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国际反恐斗争的理性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一帆[1]（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尤达[2]（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熊栎天[3]（2021）在《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文中指出恐怖主义的治理视角体现了预防性路径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三个特点,即恐怖主义的防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恐怖主义不是只有特定国家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国际社会与全人类的共同挑战;除了主权国家,参与预防性反恐的治理主体还包括广泛的非政府国际行为体与社会单元。预防性反恐是通过预防性手段作用于恐怖主义发展的每一个节点,逐渐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抑制和减缓恐怖主义的发展从而降低恐怖主义对人类危害的治理过程。恐怖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因果链条以及国家政策对该因果链条的干预效果是预防性反恐成立的逻辑前提,以“反恐战争”为代表的应激式处置策略被证明效果不佳。恐怖主义暂时无法被直接消灭,人类还将继续与之共存的现实说明了预防性反恐的必要性。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构成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阶段;个体、组织、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体现了预防性反恐的三个治理层次。预防个体“极端化”与推动“去极端化”、预防恐怖组织获取发展资源与要素、切断个体与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上的联结是预防性反恐发挥作用的关键。预防性反恐的开放性决定了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预防性反恐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行为体之外,社会单元与非国家国际行为体既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蔓延的薄弱环节,也能在国家行为体的引导和监督下发挥积极作用。各国都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治理外籍恐怖分子现象,预防性军事打击、预防性刑事司法模式以及“去极端化”项目与预防再次“极端化”是三种被广泛运用的代表性预防性反恐手段,对应着根源预防、前置预防和后置预防三个阶段。对外籍恐怖分子行为模式的认识、恐怖主义活动的刺激以及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认知共同影响着政策偏好的生成。国际反恐的正当性并非是先验的,而是基于恐怖主义的非正当性、反恐对象的确定性以及反恐手段的合法性。美国对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以及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其本质对预防性反恐手段的滥用。美国将反恐议题“政治工具化”的做法将削弱国际反恐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何杰[4]（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吴雪琪[5]（2020）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的俄美反恐斗争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政治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其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对全球安全构成了更加严峻的威胁。为打击这一人类文明的公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反恐战略、政策和举措的规划、制定和落实。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深受恐怖威胁之害的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两个重要角色,俄美在反恐斗争中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根本原则,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历程,两国均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反恐体系与机制。批评话语分析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批评语言学领域的新兴研究方向,其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夫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相结合,提出了话语三维分析模型这一重要成果。具体而言,第一个维度是文本,即描述所选语料的语言学特征,第二个维度是话语实践,即阐释文本是如何被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实践,即解释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其他流派一样,该模型关注的核心问题亦是探索话语、权力控制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本文以费氏话语三维模型为理论框架,对俄罗斯和美国的反恐话语进行剖析。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选取俄美在反恐领域发布的共计13份官方文件,自建小型语料库,从语言学领域中的高频词、及物性系统和情态意义三个角度进行文本分析。其次,解读俄美反恐话语生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探讨交际行为中发话者、受话者和话语内容三个要素的关系和特点。最后,考察影响文本生成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等语境因素,挖掘出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政治动机和权力关系。政治文本是政治权力掌握者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话语工具,反映说写者对某个问题的认知、立场和主张。本文以俄美与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相关的政治话语为研究对象,实现对费尔克劳夫批评话语三维分析模型的具体运用,希望能够为拓宽反恐斗争研究的理论视角提供参考。
陈欢欢[6]（2020）在《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美国政治极化问题颇受关注,面对美国内政问题一些人似乎认为其对中国有积极影响,但这可能恰恰相反,一直以来美国常因国内问题频发而刻意寻求“敌人”,因此抓住外交政策这一关键点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分权于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智库机构等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国会与总统施加影响,因此本文抓住国会与总统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探讨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会和总统角度探讨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略概括。论文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界定了政治极化的定义、表现、历史和形成原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以及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关系。第四章以伊拉克战争政策制定的案例探讨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总结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则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能对于他国而言并非是一种福音,因为政治极化更可能让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呈现“一致对外”的情况。然而,这种“一致对外”也会因为外交政策客体是否为盟友国、外交政策是否与实际利益相关、制定外交政策主体力量对比强弱以及政党党派交替异同相关。另外,美国政治极化也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国家也应引起重视,不能让历史重演。文章仅仅探讨了冷战后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相对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会这一影响机制相对稳定且较为冷门,因此偏重探讨。另外鉴于亚洲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文章探讨的案例都选自亚洲国家。如果日后能整体研究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时间覆盖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地理位置覆盖全部区域,那么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会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张磊[7]（2020）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互联网大会上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随着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者——恐怖主义,已从传统的网下威胁演变和发展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近年来,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不断增多,不仅威胁着各主权国家的国内安全,更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极大破坏。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也提出了新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之下,网络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从对象型向空间型转变,从单向型向交叉型转变,而且其专业化、智能化、分散化、隐蔽性特征更强。传统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无法起到有效的防控作用。在此种背景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应强调体系性与开放性的治理理念,也应从单一的治理思维向综合预防性战略转变。网络恐怖主义考验着国内法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战略等的体系化建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内涵和新战略,实现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防控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当前我国与国际社会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国内来看,我国在防控网络恐怖主义问题上尚未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积极指导功能。国家安全内涵丰富,包括国家内外部安全,也包括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新诠释,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从特征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多层次性、立体性、辩证性和动态性,这些特征使得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目前,国内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性立法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制度层面,也表现在实践层面;此外,还缺乏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金融、预警机制等的不健全,需要在新的安全理念下树立更综合性的防控理念,建立新的防控策略。从国际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需要世界各国的互助合作。但当前,世界各国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法律合作、技术合作与情报合作基础不牢,亟待构建网络反恐的国际化体系。在此种情势下,如何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指导功能?如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融合于具体的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制度性举措之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机制的健全进行诠释。导论部分就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等作简要分析。第一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法,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目标追求和现实应用状况。文章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与特性对网络反恐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国家安全观背景下,首先要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现方式,进而深刻挖掘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国新的反恐战略的指导意义。第二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梳理和阐述了网络恐怖主义的内涵,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实状况与发展态势。文章分析了网络恐怖主义内涵及其阶段特征,指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主体复杂、对象广泛、成本低廉、组织隐蔽的特点;总结了当下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新趋势,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利用网络融资、传播思想、发展成员、联络和利用网络开展恐怖袭击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和新趋势对总体国家安全产生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策略和路径进行优化。第三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在立法融资机制、预警机制以及国际合作机制方面都有一些探索,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这些不足使得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存在薄弱环节,导致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对当前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进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对策建议奠定基础。本部分着重网络恐怖主义防控的预防性立法体系、预警机制、融资防控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问题深入剖析,检视我国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战略、防控体系、防控对策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第四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和政策定位。在价值立场方面,应全面优化网络反恐的价值理念,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反恐的价值引导,形成四位一体的网络反恐观,即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上,首先,应坚持科学的整体策略,以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兼顾非传统安全手段防控网络恐怖主义威胁,运用法律、金融等多种手段来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其次,应严格掌握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立场、整体定位和基本模式,使刑事政策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引导相契合,夯实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路径的价值基础。第五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应强调整体与互动的治理理念,构建多层次的防控路径。一是法治化反恐。进一步健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法律体系,不仅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专门法律,还需要发挥部门法的规制作用,健全反恐预警立法和反恐融资立法。二是预防性反恐。宏观上,鉴于我国目前预防性反恐立法检视中发现的不足,应构建预防性反恐立法体系,强化预防性刑事立法,统筹法律之间在预防犯罪上的衔接机制。微观上,要完善法律机构体制、规范罪刑设置、调整财产刑处理、优化认定机制等,进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机制,既保证法律的预防性,还需要防止法律过度扩张,最终达到预防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三是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预警机制,创建高效的恐怖主义情报搜集和交流模式,确保预警机制精准有效。首先,健全网络反恐预警防控组织结构,通过立法明确各预警机构的职责内容;在实际预警中,通过提高预警意识等来发挥作用。其次,强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情报分析能力,建议要明确反恐预警情报内容,发挥人力情报分析核心作用,及时掌握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上的数据、信息,同时在建立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发挥网民在情报搜集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情报覆盖范围和精准性。最后,还要确保预警机制的物质保障、技术保障,利用综合保障机制来实现预警机制职能发挥。四是金融性反恐。进一步完善网络反恐融资监管机制,通过完善立法和机制,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融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另外,还要加强融资防控部门建设,加强融资监管和司法合作。五是全球性反恐。加强网络反恐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调整国家工作战略的前提下,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恐中心,深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综上,通过法律体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机制等的完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域下有效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丁伟航[8]（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王胜男[9]（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游启明[10]（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二、关于国际反恐斗争的理性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国际反恐斗争的理性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 1.4.3 学术访谈法 |
| 1.5 相关理论 |
| 1.5.1 合作论 |
| 1.5.2 国家利益论 |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 1.6 研究框架 |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 2.1.1 起源阶段 |
| 2.1.2 探索阶段 |
| 2.1.3 发展阶段 |
| 2.1.4 深入阶段 |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 2.2.1 进程阶段性 |
| 2.2.2 立场反复性 |
| 2.2.3 合作复杂性 |
| 2.2.4 目标长期性 |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 4.1 国际环境 |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 4.2 国内环境 |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 5.3.1 美国因素 |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5.3.2 欧盟因素 |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3）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研究局限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难点 |
| 五、篇章结构 |
| 第一章 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的再探究 |
| 一、学界对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的讨论 |
| 二、国家对恐怖主义的界定 |
| 三、部分国际组织对恐怖主义的界定 |
| 第二节 恐怖主义治理的核心要素 |
| 一、恐怖主义治理的对象 |
| 二、恐怖主义治理的相关理论 |
| 三、恐怖主义治理的策略与预防性思想的酝酿 |
| 第三节 恐怖主义治理面临的挑战 |
| 一、外籍恐怖分子的治理困境 |
| 二、国际恐怖主义治理中的“双重标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预防性反恐:恐怖主义治理的一种新路径 |
| 第一节 预防性路径在各领域的运用 |
| 一、犯罪学:犯罪预防与矫治 |
| 二、公共卫生:疾病预防与免疫 |
| 三、外交途径:预防性外交与冲突预防 |
| 第二节 预防性反恐的概念与功能 |
| 一、预防性反恐的定义与成立逻辑 |
| 二、预防性反恐三个阶段的划分 |
| 三、预防性反恐的政策工具 |
| 第三节 预防性反恐的治理层次与所遇困难 |
| 一、个体层次 |
| 二、组织层次 |
| 三、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 |
| 四、预防性反恐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预防性反恐的多元化参与主体 |
| 第一节 预防性反恐中的非国家国际行为体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以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为例 |
| 二、区域与次区域性国际组织:以欧盟与东盟为例 |
| 三、大型跨国公司:以互联网科技公司为例 |
| 第二节 国家行为体:预防性反恐的核心主体 |
| 一、推动预防性反恐国际合作 |
| 二、推动跨国企业发挥建设性作用 |
| 三、增强预防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国家内部社会单元在预防性反恐中的作用 |
| 一、社区在预防极端意识形态与暴力极端主义中的作用 |
| 二、家庭在预防“极端化”中的作用 |
| 三、学校:教育的“预防性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预防性反恐实践:对“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的治理 |
| 第一节 外籍恐怖分子现象回溯 |
| 一、外籍恐怖分子概念与中文翻译的再探究 |
| 二、“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的身份与背景信息 |
| 三、“伊斯兰国”外籍恐怖分子动机与行为模式的分析 |
| 第二节 外籍恐怖分子现象适用预防性反恐治理的特点 |
| 一、外籍恐怖分子的跨国流动性 |
| 二、外籍恐怖分子的多级治理层次 |
| 三、危害的不确定性:对“伊斯兰国”回流外籍恐怖分子威胁的认识 |
| 第三节 外籍恐怖分子治理:基于预防性反恐三个阶段的分析 |
| 一、根源预防:预防性军事打击 |
| 二、前置预防:预防性刑事司法措施 |
| 三、后置预防:“去极端化”项目与预防再次“极端化” |
| 四、对回流外籍恐怖分子治理偏好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预防性反恐中的问题:以美国的“政治工具化”反恐为例 |
| 第一节 问题的铺垫:美国预防性反恐中的概念与标准制定 |
| 一、美国恐怖主义治理中的概念创造 |
| 二、美国的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名单 |
| 三、分析与评价 |
| 第二节 滥用预防性打击:美国对苏莱曼尼的空袭 |
| 一、对苏莱曼尼恐怖分子身份的分析 |
| 二、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战争:对美国打击手段的分析 |
| 三、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滥用预防性司法措施:美国撤销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 |
| 一、美国对“东伊运”恐怖组织政策转变过程 |
| 二、中国的应对建议 |
| 三、对拜登政府反恐政策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对中国预防性反恐治理的借鉴意义 |
| 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4）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 1.4.2 例句体例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 2.3.1 话语幻象 |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 3.3.1 战争隐喻 |
| 3.3.2 旅程隐喻 |
| 3.3.3 拟人隐喻 |
| 3.3.4 表演隐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 4.3.1 政治形象 |
| 4.3.2 经济形象 |
| 4.3.3 社会形象 |
| 4.3.4 文化形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作者简历 |
（5）现代政治话语中的俄美反恐斗争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1.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1.2.1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阐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阐释 |
| 2.1.1 政治话语的概念界定 |
| 2.1.2 国际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2 批评性话语分析 |
| 2.2.1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概念解读 |
| 2.2.2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 |
| 2.2.3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学派 |
| 2.3 费尔克劳夫话语三维分析模型: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 |
| 2.3.1 文本解读:对政治语料进行语言学的描述与分析 |
| 2.3.2 话语实践:话语生成—传播—被接受的过程解读 |
| 2.3.3 社会实践:话语实践与社会环境的辩证关系探究 |
| 第三章 俄美反恐语篇的文本层面分析 |
| 3.1 俄美反恐语篇的高频词分析 |
| 3.1.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高频词分析 |
| 3.1.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高频词分析 |
| 3.2 俄美反恐语篇的及物性分析 |
| 3.2.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及物性分析 |
| 3.2.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及物性分析 |
| 3.3 俄美反恐语篇的情态分析 |
| 3.3.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情态分析 |
| 3.3.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情态分析 |
| 第四章 俄美反恐语篇的话语实践层面分析 |
| 4.1 话语建构:文本的产生过程 |
| 4.1.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文本生成 |
| 4.1.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文本生成 |
| 4.2 话语传播:文本的分配过程 |
| 4.2.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话语传播 |
| 4.2.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话语传播 |
| 4.3 话语接受:文本的消费过程 |
| 4.3.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话语接受 |
| 4.3.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话语接受 |
| 第五章 俄美反恐语篇的社会实践层面分析 |
| 5.1 俄美反恐话语的构建与发展历程 |
| 5.1.1 俄罗斯反恐话语构建的历史背景 |
| 5.1.2 美国国家反恐战略调整及其原因 |
| 5.2 俄美反恐话语的手段与策略 |
| 5.2.1 俄罗斯反恐的意识形态手段解读 |
| 5.2.2 美国反恐话语的合法化策略分析 |
| 5.3 俄美反恐话语中的国际合作 |
| 5.3.1 俄罗斯的国际反恐合作 |
| 5.3.2 美国的国际反恐合作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 一、选题的创新点 |
| 二、选题的难点 |
| 三、预期目标与研究成果 |
| 第一章 美国政治极化界定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内涵与外延 |
|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定义 |
|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当前表现 |
|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历史回顾 |
| 四、美国政治极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 一、冷战结束前美国外交政策背景 |
|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三、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五、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影响机制 |
| 一、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 |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 |
| 一、美国国会提案和国会立法过程 |
| 二、冷战后美国国会相关情况及案例选取 |
| 第三节 美国国会中国人民币汇率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第111 届和112 届国会与人民币汇率相关提案分析 |
|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美国国会的极化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美国国会以色列相关问题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巴以冲突与美国对以色列态度 |
| 二、美国第115 届和116 届国会以色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 三、第115 届和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 第五节 美国国会伊朗问题相关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 一、伊朗核问题与美国的态度 |
| 二、美国第113 届至116 届国会伊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 三、第113 届-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路径 |
| 一、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图 |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极化因素分析 |
| 一、府会分歧与美国总统在对外事务中的权力 |
| 二、影响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因素探析 |
| 第三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重返亚太政策的影响 |
| 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的表现 |
| 二、政治极化程度与总统对外政策强度成正比 |
| 第四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
| 一、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 |
| 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极化表现 |
| 三、特朗普“积极主动决策”型性格弱化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案例选取与伊拉克战争 |
| 一、案例选取 |
| 二、伊拉克战争 |
| 第二节 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 一、美国第107 届-111 届国会政治极化与相关提案情况分析 |
| 二、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提案统计分析 |
| 三、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伊拉克战争重要提案具体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 一、美国总统制定伊拉克政策是政治极化的产物 |
| 二、政治极化是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内在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的结论 |
| 一、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关键结论 |
| 二、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 一、研究不足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内涵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产生背景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完善过程 |
| 第三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及特征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征 |
| 第四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中国反恐战略的导向意义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反恐实践的指导意义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反恐战略的优越性 |
| 第二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界定 |
| 一、恐怖主义 |
| 二、网络恐怖主义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 |
| 四、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况与态势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现况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态势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总体国家安全的危害和挑战 |
| 一、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
| 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
| 三、威胁人身财产安全 |
| 四、威胁社会公共安全 |
| 五、威胁网络安全 |
| 六、威胁国际社会安全 |
| 第三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法律体系的运行障碍 |
| 一、我国网络反恐立法概况 |
| 二、我国网络反恐立法存在缺陷 |
| 三、预防性网络反恐的立法困境 |
| 四、网络反恐的执法程序规范缺失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预警机制的制度疏漏 |
| 一、网络反恐预警机制立法的缺失 |
| 二、网络反恐预警的协调机制不足 |
| 三、网络反恐情报侦察体系不完备 |
| 四、网络反恐的社会预警意识不强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机制障碍 |
| 一、反恐融资立法及监管机制缺失 |
| 二、反恐融资的融资部门建设不足 |
| 三、非金融行业反恐融资监管缺失 |
| 第四节 我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存在的困境 |
| 一、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法规范缺失 |
| 二、网络反恐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不足 |
| 三、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实践欠缺 |
| 第四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 |
| 一、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 |
| 二、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 |
| 三、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 |
| 四、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整体策略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 |
| 第五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 |
| 第一节 法治化反恐:健全网络反恐的法律法规体系 |
| 一、修订《反恐怖主义法》等现行法律法规 |
| 二、充分发挥现有部门法的规制作用 |
| 三、健全和完善反恐预警法律制度 |
| 四、立法中平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
| 第二节 预防性反恐:强化网络反恐的预防性机制建设 |
| 一、完善网络反恐法律的结构体例 |
| 二、调整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设置 |
| 三、加强“涉恐”财产的科学处置 |
| 四、强化刑事法与行政法衔接机制 |
| 五、健全预防性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
| 第三节 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反恐防控预警机制 |
| 一、网络反恐预警组织机制的建设 |
| 二、网络反恐情报搜集分析的强化 |
| 三、网络反恐预警保障机制的健全 |
| 第四节 金融性反恐:完善反网络恐怖主义融资制度 |
| 一、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立法和监管机制完善 |
| 二、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部门的科学设置 |
| 三、非金融行业的网络恐怖主义融资监管机制 |
| 四、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司法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全球化反恐:积极参与网络反恐国际合作 |
| 一、调整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工作战略 |
| 二、推动完善网络恐怖主义防控国际法律制度 |
| 三、聚力推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9）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10）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关于国际反恐斗争的理性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2]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预防性反恐问题研究 ——一种全球恐怖主义治理的理论视角与实证分析[D]. 熊栎天. 外交学院, 2021(11)
- [4]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5]现代政治话语中的俄美反恐斗争比较[D]. 吴雪琪. 山东大学, 2020(02)
- [6]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D]. 陈欢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7]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D]. 张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8]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9]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10]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