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熙统一台湾史实考述（论文文献综述）
高欣[1]（2021）在《“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六陵冬青”事件是宋元易代之际,因前代帝陵被盗而引发的一场遗民自发组织的陵骨收葬运动。由史事而文学,自元代以来,文人笔记、小说、传奇戏剧、诗歌等相关文学领域对此事多有涉及,因此本文立足于原始文献,从叙事与抒情两个维度,对“六陵冬青”事件在文学领域的发展流变予以考察。第一部分重在发掘杨髡发陵的历史动机、具体表现及其特殊性。考察史上前代帝陵被盗现象,其原因不外乎求宝、政治报复与风水破坏。但在宋、元异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下,除上述一般性的原因外,杨髡发陵的动机之中更掺杂了诸多政治因素,本文拟将之置于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特殊背景下,结合对金、元、清三朝的对比进一步发掘其特殊性。第二部分以理清“六陵冬青”事件叙事的文本生成、传播、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要。首先,元代是“六陵冬青”叙事的形成期,因此需单列一章加以论述,其重点在于对元末之际形成的几个早期叙事文本予以对比分析。其次,明清两代是“六陵冬青”叙事的发展演变期。因早期叙事文本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以至于明清两代笔记杂着类作品对此事的考证盛极一时,不仅推动了“六陵冬青”叙事的发展,更促使其最终被正史叙事所接纳。且在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小说、传奇历史剧等俗文学文体的蓬勃发展,“六陵冬青”叙事的重构也因此而进入鼎盛期,期间“六陵冬青”叙事又有新的发展。第三部分则以“六陵冬青”事件在诗歌领域的创作与批评为研究重点。经梳理发现与之相关的诗歌创作尤以明清两代最盛,其中明代的“六陵冬青”题咏多以咏事之作为主,且主要围绕明初理宗头骨之失而复得、陵骨收葬、歌颂冬青义士三大主题而进行,清代则是以“冬青”为意象的咏怀之作更为普遍。而在文学批评领域则以“六陵冬青”事件在《乐府补题》词作批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后世对唐、林诸人所作冬青诗的批评讨论为重点。
王文超[2]（2020）在《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文中认为清初金石学研究以着述、访碑、拓本及汉碑书风影响为中心展开论述。意在对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厘清版本、学述主旨等相关情况,结合清初金石学相关的访碑寻拓等问题的考述,阐明习汉碑风气流行之前的汉碑品评中所牵涉的诸多问题。“金石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含括内容及学科演进考察。明确本课题研究的主体为金石学学术风气下产生的诸多现象考察,而非研究金石本身和相关经史问题。明晰金石学着述为反映学者学术宗旨的主体,但同时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个人思想,甚至师友间所带来的互相作用都分离不开。清初金石学,除继承明末学术风气外,针对金石学发展风气肇始的两宋金石学进行相关问题说明。两宋金石学的特点,是金、石共同研究的学术成果与风气,因时代问题重心也发生了变化。清初时,内府及学人们对吉金研究不及石刻百一,清初金石学主体亦是针对石刻的。本课题一系列研究主旨即是围绕石刻研究为主的着述及相关问题而产生。清初金石学着述进行科学分类,旨在明确研究中的倾向及所出现的群体性问题。譬如,金石学着述中的石经、《瘗鹤铭》《天发神谶碑》都出现了众多学者关注、研究、鉴藏拓本现象。在对着述进行个案考述版本,学术宗旨和相关金石学信息提炼后,以群体关注中的研究方向,进行整体关照,可窥探近百年间金石学研究的嬗变,看出金石着述体例以及研究方式的进步与发展。清初学者们的研究及着述与之相关联的访碑寻拓问题,是金石学研究和书家临习师法的最重要基础材料。近年众多研究中关于遗民学者的访碑问题成果值得借鉴,而以对遗民学者群体帮助较大的官员和喜好金石学问的官员访碑行为再进行梳理考察,可寻绎访碑现象背后学者与官员间的相互影响。热爱金石学官员的研究和风气产生的一系列作用,在康熙时已经非常明显,而且在典型学者的影响下,逐渐更多的士人们关注金石学和金石文献。康熙中期前后,拓本在社会中大量流转,也使得士人们对拓本有了购买、委托、馈赠、亲拓等等诸多途径,可以满足研究、鉴藏、临习等各个方面的需求。清初金石学中的着述、访碑、拓本相关问题明晰后,同样对汉碑书法风格关注的士人们,是我们研究清初隶书审美和取法的关键。通过研究可明,在审美集中关注现象的影响下,临习汉碑者方逐渐被广泛带动起来,但这是汉隶、曹魏隶书、唐隶及时人风格并行的时代,而习汉隶的群体是在逐步扩大中进行。换言之,金石学的证定经史与拓本鉴藏者,促使汉碑审美群体扩大,进而带动了热爱书法的学者们对碑刻风格关注,访碑和拓本流布广泛更使得临习群体扩大。最后,书法史中的“碑学”与相关联的金石学,多是以乾隆一朝作为分界点,并未追溯清初。原因由本文研究可明,清初金石学是奠定一朝之风气,探索中发展。乾隆以后,考据风气大兴,金石学成为普及在小学或朴学研究中重要的力量,伴随出土金石日多,再而带动各种拓本风行,对后世所谓得“碑学”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清初金石学可视作“碑学”发展最源头中的润滑剂。
闫瑞[3]（2020）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清廷仿前朝易代修史之传统纂修《明史》。学界目前关于《明史》纂修过程、清前期诸帝与修史的关系、修史人员的建议与成果、史稿之源流考订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关注《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考察其书写进程,并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对比前后论断之差异,探究清廷的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并透视清初学术与政治的互动。考察《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按照史家论史空间的大小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康熙帝拒绝钦定之名,给史家论断明代历史留下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纂修官汪琬、尤侗、倪灿、毛奇龄、姜宸英、沈珩、王原、潘耒等皆留下序与论赞的成果。第二阶段,康熙帝的谕令对史家的论断产生影响,但裁定综合性史稿的主要负责人万斯同、熊赐履、王鸿绪的序与论赞书写仍有较强的个人色彩。第三阶段,雍正年间,汪由敦、陆奎勋、陶贞一、金门诏、万邦荣等皆撰有部分篇目的序与论赞,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乃是秉持康熙帝之圣意来论断明代历史。第四阶段,乾隆帝以钦定之名对《明史》序与论赞作修改,史权完全服膺于君权。以殿本《明史》序与论赞为核心,与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国图藏《明史纪传》313卷、《续修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416卷、王鸿绪《明史稿》310卷、钦定《四库全书》收录之《明史》中的序与论赞作比较研究,可以考知序与论赞书写过程中形成的诸文本间的先后承袭关系、变化,以及论史标准与价值取向的前后差异。在论断明代重大事件方面,序与论赞对明初太祖杀戮功臣、“靖难”、“大礼议”、明亡等重要事件的书写转变最为明显。在论断明代制度损益方面,清廷关于明太祖分封诸王、罢黜宰相的论断也曾发生翻转。在臧否人物方面,序与论赞对明代帝王的评价、褒贬诸臣的尺度都有变化。在论断明代学术与道德方面,围绕儒林的书写、忠义的选择,都曾发生争议。另外,明代宦寺之祸炽烈,《明史》纂修过程中相关序与论赞对于祸乱责任的归属论说曾有变化。纵观清修《明史》,康熙年间,史家见解尚有一定呈现空间,雍、乾年间,只能秉持圣意论史,史家见解溶消于君主择定的书写基调中。清廷专注维护君主权威,对朝臣的评价尺度趋于严格。同时,清廷坚持“明实亡于神宗”之说,突出万历以后的社会危机,以构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另外,清廷尊理学为儒学正统,强调学术与政治相表里,在《明史》序与论赞中突出道德教化。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历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赵发[4]（2020）在《16-18世纪土默特地区的权力关系演变及行政制度变迁》文中研究说明16-18世纪土默特地区的行政制度先后经历了蒙古土默特部万户、归化城土默特都统旗、绥远驻防制和道厅制并存三个阶段。16世纪初,达延汗统一东部蒙古并分封万户,阿勒坦以集权手段促使了土默特部走向兴盛,人口流动,贸易兴起。但阿勒坦去世后,土默特部因内斗而衰落。权力的集中与分散影响了土默特部这一阶段的制度变迁,这符合传统游牧政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后金在统治漠南蒙古后,总体上实施盟旗制,土默特属于享受外藩札萨克待遇、参与会盟,却不设札萨克的都统旗。土默特部和其所在的归化城在清准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封禁政策的松动和随军贸易的进行,再次促进人口流动。清朝一直有意地削弱归化城土默特都统的职权,直至两翼都统均被裁汰,归化城土默特成为了内属旗,清廷对归化城土默特部权力的赋予和削弱影响了盟旗制度的变迁。都统制之初设是受到了偶然性外部冲击的结果,不符合游牧政权的“路径依赖”,是一种“断裂”式的变迁。在都统旗运用于土默特一段时间后,制度运行渐趋成熟,清朝又将其运用于同样发生叛乱的察哈尔部,这是制度变迁进入到“平衡”期的表现。清准战争的持续性进行促使清廷开始筹划内外蒙古地区的控御措施,“自上而下”在蒙古地区设立驻防将军,重新建构权力关系。绥远将军设立重在军事,而后职权扩大到政治、民事等各个领域,最终形成了绥远将军“军政兼管”的权力格局,这一过程符合制度变迁“渐进转型”的模式。自明代中期以来,阿勒坦开发丰州、边境互市促进了土默特地区人口的流动和贸易的发展,积累了制度变迁的新元素。康熙年间封禁政策的松动和旅蒙商人的形成进一步积累了这些因素,发展到18世纪末,形成了“自下而上”推动土默特地区制度变革的力量,清政府在此处设立归绥道和口外十二厅,这也意味着土默特地区从游牧式的行政制度变迁为同内地一致的地方行政区划,这是一个更长时段的“渐进转型”过程,也是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必然结果,这种自发形成的“历史认同”超越了统治者有意建构的“政治认同”。
王超[5]（2019）在《杜甫遗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一生经历坎坷,既见证了有唐一代最为繁盛的开元、天宝时代,又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既是唐王朝兴衰史的见证,也常常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内心喜怒哀乐的寄托。杜甫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受到后人的推崇,其艰难的人生际遇也常引起后世文人的痛惜、感怀,杜甫也因此受到了后人广泛的祭祀与纪念。时至今日,在杜甫一生所经之处以及卒葬、籍贯之地,仍然存在着很多与杜甫相关的祠、墓、故居、亭台等遗迹,并有众多历代相关文献附着于其上。本论文就以这些杜甫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式,对全国范围内十余处杜甫遗迹的创建源流、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十二章。前八章以杜甫生前所经之地的先后顺序为线索,考辨、研究了杜甫曾到过或后人认为杜甫曾到过的长安、鄠县、鄜州、延州、秦州、成州、栗亭、成都八地杜甫遗迹的产生、沿革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祭祀形象。九至十二章考辨、研究了广为人知、传承有序且据实可考的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处杜甫墓葬遗迹。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四处墓葬均有破绽,因此本文并不将各地杜甫墓葬的真伪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目的,而是以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着重关注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地杜甫墓的产生时间、历史依据、相互间的争讼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地域文化因素,从中提炼出这些杜甫墓葬遗迹表达出的对杜甫的崇祀和对杜甫精神、文化的弘扬。本论文主体的十二章内容各有创新。第一、五、六、七章分别研究西安、秦州、成州、栗亭四处故居、祠堂遗迹。不仅详细考辨了这四地遗迹的产生和沿革问题,更依据相关碑记、题诗、方志等文献展现了这些遗迹创建及历代重修中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变化过程。这是此前杜甫接受研究没有关注的新问题,对丰富杜甫接受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章研究的是鄠县渼陂空翠堂。空翠堂最初是宋人在渼陂见到的一处残破亭台,由北宋张汲重修并以杜诗命名。明末局势动荡之际,本地官员为加强军事防御力量重修空翠堂,既蕴含了国运艰难之下缅怀杜甫的感情,又有军事堡垒的功能。直至清代,空翠堂才最终成为祭祀杜甫的祠堂。空翠堂的沿革史在杜甫遗迹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第三章以杜甫鄜州羌村故居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宋代以来杜甫寓居鄜州羌村的三种说法,分析了两处故居的文献线索,证实宋明两代主流观点中并非有两个羌村,而是同一地点的不同表述,由此得出杜甫寓居鄜州时并未再次移家的结论。此结论纠正了自清代以来,一大部分学者为调和两处羌村的矛盾,认为杜甫在鄜州寓居过两个羌村的错误认识。第四章以延安杜公祠为研究中心,以明清时期杜甫避乱延州传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延安杜甫遗迹从无到有的历程,以及延安杜公祠从清代到现代历次重修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学界一致认定安史之乱中杜甫未曾到达延州,因此延安杜公祠就有了如同耒阳杜甫墓一样的现象级研究意义。第八章以最负盛名的杜甫遗迹——成都草堂为研究对象。由于成都草堂历代修建文献众多、学术关注度高、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考证草堂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着重对前人疏忽的历史细节问题详加考证,纠正了前人对明万历年间草堂重修人何宇度籍贯及官职的错误认识,探究了清人杜玉林官职升迁与屡次重修草堂的内在动因。此外,本章着重将地方官员的官职身份与重修草堂事迹相互关联,探讨地方官员在重修草堂过程中的突出作用。第九章与第十章围绕偃师和巩县两地对杜甫墓的真伪之争展开,笔者在充分考证文献,证明两地墓葬皆有破绽的前提下,跳出了真伪之辨,将重点着眼于两地杜甫遗迹的产生过程以及争讼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心态问题。两章分别对偃师和巩县杜甫墓的文献依据进行了细致考辨,着重阐释了偃师重现杜甫墓及巩县积极营造杜甫故里的行为过程,分析两地争讼中的“出招”和“对策”,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态和崇祀杜甫的真挚情怀。第十一章介绍了唐宋时期两种杜甫身死耒阳传说的史源及流传,考证了从五代至近现代耒阳杜甫祠墓的兴衰。本章的研究创新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历代重修文献,发掘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第二,则是观照了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杜甫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契合,这极大地提升了杜甫精神、杜甫文化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以平江杜甫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杜甫旅殡岳阳说的演变及平江杜甫墓的依据和由来等问题。展现了平江杜甫墓从无到有,并最终与耒阳杜甫墓并举的过程。与第九、十两章相似,笔者认为,在杜甫未卒于耒阳以及平江杜甫墓出现极为晚近的前提下,讨论两地墓葬真伪问题并无创新价值。因此,本章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探究平江当地学者、官员考证杜甫墓、确认杜甫墓、“创造”杜甫墓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考辨分析,指出平江杜甫墓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当地文人的文化心态,主要体现在家乡之爱.和尊杜之诚上。总之,本文是对杜甫遗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并具有创新点的论文。通过对各处具体遗迹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归纳了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总结了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展现了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发掘了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希望对杜甫遗迹研究及杜甫接受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作用。
黄毓芸[6]（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张沁兰[7]（2019）在《琉球久米村研究》文中认为琉球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自明代初期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后,作为最初“闽人三十六姓”移民的聚居地久米村,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琉球王国给予了种种的免税、官职与教育特权。久米村遂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向琉球传播的中心,而久米村人则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传播琉球的最主要使者之一。因此,琉球久米村在中琉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为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方面发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多将“闽人三十六姓”或久米村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或仅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加以讨论,第一次立足于久米村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程,全面涉及到与久米村紧密相关的: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与久米村的形成、久米村人与中琉关系、“萨摩入侵”与久米村的“补籍”、琉球对外关系中的久米村人、久米村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传统、琉球复国运动与久米村的衰亡、久米“崇圣会”与“门中会”等内容。叙事的时限,始自明初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迄于当今的久米村各宗亲“门中会”赴福建寻根访祖。旨在对琉球久米村作出多维度、整体性的探讨,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久米村的发展脉络,还原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和完整面貌,重新阐述其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同时还在结合个别专题的研究上,力争能为弥补解决琉球王国及中琉关系中的一些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或原本以为文献无徵的史实问题,作些必要的辨析与考证。本文立足于学术界的前期成果,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与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具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通过较大规模的东海海域移民——久米村人,东被琉球王国,成为当时琉球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琉球久米村的宗亲组织,至今依然活跃在冲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成了冲绳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且明显保留着带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习俗文化传统,从而对在海外、尤其是东亚地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与琉球久米村宗亲组织的联系,福建与冲绳的友好往来,使之能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成为本文在认真客观阐释琉球久米村人功绩的同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作用与影响,以彰显中国人的和平理念,使之能够成为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促进力量。
沈传河[8]（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陈峰[9]（2019）在《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学统四起、名家辈出的清代学术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订《朱子年谱》而久负盛名,其经史考据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后学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处康乾之时,朝野上下弥漫着尊崇朱学的浓厚氛围,学者以尊朱述朱为能事,然编排去取之间指向各殊。导源于明中叶的博古考据之风在此时亦渐次兴盛,成为乾嘉朴学的先声。与此同时,陆王心学仍有余绪,颜李学派也在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与方苞、朱泽沄等人订交论学,与阎若璩、惠士奇、李塨、张伯行、陈鹏年等人俱有往还。在与学人互动的历程中,王懋竑抱持着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识形态的举措,同时又不尚苟且调停之说,不因袭摘撮成篇的陈法,转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的时空人物信息,从文辞的探讨、语境的还原、事证的勾稽、义理的寻绎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订朱熹行年先后,编订朱熹着述真伪。《朱子年谱》的编纂,既在清代朱子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彰显了王懋竑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思想旨趣,为后世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作为记史之体的年谱,糅合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依据时序对史料进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删,与编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学术考量以及思想动因息息相关。从乾嘉之时迄于今日,学界对王懋竑的推崇与肯定,主要是从《朱子年谱》考据精审、辨伪详实的角度而立论。然而《朱子年谱》纂订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指陈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误、否定“朱陆调和”之类的观点,实质上是以考据为工具,对李光地所纂《朱子全书》、张伯行所编《朱子语类辑略》等风行之书作出批驳,对同时理学家的种种误读作出纠谬,更是对康熙“理学真伪论”的潜在回应。具体而言,《朱子年谱》围绕着朱熹的书写可分为四个主题,即考订早年学行、辨析朱张交游、形塑朱陆之争、论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订朱熹早年,删汰种种神异书写,指陈武夷三先生为学不纯,又讳言朱熹早年学禅的经历,更淡化李侗（1093—1163）对朱熹的影响,意在将朱熹从道南一脉的理学系谱中加以抽离,为重新书写朱熹形象作出铺垫。《朱子年谱》中对朱张、朱陆交游书写,分别代表朱熹与当时学人互动的两种类型。以王懋竑所见,张栻与朱熹论学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谱》对朱、张通书详加考释,一字一句不肯放过,将张栻视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编订着述、诠解义理时的艰辛历程,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变”的一面。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学者,为学宗旨已与朱熹偏离,王懋竑在形塑朱、陆之争时又常常略去书信的具体语境,专就两家争讼之语进行解读,将朱、陆之争认定为朱熹思想演变的核心论题,凸显朱熹固守正统、贬斥异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这种书写的不对称性,在《朱子年谱》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只是潜藏于文献罗列与史事考订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发掘。王懋竑对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讨,以考辨《玉山讲义》为先,认定朱熹晚年并不专言本体,本体当寓于工夫之中。同时,王懋竑考订朱熹书信,以主敬为朱熹工夫论之主轴,主静从属于主敬,二者绝不能等同;主敬既贯穿于穷理、反躬之中,而读书为学方是穷理、反躬的下手之处。三者层层递进之下,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渐渐剥离,取得代之的是日用伦常之道、下手工夫之处,其中读书治学之法更被王懋竑视作晚年定论所在。相较元明年谱而言,朱熹玄远思辨、默契道体、遥接孔孟的道学因素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潜研经籍、好古深思、反躬践行的读书人形象,这与康乾时渐盛的考据学风密不可分。王懋竑对《家礼》、《周易本义》前九图的辨伪,清儒中尊信者不少,当代人非议者居多。造成聚讼纷纭的主因是学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认知。王懋竑辨伪《家礼》,既援引《仪礼》《书仪》等书以凸显《家礼》“于古非有所据”,同时关注明清之时社会礼俗的递变,强调《家礼》“于今又难以行”。当然,王懋竑辨伪《家礼》的取径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从朱熹的文集、语录之中发现破绽,论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礼》。王懋竑考辨此问题时,所见文献有限。其实从陈淳、黄干等人的歧说异论之中,更可佐证王懋竑的这一创见。再如《周易本义》前九图,王懋竑校雠宋元旧本、寻绎朱熹文语,以为九图非朱熹所作。此论得失互见,充斥着清初儒者鄙薄《图》《书》之学的成见。要言之,王懋竑辨伪诸书,展现了清儒考据中旁征博引、多闻阙疑的特质,其深层意图则是将朱熹文献中不合时宜、或者潜在发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加以剔除,从而强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经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记疑》之中。经学领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惠栋之理路不谋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时,王懋竑亦认为《古文尚书》保存圣贤遗训,不可尽废,较阎若璩、惠栋所见更为持平。蔡沈《书集传》虽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据史事、融贯事理对蔡书提出不少批评。在对《诗经》的研讨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郑之异以破前儒陈说,不攀附崇郑佞郑的时风;辨析朱熹《诗集传》早晚版本之别,又能改订朱注之误,对元明旧解多有发覆。在三《礼》之中,王懋竑对《礼记》着力最深,不仅校勘、订正《礼记》经文,又能折衷于郑玄、朱熹、陈澔诸说之间,博古求是,缘情说礼,以求济用。《四书》方面,王懋竑将主敬认定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轴,考据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说,参酌《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推求朱熹定论。不过,王懋竑将《大学》《中庸》重新回归到《礼记》的系统中加以诠释,既折射了清儒对礼学的推重,又可视为对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颇具典范意义。至于史学领域,王懋竑潜研史籍,以校雠之法,效长编考异之例,改订、补正《资治通鉴纲目》,意在远绍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评骘人物中,王懋竑逐渐跳脱出天理史观的束缚,通过比勘文献记载的歧异展现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考订名物制度、还原历史过程之中探求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史上,朱熹学说的权威地位虽已奠定,然而朱熹的历史形象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历程。李方子《朱子年谱》行世之后,取信而增详者有之,批评而改订者有之,显示了朱门后学在理解师说上种种差异。明清之时,尊朱已有定论,述朱却无共识。围绕着朱熹的年谱层出不穷,纂谱者或以标榜道统为宗旨,或怀彰显乡贤之心,或以弘扬祖德为职志。正因立场有别、旨趣各殊,编年记事之间往往暗寓作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年谱》推崇备至,归根究底,是因为王懋竑对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预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理学与经学间的张力消融于无形之中。与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后,其学术贡献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翁方纲、阮元、俞樾、陈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来,唐文治、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在讨论朱子学史、清代学术史时皆曾对王懋竑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些表彰与评议之中,无论是将王懋竑塑造为笃守程朱、深研考据的朴鲁学者,或是推阐宋明学术的朱学巨擘,抑或是扬州学派之先导人物,皆是立足于王懋竑学术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论。若就知识社会学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学术形象亦经历着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着书传世,在后来学者的追溯与书写之下,其学术形象虽无定论可言,亦跃升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便足证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远影响。
田野[10]（2019）在《清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活跃于清代乾隆、嘉庆两朝（1736—1820）常州府下辖的武进、阳湖两县的十七位武进、阳湖籍曲家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了乾嘉时期武进、阳湖两县的戏曲生态环境,武进、阳湖籍曲家的家世、生平、戏曲活动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区域文化特征等诸多方面,旨在对乾嘉时期十七位武进、阳湖籍曲家的生平以及戏曲方面的成就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给予这一曲家群体在戏曲史上一个客观、准确的定位。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以及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以及曲家人员的构成进行界定,同时将国内外有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趋势进行综述,并点明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和可预期的创造性成果。正文部分分为八章。第一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剧坛之戏曲生态环境》。本章以乾嘉时期武进、阳湖两县的民间戏曲活动以及文人的戏班家乐活动与情况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述,为后文论述武进、阳湖籍曲家的戏曲生平与戏曲活动提供地区背景。第二、三章主要研究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家世、生平。这两章以籍贯作为划分标准,对每一位曲家的家世、生平做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第二章以武进籍曲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三章以阳湖籍曲家作为研究对象。第四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家世、生平对其戏曲活动影响之要素》。本章在第二、三章研究的基础上,将武进、阳湖籍曲家作为一个群体,以他们人生经历以及亲友网络这两个方面之中的相同之处作为切入点,论述他们的共同的人生经历与亲友关系对他们戏曲活动的影响。第五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戏曲作品创作、流传与搬演》。本章从戏曲创作、流传、搬演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们的戏曲作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得出他们的戏曲作品在创作、流传、搬演方面的特点。第六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戏曲评论、观念与观演》,以武进、阳湖籍曲家对自己或他人的戏曲作品的品评以及他人对其作品的评论为入手点,分析、论述他们在戏曲创作上功能观、曲辞观以及题材观三方面的观念以及探究他们日常的观剧和组织观剧的经历对他们在戏曲创作方面的影响。第七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戏曲的区域文化特征》。本章以乾嘉时期武进文化环境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论述常州学派、阳湖文派、毗陵诗派以及常州词派四大文化流派对武进、阳湖籍曲家在戏曲创作等方面的影响,并总结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戏曲的区域文化特征。第八章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的戏曲史地位》。本章将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与清初时期和清代后期的武进、阳湖地区的曲家来进行纵向比较,与乾嘉时期的无锡、金匮籍的曲家来进行横向比较,突出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在武进、阳湖地区的特殊的戏曲成就以及地位,并以此来给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群体在戏曲史上一个较为客观的定位。结语部分,综述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的特点、在戏曲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戏曲史上应有的位置,并论述本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二、康熙统一台湾史实考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康熙统一台湾史实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1）“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内容与方法 |
| 4.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事件缘起之杨髡发陵 |
| 1.1 帝陵被盗之动机初探 |
| 1.1.1 帝陵被盗与厚葬之风 |
| 1.1.2 帝陵盗毁与风水厌胜 |
| 1.2 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下的宋陵被盗 |
| 1.2.1 金人治下的北宋皇陵 |
| 1.2.2 蒙元治下的宋六陵 |
| 第二章 “六陵冬青”事件早期叙事文本的生成与传播 |
| 2.1 史实基础 |
| 2.2 早期版本 |
| 2.2.1 周密《癸辛杂识》 |
| 2.2.2 罗有开《唐义士传》 |
| 2.2.3 郑元佑《遂昌杂录》 |
| 2.2.4 章祖程《白石樵唱注》 |
| 2.3 初步传播 |
| 2.3.1 口耳相传 |
| 2.3.2 文本传播 |
| 第三章 “六陵冬青”事件在明清两代的发展与演变 |
| 3.1 笔记杂着类作品对“冬青义士”的考证 |
| 3.1.1 唯一人论 |
| 3.1.2 唐、林并举 |
| 3.1.3 群体规模的扩充 |
| 3.1.4 诸人共谋 |
| 3.2 “六陵冬青”事件在正史叙事中的演进 |
| 3.2.1 仅论及“杨髡发陵”之事 |
| 3.2.2 对“义士收骨”之事的初步引用 |
| 3.2.3 在考证基础上的吸收与调整 |
| 3.3 “六陵冬青”事件在俗文学叙事中的整合与重构 |
| 3.3.1 明代短篇小说 |
| 3.3.2 传奇历史剧 |
| 第四章 “六陵冬青”事件相关的诗歌创作与评论 |
| 4.1 与“六陵冬青”事件相关的诗歌题咏 |
| 4.1.1 咏事诗:歌咏六陵遗事 |
| 4.1.2 咏怀诗:缅怀旧朝心绪 |
| 4.2 与“六陵冬青”相关的文学批评 |
| 4.2.1 对唐、林二人所作冬青诗的批评 |
| 4.2.2 以“发陵说”阐释《乐府补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本课题研究背景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金石学称谓的变迁 |
| 三、金石学在当代学科中的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一、近代以来金石学的研究范围 |
| 二、本课题相关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课题研究范围的界定与方法 |
| 一、清初时间区限与研究范围 |
| 二、本课题研究方法 |
| 三、本课题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初金石学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宋代金石学形成概述 |
| 一、宋代金石学形成前的重文字学风气 |
| 二、金石学风气确立 |
| 三、南宋金石学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清初对明代金石学的继承与批判 |
| 一、明中期以前金石拓本的流转概况 |
| 二、清初与明代中期金石学的关联 |
| 三、清初金石学对明末风气的继承 |
| 第三节 清初金石学文化背景与学术风气 |
| 一、明清易代后学者政治生态 |
| 二、集社、游幕下的金石学环境 |
| 三、清初金石学的现状 |
| 第二章 清初金石学着述分类与研究 |
| 第一节 清初金石着录分类 |
| 一、清代以来金石着述的分类方法概述 |
| 二、清初吉金着录情况 |
| 三、清初金石着录分类与解题 |
| 第二节 清初通纂类金石学专着研究——以郭宗昌、叶奕苞、李光映着述为例 |
| 一、郭宗昌《金石史》相关问题考述 |
| 二、叶奕苞《金石录补》及其相关问题考述 |
| 三、李光映《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考论 |
| 第三节 清初金石学着述中的专题性研究 |
| 一、清初金石学中石经研究相关问题考察 |
| 二、周在浚《天发神谶碑考》的影响 |
| 三、清初《瘗鹤铭》群体研究现象 |
| 第三章 清初官员曹溶、王士禛访碑研究 |
| 第一节 曹溶清初访碑寻帖的兴趣旨在 |
| 一、曹溶仕宦生涯与山西任职的心路考察 |
| 二、曹溶任期山西内与友朋的金石互动 |
| 三、曹溶在清初金石学中的角色 |
| 第二节 王士禛访碑中的“崇宋”意识 |
| 一、《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中的石刻考察 |
| 二、王士禛金石学学术积淀 |
| 第三节 清初访碑案例再探 |
| 一、清初访碑现象在当代语境下的探讨 |
| 二、叶奕苞、林侗:个人出行下的访碑释疑 |
| 三、杨宾、李蕃:访碑后的表达与实践 |
| 第四章 清初士人拓本来源考察 |
| 第一节 碑洞、慈仁寺:清初拓本南北出售情况 |
| 一、“碑洞”所售以新拓为主 |
| 二、慈仁寺:北方最重要书肆 |
| 三、拓本交易遍及南北书肆 |
| 第二节 清初士人间拓本的馈赠 |
| 一、叶奕苞金石拓本受赠来源 |
| 二、碑刻集中地域的学者与友朋间的拓本交流 |
| 第三节 清初士人拓本来源的其他途径 |
| 一、清初官员支持下的拓本获得情况——以朱彝尊为例 |
| 二、亲制拓本 |
| 第五章 清初金石学与汉碑取法之关系 |
| 第一节 汉唐碑刻:清初士人对宋拓审美的考察 |
| 一、清初宋拓鉴藏与研究的不同功用 |
| 二、关于唐拓、宋拓一些问题的说明 |
| 三、宋代相关金石文献中的汉碑拓本 |
| 第二节 清初金石学环境中的汉碑“古法”观念递变 |
| 一、从郑簠、傅山、朱彝尊悔初习隶书谈起 |
| 二、清初金石学着述中的汉碑观念 |
| 三、清初后期金石着述中的汉碑观念 |
| 第三节 品评与实践:清初汉碑的多重价值取向 |
| 一、清初金石学者中的习汉碑倾向 |
| 二、取法汉隶的书画家群体 |
| 余论 |
| 一、学者群体与学术着述方法百年内的嬗变 |
| 二、由杨霈批评傅山书《郭林宗碑》引起的思考 |
| 三、清初汉碑风气与碑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3）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基本概念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关于《明史》纂修及修订过程的研究 |
| （二） 关于清初诸帝与《明史》纂修之关系的研究 |
| （三） 关于《明史》纂修人员的研究 |
| （四） 关于《明史》诸稿源流考订的研究 |
| （五） 关于《明史》部分序与论赞的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框架 |
| 第一章 《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进程 |
| 一、 首次进呈史稿御览前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未有回应的御制论断之请 |
| （二） 纂修官分班阄派拟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三） 总裁官分任专阅拟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1. 总裁官分任专阅时间考 |
| 2. 总裁官分任专阅成果中的序与论赞 |
| 3. 潘耒《书纂修五朝史传后》与陈廷敬分任专阅之关系 |
| （四） 徐元文等首次进呈史稿并恭请御制论断 |
| 二、 康熙年间监修官、总裁官裁定史稿阶段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万斯同协助监修官、总裁官审定序与论赞 |
| 1. 万斯同在馆修史之成果 |
| 2. 《明史列传稿》267卷与《明史纪传》313卷中的序与论赞 |
| （二） 熊赐履删改润色叙与论赞 |
| （三） 王鸿绪重撰序、废去论赞 |
| 三、 雍正年间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是否添加论赞的讨论 |
| （二） 纂修官修订序、增补论赞 |
| 四、 乾隆年间序与论赞的书写 |
| （一） 乾隆帝御览武英殿本《明史》序与论赞 |
| （二） 乾隆帝钦定四库本《明史》序与论赞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史》序与论赞书写的指导思想 |
| 一、 史馆内序与论赞的书写原则 |
| （一） 严谨考据，据实直书 |
| （二） 勿主一说，持论允平 |
| （三） 避免门户之见 |
| 二、 诸帝的修史要求 |
| （一） 康熙帝：称美帝王，肯定明代流风善政 |
| 1. 二十六年，康熙帝指示修史人员不得徒肆议论 |
| 2. 三十一年，康熙帝再次指责议论失平，修史人员恭请御制论赞 |
| 3. 三十六年，康熙帝敕谕有关明代历史之系统性看法 |
| 4. 四十三年，康熙帝再斥修史人员任意妄作，坚辞御制定论 |
| （二） 雍正帝：符合圣意的官方记载才是信史 |
| （三） 乾隆帝：史书须经帝王亲阅鉴定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重大事件的议论 |
| 一、 关于明太祖诛戮功臣的议论 |
| （一） 修史之初关于太祖诛戮功臣的公论 |
| （二） 潘耒、万斯同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三） 熊赐履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四） 殿本《明史》对太祖诛戮功臣的评价 |
| 二、 关于“靖难”的议论 |
| （一） 潘耒的“靖难”评价 |
| （二） 万斯同、熊赐履“靖难”评说之微调 |
| （三） 王鸿绪“靖难”评论之变化 |
| （四） 杨椿对王鸿绪的诘难 |
| （五） 康熙、乾隆二帝的“靖难”书写基调 |
| 1. 康熙帝称美明朝诸帝的修史基调与殿本《明史》的“靖难”评价 |
| 2. 乾隆帝的“靖难”评说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
| 三、 关于“大礼议”的议论 |
| （一） 万斯同的“大礼议”评价 |
| 1. 万斯同私人文集中的“大礼议”评说 |
| 2. 《明史纪传》313卷中的“大礼议”评价 |
| （二） 熊赐履的“大礼议”评价 |
| （三） 殿本《明史》的“大礼议”评价 |
| （四） 四库本《明史》的“大礼议”评价 |
| 四、 关于亡国的议论 |
| （一） 清初史家关于亡国的众说纷纭 |
| （二） 康熙帝“明亡于神宗”认识的形成 |
| （三） 殿本《明史》中“明亡于神宗（万历）”说的贯彻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制度损益的议论 |
| 一、 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一） 万言《诸王世表叙》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二） 熊赐履进呈稿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三） 王鸿绪史稿与殿本《明史》关于分封诸王的议论 |
| （四） 雍正、乾隆二帝逆转《明史》关于分封的议论 |
| 1. 雍正帝对分封的彻底否定与殿本《明史》对分封的议论 |
| 2. 乾隆帝与四库本《明史》对分封的彻底否定 |
| 二、 关于罢黜宰相之得与失的议论 |
| （一） 修史初期多论明太祖废相之失 |
| （二） 王鸿绪史稿与殿本《明史》对废相得失的搁置 |
| （三） 乾隆帝否定“天下治乱系宰相”与四库本《明史》的修订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史》序与论赞臧否人物的标准 |
| 一、 对明代君主的评论 |
| （一） 熊赐履对明代君主的称美与诘责 |
| （二） 殿本《明史》秉持康熙帝之修史基调 |
| （三） 四库本论赞对君主乾纲独断的强调 |
| 二、 褒贬诸臣的尺度 |
| （一） 名节功业孰为重 |
| （二） 进取是否为正途 |
| （三） 学问是否醇正 |
| （四） 得君柄政是否合宜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史》序与论赞对学术与道德的议论 |
| 一、 关于“儒林”的议论 |
| （一） 由《理学传》设想到总归《儒林传》的决定 |
| （二） 熊赐履对明代儒林的宽泛概论 |
| （三） 王鸿绪以学派脉络分卷论述明代儒林 |
| （四） 陆陇其入祀与殿本《儒林传》浓厚的政治教化 |
| 二、 关于忠义的议论 |
| （一） 清初廷臣褒奖忠义之请 |
| （二） 修史之初史家的忠义之论 |
| （三） 熊赐履的“忠义”观 |
| （四） 王鸿绪史稿至殿本《明史》的明代“忠义” |
| 三、 关于宦寺之祸的议论 |
| （一） 宦寺之祸在于君主之任人唯亲 |
| （二） 宦寺之祸在于党人之附丽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16-18世纪土默特地区的权力关系演变及行政制度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四、相关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游牧政权的路径依赖:万户的分封与崩溃 |
| 第一节 达延汗的崛起和六万户的分封 |
| 一、达延汗对权力的再分配 |
| 二、万户土棉制度的基本结构 |
| 第二节 阿勒坦的集权与土默特的兴盛 |
| 一、阿勒坦求贡失败与开发丰州 |
| 二、隆庆和议的达成 |
| 三、阿勒坦引入藏传佛教 |
| 第三节 权力分散引起的制度崩溃 |
| 一、土默特部的内斗与分裂 |
| 二、明朝对土默特政策的稳定 |
| 三、察哈尔部和后金势力的此消彼长 |
| 四、林丹汗西征与后金势力进入丰州 |
| 小结 |
| 第二章 由“断裂”到“平衡”:都统制的建立与归化城土默特的“内属” |
| 第一节 归化城土默特盟旗制的建立 |
| 一、从左右翼二营到蒙古八旗 |
| 二、俄木布叛乱事件 |
| 三、归化城土默特设“旗” |
| 四、归化城土默特“会盟” |
| 第二节 清廷对归化城土默特部的调用 |
| 一、履行朝贡和随军作战义务的土默特部 |
| 二、在清代前中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归化城 |
| 第三节 清廷对归化城土默特的权力调整 |
| 一、对土默特辖境的调整 |
| 二、对都统继承权的调整 |
| 三、对都统官员配置的调整 |
| 小结 |
| 第三章 “渐进转型”式的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驻防制与自下而上的道厅制 |
| 第一节 驻防将军体制的建立 |
| 一、从右卫驻防到绥远将军 |
| 二、绥远驻防体制的基本结构 |
| 第二节 绥远将军的职能及扩展 |
| 一、从操练兵马、兼管右卫到统御土默特官兵 |
| 二、从劝课农桑、宣文励教到断案刑罚、颁发部票 |
| 三、巡查土默特地方卡伦、缉拿大青山盗匪 |
| 第三节 道厅制度的建立 |
| 一、各族杂居局面的形成 |
| 二、道厅制度的建立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杜甫遗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杜甫遗迹的内涵与外延 |
| 三、杜甫遗迹相关传世文献概述 |
| 四、杜甫遗迹研究相关成果综述 |
| 五、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
| 第一章 西安杜公祠研究 |
| 第一节 西安杜公祠与杜甫的祭祀形象 |
| 一、明代杜公祠的创建与乡贤杜甫 |
| 二、清初重修杜公祠与诗圣杜甫 |
| 三、清中期重修杜公祠与乡贤杜甫的回归 |
| 四、清末社会动荡与国士杜甫 |
| 第二节 西安杜公祠的历代营建与改建 |
| 第二章 鄠县渼陂空翠堂考 |
| 第一节 杜甫与渼陂 |
| 第二节 空翠堂的历代兴建 |
| 一、宋代空翠堂的兴建 |
| 二、明代重建空翠堂 |
| 三、清代杜公祠的兴建 |
| 第三章 鄜州羌村遗迹考 |
| 第一节 鄜州羌村地点有两说 |
| 一、宋人洛交羌村说 |
| 二、明人三川羌村说 |
| 第二节 三川杜甫草堂与题刻 |
| 第三节 洛交羌村说的渐占上风 |
| 第四节 三川仍为真羌村 |
| 第四章 延安杜甫崇祀考 |
| 第一节 牡丹川与牡丹山:杜甫遗迹传说 |
| 一、杜甫避乱延州说的演变过程 |
| 二、清人对杜甫川的质疑 |
| 第二节 清代杜公祠的创建 |
| 一、清道光创立杜公祠 |
| 二、清同治移建杜公祠 |
| 第三节 杜甫川杜公祠的复建 |
| 第五章 秦州杜甫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秦州东柯谷杜甫故居与祠堂 |
| 一、杜甫东柯谷故居考 |
| 二、东柯谷杜公祠的兴废 |
| 第二节 天靖山李杜祠的创建 |
| 一、李杜祠创建文献辨析 |
| 二、清人对李杜并祀的推测 |
| 第三节 清代天靖山李杜祠兴废考 |
| 一、顺治十三年宋琬重建 |
| 二、清康熙六十一年卢询重修 |
| 三、乾隆年间重修史实考辨 |
| 四、同治光绪时期的李杜祠 |
| 第四节 清末南郭寺杜公祠的出现 |
| 第五节 宋琬与杜甫祠祀 |
| 一、明清易代之际的深切感怀 |
| 二、职责之内的奉祀活动 |
| 三、寄寓自己的人生感怀 |
| 第六节 清末南郭寺碑记中的杜甫形象 |
| 一、“忠君爱国之忱郁结于胸” |
| 二、“胸中蕴蓄施之于民物制度” |
| 第六章 成州杜甫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成州杜甫故居考论 |
| 一、唐人赵鸿所指杜甫茅茨 |
| 二、宋人晁说之因宅兴祠 |
| 三、杜甫旧居异议考辨 |
| 第二节 儒家道统观照下的杜甫形象 |
| 一、晁说之杜甫祭祀缘由申说 |
| 二、儒家道统下的李杜之争 |
| 三、杜甫“一发忠义之诚” |
| 第三节 明清成县杜公祠诗歌价值考论 |
| 一、介绍明清杜公祠的重修情况 |
| 二、描摹杜公祠的风物景观 |
| 三、展现多元化的杜甫形象 |
| 第七章 栗亭杜公祠研究 |
| 第一节 栗亭地望考 |
| 第二节 徽州栗亭杜公祠创修考 |
| 一、明正德十五年潘仿创建 |
| 二、明万历年间左之贞重修 |
| 三、清康熙五十八年童华祖重建 |
| 四、清乾隆六年牛运震重修 |
| 五、清嘉庆十四年张伯魁重修 |
| 六、光绪二十六年王倜重修 |
| 第三节 栗亭杜公祠碑记中的杜甫形象 |
| 一、作为忠君爱国之楷模的杜甫 |
| 二、作为运命多舛文士代表的杜甫 |
| 三、作为本土神灵的杜甫 |
| 第八章 成都杜甫草堂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杜甫草堂得名由来 |
| 一、历史上以“草堂”为名的建筑 |
| 二、杜诗以“草堂”称居所 |
| 第二节 唐代五代草堂的历史变迁 |
| 一、唐代成都草堂文献概述 |
| 二、崔宁妾任氏居草堂考辨 |
| 第三节 两宋时期成都草堂的营建 |
| 一、元丰年间吕大防重建草堂 |
| 二、元佑五年胡宗愈刊立诗碑 |
| 三、绍兴十年张焘重建草堂 |
| 第四节 “文贞”谥号与元代草堂学宫 |
| 第五节 明代成都草堂的再造与扩建 |
| 一、洪武二十六年蜀王重建 |
| 二、正统年间重建 |
| 三、弘治十五年改建扩修 |
| 四、嘉靖新建存梅亭与草堂别馆 |
| 五、嘉靖二十五年重修草堂 |
| 六、万历初年新建茅亭 |
| 第六节 清代成都草堂的复建与改建 |
| 一、康熙十年复建杜公祠 |
| 二、康熙二十六年建堂保护杜甫画像碑 |
| 三、乾隆四十三年整修草堂 |
| 四、嘉庆十六年扩建工程 |
| 第九章 偃师杜甫墓及遗迹考 |
| 第一节 杜甫归葬偃师文献考辨 |
| 一、《墓志铭》记载归葬偃师 |
| 二、远祖杜预首葬首阳山麓 |
| 三、杜甫家族成员归葬偃师 |
| 第二节 明清文献所载偃师杜甫墓 |
| 一、明代志书中的偃师杜甫墓 |
| 二、明清《河南通志》引发的歧见 |
| 第三节 “正本清源”的努力——偃师杜甫墓的维护 |
| 一、查访与造茔 |
| 二、缅怀与争讼 |
| 第十章 巩县杜甫墓暨杜甫故里考 |
| 第一节 巩县杜甫祠墓文献考辨 |
| 一、杜甫归葬巩县说之出处 |
| 二、明清文献中的巩县杜甫墓——孝义保与康家店 |
| 三、杜甫改葬巩县说及“去偃师化” |
| 第二节 巩县杜甫故里说考辨 |
| 一、杜甫家族与巩县的关联 |
| 二、巩县杜甫故里说的流传 |
| 第三节 清代巩县杜甫祠的创建与维护 |
| 一、巩县杜甫祠的选址 |
| 二、杜氏家族与杜公祠 |
| 第十一章 耒阳杜甫墓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杜甫死因传说与耒阳杜甫墓溯源 |
| 一、唐代杜甫饱食而死说 |
| 二、唐诗对“身死耒阳说”及杜甫墓的体现 |
| 三、宋代杜甫醉酒溺亡说 |
| 第二节 杜甫身死耒阳传说辨误 |
| 一、臆解杜诗的演绎故事 |
| 二、韩愈《题子美坟》系伪作 |
| 三、耒阳北返仍有杜诗 |
| 第三节 耒阳杜甫祠墓的变迁历程 |
| 一、后晋黄廷翰建祠考 |
| 二、宋代杜甫祠墓的兴修 |
| 三、元明清杜甫祠墓的重修 |
| 第四节 地方文献中的杜甫墓及杜甫形象 |
| 一、历代祭祀的多元内涵 |
| 二、“以公自勉”:抗战时代的呼唤 |
| 第十二章 平江杜甫墓祠遗迹研究 |
| 第一节 杜甫旅殡平江说的演变历程 |
| 一、杜甫旅殡岳阳说 |
| 二、明人所见平江杜氏敕诰 |
| 三、杜宗武流寓平江说 |
| 四、杜甫墓的出现 |
| 第二节 平江对杜甫墓的考证 |
| 一、李元度《杜工部墓考》 |
| 二、张岳龄《杜工部墓辨》 |
| 第三节 平江杜甫墓祠的营建 |
| 一、重修杜甫墓与兴建杜公祠 |
| 二、杜公祠列入祀典的努力 |
| 结语 |
| 一、本文各部分基本结论 |
| 二、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 |
| 三、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 |
| 四、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 |
| 五、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魏晋隋唐方志概述 |
| 第一节 “方志”界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概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与考证 |
| 第一节 魏晋隋唐方志的着录、分布与沿革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 |
| 第一节 佚书与辑佚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述略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补辑与考证 |
| 第四节 魏晋隋唐佚志佚文校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魏晋隋唐方志版本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的版本 |
| 第二节 唐颜真卿《吴兴地记》(《石柱记》)版本 |
| 第三节 唐樊绰《蛮书》的版本 |
| 第四节 唐陆广微《吴地记》的版本 |
| 第五节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的版本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魏晋隋唐方志校勘专题研究 |
| 第一节 《华阳国志》校勘研究 |
| 第二节 《吴兴地记》(《石柱记》)校勘 |
| 第三节 《桂林风土记》校勘集补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辑考 |
| 第一节 方言文献及方志方言材料的价值 |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搜集与判定 |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考证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魏晋隋唐方志整理与研究成果汇总表 |
| 附录二:魏晋隋唐方志总目 |
| 附录三:魏晋隋唐方志同书异名、同名异书表 |
| 附录四:魏晋隋唐方志辑本简表 |
| 附录五:魏晋隋唐方志佚文整理总谱 |
| 附录六: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琉球久米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本选题的学术史回顾与梳理 |
| 三、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与核心资料 |
| 四、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与久米村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 |
| 一、明太祖谕遣特使杨载赍诏入琉与泰期奉表入贡 |
| 二、琉球三山王入贡与明琉宗藩关系的确立 |
| 第二节 “闽人三十六姓”移居久米村 |
| 一、明初“赐闽人三十六姓” |
| 二、久米村的地理位置及其得名缘由 |
| 三、琉球国对久米村的优待政策 |
| 第二章 久米村人与中琉关系 |
| 第一节 久米村人与琉球王国的请封、迎封、谢恩 |
| 一、久米村人参与的请封前期活动 |
| 二、请封与迎封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 第二节 久米村人与朝贡贸易 |
| 一、明清与琉球的朝贡贸易 |
| 二、入贡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 第三节 久米村的来华留学生与精英学子 |
| 一、“官生”的派遣 |
| 二、来闽的“勤学生” |
| 三、精英学子 |
| 第三章 萨摩入侵与久米村的“补籍” |
| 第一节 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久米村人的抗争 |
| 一、萨摩岛津氏的入侵 |
| 二、三司官郑迵与久米村的顽强抵抗 |
| 三、郑迵密信明朝的最后抗争 |
| 四、萨摩藩的掌控与“隐蔽政策” |
| 第二节 久米村的衰落与“补籍”政策的实施 |
| 一、久米村的凋敝 |
| 二、琉球的“补籍”政策与久米村人口的增加 |
| 第四章 琉球对外关系中的久米村人 |
| 第一节 琉球与东南亚中介贸易中的久米村人 |
| 一、琉球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 |
| 二、“大航海时代”的久米村人 |
| 第二节 琉球与朝鲜关系中的久米村人 |
| 一、出使朝鲜的久米村人 |
| 二、琉朝使节北京交往中的久米村人 |
| 第三节 萨、琉、日关系与久米村人 |
| 一、久米村人出使萨摩藩 |
| 二、“上江户”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 第四节 久米村人与“异国船”来访交涉 |
| 一、欧美“异国船”的强行入琉 |
| 二、久米村人参与“异国船”的交涉 |
| 第五章 久米村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久米村的行政与文教 |
| 一、久米村人的官职 |
| 二、孔庙的建立与明伦堂的设置 |
| 第二节 久米村系家谱的编纂及其特色 |
| 一、久米村家谱编纂的源流 |
| 二、久米村系家谱的特色 |
| 第三节 久米村的宗教信仰 |
| 一、佛教寺庙林立 |
| 二、天妃信仰盛行 |
| 三、祖先祭祀崇拜 |
| 四、琉球与日本本土宗教信仰对久米村的影响 |
| 第四节 久米村人的生活习俗 |
| 一、年节习俗 |
| 二、婚葬习俗 |
| 三、饮食习俗 |
| 四、茶道与饮酒 |
| 第六章 琉球复国运动与久米村的衰亡 |
| 第一节 日本册封琉球藩王与强行阻贡 |
| 一、明治政府蓄谋吞并琉球 |
| 二、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册封琉球藩王 |
| 三、日本明治政府吞并琉球 |
| 第二节 久米村人在华的救亡复国运动及其失败 |
| 一、琉球密使赴华请愿与久米村人在华救亡活动 |
| 二、林世功的大义殉国与复国运动的失败 |
| 三、琉球亡国后的久米村衰败 |
| 第七章 久米崇圣会与门中会 |
| 第一节 久米崇圣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
| 一、久米崇圣会的建立与发展 |
| 二、至圣庙的兴建 |
| 三、至圣庙的祭孔活动 |
| 四、“久米孔子塾”讲座 |
| 五、人才培育与崇圣会文库的设立 |
| 第二节 门中会的建立与发展 |
| 一、阮氏我华会 |
| 二、毛氏国鼎会 |
| 三、陈氏华源会 |
| 四、王氏槐王会 |
| 五、梁氏吴江会 |
| 六、久米林氏会 |
| 第三节 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后裔赴福建寻根访祖 |
| 一、阮氏我华会的寻访 |
| 二、毛氏国鼎会的寻访 |
| 三、陈氏华源会的寻访 |
| 四、王氏槐王会的寻访 |
| 五、梁氏吴江会的寻访 |
| 结语 |
| 附录1 久米村主要姓氏一览表 |
| 附录2 历代久米村总役(总理唐荣司)一览表 |
| 附录3 近世久米村的位阶及官位 |
| 附录4 久米村大事年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本课题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以前墨学述要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墨学的兴盛与衰变 |
| 一、墨学的创立、传承与传播 |
| 二、墨学内容与墨家着书 |
| 三、先秦非墨家墨学 |
| 四、两汉墨学:衰落与隐变 |
| 第二节 魏晋至明代:墨学的衰微与复苏 |
| 一、魏晋至元代墨学:历史性的衰微 |
| 二、明代墨学:墨学复兴的先声 |
| 第二章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与分期述要 |
| 第一节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 |
| 一、清代墨学的分期 |
| 二、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 |
| 三、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清代墨学分期述要 |
| 一、清代前期墨学述要 |
| 二、清代中期墨学述要 |
| 三、清代后期墨学述要 |
| 第三章 清代前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傅山:首开清代治墨之风气 |
| 一、傅山与墨学 |
| 二、傅山治墨的主要成就 |
| 三、傅山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马骕:《墨翟之言》的编选及其思想意蕴 |
| 一、马骕其人其学与其对墨学的接受 |
| 二、《绎史》中的墨学研究 |
| 三、马骕墨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分类汇编历代墨学资料 |
| 一、《古今图书集成》简说 |
| 二、《墨子部》解读分析 |
| 三、《古今图书集成》墨学批评 |
| 第四章 清代中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成就《墨子注》 |
| 一、《墨子注》其书 |
| 二、《墨子注》的墨学成就 |
| 三、毕沅等人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汪中:清中叶思想比较激进的治墨者 |
| 一、汪中及其诸子学研究 |
| 二、汪中的墨学研究 |
| 三、汪中治墨的学术史、思想史阐释 |
| 第三节 王念孙:谨守朴学方法的低调治墨者 |
| 一、王念孙与墨学 |
| 二、《墨子杂志》内容例说 |
| 三、王念孙治墨批评 |
| 第四节 张惠言:坚持辟墨的治墨者 |
| 一、张惠言与墨学 |
| 二、《墨子经说解》释说 |
| 三、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
| 第五节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
| 一、关于孟子辟墨 |
| 二、毕沅刊刻《墨子注》所引发的问题 |
| 三、汪中治墨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
| 四、其他相关的人事或论争 |
| 第五章 清代后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俞樾:继毕、王之后的治墨里程碑 |
| 一、俞樾与墨学 |
| 二、《墨子平议》内容例说 |
| 三、俞樾治墨批评 |
| 第二节 孙诒让:以《墨子间诂》集前人治墨之大成 |
| 一、孙诒让与墨学 |
| 二、《墨子间诂》研究 |
| 三、孙诒让治墨之批评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学的转型与新构 |
| 一、梁启超与墨学 |
| 二、梁启超治墨的主要方面及其成就 |
| 三、梁启超治墨之批评 |
| 第四节 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
|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
|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
| 三、近代中国对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
| 结语 |
| 一、清代墨学的主要成就 |
| 二、清代墨学的不足之处 |
| 三、清代墨学的价值意义 |
| 四、本课题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史料取用 |
| 1.4 内容架构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论世与知人:王懋竑的家世、交游与着述 |
| 2.1 世风与家学 |
| 2.1.1 清初学风 |
| 2.1.2 扬州学术 |
| 2.1.3 白田家学 |
| 2.2 交游与转益 |
| 2.2.1 学林硕彦 |
| 2.2.2 理学名臣 |
| 2.2.3 乡贤名士 |
| 2.3 着述与流传 |
| 2.3.1 《朱子年谱》 |
| 2.3.2 《白田草堂存稿》 |
| 2.3.3 《白田草堂续稿》 |
| 2.3.4 《读书记疑》 |
| 2.3.5 《朱子文集注》 |
| 第3章 背景与历程:《朱子年谱》纂订前后 |
| 3.1 背景与动因 |
| 3.2 过程与意图 |
| 3.3 取鉴与采择 |
| 3.3.1 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 |
| 3.3.2 洪嘉植《朱子年谱》 |
| 3.3.3 朱玉《朱文公年谱事实》 |
| 3.3.4 邹琢其《朱子年谱正讹》 |
| 3.3.5 朱泽沄《朱子圣学考略》 |
| 第4章 笔法与心证:王懋竑对朱熹学行的书写 |
| 4.1 考订早年学行 |
| 4.1.1 删汰神异书写 |
| 4.1.2 考辨武夷从学 |
| 4.1.3 讳言学禅经历 |
| 4.1.4 改订延平授受 |
| 4.2 辨析朱、张交游 |
| 4.2.1 过程的序列 |
| 4.2.2 史料的辨析 |
| 4.2.3 立场的审视 |
| 4.3 形塑朱、陆之争 |
| 4.3.1 书写鹅湖之会 |
| 4.3.2 重释南康之会 |
| 4.3.3 揭示“辨陆学之非” |
| 4.4 论定晚年宗旨 |
| 4.4.1 本体与工夫之辨 |
| 4.4.2 主静与主敬之辨 |
| 4.4.3 穷理与读书之辨 |
| 第5章 独断与考索:王懋竑对朱熹着述的辨伪 |
| 5.1 参酌今古:《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
| 5.1.1 征于古今礼书 |
| 5.1.2 验诸人情风俗 |
| 5.1.3 考之朱熹行年 |
| 5.1.4 余论 |
| 5.2 黜虚崇实:《周易本义》前九图辨伪的学术考量 |
| 5.2.1 校雠于版本 |
| 5.2.2 寻绎于师说 |
| 5.2.3 决疑于本事 |
| 5.2.4 小结 |
| 第6章 考古与新诠:王懋竑的经学成就 |
| 6.1 辨伪与求是:王懋竑《尚书》学发微 |
| 6.1.1 治《书》历程 |
| 6.1.2 辨《古文》之伪而论衡今古文得失 |
| 6.1.3 申朱熹之说而订正蔡《传》之误 |
| 6.1.4 考据史事、融贯事理而自成一说 |
| 6.2 通贯与自得:王懋竑《诗经》学申述 |
| 6.2.1 治《诗》历程 |
| 6.2.2 辨毛、郑之异 |
| 6.2.3 订朱熹之注 |
| 6.2.4 创自得之说 |
| 6.3 纂辑与明断:王懋竑《礼记》学析论 |
| 6.3.1 治《礼》历程 |
| 6.3.2 纂礼求通 |
| 6.3.3 博古求是 |
| 6.4 推阐与补订:王懋竑《四书》学述略 |
| 6.4.1 推阐主敬工夫以揭橥《集注》之旨 |
| 6.4.2 考据名物史事以羽翼《集注》之解 |
| 6.4.3 采摭《文集》《语类》以发明《集注》之义 |
| 第7章 校雠与论衡:王懋竑的史学成就 |
| 7.1 校雠以判史实 |
| 7.2 尊朱以申《纲目》 |
| 7.3 博古以通世用 |
| 第8章 历史影响与学术地位 |
| 8.1 《四库全书总目》的论定 |
| 8.1.1 着作的评价 |
| 8.1.2 观点的征引 |
| 8.2 清代儒者的评议 |
| 8.3 郡邑后学的表彰 |
| 8.4 民国以降的回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清儒王懋竑年谱新编 |
| 附录B: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论着清单 |
（10）清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剧坛之戏曲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的民间戏曲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的曲家家乐 |
| 第二章 乾嘉时期武进籍曲家之家世、生平 |
| 第一节 吕师 |
| 第二节 钱维乔 |
| 第三节 刘可培 |
| 第四节 董达章 |
| 第五节 吕星垣 |
| 第六节 吴堦 |
| 第七节 庄逵吉 |
| 第八节 汤贻汾 |
| 第九节 邹金生与庄颖 |
| 第三章 乾嘉时期阳湖籍曲家之家世、生平 |
| 第一节 董慱 |
| 第二节 程景傅 |
| 第三节 张琦 |
| 第四节 陆继辂 |
| 第五节 吴卿弼 |
| 第六节 蒋学沂 |
| 第七节 陈森 |
| 第四章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家世、生平对其戏曲活动影响之要素 |
| 第一节 武进、阳湖籍曲家之间崎岖坎坷的人生境遇 |
| 第二节 武进、阳湖籍曲家之间细密复杂的关系网络 |
| 第五章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戏曲作品创作、流传与搬演 |
| 第一节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主要戏曲活动总览 |
| 第二节 戏曲创作(含散曲) |
| 第三节 作品刊刻 |
| 第四节 作品搬演 |
| 第六章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戏曲评论、观念与观演 |
| 第一节 戏曲评论及观念 |
| 第二节 戏曲观赏及招演 |
| 第七章 区域文化对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的影响 |
| 第一节 常州学派的影响 |
| 第二节 阳湖文派的影响 |
| 第三节 毗陵诗派的影响 |
| 第四节 常州词派的影响 |
| 第八章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的戏曲史地位 |
| 第一节 与清代其他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之比较 |
| 第二节 与乾嘉时期无锡、金匮籍曲家之比较 |
| 第三节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的戏曲戏曲史定位 |
| 结语 |
| 附录一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生平基本史实一览表 |
| 附录二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基本关系一览表 |
| 附录三 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诗作拾遗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四、康熙统一台湾史实考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六陵冬青”事件考述及相关文学创作研究[D]. 高欣. 山西大学, 2021(12)
- [2]清初金石学研究 ——以着述、访碑、品赏为中心[D]. 王文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3]清修《明史》序与论赞的书写[D]. 闫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16-18世纪土默特地区的权力关系演变及行政制度变迁[D]. 赵发.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5)
- [5]杜甫遗迹研究[D]. 王超. 西北大学, 2019(04)
- [6]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7]琉球久米村研究[D]. 张沁兰.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
- [9]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D]. 陈峰. 湖南大学, 2019(07)
- [10]清乾嘉时期武进、阳湖籍曲家研究[D]. 田野.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