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白居易的文学友谊研究

一、韩愈白居易文学交游考（论文文献综述）

郭怡君^[1]（2021）在《中唐文人交游与文学发展之关系 ——以六位文人为中心》文中指出交游是文人之间一种普遍的活动,不仅增加了他们彼此间的情谊,也能够激发他们思维碰撞的火花,在切磋与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促进文学团体的形成。中唐文人集团主要由元白、韩孟、刘柳主导;中唐文人的交游活动主要因科举、入幕、入仕促成。文人交游促进文学理论的成型。文人在交游过程能够传递、交流对于文学的思绪与感悟,在这个过程中,思维的产物由零散而融合、丰富,最终成为可以被称作理论的沉积物。韩孟诗派、元白诗派的文学理论都是在交游中逐渐成型的。文人交游过程中,个人的文风与团体的文风会相互影响。已经形成稳定风格的文人会对尚未形成个人风格的文人造成一种道夫先路的影响,后者在学习、借鉴中,会向前者自觉靠拢,这时,交游团体会形成一种相近的趣好,其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又会吸引更多文人进行学习,从而影响他们的文风。文人的交游会对文体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第一,文人唱和活动往往表现出对某种文体的偏好,例如韩孟交游喜作联句诗、元白唱和喜作长短排律等,唱和过程中的大量创作会对这种文体有所发展,乃至使其在中唐时期达到高峰。第二,文人共同致力于对某种文体的改革,如韩柳共推古文运动、元白共倡新乐府运动和制诰改革等现象,也使各种文体在中唐时期呈现出新面貌。文人的交游有利于文人作品的留存与传播,友人之间感情亲厚,自然使他们同样珍视友人留下的作品,许多作家的作品最终通过朋友、后学的整理而得以保存、传播。

史笑添^[2]（2019）在《唐代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文学观之变迁——从韩柳元白看中唐文学创作》文中研究表明唐代文学不仅体现出文学的社会性、功能性,还进一步与作者的政治身份、政治追求方向一致。韩、柳、元、白四人在政治生活初期都是激进派,其诗亦指斥当时主流,显出与政治相应的风格。在一系列政治挫折后,韩、白靠近保守派,元、柳则保持激进。政治观念的变化造成审美趣味的不同,韩与柳、元与白后期诗歌风格同其政治观念一起走向分裂。当政治趋于严酷,失望的文人同时放弃了政治理想与文学的社会性,转入私人感情的抒写。相应地,传奇等体裁开始成熟,并在题材、风格上随文人心态发展。

薛莹莹^[3]（2021）在《赵翼的唐史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史学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期,形成了专门对史料进行整理、校勘的乾嘉考据学派。乾嘉考据学派治史以考据见长,对清代及其以后的史学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考据学派人才辈出,赵翼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赵翼对唐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廿二史札记》与《陔余丛考》中,其考论的内容主要是“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着之”,他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史事与人物、文学等都进行详细的考证与评论,以史实为基础,抽丝剥茧,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赵翼考证唐史的史料主要是《旧唐书》《新唐书》,对他们的编撰体例和文字的校勘作了详细的考证分析。还运用多种考史方法对史料进行梳理,并发表议论。他最常用的考史方法有以诗证史、归纳法、比较法、辩证分析法等。在考证唐史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如经世致用、通识观、正统观等。赵翼的史学地位在他在世之时就已奠定,但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学术并没有得到重视。到嘉庆以后,国家多故,世道衰微,学人不在专注于考据之学,开始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赵翼的史学越来越受到学人的重视。到晚清民国,更多的史学家关注到了赵翼的史学。赵翼治唐史,对近现代学者陈垣、钱穆、吕思勉、范文澜等有重要的影响。

杨小红^[4]（2021）在《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北宋初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田锡承袭了汉唐文化之优良传统,针对宋初社会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他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致力于社会风气的变革。在士风卑弱的情况下,田锡忠公体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君子形象为士林树立了榜样。他力图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一扫文坛的五代余弊,并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自己的思考与尝试。本文将田锡置于北宋文化大背景下,考查他在士风建设和文学革新上所做出的贡献,论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分析宋朝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士风及文风的困境。宋初承五代之乱,文化生态处于一个十分困顿的境地。一方面,士林的风气以隐逸、因循及躁竞为主,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整体风貌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在文坛上,过于藻饰的四六骈文专注于歌功颂德,无真实情感可言,而白体诗人、九僧与隐逸诗人,作诗皆为书写一己之性情,文学应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荡然无存。宋廷为了解除困境,重建儒道,亦付出了不少心力。尽管如此,仍是收效甚微。而田锡的出现,不仅顺应了宋廷文化建设之形势,还以他个人的努力,形塑了宋代士人之典范。第二章阐述田锡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对他的政治人格和文学表现产生的影响。田锡生于西蜀,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都是在蜀地度过的。蜀地以儒学为宗、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田锡。他出身平民阶层,祖父及父亲皆是高尚不仕的名士,其父虽不从政,但自田锡幼时开始,便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步入仕途。在父母去世后,他深感偏居一隅所获得的知识和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选择了出蜀游学,在这段时间里,他品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同时也在主流文化的熏陶下获益良多,为他以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些独特的经历,才形成了田锡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特定的心理结构。第三章论述田锡在宋初核心价值观重构中的先导作用。基于两蜀政权所承唐代典章文物的浸染以及自身对唐文化的向往,田锡主张承继唐统,但在传承唐文化有益于宋廷部分的同时,他又结合时代之需要,勇于革新,力求创造出一个属于有宋的时代。他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视为国家社稷的根本,积极致力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塑。他的政治思想,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外,还带有宋初独有的时代特性。作为传统儒士,田锡专注于自我人格的完善,而宋初对外战场的失利,也使得田锡开始对华夷之防愈加重视,这些都对内敛的宋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章论析田锡在北宋士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宋朝士大夫群体自我角色的认同感,可谓历代罕有。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一朝之事,除了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的优待和宽容外,宋初士大夫起到的带头作用功不可没,而田锡可以说是士风崛起的表率和有力号召者。面对帝王,不同于由五代入宋的贰臣的明哲保身,田锡敢于直谏,充分体现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与君王共治天下的觉悟;而对社稷百姓,他关心民瘼,为百姓畅意直言,表现出传统士大夫强烈的责任感与社会担当。第五章分析田锡的散文理论及创作。作为宋初古文家之一,田锡与其他古文家在理论和创作上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他重视“文”的社会功用,认为“道”是“文”的基础,但同时又主张“文”“道”并重,承认“文”的独立性。受道家思想影响,他提倡自然的文风,体现出儒道合流的文学倾向。田锡创作的散文类型丰富,大多以汉唐文统为宗,具有典雅清丽、文质意远的特色。第六章论述田锡的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田锡经世致用的文论观相对应,田锡主张恢复诗歌的美刺传统。而另一方面,田锡视诗歌为余事,将其看做消遣自适的工具,对诗歌政治方面的要求远低于散文。因此,与其他古文家不同,田锡对艳丽的诗风十分包容。他所创作的诗歌风格多样,融会前代诗歌大家之长却又能自出机杼,具有自己的特色,为宋诗开辟新径、独立于唐诗之外提供了有力的尝试。第七章阐述田锡对北宋士大夫群体的影响。田锡久历官场,结识了大批君子之友。身在宫阙时,他以身示范,为朝中士大夫树立了榜样;为官地方时,他充分发挥儒家淑世之精神,致力于当地民生的治理和风俗的淳化。不管是在士风上还是文学上,田锡对当时及后世的士大夫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对川籍士大夫以及庆历时期的众多士大夫,田锡的影响尤巨。他高尚的政治人格,使其成为砥砺士风的先驱,以及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崇拜的偶像。他的诗文理论,对北宋文坛巨匠——“三苏”和欧阳修的文学观亦有着一定的启迪。

李敏^[5]（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孙小燕^[6]（2020）在《财政视角下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研究》文中认为永贞元年（805）正月,李诵在病中即位,他重用作太子时结交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施行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德宗朝遗留的弊政。从财政角度而言,唐德宗朝贞元中后期,国计走向崩溃。德宗朝地方部分利权脱离中央管理,中央财赋收入减少。同时,德宗鼓励进奉,朝廷正库收入为皇帝内库所侵夺。因此,宦官通过掌管内库,得以扩大财权。对于德宗朝的财政乱局,太子李诵有所认识。在王叔文的谏言下,太子李诵于贞元十五年（799）四月到贞元十六、十七之际（800-801）,暗中结交了一批在财政方面也具有革新意识的青年俊士,以图后谋。永贞元年（805）正月,德宗薨,患有风疾的李诵艰难继位。继位后,王叔文集团把持朝政,在收归财赋于中央的指导原则下,实施措施,推行政策。这些措施不仅触犯了藩镇与宦官的财赋利权,王叔文集团的借专掌财政使职推行改革的方式,导致财政无法统一于宰相,违背了宰臣自代宗朝开始便试图将财政纳入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的意愿。由此王叔文集团在宦官、藩镇、宰臣的反对下走向失败。

李佳忆^[7]（2020）在《南宋的韩愈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对象为南宋士人对韩愈人与文的批评,笔者先对其批评焦点于宏观处作归类整理;再结合相关作品、史料与近现代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从微观上对各家论说的客观性、合理性与褒贬态度做出判断,由此发现南宋士人对韩愈为人与作文的评价是不平衡的——呈现出单面性地褒奖进而推尊其诗文而双面性褒贬地进而探讨其人格的总体趋势,当然,万事无绝对,南宋尊韩人、贬低或不称赞韩文者,亦不乏人,本文仅从宏观趋势予以考量。继而笔者将对深入分析造成这种批评现象的各方面原因,以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勾勒出韩愈在南宋士人心中的完整形象,以及南宋韩评对后世韩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我国近古的韩愈研究,于宋、清两个时期形成高峰,尤其是宋代,可以说基本奠定了后世韩评的格局,足见其影响之大。欧、王、苏、黄几位大家在批评与创作上对韩愈经典化的塑造与加强使得其在北宋“名不寂寞”,然南宋较北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南宋的批评者数量与批评字数均为北宋的二倍还多;且由于南宋理学、考据学的兴起,其对韩愈的批评角度与形式也愈加丰富,可补北宋无而发后来有。本文绪论部分包括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三个部分。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南宋士人就韩愈所行诸事能否推演出其人格知行不一、汲汲名利、敖诞狂妄、不善处穷、失贤者态的激烈争论,以持贬抑态度者居多。第二章是南宋士人以学习者的心态对他学力、气力、才力、笔力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均有明显的仰慕、赞许之情。比对前两章可知南宋士人对韩愈人格与文格的评价出现了割裂的现象:推尊其文而质疑其人。故第三章探析其失衡的原因,主要从对其人过分贬损和对其文过分抬高两个维度,思想与学说自身演进之规律、批评方法的选择、个人的与偶然的原因三个层面进行。第四章论南宋韩评的价值与影响:在对欧、王、苏、黄四位大家评韩或承继、或扬弃的基础上,南宋论者走向更为切实、创新的方向:考证本事、评述文章风格并发现了韩诗清新可喜的一面、与同韩愈有相似处的作家作比较研究、进一步阐释其在文学史的意义等。明清、近现代韩学中的论题几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它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广阔视野、丰富文献与方法论,使他们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作更深入的研究,于自己创作亦有启发。南宋文人盛赞其文而质疑其人与道,从中或可看出南宋在思想与文学两方面之得失:于文,多是一味肯定赞赏,少有批判眼光——南宋的诗、文发展确不及唐;于人于道,多是否定、质疑——南宋理学（新儒学）与韩愈旧儒学比,确是更加缜密、辩证,呈进步、上升趋势。综上,南宋韩评相较于后世固然有其局限,然不可因此而否定它的文献价值及对后世论者的启发处,故对其进行归类、述评、探因等研究具有理论意义。本文笔者运用材料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还原南宋韩愈批评的整体面貌;并运用社会历史批评、伦理批评、心理批评的批评方法,对其进行客观之再批评。

尹悦琦^[8]（2020）在《曾巩诗歌笺注》文中研究说明作爲中国北宋时期着名文学家、史学家,曾巩一直以来因其散文成就闻名于世,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一句“曾子固短于韵语”让其诗歌成就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争论不已。尽管对曾巩诗文的评价褒贬各执一词,但其诗歌依然有许多可取之处,在宋代文坛自成一家,也确实推动了文学的进步,这种推波助澜之功我们还是不应该忽视的,对于其诗歌的研究也不应停止。对于曾巩诗歌的研究,目前学界仍有些薄弱,尚未有学者对其诗歌进行系统完备的笺注,因此并无良好的笺注底本以供研究人员和读者使用。有鉴于此,本论文着重以《曾巩集》中诗歌部分爲研究对象,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对曾巩诗歌进行笺注。在充分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兼及诗人交游情况、年谱、史实典源考证等,尽力做到订正补缺,极尽所能爲曾巩诗歌的研究作出贡献。本论文主要分爲三部分:绪论、凡例、笺注。本文绪论部分,首先简要对曾巩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进行介绍。因已有论文对曾巩的文学建树进行详细的介绍,故本文不再赘述,只选及要点进行论述。其次本文对《曾巩集》的流传、版本、考辨情况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简要梳理。最後还将学术界现有的曾巩作品研究分成师承交游、思想、散文、诗歌、影响贡献几个方面进行简要综述。本文的凡例对本笺注集所用的底本、笺注的体例等进行说明。本文的笺注部分即本论文的主体部分。按照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杏珍、晁继周点校版《曾巩集》目录顺序分爲八卷进行笺注。在笺注内容上本论文对诗歌中涉及的地名、人物、景观、典故、风俗等均作笺释,并将部分诗歌以诗歌内容或现有史实资料爲依据进行编年考证,真正做到对曾巩诗歌研究有所帮助。

邹静慧^[9]（2020）在《“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文中提出“诗言志”是涉及诗歌本质及功用的古老诗学命题。陈衍提出“诗言己志”,对此命题作出新的阐释。“诗言己志”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就诗歌功用而言,重视诗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强调政教之用;就诗歌内容而言,主张以个人化的语言抒发个体之情感体验。“诗言己志”强调诗人的主体性以及诗歌的本体性、无功利性。这一观点本身不算新颖,在漫长的诗学史上可发现与之类似的观点,如公安派的“性灵说”等。但这一观点在新时代或有新的意义。陈衍重新阐释“诗言志”命题,或有其现实针对性。文章拟从实证、理论、创作三个角度来讨论陈衍的“诗言己志”。实证的角度,从生平及交游入手。陈衍明显表现出由政到文的转变,他对政治的疏离,对文学自我的重新定位,是“诗言己志”在实证层面的展现。理论的角度,从“变风变雅”、“新哲理”与“边际语”入手。陈衍对“变风变雅”作出新解,不再要求乱世之诗含蓄委婉,达到政教之用;提出新概念“新哲理”与“边际语”,主张以个人独创之言写个体独特之情。这是“诗言己志”在理论层面的具体阐释。创作的角度,从陈衍的题画诗及山水诗入手。在涉及“遗民”话题的题画诗中,陈衍避开对遗民品质及出处问题的讨论,未表现对遗民忠贞品质以及避世或死节做法的认同;在乱世的山水诗中,陈衍也并未如前代经历二朝的多数文人一般在诗中寄托政教思想。陈衍诗歌对政教功用的忽视,对个人情感的关注,是“诗言己志”在创作层面的实践。文章最后探讨“诗言己志”的深层内涵。从诗人角度看,部分诗人士大夫身份意识淡化,传统诗学所强调的政教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忽视。从诗歌角度看,古典诗原有的政教功能和价值不再得到普遍承认,诗歌转而面向个人内心以求证其存在的价值。“诗言己志”既是古典诗学内在的自省,也是对新时代文学思潮的包容和顺应。

刘爽^[10]（2020）在《《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文中认为李焕章,字象先,号织斋先生,乐安（今山东广饶）人,明代诸生,“青州四杰”之一。出生官宦之家,祖、父均在朝廷任职,兄弟五人都有杰出的文学才华,均有诗集传世,地方志皆有传。明亡后,焕章作《志不二朝》,以明不仕新朝之志,或云游在外,或隐居山寺,或与志同道合者饮酒赋诗,以抒胸臆。其与顾炎武、周亮工、李澄中及诸城遗民集团有密切的交往。李焕章是山东青州一带声名较着的文人,又处在明清鼎革之际,且有一定数量的诗文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其目,表明其诗文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但是,其诗文的传存却十分散乱,未经专门系统的整理。目前所见其诗文集有《织斋文集》八卷共91篇与《织水斋集》（不分卷）168篇,这与方志及《提要》中所说“百万余言”显然是不相符。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查知民间流传的李焕章诗文213篇,分作“赋”“记”“序”“书”“跋”“传”“说”“墓表、墓铭”“疏”“族谱序”以及“杂着”,又从方志中辑录其佚文15篇,周亮工所辑《赖古堂文选》《藏弃集》《结邻集》中辑录其佚文7篇。此外,笔者又搜得李氏诗作45首。本文即笔者对以上诸篇进行点校及注释的成果。此外,笔者还详细梳理了李焕章的交往。李氏的交往范围极广,不仅有同州郡者,还有当时的名士如顾炎武、李澄中、周亮工等人;侨居诸城时,又与诸城遗民集团来往密切,同时与佛门中人相熟往来。笔者希望通过对其交往活动的梳理来分析明清鼎革之际基层士人们的思想心态,以及他们面对如此之时代巨变时所作的人生选择。全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研究和整理李焕章诗文集。第一章,笔者主要对李焕章诗文集的流传和刊刻,梳理其存世文献,重点研究笔者在民间所获手抄本。第二章,系统点校里李焕章诗文。下篇是研究李焕章其人。第一章,介绍了明末清初山东的状况及李氏家族。明末清初的山东,战乱频繁,灾难不断,人民生活凄苦。许多望族也在这场动乱中受到冲击,不仅失去财产和家人,更有“夷夏之辨”对原有意识形态的冲击。李氏家族的经历是这一时代的缩影,经过这一变故,李氏家族也由盛转衰,再不复当年。第二章研究李焕章的交往活动,李焕章交往广泛,涉及各个阶层,主要论述其与周亮工、李澄中及诸城遗民集团的交往,兼及其与其他基层士人的来往。

二、韩愈白居易文学交游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愈白居易文学交游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唐文人交游与文学发展之关系 ——以六位文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唐代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文学观之变迁——从韩柳元白看中唐文学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3）赵翼的唐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财政视角下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南宋的韩愈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曾巩诗歌笺注（论文提纲范文）

（9）“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10）《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韩愈白居易文学交游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唐文人交游与文学发展之关系 ——以六位文人为中心[D]. 郭怡君. 河北大学, 2021
• [2]唐代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文学观之变迁——从韩柳元白看中唐文学创作[J]. 史笑添. 中外文论, 2019(02)
• [3]赵翼的唐史研究[D]. 薛莹莹.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田锡与北宋士风及文学研究[D]. 杨小红. 兰州大学, 2021(09)
• [5]“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6]财政视角下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研究[D]. 孙小燕. 兰州大学, 2020(01)
• [7]南宋的韩愈批评研究[D]. 李佳忆.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8]曾巩诗歌笺注[D]. 尹悦琦.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9]“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D]. 邹静慧. 江南大学, 2020(01)
• [10]《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D]. 刘爽.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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