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28例死亡病例分析与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吴泓嘉[1](2021)在《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的数据分析与建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突发性重大传染病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尽早了解其传播规律、及时制定可行有效的防治策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运用统计方法对传染病报道数据进行分析,发掘影响传染病传播的驱动因素。综合驱动因素与现实环境情况,构造流行病学模型,通过计算机编程,实现不同干预措施下疾病传播动态的模拟,从而为设计针对性防治措施供理论及定量依据。本文主要分析了2014年广东省登革热疫情和2019年武汉新冠疫情的传播和成功抗疫措施,研究内容如下:1.首次将蚊媒监测点合格率数据嵌入登革热动力学模型中,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验证了其可以代替不完整布雷图指数数据,以反映总体蚊媒密度水平。通过将外潜伏期转换为时滞项来简化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时滞SEAGR登革热传播模型。基于有效再生数阈值,提出了防控登革热疫情所需的合格率临界值。结果表明,控制2014年登革热疫情蔓延,需保持合格率大于0.4586(95%CI0.4576-0.4596);79.97%(95%CI 78.98%-80.87%)的感染是由本土无症状患者引起的;灭蚊、隔离措施有效地限制本土和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2.综合武汉防控措施及医疗资源等实际情况,首次提出了刻画诊断标准改变过程的脉冲新冠传播模型,解决了病例数突增导致的数据难以拟合问题。随后,将近似贝叶斯估计(ABC)算法与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CMC)算法相结合,解决了参数不可识别的问题。基于该模型,分析了各防控措施及医疗资源对疫情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估计疫情早期病床需求数的随机模拟方法。结果表明,封城措施使感染人数降低了约80倍;方舱医院启用时间只比最佳时间晚三天;以武汉为例,我们的随机模拟方法准确估计了所需的病床数。3.考虑到轻、重症患者在救治中的区别,在脉冲新冠传播模型中嵌入轻、重症患者,估计了方舱医院启用前后,轻症患者转重率的变化,探究救治轻症患者的必要性。偏秩相关系数(PRCC)敏感性分析表明,降低转重率对减少死亡人数有重大意义。数值模拟结果显示,降低转重率减少了777(95%CI 729-829)例死亡;死亡病例数与转重率下降的时间和下降幅度有关。
毕九川[2](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郭娟[3](2021)在《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风险因子识别》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支撑。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第二章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进行监测。”为了解扬州市食源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各类食品中污染物的分布状况,掌握扬州市食品安全的总体状况,本研究于2019—2020年对扬州市食源性疾病、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进行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分析,确定高危食品类别及有害因素污染水平,为有关部门实施防控措施提供数据支撑。1 食源性疾病监测目的:了解扬州市食源性疾病发病情况和流行特征。方法:收集2019—2020年扬州市各哨点医院的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并采集病例生物标本进行病原学分析;同时对上报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2019-2020年共监测食源性疾病病例9504例,病例集中于第三季度(36.92%);≥66岁年龄组的人群发病率最高(20.82%);病例职业中农民的发病率最高(26.32%);可疑进食场所以家庭为主,食品加工及包装方式以家庭自制为主;可疑食品类别以肉与肉制品为主。共采集病例生物样本2040份,总阳性率为10.39%;共检出4种病原微生物,分别为诺如病毒(5.00%)、沙门氏菌(3.82%)、副溶血性弧菌(1.51%)和金黄色葡萄球菌(0.05%);病原体在6~15岁年龄组人群中检出率较高(16.81%),且以诺如病毒和沙门氏菌为主,副溶血性弧菌在16~25岁年龄组人群中检出率最高;病原体在第一季度检出率最高(18.37%),且均为诺如病毒;副溶血性弧菌在第三季度检出率最高。有病原体检出病例对应的最可疑食品类别为乳与乳制品(24.06%)。沙门氏菌的主要型别为鼠伤寒沙门氏菌(35.90%),诺如病毒以Ⅱ型为主(83.33%)。共上报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13起,累计发病人数175人,病死率0.57%(1/175)。在致病因素明确的9起暴发事件中,33.33%的暴发事件是由亚硝酸盐引起,其次为蜡样芽胞杆菌(22.22%)、变形杆菌(11.11%)、副溶血性弧菌(11.11%)、砷化物(11.11%);暴发时间集中于第三季度(53.85%);暴发场所以饭店(酒店)为主(46.15%);原因食品主要是调味品、肉与肉制品。结论:2019—2020年扬州地区的食源性疾病、病原体及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具有各自流行特征,相关部门可根据相应特征采取适宜的防控措施,以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2 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目的:了解扬州市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的污染状况。方法:依据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在扬州市6个县市区内进行食品样品的采集,参照《国家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工作手册》中的标准操作程序进行相关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的检测。结果:2019—2020年共监测5大类398份食品样品,总不合格率为8.04%(32/398),其中4类11份食品样品检出卫生指示菌指标超标,超标率为4.55%(11/242),具体表现为肉与肉制品、餐饮食品中大肠埃希氏菌超标,粮食制品中霉菌,乳与乳制品中碱性磷酸酶超标,各自的超标率分别为1.67%(1/60)、4.08%(4/98)、4.17%(2/48)、11.11%(4/36)。3类23份食品样品中检出致病微生物,总检出率为7.06%(23/326),共检出5种25株致病微生物,其中蜡样芽胞杆菌、克罗诺杆菌属检出率较高,分别为16.05%、10.42%,主要污染的是粮食制品和餐饮食品;粮食制品、肉与肉制品中的致病微生物检出率较高,分别为29.17%和4.86%,粮食制品中主要检出蜡样芽胞杆菌、肉与肉制品中主要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便利店/零售店、农贸市场、超市的食品致病微生物污染较严重,检出率分别为23.08%、11.11%、5.19%。结论:扬州市粮食制品、肉与肉制品、餐饮食品中的微生物污染较为严重;主要污染食源性致病菌为蜡样芽胞杆菌、克罗诺杆菌属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食源性致病菌的分布较为零散。3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目的:了解扬州市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污染状况,确定风险因子的可能来源及分布,为食品安全防控工作提供数据依据。方法:依据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在扬州市辖区内采集食品样品,参照《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监测工作手册》中的标准操作程序,对样品中的相关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进行检测;并采用点评估法对食品中的主要污染物进行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2019—2020年共检测9大类389份食品样品101个指标,样品合格率为93.32%;其中5大类26份食品样品中共9个指标超标,样品超标率为6.68%。不合格指标为水产动物中的镉元素,鸡蛋中的甲硝唑、强力霉素、氟苯尼考、金刚烷胺和灭蝇胺,鸡肉中的金刚烷胺,辣椒中的氯氟氰菊酯、油条中的含铝添加剂、小麦制品中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点评估的结果显示蔬菜中的百菌清、苯醚甲环唑、二硫代氨基甲酸酯,谷物和水产动物中的镉,小麦制品中的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带来的膳食暴露风险不可接受。结论:扬州市部分食品中存在化学污染物超标现象,且部分化学污染物的膳食暴露风险较大,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陈桂娴[4](2021)在《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研究目的:通过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监测数据(231例)的回顾性分析,了解此地区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及变化趋势,为提出有效地降低孕产妇死亡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对象与方法:收集毕节市所有县区(包括:七星关区、大方县、威宁县、织金县、纳雍县、赫章县、金沙县、黔西县)从2010年—2020年间231例死亡孕产妇的死亡报告卡、死亡调查资料、孕期保健手册、住院病历和各级专家评审资料。按照国家孕产妇死亡监测方案,通过毕节市妇幼卫生三级保健网收集孕产妇死亡数据。所有死亡个案均按乡(镇)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市妇幼保健院上报。由毕节市各县妇幼保健机构专人负责现场调查、核实孕产妇死亡个案、填写死亡报告卡和原始病历复印件。组织县级孕产妇死亡评审,分析死亡原因,汇总评审资料上报市妇幼保健院;市妇幼保健院再组织市级孕产妇死亡评审,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实施逐级质控,从而保证资料的准确与可靠。采用Excel20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统计表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1.2010—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共231例,可避免死亡为196例(占84.85%)。2.2010至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3.2010—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原因正在发生变化,直接产科原因所致的孕产妇死亡比例逐年减少,间接产科原因呈逐年上升趋势。4.死亡孕产妇具有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不高、多数为经产妇并有多次孕产史的特点。5.死亡孕产妇中分娩地点和死亡地点相对集中于县级医院。结论:1:通过分析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孕产妇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得益毕节市政治、经济、医疗的综合实力提高。2:在政治、文化充分发展的当今社会,进一步深层次降低孕产妇死亡需要从提升医护人员的医疗救治水平入手,不断提高各级重症孕产妇专业技术水平、加强多学科协作的能力。第二部分阶梯式亚专科(重症孕产妇救治)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研究背景:产科急诊具有不可预测和病情发展迅速的特点,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这对专科医师要求高,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才能独立完成相关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的培训提高产科医生对危急重症孕产妇的识别和救治能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欧美等国家的亚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因存在环境和教育制度的差异性不可一味的照搬。我国目前的产科重症救治亚专科培训起步时间短,各级医院救治水平参差不齐,实践经验不足并存在较大的差别,基层医生数量多,工作压力大,暂时难以全面铺开实现医疗的同质化。自上世纪实行的“医生进修制定”进行的亚专科培训的模式在一定时期起到较好的作用,但也存在较多的不足和时代局限性,总体培训效果稍欠佳,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的专业需求。另外近几年衍生出的各类学术会议也是目前对于亚专科培训的一种模式,缓解了之前对新技术,新项目的推广,交流的局限,对亚专科学术繁荣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以会议形式进行专科培训存在培训时间短、缺乏交流与思考、操作实践机会欠缺等不足。因此,我们现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性强的妇产专科医师培训模式,不断提高我国妇产专科医师的岗位胜任力,提升重症孕产妇的救治能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本研究基于毕节示范区开展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旨探讨以分层阶梯式为导向的培训模式在基层医师培训效果评估和对当地重症孕产妇救治的临床效果观察。研究目的:借助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在毕节示范区实施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探讨该模式对于临床医师培训效果及对当地重症孕产妇救治的临床效果。研究对象与方法:1.研究对象1.1骨干师资资料在省级师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带领下,毕节市妇幼保健院联合毕节市卫计委,经过协商和讨论,拟在毕节本市内选派19名产科医生作为“骨干师资”到广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进行强化培训,比较培训前后的效果。1.2.产妇的临床资料2020年6月以广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依托,在贵州省毕节市开展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培养市级产科重症救治骨干,并持续深入到各县个乡镇的所有助产机构。观察该培训模式对孕产妇临床相关质控指标的效果,对2020年全年在本地区分娩的孕妇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各项产科质控指标的变化以及母儿结局的分析。2.研究方法2.1建立省级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培训(大湾区母胎医师培训学院-产科重症模块化培训)。2.2建立市级(毕节市)重症孕产妇救治培训基地。2.3建立毕节市各县区重症孕产妇救治技术培训站,持续开展孕产妇救治基层培训。3分析指标3.1采用横断面对比分析方法探讨培训模式的效果,将“骨干师资”的基本资料、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分析;本论文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平均值±标准误(x±SEM)表示,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上述检验以P<0.05判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2将两组孕妇的产科质量报表资料:重症孕产妇人数、产后出血人数、严重产后出血人数、羊水栓塞人数、子痫人数、阴道分娩产钳助产人数、足月新生儿窒息人数、孕妇死亡率等采用Excel 20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统计表进行描述性分析方法探讨阶梯式为导向的培训模式母儿结局的影响分析。4结果:4.1基层培训医师的资料培训前学员的平均理论成绩为62.947±3.270分,培训后学员的平均成绩为81.7737±4.057分,培训后的笔试成绩较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的技能成绩也有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2孕妇临床资料4.2.1 2020年1-12月份毕节市阴道分娩产钳助产率、新生儿窒息复苏成功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市下半年的阴道分娩产钳助产率、新生儿窒息复苏成功率明显高于上半年。4.2.2 2020年1-12月份毕节市产后出血率、严重产后出血率、子痫发生率、羊水栓塞率、社会因素剖宫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毕节全市下半年的产后出血率、严重产后出血率、子痫发生率、羊水栓塞率、社会因素剖宫产率明显少于上半年。4.2.3 2020年1-12月危重症孕产妇发生率和新生儿窒息率整体走向趋于平稳,下半年的危重症孕产妇发生率和新生儿窒息率较上半年无明显降低。4.2.4孕产妇死亡率毕节市202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2.62/10万,较毕节市2010年下降了19.48个百分点。5.结论:5.1采用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可以明显提高基层产科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的技能,并改善危重症孕产妇的妊娠结局(产后出血抢救成功率,严重产后出血发生率,子痫前期并发症的发生率,羊水栓塞发生率,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复苏救治成功率等)。5.2孕产妇的死亡率明显较往年下降。5.3危重症孕产妇的总体发生率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未有明显改变。
葛静[5](2021)在《“四川观察”抖音号高流量短视频内容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移动短视频发展的十分迅速。作为广电媒体融合的重要尝试,“四川观察”因其短时间内涨粉千万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高流量短视频账号,这充分体现出了“四川观察”抖音账号的影响力及其内容生产策略的有效性。本文以“四川观察”抖音号为研究对象,选取其2020年8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发布的短视频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对“四川观察”抖音号短视频的样本内容进行分析,并在其中选择点赞量过百万的高流量短视频进行个案分析。首先分析了“四川观察”抖音号短视频的发展现状以及促进其发展的助力因素。其次从粉丝增长量,点赞量,评论量和分享量对样本情况进行说明。再次,运用“使用与满足”,“互动仪式链”理论对“四川观察”抖音号短视频获得高流量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通过从内容表达,呈现形式,运营理念对“四川观察”抖音号发展中的不足进行梳理,得出传统媒体转型中应具备的特质。通过总结经验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利于深入推进媒体融合,从而提高自身传播力与影响力。
王春丽,李子艳,毛艳艳,黄瑶庆,彭浡[6](2021)在《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回顾》文中提出近20年来,多种新型病毒引起的疫情向世界医疗卫生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包括2003年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2009年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2014年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埃博拉病毒病(EVD)、2015年暴发的寨卡病毒病以及2019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本文重点综述了SARS、甲型H1N1流感、MERS、EVD、寨卡病毒病和COVID-19的流行病学特征,并探讨了COVID-19疫情防控带来的启示,以期为今后多种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提供理论支持。
许伟[7](2021)在《PI3K/Akt信号通路基因多态性在前列腺癌中的meta分析和前列腺癌来源的外泌体通过PI3K/Akt信号改变巨噬细胞极化的研究》文中认为背景与目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PI3K/Akt通路基因多态性与前列腺癌(PCa)的发生密切相关。然而,这些结果是有争议的。在此,我们对PI3K/Akt信号通路基因多态性与PCa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meta分析。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在PubMed,Web of science和google学术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PI3K/Akt通路的基因集引用自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网站。检索截止日期为2017年10月1日。应用优势比(OR)和相应的95%可信区间(95%CI)来检验它们的相关性。所有分析均采用Stata 12.0进行。本研究采用Begg’s和Egger’s检测发表偏倚情况,应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收集到38篇文献,包括62个病例对照研究,共13个PI3K/Akt通路基因多态性。总体结果未能显示PI3K/Akt通路基因多态性与PCa风险之间的正相关。然而,在按种族划分的亚组分析中,我们发现IL-6-rs1800795多态性与显性模型中高加索人PCa风险增加相关(MM+MW与WW:OR=1.245,95%CI=1.176-1.318,P<0.001)。结论:PI3K/Akt信号通路基因多态性不是PCa的危险因素。进一步的精心设计的研究需要更大的样本和精确的设计来证实我们的发现。研究背景:前列腺癌(PCa)是严重威胁男性健康的恶性肿瘤,近年来PCa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因此,探索PCa的潜在机制,寻找潜在的治疗方法是当前临床和基础研究的迫切需要。肿瘤和周围的基质细胞构成了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为癌症、成纤维细胞、炎症细胞和微毛细血管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机会。TME含有肿瘤诱导的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多种免疫细胞(包括巨噬细胞),在免疫抑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巨噬细胞具有较高的功能可塑性和异质性,巨噬细胞在TME中的表型和功能转移往往影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前列腺肿瘤中富含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TAMs可以是细胞毒性M1型,也可以是致瘤M2型。M2巨噬细胞与伤口修复、新生血管形成、免疫抑制和肿瘤增强有关,并促进Th2免疫反应;而M1巨噬细胞的特征是释放细胞毒性自由基和抑制肿瘤,促进T辅助体(Th)1反应。异常代谢因素也可加重这些细胞的表型,例如,缺氧、缺血和低p H的TME可以使肿瘤细胞发生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ERS),从而增强TAMs的免疫抑制能力,促进巨噬细胞的浸润和极化。外泌体是一种直径为30120nm的细胞外小泡,具有双膜结构,携带多种具有生物学功能的物质,如mi RNAs、m RNAs、lnc RNA蛋白质、脂质和病毒颗粒。外泌体通过多泡体的胞吐作用释放,囊泡中的物质可以转移并改变受体细胞的信号通路。外泌体在很大程度上与肿瘤的生长和进展有关,但它们也可以发挥抗肿瘤功能,这取决于细胞类型和微环境,例如癌细胞在缺氧等应激条件下分泌更多的外泌体。因此,深入研究肿瘤微环境下肿瘤细胞如何将内质网应激信号传递给巨噬细胞,从而改变其极化功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的(1)观察巨噬细胞PD-L1及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状况。(2)了解内质网应激的前列腺癌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对THP-1巨噬细胞极化功能是否有影响?(3)了解PI3K/Akt及其磷酸化信号通路与前列腺癌风险之间是否有显着关联性?方法(1)分别使用不同浓度的TG作用前列腺癌细胞24小时和同一浓度TG作用前列腺癌细胞不同时间,确定最合适的时间点和最合适的浓度。(2)采用Western-Blot方法检测ERS标志蛋白GRP78和CHOP的变化。(3)前列腺癌细胞来源的外泌体的分离与鉴定:采用3μM的TG和PC-3前列腺癌细胞共培养24小时,Exo Quick-TC试剂盒提取条件培养基中的外泌体,分别命名为未刺激组(EXO-CON)和刺激组(EXO-TG)。(4)磷钨酸染色后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对外泌体进行形态上的观察。(5)采用Western-Blot印迹检测外泌体(EXO-CON和EXO-TG)表面的特异性分子(CD63和TSG101)和分子伴侣蛋白Calnexin的表达。(6)培养THP-1巨噬细胞并诱导(50 ng/ml PMA 24小时)为巨噬细胞(Mφ),流式细胞仪检测CD68表达水平。(7)分别用绿色荧光PKH67标记的所提外泌体加入到巨噬细胞中,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外泌体是否能被巨噬细胞吸收以及观察其吸收效率。(8)把不同来源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和巨噬细胞共培养24小时,收集细胞,提取总RNA,q-PCR检测EXO-CON和EXO-TG两组IL-6、IL-10、TGF-β、IL-1β、IL-12和TNF-α相关炎症因子水平表达变化。(9)把不同来源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和巨噬细胞共培养24小时,收集共培养上清液,CBA细胞因子试剂盒检测相关炎症因子IL-10,IL-1β,IL-6,IL-8,TNF-α和IL-12的水平变化。(10)把不同来源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和巨噬细胞共培养24小时,流式细胞仪检测M1和M2巨噬细胞标志性蛋白的表达情况:M1巨噬细胞的标志性蛋白(CD11c和CD192)的表达情况;M2巨噬细胞的标志性蛋白(CD206,CD16和CD274)表达丰度是否增加?(11)把不同来源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和巨噬细胞共培养24小时,收集细胞,提取总蛋白,Western Blot检测PI3K,Akt及其磷酸化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1)Western Blot检测ERS标志蛋白GRP78和CHOP结果表明TG作用前列腺癌细胞最合适的时间点为24小时和最合适的浓度为3μM。(2)Exo Quick-TC试剂盒提取的外泌体,经磷钨酸染色后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外泌体呈圆形或类圆形膜性囊泡样结构,直径约为30120 nm,符合外泌体的典型特征。(3)Western-Blot印迹检测结果表明,外泌体表达其特异性分子(CD63和TSG101),但不表达内质网分子伴侣蛋白Calnexin,说明提取的外泌体不含细胞成分;且EXO-TG组外泌体蛋白浓度高于EXO-CON组。(4)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表明,CD68阳性率达到90%以上,说明分离、诱导的巨噬细胞纯度较高。诱导前后差异显着,说明成功获得Mφ,可以进行后续实验。(5)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显示,绿色荧光PKH67标记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被巨噬细胞摄取。(6)不同来源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和巨噬细胞共培养24小时后,q-PCR检测结果显示:和EXO-CON组相比,EXO-TG组IL-6、IL-10和TGF-β相关炎症因子水平明显上调,而IL-1β、IL-12和TNF-α相关炎症因子水平则明显下降。(7)不同来源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和巨噬细胞共培养24小时后,收集共培养上清液,CBA细胞因子试剂盒检测炎症因子结果显示:和EXO-CON组相比,EXO-TG组IL-6和IL-10相关炎症因子水平明显上调,而IL-1β、IL-8和TNF-α相关炎症因子水平则明显下降。(8)把不同来源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和巨噬细胞共培养24小时,流式细胞仪检测M1和M2巨噬细胞标志性蛋白的表达情况:M1巨噬细胞的标志性蛋白(CD11c和CD192)的表达上调;而M2巨噬细胞的标志性蛋白(CD206,CD16和CD274)表达丰度明显增加。(9)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把不同来源的外泌体(EXO-CON和EXO-TG)和巨噬细胞共培养24小时,收集细胞,提取总蛋白,和EXO-CON组相比,EXO-TG组PI3K,Akt及其磷酸化蛋白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结论(1)前列腺癌细胞内质网在应激状态下,分泌更多的外泌体。(2)前列腺癌细胞内质网应激状态下释放的外泌体能够被巨噬细胞有效摄取,并通过上调PD-L1和炎症因子表达等方式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3)以外泌体作为细胞间传递信息的桥梁,PI3K/Akt信号通路与前列腺癌风险之间有显着关联性。(4)这和第一部分meta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扩大样本量和采用亚组分析来进行新的meta分析。
李垚,梁丁元,穆云松,马瑾,常江,王颖[8](2020)在《甲型流感的流行与防控分析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流行,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对甲型流感这一常见传染病进行流行特征、影响因素和防控措施分析,回顾总结全球为防控甲型流感做出的努力及相关科学研究成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提供防控经验和研究思路.结果表明:①甲型流感呈季节性流行,受气候、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在低温低湿、人口密集的环境中表现出强流行性.②甲型流感防控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季节性流感病毒监测、流感病毒的生态学研究、广谱中和抗体及通用疫苗的研究、应对流感大流行的病原学风险评估四方面,其中季节性流感病毒监测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及后续研究的核心防控措施.③与甲型流感类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受温度等气候因素影响,同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也影响其传播,亟需借鉴较成熟的甲型流感的防控经验、技术和平台.建议在加强病毒监测的同时,深入开展病毒生态学研究、病原学风险评估和药物开发,对完善疫情防控工作和预警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二次暴发及传播至关重要.研究结果将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未来传染病疫情的防控及预测预警提供参考和研究思路.
朱瑟夫(MIMBALE MOLANGA Joseph)[9](2020)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6年刚果(金)首次爆发埃博拉以来,在44年时间里,该国历经十次疫情肆虐,成为遭遇埃博拉疫情袭击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国家。最新一次疫情于2018年8月爆发,是仅次于2013-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与此前肆虐的多次疫情不同,本次埃博拉病毒致病性强、病毒变异明显,给治疗和预防带来新的挑战。疫情扩散迅速、伤亡较大,快速向周边国家传播,然而,刚果(金)在应对中遭遇了国内的暴力和不信任危机、政治休整与阴谋论,让疫情的应对阴云密布。本次疫情爆发后迅速引起了世界关注,包括刚果(金)在内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广泛关注和介入,成为疫情应对的重要支持力量。面对疫情,刚果(金)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采取了一系列防控举措。这些措施包括:加强疫情监测,建立埃博拉治疗中心;监测病例或追踪传播途径;对疑似或确诊病例展开隔离;提高公众认知;开展疫苗接种行动;在受影响地区提供安全饮用水;监督安全体面的丧葬;加强跨界监测等在其他地区奏效的常规措施。然而,受到刚果(金)政府行政与管理能力所限,以及受影响地区的不安全状况,让这些原本对症的应对措施频频失效。美国、欧盟各国和中国等世界大国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本次疫情应对。美国通过美援署和疾控中心捐款1.96亿美元,是刚果(金)此次疫情的最大捐助国,在疾病监测、传染预防和控制,安全体面的安葬,水卫生等领域采取积极行动,对快速发现病例、减少疫情蔓延具有重要意义。欧洲国家在欧洲联盟的框架内,通过派遣一线医疗队拯救生命,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措施,在当地社区之间开展合作和提高疾病认识以预防和控制疫情,提供保健服务以及安全体面的安葬等等有力的措施,为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措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也是非洲卫生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在本次埃博拉应对中,中国主要通过提供卫生基础设施、医疗设备、医药物资、捐赠埃博拉应对资金、通过共享的方式传递健康知识、提高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治疗能力等方面提供援助,为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帮助。面对刚果(金)本次埃博拉疫情,各类国际组织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国际应对行动。首先,世卫组织也即世界卫生当局正在协调实地行动,动员各国对埃博拉应对展开资助,进行试验性疫苗的登记工作。世卫组织是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高危地区部署最多资源和人员的国际组织。同样,世界银行也则致力于一线应对、加强卫生系统和准备等方面的,以减少病毒传播风险。刚果(金)的埃博拉应对措施也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无国界医生组织、基督复临会发展和救济局为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提供了饮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最佳做法相关的专门知识。虽然在本次埃博拉的疫情应对中,刚果(金)政府和国际社会积极应对,但疫情却延绵不断,无法得到有效根除,其原因深刻而复杂。首先,刚果(金)国内的政治治理失序带来各类卫生项目的频频失败,本次疫情爆发在刚果(金)政局动荡和长期战乱的地区,不仅政府内部无法有效沟通协调抗疫举措,而且反对势力利用疫情不断制造暴力争端事件,让疫情应对项目无疾而终。第二,缺乏规划的外来援助让国际应对难以奏效。众多的外部应对组织和机构从自身经验出发提供各类援助,而刚果(金)国内缺乏对接此类援助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巨额的援助无法有效协调流向最需要援助的地区和人群。第三,脆弱的刚果(金)卫生系统无法应对国内不断出现的突发情况。刚果(金)政府出台的战略响应计划曾为疫情控制带来曙光,但行动中的暴力争端、卫生系统的不堪一击、专业医疗人员和物资的严重匮乏等屡屡给刚果(金)政府的行动带来执行中的巨大阻力。第四,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的限制,各类应对措施的实际效应与预估效应相去甚远。
金辉[10](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认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二、528例死亡病例分析与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528例死亡病例分析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的数据分析与建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的研究意义 |
1.1.1 传染病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构建流行病学模型 |
1.1.2 登革热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1.1.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1.2 预备知识 |
1.2.1 SIR模型 |
1.2.2 贝叶斯推断 |
1.2.3 LHS/PRCC敏感性分析 |
1.2.4 最小二乘法 |
1.3 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 |
第二章 基于合格率数据的登革热流行病模型建模研究 |
2.1 前言 |
2.2 数据收集与分析 |
2.2.1 研究的时间范围 |
2.2.2 数据来源 |
2.2.3 相关性分析 |
2.3 时滞SEAGR模型的构建 |
2.3.1 媒介传播模型框架的选取 |
2.3.2 模型的建立 |
2.3.3 时滞项——外潜伏期 |
2.3.4 SEAGR模型 |
2.4 模型参数估计 |
2.4.1 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合格率 |
2.4.2 微分方程模型参数估计 |
2.4.3 外潜伏期?对拟合结果的影响 |
2.5 合格率临界值 |
2.5.1 有效再生数估计 |
2.5.2 合格率临界值估计 |
2.6 控制措施、本土和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对疫情的影响 |
2.6.1 灭蚊和隔离对感染人数的影响 |
2.6.2 灭蚊和隔离对有效再生数的影响 |
2.6.3 本土无症状感染的影响 |
2.6.4 输入无症状感染的影响 |
2.7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武汉新冠疫情模型框架构建及早期医疗资源需求估计 |
3.1 前言 |
3.2 异常数据下的脉冲新冠传播模型的建立 |
3.2.1 研究的时空范围 |
3.2.2 数据来源 |
3.2.3 人群分类 |
3.2.4 异常数据 |
3.2.5 时变参数表达式 |
3.2.6 脉冲新冠传播模型 |
3.3 结合ABC与 MCMC的参数估计方法 |
3.3.1 参数估计的步骤 |
3.3.2 拟合结果 |
3.4 各措施及医疗资源对新冠疫情的影响 |
3.4.1 有效再生数 |
3.4.2 各措施对疫情的影响 |
3.4.3 改变诊断标准对疫情的影响 |
3.4.4 确诊概率对疫情的影响 |
3.4.5 模拟居家隔离对疫情的影响 |
3.4.6 方舱医院启用时间及病床数量对疫情的影响 |
3.5 早期病床需求估计 |
3.5.1 参数分布的确定 |
3.5.2 武汉病床需求数估计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冠轻症患者转重率影响研究 |
4.1 前言 |
4.2 轻、重症新冠模型 |
4.2.1 轻、重症新冠模型的构建 |
4.2.2 敏感性分析 |
4.2.3 轻、重症病死率、恢复率及转重率函数 |
4.3 转重率变化情况及对疫情的影响 |
4.3.1 方舱医院启用后转重率的变化情况 |
4.3.2 转重率变化带来的影响 |
4.3.3 转重率下降时间与幅度的影响 |
4.4 小结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5.1 总结 |
5.2 展望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2)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二、国务院层面 |
三、外交部层面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风险因子识别(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立题依据 |
1.1.1 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 |
1.1.2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意义 |
1.1.3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研究现状 |
1.1.4 课题意义 |
1.2 研究方案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本项目的难点和创新点 |
参考文献 |
第2章 食源性疾病监测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材料 |
2.1.2 方法 |
2.2 结果 |
2.2.1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结果 |
2.2.2 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结果 |
2.2.3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 |
2.3 讨论 |
2.3.1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结果分析 |
2.3.2 食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结果分析 |
2.3.3 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结果分析 |
2.3.4 食源性疾病的控制对策及建议 |
2.4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3章 食品中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材料 |
3.1.2 方法 |
3.2 结果 |
3.2.1 样品构成情况 |
3.2.2 微生物检出情况 |
3.3 讨论 |
3.3.1 卫生指示菌监测情况分析 |
3.3.2 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情况分析 |
3.3.3 寄生虫监测情况分析 |
3.3.4 食品中微生物污染的控制对策及建议 |
3.4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第4章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材料 |
4.1.2 方法 |
4.2 结果 |
4.2.1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其有害因素监测总况 |
4.2.2 食品中不同污染物类别的检出及超标情况 |
4.2.3 食品中主要污染物的膳食暴露风险评估 |
4.3 讨论 |
4.3.1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污染总况分析 |
4.3.2 食品中不同污染物类别的检出及超标情况分析 |
4.3.3 食品中主要污染物的膳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
4.3.4 食品中化学物污染的控制对策及建议 |
4.4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2019年扬州市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种类及其项目 |
附录二:2019年扬州市化学污染物及其有害因素监测种类及其项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致谢 |
(4)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国内外孕产妇死亡及产科重症救治现状分析 |
二、毕节示范区重症孕产妇救治能力现状分析 |
三、医学临床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的探讨 |
第一部分 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 |
1.研究资料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资料收集 |
1.3 统计学方法 |
2.结果 |
2.1 全国、贵州省和毕节市的孕产妇死亡率 |
2.2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年龄分布 |
2.3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文化程度 |
2.4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收入情况 |
2.5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病例孕产次 |
2.6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孕期保健情况 |
2.7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病例分娩地点和死亡地点 |
2.8 毕节市孕产妇死因构成及顺位 |
2.9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评审情况 |
2.10 死亡孕产妇在各级医疗处理延误中构成比 |
3 讨论 |
3.1 孕产妇死亡率的变化走势分析 |
3.2 死亡孕产妇基本情况 |
3.3 孕产妇分娩和死亡地点分析 |
3.4 孕产妇主要死因分析 |
3.5 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分析 |
3.6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干预措施: |
4.结论 |
第二部分 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 |
1.研究资料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3 统计方法 |
2.结果 |
2.1 实施过程部分展示 |
2.2 基层培训医师的资料 |
2.3 产妇资料 |
2.4 围产儿的结局 |
3.讨论 |
3.1 重症孕产妇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 |
3.2 培训效果 |
3.3 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对母儿结局的影响 |
4.结论 |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 |
综述 医学临床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的探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四川观察”抖音号高流量短视频内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四川观察”抖音号发展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抖音短视频的相关概念界定 |
一、关于抖音短视频 |
二、关于高流量短视频 |
第二节 “四川观察”抖音号的发展背景 |
一、“四川观察”抖音号短视频的发展过程 |
二、“四川观察”抖音号短视频发展的助力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四川观察”抖音号高流量短视频样本分析 |
第一节 研究样本的选取说明与情况分析 |
一、样本选取说明 |
二、样本情况分析 |
第二节 “四川观察”高流量短视频内容题材类型 |
一、内容主题 |
二、形式呈现 |
三、叙事特征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四川观察”抖音号高流量短视频传播规律分析 |
第一节 新环境下的“使用与满足” |
一、提高了用户的“卷入度” |
二、打造流行元素实现主题软着陆 |
第二节 打造人格化的互动仪式链 |
一、互动促使用户情感共享 |
二、利用话题引发关注,增加用户认同 |
第三节 抓住时机,完成转型 |
一、抓住疫情节点,增强记忆度 |
二、抓住当下热度,实现流量升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四川观察”高流量短视频存在的困境与启示 |
第一节 “四川观察”抖音号发展中存在的困境 |
一、流量至上的思维模式 |
二、对传统新闻要素的破坏 |
三、作为主流媒体在引导功能上存在缺位 |
第二节 “四川观察”抖音号短视频对主流媒体抖音号的启示 |
一、内容丰富、紧跟热点 |
二、情感化、创新化叙事理念 |
三、重视社会关系价值,发挥引导功能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6)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1 SARS |
1.1 病原体 |
1.2 传播途径 |
1.3 高危人群 |
1.4 临床症状 |
2 甲型H1N1流感 |
2.1 病原体 |
2.2 传播途径 |
2.3 高危人群 |
2.4 临床症状 |
3 MERS |
3.1 病原体 |
3.2 传播途径 |
3.3 高危人群 |
3.4 临床症状 |
4 EVD |
4.1 病原体 |
4.2 传播途径 |
4.3 高危人群 |
4.4 临床症状 |
5 寨卡病毒病 |
5.1 病原体 |
5.2 传播途径 |
5.3 高危人群 |
5.4 临床症状 |
6 COVID-19 |
6.1 病原体 |
6.2 传播途径 |
6.3 高危人群 |
6.4 临床症状 |
7 6种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对比 |
8 结论 |
(7)PI3K/Akt信号通路基因多态性在前列腺癌中的meta分析和前列腺癌来源的外泌体通过PI3K/Akt信号改变巨噬细胞极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词(Abbreviation) |
研究一 PI3K/Akt 信号通路基因多态性在前列腺癌中的meta分析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前言 |
2.材料和方法 |
3.结果 |
4.讨论 |
5.结论 |
6.参考文献 |
研究二 前列腺癌来源的外泌体通过PI3K/Akt信号改变巨噬细胞极化的研究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前言 |
2.材料 |
3.方法 |
4.结果 |
5.讨论 |
6.结论 |
7.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综述 外泌体在前列腺癌发生、发展和诊断中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8)甲型流感的流行与防控分析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 甲型流感病毒概况 |
2 我国禽流感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2.1 我国禽流感流行现状 |
2.2 禽流感流行影响因素分析 |
3 人类感染甲型流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3.1 全球人类感染甲型流感现状 |
3.2 全球人类甲型流感流行影响因素分析 |
4 全球流感防控与科学研究工作 |
4.1 全球流感监测 |
4.2 流感的相关科学研究工作 |
5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启示 |
5.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特征及影响因素启示 |
5.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与科学研究启示 |
6 结论 |
(9)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意义与依据 |
1.选题的理论意义 |
2.选题的实际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综述 |
2.国外研究综述 |
(三)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途径和方法 |
1.解决的主要问题 |
2.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 |
第一章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爆发 |
一,埃博拉疫情的十次爆发 |
二,埃博拉病毒的临床分析及刚果(金)第10次埃博拉疫情的特点 |
(一)结构形态 |
(二)病毒分型 |
(三)传播方法 |
(四)致病原理 |
(五)第十次埃博拉疫情的主要特征 |
第一,疫情传播迅速、伤亡较大 |
第二,快速向周边国家扩散 |
第三,刚果(金)在应对中遭遇了暴力和不信任危机 |
第四,埃博拉应对中,刚果(金)国内不断遭遇政治休整与阴谋论 |
三,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进展序列 |
第二章 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 |
一,刚果(金)国内的埃博拉应对措施 |
二,实地行动的进行 |
三,刚果(金)政府发挥的作用 |
(1)政府无力确保埃博拉应对的安全 |
(2)刚果(金)政府的权力斗争 |
(3)埃博拉贪污 |
(4)应对资金管理缺乏透明度 |
四,五项国家应对计划 |
第四个战略应对计划(2019年7月-12月) |
五,资助国家应对计划 |
第三章 各国政府的应对 |
一,美国 |
(一)美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主要渠道 |
(1)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
(2)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
(二)美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制约 |
二,中国 |
(一)中国在刚果(金)的卫生援助 |
(1)向刚果(金)派遣医疗队 |
(2)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3)医疗设备和药品 |
(4)健康知识传递 |
(5)从防疫角度看 |
(二)中国协助应对埃博拉疫情 |
三,欧洲联盟框架内的欧洲国家的贡献 |
第四章 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应对 |
一,多边和国际组织的援助 |
(一)世界卫生组织 |
(二)世界银行 |
(1)世界银行在刚果(金)金的长期参与 |
(2)加强刚果(金)卫生系统 |
(3)加邻国疫情的防备努力统 |
二,非盈利组织及其他捐助者的贡献 |
(一)无国界医生组织应对 |
(二)基督复临会发展及救济署(ADRA) |
第五章 讨论和建议 |
一,埃博拉应对中的风险因素 |
(一)国家权力危机和不安全感 |
(二)不安全的代价:发生在布腾博协调中心的重大安全事件的案例 |
二,协调埃博拉反应的问题 |
三,埃博拉应对的优化评估 |
四,对埃博拉应对的动态评价 |
(一)埃博拉疫苗接种计划 |
(二)刚果(金)的卫生系统 |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附录E |
缩略语 |
图列表 |
表列表 |
攻读研究生期间成果 |
致谢 |
(10)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1 难点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2.5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3.4 启示与借鉴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政策启示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 作者简历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528例死亡病例分析与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突发性重大传染病的数据分析与建模研究[D]. 吴泓嘉. 天津工业大学, 2021(01)
- [2]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3]2019-2020年扬州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风险因子识别[D]. 郭娟. 扬州大学, 2021(08)
- [4]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D]. 陈桂娴. 广州医科大学, 2021(02)
- [5]“四川观察”抖音号高流量短视频内容研究[D]. 葛静.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6]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回顾[J]. 王春丽,李子艳,毛艳艳,黄瑶庆,彭浡. 中国抗生素杂志, 2021(06)
- [7]PI3K/Akt信号通路基因多态性在前列腺癌中的meta分析和前列腺癌来源的外泌体通过PI3K/Akt信号改变巨噬细胞极化的研究[D]. 许伟. 安徽医科大学, 2021(01)
- [8]甲型流感的流行与防控分析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J]. 李垚,梁丁元,穆云松,马瑾,常江,王颖. 环境科学研究, 2020(07)
- [9]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应对研究[D]. 朱瑟夫(MIMBALE MOLANGA Joseph).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10]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