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成功 推动统计再求真——黑龙江省统计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20周年活动总结

一、依法治统事有成 鞭策统计再求真——黑龙江省统计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20周年活动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赵光磊^[1]（2018）在《反映与建构：学校宣传与学校的教育观念》文中指出学校宣传是学校的教育观念的典型载体,它真实反映了学校的教育观念,也对学校的教育观念做出建构,这种建构有有意识的也有无意识的,有主观内在的也有客观外在的。以往对于学校的教育观念关注不多,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的教育观念和教师等个体的教育观念。与后二者分别以哲学、心理学研究为主不同,研究学校的教育观念包括宣传中的教育观念,更需要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传播学、文艺学等学科的介入。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新的视角来审视教育观念。研究聚焦的核心问题是要探究学校宣传是如何反映和建构学校的教育观念的,同时反思教育理论、教育研究在学校的教育观念的表达与建构中有何作用。基于《中国教育报》五年219篇长篇宣传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学校宣传呈现出的学校的教育观念包括办学理念体系、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德育观、育人观、管理观、科研观、文化观等方面。对学校的教育观念的梳理、归纳、呈现揭示出,学校有着不同于国家教育观念和教师教育观念的观念,体现出突出的学校本位特征。学校共性的教育观念可以成为学校的一般教育观念,代表着学校教育观念的平均水平。这种平均教育观念和理想教育观念的区别是它一般都会根据现实做出折中。从学校的教育观念的“化学分析”中还发现,体制化的学校教育过于内卷化,它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其公共性、社会性。学校宣传完成了学校教育观念的又一次建构。学校受到现实的刺激与体制的影响,利用一切流通中的观念,遵循话语生产的特性来建构其教育观念。学校的教育观念是一个各种影响汇聚杂合的产物。学校宣传通过有意识的征引和有意识的叙述来,一方面再一次建构了学校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再现了学校发展中教育观念的实际建构过程。宣传的创作者与媒体守门人协同完成了宣传文本,这是一个编码的过程,读者需要应用相似的知识与资源来对宣传及其中的教育观念进行解码。在解码中可能会遗失一些意义,也会创生新的意义。通过文本的结构化分析、社会文本分析、文学分析的方式,可以探查到学校宣传及其教育观念是如何被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学校以为在言说,有些时候只是被言说。学校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念不是完全自主的。在学校的教育观念建构中,观念的持有者也在无形地被建构着,展现着这种被动性。对学校而言,不仅文本的生产是被动的,文本的消费也使其陷入被动。宣传文本一旦发表,就意味着可以被任意解读。教育观念事实上是被第三次建构。最后是对理论对于教育观念建构的作用的讨论。前面所揭示的教育观念体现出的学校教育公共性的缺失,使学校丧失对于教育理论的兴趣。如何将理论转产为教育观念的建设性力量?基于经验的连续,使教育理论完美地融合在行动之中,成为学校的行动中理论是一种理想。对于学院的研究者来说,或许有一种教育文化研究的方式,区别于学院体制内部自循环的文献思辨研究与经验式研究,能够走进学校生活,变革教育工作者与学校的教育观念。

冯志峰^[2]（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关景媛^[3]（2014）在《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合理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植根于中华文化儒道共生的土壤之中，尊崇阴阳和合的传世价值，隐行于我国两千年父权体制之下，成为一个匿名却顽强的亚文化影响着一代代中国女性的命运。本论文以后女性主义为视角，以“性别—社会性别体系”学说为根本立场，借鉴“历史本体论”、“和合论”、“和谐合理性”等理论资源，辩证地看待古往今来对传统女性观念的推崇和批判，分拣“淑女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结合当下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现状，提出重构“淑女教育”在应对当代女性境遇危机和女性教育观现代性焦虑问题上具有重要价值。本论文的主要论题和逻辑起点是以“淑”为表征的“淑女教育”的合理性问题，对应由此拆分的四个分问题，分四章进行分析、论证。导论部分集中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主题，阐释了核心概念，综述了现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确定了研究的视角、立场、思路与方法，概述了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第一章，表征了现代女性在婚恋、职场、家庭教育、文化场域中多重角色之间的困顿失衡以及自我认同的障碍与不安，剖析了当代女性境遇出现总体危机的根本原因。回应“淑女教育”必要性问题。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以“淑”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淑女教育”的内容与标准。回应“淑女教育”重要价值问题。第三章，基于民国初年“妇女问题讨论”的核心议题，探析了传统“淑女教育”与西方女性观念冲突融合的过程，回答“淑女教育”传承的障碍和可能，为论证“淑女教育”合理性提供了历史镜鉴。第四章，从“和谐合理性”出发阐明了“淑女教育”在当代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中的合宜性问题，强调重构“淑女教育”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主题创新。以“淑女教育”作为中国传统女性教育中一个名匿实存的、有鲜明价值取向的教育类型的指称，对其概念、内容、标准、价值进行归纳和梳理，并提出将其作为当下女性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种合理取径进行重构。二是研究视角创新。坚持以“后女性主义”为视角，反思现代女性教育观，审视传统女性教育观，站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前沿，同时观照西方与东方文化，以更开阔的视野为“淑女教育”的价值定位。

袁川^[4]（2014）在《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社会学分析》文中指出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迫切需要,目前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思考,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的的主流价值取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体现了破解这一议题的时代需要和社会责任。实际上,高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众多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因素,既要关注宏观的国家社会层面的体制机制和文化传统;又要分析中观的高校层面的大学精神和培养模式;也要审视微观的师生层面的师生关系和教学互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仅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问题,而且是世界各国都尤为关注与重视的社会问题,从社会学视角分析高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高校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上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之所以能成功培养创新型人才,在国家社会层面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政府法案的推动、多元资金的支持、紧密的社会配合以及创新的文化理念;在高校层面主要建立了“学术自由”的人才培养理念、“学习自由”的人才培养制度以及“创新自由”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师生层面主要有教师的教学自主、学生的学习自主以及和谐的师生关系和融洽的教学氛围。借鉴国外高校成功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经验,需要确立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营造宽松自由的环境氛围、建成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创新多元开放的培养模式以及形成独具特色的教学过程。我国高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正处于探索、改革和试验性阶段。以湖北省七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经验为.:注重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突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加强人才培养制度的建设,着力人才培养氛围的营造。但在高校层面和师生层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层面的主要问题有: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中未能突出培养目标的多元性,人才培养制度的改革中尚未充分显示学生的主体性,人才培养氛围的营造中忽视了师生交往的和谐性;师生层面的主要问题有:教师教学投入不足,教师创新能力不强,学生价值取向偏颇,学生主动学习不够。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国家体制的障碍是高校难以培养创新型人才关键原因,培养模式的落后是高校难以培养创新型人才重要原因,师生互动的不足是高校难以培养创新型人才直接原因。因此,我国的高校要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借鉴国外高校成功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客观环境进行制度创新,在宏观方面完善国家体制机制、健全政府管理制度,健全社会支持制度、加强校社互动交流,注重文化传承创新、体现文化育人作用;在中观方面重塑现代大学精神、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完善大学内部治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教学管理制度;在微观方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创新教师教学方式,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创新学生学习形式,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创新师生互动机制。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从社会学视角对我国的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进行深入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我国高校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分析;从国家体制、培养模式和师生互动三个方面对我国高校难以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剖析。本研究不足主要是:对许多问题的社会学分析不够深入;以湖北省的七所高校作为样本进行调查,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问卷设计上存在维度不够全面等。

陶海洋^[5]（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指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赵胜忠^[6]（2012）在《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文中提出作为一种兼具政治性与技术性的权力工具,统计始终处于政治系统这一外部环境之中,并直接受其影响与规训。为了增强汲取能力、渗透能力以及政治合法化等国家能力,提高统治和治理的绩效,处于建设与成长过程中的现代国家开始对数目字管理的统计技术提出新的需求,并以其不断增强的科化，理性化提高了对统计的供给能力。现代国家所所导致的统计供需关系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前现代时期统计与权力的松散关系,改变了统计与其他行政行为混溶在一起的未分化、低技术的状态,开启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发展之路。为了达致政治效益最大化的追求,现代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统计不断地进行着规训和塑造,为统计制定了不同的角色模式和职能定位：有时突出统计在资源汲取以及科学决策中的信息功能,有时则转而强调政治动员以及提供政治合法化辩护的政治功能。与此同时,现代国家还对统计的组织机构、活动范围和运行规则另外三个变量进行了规训,使之能够与政治设定的职能界定相适应。总体而言,统计职能、机构人员、活动范围、运行规则随现代国家建设与成长过程的不断调整就构成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基本面相。然而,统计的现代转型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统计现代化的四个主要变量的发展也并不是同步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国家,不仅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而且承担着不同的国家职能与发展使命,因此,它对统计的需求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统计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政治需求出现了“技术导向”和“政治导向”两种不同的路径。当技术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统计的技术理性显示出竞争性优势；当政治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政治价值的需求就会压倒统计的技术理性,统计的自主性就受到很大的压制。由于两种发展路径的相互竞争,统计的现代发展之旅先后呈现出技术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和治理范式三种不同的范式。从晚清经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统计体现了“技术导向”的发展方向,制度变迁的共同轨迹是以西方为参照系进行了制度创新：自上而下地推进统计机构建设、统计范围急速扩大、引进现代的统计方法。不管统计制度调整带如何变化,这一时期统计工作的职能始终是作为政府履行“积极行政”的信息工具,统计工作虽然也出现过政治化的偶然现象,但更多的是作为技术工具在发挥着作用,没有脱离“技术导向”的发展轨道。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高度强调统计的政治价值,在重视统计的技术特征的同时,特别突出政治动员、合法化证明等政治功能。为了发挥政治动员的作用,全能主义国家不仅按照灵活简便的原则改造了科层制的统计机构,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选配统计人员,要求统计范围跟随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时调整,按照政治正确性的原则塑造统计运行规则。这一时期,统计的技术性受到政治的压制与批判。1978年后,国家执政理念的变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使统计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统计迅速实现了“去政治化”,并开启了从为国家管理服务的权力工具向为国家与社会共同服务的公共产品转变的新转型。事实上,统计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止“政治规训统计”这一单向过程,还有“统计反作用权力”的另一个过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统计技术通过其理性化、可计算的手段提高了国家能力,改变了国家的治理空间,提高了国家政权的理性化程度,增强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塑造了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从而推进了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然而,由于权力对统计的误用或者过度使用,不仅影响了统计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对国家治理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统计理应与与其处于其中的政治系统保持一定的契合性。但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现代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其专业特征,适当剥离统计数字所承载的利益功能,尤其是要引入社会监督。只有合理界定了统计技术的功能边界,实现了统计技术的政治性与技术性的平衡,才能实现统计与权力良性互动的目标,既有利于统计技术的发展,也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建设与成长。

杨文海^[7]（2011）在《壬戌学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制度学研究方法,全面分析制度构建的轨迹与全景。对制度建立的背景、制度设计的主体与推动力量、制度的博弈过程、文本体系与内容、舆论评析、专家评议、制度安排、局部试点、实施方略与实践、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校友群体的情感与回忆等进行考察和论证。力求勾勒、梳理出壬戌学制的基本脉络和近代学制体系形成的动态过程,努力探索近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构建适应中国国情,并符合世界教育潮流的近代学制,是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为之奋斗的目标。从1902年至1922年,从民族危机严重的晚清,到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奠立,乃至军阀割据混战的民国“弱政府”时期,伴随着动荡、剧烈的制度变迁,历经1902年壬寅学制、1904年癸卯学制、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1922壬戌学制等近代四个学制的嬗变。最终由壬戌学制之构建完成了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转型,同时实现了由模仿日本,向师法美国的全面转变。昭示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制体系建设,以及自清末以来的教育近代化改革的基本完成。其“六三三制”的主体架构经受了历史的长期校验而延续至今,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力。值得关注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格局之中,教育界形成了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生机勃勃的多元文化生态。封建传统文化的解体,西方现代文明传输与熏陶,军阀战争和政治动荡,各派政治力量彼此消长,为文化教育领域创造了了一个难得的自由生长空间。这一时期,教育思潮如浪如涛,教育运动风起云涌,教育改革全面展开,教育家开始崭露头角,并涌现了杰出的教育家群体,成为壬戌学制建构之主力。从壬戌学制产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它是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率先提出草案、多次酝酿、反复讨论、审慎研究、多方博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并最终作为民间力量强有力地推动了北洋政府颁布实施。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此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实为促成1922年的壬戌学制最突出的力量。壬戌学制可谓凝聚了中国教育界的智慧、远见与历史使命感。与以往三部学制相比,壬戌学制从指导原则、整体架构、基本内容、课程标准来看,均有着明显的进步和独特的长处。它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教育界破旧立新、锐意革新,向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制度学习,同时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个综合性成果。壬戌学制的颁布和实施,深刻反映了我国教育界努力探索新教育道路的艰苦尝试和不懈努力,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确立。新学制草案公布后,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热烈议论和巨大反响。教育界人士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教育改革热潮中,他们纷纷开会讨论新学制并撰文评论。一时间意见纷呈,评论如潮。同时各省区教育会更是身体力行,在全国掀起了研究、探讨学制改革的高潮。这实际上既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学制改革大宣传,又是一次行之有效、影响深远的学制草案大诊断。由此,改旧制、定新制遂日益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大事。伴随着学制改革的热烈讨论,学制改革实践方兴未艾。各地以新学制草案为指导大纲,进行了探索、试点工作。广州执信中学率先试办“六三三制”,南开中学推行中学“三三制”,便是各地试点新学制中影响较大者,在全国掀起了学制改革的热潮。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设立学制改组委员会,筹划学制改革事宜,推行选课制和学分制。这些教育改革实践为壬戌学制的最终制订提供了坚实的依据。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诸多学校纷纷探索、实践学制改革。通过延聘名师、创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探索民主治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努力构建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形成了别样的特色和个性。在壬戌学制的促进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活力进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构筑了多样化、生机蓬勃的教育格局。为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造就出一大批科学文化领域的杰出人才。

王廷山^[8]（2007）在《埃利奥特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查尔斯·威廉姆·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1834-1926）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美国着名的教育思想家、改革家,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他不仅对哈佛发展功勋卓着,且影响了当时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及社会教育,尤其是其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经过艰苦漫长的改革,埃利奥特实现了哈佛从一个地方性小型教派学院到全国一流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变。他以阐释大学功能为出发点,以课程改革为核心,以引进自由选修为原动力,以改造传统专业学院为契机,以完善机构与强化管理为组织保障,以广泛获得社会捐助为资金依托,在哈佛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从课程改革到学院建设、从扩大学生学习自由到维护教师自主权利、从强化社会服务到坚持大学自治传统、从鼓励竞争到关注机会均等,埃利奥特通过杰出的组织才能与超凡的勇气不断增强哈佛对美国社会的适应能力。他成功地完成了哈佛的本土化使命,塑造了美国现代大学的典范,同时也因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与成功的校长经验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埃利奥特不仅是哈佛的自豪,也是美国的骄傲,他不仅关注高等教育,也关心中等教育、初级教育及社会教育；不仅醉心教育事业,且热衷公益领域,力求解决美国社会发展与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美国精神支持他不断在各领域开拓,一神论信仰激励他服务大众的决心。由于对美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他被誉为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堪称共和国的英雄与先知。埃利奥特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源于其强烈的公共责任心与对美国民主与自由社会的无限忠诚,他的言行是19世纪后期美国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冲突融合的生动写照,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需求的真实反映,是其独特个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系统研究埃利奥特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且对指导我国当前大学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改革哈佛的经验为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与继承本国传统提供借鉴；他对大学功能、课程及管理的论述为我国大学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想资源；他成功的校长角色为我们思考校长与大学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素材,并激励我们不断探索现代大学校长的素质构成与生成机制。本研究运用历史文献、心理分析、图表、比较等研究方法,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分析埃利奥特高等教育思想的内涵与实践动因,系统论述其思想内容,准确展现改革进程,客观评价其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历史地位,揭示埃利奥特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本质特征与个体特色,明确其现实意义。论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评述生平与分析埃利奥特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轨迹入手,勾勒其思想和实践概貌,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奠定基础；第二、三、四部分为论文的核心,分别以高等教育功能、课程、管理思想与实践为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阐述,论述力求全面深入；最后一部分着重论述埃利奥特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贡献及其思想与实践的现实意义,也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依法治统事有成 鞭策统计再求真——黑龙江省统计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20周年活动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依法治统事有成 鞭策统计再求真——黑龙江省统计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20周年活动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反映与建构：学校宣传与学校的教育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2）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合理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社会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6）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7）壬戌学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埃利奥特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依法治统事有成 鞭策统计再求真——黑龙江省统计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颁布20周年活动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反映与建构：学校宣传与学校的教育观念[D]. 赵光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2)
• [2]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3]以“淑”为表征的传统女性教育合理性问题研究[D]. 关景媛.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4]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社会学分析[D]. 袁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 [5]《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6]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D]. 赵胜忠. 南京大学, 2012(07)
• [7]壬戌学制研究[D]. 杨文海. 南京大学, 2011(10)
• [8]埃利奥特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D]. 王廷山. 河北大学, 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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