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都督权力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

一、晚清督抚势力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论文文献综述）

余治国^[1]（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研究表明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朱晓博^[2]（2019）在《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袁世凯是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关键代表人物,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中国自强运动的实际领导人,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人物。晚清时期,他从登州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至巡抚山东、总督直隶,长期在关键岗位上历练,拥有一定的从政经验,视野开阔,尤其巡抚山东,成为封疆大吏之后,在中国政坛上风生水起,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早期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在长期的用人行政和实践中,袁世凯独特的用人思想逐渐形成。袁世凯作为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人物,他的思想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用人思想也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产物,既有中国传统的用人特点,又有为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任用新型人才的特点。作为晚清重臣的袁世凯在追求权势的过程中,他的用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一步步取得政治高位,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民国初年纵横捭阖,问鼎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可以看到的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除绪论之外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写袁世凯成长历程与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具体来说,在袁世凯的成长历程中,其家族世代为官的影响是他用人思想产生的先决条件;其早年从军、驻节朝鲜、小站练兵的经历是他用人思想的早期雏形;其自身条件与个人抱负是他用人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晚清早期现代化趋势与变局人才应对是影响他用人思想的客观因素。第二章主要梳理袁世凯用人群体及其扩大。袁世凯晚清任官经历主要分为四个时期:驻节朝鲜、小站练兵、巡抚山东和总督直隶。笔者认为,驻节朝鲜是袁世凯事业的起步时期,也是用人群体的初步形成时期;小站练兵是袁世凯在朝鲜用人群体基础上的第一次扩张时期·,巡抚山东是袁世凯用人群体的快速发展时期;总督直隶是袁世凯在清末用人群体的全面扩张时期,也是北洋集团的最终形成时期。第三章主要梳理袁世凯巡抚山东时期的用人实践。主要关注他在巡抚山东期间扩充武卫右军,镇压义和团、办理对外交涉,赢得政治声誉、督办河工、参与东南互保和开启山东早期现代化等方面的用人实践。第四章主要梳理袁世凯总督直隶时期的用人实践。包括接收天津,维护主权、创办巡警,维护治安、改革军制,编练新军、提倡实业,发展经济、修建铁路,收回利权,以及废除科举,广兴教育等方面。第五章主要阐述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从袁世凯在抚东督直时期的用人实践及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用人比较归纳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和特点为重视人才,唯才是举、恩禄相结,笼络人才、重视学校,培育新才、整顿吏治,慎选重育、破除畛域,兼容并蓄、不用私人,不念私仇、礼贤下士,待人友善、兼备德才,绝对服从。结语则对清末袁世凯的任官经历、用人实践和思想进行了总结,分析了袁世凯的用人思想在北洋集团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给予其用人思想以更加客观的评价。

胡政武^[3]（2019）在《晚清大变局视野下的贾洪诏研究 ——以《葆真斋集》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晚清官员贾洪诏的《葆真斋集》为核心史料,以时间为顺序,对贾洪诏的一生的主要事迹进行探讨。贾洪诏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面对时局,进士出身的贾洪诏虽无可奈何,却始终坚守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努力做一些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在云南仕宦时期,贾洪诏恪尽职守,勤政爱民,清正廉洁,被当地百姓称赞为循吏和清官。而面对滇省回民起义,贾洪诏机智勇敢,坚持原则,成功的处理了数起回民骚乱,深得朝廷赏识,后被擢拔为云南巡抚。但最终因其对回策略与时任云贵总督的劳崇光意见不合,且又忤逆上意,终被朝廷免官。于均州闲居时期,贾洪诏对地方事务十分热心,但凡有关于民生之事,他都尽心竭力。此外,他还主讲郧山书院,并应地方官邀请主修了同治《郧县志》和光绪《续辑均州志》。除了地方事务之外,贾洪诏还先后参与撰写了先祖传记等一系列关于贾氏家族建设的事务,他对均州贾氏家族的贡献十分巨大。贾洪诏身处晚清大变局,虽官至巡抚,但本质上仍然是普通官僚中的一员。我们可以通过贾洪诏透视此时期普通官员在大变局中的抉择与境遇,揭示晚清普通官僚士大夫的情感、担当以及无奈。

杜林东^[4]（2019）在《从城郭到都市：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与筑路初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建筑学与历史学结合的方法,基于晚清民国报刊、方志、档案汇编、图集影像等史料,对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筑路事件做以梳理、对比、解释。将城墙、道路及其相关内容置于“清代——清末新政——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总时间线下研究,以城墙、道路作为公共工程的建设转型为中介,将拆城筑路导致的建筑、城市形态改变同社会关系进行关联,以解释拆城筑路的发生机制。本文共五章,主体三章,分别以观念、生产方式、物与技术三个角度切入进行分析,三个角度同时具有一定的层级递进关系。首先将传统时期的城墙认知与晚清民国时期筑路代替筑城的认知进行对比,城墙总体从有用转为无用落后,道路被寄托现代化的期望,整个转变过程体现东西文化间的冲突回应;随后,对清代与清末新政至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工程管理机构,与城墙、道路作为公共工程建设模式的转型进行对比,并分析建设过程转型中新空间建设的财政、新空间与旧产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拆城筑路在彼时是一种可以理解甚至迫不得已的市政建设方式。而生产方式的转型恰恰促使一种新的观念得以落地出现新的空间,促使拆城筑路得以发生;最后,对近代拆城筑路过程做以梳理分析。描述清代地方治所中城墙的基本形态与晚清时期出现的问题。以上海、北京为重点,兼及天津、汉口、广州、重庆四座开埠城市,进行个案对比分析。基于《道路月刊》描述彼时以开埠城市为首,集中于长江上游、中游、岭南地区的总体状况,并分析城墙作为古物认知后的处理策略。论述知识技术对拆城筑路的促进作用。拆城过后,道路以功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方式被视为都市设计的重要策略。总结城墙与道路在观念与生产方式改变的作用下,公共物层面经历的转型模式。本文得出结论:观念与物呈现双向作用的关系。之于拆城筑路,在自上而下的变革中,总体呈现以观念的改变为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载体（关系机构与法规两方面）,西方知识技术的传入为手段,进而作用到具体物质空间,物质空间的变化反相强化观念。整个过程中伴随权力、社会的相互纠葛,权力总体呈现主导力量。同时该循环中的观念变化来源于晚清同西方的物质空间对比与中西观念的直接碰撞,变化的物质空间同新时期西方物质空间再次对比,结合新的中西观念,促成再变化的观念,达到新的循环。拆城筑路又总体呈现四个特征:以“都市进步”为核心、权力作为主导力量、民间协会的官方性与促进作用、内变革与外部刺激的应和。由拆城筑路一事可窥探近代中国城市、建筑建设范式转型中的效仿、激进与不彻底特征。

王国梁^[5]（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认为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聂选华^[6]（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谈笑^[7]（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汤浩^[8]（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指出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王学斌^[9]（2018）在《近三十年来晚清督抚制度研究综述》文中认为晚清时期,清朝督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地方督抚权力不断扩大,并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对中国政局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晚清督抚制度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关于督抚与中央关系、督抚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及对外交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晚清督抚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还有待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

岳鹏星^[10]（2017）在《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晚清时期是中国铁路建设事业和税收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铁路事业在筹议、筹资、建设、运营与管理的过程中与税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耦合性关联。此种关联主要通过铁路起步阶段国人对于铁路与税收关联性的认知,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的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铁路购地与铁路材料,铁路运营管理过程中的陆路关税、铁路厘金,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呈现出来。在铁路引入中国之前,清政府的财税实态奠定了税收制度与铁路事业互动的基础。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外国势力不断要求清政府兴办铁路充当了必要条件。清政府内部则经过数次论争和尝试,最终确立了兴建铁路的基本国策。该时期由于铁路甚少修筑,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国人的认知层面:主张兴建铁路者,认为通过铁路可以促进客货畅通,利于增加税收。部分反对铁路兴建的人,则提出铁路妨碍民生,有害于原有的税政体系。还有部分国人提出依靠税收修筑铁路的看法。在吴淞铁路的交涉中,税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清政府确立兴建铁路的国策使得铁路与税收的关联性逐渐紧密起来。晚清铁路修筑筹资过程中,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关联性主要聚焦于税收助力、税收担保和税收融资。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主要通过官款进行资金挹注。其中,尤以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最具代表性。官款作为铁路建设事业的资金来源,完全依靠政府的税源。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因为甲午战争的爆发而转移为军需,并没有持续用于铁路建设事业。战后,清政府确立了借债筑路政策,主要依靠大量的铁路外债,其中税收体现为信用担保的功能。税收担保,利弊兼有。铁路外债中的税收担保将以税为保的外债借款模式推向深入。清政府外债筑路政策造成了铁路利权大量流失,最终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进而确立了商办铁路政策。商办铁路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大多实行股份制结构,出台一系列不同的筹款方法。除相对自愿性的商股之外,大部分主要依靠税收融资,其中新增的税收名目繁多。商办铁路的税收融资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效应,既包括民众无法忍受而引发的直接抗税,也包含对于原有税政的扰动,甚至还助推部分铁路公司建设机制的转变,此间包含着不同政治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与铁路筹资相伴随的是铁路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围绕铁路购地、铁路材料产生了大量与税制相关联的内容。就铁路购地而言,清政府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地丁钱粮原额因为土地产权的转移而不流失。甲午战争前后,铁路购地与税收之间经历从零星关联到制度初建的过程。随着铁路建设高潮到来,清政府从制度层面给予大量思考和实践。1906年清政府拟定《铁路购地章程》,尝试统一全国的铁路购地规制。1908年清政府通过《铁路地亩纳税章程》对铁路地税进行集中而详尽的原则规定,并得到通行。从铁路购地程序上看,土地产权转移经历着从立契到投税印契,再到钱粮过割的过程,税收更是如影随行。就铁路材料而言,该时期国内铁路材料生产的迟滞和外国势力包办铁路材料的扩张,最终形成了外洋铁路材料购运免税制度。该制度主要以铁路借款合同和行车合同为法定约束力,使得外洋铁路材料的垄断地位得以确立,而清政府自办铁路最初却得不到免税待遇。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各铁路公司以“在路言路”的立场,针对铁路材料免税的诉求持续不断。1907年苏、浙、皖、赣、闽五省铁路公司联合发起免税诉求,在邮传部与农工商部支持之下,打开商办铁路公司铁路材料免税的缺口。紧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竞相援引使得自办铁路铁路材料免税渐次推展。由于各铁路公司相继奏请免税影响到了国家税入,因此税务处开始尝试收束与管控,期间伴随着铁路公司与税务处之间的较力。关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铁路对于关税制度的形塑有着重要影响力。晚清铁路与关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主要涉及到东清铁路、滇越铁路等跨境线路,尤以东清铁路最为典型。东清铁路修筑前服务于俄国利益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渐趋成型。俄国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等考虑,促发了东清铁路的筹建。同时,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也波及到东清铁路的建设过程。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分别在南北满洲划分了势力范围。中、日、俄三方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日趋激烈,最终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得以出现。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问题开始进入实际生成的阶段。中俄之间的交涉作为明线,日俄之间的博弈作为暗线,使得北满洲税关问题延宕日久。从《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到《满洲里并绥芬河两站中国税关暂行试办章程》,东清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最终确定。该制度维护了俄国在北满洲的经济、政治利益,扩展了旧有的中俄陆路关税减免制度,并成为中日满韩铁路陆路关税制度的榜样。东清铁路与滇越铁路的陆路关税制度具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点。二者均构成了晚清陆路关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内容。铁路陆路关税制度是近代中国陆路关税制度的集大成者。厘金制度是晚清时期税制变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铁路厘金问题是铁路与厘金制度相互作用的产物。铁路厘金缘于铁路运营对于原有厘金制度的冲击。张之洞开办汉口火车货捐局使得铁路厘金得以出现,并逐渐延展至其他线路。鄂豫、直豫火车货捐局为核心建立的制度体系构成此后其他线路铁路厘金的样板。铁路厘金产生之后,由于受到多方力量的博弈,差异化表现明显。在各方势力博弈的过程中,铁路厘金的稽征方式、税率、税卡均发生着变动。铁路厘金维护着地方财政,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疏离之象。铁路厘金虽然有助于补充地方财政的匮阙,但也对区域性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不良影响。沪宁铁路厘金作为晚清铁路厘金问题的代表,涉及到厘金制度内部水卡与旱卡、中央与地方、中国与英国、内政与外交等多层面的博弈而复杂多变。铁路厘金赓续了原有厘金制度的特质,并表现出新的内容,是晚清厘金制度变迁中的新动态。晚清时期税收制度对于铁路事业的影响力较为突出。税制对于铁路的作用并不是全方位的影响。就税收征管而言,处于不断衰落过程中的常关在应对铁路运营对其的作用力之时,并不是一味的退让,有其自身应激和主动应对的一面。与常关不同,新兴的铁路厘局依附于铁路运营事业反映出厘金制度的主动作用力。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于铁路事业的作用力不同。租股作为田赋附加税类型,因其直接依附传统的税收征管体系,将普通民众与铁路紧密相联。盐税作为间接税类,涉及到了铁路公司的地方公股问题,影响到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机制的顶层设计。就税收负担而言,晚清时期针对铁路公司并没有营业税的制度设计,铁路公司的报效、税负转嫁构成了主要内在税负。普通民众作为外在税负承担者,伴随着干路国有政策出台,激发抗粮抗捐的斗争,最终改变晚清铁路事业的历史走向。晚清时期,铁路在线路过程中的内在特质以及税收制度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无处不在的情势,决定二者之间的复杂互动与不可分割。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耦合性关联是一种动态呈现。铁路与税收制度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铁路建设体制、机制的变化成为必然,税收制度领域内的变化成为常态。而变化过程中制度的逐渐形成,进而造成的功能性影响又推动着制度的调适和变动。在铁路事业与税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变是因为制度的力量,不变则因为制度的局限和边界。

二、晚清督抚势力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清督抚势力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2）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大变局视野下的贾洪诏研究 ——以《葆真斋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从城郭到都市：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与筑路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5）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三十年来晚清督抚制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晚清督抚势力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2]清末袁世凯用人思想与用人实践研究 ——以抚东督直时期为中心[D]. 朱晓博.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3]晚清大变局视野下的贾洪诏研究 ——以《葆真斋集》为中心[D]. 胡政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4]从城郭到都市：中国早期现代市政建设中的拆城与筑路初探[D]. 杜林东. 重庆大学, 2019(01)
• [5]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6]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7]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9]近三十年来晚清督抚制度研究综述[J]. 王学斌.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8(01)
• [10]晚清铁路与税制变迁研究[D]. 岳鹏星. 苏州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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