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全十美”是陷阱（论文文献综述）
陈涛[1]（2021）在《“塔西佗陷阱”及其对我国政府基层治理的启示》文中提出"塔西佗陷阱"理论是古罗马着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塔西佗提出的。本文援引"塔西佗陷阱",旨在分析政府施政造成"塔西佗陷阱"的表现与原因,进而得出对我国政府施政的现实启示:合法决策,增强法治权威;民主决策,拓宽参与渠道;科学决策,保证程序公正;创新决策,创新沟通与监督机制。从而避免政府施政陷入陷阱,进一步加强行政和党的执政能力,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骞真[2]（2021）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文中提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无非是一部随着交往而展开一系列活动的历史。从早期氏族社会的形成到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交往始终是个体群体化和群体社会化的主要演进方式。面对全球一体化和大工业文明造成的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等不合理的合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着名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用合理和规范的交往方式达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然而由于缺乏现实的“武器的批判”,理论最终也不可避免得沦为历史的尘埃。当今世界虽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但交往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依然灼目:国际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威胁他国的独立与主权;恐怖主义、领土纷争、民族矛盾等安全性问题时刻挑战着“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转型时难以避免地会造成民族主体性削弱、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等经济现象;意识形态、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关键;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物多样破坏等生态性问题逐渐演化为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交往理论亟需新的时代转向。交往理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探索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方法之一。虽未形成独立的着作,但“交往”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之中,甚至在晚年的着作中马克思也多次提及交往的概念。作为一种历时性理论资源,交往在不同的语境中都表现出不同的含义,分别体现着人与社会的结构、组织方式等基本构成。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下,考察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的理论前提,更是他构建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规范性价值基础,这三点共同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以实践为纽带,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对以往交往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创立了具有科学性的唯物史观义交往理论,从而打开了认识和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世界大门。受传统教科书影响,国内曾一度认为马克思不存在交往理论。作为马克思解读社会历史的三个基本概念:经济因素、阶级分析和交往,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前两者,而对交往的研究明显不够。实际上,马克思在构建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时,十分注重交往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和旧的分工,交往才会摆脱异化的状态,从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世界历史中的个人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共产主义才可以最终实现。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是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更是解开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新方位,全面把握其理论的重要价值,从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本文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问题分析、文本解读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当今社会关系中仍旧存在的五种类型的交往问题进行科学的划分与总结,并进一步指出该问题的现实意义与当代发展方向。论文的结构突破了传统的梳理式研究模式,以问题陈列与理论梳理相结合的方式,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出发,力图把握从文本的部分剖析到理论的整体构建、从表象的社会观察到背后的原理总结、从问题的现实发现到意义的深层阐发,以便帮助我们在学习与探索马克思交往这一问题中找到解决当今交往问题的最佳方案。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阐述理论本身,还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交往理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承载着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未来社会的构想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心路历程。其中,物质生产、需求、现实的人都是其交往理论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必须站在历史与时代、理论与实践、逻辑与思想的多重视角,方可全面把握其理论的真正内涵。全文可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全文的选题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做一个大致的介绍。第二部分是交往理论的相关概述,分别对交往概念以及相关内容进行初步的分析。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一个历史性梳理与文本性还原,力图以文本解读的方式还原理论的真实面貌。第四部分在前文基础上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一般的抽象和概括,其中包括理论的历史演化、理论构建、辩证特征三个方面。第五部分则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价。第六部分着重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代交往的新理念,论证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商健华[3]（2021）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家、跨组织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相应地,企业和研究人员也逐渐开始考虑,如何使文化异质、短期的团队快速运作起来,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效率。这时,亲和需求便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本文将此背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旨在探讨亲和需求的满足形式和对个人及团队的影响,以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选题动机在于以下两点:1)在跨文化团队中,为满足亲和需求而展开的互动会因个体和文化而异。然而,对于亲和信号和亲和需求影响的文化特异性,目前仍几乎没有系统的比较文化研究。2)此外,关于亲和需求的研究多集中在包括德国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中国,亲和需求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基于上述选题动机,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1)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是怎样的?2)亲和需求对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团队合作有什么影响?3)与德国或西方的现有理论基础相比,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有何不同?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总结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所体现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与前人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这一特定群体身上所体现出的独特特点。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帮助外国友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同事的亲和需求,从而促进其团队合作的顺利开展。为了达成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应用了质性研究辅以量化研究的三角测量法。在前期准备阶段,本研究首先对Strohschneider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在此基础之上,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并选择符合研究目的的研究对象。在数据收集阶段,首先组织10位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分两组进行团队合作实验,创造团队合作的环境;其次,在实验中、访谈前和访谈后分三轮对实验录像进行观察,择取符合研究目的的互动片段;最后,使用调查问卷和访谈法收集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的相关信息。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使用质性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转写和分析。本文基于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所使用的亲和信号可分为言语、非言语、伴随言语和意动型信号等四大类,各大类之下又包含若干小类（见下表）。#122)亲和效应在中国日耳曼学生的团队合作中体现在个人感知、人际关系、团队凝聚力和实现工作目标等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包含若干子类属（见下表）。#12通过将上述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进行比较,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本研究的部分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使用的绝大多数亲和信号都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例如微笑、笑、集体代词“我们”等。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感知到的亲和效应也大都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例如缓解紧张、增强自信、增强团队凝聚力等。2)本研究的部分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相比体现出了显着差异。在亲和信号方面,本研究发现部分亲和信号具有更为细致的下分类属。例如,根据现有理论基础,微笑和笑被普遍认为是亲和信号,但是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出现了掩饰尴尬的笑这一细分类属。部分受访者并不接受将这种笑划分为亲和信号。再如,根据现有理论基础,表达赞赏或认可的话语属于亲和信号。但本研究发现,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敷衍的赞赏和认可并不能满足部分受访者的亲和需求,甚至还会给他们留下负面印象。类似的亲和信号还包括给出建议的下属分类给出不务实的建议,化解冲突的下属分类“和稀泥”等。此外,本研究还分析得出了现有理论基础中不曾包含的全新亲和信号。这些亲和信号包括可能性主观推断、昵称、语气、语速、音量、组织行为、谦让行为和闲聊等。最后,本研究发现某些亲和信号并不一定能够引发亲和感知。这些亲和信号包括集体代词“我们”、笑、抚摸、拥抱、缩短体距、目光交流、回答问题、化解冲突、组织行为和介绍新的团队成员等。在亲和效应方面,本研究发现亲和信号不仅能够提升团队工作效率,个别亲和信号也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例如谦让行为对团队讨论的阻碍效果,这丰富了现有理论基础中亲和信号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此外,本研究总结得出了心理负担、促进互相了解、促进人际关系、指明改进方向、提升工作投入度、明确工作方向、维护和谐氛围和全面考虑问题等全新结论。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利用文化-个人-情景模型对研究结果和现有理论基础的不同之处加以分析,得出了以下结果:1)文化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首先,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民族文化促生了部分亲和信号。例如,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原则的影响,敷衍的赞赏和认可以及“和稀泥”等亲和信号应运而生;在面子原则的作用下,可能性主观推断被用来表达反对观点和批评;在谦让原则的主张下,团队成员会互相谦让,但这可能会导致团队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影响部分亲和信号的感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下,包括微笑、笑和谦让行为等在内的交际信号在日常交际中频繁出现。部分受访者认为这些信号并不具备亲和信号的实质,而仅是在维护互动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使他们对这些信号持中性立场。其次,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受亚文化影响。本研究的受访者体现出两大集体特征,即年轻开放和熟知德国文化。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本研究发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变迁。例如,“和稀泥”这一行为有效维护了团队氛围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下应属于亲和信号。但受到德国文化务实原则的熏陶以及年轻一代文化变迁的影响,部分受访者认为“和稀泥”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冲突,因而不能视其为亲和信号;还有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德国会和亲友拥抱,但是在中国不会,这其中也蕴含了德国体触文化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2)个人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例如,具有广泛社交范围的受访者对微笑、笑和目光交流等交际信号早已习以为常。这些信号仅能满足他的基础交际需求,而无法满足他的亲和需求。再如,部分受访者受性格影响而无法接受亲密的体触行为,拥抱等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不适。3)情景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由于本研究以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作为研究背景,部分亲和信号被受访者视为这一具体情境中达成团队目标的必备环节。这些信号包括集体代词“我们”、询问个人感受、征求个人观点、回答问题和介绍新成员等。部分受访者认为,上述信号仅服务于团队工作,而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心理层面的影响。所以,他们并不认为上述信号属于亲和信号。总的来说,受文化、个人和情景的三重影响,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体现出了多样复杂的特点。当前,跨文化团队在企业和组织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我国鲜有关于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的研究。所以,本文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将来跨文化团队中亲和互动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加深国外友人对中国同事亲和需求的理解。
吕文菁[4]（2019）在《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在对世界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进行综合了解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有着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习近平世界文明观是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根源于马克思的世界文明思想。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他从生产的性质以及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演变与革命来理解和论证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业与资本、商业与贸易、战争与征服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视野,吸收了新中国以来外交理念关于文明交往的相关思想,对马克思的文明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和阐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的世界文明观。新时代以来,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应答“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高屋建瓴地预测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强调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扩大的基础上,以持续推进中华优秀文明的创新发展;是立足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的需要,以实现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是基于人类文明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以推进全球治理秩序的更新。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在现实推进中体现了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丛林法则”的艰难过程,走过了世界文明冲突的极端形式,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依然笼罩着世界文明格局。中国承诺打破“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启示和认知中寻求世界文明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平等互尊是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多样性平等、发展权利平等。因此,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交融互鉴,是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文明平等的前提下,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是文明的相互交融。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当前,世界文明交流仍然困扰在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陈腐观念的泥沼之中,必然要以新的世界文明观取而代之。开放包容,这是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下,世界文明正能量与负能量同比增长,局部地区因文明冲突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要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必然需要新的引领力量。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践行互尊互鉴的新文明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增进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精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纵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共生共存、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等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从时代主题、开放包容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等方面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唐小毛[5]（2019）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项目评估的博弈现象研究 ——以J省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试点项目评估为例》文中提出未成年人因其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不成熟,很难在社会中独立获得生活与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功能不断被社会化转移,未成年人逐渐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关注和致力保护的特殊弱势群体,未成年人保护也因此作为一项基础性的社会建设事业逐渐成为政府履职的重要范畴。近年来在“管理转向服务”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影响下,社会力量参与各种社会问题治理的实践探索如雨后春笋生长,其中公共服务项目化运作供给便是可行性路径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以专业社会工作为主要力量参与未成年人保护项目的科学和规范性、解决问题的切实性及其实践的社会价值都需要进行一个考量,而这个考量的主要工具便是评估。在专业性的反思督促下,评估贯穿于整个社会工作实务及其它社会服务项目实践的始终,尤其在社会服务项目的完结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评估是一种检验专业性和工作绩效的有效手段,当它被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时,便是诸多利益相关主体的一种收益划分和评定,因而常常伴随评估方、被评估方及其他各个相关主体之间博弈。本研究以J省未成年人保护试点项目评估中较为突出的博弈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法、参与观察等方法完成资料收集。研究以博弈论为视角来反思整个项目的评估工作,运用博弈论中的博弈策略和收益组合模型为主要框架分析各个相关主体在面对评估时的态度、立场及其相应的行为选择,在博弈的视角下去审视评估最后呈现的结果。研究发现,在J省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试点项目评估过程中,项目购买方、项目承接方和评估方三方从自身立场及利益目标出发,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博弈,整个评估过程的博弈现象较为明显。在博弈过程中,三方主体均采用一定的策略去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其中便存在一些不合规甚至不合法度的行为。另一方面因社会服务的社会化及公益属性,各方在利益最大化角逐中又会不可避免要考虑专业和职业操守,在多种占优策略选择后达到一个博弈的均衡状态,形成最后的评估结果。基于此,本研究就评估过程中的不当博弈行为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让此后相关项目的评估在法度规范内合理博弈,最后走向非零和博弈的共赢。
赵路[6]（2019）在《基于稀土离子4f-4f和4f-5d跃迁的光学温度传感》文中提出温度作为基本物理学量之一,其测量精度和测量方式,在各个不同的科学领域都有不同的要求。随着科学研究、技术应用以及工业生产等领域的迅速发展,各种不同原理、不同测量范围的温度传感器也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以及基础科学研究中。然而,如今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现有的商用温度计很难满足一些特殊应用领域的高难度、高精度要求。例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过热导致爆炸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这就要求科研人员设计出微小的测温元件置于手机内。再比如,癌细胞对温度十分敏感,研究癌细胞死亡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对治疗癌症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这就要求设计出高温度灵敏度、高空间分辨率的温度传感方式。再比如,对活体动物体内温度的探测是很有意义的基础科学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将温度计侵入动物体内会对动物器官造成伤害,这就要求研究人员设计出非接触的测温方式。然而,传统温度计通常只能满足10微米以及以上尺度温度的测量,且需要接触式测温,响应较慢,所以在探测速度和精度上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发光材料的光学温度传感方案显示出了其独有的温度探测优势。光学温度传感属于非接触式温度探测的范畴,相比于传统接触式温度计优势如下:它无需和待测物体接触,因而测温速度快且不会对待测物体产生侵入损伤;纳米尺寸的发光材料用于温度探测则可具有更高的（纳米尺度）空间分辨率,适用于细胞体温度探测;发光材料的荧光寿命一般在毫秒量级以下,因而光学测温具有实时性的特点。光学温度传感器的核心材料为用于感测温度的发光材料。发光材料的温度传感原理是发光材料的某些光学特性随着温度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如发光峰位置、两个发光峰的荧光强度比、光谱线宽、绝对荧光强度以及荧光衰减寿命等,因此可以建立这些发光特性与温度的关系,通过测量发光来反推出待测样品的温度。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是探究基于稀土发光材料的新型光学温度传感技术,采用的主要光学测温方案为荧光强度比方案,研究目的在于提高现有测温方案的温度灵敏度以及寻找可用于光学温度传感的新的测温方案,以下是本论文的内容安排:第一章是本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发光材料温度传感的研究意义、背景和发展现状,以及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的优势和不足。然后通过对稀土发光材料的介绍引出与本文内容相关的基于稀土发光材料的测温技术。第二章中,我们介绍了基于激发态热耦合能级的荧光强度比的测温方案。我们采用的热耦合能级为掺杂在YBO3基质中的Eu3+离子的5D0和5D1能级。首先我们对YB03:Eu3+粉末样品的合成过程和表征方法做了介绍。接下来我们介绍了样品在室温下的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并指认了发光峰来源。我们选取Eu3+离子的5D0和5D1作为目标热耦合能级,测量了热耦合能级在不同温度下的发射光谱。归一化的光谱数据显示,5D0和5D1到7FJ的发射峰的荧光强度比随温度有单调的依赖关系和剧烈的变化。我们对实验数据用玻尔兹曼公式进行拟合,得出了其相对灵敏度曲线。我们还对合成样品做了热重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合成的样品直到1000度都具有很高的温度稳定性,完全胜任500度以内的温度探测。实验结果显示该测温方式具有较高的温度灵敏度,但同时我们也指出其存在低温失耦的局限性。对于三价稀土离子,除了基于激发态热耦合能级的荧光强度比测温技术之外,低激发态热耦合能级测温技术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第三章的研究就是基于Eu3+离子的低激发态7F0和7F2热耦合能级测温方式展开的。在本章引言部分,我们先分析了本章的低激发态热耦合能级测温方案与上一章高激发态热耦合能级测温方案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正文部分,我们通过三次煅烧高温固相法合成了Eu3+掺杂Ca3Sc2Si3012基质的发光材料样品,并对其进行了结构的表征,分析了Eu3+离子在该基质中发光特性与晶体场环境的关系。我们以610.6 nm激光作为激发光源,使部分处于低激发态7F2的三价Eu离子被激发到5D0激发态,预期5D0向基态跃迁的发光会随温度变化。实验结果显示,在激发光强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5D0向下的跃迁发光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强。我们分析实验结果,认为随着温度的升高,越来越多的Eu3+离子从7F0能级热激发到7F2能级上,这意味着在激发强度不变的情况下,更多处于7F2能级上的三价Eu离子会吸收激发光跃迁到5D0激发态从而发光增强。这种基于基态热耦合能级测温的方式摆脱了上一章热耦合能级低温失耦的局限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弱样品吸收激发光之后由于放出声子而产生的加热效应。在第四章中,我们尝试跳出基于热耦合能级测温的思维定式,转而探索基于发光来自一对非热耦合能级的荧光强度比的温度探测方案,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利用两种稀土离子5d-4f跃迁的荧光强度比测温。传统的热耦合能级测温一般利用稀土离子4f内部组态跃迁产生的发光,光谱波形一般为尖峰,对尖峰的精确测量往往需要更精密的仪器,不易降低生产成本。而稀土离子4f-5d跃迁产生的光谱一般为宽带,因此我们在本章中采用基于稀土离子4f-5d跃迁发光的测温方式。我们通过高温固相法制备了两种分别掺杂二价Eu和二价Sm的粉末样品,并对两种发光粉末进行一定比例的混合。这两种材料的发光宽带均来自于5d到4f的跃迁,在对两种材料都有效的激发光的激发下,随着温度升高,二价Eu的发光宽带减弱,二价Sm的发光宽带相对二价Eu增强,二者的荧光强度比随温度具有非常剧烈的变化。在380K到700 K的温度区间内,温度相对灵敏度为3%K-1量级,对于室温以上测温的灵敏度来说是比较高的。因此,基于二价稀土离子不同发光温度特性的测温方式十分实用,在工业生产所需的非接触式温度探测方面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以上测温都是荧光测温,即,先用激发光去激发样品使样品产生发光,然后测量发射光与温度的关系。但是激发光本身往往可能会有加热效应,对样品的温度产生影响,这对光学测温的准确性是不利的。在第五章中,我们进一步探索新型测温方式,即基于长余辉测温这一非实时激发的测温方式。在本章中,我们首先以我们实验室自己开发的一款黄色长余辉材料Ca2A12Si07:Eu2+,Tm3+为例,对长余辉材料的发光原理和研究现状进行介绍。然后介绍传统长余辉材料SrA1204:Eu2+,Dy3+,Tb3+的余辉温度特性,实验结果显示,该材料在60K温度下的余辉为蓝光,随着温度的升高,蓝光逐渐减弱,绿光逐渐增强,在240 K温度下样品余辉显示为绿光。我们基于这一现象开发了基于余辉荧光强度比测温的新方法,对实验数据的拟合、分析显示,我们这种新的测温方法的相对灵敏度达到了3%K-1量级。而且这种余辉测温方法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极大地减少了激发光的加热效应,而且与第四章相同,也是基于宽带荧光强度比,除了对测量仪器要求不高,还具有荧光强度比测温的所有优势。我们相信,基于长余辉的测温方式应该是未来生物体温度探测的发展方向之一。在文章的最后,我们总结了本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同时展望了基于发光材料温度传感未来的发展方向。
张志岩[7]（2019）在《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理念与创作实践》文中研究指明古龙是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同时也是一位高产作家,他一生创作了七十余部武侠小说,共计一千多万字,不得不让人惊异于他强大的创作力。他受到了国外侦探、推理小说技法的影响,结合传统武侠小说的“古典性”基底,开创了特色的武侠推理小说,并在叙事、语言、情节建构等方面确立了自己独有的风格,为武侠小说的现代转化打开了新局面。本文主要从内容、技法两大方面系统分析古龙武侠小说,结合他从传统武侠小说中吸取保留的优秀成分以及对于西方文学理念的有效融合来梳理其武侠小说所呈现的现代理念。本论文分为五个章节。论文第一章主要从武侠小说现代理念的生成出发,对20世纪武侠小说现代理念的内涵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古龙的个人经历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古龙武侠小说现代理念的形成做出梳理。武侠小说作为中国传统的小说样式而长盛不衰,而支撑着武侠小说的根本便是其中蕴含着的“古典性”。所以古龙武侠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理念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性的现代理念,其中必然要包括相对于以往武侠小说的“古典性”而言的现代性,以此为基础,才能更客观的研究古龙武侠小说所表现出的现代理念,以及现代理念如何指引古龙的小说写作。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加之当时出版业的繁荣,为武侠小说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大环境相对自由,也为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古龙因此得以广泛吸收国外小说的理念与技巧。首先,古龙受到现代法制理念的影响,开始警醒于“力”的使用,他笔下的暴力开始被“粉饰”,做文学化的处理,而英雄侠客也不再成为道德和律法的化身;另外,古龙还受到现代都市市民建制的影响,他笔下的江湖很少有门派之别,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神秘的江湖组织,这些组织类似于现代的公司与黑帮,自上而下,自成体系。其次,对于时代情绪的敏锐捕捉让古龙的武侠小说充满虚无色彩,侠客在情感与理性的极致分裂下探求自身的欲望。最后,古龙积极的借鉴西方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创造性的将侦探推理模式引入武侠小说,并且在小说中同时融合了蒙太奇的艺术手法,用画面感弥补他的武侠小说缺失的逻辑性。在语言风格上借鉴了海明威式的简洁隽永的“电报体语言”,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论文第二章主要从现代法制与社会建制的影响来看古龙武侠小说中对于“武”的继承与创新。他对武力采取节制与消解的态度的同时,将武侠小说的书写重心转移到“人”的自身。古龙受到现代法制理念的影响,对于武力的使用开始抵触,转而关注人的内在,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于是在写作中将武侠小说的关注点由“武”转移到“人”,对于武力采取了节制的态度和消解的方式。他认为对于武力的极度痴迷与纵容只会让人产生异化,所以古龙对于武力的态度是节制的,不主张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反而喜欢用智慧和勇气来解决纠纷。对于武力的节制就相当于对于暴力的消解,古龙小说中很难见到血腥的武打场面的描写,取而代之的是唯美地点到为止,他将武力书写文学化,暴力书写神圣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武侠小说的暴力因子。此外,古龙明显受到日本武士道文化的影响,对于武功的描写多是“无招胜有招”,并且讲求物我合一,不过分倚重锋利的武器,而是靠着自身的意念战胜敌人,武器在古龙的小说中虽奇异百变,但最终还是会回到人性的描写上,帮助主人公取得胜利往往不是手中的武器,而是爱、宽恕、信任等人格力量,这正体现出“道法自然”、“物我两忘”、“重道轻器”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古龙用现代市民建制的组织模式来构建江湖世界,他对江湖谱系着墨不多,主人公的身世背景模糊,大多无门无派。在古龙以前,武侠作家们还是以社会权力等级观念来建构武林江湖,但到古龙为之一变。古龙笔下的武林江湖不再以武力确定等级秩序,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以独立的姿态进入武林,以对抗的姿态面对武林中的权力等级。他们虽然仍旧参与武林事物但又与权力疏离,不再成为道德或律法的化身,可以看出古龙的武侠小说更多表现的是绝圣弃武的精神。古龙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几乎都是虚化的,这样就使得小说中的人物独立出来,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不会受到历史的影响从而可以自由发展。这样的将历史背景虚化的写法还可以专注于写江湖纷争而不涉及江山问题,不涉及传统的权力等级秩序。论文的第三章主要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方面梳理古龙武侠小说中对于“侠”这一形象内涵的突破性创作,并集中展现了现代人对于孤独和自由的极端体验,由此展现出时代情绪与现代人的心理病变。武侠小说写的是“侠”,但是“侠”这一形象的关键在于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侠义精神与自我精神。在古龙以前的武侠小说中称为侠客的人物多是济弱扶贫、为国为民的高大形象,古龙受到现代人权意识的影响,将他笔下的侠客塑造成为了“独立完整”的人,他们不再是人格完美的大侠,而是有着私心的世俗化形象。侠客的神性被消解,人性被凸显。古龙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浪子人物形象,像沈浪、李寻欢、陆小凤、楚留香等。这些侠客身上都带有孤独情绪,暗示着现代人精神的困厄与生活的荒诞。还有对于极端病态人物的描写更体现出在现代情绪裹挟下的人的心理状态。对于侠义精神的理解,古龙也不同于前人,他打破以前的复仇传统,用宽恕化解仇怨,用自我拯救代替拯救。古龙吸收现代意识,将人的自我意识融入作品之中,重视人性的欲望和本能的表达。论文第四章主要从小说技法与小说模式方面分析古龙的武侠作品所呈现的现代理念。古龙将西方硬汉派侦探小说和新本格派的推理模式融入武侠小说的创作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武侠推理模式,并创作出享誉一时的“楚留香传奇”与“陆小凤传奇”系列作品。推动其小说情节发展的关键多是人性的冲突,他还将电影中用的蒙太奇手法运用到小说中,通过情节场景的转换拼贴来营构故事。古龙小说的语言充满了诗意与哲理,形成了其独具风格的语言特色,被人们称作“古龙体”。论文的第五章主要分析古龙秉持的“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创作理念为其小说创作带来的成就与局限以及对于武侠小说现代性的思考。他赋予了武侠小说新的时代内涵,赋予了武侠小说美学和哲学的双重价值。同时,古龙的武侠小说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过分追求新变也让他陷入了重复自己的困境,例如女性形象类同化严重,侠女与魔女就是其小说作品中最常出现的两类女性形象。在市场化与商品化的影响下,他的某些小说也存在着暴力低俗的元素。他后期的作品大多质量不高,情节破碎、有头无尾。由于古龙自身的成长、生活经历,他武侠小说创作充满随意化倾向。所以,对于古龙武侠小说所呈现出的现代理念的研究也需要保持谨慎客观的态度。武侠小说的现代性主要是精神的现代性,探求武侠小说的现代性问题也会为今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新道路。
孙露萍[8]（2020）在《论周瘦鹃20世纪20年代主编刊物“专号”的编辑理念》文中研究表明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文学活动集创译编为一体。20世纪20年代,他主编了《半月》、《紫兰花片》和《紫罗兰》,影响范围广,受市民读者青睐,间接推动了20年代通俗文学的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专号,是以特定话题为主题的刊物形式,对刊物自身的生存和主编的编辑思想密切相关,是杂志编辑中最具个性化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主编编辑理念的部分。本文关注周瘦鹃20年代主编的刊物专号,通过对专号的分类梳理和归纳分析,试图在专号类型中探寻周瘦鹃的四大编辑理念:启发大众树立正确价值观、自由平权和民主平等观念、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培养和消闲娱乐观念,以及多元、开放理念,从整体上升华这些理念为时尚新颖、多元包容,并客观评价周瘦鹃主编专号的编辑理念对文坛的影响。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梳理对周瘦鹃的研究现状,并得出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正文由二到七章构成:第二章是本文论述的基础,主要从整体上概述周瘦鹃的文学活动和他20世纪20年代主编刊物及其专号刊行的历史文化语境。该章包括周瘦鹃的文学活动介绍;《半月》、《紫兰花片》、《紫罗兰》三大杂志及其专号的介绍,涉及杂志刊行的历史文化语境阐述;重点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专号的设置与类型划分。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本文论述的核心部分,本文首次将32个专号分为四大类——“社会人生类型专号”、“妇女、婚恋家庭类型专号”、“都市与时尚生活类型专号”和“其他类型专号”,通过文本细读和史料梳理的方式,探究每类专号展现的周瘦鹃独特的编辑理念。第三章探讨“社会人生类型专号”,分析专号如何积极引导青年人生观,对民众社会道德观的培养和对家国和平的呼吁,以此剖析周瘦鹃启发大众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编辑理念。第四章探讨“妇女、婚恋家庭类型专号”,包括专号对精神至上、品格高尚的婚恋自由的追求,对都市陷阱下另类女性的社会救赎,和构建改良性质的现代小家庭三方面,以此剖析周瘦鹃自由平权、民主平等的编辑理念。第五章探讨“都市与时尚生活类型专号”,着重关注都市艺术、娱乐文化和日常休闲生活三个方面,通过论证电影和歌舞文化对市民大众的艺术熏陶和审美培养,新年娱乐文化的“新”质,以及追求市民生活的日常休闲和都市摩登现象,以此剖析周瘦鹃提倡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培养和消闲娱乐的编辑理念。第六章探讨“其他类型专号”,分析借鉴域外流行杂志办刊经验的专号,关于怀念和纪念友人的专号,以及专注于应时应节文字的专号,以此来突出周瘦鹃注重多元、开放的编辑理念。第七章客观评价周瘦鹃20世纪20年代主编专号的编辑理念对文坛的影响。包括在整体上总结周瘦鹃时尚新颖、多元包容的编辑理念,阐述周瘦鹃的专号及其理念对新旧文学的影响,最后客观评价周瘦鹃文学编辑活动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结语部分在全文的基础上,再次总结周瘦鹃的编辑理念,并提出本文研究的不足。
聂圣平[9]（2018）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文中认为肇始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在新自由主义的各项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诚然,这场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潮是导致此次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许多人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而忽略了新自由主义在其他方面的理论主张。但是,众所周知,政治和经济是紧密相连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谈这场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新自由主义时,学界必须既要看到其经济理论,也要关注它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在政府方面的理论主张。因此,以政府观为视角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政府观也相应地出现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嬗变,分别是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守夜人”型政府观、现代自由主义时期的“全面干预”型政府观以及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新守夜人”型政府观。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主张可以概括为“小政府、大社会”。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张弱化政府,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主要负责保护和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能过多干涉市场和社会。市场的运转依靠的是自发的自由竞争来维系,社会的秩序则依赖的是发达的公民社会组织来维持。新自由主义的两位代表人物诺齐克和哈耶克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观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以论证其科学性。诺齐克采取的是政治哲学的视角,而哈耶克则采用的是经济哲学的维度。新自由主义政府观正因为其具有的一些科学性而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受到了追捧,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在理论界表现为,一大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大加赞赏和大力推崇,学界一度形成“洛阳纸贵”的怪相。在实践领域则表现在,以撒切尔和里根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但是,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也因其局限性而不得不面对一些理论的责难和现实的困境。理论的责难主要体现为,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采取的针锋相对式的批判性重构。除此之外,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佩迪特提出“无支配自由”尝试取代新自由主义的“无干涉自由”,而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倡导的“权利正义观”本身就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新自由主义政府观面临的现实困境则主要体现在,以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为指导的各国实践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遭遇瓶颈甚至是重大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最好的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主张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之一。依据之一,市场秩序长期依靠的是自发的自由竞争来维系,政府远离市场,疏于对市场监管,导致金融市场混乱并最终走向崩溃。依据之二,政府长期被弱化,职能有限,无法应对风险社会时代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突发性。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这种风险的典型代表,而政府因自身能力有限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显得慌乱和乏力,从而使得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依据之三,政府不能干涉社会,社会秩序长期依赖公民社会组织来维持。但是,西方公民社会尚未发达到可以让社会离开政府保障的程度,很多社会问题是公民社会无法自行解决的,如社会失业问题、公民购买力的下降以及偿还能力的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加剧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可见,新自由主义政府观是一种科学性与局限性并存的政府理论,学界应该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它,并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将不无裨益。政府体制改革关系到一国的政治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大局。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及其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国际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回暖而走向终结,世界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高峰已过,但其后续影响犹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即美国相对实力的削弱、中国相对实力的增长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变化对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提出了诸多挑战。此外,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回升。俄罗斯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上曾经与中国有着深刻的渊源,再加上俄罗斯的改革就曾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因此,俄罗斯影响力的回升对我国政治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关系到一国的文化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大局。可见,正确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文化安全提出的挑战显得尤为必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分析,可以为我国政治安全建设尤其是具体的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一条正确的路径:“大政府”是可能的,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大”体现在政府的能力上而不是权力上。同时,通过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的分析,可以为我国政治安全建设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道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流阵地。
胡雪婵[10]（2018）在《汉语成语语义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成语理论研究发展回顾和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概念溯源展开,基于单语语料库和平行语料库,通篇选取书面语语料,对汉语成语语义韵的本体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展开探索。本文除引论和结语外,共由七章内容构成:第一章,对成语和语义韵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一方面梳理成语的内涵与归属、特点、来源和发展途径、结构与意义、认知研究概况;另一方面追溯语义韵的概念源头、整合语义韵的界定、特征、分类、生成机制和语用功能、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评判标准、提取方法和计算方法等问题。第二章,界定汉语成语语义韵的概念并对其进行分类。首先在对置于EUM核心地位的汉语成语及其语义韵进行界定并解析的基础上,区分与汉语成语语义韵相关的几个概念。其次对汉语成语语义韵进行分类和举例,分为消极语义韵、中性语义韵和积极语义韵。第三章,通过例证,总结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基本特征和功能。特征包括:稳定性、可开发性、隐秘性、评价性、连续性和可传递性;功能体现为对汉语成语形式、意义和功能界面的整合。第四章,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历时发展进行描述并阐释原因。汉语成语语义韵演变的特点是:语义倾向的稳定性、语义韵强度的连续性、演变的不平衡性。推动汉语成语语义韵演变的因素有二:（1）保持汉语成语语义韵稳定发展的因素,包括成语来源的沿袭性、成语意义的稳定性、成语自身结构的稳定性及其句法位置的固定性;（2）造成汉语成语语义韵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包括搭配项和句法位置对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压制、隐喻认知模式对汉语成语语义韵的修整、言后行为对汉语成语语义韵的约束、从俗从简心理对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影响。第五章,首先对汉语成语语义韵冲突进行分类,包括节点词换字、搭配项异质、类联接和替换成分的异质、语义韵异质及强度不和谐引起的冲突;其次讨论汉语成语语义韵冲突的意义,即促使汉语成语产生新的义位、实现特殊交际效果;最后讨论汉语成语语义韵冲突消解的几个阶段,包括语义韵的稳定阶段、语法位置发生变化、搭配项义范围扩大、局部语义韵使用数量增多和新语义韵常模固化。第六章,探讨汉语成语英译问题。首先,梳理汉语成语英译的理论基础;其次阐释确立跨语言对应单位的过程;最后通过例证,探讨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语义与语义韵的接口,包括静态与动态的接口,形式与意义的接口。第七章,探讨语义韵理论在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首先,以“五花八门”和“形形色色”为类例,探讨同义成语辨析的新途径,并对对外汉语同义成语辨析提出针对性建议;其次,从语义韵角度分析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二语学习者作文语料偏误,并对对外汉语成语教学提出建议;最后,梳理和评价现有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尤其是成语部分）的编纂问题,强调语义韵提示是现阶段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应该重视并解决的突出问题。本论文关于语义韵理论进行的新视角的梳理和探索、关于将语义韵理论运用于汉语成语研究的初步尝试,对汉语成语理论、汉语成语英译、成语词典编纂、对外汉语成语教学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二、“十全十美”是陷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全十美”是陷阱（论文提纲范文）
（1）“塔西佗陷阱”及其对我国政府基层治理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塔西佗陷阱理论的起源与阐释 |
| 二、基层治理“塔西佗陷阱”的具体表现 |
| (一)新时期党和政府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
| (二)政府政策反复无常，社会治理难以有效实施 |
| (三)地方政府过多干预，责任主体不明，制约经济文化体制的变革 |
| (四)政府基层治理与“塔西佗陷阱”的关系论证 |
| (五)政府的公信力削弱，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增加管理成本 |
| 三、基层治理“塔西佗陷阱”的危害 |
| (一)政府公信力下降，削弱政府的施政能力，影响国家安全稳定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
| (二)民众的认同和信心下降，政府行政效率降低，影响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
| (三)可能引起社会成员的政治冷漠，社会抗争 |
| (四)影响政治统治的秩序和合法性基础，引发危机 |
| 四、基层治理面临“塔西佗陷阱”的原因 |
| (一)政党组织和政府方面来看待基层治理“塔西佗陷阱”的原因 |
| 1．党政机关应对公共问题或主动实施政策方式不当，引起群众的不满、怨恨情绪。 |
| 2．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尚不完善。 |
| 3．社会诚信监督惩戒机制不健全。 |
| (二)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待政府“信任危机”主要有以下原因。 |
| 1．社会失信现象较为普遍，舆论的跟风影响大众的行为价值取向。 |
| 2．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市场开放经济政策，削弱政府的权力效果。 |
| 3．治理和决策，未能达到民众过高的期待值，导致政府的支持认可率降低。 |
| 五、塔西佗陷阱理论对我国政府基层治理的启示 |
| (一)合法决策，使决策施政法制化，程序化 |
| (二)民主决策，公正公开，提高社会参与度。 |
| (三)科学决策，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完善决策体制机制，依法决策。 |
| (四)创新决策，结合新兴技术手段，创新大众政治沟通与政治监督体制。[13] |
（2）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的重难点 |
| (二)创新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问题 |
|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历史渊源 |
| (一)古代西方哲学交往观 |
| (二)英国经验哲学交往观 |
| (三)法国启蒙主义交往观 |
| (四)德国古典哲学交往观 |
| 二、马克思交往理论“最广泛的意义” |
| (一)交往范畴的界定 |
| (二)交往与生产关系的辨析 |
| (三)交往相关性范畴的理解 |
| 三、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社会机理 |
| (一)交往是社会产生的重要前提 |
| (二)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
| (三)交往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实现途径 |
| 注释 |
| 第三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生成脉络 |
| 一、早期探索:从“天上的云雾”到“尘世的生活” |
| (一)人与自然的交往:《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意志 |
| (二)人与社会的交往:《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 |
| (三)交往关系的产生:《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 |
| (四)交往关系的异化:《穆勒摘要》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 二、中期考察:“新世界观”视域中的交往理论 |
| (一)实践中的交往关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 (二)实践中的交往的人——《德意志意识形态》 |
| (三)交往中的社会产物——《致安年科夫的信》 |
| (四)交往中的阶级划分——《共产党宣言》 |
| 三、晚期审理:社会不平等的交往关系 |
| (一)商品拜物教——《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
| (二)虚幻的社会关系——《资本论》 |
| 注释 |
| 第四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阐释 |
| 一、不同历史形态下交往的衍生样式 |
| (一)渔猎社会形态下的交往形式及特征 |
| (二)农业社会形态下的交往形式及特征 |
| (三)工业社会形态下的交往形式及特征 |
| (四)信息社会形态下的交往形式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唯物史观建构模型 |
| (一)交往与人 |
| (二)交往与生产 |
| (三)交往与需要 |
| (四)交往与交换 |
| 三、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辩证特征 |
| (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
| (二)实践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
| (三)历史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
| (四)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
| 注释 |
| 第五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价值述评 |
| 一、认识领域:主体间性问题的双重整合 |
| (一)从个人的交往到交往的个人 |
| (二)从交往的社会到社会的交往 |
| 二、方法指南: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 |
| (一)交往理论哲学范式的式微 |
| (二)交往实践哲学范式的崛起 |
| 三、现实批判:两种不同制度间的交往 |
| (一)资本主义交往的理性审视 |
| (二)社会主义交往的科学审理 |
| 四、未来构想:人类的自由与解放 |
| (一)面向过去的反思——世界历史 |
| (二)面向未来的建构——共产主义 |
| 注释 |
| 第六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发展 |
| 一、当代交往关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 (一)政治:完美世界的“暗流” |
| (二)安全:和平上空的“乌云” |
| (三)经济:中等收入的“陷阱” |
| (四)文化:话语领域的“围城” |
| (五)生态:自然法则的“黑洞” |
| 二、一种新的交往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一)政治:平等相待、互商互量的伙伴关系 |
| (二)安全: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
| (三)经济: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
| (四)文化: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
| (五)生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跨越:“认识-实践-认识”的二次飞跃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目标:“自然-人-社会”的和谐互动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真-善-美”的辩证统一 |
|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旨归: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3）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Einleitung |
| 1.1 Forschungsstand |
| 1.2 Fragestellung und Zielsetzung |
| 1.3 Fachliche Zuordnung |
| 1.4 Aufbau der Arbeit |
| 2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
| 2.1 Team und Teamarbeit |
| 2.1.1 Team |
| 2.1.2 Teamarbeit |
| 2.1.3 Teamkohasion |
| 2.2 Affiliation |
| 2.2.1 Affiliationsbedurfnis |
| 2.2.2 Affiliationssignale |
| 2.2.3 Auswirkungen von Affiliation |
| 2.2.4 Affiliation vs. Guanxi |
| 2.3 Zwischenfazit |
| 3 Methodik |
| 3.1 Auswahl der Forschungsmethode |
| 3.2 Vorbereitung |
| 3.2.1 Experiment |
| 3.2.2 Erstellung des Beobachtungsformulars |
| 3.2.3 Fragebogenerstellung |
| 3.2.4 Interview |
| 3.3 Datenerhebung |
| 3.3.1 Experimentdurchfuhrung |
| 3.3.2 Beobachtung |
| 3.3.3 Fragebogendurchfuhrung |
| 3.3.4 Interview |
| 3.4 Datenauswertung |
| 3.4.1 Ablaufmodell der qualitativen Inhaltsanalyse nach Kuckartz |
| 3.4.2 Anwendung des Ablaufmodells in der vorliegenden Forschung |
| 3.5 Reflexion uber das methodische Vorgehen |
| 4 Darstellung der Forschungsergebnisse |
| 4.1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1 Verbale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2 Nonverbale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3 Paraverbale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4 Konative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5 Zwischenfazit |
| 4.2 Auswirkungen von Affiliation |
| 4.2.1 Subjektives Wohlbefinden |
| 4.2.2 Interpersonale Beziehung |
| 4.2.3 Teamkohasion |
| 4.2.4 Zielerreichung der Teamarbeit |
| 5 Schlusswort |
| 5.1 Zusammenfassung der Ergebnisse |
| 5.2 Reflexion und Ausblick |
| Literaturverzeichnis |
| Anhang A Fragebogen |
| Anhang B Interviewleitfaden |
| Anhang C Transkript Befragte 1 |
| Anhang D Transkript Befragte 2 |
| Anhang E Transkript Befragte 3 |
| Anhang F Transkript Befragte 4 |
| Anhang G Transkript Befragte 5 |
| Anhang H Transkript Befragte 6 |
| Anhang I Transkript Befragte 7 |
| Anhang J Transkript Befragter 8 |
| Anhang K Transkript Befragter 9 |
| Anhang L Transkript Befragte 10 |
| Anhang M Kodierleitfaden |
| Anhang N Abzeichnungen des Affiliationsbedürfnisses |
（4）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
| 二、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 |
| 三、新中国外交中关于文明交往的核心理念 |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现实基础 |
| 一、“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交锋 |
| 二、世界文明向何处去 |
| 三、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体系变革 |
| 第二章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维度与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三个维度 |
| 一、改革开放的维度 |
| 二、交融互鉴的维度 |
| 三、全球治理的维度 |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的鲜明特征 |
| 一、针砭时弊的时代性 |
| 二、创新作为的实践性 |
| 三、中国智慧的深刻性 |
| 四、高瞻远瞩的系统性 |
| 第三章 以史为鉴:从世界文明的艰难发展中汲取智慧 |
| 第一节 “丛林法则”的残酷 |
| 一、文明形态产生发展的差异性是一个历史存在 |
| 二、资本的扩张性必然导致文明的扩张 |
| 三、“丛林法则”留给世界文明的沉重教训 |
| 第二节 “国强必霸”的恶果 |
|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粉墨登场 |
| 二、“国强必霸”逻辑下的欧洲区域文明冲突 |
| 三、“国强必霸”逻辑下的世界文明浩劫 |
| 第三节 零和博弈的陷阱 |
| 一、冷战格局与冷战思维 |
| 二、“零和博弈”陷阱中的美苏争霸 |
| 三、冷战思维阴魂不散 |
| 四、冷战思维孕育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冲突 |
| 第四节 中华文明发展的启示与认知 |
|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典范 |
| 二、近代中华文明遭遇的灾难历史 |
| 三、和平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 |
| 第四章 平等互尊: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 |
| 第一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 |
| 一、不同文明形态的共生共存引发价值评判的严重分歧 |
| 二、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的三个误区 |
| 三、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 |
| 第二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平等 |
| 一、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思想渊源 |
| 二、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内涵意蕴 |
| 第三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发展权利平等 |
| 一、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根据 |
| 二、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多重指向 |
| 三、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自觉与自为 |
| 第四节 相互尊重是不同文明形态交融互鉴的必然规律 |
| 一、价值认知决定交往立场、态度、手段 |
| 二、相互尊重决定交融互鉴的含金量 |
| 三、相互尊重实现文明共同发展 |
| 第五章 交融互鉴: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 |
| 第一节 交流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存在形式 |
| 一、文明的交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
| 二、文明交流的四大效应 |
| 三、文明交往的两种形式 |
| 第二节 世界文明交流亟需观念更新 |
| 一、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根深蒂固 |
| 二、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存在的突出表现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文明交流观念推陈出新 |
| 第三节 交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 |
| 一、“交”与“融”的辩证关系 |
| 二、交融是交往路径的历史选择 |
| 三、交融聚合人类文明的正能量 |
| 第四节 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一、“交融”与“互鉴”的辩证关系 |
| 二、互鉴的诉求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
| 三、互鉴的基础是彰显价值个性 |
| 第六章 开放包容: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 |
| 第一节 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喜”与“忧” |
| 一、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取得突出成果 |
| 二、新世纪世界文明交流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
| 三、现代文明问题已然成为全球问题 |
| 第二节 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 |
|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治理赤字凸显 |
| 二、世界文明发展的四大困境 |
| 三、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自觉与中国自信 |
| 第三节 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作为 |
|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二、践行互尊互鉴的文明观以超越文明冲突与隔阂 |
| 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实现文明平等互尊 |
| 四、助推全球化趋势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
| 五、倡导“丝路精神”、“上海精神”推动区域文明交流进步 |
| 六、增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
| 结语 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 |
| 二、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 |
| 三、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项目评估的博弈现象研究 ——以J省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试点项目评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
| 1.2.2 社会工作评估 |
| 1.2.3 博弈论与社会科学 |
| 1.2.4 文献回顾小结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项目评估过程回顾 |
| 2.1 评估背景 |
| 2.1.1 项目背景 |
| 2.1.2 项目承接方背景 |
| 2.1.3 项目评估方背景 |
| 2.2 评估思路与评估方法 |
| 2.2.1 组建评估团队 |
| 2.2.2 评估对象界定 |
| 2.2.3 评估指标设计 |
| 2.2.4 评估素材采集 |
| 2.2.5 评估数据分析与采用 |
| 3 评估博弈分析 |
| 3.1 评估认知博弈 |
| 3.1.1 评估认知博弈扩展形 |
| 3.1.2 评估认知中的纳什均衡 |
| 3.1.3 纳什均衡的策略选择 |
| 3.2 购买方与承接方的博弈 |
| 3.2.1 评估指标的分歧 |
| 3.2.2 囚徒困境的博弈 |
| 3.2.3 囚徒困境博弈结果 |
| 3.3 承接方与评估方的博弈 |
| 3.3.1 非合作博弈 |
| 3.3.2 讨价还价 |
| 3.3.3 合作博弈 |
| 3.4 购买方与评估方的博弈 |
| 3.4.1 委托代理的利益冲突 |
| 3.4.2 走向利益联盟的均衡 |
| 3.4.3 相对绩效评估的侧重 |
| 4 多方博弈中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
| 4.1 评估博弈中的典型问题 |
| 4.1.1 评估认知的偏差 |
| 4.1.2 囚徒困境的共谋 |
| 4.1.3 评估触角的溶解 |
| 4.1.4 倒向依附的独立 |
| 4.2 博弈策略偏差成因分析 |
| 4.2.1 本末同构的解读 |
| 4.2.2 单线作战的阻碍 |
| 4.2.3 外强中干的团队 |
| 4.2.4 改革创新的通病 |
| 4.3 评估博弈的最优解 |
| 4.3.1 政府的合理站位 |
| 4.3.2 承接方的观念转变 |
| 4.3.3 评估方的专业坚守 |
| 4.3.4 社会的关注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基于稀土离子4f-4f和4f-5d跃迁的光学温度传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发光的概念 |
| 1.3 稀土元素及稀土离子能级结构 |
| 1.3.1 稀土元素 |
| 1.3.2 稀土离子4f-4f组态能级与跃迁 |
| 1.3.3 稀土离子4f-5d组态能级与跃迁 |
| 1.4 稀土发光材料之长余辉发光材料 |
| 1.5 发光材料的表征与性能指标 |
| 1.5.1 吸收光谱 |
| 1.5.2 激发光谱 |
| 1.5.3 发射光谱 |
| 1.5.4 长余辉 |
| 1.5.5 热释光曲线 |
| 1.6 基于发光材料温度特性的非接触式温度传感 |
| 1.7 基于荧光强度比的光学温度传感 |
| 1.8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 |
| 参考文献 |
| 第2章 基于Eu~(3+)离子~5D_0和~5D_1能级的荧光强度比测温 |
| 2.1 引言 |
| 2.1.1 基于热耦合能级荧光强度比的光学测温技术 |
| 2.1.2 稀土离子4f-4f跃迁用于温度探测 |
| 2.2 制备与表征 |
| 2.2.1 高温固相法合成YBO_3:Eu~(3+)粉末 |
| 2.2.2 结构与形貌 |
| 2.3 YBO_3:Eu~(3+)的激发与发射光谱 |
| 2.4 热耦合能级发光测温的原理 |
| 2.5 YBO_3:Eu~(3+)荧光粉的变温光谱 |
| 2.6 灵敏度分析 |
| 2.7 热重分析 |
| 2.8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3章 基于Eu~(3+)离子基态~7F_0和~7F_2热耦合能级测温 |
| 3.1 引言 |
| 3.2 两类热耦合能级测温方式的对比 |
| 3.3 样品的制备与表征 |
| 3.4 结果与讨论 |
| 3.4.1 粉末样品的晶相 |
| 3.4.2 CSSO:Eu~(3+)样品的激发、发射光谱 |
| 3.4.3 CSSO:Eu~(3+)样品的变温发射光谱 |
| 3.5 CSSO:Eu~(3+)样品的温度灵敏度 |
| 3.6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4章 基于两种稀土离子5d-4f跃迁的荧光强度比测温 |
| 4.1 引言 |
| 4.1.1 热耦合能级测温方案的局限性 |
| 4.1.2 基于稀土离子5d-4f跃迁测温的优势 |
| 4.2 合成与表征 |
| 4.3 晶相与光致发光分析 |
| 4.3.1 晶相分析 |
| 4.3.2 光谱分析 |
| 4.3.3 能级结构与发光过程 |
| 4.4 铕钐二价混合物的发光温度特性分析 |
| 4.4.1 变温光谱 |
| 4.4.2 荧光强度比 |
| 4.4.3 灵敏度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5章 基于长余辉发光的新型测温方案 |
| 5.1 引言 |
| 5.2 长余辉材料简介 |
| 5.3 CASO:Eu,Ln系列材料的制备与表征 |
| 5.3.1 样品制备与表征 |
| 5.3.2 结构分析 |
| 5.3.3 激发光谱和发射光谱 |
| 5.3.4 余辉持续时间与色度分析 |
| 5.4 长余辉发光原理 |
| 5.4.1 热释光分析 |
| 5.4.2 余辉发光过程 |
| 5.5 基于长余辉发光的温度探测 |
| 5.6 样品制备与余辉变温光谱 |
| 5.6.1 实验过程 |
| 5.6.2 余辉变温光谱 |
| 5.6.3 基于长余辉温度探测的可行性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硕博连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理念与创作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方法 |
| 0.2 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
| 0.3 研究价值与研究意义 |
| 1 现代性视野下的武侠小说 |
| 1.1 武侠小说中现代理念的生成语境 |
| 1.2 20世纪武侠小说中的现代理念 |
| 1.2.1 良暴二元模式的转化 |
| 1.2.2“情”“理”裂变中的人性困境 |
| 1.2.3 传统形式与现代话语的纠缠 |
| 1.3 古龙武侠小说的古典与现代 |
| 2 “优雅的暴力”：武力的规训 |
| 2.1 “力”的文学化与神圣化 |
| 2.2 以剑道参悟人生：“技”的精神化 |
| 2.2.1 无招胜有招与心不止于持刀之手 |
| 2.2.2“七种武器”：器物中的人格内蕴 |
| 2.3 “江湖”的弱化 |
| 2.3.1“江山”让位“江湖” |
| 2.3.2 江湖谱系的更改：群体对抗传统门派 |
| 3 “无家可归”与“人的救渡”：现代人的精神异化 |
| 3.1 “邪气渐长，侠气渐消”：情与理的极致分裂 |
| 3.1.1 浪子形象：孤独与自由下的人性颂歌 |
| 3.1.2 畸形形象：欲望与诱惑下的病变 |
| 3.2 自我意识的觉醒：侠义精神的世俗化书写 |
| 3.2.1 道德自由：宽恕高于复仇 |
| 3.2.2 精神重塑：由“拯救”到“自救” |
| 4 现代化的艺术表现 |
| 4.1 悬念感取代逻辑性：侦探推理模式的引入 |
| 4.1.1 多重悬念，环环相套 |
| 4.1.2 以人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 |
| 4.1.3 画面感弥补逻辑性弱 |
| 4.2 “言有尽”与“意无穷”：独特的语言艺术 |
| 4.2.1 诗化与哲理化的语言 |
| 4.2.2 人物对话代替说书传统 |
| 5 古龙的武侠创作之路：超越传统与价值困囿 |
| 5.1 对武侠小说古典性的超越 |
| 5.2 市民文化价值取向的困囿 |
| 5.2.1“风四娘”与“林仙儿”：女性的物化与类型化 |
| 5.2.2 武侠小说的模式化与碎片化 |
| 5.3 “反武侠”与武侠小说的现代性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论周瘦鹃20世纪20年代主编刊物“专号”的编辑理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学术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 1.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创新点 |
| 2 周瘦鹃与20年代主编三种刊物及专号的概述 |
| 2.1 周瘦鹃文学活动概况 |
| 2.2 《半月》(1921)、《紫兰花片》(1922)、《紫罗兰》(1925)的历史文化语境 |
| 2.2.1 三大杂志及其专号 |
| 2.2.2 三大杂志刊行的背景 |
| 2.3 专号的设置与类型划分 |
| 2.3.1 1911 -1930 年专号探源 |
| 2.3.2 周瘦鹃主编刊物专号的设置与类型 |
| 3 从个人、社会、国家层面启发大众树立正确价值观——社会人生类型专号 |
| 3.1 对青年人生观的积极引导——青年苦闷号、死的问题号 |
| 3.1.1 社会环境的压迫 |
| 3.1.2 婚恋失败的挫败 |
| 3.1.3 对消极情绪的劝诫和引导 |
| 3.2 在消闲娱乐文化中培养人的社会道德观 |
| 3.2.1 抒写社会黑暗,展现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
| 3.2.2 传播民族传统精神与“五四”精神,提倡道德培养 |
| 3.3 提倡非战，呼吁家国和平——非战号 |
| 3.3.1 描绘战争惨景,控诉不义内战 |
| 3.3.2 揭露军阀行径,指斥人性之恶 |
| 3.3.3 揭发战争实质,呼吁家国和平 |
| 4 宣扬情感与妇女问题中自由平权、民主平等观念——妇女、婚恋家庭类型专号 |
| 4.1 追求精神至上、品格高尚的婚恋自由 |
| 4.1.1 书写婚恋问题,彰显问题意识 |
| 4.1.2 破除婚恋阻碍,主张婚恋自由 |
| 4.1.3 崇尚精神恋爱,追求婚恋品格 |
| 4.2 对都市陷阱下另类女性的社会救赎——娼妓问题号、妻妾问题号 |
| 4.2.1 都市女性堕落的悲剧人生和成因 |
| 4.2.2 呼吁救赎女性,维护女性权益 |
| 4.3 构建改良性质的现代小家庭模式 |
| 4.3.1 主张男女平等、互助和谐的夫妇结合模式 |
| 4.3.2 倡导和睦家庭氛围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
| 5 提倡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培养和消闲娱乐观念——都市与时尚生活类型专号 |
| 5.1 电影、歌舞等艺术对市民大众的艺术熏陶和审美培养 |
| 5.1.1 宣传通俗艺术,促进通俗文艺的传播与接受 |
| 5.1.2 探讨艺术理论,促进通俗文艺的繁荣与发展 |
| 5.1.3 引导价值判断,培养正确的艺术审美观 |
| 5.2 新年娱乐文化的求新求奇——春节号 |
| 5.2.1 专号栏目特色化 |
| 5.2.2 私人领域公共化 |
| 5.2.3 突显“新”质,普及新年文化 |
| 5.3 都市日常休闲、时尚潮流的生活指南——消夏号、美人号 |
| 5.3.1 都市女性养成指南 |
| 5.3.2 消夏生活指南 |
| 6 注重专号多样化与多元开放理念——其他类型专号 |
| 6.1 “秋季小说号”、“春季小说号”、“夏季小说号”——仿效域外杂志,注重开放自由 |
| 6.1.1 对域外流行杂志的模仿 |
| 6.1.2 三个专号的意义与价值 |
| 6.2 “毕倚虹追悼号”、“曼殊上人纪念号”——对友人的纪念和怀念 |
| 6.2.1 展现交友状况,表达怀念之情 |
| 6.2.2 刊载同人作品,宣传文化名人 |
| 6.3 “春季号”——顺时应季,丰富多元 |
| 7 周瘦鹃20 世纪20 年代主编专号的编辑理念对文坛的影响 |
| 7.1 专号编辑理念的独特性 |
| 7.1.1 时尚新颖 |
| 7.1.2 多元包容 |
| 7.2 专号编辑理念对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的贡献 |
| 7.3 周瘦鹃文学编辑活动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评述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和路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路径 |
| 1.4 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难点 |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学理分析 |
| 2.1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概念廓清 |
| 2.1.1 政府与政府观 |
| 2.1.2 新自由主义 |
| 2.2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溯源 |
| 2.2.1 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守夜人”型政府 |
| 2.2.2 现代自由主义时期——“全面干预”型政府 |
| 2.2.3 新自由主义时期——“新守夜人”型政府 |
| 2.3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主要内容 |
| 2.3.1 政府的起源 |
| 2.3.2 政府的职能 |
| 2.3.3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2.3.4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2.4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基本特点 |
| 2.4.1 有限性 |
| 2.4.2 消极性 |
| 2.4.3 法治性 |
| 2.5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巨大影响 |
| 2.5.1 撒切尔和里根的追捧 |
| 2.5.2 “华盛顿共识”的面世 |
| 第三章 两种维度下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逻辑展现 |
| 3.1 政治哲学之维——诺齐克的“最弱意义上的政府” |
| 3.1.1 “最弱意义上的政府”的理论基石——个人权利 |
| 3.1.2 “最弱意义上的政府”的产生——对无政府的否定 |
| 3.1.3 “最弱意义上的政府”的功能——对多功能政府的驳斥 |
| 3.1.4 “最弱意义上的政府”的意义——一种用于乌托邦的结构 |
| 3.2 经济哲学之维——哈耶克的“有限政府” |
| 3.2.1 “有限政府”的理论基石——自发秩序 |
| 3.2.2 “有限政府”的功能——政府职能有限 |
| 3.2.3 “有限政府”的路径——政府不得干预市场 |
| 3.2.4 “有限政府”的形式——法治政府 |
| 3.3 两种逻辑演绎的简单比较 |
| 第四章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理论困境、现实境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
| 4.1 理论困境之一: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责难 |
| 4.1.1 社群主义 |
| 4.1.2 社群而非个人 |
| 4.1.3 公益政治而非权利政治 |
| 4.1.4 强化政府而非弱化政府 |
| 4.2 理论困境之二:其他学派对新自由主义政府观的挑战 |
| 4.2.1 “无支配自由”与“无干涉自由”的争论 |
| 4.2.2 “权利正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
| 4.3 现实境遇: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在各国的实践遭遇 |
| 4.3.1 两极分化严重 |
| 4.3.2 经济社会危机频发 |
| 4.4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国际金融危机 |
| 第五章 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对我国政治安全的影响 |
| 5.1 后金融危机时代和政治安全的概念界定 |
| 5.1.1 后金融危机时代 |
| 5.1.2 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 |
| 5.2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国际金融危机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的影响 |
| 5.2.1 国际环境的主要变化 |
| 5.2.2 俄罗斯的日渐崛起及其国际影响力的回升 |
| 5.3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安全的影响 |
| 5.3.1 国际格局变动与全球化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5.3.2 俄罗斯国际影响力的回升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产生的消极影响 |
| 第六章 政府体制改革维度下的我国政治安全建设 |
| 6.1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对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警示 |
| 6.1.1 现代社会的风险性要求政府积极有为 |
| 6.1.2 政府积极有为需要的是能力强的政府而非权力大的政府 |
| 6.1.3 培育公民社会组织以弥补政府从社会退出后留下的职能空白 |
| 6.1.4 审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6.2 新自由主义政府观对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启示 |
| 6.2.1 政府的合理角色定位: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
| 6.2.2 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
| 6.2.3 呼吁人权:保护和尊重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
| 6.2.4 重视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第七章 意识形态安全维护视角下的我国政治安全建设 |
| 7.1 摒弃“华盛顿共识”,坚持“中国道路” |
| 7.1.1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道路” |
| 7.1.2 “中国道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正确路径 |
| 7.2 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
| 7.2.1 增进相互信任,坚持做责任大国 |
| 7.2.2 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 |
| 7.2.3 提高国内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防止“和平演变” |
| 7.2.4 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国际联系密切后带来的社会思想多元化之间的关系 |
| 7.2.5 紧跟国际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 |
| 7.3 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俄罗斯影响力的回升,降低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负面影响 |
| 7.3.1 戈尔巴乔夫改革并非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革 |
| 7.3.2 俄罗斯的现行体制并非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体制 |
| 7.3.3 俄罗斯的现行体制并非完美 |
| 7.4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
| 7.4.1 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 |
| 7.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
| 7.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汉语成语语义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引论 |
| 0.1 选题缘由 |
| 0.2 研究内容 |
| 0.3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 0.3.1 理论价值 |
| 0.3.2 现实意义 |
| 0.4 研究方法 |
| 0.5 语料说明 |
| §1 汉语成语和语义韵理论研究综述 |
| 1.1 汉语成语理论研究 |
| 1.1.1 成语的内涵与归属问题 |
| 1.1.2 成语的特点 |
| 1.1.3 成语的来源与发展途径 |
| 1.1.4 成语的结构与意义 |
| 1.1.5 成语的认知研究 |
| 1.2 语义韵研究综述 |
| 1.2.1 语义韵概念溯源 |
| 1.2.2 语义韵的界定 |
| 1.2.3 语义韵研究的五要素 |
| 1.2.4 语义韵的特征 |
| 1.2.5 语义韵的分类 |
| 1.2.6 语义韵的生成机制和功能 |
| 1.2.7 基于语料库的语义韵实证研究 |
| 1.2.8 语义韵的提取方法和计算方法 |
| 1.2.9 基于语料库的语义韵研究方向及其发展趋势 |
| §2 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
| 2.1 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基本概念 |
| 2.1.1 置于EUM核心地位的汉语成语及其语义韵 |
| 2.1.2 与汉语成语语义韵相关的几个概念区分 |
| 2.2 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分类 |
| 2.2.1 消极语义韵 |
| 2.2.2 中性语义韵 |
| 2.2.3 积极语义韵 |
| 2.3 小结 |
| §3 汉语成语语义韵的特征与功能 |
| 3.1 汉语成语语义韵的特征 |
| 3.1.1 相对稳定性 |
| 3.1.2 可开发性 |
| 3.1.3 隐秘性 |
| 3.1.4 评价性 |
| 3.1.5 连续性和可传递性 |
| 3.2 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功能 |
| 3.2.1 形式与功能的界面：汉语成语搭配项和语用目的的共选 |
| 3.2.2 意义与功能的界面：汉语成语语义趋向和语用目的的共选 |
| 3.2.3 形式与意义的界面：汉语成语类联接和语义趋向的共选 |
| 3.3 小结 |
| §4 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历时发展及其阐释 |
| 4.1 汉语成语语义韵演变的特点 |
| 4.1.1 汉语成语语义趋向的稳定性和语义韵强度的连续性 |
| 4.1.2 汉语成语语义韵演变的不平衡性 |
| 4.2 推动汉语成语语义韵演变的因素分析 |
| 4.2.1 保持汉语成语语义韵稳定发展的因素 |
| 4.2.2 造成汉语成语语义韵不平衡演变的原因 |
| 4.3 小结 |
| §5 汉语成语语义韵的冲突及其消解 |
| 5.1 汉语成语语义韵冲突的分类 |
| 5.1.1 节点词换字引起的语义韵冲突 |
| 5.1.2 搭配项异质引起的语义韵冲突 |
| 5.1.3 类联接与替换成分的异质引起的语义韵冲突 |
| 5.1.4 语义韵异质及强度不和谐引起的冲突 |
| 5.2 汉语成语语义韵冲突的意义 |
| 5.2.1 促使汉语成语产生新的义位 |
| 5.2.2 实现特殊交际效果 |
| 5.3 汉语成语语义韵冲突的消解 |
| 5.3.1 语义韵的稳定阶段—语义韵冲突消解的起点 |
| 5.3.2 语法位置发生变化—语义韵冲突消解的句法基础 |
| 5.3.3 搭配项义范围扩大—冲突变为局部特征的的语义基础 |
| 5.3.4 局部语义韵使用数量增多—新语义韵特征固化的基础 |
| 5.3.5 新语义韵常模固化—语义韵冲突消解的完成 |
| 5.4 小结 |
| §6 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语义与语义韵的接口 |
| 6.1 汉语成语英译的理论基础 |
| 6.2 汉语成语英译研究的工作定义及方法 |
| 6.3 汉语成语英译的桥梁—跨语言对应单位的确立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结果与讨论 |
| 6.3.3 启示 |
| 6.4 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翻译对等的情感意义与语义韵极性的关系分类研究 |
| 6.4.1 EUM五要素与利奇的七种意义类型 |
| 6.4.2 研究设计 |
| 6.4.3 结果与讨论 |
| 6.5 EUM模型研究与现代语义研究的接口 |
| 6.5.1 静态与动态的接口 |
| 6.5.2 形式与意义的接口 |
| 6.6 小结 |
| §7 汉语成语语义韵在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的应用 |
| 7.1 基于语义韵的汉语同义成语类例辨析 |
| 7.1.1 基于本族语语料库的“五花八门”和“形形色色”语义韵分析 |
| 7.1.2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五花八门”和“形形色色”的考察 |
| 7.1.3 对对外汉语成语教学中汉语同义成语辨析的建议 |
| 7.2 基于语义韵的HSK作文偏误分析 |
| 7.2.1 基于语义韵的HSK作文偏误分析及原因简释 |
| 7.2.2 对对外汉语成语教学的建议 |
| 7.3 基于语义韵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考察 |
| 7.3.1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撰及其研究的成果 |
| 7.3.2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编撰及其研究的现存问题 |
| 7.3.3 对编纂对外汉语学习词典的建议 |
| 7.4 小结 |
| §8 结语 |
| 8.1 本文的论述过程和结论 |
| 8.1.1 汉语成语语义韵本体理论探索 |
| 8.1.2 汉语成语语义韵实际应用问题研究 |
| 8.2 本文的创新点及价值 |
| 8.2.1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8.2.2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8.3 本文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四、“十全十美”是陷阱（论文参考文献）
- [1]“塔西佗陷阱”及其对我国政府基层治理的启示[J]. 陈涛.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1(03)
- [2]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D]. 骞真.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D]. 商健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4]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D]. 吕文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5]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项目评估的博弈现象研究 ——以J省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服务试点项目评估为例[D]. 唐小毛.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6]基于稀土离子4f-4f和4f-5d跃迁的光学温度传感[D]. 赵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9(08)
- [7]论古龙武侠小说的现代理念与创作实践[D]. 张志岩. 辽宁大学, 2019(01)
- [8]论周瘦鹃20世纪20年代主编刊物“专号”的编辑理念[D]. 孙露萍.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9]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观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D]. 聂圣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10]汉语成语语义韵研究[D]. 胡雪婵.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