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和标准化

一、翻译及标准纵横谈（论文文献综述）

樊航利^[1]（2021）在《光社及其代表人物摄影观研究》文中认为摄影是不是艺术?这一命题在西方摄影术发明不久就已经提出,但若在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中寻找回应,需要定位到20世纪初叶的特殊历史语境中。当时新旧思想激烈碰撞,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中,关于摄影艺术的理论发问,只是时代强音中的微弱回响。“光社”是研究中国摄影艺术早期发展的研究范本。它成立于1923年,以与北大相关的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团体的形式和面貌出现并展开实践,是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本文从对光社的本源研究为切入点,把以刘半农、陈万里为代表的光社人物摄影观考察与其身份相结合,挖掘二者在文化、思想上的一致性或不同之处,同时,通过对二人摄影作品的分析,总结他们对中国摄影艺术发展的贡献。此外,从不同个体、不同团体、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多维视域对光社人物摄影观进行考察,进而提炼出光社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影响。刘半农、陈万里的摄影实践分别从艺术、科学两个维度出发,探索了中国摄影艺术的基本方向,这也正好是摄影作为媒介的的两个发展方向。在传承与创新、进步与局限并存中,光社完成了它从孕育到淡出的发展历程,是对早期中国摄影艺术发展路径的探索,也是对早期中国摄影艺术的启蒙与本体建构。与纷繁复杂的现实相比,历史注定是减法,但历史研究中主体地位的漂移则需要引起警惕。在21世纪的摄影实践中,这样的漂移来自我们以西方标准为参照的自我否定,也来自对中国自身摄影发展的间或搁浅。对光社人物摄影观的考察是对中国摄影艺术启蒙阶段的关注与研究,是对中国摄影艺术发展脉络的溯源与梳理,是对中国摄影文化品性的深度认知与考察,是在摄影这一独立艺术门类中寻找文化自信,这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摄影理论体系的基础工作与必要一环。

戴拥军^[2]（2020）在《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典籍术语是典籍文本中核心概念的语言表达,它们是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思维习惯。典籍术语具备专业术语的一般属性,但同时也具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术语的独特性。典籍术语的翻译是中华典籍思想对外译介的关键所在,也是典籍文本翻译实践的重要内容。典籍文本兼具思想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多重特质,其翻译实践的复杂性不言而喻。这其中,典籍术语既是承载典籍文本思想内容的知识单位,也是构建典籍文本思想话语的语言单位,更是影响典籍文本思想传播的交际单位。典籍术语翻译的实质是跨语言文化的知识交互与思想传播过程,其有效性取决于译者对源语文本术语内涵的充分解读与其在目标语文本中的术语再命名。在典籍术语翻译过程中,术语在其概念、语符和交际层面的特殊复杂性,对译者的语言能力、知识储备与文化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跨语阐释典籍文本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知识与文化内涵,以术语为切入点,开展相关翻译研究尤为重要。典籍术语翻译绝非语词层面的简单转换,它更有赖于译者的“研究型翻译”。实际上,关于典籍翻译实践的研究型特质,学界已有基本共识。然而,对于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而言,相关理念仍有待厘清,具体方法也需进一步探索。本研究聚焦典籍翻译中的术语“研究型翻译”特殊性,尝试探究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方法,旨在为典籍术语的“研究型翻译”提供相应理据和具体方法,从而有助于典籍文本总体翻译质量的有效提升。关于“研究型翻译”的实践理念,现有文献中有所涉及,但并未明确界定,而且还有包括“学术型翻译”、“厚重翻译”及“思想翻译”等类似术语并存的情况。由此,本文作者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和研究,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实践依据进行了初步的学理探讨。本研究借鉴了现代交际术语学理论,从典籍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出发,结合翻译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源,构建了考察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的文本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基于该分析框架,本文作者对所选择的代表性中国典籍文本《吕氏春秋》及其三个英译本展开了有关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具体特征的对比分析与研究。本论文所选取的《吕氏春秋》是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较高思想文化价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汉语典籍在英语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而21世纪的最初十年,相关译介活动更加活跃,先后有三个不同全译本问世。这其中,由于译者自身教育背景及职业身份不同,《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在核心术语的翻译处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体现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点与方法也有所不同。通过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本研究对于《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研究型翻译”实践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对比,并对其中术语翻译方面最具研究型实践特点的译本进行了评析,同时结合相关副文本的研究进行了讨论。最后,本研究基于文本分析与理论思考,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的具体实践有所参考。本论文围绕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的研究主题,对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术语翻译实践特征展开了文本对比分析与研究,重点考察了四个方面问题:（1）《吕氏春秋》中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的文本特征如何?具体在术语的概念、语符和交际维度如何体现?（2）与《吕氏春秋》原文本的术语及其系统特殊性比较,《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的术语翻译各有何特点?哪一个译本中的术语翻译结果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的基本特征?（3）《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核心术语翻译更符合“研究型翻译”特征的译本具体受到哪些研究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术语翻译以及典籍文本的翻译质量?（4）基于《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及其系统英译的研究,如何确立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针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研究发现如下:（1）《吕氏春秋》的术语概念系统围绕“君道治术”这个最大“场”,衍生出若干术语概念系统的次生场域。在每一个次生概念场域中,虽然表达核心思想的术语形式多样,但整体上构建了一张概念、知识与思想之网。核心术语中,“君”、“臣”、“民”出现得最为频繁,其下是关于“地”、“事”、“理”的具体术语和类术语,术语之间具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吕氏春秋》很多核心术语是诸子百家具体思想的体现,有的只在形式上稍加变动,有的则直接加以引用或借用,这使《吕氏春秋》核心术语在概念系统上具有复杂的网络化关联。《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语符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术语中既有通用于各种先秦典籍的单字术语,也有借自诸子百家或对之进行改造的双字复合术语,还有整齐凝练的类术语或准术语。这些不同类型的术语尽管具体运用上比例不一,各有侧重,但在构建《吕氏春秋》治国理政话语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吕氏春秋》核心术语的使用还具有交际语境特殊性,它们集中反映了当时士人对宇宙、社会、国家运行与治理的根本看法,具体受到包括《吕氏春秋》文本语境、文本创作相关的情境语境以及战国时期文化语境的多重复杂影响。（2）在《吕氏春秋》三个英译本中,汉学家诺布诺克和里格尔的合译本能较好地表现出“研究型翻译”的特点,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清晰自然;中国学者翟江月译本文本形式“厚重”,但在术语及其系统的呈现上比较模糊;资深翻译家汤博文译本则简洁精致,在翻译中注重术语及其系统性特征的“凸显”。同时,虽然三个英译本在概念系统性上都具有较好的表现,尤其是合译本和汤译本对应意识较强,程度较高;在语符表征的系统性一致性方面,合译本整体上效果较好,而汤译本和翟译本则有所欠缺,尤其是翟译本在很多情况下忽视了语符表征的系统性,对重要术语的表征缺乏一致性;而在交际适应性方面,合译本和汤译本均有较好的表现,而翟译本的交际适应意识不足,仍有较大完善空间。（3）《吕氏春秋》术语“研究型翻译”的影响因素具有多维复杂性,总体上可概括为文本内（即所译典籍文本内部）、文本外（即与所译典籍文本相关的平行文本）和跨文本（即所译典籍文本在不同时期或与之同类译本）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不同译本在某一因素上所受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作为译者,其自身的素养决定了在其翻译过程中,是否会自觉意识到这些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并在考虑到典籍术语特定功能的基础上,从概念认知、语符表征及语境交际等多维角度加以综合研判。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者重视与所译文本同时代其他文本术语之间的关联性,也会考虑到与所译文本不同时期相同或相关文本中的典籍术语翻译,因此其翻译过程较之一般类型的翻译实践过程更加复杂。典籍术语翻译不仅与具体所属文本紧密相关,还涉及具体翻译实践所需的对其它相关文本的调查与研究。而这些调查与研究对于所译文本中术语翻译问题的处理至关重要。综合上述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探讨和对《吕氏春秋》不同文本核心术语及其英译实践的具体对比分析,本文作者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进行了初步构拟。首先,翻译前要进行必要的研究思考和计划,这个阶段侧重于对源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解读研究,涉及到文本产生背景、文本构成、主要思想特征、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术语的收集等。其次,翻译中对具体研究什么内容进行仔细斟酌,侧重译语文本术语及其系统的重构研究,包括核心术语的收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文本外因素的研究和跨文本因素的研究等。最后,翻译后要进行必要的评价和完善,主要是对核心术语及其系统翻译的自我评析,涵盖术语翻译的概念系统性、语符一致性、语境适应性等方面的斟酌和推敲。总体而言,本研究基于对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理念的深入探讨,以中国文化典籍中较有代表性的《吕氏春秋》三个不同英译本中的术语翻译为例,通过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数据分析对比,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较全面地阐述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并兼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研究。作为上述研究的总结与提炼,本论文最后初步构建了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的过程实践模型,以期对今后典籍术语翻译实践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赵宗梅^[3]（2020）在《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国文教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至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存续时间不过短短27年,却在中小学国文教材出版领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且对当今语文教育仍有影响深远的成就。究其原因,与开明书店拥有一群既为文学家、又为教育家且皆有中小学语文教育经验的精英人才分不开。支撑起开明书店国文教材繁荣局面的中坚力量首推夏丏尊和叶圣陶,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开明系列教材在民国时期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毋庸置疑,开明书店出版的系列中小学教材,是应时代需要而推出的典范作品。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系列教材,并未把迎合课程标准要求作为基本立足点,而是从学生实际需要出发,以提升学生实际语言运用水平为目标,在教科书编辑、教育理论引导,以及教材的选文安排、知识点导入和课后题设置等环节,形成了一个有机系统,使学生在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中获得较完善的语文素养。在小学阶段,注重识字教育和阅读兴趣,因此开明书店小学阶段国语教材的选文偏重日常应用和口语化,以最大限度贴近儿童喜闻乐见的生活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初中阶段国文教材则在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同时尤重读写两级;高中国文教材在提升学生文言和语体素养方面都有了实质性进展。而理论类阅读和写作教材的大量涌现,则更清晰地体现出开明人关心学生成长,力图帮助学生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的良苦用心。从历时的角度看,开明书店出版的系列教材编写经历了注重生活应用和儿童心理、养成身心诸能力和侧重文章解读三个阶段,直到今天仍然值得语文教育研究者关注和借鉴。

李坤^[4]（2020）在《以乌尔都语为母语的初级水平巴基斯坦留学生习得汉语情态动词“能、会、可以”的偏误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在全球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汉语也成为世界语言当中重要的语言,国外留学生对于汉语的学习也逐渐加强。汉语学习中,情态动词作为汉语中较为特殊的词语,一直是留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的重难点,尤其在使用汉语常用情态动词“会”、“能”、“可以”等词语时,他们往往会产生较多的偏误。本文通过以母语为乌尔都语的初级水平巴基斯坦留学生为例,对其使用情态动词的偏误进行分析。在研究中将文章总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在第一部分中介绍了文章研究的缘由和意义,以及在研究中所运用到的方法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文章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基础和依据。第二部分则以巴基斯坦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对他们在使用情态动词的过程中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总结和归纳所产生的偏误类型,并结合巴基斯坦留学生学习汉语中的现状,得出巴基斯坦学生在使用情态动词中产生偏误的原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三部分针对巴基斯坦留学生在使用情态动词中产生的偏误以及原因提出了从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等方面出发的相关教学策略,以期望改善教学的同时为巴基斯坦学生学习情态动词提供相应的对策,尽可能降低和减少在学习中产生的偏误,提高他们综合运用情态动词的能力。

高磊^[5]（2020）在《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文中研究指明神话,是诗歌产生的源头。神话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拓展了诗歌的取材范围。诸多诗人受到神话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借鉴和吸收神话因素进行创作,使诗歌与神话完美融合。唐诗中大量的神话典故,既起到了保存神话的作用,又增加了诗歌的浪漫效果。唐人将神话故事、神话意象、神话思维与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独特的艺术境界。本论文选取唐诗中的日月神话为研究对象,分八章进行研究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日神及日之出入神话。唐诗中的日神,既有“耀灵”“东君”“朱明”“大明”之名,又有“日灵”“阳灵”“灵晖”和“郁仪”之称。唐人应制诗中常以日喻唐皇,又与“捧日”典故融合,表达效忠、侍奉、守护君王之心。《淮南子·天文训》描绘了日行轨迹及行至之处的称谓,唐诗中常见的有“旸谷”“咸池”“扶桑”“蟠木”等日出之所和“崦嵫”“虞渊”“桑榆”等日入之处。唐诗中的“若木”有两种含义,既是东方扶桑,又是西极若木。此外,《淮南子》记述的“朏晨”“正中”“晡时”“高舂”“下舂”等日行各时段之称谓,唐诗中亦可见之,且多用其本义,表示时间。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阳乌与后羿射日神话。唐人将以“日乌”为诗歌意象,既以咏日,又以咏乌,或将二者融合,亦或以之代指太阳。因《淮南子》等古籍有“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乌尽死”的记载,又产生了“羿射九日”的神话。古籍中的“羿”形象,可归纳为三种:“实有的历史人物”“箭靶’式人物”和“神话人物”。神话之羿所为之事,与历史之羿有密切联系。唐诗中的“羿”亦不离以上三种形象。羿射九日,落入大海,是为沃焦,又称尾闾、归塘。这些意象也在唐诗中出现,用以表达不同的诗意。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羲和与驭日神话。“羲和”在古籍中有“日母”“历官”“日御”三义。三者之间互有关联,反映了神话的历史化和神话自身的演变。而“日御”之义是唐代羲和神话的主流。唐人将羲和神话意象与车、轮、鞭、辔、鞅等车马驾意象两两融合,并将“羲和驭日”典故引申化用为多种诗意表达。唐诗中的“羲和”及其相关意象,既代指太阳亦转指岁时,寄寓了时间的昼夜不停和转瞬即逝,抒发了诗人们对暮年的感喟和因时光易逝而引起的人生之叹,表达了对功成名就的追求和突破生命限制的愿望。“日车”“六龙”除了其中所含有的时间寓意之外,“日车”又衬托物之高、险,“六龙”又有“天子之驾六马”和“《易》乾卦的六爻”等义。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夸父逐日和鲁阳挥戈却日神话,二则神话本身寄寓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但唐诗在化用二典时却不独从神话本身的抗争寓意出发,而是结合诗人自身的理解,进行多种解读。夸父逐日的神话本身有“远大抱负”“不自量力”等多重寓意,唐人从不同的角度化用于诗中,表达了诸多不同的情感。鲁阳却日神话在唐诗中用作咏戈之典、咏军阵之典、咏日之典,既以之状军威之盛,又寄寓了人有回天之力和希望能驻景留时之意。而在李白《日出入行》诗中,却否定了鲁阳的“回天之力”,展现了诗人合于大道的自然观和宇宙观。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唐诗中的嫦娥与奔月神话。嫦娥又作恒娥、常娥、姮娥,其窃不死药而奔月的故事谓之奔月神话。目前可知的秦简《归妹》卦辞、《文选》引《归藏》《淮南子》等文献中均有奔月神话的相关记载,故事情节在东汉张衡《灵宪》的记载中已然完备。嫦娥的形象经文学作品的流传与修饰逐渐鲜活起来。唐人将嫦娥奔月神话中长生不死、孀居孤苦、去而无返三大主题蕴含诗中,用以抒情言志。这些诗中的嫦娥是女神的形象,并升华成为美人意象。嫦娥不仅用来比喻美人和衬托美好事物,其作为月亮的代称也在诗中出现。唐人对于嫦娥窃药之事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发,表现出多种态度。第六章是论述了唐诗中“蟾蜍”与食月诗歌。因为古人对月之轮廓无光之处的直观认识和蟾蜍的寓意,以及嫦娥奔月化为蟾蜍的神话等原因,古人认为月中有蟾蜍。故而把月蚀之时的月亮残缺,想象成因蟾蜍啮食所致,谓之“蟾蜍食月”。月有后宫群臣的寓意,故而唐诗中的食月诗常作为诗人抒发政治感慨的工具。卢仝歌行体《月蚀诗》是这方面诗歌的代表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诗中有一定数量的涉蟾蜍诗,多以“蟾蜍”代指月亮。第七章是对唐诗中“月兔”进行文化阐释。《楚辞·天问》“顾菟在腹”,王逸以“月中顾望之兔”释之,月兔神话由此而生。唐人涉月诗中常言及月兔,称之为“顾兔”“玄兔”“白兔”“玉兔”“阴兔”“金兔”等。“顾菟”之义,学术界有“月兔说”“蟾蜍说”“蟾兔说”“月虎说”四说。在唐诗中,有“月兔”“蟾蜍”两种释义。“玄兔”之称,解释了月中兔的来源,亦即“阴影说”。“白兔”寓意长寿,故唐人化用“白兔捣药”的神话入诗,借之抒情言志。“玉兔”既是“白兔”的喻称和美称,又暗指其为天上之兔。而且“玉兔”“阴兔”“金兔”之称与阴阳五行学说有一定的关联。因兔代指月,故唐诗以“兔轮”“兔钩”“兔影”“兔辉”来写月,以“乌飞兔走”形容时光流逝。唐诗中月兔的不同称谓,是我国传统文化多样化的沉淀,从中亦可窥探月兔神话的起源。第八章是对唐诗“月桂”的意象及其寓意进行探析。《淮南子》记载“月中有桂树”,《安天论》又有“月中仙人桂树”之说。唐代时产生的“吴刚伐桂”和“月落桂子”进一步丰富了月桂神话。唐人化用月中桂树的典故,以写月、咏桂、誉美人、赞贤达,或以“桂”代指月亮。又将月中桂的神话意象与科举寓意结合,使之成为了功名的象征。唐诗尤其是中晚唐诗歌以月桂喻功名者甚多,而且因“蟾宫”之说而衍生出“蟾宫折桂”的熟语。月中桂树以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情感内涵为唐人喜用,以表达对功名的追求。

魏莱^[6]（2020）在《顶级足球教练员职业素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集体性项目,足球运动集技术、战术等多种复杂因素,而教练员亦成为提升团队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在球队中往往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执教能力和理念一直备受实践者和研究者关注。中国足球在球员和教练员的培养与发展中,历来注重向“他者”学习。本文以教练员职业素质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资料调研和专家访谈,以冰山素质模式为分析视角,从知识素质、技能素质和潜在素质层面考察世界优秀足球教练员群体的职业素质,以此为对照,结合中外足球发展的背景性差异对本土足球教练员培养和发展进行比较性反思。研究发现:十位顶级足球教练员拥有职业球员经历,以低级别联赛的足球俱乐部或足球俱乐部的青训球队为执教起点,且拥有最高水平的执教执照;十位顶级足球教练员拥有世界杯冠军、欧冠冠军或联赛冠军头衔,各自具备成熟完善的、基于多年执教经验演化而成的战术体系,并且在比赛中能够灵活有效地实施;十位顶级足球教练员个性特征异质性较强,呈现出谦逊、内敛、务实、高调、固执等特征,执教年限较长。在此基础上,笔者总结得出:十位顶级足球教练员具有较强的技术指导能力、共情能力、自我认同能力和知识储备能力,各自可以设身处地的体验球员的处境,利用自己专业的足球知识为球员提供技术和情感支持;十位顶级足球教练员具有较强的战术设计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各自可以挑选适合自己战术体系的球员,并且在保留战术核心理念的同时紧跟世界足球发展趋势;十位顶级足球教练员具有领袖气质和敬业精神,各自拥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并且基于纯粹的热爱能长期坚持足球教练员工作。同时结合中外足球发展的背景性差异,对我国足球教练员的成长与培养进行反思:首先,突出足协管理权威国情化和职业化,中国足球协会可以依法充分发挥其主体优势和自主权,师夷长技并根据国情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教练员运营管理体系。在充分探究下建立“培训+互联网”的线上线下培养模式,充分地适应现代体育发展的需要,增进我国足球教练员团队的知识素质水平,使足球教练员人才队伍建设突出国情化和职业化。其次,加大注册认证严格化、社会化和培养质量的专业化,我国在足球教练员职业报考途径和资历上,可以对整个社会透明开放,博采众长,集全中国力量造就稳定强大的足球教练员团队。同时在中国足协的科学部署下,充分运用考核、评估、论证、再考核思想,以确保我国足球教练员队伍建设不仅量增且质变。最后加快我国足球教练员普及,可以将足球运动价值辐射到整个中国社会,建设足球教练员稳固的社会基础。鼓励高水平足球教练员走入基层、学校等社会集体中,通过参加足球社会实践等主题活动传播足球价值以增加足球教练员的自我认同能力,提高足球教练员的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坚定足球教练员长期执教的理想信念。

吴梦捷^[7]（2020）在《好莱坞歌舞片舞王 ——金·凯利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金·凯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成长经历、具体作品的分析,归纳其创作特点,并总结他对好莱坞歌舞片的诸多影响。作为好莱坞歌舞片黄金时期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金·凯利无疑是歌舞片走向类型化的领军人物。在他多方位、移动镜头的拍摄以及内在逻辑与气氛幻想相统一的场景、角色安排下,以舞蹈为中介塑造人物、讲述故事的歌舞片改变了电影作为二维艺术形式对人们动觉的消解,不仅拓展了电影中舞蹈表演的空间,更升华了歌舞片“娱乐至上”的本质,赋予了其表达更深刻含义的能力,真正做到了舞影融合,以舞叙事,进而为之后舞蹈影像的创作、研究提供了参考。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一代舞王——金·凯利”详细介绍了金·凯利的成长经历,并将孩童与大学时期的学舞经历与其后期舞蹈风格相关联,进而揭示其人生经历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第二章“平凡中显卓越——金·凯利舞蹈电影作品分析”,通过对金·凯利具体作品的分析,梳理总结他在不同时期对舞蹈、拍摄环境和镜头运动等方面所做突破的经验。第三章“舞、影融合新趋向——金·凯利舞蹈电影创作特点”,综合前两章的内容,并通过与歌舞片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巴斯比·伯克利和弗雷德·阿斯泰尔的对比,总结金·凯利在歌舞片中的创造性探索,以此突出这种探索对于整个好莱坞歌舞电影行业的影响。

车春红^[8]（2020）在《巴基斯坦学生汉语存现句习得偏误分析》文中提出存现句是汉语句式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句式,因为使用频率比较高,因此被归为汉语的几大句式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存现句的研究一直不断,但学界对存现句的用法及分类还存在一些争议。存现句的教学在对外汉语的几大句式教学中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国学生因其母语中没有存现句或其母语存现句和汉语存现句结构不同,在学习以及使用汉语存现句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及偏误。目前学界还没有针对巴基斯坦学生汉语存现句方面的研究,因此笔者主要针对巴基斯坦学生学习汉语存现句方面的习得情况进行问卷调查收集语料并进行偏误分析,在存现句的研究方面进行探索。本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陈述选题缘由、研究目的意义以及巴基斯坦学生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总结存现句的本体研究及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并界定存现句概念及类型。第三部分是对巴基斯坦学生问卷的答题情况做统计分析,总结巴基斯坦学生存现句偏误类型并分析产生偏误的原因。第四部分根据巴基斯坦学生汉语存现句偏误类型及原因给出相关建议。第五部分是结语,对本论文进行总结,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

彭子珍^[9]（2020）在《期刊视野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 ——以《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载文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诗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是新课改以来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当下一线中学语文诗歌教学中,存在诗歌教学内容文体特征不够明显、教学方法较为传统单一的困境。对此,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年刊载的诗歌教学相关研究论文,得出对当下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和实践的启示,从“教学什么”与“怎么教学”两个方面寻找诗歌教学困境的突破口。绪论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研究意义与创新点。其中,从教学研究、教学实践、教师发展三个角度来说明本研究的意义。本研究在期刊的视角下研究中学语文诗歌教学,这是本研究的创新点。第一章对《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年刊载的诗歌教学研究论文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在利用中国知网获取与处理论文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论文作者发文量、发文地区、发文身份的统计,分析得出,大多数研究者对诗歌教学研究缺乏持续系统性的关注,经济发达、教育环境良好的地区从事诗歌教学研究的研究者较多,一线教师是教学研究队伍中的主力军。通过对历年论文数量的统计,分析得出,在新课改以来强调关注学生发展、倡导“立德树人”的教育背景下,诗歌教学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2001-2006年载文数量逐年增多,属于“快速发展”阶段;2007-2009年载文数量逐年递减,但整体仍为发展态势,属于“减缓发展”阶段;2010-201 9年载文数量上下起伏,属于“理性思考”阶段。通过对论文类型的统计,分析得出,相对教学理念研究而言,课例研究处于弱势地位,值得加大研究力度。第二章对《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年刊载的诗歌教学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类分析。针对教学理念研究类论文,分别从诗歌教学现状、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诗歌教学现状的研究方面,研究者对诗歌教学中教师“教”的问题的关注多于对学生“学”的问题的思考;在诗歌教学方法的研究方面,对于诗歌教学方法的探讨集中在传统的诵读法、知人论世法以及“诗眼”教学法上,有关如何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诗歌的讨论较少;在诗歌教学内容的研究方面,整体而言,对于教学内容的研究少于教学方法的研究,研究者倾向于讨论诗歌教学具体的内容,缺少对如何确定诗歌教学内容的关注。针对课例研究类论文,分别以研究关注度较高的《登高》与《乡愁》为例,从“教学什么”与“怎么教学”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的教学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课例中的教学环节与教学活动进行梳理,在“教学什么”方面分析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在“怎么教学”方面分析教学活动组织与教学方法运用的可借鉴之处与不足之处。第三章在前两章对2001-2019年《中学语文教学》相关载文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教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两个方面得出启示。在诗歌教学研究方面,从研究主题出发,要加强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多元化的研究;从研究主体出发,要增强一线教师的科研意识、加强关注诗歌学术前沿研究。在诗歌教学实践方面,以部编版初中教材中的古典诗歌《登幽州台歌》和人教版高中教材中的现代诗歌《雨巷》为例,分别从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教学流程的设计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为诗歌教学实践提供参考。结语部分对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并分析了本研究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以期为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改进提供些许帮助。

胡慧娥^[10]（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二、翻译及标准纵横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翻译及标准纵横谈（论文提纲范文）

（1）光社及其代表人物摄影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国文教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以乌尔都语为母语的初级水平巴基斯坦留学生习得汉语情态动词“能、会、可以”的偏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论文提纲范文）

（6）顶级足球教练员职业素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好莱坞歌舞片舞王 ——金·凯利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巴基斯坦学生汉语存现句习得偏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期刊视野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 ——以《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载文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翻译及标准纵横谈（论文参考文献）

• [1]光社及其代表人物摄影观研究[D]. 樊航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2]论典籍术语“研究型翻译”实践方法 ——基于《吕氏春秋》及其英译本的研究[D]. 戴拥军. 南京大学, 2020(12)
• [3]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国文教材研究[D]. 赵宗梅.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4]以乌尔都语为母语的初级水平巴基斯坦留学生习得汉语情态动词“能、会、可以”的偏误分析[D]. 李坤.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5]唐诗中的日月神话论稿[D]. 高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6]顶级足球教练员职业素质研究[D]. 魏莱. 南京大学, 2020(06)
• [7]好莱坞歌舞片舞王 ——金·凯利的个案研究[D]. 吴梦捷.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1)
• [8]巴基斯坦学生汉语存现句习得偏误分析[D]. 车春红.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9]期刊视野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研究 ——以《中学语文教学》（2001-2019）载文为中心[D]. 彭子珍.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10]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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