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西河池地区人民医院1999年法定传染病疫情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邢功伟[1]（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研究指明
尹明国[2]（2021）在《延边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研究（1945-1965）》文中提出
王力[3]（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吴雨[4]（2019）在《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虽只有38年的历史,但却是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无年不疫,频繁的疫灾冲击着当时疲敝的社会,在传染病的肆虐下,社会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本文着眼于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疫灾流行状况,结合其区域的特殊性分析致灾因子,并探讨疫灾影响下社会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在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方面,时间上,民国38年间,云贵川三省几乎年年有疫,四川省的疫灾频度达到了 100%。十年疫灾指数居高不下,疫灾广度在波动中上升,波及范围在1942年达到最大,疫灾县数呈现出显着的“双峰”状态,民国后期的疫灾程度明显重于前期。空间上,疫灾多发县沿四川盆地边缘呈半环状分布,疫灾重心虽在民国前中后期有一定的迁移,但均位于四川省内。霍乱、天花、伤寒、疟疾和鼠疫是本区的主要高发传染病,高发地除霍乱位于贵州省,鼠疫位于云南省外,其余都分布于四川省,四川省是本区的疫灾热点区域。疫灾爆发流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方面,云贵川地区整体海拔偏高,疫灾流行与海拔高程之间在0.01显着性水平下呈微弱负相关（r=-0.152）,整体上海拔越高,疫灾频度越低,高发县集中在海拔500-2000米的相对平坦地带。年均温与疫灾年数成弱正相关（r=0.118）,气温较高的情况下越容易有疫灾的流行,年均降水量虽没有通过相关性检验,但在耦合图中发现,年降水量在800-1200mm之间的地势低平区是高发县的集中地。河流作为当时主要的饮用水来源,通过缓冲区分析发现,距离河流越近,疫灾发生频率越高。亚热带季风气候,水、旱灾害频繁,与地震一样对疫灾具有一定的诱发机制,自然疫源地也影响着疫灾的分布,是滇西南鼠疫高发的主要原因;社会因素方面,云贵川地区山地较多,人口密集,交通便利,交往频繁的相对平坦区是疫病高发的热点区,战争除对本地疾病爆发造成影响外,病菌还会随军队和难民的迁移而扩大影响范围,少数民族聚居区特有的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疫灾的流行。云贵川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在抗战爆发后,因国民政府首都内迁,成为抗战大后方而得到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纷纷建立起了公共卫生行政、服务和防疫体系。快速的“畸形”发展使得各卫生机构几乎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思想上公共卫生意识渐开,政府受中央的支持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社会有识之士以科学的方法宣传防疫思想,普通民众在科学防疫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禳灾解疫的风俗习惯。虽有这一段快速的发展期,其公共卫生水平与沿海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这一繁荣景象在抗战胜利后,各方面支撑力量的回迁,卫生事业又陷入了濒于停滞的状态。
张青磊[5]（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认为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苏东敏[6]（2016）在《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频繁,研究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及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查阅民国时期重要的报纸、两省的新方志资料,运用文献整理、时空分析的方法,以年度为纲,疫灾要素为目,建立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的疫灾序列,以此揭示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闽浙一年四季均有疫灾流行,夏秋季节是多发季,与闽浙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区,气象灾害繁多,水旱灾频繁发生有关。民国前期闽浙地区年年受灾,疫灾频度为100%,疫灾广度为72.46%；民国中期,闽浙地区疫灾频度均达到100%,疫灾广度为89.86%；民国后期,闽浙地区疫灾频度仍为100%,疫灾广度高达96.38%,波及县数呈上升趋势。福建省疫情以闽南、闽东各县最为严重；浙江省疫情以钱塘江中下游地区的浙东北最为严重。在闽浙地区涉及的十一种疫灾种类中,鼠疫、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流行最广的传染病。在民国后期闽浙逐步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卫生行政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制度。省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市卫生行政机构、县卫生院、区（乡,镇）卫生所逐步建立行使卫生行政职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除省立医院后,1938年以后闽浙各县逐步建立起了县卫生院、区卫生分院、乡镇卫生所,除了公立卫生部门逐渐完善外,私人诊所、教会医院、华侨医院也构成了闽浙地区重要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卫生防疫体系方面,对环境卫生、饮水卫生等公共卫生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检疫防疫体制不断完善；中公私立高等医科院校和护士、助产等中等医学校不断建立,同时一些民间社团组织也是重要的防疫力量。公共卫生体系从无到有,契机正是疫灾对其的影响,疫灾的流行客观上促进了闽浙地区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虽然疫灾流行对卫生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如导致政府官员罹难,工作系统崩溃,难以有效应对疫灾,医院人满为患,经费短缺,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环境更加恶化,疫病继续流行。但是疫灾流行促使人类积极去应对这种生命攸关的挑战,对政府部门来说,疫灾流行不仅仅是责任,更是需要履行的义务,政府通过不断扩充卫生行政机构,制定卫生行政制度,建立传染病防治业务机构,建立善后救助机构,组建临时性防疫机构等一系列的措施积极应对。疫灾和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矛盾体。同时在疫灾与公共卫生体系的相互作用下,民众的防疫意识、政府防疫制度、精英防疫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防疫观念从毫无防疫思想到对传染病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精英人群逐渐认识到瘟疫的传播主要由病源体、传播媒介和易感人群三方面组成,所以要采取措施进行有效防控；政府逐渐对法定传染病的预防、上报、隔离、诊治、善后制定了专门防疫制度条例,并且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治理、陆路和海陆交通防疫、特殊人群保护的制度。
方海清[7]（2016）在《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和成本效益分析》文中认为【目的】为了了解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及监测的成本效益现状,发现基层疟疾监测能力存在的问题,测算监测的成本与效益结构及比值,提出优化基层疟疾监测工作及资源配置的建议,为基层进一步开展消除疟疾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及文献计量分析,了解国内外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现状及其研究热点与前沿;通过现场问卷法收集基层疟疾监测的基本数据,运用多种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基于文献及专家咨询法确定成本与效益分析框架,并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分析疟疾监测的投入产出情况。【结果】（1）国内外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文献计量研究显示,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仍然较为集中在疟疾病例检测与识别、疟疾传播途径的诊断、疟疾发病的治疗以及疟疾病原学发现等方面,对基层监测能力的评估与经济学评价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2）样本地区基本建立了消除疟疾的政府领导小组、专家小组及技术指导小组,防治参与机构主要包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区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以及出入境监测管理机构。（3）样本地区疟疾工作人员的疟疾核心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73.06%,其中疟疾基础知识、疟疾防治知识、疟疾病症知识、疟疾病原知识的知晓率分别为81.82%、71.92%、71.47%、65.62%;县级医院及县疾控的工作人员的总体知晓率均超过80%,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知晓率分别为67.02%和56.20%;工作人员监测能力的平均得分为76.52±15.9分,有52%的人员处于高水平组（>80分）,33%的人员处于中等水平组（60-80分）,仅有15%的疟疾工作人员处于低水平组（60分以下）;监测能力水平的影响因素包含职称（χ2=55.676,P<0.001）、学历（χ2=0.040,P<0.001）、机构类别（χ2=100.255,P<0.001）、月均收入水平（χ2=68.091,P<0.001）、上年培训次数（χ2=7.130,P<0.028）。（4）基层疟疾监测成本效益分析框架中,成本框架包含5项21个指标,效益框架包含3项9个指标。（5）T县2013年疟疾监测的总成本约为937963元,其中病例检测与治疗、疫情监测、培训与会议总成本、健康教育、督导考核等成本分别占比84.80%、8.79%、3.01%、1.61%和1.79%;T县2013年疟疾监测的总效益为1415618元,其中避免疟疾患病产生的效益、避免疟疾患者住院产生的效益和社会效益分别占31.67%、12.35%和55.98%。（6）T县全县人均疟疾监测成本和人均疟疾监测效益分别为0.83元和1.25元,成本效益比1:1.51,单位血片监测成本为70.16元,单位阳性血片监测成本为40781元。【结论】（1）在消除疟疾阶段,我国基层疟疾监测能力有了显着提升,但与消除疟疾的目标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疟疾监测的经费投入和物力投入有待加强,需进一步提升受疟疾威胁人群的疟疾核心知识知晓率及工作人员主动监测的积极性。（2）基层疟疾监测能力,尤其是乡村两级的监测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疟疾防治人员的疟疾相关知识的培训。（3）基层疟疾监测的成本结构不太合理,可在确保疟疾病例发现能力提升的前提下适时推广使用耗时更短、成本更低的快速诊断试剂进行疟疾初筛,节约监测成本。血检阳性率较低,成本效益比值相对偏低。
王晶[8]（2015）在《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多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以普洱市全球基金疟疾控制项目为例》文中提出传染病防治面临旧传染病复燃和新发传染病不断增加的威胁,云南边境地区气候炎热潮湿,适合多种病菌滋生,山高林密,无天然和人工屏障。经济发展落后,卫生条件不足,边民防病意识薄弱,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频发。边境传染病防控不是单个卫生部门或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就能控制的,传染病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防和治结合,需要边境居民改变生活习惯,提高防病意识,更需要整合资源,各部门相互配合,防范于未然,在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方面通力合作,使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真正落实到位。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深入访谈法进行研究。文献分析主要归纳总结国内外各领域多部门合作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各部门和项目负责人进行深入访谈了解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相关部门的合作现状和所承担的职责,掌握普洱市全球基金疟疾控制项目的开展状况及实践经验,在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借鉴普洱市全球基金疟疾控制项目多部门合作管理经验为构建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多部门合作框架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通过研究分析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现状,找出云南边境传染病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农村医疗卫生能力不足,缺乏开展传染病防治的必要条件,卫生机构之间缺乏合作交流；在传染病防治中,各部门缺乏合作意识,认为与自己工作无多大联系,若上级安排任务,只完成安排的任务内容；在传染病防治多部门合作中缺乏必要的合作机制来保证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普洱市全球基金疟疾控制项目中的第六轮项目主要针对边境疟疾防治开展,其中多部门合作模式可以为本文提供经验借鉴。通过对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情况和个案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通过建立多部门合作的管理机制,成立合作领导小组,构建合作管理模式,建立包括信息通报制度、实行责任目标管理制、合作督导考核体系等机制来规范多部门合作。建立多部门合作的防治机制,以实现云南边境地区加强传染病的救治工作,加强社区和出入境防病管理,加强全民健康教育等传染病防治目标。
徐毅雯[9]（2014）在《疟疾防治项目评价研究 ——以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疟疾是全球最普遍且最严重的热带病之一,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与艾滋病、结核并列全球三大公共卫生问题。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消除疟疾指南,鼓励和支持具备消除疟疾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消除疟疾。2008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通过了《全球疟疾行动计划》,提出到2015年消除疟疾死亡病例,并最终在全球根除疟疾的宏伟目标。疟疾曾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疟疾防治历经四大阶段,贯彻预防为主,科学防治的方针,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疟防成就。根据2006-2008年全国各县（市、区）的疟疾发病率统计,我国97.38%的县（市、区）连续3年的发病率已降至1/万以下或无当地感染病例,标志着我国的疟疾防治已由控制进入消除。2010年5月,我国发布《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决定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消除疟疾工作,提出“到2015年,全国除云南部分边境地区外,其他地区均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到2020年,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2009年我国申请全球基金国家策略申请疟疾项目获批,作为我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益补充,为我国消除目标的如期实现提供有力的经费支持,并为我国消除疟疾乃至其他国家消除疟疾提供项目管理经验。研究目的通过整理分析全球基金NSA项目的投入、活动、产出、防治效果与结果等数据,对该疟疾防治项目进行评价,并分析我国疟疾发展趋势,对我国今后疟疾防治工作提供参考建议。研究方法1.文献分析。查阅中国及全球疟疾防治效果评价等相关文献、我国疟疾防治相关政策或技术文件以及中国疟疾疫情相关统计数据,整理归纳我国疟疾防治现状与疟疾发展趋势。2.二手数据收集与分析。收集了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的投入、干预与活动、结果等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了梳理和分析。3.运用“投入-活动-产出-结果-长期结果”的“结果链（results chain）"逻辑框架分析评价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对具有我国消除疟疾行动代表性的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各项数据的研究,对照《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的阶段目标和工作指标,对总结经验,寻找差距,能更直观地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成功与不足之处,今后开展消除疟疾工作具有借鉴和示范意义。研究结果1.防治效果明显：NSA疟疾项目实施两年来,全国88%的一类县（市、区）疟疾发病率已降至万分之一以下,无本地感染病例的一、二类县（市、区）的比例分别达到了21%、86%。云南、海南两省以县为单位的恶性疟发病率持续下降,到2011年12月31日,海南省全省已无本地感染恶性疟；云南省恶性疟发病率接近十万分之一。全国疟疾疫情报告显示,项目期间,我国疟疾发病率大幅下降,且报告疟疾病例的县数明显减少,全国疟疾流行地区分类发生改变,疟疾病例类型比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防治指标基本达标：“疟疾病例实验室检测率”指标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完成值为97.83%“疟疾病例实验室确诊比例”指标超过了预期目标,完成值为84.86%；规范治疗完成率与目标值仍有差距,为85.69%,休根治疗完成率则大大超出预期,达到了147.90%。“拥有至少一顶长效蚊帐/药浸蚊帐的家庭比例”超过了预期目标,完成值为88.29%；但“疫点处置率”、“调查前一夜睡在长效蚊帐/药浸蚊帐内”完成值较预期目标还有较大差距,需予以加强。健教宣传覆盖率达98.09%（12509/12753）,居民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和中小学生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均较项目实施前有显着提升。较好完成了对各级专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受培训人数分别占项目地区乡级医务及防保人员的63.41%和村医总数的98.02%,且94.9%的镇卫生院人员和村医对项目培训表示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3.项目投入提供疟防保障：NSA疟疾项目资金、卫生产品等物资的投入极大地缓解了项目地区实现消除疟疾目标所需资源的不足,项目采购下发的显微镜、长效蚊帐、杀虫剂、快速诊断试纸条等卫生产品,及时弥补了各级疾控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疟疾诊断、预防方面的物资缺口；而交通工具、办公设备等物资的采购下发,也为基层开展项目工作和消除疟疾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资保障,为今后该地区开展疟疾防治工作打下了物质基础。NSA疟疾项目除了对专业技术人员各类技术培训外,还开展各类项目管理培训,使项目人员、财务人员学习掌握了全球基金项目管理理念,开拓了工作思路,提高了管理水平,为确保项目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提供了人才保障。NSA疟疾项目开展工作过程中注重加强政府动员和多部门合作,畅通沟通渠道,为消除疟疾工作提供了机制保障。结论与建议1.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的执行使我国的疟疾疫情有明显下降,其干预措施和项目管理经验对我国今后消除疟疾工作有借鉴意义。同时,我国疟疾发病的分布情况发生了改变,我国消除疟疾工作已经进入到新一阶段,因此根据疫情变化,转变我国疟疾防治应对策略,对我国实现消除疟疾目标意义重大。在本地感染病例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输入病例已成为目前我国疟疾防控工作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全国疟疾流行县的重新划分也意味着疟疾防治资源配置需要重新统筹分配。2.在今后我国消除疟疾的进程中,建议如下：1.引入NSA疟疾项目管理理念和方法,借鉴项目成功经验,提高疟疾防治工作质量；2.进一步规范疟疾防治工作的管理,加强地方防治机构的重视,提高疟疾防治效率；3.持续防治经费投入,针对消除疟疾形势变化,统筹整合资源开展工作,加强关键技术研究,关注消除策略转变与技术创新。
何北明[10]（2013）在《民国时期北京地区水、旱、传染病等灾害灾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及历史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对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灾害灾荒进行综合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更具体、更直观地再现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灾害灾荒状况及其应对措施,本文还采用了个案分析、归纳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以期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社会原貌,以史为鉴,为今日的抗灾防荒提供启示。第一章主要记述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发生的重大灾害灾荒,并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灾害灾荒特点为后文的深入探讨提供依据。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灾害多发,其中影响严重的主要有水灾、旱灾、传染病,因此本文的论述以此三种灾害为主,从宏观的角度对民国三十八年间北京地区发生的重大灾害的灾情概况进行全面的论述,从中探寻灾害灾荒的特点：灾害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春旱秋涝,灾种多,次生、衍生灾害突出,群发性强；灾荒的特点则表现为无年不灾,无灾不荒,荒情十分严重,特别是日军侵占北京期间荒情最重,但传染病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第二章主要分析灾害灾荒的成因。自然因素是导致灾害灾荒发生的直接原因,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因素对灾害灾荒的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本章提出造成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几乎无年不灾,无灾不荒现象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以及河流水系；而近代以来,生态环境恶化、政局动荡,战乱不断、水利失修,吏治腐败、人民生活贫困、科技落后,迷信思想作祟则是造成灾害灾荒严重的主要的社会因素。第三章主要分析灾害灾荒的影响。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抗灾力低下,造成北京地区逢灾即荒,反过来连年不断的灾荒得不到控制,又给北京政治秩序、经济发展乃至灾民心理造成巨大冲击。灾害灾荒最直接的后果即是大量贫民因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受灾致残致死,活下来的因生计无以为继,有的背井离乡,踏上外出逃荒之路,有的则聚众暴动,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灾害常常导致农业歉收,工业、交通、通信设施毁损,这反过来又恶化了民众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利于灾后救助,而且阻滞了北京城的近代化发展。在连年灾荒的社会环境下,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受害者,都是灾民。一方面灾害灾荒给灾民造成严重的生理戕害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面对灾荒大家守望相助,形成了一种积极的抗灾心理,正是在这种心理的引导下,慈善义赈迅速发展起来,并推动着官方救助走上近代化的救灾之路。第四章主要对政府防灾救荒的思想与实践进行论述。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传统的救荒思想及荒政措施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继承,同时近代化的防灾模式逐渐建立,机构设立逐步完善,从京师警察厅至赈济委员会,灾害灾荒的管理开始走上程序化的道路,逐步完善的法律法规,多样的赈灾资金筹集方式为防灾救荒提供了法律和财政的保障,水利工程与医疗救治的发展凸显了近代防灾救荒技术的进步。1924年、1929年和1939年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三个重灾年份,虽然灾害的发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三个年份分别属于民国时期三个不同时期,灾后救助有明显的差异,1924年灾害发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应对灾害灾荒时多采取的是临时性临事性的措施,最典型的表现即是冯玉祥将军在爱国心的驱动下积极救助；1929年国都南迁对北京的灾荒救助有定制影响,但南京国民政府在灾荒的应对上更注重制度建设,有制度按程序防灾救荒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进步性,1939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三年,当时日本已经全部占领了北京,借助日伪政府控制北京,虽然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敌后辖区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救助,但伪政府的统治却加重了荒情。第五章主要分析社会救济。本章首先简要论述了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慈善义赈组织的发展概况,由于北洋政府时期官赈废驰,民间慈善义赈组织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总体处于自发阶段,力量分散。在救助的过程中民间组织逐渐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制定了-系列旨在规范慈善义赈组织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在不干涉其独立发展的前提下加强对义赈组织的监督。通过比较1917年和1921年北京地区民间组织的救助,本章提出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政府救助和民间救助的关系表现出从借力到让位的转变,凸显了动荡的环境下社会力量的强大。1912-1948年是古老的中国从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转型时期,防灾救荒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伴随着中国的近代化步伐艰难地前行着。虽然政府与民间组织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灾前预警机制的缺失,各种救灾机构缺乏监管,腐败问题也十分突出,严重地阻滞了前行的步伐,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得到改善。因而在防灾救荒中发展是关键,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是防灾救荒的发展方向,民国时期的经验为今天的防灾救荒提供了借鉴,而今天在继承的同时勇于创新的才是正确的灾荒救助的出路。
二、广西河池地区人民医院1999年法定传染病疫情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河池地区人民医院1999年法定传染病疫情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国内研究 |
| (二)国外研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 史料选择 |
| 五 写作难点 |
| 六 创新之处 |
| 七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陕西省政的背景和基础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省制改革历程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省制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1929-1937)的省制 |
| 第二节 陕西政局变动与省制演变 |
| 一 陕西省制的初步确立——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 |
| 二 陕西省制的发展变化——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下的陕西 |
| 三 西安事变后的陕西省制——从杨虎城系孙蔚如到蒋介石系蒋鼎文 |
| 第二章 陕西省政的演变 |
| 第一节 陕西省政的权力运作方式 |
| 一 特殊时期的陕西省政权力运作方式 |
| 二 正常时期的陕西省政运作方式 |
| 第二节 陕西省政的日常运行机制 |
| 一 陕西省政府综合办事机构—秘书处 |
| 二 陕西省政府执行机构—各厅 |
| 三 陕西省具体事务管理机构—各专管处、局及委员会 |
| 第三节 陕西全省行政网络的构建 |
| 一 西安市(西京市) |
| 二 行政督察区 |
| 三 县及其县以下行政组织 |
| 第三章 陕西省政的管理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国民军联军(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冯玉祥系控制下的陕西省政管理(1927 年—1930 年 10 月) |
| 第二节 稳定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杨虎城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邵力子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三节 整理时期陕西省政管理 |
| 一 王一山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二 孙蔚如时期的陕西省政管理 |
| 第四章 陕西省政的地位 |
| 第一节 陕西所属地理位置的争论 |
| 第二节 孙中山等的陕西省政建设思想 |
| 一 孙中山的开发西北思想 |
| 二 蒋介石的西北抗战观 |
| 三 陕西省执政人物的建设陕西思想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陕西省政的关注 |
| 一 冯玉祥时期 |
| 二 杨虎城时期 |
| 三 邵力子时期 |
| 四 孙蔚如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4）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区域概况 |
| 2.1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
| 2.1.1 地形 |
| 2.1.2 气候 |
| 2.1.3 河流 |
| 2.2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社会经济概况 |
| 2.2.1 人口与交通 |
| 2.2.2 政权与战争 |
| 2.2.3 政区与沿革 |
| 3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分布 |
| 3.1 数据来源及相关概念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相关概念 |
| 3.2 疫灾流行的时间分布 |
| 3.2.1 季节变化 |
| 3.2.2 年际变化 |
| 3.2.3 长期趋势 |
| 3.3 疫灾流行的空间差异 |
| 3.3.1 疫灾总体空间分布 |
| 3.3.2 单个疫种空间分布 |
| 3.4 本章小结 |
| 4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的影响因素 |
| 4.1 自然环境因素 |
| 4.1.1 地形 |
| 4.1.2 河流 |
| 4.1.3 气候 |
| 4.1.4 自然灾害 |
| 4.1.5 自然疫源地 |
| 4.2 社会环境因素 |
| 4.2.1 人口 |
| 4.2.2 交通 |
| 4.2.3 战乱 |
| 4.2.4 风俗 |
| 4.3 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 |
| 5.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5.1.1 卫生行政机构 |
| 5.1.2 卫生行政制度 |
| 5.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5.2.1 公立卫生部门 |
| 5.2.2 私立医疗机构 |
| 5.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5.3.1 设立防疫机构 |
| 5.3.2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
| 5.4 本章小结 |
| 6 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影响下的公共卫生意识变迁 |
| 6.1 政府防疫制度的完善 |
| 6.1.1 专门的防疫制度 |
| 6.1.2 卫生经费的增加 |
| 6.1.3 清洁卫生法规 |
| 6.1.4 交通防疫法规 |
| 6.1.5 学校卫生法规 |
| 6.2 社会精英防疫思想的变迁 |
| 6.2.1 防控传染源的思想 |
| 6.2.2 防控传播途径的思想 |
| 6.2.3 防控易感人群的思想 |
| 6.3 普通民众防疫观念的变迁 |
| 6.3.1 迷信防疫习俗 |
| 6.3.2 节日防疫习俗 |
| 6.3.3 相沿成俗的防疫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2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概况 |
| 2.1 地理区位 |
| 2.2 政区沿革 |
| 2.3 社会概况 |
| 3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 |
| 3.1 疫灾时间特征 |
| 3.1.1 季节变化特征 |
| 3.1.2 年际波动特征 |
| 3.2 疫灾空间分布 |
| 3.2.1 疫灾总体分布特征 |
| 3.2.2 单个疫种分布特征 |
| 3.3 小结 |
| 4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 |
| 4.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4.1.1 卫生行政机构 |
| 4.1.2 卫生行政制度 |
| 4.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4.2.1 公立卫生部门 |
| 4.2.2 私立医疗机构 |
| 4.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4.3.1 公共卫生管理 |
| 4.3.2 检疫防疫体制 |
| 4.3.3 医学教育体系 |
| 4.3.4 民间社团组织 |
| 4.4 小结 |
| 5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和疫灾的互动 |
| 5.1 疫灾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 |
| 5.1.1 对公共卫生行政体系的冲击 |
| 5.1.2 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冲击 |
| 5.1.3 对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冲击 |
| 5.2 公共卫生体系对疫灾的应对 |
| 5.2.1 扩充卫生行政机构,制定卫生行政制度 |
| 5.2.2 建立传染病防治业务机构 |
| 5.2.3 建立善后救助机构 |
| 5.2.4 组建临时性防疫机构 |
| 5.2.5 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举办卫生运动 |
| 5.2.6 设立临时防疫医院 |
| 5.2.7 管制交通,隔离患者 |
| 5.2.8 发放疫苗,强制注射 |
| 5.3 小结 |
| 6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 6.1 民众防疫观念的嬗变 |
| 6.2 精英防疫思想的嬗变 |
| 6.2.1 传染源防控 |
| 6.2.2 传播途径防控 |
| 6.2.3 易感人群防控 |
| 6.3 政府防疫制度的变迁 |
| 6.3.1 专门的防疫制度 |
| 6.3.2 清洁卫生法规 |
| 6.3.3 交通防疫法规 |
| 6.3.4 学生防疫法规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7）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和成本效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文献计量分析 |
| 1.2.2 国内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文献计量分析 |
| 1.2.3 国内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研究现状 |
| 1.2.4 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层疟疾监测的相关内涵界定 |
| 2.1 监测相关内涵界定 |
| 2.2 监测成本效益相关内涵界定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分析 |
| 3.1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防控现状 |
| 3.1.1 样本地区的选取 |
| 3.1.2 样本地区疟疾流行状况 |
| 3.2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组织体系运行情况 |
| 3.3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工作人员的疟疾监测能力现状分析 |
| 3.3.1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工作人员的结构分析 |
| 3.3.2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工作人员的疟疾核心知识知晓率现状分析 |
| 3.3.3 疟疾工作人员监测能力现状 |
| 3.3.4 疟疾工作人员监测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财力投入情况 |
| 3.5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物力投入情况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成本效益分析 |
| 4.1 疟疾监测的成本与效益框架确定 |
| 4.1.1 文献研究法初步确定成本效益分析框架 |
| 4.1.2 专家咨询法确定成本效益框架 |
| 4.2 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成本与效益的核算 |
| 4.2.1 样本地区与周期的选取 |
| 4.2.2 基层疟疾监测的成本效益核算的假定条件 |
| 4.2.3 样本地区的疟疾监测的成本核算 |
| 4.2.4 样本地区的疟疾监测的效益核算 |
| 4.3 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成本效益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我国基层疟疾监测能力及成本效益的讨论分析 |
| 5.1 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讨论分析 |
| 5.2 基层疟疾监测的成本效益讨论分析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的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的创新性及展望 |
| 6.2.1 研究的创新性 |
| 6.2.2 研究的局限性 |
| 6.2.3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调查问卷及专家咨询表 |
（8）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多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以普洱市全球基金疟疾控制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多部门合作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多部门合作的研究 |
| (二) 国内多部门合作的研究 |
| (三) 国内外多部门合作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传染病的相关概念 |
| 二、多部门合作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 |
| 二、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相关关系分析 |
| 一、合作的必要性 |
| 二、合作的可行性 |
| 第二章 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现状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形势 |
| 一、云南边境概况 |
| 二、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特殊性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现状分析 |
| 一、法制建设逐步完善 |
| 二、传染病防治能力逐步提升 |
| 三、口岸防控体系逐步建立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主体和职责 |
| 一、政策制定主体和职责 |
| 二、医疗卫生主体和职责 |
| 三、其他协助主体和职责 |
| 第四节 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存在问题 |
| 一、缺乏社会参与的合作意识 |
| 二、卫生系统内部不同职能的条块分割影响合作效率 |
| 三、缺乏长效合作机制 |
| 第三章 普洱市全球基金疟疾控制多部门合作项目分析 |
| 第一节 普洱市全球基金疟疾控制项目简介 |
| 第二节 合作主体和职责划分 |
| 一、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
| 二、社会组织 |
| 第三节 部门合作工作机制 |
| 一、建立分级领导负责制 |
| 二、多部门合作机制 |
| 三、中缅边境防治协调机制 |
| 第四章 完善云南边境传染病防治多部门合作机制 |
| 第一节 多部门合作防治目标 |
| 第二节 建立多部门合作管理机制 |
| 一、成立多部门合作领导小组 |
| 二、建立多部门合作管理模式 |
| 三、建立信息通报制度 |
| 四、实行责任目标管理制 |
| 五、建立合作督导考核体系 |
| 第三节 建立多部门合作防治机制 |
| 一、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传染病救治能力 |
| 二、建立社区和出入境防病管理制度 |
| 三、广泛开展全民健康教育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疟疾防治项目评价研究 ——以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背景 |
| 2 研究目的与目标 |
| 3 资料与方法 |
| 3.1 资料来源与内容 |
| 3.2 分析方法 |
| 4 技术路线图 |
| 5 结果与分析 |
| 5.1 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地区概况 |
| 5.2 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投入情况 |
| 5.3 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具体干预措施/活动 |
| 5.4 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干预产出情况 |
| 5.5 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干预结果 |
| 5.6 长期结果 |
| 6 讨论 |
| 6.1 防治效果与消除目标 |
| 6.2 防治策略与工作指标 |
| 6.3 防治成本与保障措施 |
| 7 结论与建议 |
| 7.1 引入NSA疟疾项目管理理念和方法,提高疟疾防治工作质量 |
| 7.2 持续防治经费投入,统筹整合资源开展工作 |
| 7.3 加强关键技术研究,关注消除策略转变与技术创新 |
| 7.4 加强多部门合作,动员全社会参与消除疟疾工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综述 我国与全球疟疾防治进程与现状 |
| 参考文献 |
（10）民国时期北京地区水、旱、传染病等灾害灾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相关学术成就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频繁发生的灾害灾荒 |
| 第一节 灾害灾荒概要 |
| 一、水灾及荒情概要 |
| 二、旱灾及荒情概要 |
| 三、传染病及疫情概要 |
| 第二节 灾害灾荒特点分析 |
| 一、灾害特点分析 |
| 二、灾荒特点分析 |
| 第二章 灾害灾荒频发的原因探析 |
| 第一节 自然因素 |
| 一、地理环境因素 |
| 二、气候环境因素 |
| 三、河流水系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因素 |
| 一、生态环境恶化 |
| 二、政局动荡,战乱不断 |
| 三、水利失修,吏治腐败 |
| 四、人民生活贫困 |
| 五、科技发展缓慢,迷信思想作祟 |
| 第三章 灾害灾荒的社会影响 |
| 第一节 灾民流徙糜集,社会动荡 |
| 一、灾民致残致死 |
| 二、灾民大量流亡 |
| 三、灾民糜集,引发社会矛盾 |
| 第二节 农村城市经济受损,灾民生存条件恶化 |
| 一、农业生产衰退 |
| 二、城市经济受损 |
| 第三节 亦无助亦相助,影响社会心理 |
| 一、心理伤害 |
| 二、直面灾荒,守望相助 |
| 第四章 灾害灾荒的政府救助 |
| 第一节 传统荒政的思想与模式 |
| 一、巫术救荒思想 |
| 二、传统的荒政模式 |
| 第二节 近代化的防灾救荒机制 |
| 一、专业机构设立 |
| 二、立法保障 |
| 三、财政保障 |
| 第三节 防救并举的政府救荒实践 |
| 一、水、旱的防救措施 |
| 二、传染病防救措施 |
| 第四节 灾后救助比较以1924、1929和1939年的三次重灾为中心 |
| 一、1924年的灾情与救助分析 |
| 二、1929年的灾情与救助评析 |
| 三、1939年的灾情与救助评析 |
| 第五章 灾害灾荒的社会救助 |
| 第一节 北京慈善义赈的发展概况 |
| 一、北洋政府时期慈善义赈组织的概况 |
|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慈善义赈组织的变化 |
| 第二节 北京慈善义赈的救灾实践 |
| 一、官赈借助义赈——以1917年海河水灾救助为中心 |
| 二、官赈让位义赈——以1921年京畿大旱救助为中心 |
| 结语 |
| 一、防灾救荒,关键靠发展 |
| 二、防灾救荒,现代化是方向 |
| 三、艰难前行,继承创新是出路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民国北京地区灾害灾荒年表 |
| 后记 |
四、广西河池地区人民医院1999年法定传染病疫情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延边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研究（1945-1965）[D]. 尹明国. 延边大学, 2021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4]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吴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6]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苏东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和成本效益分析[D]. 方海清. 华中科技大学, 2016(11)
- [8]云南边境地区传染病防治多部门合作机制研究 ——以普洱市全球基金疟疾控制项目为例[D]. 王晶. 云南财经大学, 2015(07)
- [9]疟疾防治项目评价研究 ——以全球基金NSA疟疾项目为例[D]. 徐毅雯. 复旦大学, 2014(08)
- [10]民国时期北京地区水、旱、传染病等灾害灾荒研究[D]. 何北明. 首都师范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