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各派别与辛亥前夕的暗杀思潮（论文文献综述）
张雪飞[1]（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李里峰[2]（2021）在《从“主义”到“党”:政党观念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和西方的政党观念,均经历了宗派或朋党、代议制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政党观念转型与政治实践探索相互激荡的产物。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建党学说,促成了中共创建者们的政党观念转型,为建党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次将"主义"与"组织"有机结合起来,二者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最终成就了近代知识精英唤醒民众、救亡图强的理想。
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3]（2020）在《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文中认为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故长期以来,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处于中国历史上的过渡时期,因而带来近代人物评价的复杂性问题。21世纪以来,围绕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出现了两种偏向:一是贬低,甚至否定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二是拔高,甚至肯定近代中国开历史倒车的落后人物。这两种错误倾向,值得学术界加以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有过深刻而全面的阐述,对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做了经典性评价,树立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标准。故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全面掌握翔实而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对近代着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为此,本刊邀请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四位权威学者,对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进行专题探讨,以期推动更多学者作深入思考。
雷月荣[4]（2020）在《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文中认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是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教育思想体系中一颗尚待开采的明珠。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健全独立人格的培育,倡导通过个人改造与社会制度改造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格的建构。当前社会道德建设仍存在一种忽略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和责任精神的价值取向,仍存在一种重视人的改造,忽视制度建设的“单项决定论”倾向。历史上那些被猛烈批判过的国民素质问题,亦或国民劣根性问题如今在国人身上仍然有迹可寻。可以认为,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对于改革学校道德教育,对于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提高国人素质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造就健全独立人格的现代人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终极目标。健全独立人格主要表现为独立批判态度、自由冒险精神与责任意识。胡适基于健全独立人格,在国民性批判、国民性建构、国民性改造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阐释。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经由对“国民”的批判发展到对“人”的批判,最终形成了以“个人本位”的国民性改造内容。培养个人本位意识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核心内容,据此,胡适对女子问题、贞操文化、传统孝道、封建礼俗、家族个人主义等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理想国民性的建构上,经由“现代国民”到“现代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健全独立人格”的国民性改造目的。“健全独立人格”是胡适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基点与目标归宿,它要求现代人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个人“要有自由意志”,其二,个人须“当干系、负责任”。在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上,经由“单项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制度与人”的双向互动国民性改造途径。双向互动改造包括以教育、文学为主的“人的改造”和以“民主制度”为主的“制度改造”两个方面。而民主制度的改造思路重点体现为民主制度之“民主”基础、“人权”核心、“宪政”实质、“法治”表征、“渐进改良”过程及“个人权利与自由”目的等方面。同时,胡适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改造路径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改造路径进行了有针对性、有力度的批判。“国民性改造问题”根本上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包括两大关键主题:其一,国民性改造的“立国”与“立人”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中的“集体”取向和“个人”取向问题;其二,国民性改造的“单项”和“双向”路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前者关乎“造就什么样的人”,后者关乎“如何造就这样的人”。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勾勒出一条以“权利与责任”为旨要,以“双向互动”为路径的具有重大现实价值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实现了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但是,由于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在方面体现为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近代中国面临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胡适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不自觉带入了民族、国家意识,他一方面宣扬“个人价值”,试图“解放个性”,另一方面迫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任务,其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更多是强调强国护民,“解放个性”被弱化。二者的两难兼顾成为了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大悖论。内在方面体现为中国自由主义自身问题: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由西方引入,而非本土生发;改造主体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改造方式以批判为主调,建设性较弱；实验主义自身内在限度等。当前,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基于对中国人现代化的现状分析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整全性阐释,并且立足当前我国教育的实践,一种依循于健全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理念应该成为未来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关注对象。
毛自鹏[5]（2017）在《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文中研究表明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解放史。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不断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过程。在这部解放史上,五四时期无疑是一个大写、特写“解放”二字的突出时期。五四时期求解放的渴望和思索可以说到了最深层次,也可以说最艰难、最焦灼、最痛苦;呼唤、发现“人”,也最直白、最突出、最强烈;而思考解放的出路又显得很模糊、很复杂、很彷徨。可以说“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命题是五四时期最直接、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进一步加深的环境下中国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且体现出更注重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体现出从个人的解放到工农大众整体解放的转折和趋势。五四时期追求“人的解放”,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决定了五四人在寻求“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同时,面临更大、更紧迫的生存挑战和社会责任,即要尽快应对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双重任务。这与西方有些不同,反映了五四人寻求解放问题的急迫。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 300年左右的时间;而在中国五四时期,从思想启蒙到大革命却只有短短12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独特的现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这样大的急剧性变化,是值得思考的。它经历的阶段、演变的逻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经验与启示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有力地回击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五四观。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大抵经过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隐含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否定线索,即否定北洋军阀的统治,否定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一条是肯定线索,即寻找平民（国民、联合阶级）这个历史主体,以“、平民主义”的思想路线建构“民治政治”、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思路是:必须启蒙平民、国民或工农大众,联袂资产阶级,以民众的大联合,并组织政党推动国民革命,走民众起来革命、以民治政治替代武人政治、建立自己的国民政府的新路子,从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最终在社会主义中获得个人的解放。他们努力为之的,正是完成“否定—替代—建构”任务。本文第一章总体上描述上述两大主线索,分析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出场、五四人的生活境遇和寻找解放的出路。欧洲一战的资本主义的落败现象与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比,以及他们的对华态度,使时人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和前景。社会主义成为五四人向往的社会,也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和时局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经历了“人的发现”、“社会改造”、“国民运动”、“组织政党”、“国民革命”这五个阶段,文章分别以这五个阶段为关键词,通过五个章节展开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人面对时局急速变化的应对之策。这就是通过寻找“新人”主体,启发政治觉悟,在社会改良尝试失败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社会革命,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与国民党合作,组织国民参与政治运动,进行国民革命,开展政治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个人解放融入到阶级、集体主义的解放中,是这个过程的一大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启蒙与救亡交织在一起,五四不是单一的文化启蒙或文化现象,它更多的是政治启蒙和革命运动,“人的解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文化现象的主线。因此研究五四需要跳出庞杂而迷眼的就文化谈文化现象,不为所谓的“五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和奇特的“哈姆雷特”现象所迷惑。五四人探索“人的解放”,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明确的,是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五花八门,这也说明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多岐性。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人的解放”悖论,一方面是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异化。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启示我们不能重复走资本主义的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五四人的艰难探索开启了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梦想追求,五四时期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历经艰辛的同时也取得了显着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有着美好的前景。今天我们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四个自信”继续前行,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五四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世界梦。
周叶飞[6]（2013）在《“共和”中的政治报 ——以“竖三民”为中心(1909-1913)》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紧扣“共和”这一晚清政治思想史的“中坚概念”,考察“竖三民”以代表的中国政治报刊如何在思想和行动因应“共和”这一政治现代性话语,并试图在报刊舆论的格局中,展示出“共和”在近代中国展开的复杂图景。论文从“竖三民”的个案出发,梳理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特别是《民立报》从革命时代的“排满”鼓吹,经由共和转折以后,在身份定位、政治认同以及报刊实践机制所带来一系列的转换,以及这种转换所引致的政治纷争。在“共和时刻”,《民立报》以“东方太晤士”作为其共和想象的重要维度,并在具体的报刊实践中,试图展示出这样的共和文化：独立的身份、公共的论坛、理性的论说,将共和的原理作为其政治判断的准绳。期间,激进的“革命”文化政治显示出其强大的叙述霸权,《民立报》旋即号召“革命再起”,显示出其中转换的艰难。而《民立报》艰难转型,同样提示了共和在近代中国的曲折。随着袁世凯威权政治的确立,政治报刊也因之面临分化：部分政治报刊特别在北京的政治报刊,因为政治高压呈现出消极的生存策略；革命党派系的报刊积极构建党性,强化喉舌身份；以《甲寅》杂志为代表,则开始国民性层面反思“共和”,这种文化转型与启蒙回归,是新文化运动的初声。
兰梁斌[7]（2013）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中国三大主流思潮之一。它的产生、演变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紧密联系,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因素和西方刺激结合的产物,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潮流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自由思想,但这与近代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明显不同。儒家强调主体自觉、道德自由,道家追求自然而然,禅宗强调主体自觉、精神自由等,而近代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基本权利、理性自主等,展现了现代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思想有助于弥补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很多不足,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中孕育了丰富的自由思想因素,表现出一些现代性,与现代自由思想有相通性,反映了现代自由观是在反专制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但又与现代自由存在差距,早期启蒙思潮没有形成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体系。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要求现代化的重要因素。19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思想不断输入中国,自由、民主、议会、权利等现代观念逐渐在中国生根,自由等现代观念的成长是20世纪初包括自由主义思潮在内的现代中国思潮产生的基础。严复、梁启超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派主要宣传英美改良自由主义思想,革命派积极宣传欧洲大陆以卢梭为代表的革命自由主义思想,二者在自由观、改造社会的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分歧。西方两种自由主义传统在辛亥革命前夕都有传播并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时期,之后一部分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继续坚持渐进改良的自由主义,胡适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五四运动后,英美自由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一大批受到杜威、拉斯基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并通过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二、三十年代的各种论战,二十——四十年代以《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为阵地谈人权、谈政治的思潮,乃至四十年代以民盟为代表的组党参政等等,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多个层面,而思想和影响上胡适和储安平是典型代表。民国时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从思想上来说明显不同于辛亥革命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严复主要宣传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而胡适等人主要宣传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主义影响,比如四十年代对经济民主的普遍强调便是典型例子。四十年代自由主义者力图通过舆论干政或组党参政等方式,避免内战走和平建国的“第三条道路”,但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自由主义也昙花一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兴起了一股以批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传自由民主,以《自由中国》为阵地的自由主义群体,代表人物是胡适、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殷海光主要受到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夏道平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广泛宣传。晚年殷海光举起反思的旗帜,反思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问题,反思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其学生林毓生、张灏、陈鼓应等继续对中西文化双向反思。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末大陆出现了一股新的自由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慎之、徐友渔等,他们通过与新左派的争论,重新诠释了自由、民主等自由主义核心观念。对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等观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如严复、梁启超强调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是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强调经济民主,主张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同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有相同点,也不完全相同,比如主张经济民主是大多数民国时期自由主义者的特点,但在民主与独裁、政党政治等方面又明显不同,胡适明确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但反对政党政治,而蒋廷黻主张实行专制政治,张佛泉等自由主义者强调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即使同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民主、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有人生的变化,比如胡适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能够纠正自由主义的不足,是未来世界的方向,但50年代则表示忏悔。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最能体现思想逐渐深化的过程。这表明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必须以代表人物的研究为核心,通过严复、梁启超、胡适、储安平、殷海光等展现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深化过程。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是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中国人的不懈追求。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国家观经历了国家有机体论、积极国家到国家工具论的演变,明显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在传统观方面,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经历了严复、胡适、殷海光与林毓生等曲折演变,由质疑、批判走向理性反省。自由主义者认为传统与现代存在差异,但传统是自由主义生长的根基,传统文化中具有与自由主义思想沟通的内容,自由主义传统观的进展与自由主义的自身理论进展相互促进,但是他们观察传统的权利民主、科学至上理念以及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改良方式受到同时的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挑战。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时代课题和民族文化,使得中国自由主义并不是西方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中国的特点,比如西方自由主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演进变化的,而中国自由主义不具备这种历史条件,既要反对封建统治,还要面对民族危亡造成他们一面强调个人权利,一面又力图实现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协调,强调己轻群重,带上了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由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不适合自由主义,加之自由主义本身理论和实践的缺陷导致了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他们最根本的失误在于对近现代中国国情的核心农民的主体力量缺乏深入认识。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虽在政治上以失败而告终,但在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通过学术与舆论改造政治和社会、为现代中国政治提供思想资源等方面也具有一定贡献。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要能成为中国改革和进步的积极力量,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注重研究中国国情,还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找到自身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点,而不是仅仅空谈抽象普遍的原则和简单移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唐静[8]（2013）在《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做出过重要的探索,他的宪政思想及其演变历程不仅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宪政思想的总体趋向,其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更集中展示了近现代中国宪政思想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在介绍梁启超宪政国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并梳理其学术渊源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梁启超的国家观念和宪政主张形成与转变的思想历程,力图揭示其思想的意义、局限及其现代启示。1902年前后,梁启超放弃了“天下大同”的理想,转而认同民族国家为最高的人类团体,自此,梁启超的近代国家观在总的取向上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变,这两次转变将其思想历程基本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即1902年前后,梁启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内接受和改造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以期在宪政民主的理念和制度框架中实现国民与国家的同一性,激发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感和铸就国民的共同意志,其思想表现出多种倾向并存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中期,即1903—1917年,梁启超放弃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转而接受德国国家理论,以此解除了前期思中潜在的人民“公意”对于国家目标的制约与规范,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下,借用国家有机体学说重新解释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明确了国家主义的立场。此时,个人、宪政制度在实质上都成为国家追求其目标的工具,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家的生存和富强成为首要的目标。后期,即1918年以后,基于民初共和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以及对一战后欧洲的考察,梁启超认识到达尔文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的危害,在国家观上,以世界主义的价值关怀重新确立了对国家的价值规范与约束。梁启超一生追求在中国实现立宪政体,但他却从来没有从西方宪政原有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来构想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是世界主义这种集体性、整体性的目标追求中,工具性的宪政制度并不能成为有效的手段,所以对民主的追求不可避免地超越了宪政的制度建设,而对人的思想和道德的改造就始终成为其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追求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梁启超在政治改良的路线方面,在全民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多次转变,但实际上在全民主义的政治路线中始终潜伏着精英先进的自我意识和圣贤崇拜的倾向,这种圣贤崇拜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进一步发展为对权威主义的期盼和依赖。所以梁启超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总是不稳定的。梁启超多变的思想历程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启示。“国家”作为一种具有垄断性武力的政治组织,在规范意义上必须受到某种更高价值的约束,否则国家就会成为失却灵魂的“权力机器”,完全背离人们组建国家的本意。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为了促进人群的安全、保障公共生活、仲裁人们之间的纠纷而产生的,它不是为了发扬特定的文化传统、或实现特定的集体目标而存在的。所以,虽然在当今世界,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仍然是绝大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但是现代国家的建设还有着更加确切的内容,即现代性价值取向的确立以及宪政制度的建设。而只有在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宪政的制度建设才能获得动力和持续性的机制；只有把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传统的伦理规范区分开,宪政的价值维度才有可能真正得以确立。
顾瑞雪[9]（2013）在《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文中提出本文题目定为“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将清末社会与文学的转变与废除科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结合,试图从科举废除的角度对这段时期士人与文学的发展变化加以阐释。文章尝试解决以下四个问题：科举废止前后,“士”阶层对科举改革的态度与反应；“士”的社会地位及心理的变化；晚清文人社会地位与精神状态的变化对文学创作的作用和影响；科举文体对晚清文学发展的影响；科举革废对晚清社会与文学转变影响与意义的价值判断。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探究科举革废的深层原因,剖开这个影响巨大的“文化的断裂,社会的转型”的真实面目,尽可能还原20世纪前后晚清中国士人与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实,发掘清末政治历史的变化给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带来的影响。文章上编借鉴《史记》以“以‘本纪’为经,以‘列传’为纬”的结构布局方法,第一章以慈禧与光绪皇帝的政治活动为纲,梳理了晚清科举制度革废的基本发展状况,将其作为全文论述的整体文化背景。第二章论科举改革的上层士大夫,较为全面地观照了作为科举制度高层受益者对改革科举的态度,以及他们在废除科举后所做的善后与文化补救工作。第三章论述科举社会的中层士绅,先述康梁等激进改革者变革科举的呼声,再论严复、叶德辉、曾廉等人,以及科甲出身的翰林院学士等士人群体对改革科举的不同或同中有异的声音,试图在同一阶层士人的对比中,凸显科举改革的现实意义。第四章论述科举社会中以科第作为人生追求的下层知识者和主动疏离科举的知识阶层,他们（尤其是前一类）占据了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形成了整个科举金字塔的庞大底座。在乡村教育的萎缩和中国教育制度艰难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心理变化,能够最直接地触及到科举制度最真实的层面。下编以科举革废对文学的影响为论述中心。第五章总论晚清科举革废前后文人文学的发展情况。科举的革废使文学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心理情感等方面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进而影响向到当时的文学创作,“革新”与“守旧”、“雅洁”与“通俗”的交锋贯穿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报刊、杂志等现代传播媒介的盛行,促使晚清文学的创作内容和创作方式等方面也日趋多样化,晚清小说也精粗杂陈、泥沙俱下,展示了转型时期文学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第六、七章重点论述晚清散文和诗歌,紧紧围绕二者与科举文体的密切关系而展开。作为明清文学最大的文学生态,科举对文学的影响不言’自喻。虽然八股文在晚清时期被指斥为国弱民贫的“根源”,时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八股文对散文的影响仍然明晰可见。试律诗对诗歌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对诗歌体制、语言、音韵等方面的规范外,对“雅”风格的追求仍然昭示着古典诗歌的强大魅力。古近体诗歌的创作一方面遵循着古典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努力克服乾嘉以来的“轻脱”、“纤佻”诗风,同时又转益多师、熔铸百家,自成面目；另一方面则不断向外拓展,试图援引外国名词、景物入诗,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新诗”风貌。不同文体的文学创新,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展示出不同的面目,经验足以给后人吸取,教训亦足以给后人借鉴。第八章回应全篇,揭示晚清以来西方“进化论”观点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生硬切割与剪裁,反思清末以来“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视角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武断与遮蔽,主张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中国晚近以来的文学、文化事件。
黄滔[10]（2013）在《原杀：清末革命派暗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不仅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其余风流变也对民初的政局震动颇深。暗杀的兴起,源于对俄国虚无党人的艳羡与模仿,而其与无政府主义的接榫乃是清末已有的“破坏主义”思想。中国传统的“任侠”文化,为暗杀活动提供了文化基础和思想与行动上的规范。革命党人的暗杀理念还与“文明革命”、“自杀”、“流血崇拜”等一度在当时新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的思想相纠缠,并产生出暗杀的“公理”。在武昌起义成功,临时政府成立,满洲贵族退位之后,失去了“公理”的暗杀变的“名不正而言不顺”。在民国初年,暗杀失去了“公理”的制约,完全蜕变为政治权谋的工具,对民初的政治及以后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资产阶级各派别与辛亥前夕的暗杀思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资产阶级各派别与辛亥前夕的暗杀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从“主义”到“党”:政党观念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论文提纲范文）
| 政党观念的历史渊源 |
| 从甲午到辛亥的政党论述 |
| 党派运动与国民运动 |
| 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 |
| 以俄为师的建党主张 |
| 结语：主义型政党的诞生 |
（3）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唯物史观与民国历史人物评价思考 |
| 一、评价民国人物的几个基本原则 |
| 二、几个民国人物的评价 |
| 三、余韵 |
| 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 |
| 一、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 |
| (一)时代及地域的背景 |
| (二)家族与家庭的背景 |
| (三)教育的背景 |
| 二、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 |
| 三、关注重要的人际关系 |
| 四、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 |
| 五、阶级分析与人物评价 |
| 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以梁启超为中心 |
| 一 |
| 二 |
| 关于客观评价近代商人的几个问题 |
| 一、近代商人有无政治思想和政治追求 |
| 二、不宜简单贴上大商人与中小商人标签并作出不同评价 |
| 三、如何客观看待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的表现 |
（4）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历史资源:众多历史先贤国民性问题探索成果 |
| (二) 现实关照:社会转型背景下国民素质提升需求 |
| (三) 认知盲点:“熟悉的陌生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胡适思想研究概况 |
| (二) 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 |
| (三)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主要论题 |
| (四)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演进与形成 |
| 一、胡适生平 |
| (一) 绩溪岁月(1891—1904):“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
| (二) 上海求学( 1904—1910):“受到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
| (三) 美国留学(1910——1917):“杜威教授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学者之一” |
| (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1926):“新文化运动领袖” |
| (五) 大革命时期(1926—1930):“人权的斗士” |
| (六) 抗战前夕(1931——1937):“战乱阴影下的北大文学院长” |
| (七) 抗战期间(1937——1946):“驻美大使” |
| (八) 内战时期(1946—1948):“北大校长” |
| (九) 落日余晖( 1949—1962):“坚持为自由而战的老斗士” |
| 二、背景:从民族危机到文化自觉 |
| (一) 辛亥革命后的文化反思思潮 |
| (二) 新民派先驱者的思想渗透 |
| (三) 留美求学后认识深化 |
| 三、溯源:从中国传统到西方文化 |
| (一) 隐性的暗合:传统文化的影响 |
| (二) 显性的自觉:西方文化的影响 |
| 四、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 上海求学(1904-1910):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发轫时期 |
| (二) 留美七年(1910-1917):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步形成时期 |
| (三) 归国以后(1917—1962):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深化时期 |
| 第二章 国民性批判:从“国民批判”到“人的批判” |
| 一、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及相关概念分析 |
| (一) 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历程 |
| (二) “现代国民”、“现代人”等概念分析 |
| 二、“无国民意识”: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立足救亡而兼顾启蒙”:20世纪前后国民性思想基本格调 |
| (二) “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留美前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三、“无个人意识”: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对国民性的批判 |
| (一) “超越贤妻良母”:对女子问题的批判 |
| (二) 人格应该高于贞操:对贞操文化的批判 |
| (三) “父母无恩”:对传统孝道的批判 |
| (四) “无后主义”:对家族个人主义的批判 |
| (五) 丧礼改革:对封建礼俗的批判 |
| (六) 对“时间观念淡薄、懒惰、知足”等劣根性的批判 |
| 第三章 国民性建构:从“现代国民”到“现代人” |
| 一、“现代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理想 |
| (一)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0世纪前后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 “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国民”:留美前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二、“现代人”:留美及归国后胡适国民性建构理想 |
| (一) “健全独立人格”:“个人有自由意志”与“个人当干系、负责任” |
| (二) 真假个人主义辨析 |
| 三、“健全独立人格”的具体表现 |
| (一)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须有独立批判的态度 |
| (二) “造就有意义的新生活”:须有自由冒险的精神 |
| (三) “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须有与社会协进的观念 |
| 第四章 国民性改造:从“单向决定论”到“双向互动论” |
| 一、“单向决定论”:留美前胡适“思想革新”式个人改造 |
| (一) 从新民派到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 “人的改造”:留美前胡适国民性改造路径 |
| 二、“双向互动论”:留美及归国后“制度与人”双向互动式改造 |
| (一) 人的改造:教育与文学 |
| (二) 制度改造:民主制度 |
| 三、新文化运动后期对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批判 |
| (一) 对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批判 |
| (二) 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批判 |
| 四、留美前后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转变之原因 |
| (一) 社会价值的近代转换 |
| (二) 所处时代的主要矛盾不同 |
| (三)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 |
| (四) 留美前后胡适受教育经历不同 |
| 第五章 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局限及教育启示 |
| 一、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贡献 |
| (一) 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思和超越 |
| (二) 对国家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平衡和弥合 |
| 二、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限度 |
| (一) 外在:现代性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两难兼顾 |
| (二) 内在:中国自由主义内在问题 |
| 三、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 中国人的现代化仍未完成,国民劣根性仍有迹可寻 |
| (二) 培养合格公民:中国人现代化之集中体现 |
| (三) 公民性: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主要特征 |
| (四) 公民教育: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之实践路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的总命题: 否定、替代与建构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命题的出场背景 |
| 一、近代以来学习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的失败 |
| 二、尊孔复古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 |
| 三、甲午战后新兴知识分子的出现 |
| 第二节 五四时期人的生存危机的加剧 |
| 一、北洋军阀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 |
| 二、民众的生活苦况与失望的加深 |
| 第三节 对十月革命、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一、对苏俄十月劳农革命的逐步接受 |
| 二、对平民主义、民治政治的希冀 |
| 第二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一: “人”的发现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人”的发现的铺垫 |
| 一、激烈反传统与“人”的发现 |
| 二、文学革命与“人”的发现 |
| 第二节 探索的核心: “人” |
| 一、“人”的发现的主要内容 |
| 二、“人”的发现观念评析 |
| 第三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二: “社会改造” |
| 第一节 从“人”的发现到“社会”的寻找 |
| 一、从“群”到“社会”的演变 |
| 二、“人”的发现转向“改造社会” |
| 三、各种“主义”的兴起与新型社会团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另造“社会”的实践与失败 |
| 一、工读互助主义 |
| 二、新村主义 |
| 第三节 改造上层政治的理论构想 |
| 一、“好政府”主义 |
| 二、联省自治、联邦制 |
| 第四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三: “国民运动” |
| 第一节 从“党派运动”、“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变 |
| 一、辛亥后“党派运动”的失败 |
| 二、“社会改造”向“国民运动”的转向 |
| 三、对国民政治觉悟的呼吁 |
| 第二节 国民运动的主要内容 |
| 一、民权(女权)运动同盟 |
| 二、废督裁兵运动 |
| 三、非基督教运动 |
| 四、国民会议运动 |
| 第五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四: “组织政党” |
| 第一节 从国民运动到组织政党的思考 |
| 一、国民运动的发展到组织政党的需要 |
| 二、“非党”与“造党”的争论 |
| 三、集合高素质的党员 |
| 第二节 新型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合作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探索 |
| 二、国民党改组 |
| 三、国共合作 |
| 第三节 部分知识精英的追求 |
| 一、鲍明钤对欧美政党政治的追求 |
| 二、梁启超对代议政治的追求 |
| 第六章 五四时期“人的解放”探索阶段之五: “国民革命” |
| 第一节 国民运动向国民革命的转变 |
| 一、国民运动转向国民革命 |
| 二、“国民革命”思想的发展 |
| 三、国民革命的积极推动作用 |
| 第二节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 一、国民党对领导权的争夺 |
| 二、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认识 |
| 三、“人的解放”与革命领导权 |
| 第七章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人的解放”悖论与“社会主义”的解困之道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悖论 |
| 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成就 |
| 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的解放”困境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的解放”之思 |
|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与对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现象的批判 |
| 二、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解放”的关注与诠释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应变之道与“人的解放”之路 |
| 一、五四时期“人的解放”多方探索与“社会主义”的应然之道 |
| 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增强“四个自信”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共和”中的政治报 ——以“竖三民”为中心(1909-19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共和时刻 |
| “世局统统归共和” |
| 并非自明的“共和”：跨语际的视角 |
| “共和”的理论变量和政治报刊的实践 |
| 学术史回顾 |
| 论文结构 |
| 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 |
| 第二章 走进革命的世纪 |
| 第一节 “革命”话语的现代性及其在近代中国的翻转 |
| “革命”的西学源流 |
| “革命”的近代翻转 |
| “革命”的多变繁复 |
| 第二节 话语、结构与社会变迁：革命如何可能? |
| 中国政治报刊的成长 |
| 近代政治观念的社会化 |
| 革命观念的传播 |
| 科举废除以后：清末社会结构变迁 |
| 第三章 革命、排满与社会动员：“竖三民”与晚清政治转型 |
| 第一节 “革命”理论的冲突与调适 |
| 革命的限度 |
| 立宪：国会请愿运动中的政治理性 |
| 革命理论的冲突：《民立报》与同盟会中部总会 |
| 第二节 作为政治动员的“排满”：话语建构与论述策略 |
| 语言性问题：尚“高古”与招“国魂” |
| “残山剩水”：历史记忆的复活与重构 |
| 革命军起：制作“复仇”话语 |
| 第四章 “东方太晤士”：《民立报》的去政党化与共和想象 |
| 第一节 “去与政府为敌”：《民立报》政治主体意识的成长 |
| 身份意识：“去与政府为敌” |
| 主笔章士钊 |
| 公共性的想象：《民立报》的讨论性质 |
| 第二节 身份认同的困境：《民立报》被围攻的前前后后 |
| 章士钊出走：“党报也,奈何使非党人持之” |
| 范式对抗：“以学理触党旨” |
| 从“记者俱乐部”到“国民党新闻团”：同盟会(国民党)新闻统制之初步 |
| 第五章 民初中国政治报刊的转型与分化 |
| 第一节 “共和”的实践与表达：《暂行报律》事件中的南京临时政府与上海报界 |
| 并非“意外”：《暂行报律》出台 |
| 报律：共和现实与共和程序 |
| 报界抗争：消极自由的偏向 |
| 第二节 再造共和：政治报刊的可能性路径 |
| 重构党性：“宋案”与《民立报》“革命之再起” |
| 从“制度之问”到求索“自觉心”：侧重于《甲寅》杂志的讨论 |
| 结语 |
| 征引、参考文献 |
| 后记 |
（7）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第一节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 第二节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现状评析 |
| 第三节 从西方自由主义到中国自由主义 |
| 一、西方自由主义的分类、演变及核心观念 |
| 二、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演变历史、核心观念和主要特点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自由观的特点与现代思想因素的成长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自由观的特点 |
| 一、儒家的自由观 |
| 二、老庄的自由观 |
| 三、佛教的自由观——以禅宗为中心的探讨 |
| 四、儒释道自由思想的主要特点及价值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潮中的自由思想因素 |
| 一、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的理论根据 |
| 二、早期启蒙时期明清社会的变化 |
| 三、早期启蒙思潮的概况 |
| 四、早期启蒙时期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因素 |
| 第三节 西学东渐与西方现代观念输入：以自由为中心的探讨 |
|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自由主义的萌芽 |
| 第一节 改良派对自由主义的介绍 |
| 一、严复、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二、严复、梁启超的自由观 |
| 三、严复、梁启超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
| 四、严复、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特点 |
| 第二节 个人权利与民族自由：革命派对自由的理解 |
| 第三节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实践及其破产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概论 |
| 第二节 理想与现实的紧张——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 |
| 一、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
| 二、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 |
| 三、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 |
| 四、胡适的自由观 |
| 五、民主与宪政思想 |
| 六、渐进变革：自由主义的实现方式 |
| 七、容忍与自由 |
| 第三节 四十年代《观察》群体的自由主义思想 ——以储安平为中心的考察 |
| 一、《观察》周刊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 |
| 二、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 |
| 第四章 殷海光与海外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延续 |
| 第一节 极权时代的自由卫士——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 |
| 一、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
| 二、殷海光的自由主义观 |
| 三、殷海光的自由观 |
| 四、在手段与价值之间：殷海光的民主观 |
| 五、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成就与不足 |
| 第五章 9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简论 |
| 第一节 世纪末自由主义思潮重新登场 |
| 第二节 中国问题的解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
| 第六章 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国家观 |
| 一、从国家有机体论、积极国家到国家工具论的转变 |
| 二、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 |
| 三、国家的职责、目的和国家的权限 |
| 四、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 |
| 五、自由主义国家观的特点 |
| 第七章 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观 |
| 一、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观的演变 |
| 二、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论传统与现代的差异 |
| 三、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论传统的现代性因素 |
| 四、传统观与自由主义自身理论的相互促进 |
| 五、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观的评价 |
| 结论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让自由主义者自己说话 |
| 第二节 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地位 |
| 一、历史定位 |
| 二、造成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中国政治上失败的原因分析 |
| 三、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影响 |
| 四、中国自由主义思潮未来可能的作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研究梁启超的基础性文献资料 |
| 二、关于梁启超的国家观的研究 |
| 三、关于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研究 |
| 四、关于近代中国思想转向的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国家与国家理论 |
| 二、宪政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特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特点 |
| 第二章 晚清社会的危机与政治改良思想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入侵对晚清社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政治改良思想的发展 |
| 一、19世纪前期的学术转向 |
| 二、晚清政治改良思想的发展 |
| 三、清末立宪思潮的兴起与宪政运动的开展 |
| 第三章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早年的学术背景与经世旨趣 |
| 一、弃帖括而治训诂,弃训诂而治今文经 |
| 二、发大同义理,树经世职志 |
| 第二节 戊戌前夕的“民主”思想和改良主张 |
| 一、绌荀申孟,传教救世 |
| 二、中西学并重,以政学为主 |
| 三、合群竞争,发“民权论” |
| 四、肯定私欲,是“动”非“静” |
| 五、变科举兴学校,鼓动湖南自立 |
| 第三节 梁启超达尔文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形成 |
| 一、对近代自由观的体认与强权-自由观的形成 |
| 二、梁启超进化史观的发展 |
| 三、梁启超基于进化史观对于世界历史的理解 |
| 第四章 梁启超宪政国家思想的形成与转变 |
| 第一节 国民主义国家观的形成与君主立宪思想的提出 |
| 一、世界大势与中国的出路 |
| 二、民族主义与国民主义国家观的形成 |
| 三、《新民说》对西方权利自由观的误读 |
| 四、以“限权”为特征的虚君立宪主张 |
| 五、小结：国民主义国家观时期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特点 |
| 第二节 国家观的转变与宪政的工具化 |
| 一、由国民主义转向国家主义 |
| 二、宪政的工具化和具体的制度构想 |
| 第五章 民初梁启超的宪政主张及其实践 |
| 第一节 民初梁启超的宪政主张 |
| 一、世界的国家与强有力之政府 |
| 二、政党政治与“中坚阶级”论 |
| 第二节 民初梁启超政治实践的失败及其思想的内在困境 |
| 一、民初梁启超的政治实践 |
| 二、民初宪政建设的整体失败 |
| 三、梁启超宪政国家建构方案的内在困境 |
| 第六章 “欧游”后梁启超宪政思想的转向及其启示 |
| 第一节 “欧游”的观察与反思 |
| 一、“欧战”的根源与战后的国际大势 |
| 二、“欧游”引发的反思 |
| 第二节 普世文明的重构与宪政主张的转变 |
| 一、心体论与个人、国家、世界之关系的重构 |
| 二、义利观与对社会主义的态度 |
| 三、转向全民民主与地方分权 |
| 第三节 梁启超思想转向的意义及其启示 |
|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梁启超思想转向的意义与局限 |
| 二、梁启超宪政国家思想转变历程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科举取士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代科举制度概略 |
| 第三节 晚清社会及科举制度的研究现状 |
| 一、研究现状 |
| 二、选题设想 |
| 上编晚清科举与社会 |
| 第一章 科举制度的最高维护者与改革者 |
| 第一节 慈禧：晚清的实际统治者 |
| 一、慈禧的个人气质与晚清的政局 |
| 二、慈禧对科举改革的认识和影响 |
| 第二节 借法图强：新形势下的焦灼与自救 |
| 一、“八股无用论” |
| 二、甲午战争后晚清自救图强的风潮 |
| 三、戊戌变法中的科举改革 |
| 第三节 1905年：科举的废除 |
| 一、科举改革的加速度运动 |
| 二、善后与补救 |
| 第二章 科举社会的上层士大夫 |
| 第一节 维护科举制度的中坚力量 |
| 一、“药方只贩古时丹” |
| 二、维护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
| 第二节 改革科举的主力军 |
| 一、兴学堂的建议与实施 |
| 二、张之洞与新式学堂 |
| 第三节 对儒学的保护与拯救 |
| 一、张之洞与晚清科举改革 |
| 二、存古学堂及其他 |
| 第三章 科举社会的中层士绅 |
| 第一节 改革科举的中层士绅 |
| 一、康梁的科举改革思想 |
| 二、严复的科举观及其反思 |
| 第二节 科举改革中的“守旧者” |
| 一、八股文的社会功能 |
| 二、反对科举改革者 |
| 第三节 废科举后中层士绅的选择与出路 |
| 一、翰林学士的没落与分流 |
| 二、投身实业 |
| 第四章 科举社会的下层士人 |
| 第一节 科举废止前后的童生、秀才和其他 |
| 一、传统读书入仕观念的沿续 |
| 二、塾师或教官 |
| 第二节 留学生与主动疏离科举者 |
| 一、晚清留(游)学生 |
| 二、疏离科举者 |
| 第三节 乡村教育的萎缩与中国教育制度的艰难转型 |
| 一、传统乡村教育 |
| 二、新式学堂教育 |
| 下编 晚清科举与文学 |
| 第五章 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文士与文学 |
| 第一节 文人的身份构成及其衍化 |
| 一、游幕及教职 |
| 二、从“卖文”到“报人” |
| 第二节 晚清小说的兴盛与科举革废 |
| 一、晚清娱乐小报的创作倾向 |
| 二、晚清小说与科举革废的关系 |
| 第六章 科举废止前后的散文 |
| 第一节 八股文与晚清古文 |
| 一、八股文与古代散文 |
| 二、八股文与桐城古文 |
| 三、晚清古文与科举革废 |
| 第二节 策论与古文的关系 |
| 一、历史上两次重视策论的科举改革 |
| 二、策论对散文的影响：北宋与晚清相比较 |
| 第七章 科举革废前后的诗歌 |
| 第一节 清代科举试律诗与诗歌之关系 |
| 一、清代试律诗与八股文 |
| 二、试律诗与古近体诗 |
| 第二节 光宣诗坛的创新与模古 |
| 一、光宣诗坛总貌 |
| 二、晚清诗歌的创新 |
| 三、晚清诗歌的模古与科举革废 |
| 第八章 结语：风物长宜放眼量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原杀：清末革命派暗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1.2 ：学术史回顾与讨论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清末革命派暗杀风潮的缘起 |
| 2.1 ：“以俄为师”的第一次尝试 |
| 2.2 ：侠风唤起暗杀潮 |
| 第三章 ：暗杀与革命 |
| 3.1 ：暗杀与“文明革命”的想象 |
| 3.2 ：暗杀与自杀：暗杀者的革命心态 |
| 3.3 ：暗杀与“流血崇拜” |
| 第四章 ：暗杀的结束与持续 |
| 4.1 ：名不正则言不顺：暗杀时代的终结 |
| 4.2 ：暗杀的流变及其对民初政治的影响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资产阶级各派别与辛亥前夕的暗杀思潮（论文参考文献）
-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2]从“主义”到“党”:政党观念转型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 李里峰. 江海学刊, 2021(02)
- [3]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J]. 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 史学理论研究, 2020(06)
- [4]胡适国民性改造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 雷月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5]五四时期探索“人的解放”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从“人的发现”到“国民革命”[D]. 毛自鹏.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1)
- [6]“共和”中的政治报 ——以“竖三民”为中心(1909-1913)[D]. 周叶飞. 复旦大学, 2013(01)
- [7]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研究[D]. 兰梁斌. 西北大学, 2013(02)
- [8]梁启超宪政思想研究[D]. 唐静. 南开大学, 2013(06)
- [9]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D]. 顾瑞雪. 武汉大学, 2013(07)
- [10]原杀：清末革命派暗杀研究[D]. 黄滔.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