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起不明原因性疾病暴发流行的病因学调查与处理（论文文献综述）
曾光[1]（2019）在《中国现场流行病学的峥嵘岁月》文中研究说明现场流行病学是应用流行病学方法和其他方法,调查解决现场实际发生的各种公共卫生问题的方法学。老一辈流行病学专家们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现场调查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榜样。2001年10月,我国建立了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在2003年迎战SARS中发挥了流行病学先锋的作用。经过18年来的不断发展,很多毕业生成为国家和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领军人物和业务骨干。可以预期,CFETP将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宏伟目标以及国家"一带一路"开放战略的保驾护航做出更大贡献。
许丹丹[2]（2017）在《Lp（a）同颅内外狭窄动脉的相关性及证候要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本研究分别采用前瞻性和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卒中高危因素组、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脂质成分差异,并对各组证候要素进行分析,探索脂蛋白（a）与不同疾病组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和脂蛋白（a）同证候要素的关系。方法:收集2015年01月至2015年12月广东省中医院体检中心207例卒中高危因素人员,2015年01月至2016年12月广东省中医院脑病一科236例首发缺血性卒中患者、126例再发缺血性卒中患者。分析脂蛋白（a）在不同卒中组不同程度动脉粥样硬化条件下的差异性及脂蛋白（a）与不同卒中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相关性,并总结不同分组中脂蛋白（a）同证候要素的关系。结果:1.高危因素组证候要素分布由高到低依次为:气虚证（54.96%）、痰证（47.83%）、瘀血证（33.82%）气滞证（11.11%）、阳虚证（11.11%）火证（10.14%）。2.高危因素组颈动脉不同硬化程度下证候要素分布无差异,颈动脉发生异常时,仅气虚证、瘀血证分布较动颈动脉正常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28.89%VS 34.89%;19.26%VS 22.22%）。3.高危因素组颈动脉不同程度粥样硬化各脂质成分比较,仅脂蛋白（a）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5）。且脂蛋白（a）同颈动脉异常呈正相关（P<0.05,0R:1.003,95%CI:1.001-1.005）;脂蛋白（a）同颈动脉斑块形成呈正相关（P<0.05,0R:1.005,95%CI:1.001-1.009）;脂蛋白（a）同颈动脉内中膜增厚合并斑块形成呈正相关（P<0.05,0R:1.005,95%CI:1.001-1009）。4.高危因素组脂蛋白（a）同气虚证呈正相关（P<0.05,OR:1.000,95%CI:1.000-1.003）5.卒中组脂蛋白（a）在不同程度颅内动脉狭窄分组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P<0.05）,当颅内动脉狭窄>75%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同脂蛋白（a）呈正相关（P<0.05,OR:1.003,95%CI:1.000-1.005）。6.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在累及动脉狭窄数量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在卒中亚型整体分布上存在不同,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五种卒中亚型进行两两组间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再发缺血性卒中组腔隙性脑梗塞患者多于首发缺血性卒中组,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原因明确型卒中患者多于再发缺血性卒中组,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患病比例最高的分型均为大动脉粥样硬化型脑梗死（LAA）（65.86%、63.89%）。7.首发缺血性卒中组气虚证为（3.01%）、再发缺血性卒中组气虚证为（8.19%）,较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增多,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主要证候要素均为痰证、瘀血证、风证。再发缺血性卒中组瘀血证、风证较首发缺血性卒中组降低（32.76%VS 34.45%,25.94%VS 31.27%）。8.首发缺血性卒中组颅内动脉分为狭窄≤50%、50%<狭窄≤75%、狭窄>75%,三组脂质成分进行统计学分析,三组间仅脂蛋白（a）存在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两两比较结果显示,狭窄>75%组同狭窄≤50%、50%<狭窄≤75%比较,脂蛋白（a）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P<0.05,P<0.05）,且同动脉狭窄呈正相关（P<0.05,0R:1.003,95%CI:1.000-1.005）。对颅内狭窄累及不同血管数量进行分组（1支、2支、3支及以上）,对三组脂质成分进行比较分析,当狭窄动脉数量累及3支及以上时脂蛋白（a）存在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P<0.05,0R:1.01,95%CI:1.00-1.01）。9.再发缺血性卒中组颅内动脉分为狭窄≤50%、50%<狭窄≤75%、狭窄>75%,三组脂质成分进行统计学分析,三组间仅脂蛋白（a）存在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间两两比较结果显示,狭窄>75%组同狭窄≤50%、50%<狭窄≤75%比较,脂蛋白（a）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P<0.05,P<0.05）,且同动脉狭窄呈正相关（P<0.05,OR:1.03,95%CI:1.00-1.05）。对颅内狭窄累及不同血管数量进行分组（1支、2支、3支及以上）,对三组脂质成分进行比较分析,当累及颅内血管数量2支时差异性最为明显,伴随累及颅内血管数量增加,差异性一直存在,且呈正相关（P<0.05,0R:1.03,95%CI:1.01-1.29）。10.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中气虚证构成比伴随脂蛋白（a）浓度的升高而升高,且同血浆脂蛋白（a）浓度呈正相关。结论:1.脂蛋白（a）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同高危因素组颈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卒中组颅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程度呈显着正相关。2、缺血性卒中组中当颅内动脉狭窄>75%时,脂质成分中仅脂蛋白（a）表现出统计学差异,且同狭窄程度呈正相关,并且在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依然保持一致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在同一卒中阶段中脂蛋白（a）对颅内动脉狭窄>75%的预测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3.痰证、瘀血证、气虚证是贯穿卒中高危因素组、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的主要证候要素。高危因素组占据主要比例的为气虚证、痰证、瘀血证,卒中组主要为痰证、瘀血证、风证、气虚证。高危因素组以气虚为主要证候要素,而卒中组以痰证、瘀血证、风证为主要表现兼以气虚,且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每组内脂蛋白（a）升高伴随出现证候要素波动。4.高危因素组、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中气虚证均同脂蛋白（a）呈显着正相关。提示气虚证可以从宏观角度预测脂蛋白（a）的变化,进而预测不同组别中动脉粥样硬化程度。
吴婧[3]（2016）在《鼻阻力和鼻声反射鼻腔测量在变应性鼻炎中的临床应用研究》文中指出研究目的探讨变应性鼻炎患者与健康成年人及非变应性鼻炎患者之间鼻阻力和鼻声反射的数据差异,以及中药治疗前后变应性鼻炎患者鼻腔参数的数据差异,为临床研究提供依据。研究方法以耳鼻喉科门诊76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健康人组24例,变应性鼻炎组26例,非变应性鼻炎组26例,测量其鼻腔鼻阻力和鼻声反射数据,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中药治疗组20例,予中药安敏方口服治疗2周,治疗前后进行主观症状评分和鼻阻力、鼻声反射测量,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研究结果1三组鼻阻力测量数据进行比较,同组研究对象在吸气和呼气时的左侧和右侧鼻孔的鼻阻力无明显差异（P>0.05）；左侧吸气时、左侧呼气时、右侧吸气时鼻阻力以及左侧总鼻阻力、右侧总鼻阻力数据在健康人组与变应性鼻炎组之间以及变应性鼻炎与非变应性鼻炎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健康人组与非变应性鼻炎组比较较小且有显着性差异（P<0.05）；右侧呼气时鼻阻力在三组之间两两比较均有显着性差异（P<0.05）,且健康人组最小,非变应性鼻炎组最大；吸气时鼻阻力、呼气时鼻阻力、单侧鼻阻力和双侧总鼻阻力在变应性鼻炎组与非变应性鼻炎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变应性鼻炎组鼻阻力数据大于健康人组（P<0.05）。2三组鼻声反射测量数据进行比较,MCA1、MD1、MD2在三组间无明显差异（P>0.05）;MCA2、NMCA、单侧NCV、双侧总NCV在变应性鼻炎组与非变应性鼻炎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变应性鼻炎组数据均小于健康人组（P<0.05）。3安敏方治疗前后双侧总鼻阻力、单侧鼻阻力、NCMA、单侧NCV数据均未见明显改变（P>0.05）。治疗后鼻塞、鼻痒、流涕、喷嚏四组主要症状分级评分及视觉模拟评分和鼻腔局部体征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其中以鼻痒改善最为明显;治疗后症状体征总评分较治疗前改善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总有效率为55%。研究结论1鼻黏膜炎症可导致鼻腔结构和功能异常改变,但鼻阻力和鼻声反射数据在变应性鼻炎与非变应性鼻炎之间并无明显差异,鼻阻力及鼻声反射作为鼻腔疾患辅助检查中的一部分,还需不断扩大样本量以对鼻腔客观指标正常值范围进行数据探索。2变应性鼻炎患者在安敏方治疗前后,鼻阻力与鼻声反射客观数据未见明显改善,主观症状评分有明显改善,这可能与多种影响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3安敏方治疗前后患者鼻塞、鼻痒、流涕、喷嚏四组主要症状均较明显改善,治疗前后症状评分提示安敏方治疗变应性鼻炎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疗效评估应综合参考主观症状评分及鼻阻力和鼻声反射测量客观数据,以指导临床治疗。
刘晓婷[4]（2016）在《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的临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研究拟通过儿童特发性扩张型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的临床转归、特发性DCM患儿携带已知DCM致病基因概况及其与预后的关系、促炎细胞因子与特发性DCM患者UCG指标的相关性和其在预后评估中的作用三方面对DCM的病因与预后进行探讨。【方法】收集我院2010年01月～2014年12月治疗的DCM患儿的临床及随访资料,根据随访时UCG中LVEF的检测结果分为三组:恢复组（指间隔≥1个月的连续两次UCG LVEF≥55%）、死亡组（随访中各种原因引起的死亡）和未恢复组（除死亡外,LVEF未达到恢复组标准的）;收集2014年10月～2016年02月我院治疗的初发及随访的特发性DCM患者的心肌病相关基因检测结果（包含DCM致病基因）;收集2015年7月～2016年1月我院治疗的初发特发性DCM病例,行促炎细胞因子检测（TNF-α、IL-1、IL-4、IL-6、IL-8、IL-10）。按照不同等级心功能、LVEF<30%及≥30%、随访2月时LVEF提升≥5%及<5%进行分组,对各组间的细胞因子进行比较。【结果】1.2010年01月～2014年12月共194例DCM患儿符合入选标准。男性113例（58.2%）。中位发病年龄1岁。恢复组45例（23.20%）,未恢复组65例（33.51%）,死亡组84例（43.29%）。≤2岁133例（68.56%）,恢复组、未恢复组及死亡组各占32.3%、32.3%和35.3%,>2岁恢复组、未恢复组及死亡组各占3.3%、36.1%及60.7%。恢复组≤2岁者明显多于未恢复组与死亡组（P均<0.05）。初诊时三组心功能III～IV级者分别占2%、22.4%和75.5%（P=0.000）。2.恢复组LVDD、LVDS明显小于未恢复组与死亡组（P均<0.05）,未恢复组与死亡组之间无显着差异（P>0.05）。恢复组LVEF、LVFS明显高于未恢复组与死亡组（P均<0.05）,未恢复组与死亡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未恢复组和死亡组MR重度反流者分别为2例和9例,经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3.194例患者中ST-T改变162例（83.51%）,室性心律失常46例（23.71%）。其中恢复组室性心律失常者明显少于未恢复组及死亡组（P均<0.05）,未恢复组与死亡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4.194例患者中87例（44.85%）接受CMR检查。恢复组、未恢复组、死亡组心肌LGE的发生率分别为0%、5.41%和21.74%（P=0.252）。经治疗一周后将血清NT-pro BNP按照是否小于3500pg/ml划分,三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367）;c Tn I按照是否小于0.2ug/L划分,三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610）。5.所有患者平均随访19.76±16.22月。恢复组达到恢复所需时间为9.62±6.73月（2.0～25.33月）。恢复组LVEF提高5%的时间平均为1.94月,未恢复组为5.69月。恢复组LVEF在随访6个月、1年时恢复的比例分别为42.22%和77.78%。6.多因素分析发现年龄>2.0岁（OR=17.064,95%CI3.494-83.171,P=0.000）、心功能III～IV级（OR=17.711,95%CI2.229-140.704,P=0.007）、MR中～重度反流（OR=3.762,95%CI1.209-11.706,P=0.022）不利于LVEF恢复的独立预测因素。7.2014年10月～2016年02月共71例符合入选标准的DCM患者行基因检测。门诊随访平均时间19.75±18.13月（2月～72月）。男性56.34%。通过对60多个已知致心肌病基因筛查,发现59例（83.10%）存在DCM基因变异,其中80%存在亲子遗传的现象,遗传方式主要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69.49%）,其次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5.08%）,X-染色体遗传（1.69%）;家族性DCM10%。59例携带DCM致病基因患者LVEF恢复正常17例（28.8%）,未恢复39例（66.1%）,死亡3例（5.1%）,与基因筛查未发现异常的患者相比均无明显差异（P>0.05）。8.共发现31种基因变异,排在前三位的是MYH6（9.72%）、MYH7（9.72%）和DSP（8.5%）,其中错义突变75.41%,碱基缺失11.48%、无义突变4.92%、剪接位点突变4.92%、重复突变3.28%。9.48例（11例恢复,34例未恢复,3例死亡）患者检测到1个基因变异,9例（5例恢复,4例未恢复）患者检测到2种基因变异,2例（1例恢复,1例未恢复）患者检查到3种基因变异,基因变异数量与患者预后无关联。10.携带变异基因的患者亲属中,除1例男性患者其弟弟携带相同基因变异,且亦为DCM患者外,其余患者的亲属均未发病。11.2015年7月～2016年1月共24例DCM患者符合标准,对照组20例。DCM组较对照组TNF-ɑ水平明显升高（P<0.05）;心功能III-IV级患者TNF-ɑ的水平显着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明显高于心功能I-II级组（P<0.05）。心功能I-II级组TNF-ɑ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12.TNF-ɑ水平与LVEF、LVFS成明显负相关性（P<0.05）;TNF-ɑ水平、IL-6水平、IL-8水平与心功能等级成明显正相关性（P<0.05）。13.LVEF≤30%组各促炎细胞因子（除IL-10外）水平均高于LVEF>30%组,其中TNF-ɑ水平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14.24例患者中13例随访时间≥2月以上。将随访与初诊时LVEF结果相比较,按照LVEF差值是否≥5%分为两组。两组之间促炎因子无显着性差异。【结论】1.儿童特发性DCM有23.19%的患者LVEF可恢复正常,1年内LVEF恢复正常达80%。5.67%的患者LVDD与LVEF均恢复正常。2.≤2岁的DCM患者约有32.33%LVEF恢复正常;>2岁的仅为3.28%;3.多因素相关分析发现发病时年龄>2.0岁、心功能III～IV级、二尖瓣中～重度反流是不利于LVEF恢复的独立预测因素。4.特发性DCM患者中83.10%发现携带有DCM的致病基因,发生率位于前三位的分别是MYH6、MYH7和DSP。携带DCM致病基因患者中有29%LVEF恢复正常。5.存在基因变异的DCM患者中有80%的患者其亲属中也检测到相同的基因变异。家族性DCM检出率为10%。6.TNF-ɑ水平与LVEF、LVFS成明显负相关性（P<0.05）;TNF-ɑ水平、IL-6水平、IL-8水平与心功能等级成明显正相关性（P<0.05）。7.促炎细胞因子在特发性DCM预后评估中的作用及是否可成为进行针对性治疗的依据还需延长随访时间、积累更多病例加以证实。
彭子壮[5]（2016）在《253例颅内肿瘤患者的中医证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探索颅内肿瘤中医证候的基本特点,为今后颅内肿瘤的中医诊治提供基础。方法：本课题研究对象为2015年8月至2015年11月期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神经外科住院的颅内肿瘤患者,结合文献分析研究和专家讨论意见,运用EpiData3.1软件制定颅内肿瘤患者调查表,记录符合入选条件的患者的临床资料与四诊信息,将数据进行规范化整理并导出Excel形成数据库,运用统计软件SAS9.4对各变量的频数和频率,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主因子,聚类分析提取出症候群,并根据拟定的辨证标准对聚类结果进行辨证分型,得出颅内肿瘤的证候分布特点。结果：共收入253例颅内肿瘤患者,剔除22例,最后共计纳入231例符合纳入标准的颅内肿瘤患者,其中156例行手术治疗。对231例颅内肿瘤患者入院证候体征进行因子分析及聚类分析,得到四类证候群。第一类症候群：头胀痛、口苦、烦躁、脉数、脉弦、发热,结合中医证候分型标准考虑辨证为邪毒内扰；第二类症候群：头晕目眩、少苔、脉沉、口干、体重减轻、脉细、耳鸣、头刺痛、脉涩、舌下络脉瘀曲、失眠、肢体抽搐、红舌、淡红舌,结合中医证候分型标准考虑辨证为阴虚夹瘀；第三类症候群：记忆力减退、尿多、口淡、智能减退、便溏、腰膝酸软、精神疲倦、淡白舌,结合中医证候分型标准考虑辨证为阳虚髓亏；第四类症候群：头钝痛、齿痕舌、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胖大舌、面色黄白、白苔、腻苔、恶寒、懒言少气、肢体乏力,结合中医证候分型标准考虑辨证为痰湿内阻。对156例颅内肿瘤患者术后体征进行因子分析及聚类分析,得到两类证候群。第一类症候群：精神疲倦、食欲减退、白苔、肢体乏力、淡白舌、脉细、面色黄白、脉涩、红舌、舌下脉络、胖大舌、口淡,结合中医证候分型标准考虑辨证为气虚血瘀；第二类症候群：少苔、发热、脉沉、懒言少气、记忆力减退、失眠,结合中医证候分型标准考虑辨证为气阴两伤。结论：通过对231例颅内肿瘤患者聚类所得可辨证为4种证型：（1）邪毒内扰（33例）；（2）阴虚夹瘀（69例）； （3）阳虚髓亏（70例）； （4）痰湿内阻（59例）。结合专业知识分析总结出颅内肿瘤证候以“虚、瘀、痰、邪毒”为主要病理特点。本次研究阳虚症比例较既往研究结果明显升高,考虑与地域、生活习惯相关。阳虚作为脑肿瘤发生的重要因素不应被忽视,“温阳法”已成为治疗颅内肿瘤的一项重要方法被众医家认识并应用于临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今后的临床研究以及治疗中应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对156例颅内肿瘤术后患者症状体征聚类分析所得可辨证为2种证型：（1）气虚血瘀（95例）； （2）气阴两伤（61例）颅内肿瘤术后证候以“虚、瘀”为主要病理特点,手术因素会直接改变颅内肿瘤患者的证候特点。术后患者的治疗应注意补气养血、活血化瘀并加强护理以及及时的心理干预。
石张燕[6]（2012）在《CC2D1A、CC2D2A、CRBN基因与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精神发育迟滞（mental retardation, MR）是一类常见的神经、精神类疾病,以智力低下和社会适应能力不足为主要特征,发病于18周岁之前。MR的致病原因较为复杂,包括遗传与环境两大类因素,其中约有2/3的病例具有遗传基础。秦巴山区是我国MR的高发地区之一,MR的总患病率约为2.70%,儿童患病率约为2.78%,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倍,给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带来极大的负担。因此,从遗传学的角度对秦巴山区MR的致病机制进行研究,是一项亟待持续、深入开展的有意义的工作。由遗传因素所致的MR具有很高的遗传异质性,目前已发现许多基因或位点与之相关。由于MR患者以男性居多,故长期以来对该病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主要集中于X染色体,而对常染色体则很少涉及。然而,近期研究表明常染色体基因可能在智力或认知能力的遗传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秦巴山区患病家系的调查也表明当地很多MR家系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模式,因此本文选择了3个位于常染色体的MR候选基因（CC2D1A、 CC2D2A、CRBN）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这些基因与秦巴山区人群的MR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CC2D1A和CC2D2A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均通过其C2结构域参与Ca2+调控的信号通路,对神经可塑性与神经系统的发育产生影响；CRBN基因的蛋白质产物属于ATP依赖的Lon蛋白酶,可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多个信号通路进行调控。研究表明这3个基因的突变分别导致国外一些家系的非特异性MR（即除了智力低下及社会适应能力不足之外,没有其它临床体征的MR）。为了避免传统的病例-对照样本可能存在人群层化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以来自秦巴山区的172个MR核心家系作为样本,在上述3个基因内部一共选择了14个SNP位点作为遗传标记,进行关联研究。据我们所知,这也是第一次对这3个基因与MR之间的关系进行以基于家系的随机人群为对象的关联分析。基因分型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PCR-RFLP）和PCR-单链构象多态性（PCR-SSCP）法（结合DNA测序）。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哈代-温伯格平衡检验、单位点分析、连锁不平衡（LD）分析和单倍型构建、单倍型分析、统计效力计算分别应用SPSS15.0、Haploview3.2、UNPHASED3.1.3、Epilnfo3.5.1和Quanto1.2.4等软件进行。研究结果如下：1.在CC2D1A基因中选择了rs6511898、rs6511901和rs10410239等3个SNP标记,单位点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单个标记位点均与MR没有关联（P>0.05）；但由rs6511901和rs10410239所构成的单倍型区域则具有极其显着的传递不平衡（P=0.0009）,其中单倍型T-C较多地传递给患者（P=0.0238）,而T-T则较少被传递（P=0.0016）。2.在CC2D2A基因中选择了rs7664843、rs1861044、rs10025837、rs13116304和rs7661102等5个SNP标记,单位点分析结果均为阴性（P>0.05）。LD分析表明这5个SNP标记分别构成两个单倍型块,由rs7664843和rs1861044所组成的单倍型块Ⅰ与MR无关（P>0.05）,而由rs10025837、rs13116304和rs7661102构成的单倍型块Ⅱ则与MR显着相关（P=0.0004）,其中单倍型C-C-A更多地传递给患者（P=0.0486）,而C-C-G较少传递（P=0.0026）。以上结果在经过Bonferroni校正后仍具有一定的显着性。3.在CRBN基因中选择了rs711613、s1669322、rs1672761、rs1669336、rs17027638和rs16693426等6个SNP标记,这些标记中仅有rs1669322的单位点分析结果显示出相关性（P=0.0371）,但在校正后不再具有阳性趋势。LD分析表明rs1669336、 rs17027638和rs1669342构成一个单倍型区域,该区域的传递与MR表型无关（总P值及各种特殊单倍型的P值均>0.05）。根据以上结果,本研究认为CC2D1A、CC2D2A基因与秦巴山区人群的MR发病机制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某些特殊的单倍型可能有着易感性或保护作用。CC2D1A基因中呈传递不平衡的单倍型块（rs6511901-rs10410239）与基因的重要功能区相邻,可能在该单倍型块附近有某个与MR患病风险相关且多态性极低的位点,导致单倍型分析出现显着的传递不平衡；CC2D2A基因的单倍型块Ⅱ覆盖了该基因的重要功能区以及在国外家系中发现的突变位点,可能在其内部也存在一个与MR表型关联且变异频率很低的位点。另外,我们目前也不能排除组成单倍型的各个位点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作用而对人群易感性产生影响的可能。对于CRBN基因,由于其单位点分析和单倍型分析结果均为阴性或在校正之后为阴性,因此我们认为该基因与秦巴山区人群的MR发病风险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最后,考虑到MR具有很高的遗传异质性,上述所有结论尚需以更多和更加深入的探索来进行验证。
刘翠权[7]（2011）在《广西395个规模猪场猪呼吸道疾病综合征的病原学调查及防控措施》文中认为猪呼吸道疾病综合征（PRDC）是一种多因子疾病,它是由病毒、细菌、支原体、寄生虫、不良的饲养管理条件及易感猪群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疾病综合症。为了解该病在广西猪群中的感染状况,主要采用PCR和RT-PCR方法,结合细菌分离鉴定,2007年5月至2009年5月,对广西14个市395个规模猪场的1686份组织样品分别进行了12种病原检测。结果显示：292个规模猪场和1212份样品为PRDC阳性,猪场和组织样品的阳性率分别为73.92%（292/395）和71.89%（1212/1686）。其中,单独或者混合感染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猪圆环病毒2型（PCV2）、猪瘟病毒（CSFV）、猪链球菌（SS）、猪伪狂犬病毒（PRV）、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Bb）、猪流感病毒（SIV）、猪附红细胞体（E-suis）、产毒素多杀性巴氏杆菌（T+PM）、副猪嗜血杆菌（HP）、猪细小病毒（PPV）和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APP）的阳性样品分别为51.36%（866/1686）、36.54%（616/1686）、10.91%（184/1686）、9.19%（155/1686）、6.76%（114/1686）、6.64%（112/1686）、5.81%（98/1686）、5.63%（95/1686）、4.45%（75/1686）、3.91%（66/1686）、0.59%（10/1686）和0（0/1686）。1病原学分析从感染的类型看,在1212份阳性样品中,单独感染的样品351份,占28.96%（351/1212）；混合感染的样品861份,占71.04%（861/1212）。从混合感染的类型看,在861份混合感染阳性样品中,二重混合感染597份、三重混合感染210份、四重混合感染54份,分别占69.34%（597/861）、24.39%（210/861）和6.27%（54/861）。从混合感染的微生物种类看,在861份混合感染阳性样品中,“病毒与病毒”混合感染的样品460份、“病毒与细菌”混合感染的样品401份,分别占53.43%（460/861）和46.57%（401/861）。从感染的优势病原分析,PRRSV和/或PCV2感染的样品1054份,占1212份阳性样品的86.96%。其中,"PRRSV+PCV2（+其它病原）”混合感染的样品428份,占所有861份混合感染样品的49.71%。结果表明：广西规模猪场普遍存在PRDC, PRRSV、PCV2是引起PRDC的主要病原；感染类型复杂多样,混合感染相当普遍,以"PRRSV+PCV2（+其它病原）”混合感染最为常见。2病理组织学观察在病原学调查的基础上,对560个PRDC病例的心、肝、肺、肾、脾、淋巴结等组织器官进行石蜡包埋、切片、H.E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其病理组织学特征。560个中的500个（占89.3%）,其中,PRRSV单独感染病例166个、PRV单独感染病例22个、PRRSV+PCV2混合感染病例247个、PCV2+PRV混合感染病例38个、PRRSV+E-suis感染病例21个、PRRSV+CSFV+PCV2+HP感染病例6个,其心、肝、肺、肾、脾、淋巴结等组织器官的病理组织学变化呈现以下特点：PRRSV单独感染的病例,肺主要表现为间质性肺炎,肾表现为肾小球肾炎,淋巴结表现为急性增生性淋巴结炎,肝脏表现为变质性肝炎,心肌表现为变质性心肌炎,脾表现为脾小体体积缩小、坏死,红髓区内出血,淋巴细胞减少；PRRSV和/或PCV2混合感染其他病毒或继发细菌感染时,病变更加典型,组织细胞发生变性甚至坏死。系统的病理组织学观察为进一步形成PRDC的病理组织学诊断技术规范提供重要参考依据。3防控措施2009年5月开始,对15个试验猪场采取综合防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对必须进入猪场的人员、车辆、物品随时进行消毒,对猪舍地板、墙壁、天花板、空气、用具等定期进行消毒；做好PRRSV、CSFV、PRV、SIV、PCV2等PRDC原发性病原的免疫和监测,对抗体水平不合格的及时进行强化免疫;做好环境虫鼠蚊蝇等生物灾害防范和通风、温度、湿度控制；加强饲养管理,做到全进全出、养殖密度合理、营养均衡；尽可能减少猪群转栏、混群、免疫次数,净化养殖周边环境,减少应激；对病猪及时隔离并投喂敏感药物,防止继发感染；对死猪及其污染的物品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和消毒。重点措施是消毒、监测和对病死及带毒猪的隔离、淘汰、无害化处理,主要内容包括：对必须进入猪场的人员、车辆和物品随时进行消毒；对产房、保育猪舍、生产育肥猪舍的地板、墙壁、天花板、用具等分别进行2次/周、1次/周、2次/月的常规消毒,空栏后进猪前进行2次全面消毒；对产房、保育猪舍的空气在空栏后进猪前进行1次密闭熏蒸消毒；对猪舍外环境进行2次/月的消毒；对病猪和带毒猪及时隔离、淘汰,对死猪及其污染的物品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和消毒。4防控效果采取综合防控措施后,猪瘟的免疫抗体合格率明显提高,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伪狂犬病、猪圆环病毒2型感染和猪流感的病原学监测的平均阳性率均不同程度地下降。2009年5月至2010年6月,共监测15个规模猪场血清样品16974份、病原学样品1589份。其中,猪瘟免疫抗体的平均合格率由试验前的91.18%提升到试验后的95.90%,病原学样品的平均阳性率由8.55%下降到6.04%；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疫抗体的平均阳性率由86.46%提升到88.11%,病原学样品的平均阳性率由15.80%下降到13.15%；猪圆环病毒2型病原学样品的平均阳性率由26.61%下降到22.28%；猪伪狂犬病gE抗体的平均阳性率由5.53%下降到4.51%,病原学样品的平均阳性率由6.43%下降到5.16%；猪流感感染抗体的平均阳性率由5.51%下降到5.30%,病原学样品的平均阳性率由637%下降到4.97%。生猪的死亡率总体趋于下降。15个猪场的总体平均死亡率由试验实施1～2月的8.28%下降到实施11～12月的7.24%,总体下降了1.04个百分点。种猪的繁殖性能和仔猪的存活率显着提高,仔猪的平均死亡率明显下降。其中,每头长白母猪年平均提供活仔数由20.73头提高到21.57头,提高了0.84头；仔猪的平均死亡率由8.54%下降到6.86%,下降了1.68个百分点。每头杜洛克母猪年平均提供活仔数由18.95头提高到19.23头,提高了0.28头；仔猪的平均死亡率由7.44%下降到6.55%,下降了0.89个百分点。每头大约克母猪年平均提供活仔数由19.97头提高到20.54头,提高了0.57头；仔猪的平均死亡率由7.42%下降到6.39%,下降了1.03个百分点。仔猪的生长性能大幅度提高。其中,长白仔猪达到30kg和100kg的平均日龄分别提前了2.1天和3.3天,30～100kg平均日增重提高了30.1g,保育猪和育肥猪的料肉比分别降低了0.063和0.098。杜洛克仔猪达到30kg和100kg的平均日龄分别提前了2.1天和3.9天,30～100kg平均日增重提高了24.6g,保育猪和育肥猪的料肉比分别降低了0.029和0.089。大约克仔猪达到30kg和100kg的平均日龄分别提前了1.9天和3.6天,30～100kg平均日增重提高了21.5g,保育猪和育肥猪的料肉比分别降低了0.023和0.056。2009年5月至2010年6月,采取上述综合措施后,15个规模猪场的主要疫病防控效果显着,生猪发病减少了,死亡率降低了,猪群的免疫抗体水平、种猪的繁殖性能、仔猪的死亡率和生长性能等各项指标均发生了明显改善,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孙雯波[8]（2010）在《传染病及其防控的伦理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文明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染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可导致个体躯体损伤和疼痛的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流行病,或是可给病人添加躯体和精神痛楚的复合的心身事件,而是世界性、复杂的社会疾患,同时还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社会现象,小到影响家族的繁衍,大至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社会发展和医学实践中,政治、道德文化因素在传染病防治和社会控制、约束人们行为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现实中,传染病已经超越了生理层面的具象意义,其道德隐喻使得病人在身体病痛之外还须承受那些加诸疾病之上象征意义的重压；疾病因果报应观和天谴观将疾病与病人的善恶品性相联系,赋予疾病以复杂的道德色彩；“医人”到“医国”隐喻的建立使疾病治疗与社会变革有机联系起来,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控与社会政治控制一脉相承,传染病的起源与政治迫害相关,细菌战、生化武器使得传染病毒走向了政治暴力,疾病被政治化、道德化,社会对某些传染病患的道德评判,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道德统治的需要相结合,道德偏见转变为行动上的社会歧视、排斥甚至政治迫害。这直接践踏了公民尊严的底线,侵害了病人的正当权利,伤及社会公正的终极价值,也影响了社会和谐。人类的历史是科学战胜疾病的历史,也是人权平等与歧视偏见抗争的历史。通过伦理分析、政治批判和文化祛魅,倡导观念启蒙和科学普及,改变寻找意义的隐喻性思维方式,确立道德的边界,将疾病去政治化和道德化,明确界定传染病的科学内涵和伦理意义是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前提条件。在传染病防控中,个体权利和公共健康之间何者优先呢?传染病关怀道义与功利的价值博弈,保护病人隐私与保证公众知情的艰难选择,传染病防控公权的边界不确定等常常使传染病防控工作和对传染病患的关怀陷入矛盾与冲突中,围绕传染病防治诸环节中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以广阔的伦理文化视野从理论上溯源、厘清；于冲突中比较、选择；在现实中实践与论证,克服和突破传统生命伦理学的局限,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一个以个体病人弱势群体为中心的医学人文伦理学,构筑一种兼顾个体人道关怀和社会整体功利的公共健康伦理学。广泛借鉴和拓展各种社会伦理资源,充分调动政府、民间、社区家庭及病患自身的积极力量,贯彻权利、人道、义务、和谐的理念和原则,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病人的自我尊严和社会权利,倡导和强化保护弱者的公共道德意识,呼吁社会公正,反对社会歧视和排斥,不伤害。同时也提出病人的社会理性约束和道德义务,倡导全社会范围内传染病关怀的社会伦理运动,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促进民族健康水平,这是当代伦理学的责任所在,也是本文主旨所在。本文着力于传染病及其防控的伦理分析,运用现象学和跨学科等研究方法从医学、伦理、政治、社会等方面架构传染病伦理,力求理论研究与公共卫生政策和社会伦理实践紧密结合。
林玲[9]（2010）在《亚急性咳嗽病因分布及感染后咳嗽调查》文中指出通常将病程介于3～8周,以咳嗽为唯一或主要症状者定义为亚急性咳嗽。国内外指南均认为亚急性咳嗽的主要病因为感染后咳嗽（cough post infection,CPI,又称感冒后咳嗽）,但可供参考的研究数据不多,目前仅见Kwon的一篇调查报道。感染后咳嗽是与上呼吸道急性感染相关的一种疾病,发病率不清,是否与非典型病原体持续性感染有关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调查国内亚急性咳嗽的病因分布,在此基础上,观察感染后咳嗽治疗后咳嗽症状变化、急性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后亚急性及慢性咳嗽的发生率,最后调查感染后咳嗽是否存在非典型病原体持续性感染的因素。第一部分亚急性咳嗽病因分布及临床特征目的:调查亚急性咳嗽的病因分布及临床特征。方法:纳入以咳嗽为唯一或主要症状,X线胸片无明显病变的亚急性咳嗽患者,仔细询问病史与体格检查,行诱导痰细胞学分类、肺通气功能+气道高反应性检查,选择性进行鼻窦片或CT、24h pH监测等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和治疗反应,明确诊断。分别比较不同病因的亚急性咳嗽患者的咳嗽时相、性质、诱发因素及伴随症状等。病因分布以某种病因占病因总数的百分率表示,病因总数系单病因和复合病因的总和。分析咳嗽特征、伴随症状的病因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分析,方差齐时各组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中的最小显着差异法（LSD）,方差不齐时各组间采用Kruskal-Wallis法。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1.入选116例资料完整的成人亚急性咳嗽患者。其中男45例,女71例,年龄18～75岁,平均40.8±13.2岁,平均咳嗽病程为5.2±1.7周;2.明确诊断107例（92.2%）,其中单一病因104例,双病因3例（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合并上气道咳嗽综合征1例,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合并上气道咳嗽综合征2例）。病因分布频率:感染后咳嗽45例（38.1%）,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22例（18.6%）,咳嗽变异性哮喘17例（14.4%）,上气道咳嗽综合征12例（10.1%）,变应性咳嗽6例,胃食管反流性咳嗽5例,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3例。3.咳嗽变异性哮喘组以夜间为主的咳嗽及总的夜间咳嗽发生率分别为29.4%（5/17）、82.3%（14/17）,均高于感染后咳嗽组[2.2%（1/45）、33.3%（15/45）,χ2 =7.363、χ2 =11.909,均P<0.01],以夜间为主的咳嗽诊断为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特异性为98.9%。结论:感染后咳嗽、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咳嗽变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是亚急性咳嗽的常见病因。夜间咳嗽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有诊断价值。第二部分感染后咳嗽治疗后咳嗽病程变化目的:观察感染后咳嗽患者治疗后咳嗽病程变化。方法:对明确诊断为感染后咳嗽的患者联合使用第一代抗组胺药及减充血剂治疗12周。以日间、夜间咳嗽症状积分和视觉模拟评分（VAS）为标准,评估治疗后第3天、第7天以及自然病程第8周患者咳嗽情况。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1.治疗前平均日间咳嗽症状积分为3（3,4）分,治疗后第3天、第7天随访时平均日间咳嗽症状积分分别为3（0,4）分、2（0,4）分;治疗后第7天咳嗽消失率为33.3%,咳嗽症状总体改善率达71.1%。2.病程第8周平均日间、夜间咳嗽症状积分分别为1（0,4）分、0（0,2）分;93.4%（42/45）患者咳嗽症状已消失或明显缓解。结论:感染后咳嗽患者联合使用第一代抗组胺药及减充血剂治疗有效,绝大多数患者在8周内症状缓解,少部分患者咳嗽顽固,可迁延至慢性期。第三部分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后咳嗽发生率调查目的:观察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后咳嗽的发生率。方法:确诊为急性上呼吸道甲型流感病毒感染的患者141例,于病程第4～16周进行电话随访,记录咳嗽持续时间、伴随症状等。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病程中出现咳嗽的患者137例（97.2%,137/141）,73.0%（103/141）的流感病毒感染后患者咳嗽时间限于1周以内;持续1～2周、2～3周的患者均占7.8%;3周以上的咳嗽12例,达8.5%（12/141）,其中4例病程超过8周。结论:咳嗽是甲型流感病毒感染后常见的症状,绝大多数流感患者咳嗽病程不超过3周,少数患者咳嗽可出现迁延至亚急性或慢性期。目的:观察感染后咳嗽患者是否存在非典型病原体迁延性感染。方法:亚急性咳嗽患者57例,治疗前留取患者痰标本、双份咽拭子标本。一份咽拭子行百日咳鲍特氏菌培养;第二份咽拭子及痰标本行百日咳、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核酸扩增检测。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1.亚急性咳嗽患者57例,肺炎衣原体阳性率22.8%,百日咳鲍特氏菌、肺炎支原体检测均为阴性。2.感染后咳嗽29例,非典型病原体检测阳性者3例,均为肺炎衣原体,百日咳鲍特氏菌及肺炎支原体检测均为阴性。3.所有感染后咳嗽患者均未再使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联合抗组胺/减充血剂治疗后咳嗽消失或明显缓解。结论: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后咳嗽患者不存在非典型病原体持续感染因素,有待扩大病例数进一步证实。本研究小结1.感染后咳嗽、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咳嗽变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是亚急性咳嗽的常见病因。夜间咳嗽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有诊断价值。2.感染后咳嗽患者病程早期联合使用第一代抗组胺药及减充血剂治疗有效,绝大多数患者在8周内咳嗽症状缓解,少部分患者咳嗽顽固,迁延至慢性期。3.咳嗽是甲型流感病毒感染后常见的症状,绝大多数甲型流感患者咳嗽病程不超过3周,但少数患者可出现咳嗽迁延至亚急性或慢性期。4.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后咳嗽患者不存在非典型病原体潜在感染,有待扩大病例数进一步证实。
吕志[10]（2009）在《新疆蚊传虫媒病毒调查 ——Tahyna病毒的分离及当地人群感染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陆地边境线长,周边与俄罗斯、印度、蒙古等八个国家接壤。自北向南,阿勒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将新疆分隔成北疆和南疆,使新疆在气候、地理、生境和物种等方面存在多样性并与内地差异明显。新疆蚊虫媒介种类较多,与人畜关系密切。近年来在新疆进行的虫媒病毒调查中从蚊和蜱中分离到辛德毕斯、东方马脑炎、西方马脑炎等多种虫媒病毒。然而,这些病毒多分离自气候温润、蚊虫密度较大的北疆,南疆地区虫媒病毒调查情况少有报道。然而,南疆地区病毒性脑炎流行病学监测结果显示,在蚊虫活动高峰的夏秋季节,当地存在病因不明的发热和病毒性脑炎的流行。然而,我国其他地区流行的在夏季引起病毒性脑炎的乙脑病毒在新疆尚未发现。这些信息提示当地流行的虫媒病毒及相关疾病可能与内地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新疆地区进行系统的虫媒病毒病原学的调查及相关病毒的人群感染的血清流行病学研究对于预防和控制当地虫媒病毒病均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分别对我国新疆南,北疆地区连续3年开展虫媒病毒调查,在采集的蚊虫标本中分离到大量虫媒病毒,其中首次在我国分离到布尼亚病毒科Tahyna病毒,并证明当地不明原因发热患者中存在该病毒IgM抗体阳性,文章发表在Emerg Infect Dis.2009,15（2）:306-309。1.新疆蚊传虫媒病毒调查2006年、2007年和2008年7～8月在新疆地区喀什地区的伽师县、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尉犁县和博湖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伊宁县、阿勒泰地区的阿勒泰市和布尔津县、塔城地区的沙湾县以及哈密地区哈密市采集蚊虫标本21405只,绝大多数为背点伊蚊标本,分222批进行研磨和捕痉掷搿＠米橹嘌赴ǚ掷氩《?结果分离到50株阳性分离物,均来自背点伊蚊标本。经过系统鉴定。共得到3株Tahyna病毒（Tahyna virus,TAHV）、41株辽宁病毒（Liaoning virus,LNV）和6株待鉴定阳性分离物。2.新疆新分离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特征研究本次研究对分离自喀什地区伽师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尉犁县的3株TAHV进行序列测定和分子特征分析,测定了这3株（XJ30625、XJ0708和XJ0710）的全基因组序列（L、M和S节段编码区序列）。对TAHV病毒系统进化分析和核苷酸与氨基酸差异分析结果显示,TAHV各节段中S节段编码区同源性最商,中国株之间核苷酸同源性99.2-99.6%,氨基酸同源性为100%,与国外毒株相比,核苷酸同源性为92.2-92.9%,氨基酸同源性均为98.3%;L节段序列分析显示,中国株之间核苷酸同源性为96.3-97.4%,氨基酸同源性均为100%,与国外毒株相比核苷酸同源性81-82.5%,氨基酸同源性97.8%,提示多为同义突变:对于病毒M节段,我国新疆分离株之间核苷酸同源性80.7-96.1%,氨基酸同源性92.6-99%:与国外分离株核苷酸同源性80.1-82.1%,氨基酸同源性92.6-94.2%。S和L节段中国株之间各节段同源性较高,而与欧洲流行株Bardos 92同源性较低,体现了病毒的地域分布特征。M节段中国株之间存在较大变异,提示中国分离株可能存在多个亚型。结合噬斑滴定试验结果,推测这一节段的变异可能会影响TAHV噬斑形态及病毒生物学行为。本次试验对41株分离自喀什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阿勒泰地区的LNV的第10和第12节段的进行序列测定、系统进化分析和核苷酸、氨基酸差异分析。结果显示,新疆地区分离的LNV毒株同源性较高,第十节段核苷酸同源性均大于94%,而与该病毒东北原型株核苷酸同源性仅75%左右。依据第10节段核苷酸序列信息可以将LNV分成四个亚型。南疆地区LNV属于基因Ⅰ型,而北疆阿勒泰地区分离到Ⅰ型和Ⅱ型,其中Ⅱ型LNV与东北地区原型株Ⅲ和Ⅳ型存在着许多特征性核苷酸改变,说明Ⅱ型和Ⅲ、Ⅳ型病毒之间可能存在传播关系。并且,推测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省区同样存在LNV流行的可能。而且,流行的病毒型别应该介于Ⅱ型和Ⅲ型之间。本研究对蚊虫标本中分离的6株引起C6/36细胞病变的病毒分离物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分离物对多种虫媒病毒组特异性免疫血清不产生反应,应用甲病毒、黄病毒、布尼亚病毒以及呼肠孤（环状病毒、Seadonavirus等）病毒属特异性引物的基因扩增反应也呈阴性,提示新分离病毒可能不属于以上病毒属,进一步的鉴定工作正在进行中。3.新疆夏季不明原因发热及脑炎患者虫媒病毒感染调查为了明确TAHV与当地人群疾病的关系,本研究连续2年在新疆采集不明原因发热病人急性期血清标本964例,应用IFA方法进行血清TAHV感染调查。其中,喀什地区采集不明原因发热患者742例,检测IgM抗体阳性率5.26%（39/742）,IgG抗体阳性率18.27%（59/323）;在北疆地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采集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222例,并未发现TAHV IgM抗体阳性者。这些结果提示,新疆南疆喀什地区不明原因发热人群中存在该病毒的感染。结合TAHV病毒分离结果,认为南疆多个地区存在TAHV循环及人群感染。对2007年伽师县采集的10例TAHV IgM抗体阳性血清及恢复期血清进行中和试验。结果发现,所有标本中和抗体指数介于1:10-1:80之间,提示当地人群中存在该病毒的感染,但是未能发现恢复期较急性期血清抗体呈现4倍增长,因此尚不能证实TAHV是这些IgM抗体阳性病例发热疾病的病因。本研究还发现,应用IFA检测血清TAHV抗体时所得到的抗体滴度与中和试验检测时得到的抗体滴度基本相符,提示IFA方法可以用来进行TAHV病毒抗体的初筛。本研究还对新疆南疆伽师县2004年夏季发生的一起乙型脑炎流行的病因开展了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疫情期间采集的6对急性期和恢复期血清标本的乙型脑炎病毒（JEV）IgM抗体均呈阳性,但是只有两对标本存在低滴度JEV中和抗体4倍增高（5:20和5:40）,其余4对标本JEV中和抗体呈阴性反应,根据此结果认为该起疫情为乙脑流行尚显证据不足。对以上标本开展了多种虫媒病毒抗体筛查,结果发现这些标本JEV、登革病毒（DENV）、西尼罗病毒（WNV）、圣路易斯脑炎病毒（SLEV）等多种黄病毒IgM和IgG抗体均呈现阳性（TAHV及其它甲病毒属虫媒病毒抗体阴性）,考虑到黄病毒之间存在血清学交叉反应,这些结果仅提示当地可能存在某种黄病毒的感染,但对其真正病因尚无法判断。建议今后有条件时开展多种黄病毒中和试验以进一步确定病因。此外,本研究对2008年新疆南北疆地区采集的641例不明原因发热患者血清进行了WNV、DENV和JEV虫媒病毒IgM抗体的筛查。结果发现11例患者血清WNV抗体阳性,19例患者血清DENV抗体阳性和4例患者血清JEV抗体阳性。这些结果提示,新疆地区存在多种蚊传黄病毒属虫媒病毒,并有可能引起夏季人群不明原因发热等疾病。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3年时间在我国新疆地区开展了虫媒病毒系统调查,分离到多种虫媒病毒,首次证明新疆南疆地区存在Tahyna病毒感染,这些数据不但丰富了我国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虫媒病毒的种类,而且为了解当地传染病病因以及积极预防和控制相关虫媒病毒疾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进一步工作应该侧重于新疆当地及全国范围内Tahyna病毒感染的病例发现,临床表现,疾病负担以及该病在新疆以及我国其他地区的流行范围等。
二、一起不明原因性疾病暴发流行的病因学调查与处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起不明原因性疾病暴发流行的病因学调查与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2）Lp（a）同颅内外狭窄动脉的相关性及证候要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研究 |
| 1.1 中国脑卒中发展现状 |
| 1.2 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 |
| 1.2.1 动脉粥样硬化 |
| 1.2.2 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 |
| 1.2.3 脂蛋白a (Lipoprotein a) |
| 1.3 中医药对动脉粥样硬化的认识 |
| 1.3.1 脉中营血 |
| 1.3.2 脉中卫气 |
| 1.3.3 中医药对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认识 |
| 1.3.4 中医证候要素发展 |
| 第二章 临床研究 |
| 2.1 临床病例采集 |
| 2.1.1 病例来源 |
| 2.1.2 诊断标准 |
| 2.1.3 纳入标准 |
| 2.1.4 排除标准 |
| 2.1.5 研究方法 |
| 2.2 统计结果及分析 |
| 2.2.1 卒中高危因素组脂蛋白a同颈动脉狭窄的相关性及证候要素特点 |
| 2.2.2 首发缺血性卒中、再发缺血性卒中脂蛋白a同颅内外动脉狭窄的相关性及证候要素分析 |
| 2.3 讨论 |
| 2.3.1 高危因素组脂质及中医证候要素分析 |
| 2.3.2 首发缺血性卒中组、再发缺血性卒中组脂质同动脉狭窄相关性分析及中医证候要素总结 |
| 结语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致谢 |
（3）鼻阻力和鼻声反射鼻腔测量在变应性鼻炎中的临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文献综述 |
| 1 西医对变应性鼻炎的研究进展 |
| 1.1 流行病学调查 |
| 1.2 机制研究 |
| 1.3 病因 |
| 1.4 分类 |
| 1.5 诊断标准 |
| 1.6 鉴别诊断 |
| 1.7 伴随疾病 |
| 1.8 治疗方法 |
| 2 中医对变应性鼻炎的研究进展 |
| 2.1 中医对鼻鼽(变应性鼻炎)认识 |
| 2.2 病因病机 |
| 2.3 中医治疗 |
| 3 鼻阻力和鼻声反射检测的研究进展 |
| 3.1 鼻阻力概述 |
| 3.2 鼻声反射概述 |
| 3.3 鼻阻力和鼻声反射检测的临床应用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研究资料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对象 |
| 1.3 主要仪器设备 |
| 1.4 诊断标准 |
| 1.5 纳入标准 |
| 1.6 排除标准 |
| 1.7 剔除标准 |
| 1.8 脱落标准 |
| 2 研究方法 |
| 2.1 研究方案 |
| 2.2 鼻阻力及鼻声反射检查方法 |
| 2.3 治疗方法 |
| 2.4 症状评分 |
| 2.5 疗效评价 |
| 2.6 统计学处理 |
| 2.7 技术路线 |
| 3 研究结果 |
| 3.1 一般临床资料分析 |
| 3.2 鼻阻力测量数据比较 |
| 3.3 鼻声反射测量数据比较 |
| 3.4 中药治疗组治疗前后鼻阻力与鼻声反射数据比较 |
| 3.5 中药治疗组治疗前后症状评分比较 |
| 4 小结 |
| 5 讨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临床观察表 |
| 附录2 知情同意书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的临床转归 |
| 1.1 引言 |
| 1.2 对象和方法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分组 |
| 1.2.4 统计学分析 |
| 1.3 结果 |
| 1.3.1 一般资料 |
| 1.3.2 初诊时的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 |
| 1.3.3 随访结果 |
| 1.3.4 相关因素分析 |
| 1.4 讨论 |
| 1.5 结论 |
| 第二章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与基因突变 |
| 2.1 引言 |
| 2.2 对象和方法 |
| 2.2.1 研究对象 |
| 2.2.2 研究方法 |
| 2.3 结果 |
| 2.3.1 一般情况 |
| 2.3.2 基因检测结果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第三章 儿童扩张型心肌病与促炎细胞因子 |
| 3.1 引言 |
| 3.2 对象和方法 |
| 3.2.1 研究对象 |
| 3.2.2 研究方法 |
| 3.2.3 分组 |
| 3.2.4 统计学方法 |
| 3.3 结果 |
| 3.3.1 基本信息 |
| 3.3.2 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组间比较 |
| 3.3.3 各促炎细胞因子与检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
| 3.3.4 不同LVEF组各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
| 3.3.5 促炎细胞因子与预后 |
| 3.4 讨论 |
| 3.4.1 TNF-ɑ |
| 3.4.2 IL-1 |
| 3.4.3 IL-4 |
| 3.4.4 IL-6 |
| 3.4.5 IL-8 |
| 3.4.6 IL-10 |
| 3.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5）253例颅内肿瘤患者的中医证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现代医学对脑肿瘤的认识 |
| 1.1.1 病因学研究 |
| 1.1.2 诊断与治疗 |
| 1.2 祖国医学对脑瘤的认识 |
| 1.2.1 祖国医学对脑瘤的认知发展 |
| 1.2.2 祖国医学对脑瘤的症状研究 |
| 1.2.3 祖国医学对脑瘤的病因病机研究 |
| 1.2.3.1 正虚 |
| 1.2.3.2 邪盛 |
| 1.2.4 祖国医学对脑瘤的治法研究 |
| 1.2.4.1 辨证分型 |
| 1.2.4.2 专方专药 |
| 1.2.4.3 中药用药 |
| 1.3 小结与展望 |
| 第二章 临床研究 |
| 2.1 课题来源 |
| 2.2 研究对象 |
| 2.2.1 研究对象来源 |
| 2.2.2 病例选择 |
| 2.1.2.1 纳入标准 |
| 2.1.2.2 排除标准 |
| 2.1.2.3 剔除标准 |
| 2.3 观察指标 |
| 2.4 研究方法 |
| 2.5 统计分析方法及步骤 |
| 2.6 颅内肿瘤的中医辨证分型标准 |
| 2.6.1 阴虚证 |
| 2.6.2 阳虚证 |
| 2.6.3 阴阳两虚证 |
| 2.6.4 痰湿证 |
| 2.6.5 瘀血证 |
| 2.6.6 邪毒证 |
| 第三章 研究结果 |
| 3.1 患者一般情况 |
| 3.2 颅内肿瘤中医证候(症状、体征)主因子提取 |
| 3.2.1 变量处理 |
| 3.2.2 主因子提取 |
| 3.3 主因子系统聚类 |
| 3.4 颅内肿瘤患者术后中医症状、体征频率表(表5) |
| 3.5 颅内肿瘤患者术后中医证候(症状、体征)主因子提取 |
| 3.5.1 变量处理 |
| 3.5.2 主因子提取 |
| 3.6 颅内肿瘤患者术后中医证候(症状、体征)主因子系统聚类 |
| 3.7 颅内肿瘤手术患者术证型分布(表8) |
| 3.8 文献中中医证型分布表(表9) |
| 第四章 分析与讨论 |
| 4.1 数据处理与现代统计方法的应用 |
| 4.2 脑肿瘤文献研究 |
| 4.2.1 文献中的证型特点 |
| 4.3 脑肿瘤中医证候的临床研究 |
| 4.3.1 一般情况分析 |
| 4.3.2 证候分布特点分析 |
| 4.3.2.1 症状体征的频率分布 |
| 4.3.2.2 颅内肿瘤患者术前证候分析 |
| 4.3.2.3 温阳法在颅内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
| 4.3.2.4 颅内肿瘤患者术后证候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6）CC2D1A、CC2D2A、CRBN基因与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的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理论综述 |
| 第一章 精神发育迟滞概述 |
| 1.1 精神发育迟滞的定义 |
| 1.2 精神发育迟滞的流行病学调查 |
| 1.2.1 国外MR的流行病学调查 |
| 1.2.2 国内MR的流行病学调查 |
| 1.3 精神发育迟滞的病因学 |
| 1.4 精神发育迟滞的临床特征与分类 |
| 1.4.1 轻度MR |
| 1.4.2 中度MR |
| 1.4.3 重度MR |
| 1.4.4 极重度MR |
| 1.4.5 边缘型智力 |
| 1.5 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 |
| 1.5.1 MR的诊断标准 |
| 1.5.2 MR的诊断方法 |
| 1.5.3 MR的鉴别诊断 |
| 1.6 精神发育迟滞的预防与治疗 |
| 1.6.1 预防 |
| 1.6.2 治疗 |
| 第二章 遗传疾病常用的研究方法 |
| 2.1 遗传疾病概述 |
| 2.1.1 遗传疾病的定义 |
| 2.1.2 遗传疾病的特征 |
| 2.1.3 遗传疾病的分类 |
| 2.2 简单疾病的研究方法 |
| 2.2.1 参数连锁分析法 |
| 2.2.2 非参数连锁分析法 |
| 2.3 复杂疾病的研究方法 |
| 2.3.1 连锁不平衡的原理 |
| 2.3.2 连锁不平衡的产生机制 |
| 2.3.3 连锁不平衡程度的衡量值 |
| 2.3.4 关联分析的基本方法 |
| 2.3.5 单倍型分析 |
| 第三章 精神发育迟滞的遗传学研究 |
| 3.1 精神发育迟滞的遗传方式 |
| 3.2 精神发育迟滞的遗传异质性 |
| 3.3 精神发育迟滞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
| 3.3.1 X染色体上的MR相关基因 |
| 3.3.2 常染色体上的MR相关基因 |
| 第四章 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人群概况 |
| 4.1 秦巴山区地理与人文环境概况 |
| 4.2 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患病状况 |
| 4.3 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患者的诊断 |
| 第二部分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第五章 目标基因的选择 |
| 5.1 CC2D1A基因简介 |
| 5.1.1 CC2D1A基因的结构 |
| 5.1.2 CC2D1A基因的表达 |
| 5.1.3 CC2D1A基因的生物学功能 |
| 5.1.4 CC2D1A基因突变与MR的关系 |
| 5.2 CC2D2A基因简介 |
| 5.2.1 CC2D2A基因的结构 |
| 5.2.2 CC2D2A基因的表达 |
| 5.2.3 CC2D2A基因的生物学功能 |
| 5.2.4 CC2D2A基因突变与MR的关系 |
| 5.3 CRBN基因简介 |
| 5.3.1 CRBN基因的结构 |
| 5.3.2 CRBN基因的表达 |
| 5.3.3 CRBN基因的生物学功能 |
| 5.3.4 CRBN基因突变与MR的关系 |
| 第六章 遗传标记的选择 |
| 6.1 遗传标记简介 |
| 6.1.1 遗传标记的应用发展史 |
| 6.1.2 新一代分子标记——单核苷酸多态性 |
| 6.1.3 关联分析中遗传标记的选择 |
| 6.2 本研究中遗传标记的选择 |
| 6.2.1 CC2D1A基因 |
| 6.2.2 CC2D2A基因 |
| 6.2.3 CRBN基因 |
| 第七章 实验样本 |
| 7.1 样本收集 |
| 7.2 DNA模板制备 |
| 7.2.1 血样采集 |
| 7.2.2 DNA模板提取 |
| 7.2.3 DNA浓度测定与保存 |
| 第八章 基因分型 |
| 8.1 CC2D1A基因遗传标记的分型 |
| 8.1.1 目标片段的PCR扩增 |
| 8.1.2 各SNP位点的基因分型 |
| 8.2 CC2D2A基因遗传标记的分型 |
| 8.2.1 目标片段的PCR扩增 |
| 8.2.2 各SNP位点的基因分型 |
| 8.3 CRBN基因遗传标记的分型 |
| 8.3.1 目标片段的PCR扩增 |
| 8.3.2 各SNP位点的基因分型 |
| 第九章 实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
| 9.1 数据输入 |
| 9.2 等位基因频率与基因型频率计算 |
| 9.3 哈代-温伯格平衡检验 |
| 9.4 单个SNP位点的关联分析 |
| 9.5 连锁不平衡分析 |
| 9.6 单倍型关联分析 |
| 9.7 统计效力检验 |
| 第三部分 结果与讨论 |
| 第十章 CC2D1A基因与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之间的关系 |
| 10.1 CC2D1A基因各SNP位点的PCR扩增结果 |
| 10.2 CC2D1A基因各SNP位点的基因分型结果 |
| 10.2.1 RFLP分型结果 |
| 10.2.2 SSCP分型结果 |
| 10.3 CC2D1A基因各SNP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 |
| 10.4 CC2D1A基因各SNP位点在样本人群中的HWE检验结果 |
| 10.5 CC2D1A基因各SNP位点的单位点关联分析结果 |
| 10.6 CC2D1A基因各SNP位点LD分析与单倍型构建结果 |
| 10.7 CC2D1A基因单倍型关联分析结果 |
| 10.8 CC2D1A基因关联分析的统计效力 |
| 10.9 关于CC2D1A基因与秦巴山区MR关系的讨论 |
| 第十一章 CC2D2A基因与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之间的关系 |
| 11.1 CC2D2A基因各SNP位点的PCR扩增结果 |
| 11.2 CC2D2A基因各SNP位点的基因分型结果 |
| 11.2.1 RFLP分型结果 |
| 11.2.2 SSCP分型结果 |
| 11.3 CC2D2A基因各SNP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 |
| 11.4 CC2D2A基因各SNP位点在样本人群中的HWE检验结果 |
| 11.5 CC2D2A基因各SNP位点的单位点关联分析结果 |
| 11.6 CC2D2A基因各SNP位点LD分析与单倍型构建结果 |
| 11.7 CC2D2A基因单倍型关联分析结果 |
| 11.8 CC2D2A基因关联分析的统计效力 |
| 11.9 关于CC2D2A基因与秦巴山区MR关系的讨论 |
| 第十二章 CRBN基因与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之间的关系 |
| 12.1 CRBN基因各SNP位点的PCR扩增结果 |
| 12.2 CRBN基因各SNP位点的基因分型结果 |
| 12.2.1 RFLP分型结果 |
| 12.2.2 SSCP分型结果 |
| 12.3 CRBN基因各SNP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 |
| 12.4 CRBN基因各SNP位点在样本人群中的HWE检验结果 |
| 12.5 CRBN基因各SNP位点的单位点关联分析结果 |
| 12.6 CRBN基因各SNP位点LD分析与单倍型构建结果 |
| 12.7 CRBN基因单倍型关联分析结果 |
| 12.8 CRBN基因关联分析的统计效力 |
| 12.9 关于CRBN基因与秦巴山区MR关系的讨论 |
|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广西395个规模猪场猪呼吸道疾病综合征的病原学调查及防控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 猪呼吸道疾病综合征概述 |
| 2 PRDC的主要病原 |
| 2.1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
| 2.2 猪瘟病毒 |
| 2.3 猪圆环病毒 |
| 2.4 猪伪狂犬病毒 |
| 2.5 猪流感病毒 |
| 2.6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
| 2.7 猪细小病毒 |
| 2.8 猪链球菌 |
| 2.9 产毒素多杀性巴氏杆菌和支气管败血波氏杆菌 |
| 2.10 副猪嗜血杆菌 |
| 2.11 猪附红细胞体 |
| 3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第二章 PRDC的病原学检测 |
| 1 材料 |
| 1.1 被检材料 |
| 1.2 主要试剂 |
| 1.3 主要仪器 |
| 1.4 细菌分离鉴定培养基 |
| 1.5 PCR检测引物 |
| 1.6 PRDC病原学检测技术路线 |
| 2 方法 |
| 2.1 样品和流行病学资料的收集及临床初步诊断 |
| 2.2 病原学检测 |
| 3 结果 |
| 3.1 样品和流行病学资料的收集及临床初步诊断 |
| 3.2 病原学检测 |
| 4 讨论 |
| 4.1 PRDC致病性特征 |
| 4.2 引发PRDC的主要病原分析 |
| 5 小结 |
| 第三章 PRDC病例病理组织学观察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病理组织材料的采集 |
| 1.2 主要试剂 |
| 1.3 主要仪器 |
| 1.4 病理组织切片制作 |
| 2 结果 |
| 2.1 肺脏 |
| 2.2 脾脏 |
| 2.3 肝脏 |
| 2.4 肾脏 |
| 2.5 淋巴结 |
| 2.6 心肌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四章 PRDC的防控措施 |
| 1 材料 |
| 1.1 实验时间和地点 |
| 1.2 被检材料 |
| 1.3 主要试剂 |
| 2 方法 |
| 2.1 综合防控技术方案 |
| 2.2 PRDC主要原发性病原的控制净化技术要点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第五章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传染病及其防控的伦理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现状之分析 |
| 1.3.1 传染病的伦理分析 |
| 1.3.2 传染病防控的理论与现实研究 |
| 1.4 论文的思路、结构和方法 |
| 1.4.1 论文的思路、结构 |
| 1.4.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传染病的医学与社会认识 |
| 2.1 病原体的肆虐:传染病认识之医学维度 |
| 2.1.1 疾病的医学诠释:医学模式的转变 |
| 2.1.2 传染病与传染病人: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
| 2.1.3 传染病预防与控制:人类与疫病的千年博弈 |
| 2.2 文明的利器:传染病认识之社会向度 |
| 2.2.1 疾病概念的社会文化建构 |
| 2.2.2 传染病成因的社会诠释 |
| 2.2.3 传染病后果的社会分析 |
| 2.2.4 传染病防治的社会努力 |
| 第三章 传染病的道德附魅与道德祛魅 |
| 3.1 隐喻与附魅:传染病的社会道德渲染 |
| 3.1.1 传染病隐喻与道德评判 |
| 3.1.2 传染病隐喻与道德象征 |
| 3.2 报应与天谴:传染病的原罪传统剖析 |
| 3.2.1 天道之轮回:传染病因果报应说 |
| 3.2.2 上帝的怒火:传染病天谴论 |
| 3.3 附魅与祛魅:传染病道德化批判 |
| 第四章 传染病人的社会接纳与身份认同 |
| 4.1 歧视与排斥:传染病人的社会接纳危机 |
| 4.1.1 麻风病:与人类纠缠不休的魔咒 |
| 4.1.2 艾滋病模式:处处倾斜的天平 |
| 4.1.3 乙肝歧视:科学无知与道德狭隘 |
| 4.2 谦卑与疏离:传染病人的身份认同嬗变 |
| 4.2.1 羞耻与放纵:疾病的人性意蕴与背反 |
| 4.2.2 疏离与冷漠:传染病患的生活世界呈现 |
| 4.3 认同与接纳:传染病人道德关怀回归 |
| 第五章 传染病政治化的非道德性批判 |
| 5.1 东亚病夫:传染病隐喻与政治表象 |
| 5.2 血吸虫病与SARS:流行病与政治控制 |
| 5.3 疾病在别处:传染病与社会政治迫害 |
| 5.4 生化武器、细菌战:传染病与政治暴力 |
| 第六章 传染病防控伦理价值观的确立 |
| 6.1 人道主义与人权观念:传染病防控的权利观 |
| 6.1.1 人道主义与传染病防控 |
| 6.1.2 人权观念与传染病防控 |
| 6.2 自主选择与个体责任:传染病防控的义务观 |
| 6.2.1 由他人书写的身体:自我保护和疾病关怀的伦理互惠性 |
| 6.2.2 宇宙中的生物舞蹈:健康追求的道德义务与理性约束 |
| 6.3 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传染病防控的和谐观 |
| 6.3.1 何者优先:传染病防控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调节 |
| 6.3.2 生态伦理:传染病防控中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 |
| 第七章 传染病防控的伦理困境与理论拓展 |
| 7.1 现实冲突激荡:传染病防控的伦理困境 |
| 7.1.1 道义与功利:传染病防控的价值博弈 |
| 7.1.2 隐私与知情:个体与公众权利主体的利益权衡 |
| 7.1.3 正当与合法:传染病防治的公权边界划定 |
| 7.2 实践抉择智慧:传染病防控伦理应对 |
| 7.2.1 人道功利主义:传染病防控的价值皈依 |
| 7.2.2 公共健康伦理:传染病防控的具体指导 |
| 第八章 传染病防控的现实诉求与对策 |
| 8.1 国家政府的制度安排 |
| 8.1.1 国家传染病防控的体制完善 |
| 8.1.2 国家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的机制创新 |
| 8.1.3 国家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的法制健全 |
| 8.2 社会舆论的规范导向 |
| 8.3 医疗行业的道德约束 |
| 8.4 民间组织的伦理实践 |
| 8.5 社区家庭的伦理关爱 |
| 8.5.1 发展社会关爱和宽容 |
| 8.5.2 强化家庭之爱 |
| 8.5.3 病患教育与自我关爱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干燥的灵魂潮湿的心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亚急性咳嗽病因分布及感染后咳嗽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写对照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亚急性咳嗽病因分布及临床特征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第二部分 感染后咳嗽治疗后咳嗽病程变化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第三部分 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后咳嗽发生率调查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第四部分 亚急性咳嗽病原学调查 |
| 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语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新疆蚊传虫媒病毒调查 ——Tahyna病毒的分离及当地人群感染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语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前言 |
| 第一章 新疆蚊传虫媒病毒调查 |
| 第一节 新疆蚊虫标本采集和病毒分离 |
| 第二节 新疆新分离虫媒病毒的鉴定 |
| 第二章 新疆新分离虫媒病毒分子生物学特征研究 |
| 第一节 Tahyna病毒分子生物学特征研究 |
| 第二节 辽宁病毒分子生物学特征研究 |
| 第三章 新疆夏季不明原因发热及脑炎患者虫媒病毒感染调查 |
| 前言 |
| 第一节 新疆夏季不明原因发热人群血清Tahyna病毒感染调查 |
| 第二节 2004年喀什地区不明原因脑炎的病因调查 |
| 第三节 新疆夏季不明原因发热人群主要蚊传黄病毒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
| 总结 |
| 一.新疆虫媒病毒调查 |
| 本课题创新性 |
| 参考文献 |
| 论文综述:Tahyna病毒研究进展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四、一起不明原因性疾病暴发流行的病因学调查与处理（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场流行病学的峥嵘岁月[J]. 曾光. 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 2019(05)
- [2]Lp（a）同颅内外狭窄动脉的相关性及证候要素分析[D]. 许丹丹.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7(01)
- [3]鼻阻力和鼻声反射鼻腔测量在变应性鼻炎中的临床应用研究[D]. 吴婧.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6(08)
- [4]儿童扩张型心肌病的临床研究[D]. 刘晓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5]253例颅内肿瘤患者的中医证候研究[D]. 彭子壮.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6(02)
- [6]CC2D1A、CC2D2A、CRBN基因与秦巴山区精神发育迟滞的相关性研究[D]. 石张燕. 西北大学, 2012(11)
- [7]广西395个规模猪场猪呼吸道疾病综合征的病原学调查及防控措施[D]. 刘翠权.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6)
- [8]传染病及其防控的伦理分析[D]. 孙雯波. 中南大学, 2010(01)
- [9]亚急性咳嗽病因分布及感染后咳嗽调查[D]. 林玲. 广州医学院, 2010(03)
- [10]新疆蚊传虫媒病毒调查 ——Tahyna病毒的分离及当地人群感染调查[D]. 吕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