗教治理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深刻的理论渊源、独特的实践基础,而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与措施,并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其宗教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晗悦^[2]（2021）在《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世俗化建设》文中认为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世俗化建设是基于党的五项原则、整体人本主义和印度教特性三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建设,目的是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公平平等、符合印度文化价值理念的、真正的世俗化国家。大多数研究都将印度人民党的政治路线看作是背离印度世俗主义的宗教民族主义,将其看作是一个教派主义政党,但仅仅用教派主义来评判印度人民党显然是不客观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印度人民党对极端教派主义思想在竞选纲领、党章政策中的淡化,更是说明印度人民党向世俗主义的靠拢,不过,要注意的是,印度人民党的世俗主义显然与《印度宪法》中的世俗主义不同,其真正奉行的是一种基于多数主义的民主政治,在照顾印度教徒情感的同时,主张所有宗教平等发展,国家建立在多元宗教共存的基础上,逐渐收回独立之初赋予印度穆斯林群体的特殊权利。正是在此基础上,印度人民党政府以其对世俗主义的新解读来实施国家的世俗化建设进程。本文从印度的世俗主义、印度人民党的世俗观以及印度人民党政府进行的世俗化建设展开论述,探讨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如何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最终的结论认为印度人民党在对世俗主义的重新解读下,利用《印度宪法》赋予党的政治实践合法性,走出一条将发展、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身份混合在一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世俗化道路。

赵碧琳^[3]（2021）在《整合与分裂：21世纪以来宗教信仰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尽管美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仍是影响美国政治的重要因素之一。纵观21世纪以来六次美国总统大选,宗教对选举结果始终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2004年小布什的当选、2008年奥巴马的当选以及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在宗教色彩浓厚的美国政治、社会背景下,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群体的宗教信仰在21世纪也发生了新变化:首先,美国华人的宗教信仰仍以基督教和佛教为主,其中,华人基督教信仰比例上升,华人宗教组织（包括基督教组织和佛教组织）蓬勃发展;其次,华人基督教和佛教均倾向于突出华人传统文化特色,以吸引新教徒,突出自身的独特价值。这些变化同时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影响,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华人福音派基督徒通过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高调支持,展示了华人基督徒的参政热情,这一行为打破了华人选民一贯政治冷漠以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的刻板印象,在动员华人群体投入选举政治的同时,也在华人选民中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分裂。这一现象将宗教因素带入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的视野中,并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宗教信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本文以21世纪以来五次美国总统选举为节点,通过对选举年民意调查数据的统计和案例分析,借助政治社会化的分析路径,探寻宗教价值观和宗教组织对美国华人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影响。通过对21世纪以来美国总统选举年的数据分析和相关案例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对美国华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均产生影响,且因宗教派别、影响方式和影响群体的不同而产生看似矛盾的影响。根据上述研究,本文试图论证以下假设:（1）宗教组织通过创造政治参与必要的物质环境进而整合组织内部华人参政力量。（2）宗教价值观通过分裂华人政治取向导致华人群体参政力量的分裂。（3）宗教信仰影响下美国华人政治参与呈小团体整合与大群体分裂趋势。本文将宗教信仰作为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因素之一进行研究,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使关于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更加充实、丰富;同时,以宗教信仰作为研究切入点符合美国“宗教国家”的特殊背景,是对21世纪以来美国华人宗教信仰的变化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的理论回应。一方面,在美国特殊的政教关系背景下,合理运用宗教的政治功能将有助于美国华人建构以信仰为纽带的参政新力量,弥补华人内部分散的参政缺陷,提高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近年来宗教信仰间分歧的加剧通过影响美国华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间接导致华人参政力量的分裂。由于宗教道德的“绝对性”与民主政治的“妥协性”存在根本冲突,宗教对政治的过度介入可能造成宗教信仰“极化”加剧政治“极化”的风险,应为美国华人所警惕。

时佳希^[4]（2020）在《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巴基斯坦应该被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该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长期困扰其国民乃至每个海外观察者的价值叩问。作为在殖民帝国退却之后重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曾被其建立者们规划为一个世俗、民主、统一的联邦政治体,以追赶上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发展,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在随后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巴基斯坦在宗教、军队和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偏离了最初的建国蓝图,并日益陷入对国家自身定位的怀疑心态。本文选取从1947年建国到1988年齐亚军政府结束的41年间为主要考察时段,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早期历史中发掘出政教矛盾、军政矛盾、认同矛盾三条并行交织的发展脉络,以发掘蕴含在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长期特征和未来趋势,并为该进程的诠释搭建起由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构成的立体图景。本文的导论,主要提出该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各领域、国家构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本章旨在为巴基斯坦建国提供一个纵深的历史定位,以解释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而寻求独立,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又承载了何种先天条件与历史使命。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穆斯林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史,着重解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尖锐矛盾的历史根源,但同时也指出某种近乎可被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复合体也在冲突与融合中得以塑成。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包括“后期莫卧尔”（1707-1857）和英属印度（1857-1947）两段时期的历史,剖析南亚穆斯林在此时期遭遇的殖民危机,重点探讨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主张“伊斯兰复兴主义”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第三部分发掘伊斯兰现代主义在20世纪政治领域的成果,即南亚穆斯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以穆斯林联盟成立、“两个民族”理论成型、“巴基斯坦”概念提出、《拉合尔决议》签署的时间线索,梳理出穆斯林政治理念从自治到独立的转变过程。第二章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本章旨在探索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两种道路选择,围绕对巴基斯坦国家性质定义权的争夺进程,重点论述了宗教路线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第一部分追溯英属印度时代的印穆宗教矛盾,指出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上升和英印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加重了穆斯林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其内部因而分别在泛伊斯兰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条路径上开始了各自的理论重建、社会动员,并论述了“伊斯兰大会党”（JI）和“伊斯兰圣哲会”（JUI）作为该时期动员成果的建立过程。第二部分以1947年至1977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从真纳提出的世俗主义特点及其衰落原因入手,进而通过分析《目标决议》（1949）与前后三部宪法（1956、1962、1973）中关于伊斯兰国家性质的文本,阐明宗教势力在此时期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以1977年至1988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指出齐亚·哈克政府主导的伊斯兰化是一场超出宪法层面的全面宗教运动,理清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探讨这十一年在教派政治和原教旨主义领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本章主要探讨巴基斯坦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特别是军队对其宪法和政体造成的长期破坏,并梳理在此期间的军政府建设。第一部分重点剖析军队如何在建国初期逐渐具备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军队在1958年军政府建立之前对政治的介入行为。第二部分以两段长期的军政府时期（1958-1971、1977-1988）和中间短暂的文官政府复辟时期（1971-1977）为脉络,探究军方发动政变的多种原因与巩固军政府的行为模式,并且将关键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也纳入考察范畴。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宪法文本的更替,试图揭示紧张的军政关系为政体构建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军方与政党之间在宪法层面拉锯的重点,以及宪法被频繁地修订、中止、废除和重颁为宪政建设留下的长期影响。第四章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本章旨在揭示一个关键命题:巴基斯坦国家虽已建立,国家认同的构建却任重道远。阻挡在国家认同工程面前的,是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教派、部落、城乡等在内的非国家认同。第一部分论述1971年以前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既是先天存在于其地理、文化层面的隔绝,也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不愿意将权力放与东巴分享,导致双方在1971年的内战和分裂。第二部分则着眼于西巴内部各民族的主张,分别讨论了信德、普什图、俾路支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以及它们在现代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基于西巴各民族的诉求演变,该部分还试图表明1971年东巴脱离在西巴引起了广泛的“链式反应”,并将70年代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作为第四个考察对象。第三部分立足于土邦、部落、城乡等多种认同,并指出它们分别与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具体关联,从而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非国家认同的复杂特性,以及国家认同构建的艰巨性。本文的结论部分,分四个步骤对主题“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的提炼升华。第一,总结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指出其对南亚穆斯林群体的意义所在,以及该意义在现实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第二,归纳国体、政体、认同这三种国家构建的维度,并论述三种维度在巴基斯坦分别表现为三组结构性矛盾（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国家认同与非国家认同）。第三,试图发现三种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交互作用归纳为“逻辑关联型”和“现实策略型”两个模式,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立体图景。第四,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同时期两国的构建成果,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出评价。

唐丕跃^[5]（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研究指明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章景然^[6]（2020）在《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文中认为宗教在当代社会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有凝聚社会的功能,又有分裂社会的作用。宗教群体如何实现与社会和谐共存,成为本文探索的核心论题。17世纪兴起于英国的贵格会与19世纪脱胎于波斯（今伊朗）的巴哈伊,两大信仰团体在初创期均被贴上“激进教派”标签,受到官方打压与社会排斥。历经近半世纪的教内外调适与互动,最终完成了作为“平和”团体的历史嬗变。对其历史过程的梳理与比较,不仅有助于人们解决信仰摩擦问题,还将为贵格会和巴哈伊研究提供新视角。本文坚持唯物主义史观,以宗教比较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以宗教社会学等理论,从贵格会与巴哈伊的社会互动中,对两者的”平和”之路进行历史性考察,并试图得出某些规律性认识。本文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考察两大教团初创时期的社会行为及平和转折,探究其引起社会敌视的原因。两者（1）的肇始恰逢社会改革时代,它们的信仰变革夹杂着社会诉求,且采取较为激进的表达方式,这是两者被社会排斥的主要因素;继而追溯两者从激进走向平和的转折事件,这一转变奠定此后温和策略的思想基础。基于以上考察,在理论层面探讨两大教团激进行为的根源,在现实层面比较两大教团初创时期的差异。第二章从本土与海外两个区域,考察两大教团的生存状态与相应调整。贵格会在海外殖民地所受打压甚于本土;巴哈伊则相反,海外生存环境较本土优越。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两者采取不同途径。贵格会通过集体请愿、政治游说等方式寻求与英国上层对话;巴哈伊则求助于国际组织,通过国际舆论为自身发展寻求空间。通过比较可知,不同的社会环境是两大教团遭受地域差异化打压的主要原因,宗教打压造成其与社会关系紧张,同时也促使了它们的教内整合。第三章从教内外两个层面,比较两大教团的和谐理念与实践。两者对和谐理念解读方向不同,贵格会的罗伯特·巴克莱与威廉·佩恩,肯定教义中的宽容成分,并给予政治神学意义上的应用;巴哈伊的巴哈欧拉与阿博都·巴哈更倾向对宗教和平思想的传播。在此思想基础上,两者教外实践产生差异。贵格会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神圣实验”为阵地,将宗教宽容作为策略进行推行;巴哈伊则强调非政府参与原则,以顾问形式与政府合作,通过“全球发展计划”实践和平理念。但在教内实践中,贵格会和巴哈伊对异己思想均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两者教内外实践的差异,为和平宽容本质及其相对性提供了可探讨的空间——宽容绝不意味无限自由,群体的发展及宽容的实现与制度规范需要相辅相成。第四章从自我标识、社会融入、管理模式三方面,比较两大教团从“激进”到“平和”的特征。两大教团排他性减弱、世俗化增强、初期宗教领袖情结明显,这些相似性特征推进两者成为温和教团;文章还进一步探究这些相似性特征中的差异性。两大教团融入社会方式不同,贵格会在人员不断流失的困境下被动融入社会,巴哈伊则积极主动融入;两大教团后续管理模式迥异,巴哈伊在集体领导下巩固发展,贵格会则在松散管理中走向衰败。这两个因素成为两者当今发展各异的主要原因。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以此探索某些规律性认识,对贵格会与巴哈伊的现状与趋势做出预测。针对不同文明形态的两大教团进行比较,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信仰群体与社会之间不是评判与被评判的等级关系,而是体现着身份相互认同的动态过程,和谐共处的实现需要多层面的对话、妥协与让步。

郝文^[7]（2020）在《明治初期的废佛毁释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运用文献调查等研究方法,通过广泛搜集日本幕末时期至明治初期关于排佛相关的中外文献资料,旨在通过研究明治初期废佛毁释这一历史事件,力求揭示废佛毁释在日本近代化转型期对日本近代佛教世俗化以及国家祭政一致体制形成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废佛毁释为日本佛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早在德川幕府时期儒教和神道就以排佛为己任,动摇了旧佛教的思想理论基础,这场明治初期由统治阶层到社会民众、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展开的废佛毁释运动焚毁了大量佛教寺庙、经卷,废除了僧侣的僧籍,导致日本佛教在全国的影响力急剧减弱,不得不顺应时势的日本佛教徒主动通过对外交流、改良教义等改革实现了自身的世俗化与近代化。废佛毁释并非一场单纯的排佛运动,其实际上是明治政府为实现近代国体设计的关键一步。通过废佛毁释,一方面明治政府清除了盘踞日本千年的封建佛教势力,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将天皇与神道结合以实现祭政一致的构想得到实现,崭新的近代神道系统取代了封建佛教信仰,不仅加强了国家的中央集权,还使近代天皇制得以合理化。

渠岳^[8]（2020）在《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主要由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以及其他种族组成。多样的移民导致新加坡社会结构复杂,国内各种族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建国初期,新加坡因华人移民数量众多,甚至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第三中国,从而导致新加坡在马来人世界里处境十分孤立。面对新加坡复杂的民族构成情况和建国后的艰难处境,在李光耀总理的带领下,新加坡政府建国伊始就将多元民族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贯穿于各项政策之中。在政治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不论是在党员结构上还是在政府公务员的构成上,都保持着多民族的存在;在社会方面,政府利用组屋打破了原有的各民族分而聚居的局面,使各民族杂居在一起;在教育方面,政府将不同源流的学校合并在一起,加强各民族学生间的交流,并采取双语教学政策,解决了各民族学生存在交流障碍的问题;在宗教方面,新加坡政府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实行政教分离,创造了一个宗教大融合的和谐局面。新加坡的多元民族主义政策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诸多独特之处。首先是平等中的“不平等”。新加坡各民族政治方面是平等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如教育等,对马来族给予优惠政策。其次,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贯彻政治、社会、教育与宗教等诸多方面,各方面相互关联并互相影响。再次,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不是为了保持现状,而是为了形成“星族”而服务的。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对于新加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政治方面,促进了新加坡政治和谐稳定。在经济方面,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创造的稳定发展环境助推了经济飞速发展。在社会方面,加深了新加坡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文化方面,带来了新加坡的文化大繁荣。

路宏^[9]（2020）在《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文中指出从教育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出发,变迁与选择是研究藏族教育的基本视角。近年来,随着族际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及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生计变迁、定居转型、旅游开发、城镇化建设与媒体信息的网络传播等的出现,使得拉卜楞藏族地区的文化形态以多样共存的形式呈现,而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亦呈现出知识多维的特征。为此,本文在阐述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将“变迁”与“选择”纳入藏族教育研究的理论范畴,以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拉卜楞地区为例,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对其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的文化继承与“共时性”变迁进程中的文化选择进行研究,并据此找寻新时代藏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从其历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藏族教育自诞生以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紧密联系且部分交叉的基本阶段。其一是“自在”的教育阶段,教育变迁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交互影响及人类自身的劳动实践,教育的文化选择遵循着“自然选择”的普遍规律,以生存和适应为主要目的。在此阶段,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内容及变迁与选择的方式;其二是“自为”教育的出现及发展,以藏文字的产生、专业教育机构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一时期,教育的社会文化性日益凸显,社会发展需要与族群内部的教育自觉成为影响其教育变迁和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三为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变迁时期,自为教育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在此时期,因藏族社会发展的现代转型,文化多样与知识多维构成其文化教育的基本生态,而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以及藏族教育在文化实践中的自动调适,成为影响其变迁与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共时性变迁与选择来看,本文从学校、家庭、社区、寺院等不同场域对藏族教育进行了田野调查与分析讨论。相对于藏族教育历时性变迁过程中较为封闭的文化环境而言,其共时性变迁无疑具有更为宽容的文化空间。总体来看,“传统”本身与“现代性”的交互介入成为影响拉卜楞藏区教育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在学校教育的文化变迁中,现代教育制度、课程与教学等内在地规范着其教育文化选择的内容与路向,集中指向了知识的普及与教育质量提升;在家庭教育层面,儿童的成长与发展主要以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为主,其在一种较为“自在”的文化情境中熟悉并对“传统”本身产生认同,重点以伦理道德的养成为主,在当下,其家庭教育正在发生着从“自在”的“非意向性”教育向“自觉”的“意向性”教育的转变,城镇与农牧区的家庭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在社区教育层面,由传统衍生的道德教育和与生活相融的信仰影响构成了当地社区教育的传统内容,藏族儿童在社区实践中由前喻文化的教育实践逐渐向并喻文化、甚至后喻文化进行转变,但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深受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习俗影响的文化社区,其文化特质中关于禁忌的部分仍规约着儿童日常的教育实践,这种影响甚至贯穿儿童终身,成为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道德与伦理边界;在寺院教育层面,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从以寺院为主导的藏族传统教育走向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现代制度化教育,寺院教育由经院式走向现代化,实现其文化服务的功能转型,这既是现代教育发展的时代趋势,同时也是义务教育发展和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客观辩证地看待寺院教育在藏族文化与教育中的价值及功能,促使其转型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藏族现代教育,促进藏区教育现代化,进一步发挥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就成为当下研究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文化共生视阈下新时代藏族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传播和族际交流进一步加深的基本前提之下,藏族教育的文化选择应在共生基础上提升教育本身的“成人”与“成才”功能,通过“和合共生”统筹文化多元,经由“守正出新”促进教育创新。概言之,教育的文化选择并不是对某一文化现象或特质的静态攫取,而是根据特定的社会发展需求,在一定的文化观、教育观的支配下所形成的动态实践,其本质是教育参与者教育智慧及其行动的一种文化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

扎西翁加^[10]（2020）在《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文中提出十九世纪中期,梁格·贡布郎吉（简称贡布郎吉）在数十年间统一瞻对,并进一步扩张,控制了康巴大部分地区,成了当时康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其势力震惊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贡布郎吉发动“瞻对事件”后,原本处于汉藏“边缘”之地的瞻对瞬间成为了一块“飞地”。瞻对因此成为汉藏之间交流的心中地带和战略要地,为加强地方与中央间的深入联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贡布郎吉本人而言,他因触及了康区土司、西藏地方政府、清中央政府等各方的利益,使得这些势力对他的态度都是较为负面的。在贡布郎吉失败后,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了瞻对40余年,藏文史料上对他的记载较为偏向负面。本文认为,对于一个人物不能依据单一的判断,需要全面、综合进行分析。事实上贡布郎吉能在那样的环境下发动如此声势浩荡的事件定有其客观、具体的原因。过去,由于瞻对特殊地理位置和复杂地形及特殊方言等因素影响,加大了研究的难度,从而限制了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笔者发挥自身的语言优势,以瞻对及康巴部分地区为对象,进行了近六个月深入的田野调查。试图从多方位的视角对贡布郎吉这一人物进行阐释。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并结合史料发现,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史学界,对贡布郎吉褒贬不一,至今仍未形成定论,所以贡布郎吉的形象也言人人殊。在民间,有的人称其为护法“贡布”的化身,也有的人认为他是“魔鬼”的化身。有的人说他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的英雄,也有人将他描绘成一个恶棍的形象。史学家对贡布郎吉的形象也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他是农奴起义的领袖,有的人却认为他是叛贼。总之,目前学术界对贡布郎吉缺乏一个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大程度上还原贡布郎吉真正面目,同时对于了解当时社会历史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以贡布郎吉的多重面向为切入点,微观上从贡布郎吉的个人性格魅力及家庭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同时对当时的自然地理因素、社会因素、宗教因素、历史因素等进行宏观的把握。进而试图对贡布郎吉这一人物做一个较为客观、全面、具体的阐释。本文认为,贡布郎吉之所以能发动如此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事件,主要有几个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方面的原因。首先,贡布郎吉独特的人格魅力、领导才能、宗教态度、军事策略是他得以统一瞻对,控制康巴大部分土司领地的主要原因;其次,贡布郎吉的家庭背景,瞻对地区独特的文化习俗与荣誉观为他最初扩大势力奠定了社会基础。再次,十九世纪康区、西藏以及整个中国动荡复杂的国内环境是贡布郎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重要原因;最后,瞻对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空间是贡布郎吉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又一个客观的因素。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形成贡布郎吉多面形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原因。同时以史为鉴,反思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的相似问题。

二、印度实行政教分离的基本社会条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实行政教分离的基本社会条件（论文提纲范文）

（1）元朝宗教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世俗化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3）整合与分裂：21世纪以来宗教信仰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4）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6）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7）明治初期的废佛毁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印度实行政教分离的基本社会条件（论文参考文献）

• [1]元朝宗教治理研究[D]. 赵梅兰.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2]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世俗化建设[D]. 张晗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3]整合与分裂：21世纪以来宗教信仰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D]. 赵碧琳.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9)
• [4]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D]. 时佳希. 吉林大学, 2020(01)
• [5]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6]从“激进”到“平和” ——贵格会与巴哈伊信仰进程之比较[D]. 章景然.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明治初期的废佛毁释研究[D]. 郝文. 吉林大学, 2020(08)
• [8]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多元民族主义政策研究[D]. 渠岳. 湘潭大学, 2020(07)
• [9]变迁与选择 ——拉卜楞地区的藏族教育研究[D]. 路宏. 兰州大学, 2020(12)
• [10]瞻对梁格·贡布郎吉研究[D]. 扎西翁加.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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