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特殊农产品税收征管的调查与思考

一、关于加强农业特产税征管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金德谷^[1]（2016）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文中指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党中央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在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推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或发展工程,同时出台了与国家战略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到边疆民族地区投资兴业,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筹集了资金。国家和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投入资金,推动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当前,学界从经济学、税收学等学科研究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成果较多,却较少从民族学视角入手,分析和讨论税收如何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个案,在实地田野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税收在促进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取得的成效。此外,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笔者还将重点关注边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状况。本文认为,税收对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促进作用。税收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通常凭借两种途径：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税收政策,使之作为调节经济的杠杆,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发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税收收入作为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工具,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的城市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等领域的动力来源和物质支撑,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凭借税收的途径促进了边疆民族的发展,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推动并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除绪论外,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在本文绪论部分,笔者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以及田野调查点概况。第一章为“满洲里市税收概况”。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简述满洲里市征税的历史,此后,运用税收学的分析方法对当前满洲里市国税和地税数据及其特征进行分析状况。比如运用宏观税负分析,得出满洲里的税负在合理区间运行；运用税收弹性分析,表明满洲里的税收增长要快于经济增长。从税种结构来看,满洲里的税收主要来源包括营业税、增值税等；从产业结构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而从企业经济类型来看,满洲里税收来源囊括了国有企业和股份公司。在本章的后半部分,笔者还借助个案访谈材料,对满洲里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税收情况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税收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在第二章中,重点探讨了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那么,税收如何促进满洲里的经济发展?本章以税收三大支柱：对外贸易、旅游业和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分析了税收对满洲里畜牧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对外贸易在满洲里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满洲里财政收入贡献占60%。国家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在边疆民族地区鼓励发展边境贸易,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采取减半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调整为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边贸企业发展。此外,对边民互市规定货值范围内的生活用品采取免关税的政策,激活了边贸市场,促进满洲里对外贸易的发展。旅游业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国家将西部地区旅游景点和景区经营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税收优惠政策范围,享受企业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同时内蒙古自治区出台扶持旅游业发展政策,比如对农家乐、牧户游等旅游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旅游包机业务返还50%的营业税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旅游业发展。工业发展是满洲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满洲里市政府根据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税收政策制定了鼓励工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工业发展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设备抵扣税收等,促进了满洲里的工业发展。2005年1月,内蒙古比全国提前一年取消了牧业税,这对满洲里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调整营业税的起征点方面,满洲里市政府从2009年的5000元提高到2011年的2万元,鼓励各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从而促进满洲里批发零售业的发展。总体而言,满洲里市的各项税收政策和措施,较快地促进了满洲里市的经济发展。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当税收收入纳入财政收入之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途径,把税收资金（财政收人）投入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民族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促进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边民生活质量提高及文化发展。根据每年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资金分析,满洲里政府在社会各领域建设的资金投入是逐年增加的,而且重视民生事业发展,2013年,其民生领域的支出甚至占到财政总支出近40%。在社会保障与就业领域,满洲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逐年提高,从2004年的130元提高到2014年的540元。同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增加。在就业方面,国家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吸纳失业人员,享受税收抵扣,促进当地失业人员再就业。2004年到2014年满洲里的城镇失业率维持在4%左右,反映了满洲里就业发展良好。边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反映满洲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高,可支配收入从2009年到2014年提高了1.67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2005年到2014年提高了4.53倍。此外,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建设文化基础设施,举办节庆活动,出台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满洲里的文化发展。在第四章中,重点从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出发,探讨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事业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上。政府通过投入财政资金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鼓励少数民族孕妇去医院住院生产,满洲里市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较快。此外,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到满洲里就业,这样外来少数民族的流入,带来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通过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笔者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满洲里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原因。在生计方式变迁方面,历史上满洲里牧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生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到满洲里发展,提供较好的工资待遇,很多牧民放弃游牧生计,选择到城市企业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商家发展民族服饰,不仅弘扬了民族文化,还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增收。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少数民族重大节日活动,比如蒙古族祭敖包、回族古尔邦节等节日屠宰牲畜免除屠宰税,之后又逐步取消了屠宰税,这对少数民族饮食发展有积极作用的。此外,在住房方面,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对少数民族棚户区改造,及其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契税低税率优惠,带来了少数民族住房的发展。在交通方面,政府投资修巷道、硬化道路,方便少数民族出行。这些措施提升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使得当地的民族关系得以和谐发展。第五章主要讨论边疆、税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税收促进满洲里整体的社会发展,边民受益,从而增强了边民国家认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比邻国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这也增强我国边民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边民对于未来生活的选择往往有着非常理性的认知,“用脚投票”选择他们认为税收环境、发展环境更好的国家发展。在不同场域中,不管是少数民族、汉族的民族区分,还是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的国籍区分,边民往往会选择那种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身份来认同。在本文最后一个部分,笔者对税收在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思考。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讨论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税收功能、特点和影响,分析满洲里税收与经济的数量关系,分析税收杠杆与满洲里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内在关联,以及税收杠杆与国家统筹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讨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税收如何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任宝玉^[2]（2007）在《“财政下乡”：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对我国乡镇财政设立以来刘乡的调查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经济分析方法为指导，在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财政合法性这一分析性概念，并具体运用财政合法性概念，对我国中部农业地区刘乡的财政治理状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个案考察。本文以农村基层政府财政作为研究农村政治的切入点，以财政合法性概念为基本叙述逻辑，紧紧围绕财政与政治、财政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具体描述了刘乡财政设立以来20多年的演变历史，探讨了刘乡财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合法性状况，分析了影响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的主要因素，指出了财政合法性与财政治理体制、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本文最后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即导言、正文、结论与讨论。其中正文部分共分六章。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项研究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选题的客观依据以及选题的意义、对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本研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和具体研究方法、本项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处等。其中，财政合法性是本文尝试提出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这也是本项研究的一个特色所在。第一章主要是介绍个案乡的基本情况及其所属的类型特点，以便于人们正确认识本个案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本个案选择的是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农业乡，在税费改革之前，农业和农民是该乡的财政基础和支柱。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主要是采取历时的叙述方式，根据刘乡财政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为一章。第二章主要是在对我国集中型财政的演变以及农村经济制度的演变作简单回顾的基础上，介绍了我国财政从集中型财政到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变革以及乡镇财政的设立。其中重点考察了个案乡早期财政（1984-1988）的特点。个案乡财政设立初期由于受传统的集中型财政制度的影响，表现出了“统收统支”的特点，但很快就被“分灶吃饭”体制所取代，乡镇财政初显独立性。第三章主要考察个案乡1989年至1994年间的财政体制、财政状况及其特点。1989年，刘乡乡镇金库的建立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得以确立，乡镇财政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为增强；而另一方面，在“压力型”的政府体制下，县财政通过制定与调整对乡镇的财政管理体制，变相挤压乡镇财政，此外还直接抽取乡镇财力，使乡镇财政的负担加重。县财政的持续挤压以及乡镇财政自身增加可控财力的冲动，使乡镇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汲取的力度，集体提留资金和预算外收入快速增长。在传统的财政治理方式下，乡镇财政汲取的快速增加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受农村改革所产生的绩效合法性的影响，这一时期，财政合法性问题尚未凸现。第四章主要考察个案乡1995年至1998年间的财政体制、财政治理状况及其特点。这一时期，个案乡的财政汲取数额继续高速增长，并在1998年前后达到最高点。这一时期个案乡财政膨胀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财政监督的严重缺失以及财政扩张的内在冲动。财政监督的缺失还导致了财政使用效率不高，甚至诱发了财政腐败。由于乡镇财政治理体制尚未转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乡镇政府只有不断强化传统的财政汲取方式，甚至不惜背离国家的有关政策。这一时期，由财政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五章主要考察个案乡1999年至2001年间的财政治理状况及其特点。这一时期，由于农村财政的过快增长受到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基层政府的政治承受能力的双重限制，国家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管制措施。因而，这一时期刘乡财政汲取数额略有下降并趋于稳定。但由于不断强化传统的财政征收措施以及扩张预算外财政的冲动，刘乡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并未得到好转。同时，由于财政支出管理存在严重缺陷，财政收入难以增加，而增支因素又不断增加等原因，乡镇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并导致财政合法性危机有所扩散。第六章主要是考察2002年至2005年间个案乡的农村税费改革。这次农村税费改革从费改税到降低农业税税率，再到全部取消农业税并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中间只经历了短短的3年时间，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乡镇财政以及农村基层政府的合法性随之改善。但税费改革也造成了乡镇财政减收，乡镇政府的财政功能受到一定的消极影响。农村税费改革开始使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农村财政从传统财政向现代财政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这次改革并不彻底。不仅收入领域的改革不彻底，而且支出领域的改革基本上未触及，县乡之间的财政关系也未理顺，改革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文章的结论部分概括了本项研究的主要认识成果。基于对个案的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乡镇财政一旦设立，它就会获得相应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会彰显其扩张的本性；在我国传统的财政治理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扩张也即意味着农民负担的增长，这个过程通常会伴随着财政合法性的下降；在乡镇财政发展演变过程中，县乡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是造成乡镇财政扩张的重要因素；和农民负担、县乡财政关系等相比，乡镇财政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是影响乡镇财政合法性状况的更为根本的原因；本世纪初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对改善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改革似乎尚未完全跳出传统的减负思路，并没有对财政治理体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造，因此并没有彻底解决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问题。文章最后对如何根本确立我国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是解决我国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的治本之策。为此，首先应当理顺农村基层政府财政与国家财政以及与上级政府财政的关系，建立科学、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从制度上保障基层政府财政的公共性，使其真正成为民有财政、民治财政和民享财政；确立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的具体路径应是从建立和是完善农村基层政府财政预算制度开始。

王军辉^[3]（2005）在《河北省农村财务监督管理体系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新时期的思考》文中指出2004年、2005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两份农村“一号文件”,“一号文件”的发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为了切实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国务院办公厅2000年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并于2002年在全国推广,之后进一步制定了取消农业税的方案,河北省部分县作为2000年税费改革试点进行了农业税改革,2002年河北省作为全国扩大试点省份在全省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收入显着增长,但是在税费改革实施过程中,在农民负担减轻、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县乡财政收支、债务偿还、转移支付资金等方面问题突现,为了“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为了确保税费改革的成果、保障农民的既得利益,在税费改革的新时期,必须针对税费改革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尽快完善农村财务监督管理体系,为解决“三农”问题理好财。本文针对目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新情况,在分析税费改革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完善农村财务监督管理体系。农村财务监督管理体系的完善有助于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并巩固税费改革的成果,为农村税费改革保驾护航;有助于完善农村的财务管理制度,为农村财务监督规范提供借鉴;有助于缓解农村干群关系,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本文在分析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河北省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和税改新时期农村财务监督管理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农村财务管理成功经验,运用财务管理和农业政策理论,从农村财务收支审批制度、农村财务审计制度、农村财务公开制度、农村民主理财监督制度及农村财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五方面对农村财务监督管理进行了规范和完善。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是以规范性研究为出发点,初步提出了农村财务监督管理规范体系,同时针对河北省税费改革新时期农村财务管理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河北省农村财务监督管理的规范提供有益的参考,对河北省农村税费改革新时期的农村财务监督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锋^[4]（2005）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农民增收减负的长效机制,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一场涉及到全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关系调整的深刻社会变革,农村税费改革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也引起了不少学者对改革进程和前途的关注。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假设在维持现有税费制度格局基础上如何完善,思路多局限在政策设计者指定的框架内,而且大多研究仅限于对税费改革的试点阶段的成绩概括或者做法详细列举。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往往追求理论翻新,就负担而说负担,最终当然无法解决负担问题。本文在研究中高度概括以往的研究情况,紧密结合中央关于“三农”的最新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两个趋向”等作为理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将研究核心放在如何解决配套改革阶段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问题,更注重从宏观制度层面提出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前瞻性。全文由导论、五章主体内容和余论七个部分构成。 第一章、导论。首先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目的、意义。其次,就国内外有关税收、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等相关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归纳和概述。最后,就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以及本研究的创新作了说明。 第二章、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负担和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本章通过纵向比较,主要探讨了封建社会农民负担和王朝存亡的关系,分析考察了历史上典型的税费改革,为推动今天农村税费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章、国外涉农税收制度分析研究。本章通过横向比较,主要探讨了国外涉农税收制度的制度的特点:“使用者付费原则”或“直接受益原则”、一般不单独设立农业税,主体税种中或其他相关税种中给与农业一定优惠,有的表现为直接给予轻税政策,或者在统一的税率下实行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业进行保护,给予农民以直接补贴。为我国解决农民负担问题,促进农村税费改革深化提供一定借鉴。 第四章、我国农民负担问题分析研究。本章主要通过重新界定农民负担含义、详细分析我国农民负担问题产生背景、农民负担构成及其特点、成因、危害等,指出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所在:以分税制为代表的现行财政体制弊端和以“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为特点的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弊端结合,导致基层政府在人员机构膨胀的同时陷入了“吃饭财政”的困境,导致了税外收费的“三乱”产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直接制度原因。从更深层次考虑,农民负担过重是我国重城轻乡、重工轻农、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的产物,是政府推行剥夺农业、偏向城市的歧视性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的必然

巴志鹏^[5]（2005）在《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负担问题研究》文中提出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后,我国农民负担渐趋沉重。农民负担过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在积极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改革中会不断产生新问题。所以,对土地家庭承包制下农民负担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了解农民过重负担产生的原因、演变的规律,并积极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新途径,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篇论文除了导言和结语之外,共分 8 章。第一章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负担问题进行回顾。在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饱受封建地租、徭役、兵役等沉重负担之苦。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农民负担问题仍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历代政权更迭的主要导火索之一。 第二章写土地家庭承包制下我国农民的负担状况,从整体上介绍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诸多负担的全貌和演变情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新的土地经营模式也使得农民负担问题逐步显现,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后,农民的税内税外负担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农民负担遂演变成一个重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第三章剖析农民负担过重带来的不良后果。农民负担过重,不但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他们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农民收入低,负担重,广大农村市场就启动不起来,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乏力。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导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因农民负担引发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 第四章分析对土地家庭承包制下农民负担过重的经济、政治原因。农业税制的缺陷和弊端、分税制的不完善、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过多等等都对农民负担造成很大影响,但农民负担过重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第五章写中国共产党减轻农民负担的种种努力。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相关部委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李普亮^[6]（2005）在《乡镇财政收支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乡镇政府的建立,我国各地普遍开展了设立乡镇一级财政的试点工作。乡镇财政自建立以来,作为一个比较综合的经济职能部门和财政体系中的一个基层环节,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推动农村各项事业进步以及完善国家财政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宏观政治、经济、财政体制的改革及农村经济形势的演进,乡镇财政收支的诸多问题日益浮出水面。特别是始于2000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了屠宰税、农业特产税,曾经在多数乡镇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农业税也即将退出舞台。在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下,乡镇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冲击,同时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无法足额弥补乡镇财政因税费改革而净减少的收入,导致许多乡镇尤其是农业乡镇收支缺口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使得乡镇财政收支的部分问题得以解决或缓和,部分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税费改革前后的乡镇财政收支表现出了显着的差异性和延续性。新形势下,如何化解乡镇财政收支困境、巩固乡镇财政的基础地位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项研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综合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拟对乡镇财政收支进行全面、系统地论述。文章内容共包括七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已有研究的综述、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本文主要创新点以及研究难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首先对乡镇财政的职能与收入、支出的逻辑关联进行了分析,之后较为深入地阐述了科学界定乡镇财政职能的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并基于上述两个理论提出乡镇财政的职能在于通过征收税费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第三部分对农村税费改革前的乡镇财政收支进行了考察。对收入和支出的考察均侧重于结构、变化特点和问题三个视角,同时对乡镇财政收支问题恶化的必然产物——负债进行了分析。 第四部分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收支进行了考察。分别阐述了

黄忠球^[7]（2005）在《农村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影响分析及对策》文中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具体举措。随着税费改革由小范围试点到大面积的推行,税费改革在农村所产生的矛盾日益凸现,对村民自治的影响相当深远的。 文章对村民自治和税费改革的内涵进行了宏观阐述,进而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实证上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了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积极作用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税费改革规范了征税制度,减轻了农民负担,从而既密切了干群关系又减轻了村委会的征税负担,同时完善了村民议事制度,加快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消极影响的一面主要是税费改革中断了村级财政的经济来源,村民自治工作难以开展,村级班子利用公共权力“寻租”产生腐败问题,同时转移支付加强了上级对村级的控制,阻碍了村级民主化的进程。造成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税费改革理论上缺乏持,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以及具体操作实施困难。 文章针对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的消极影响,如何做到既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又完善村民自治,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主要对策:（一）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防止税负不均;（二）加大转移支付,健全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三）实行“一事一议”制度,加快村民自治建设;（四）深化体制改革,理顺各组织的关系;（五）建设配套改革措施,完善制度缺陷。

付艳涛^[8]（2004）在《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追踪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农民的问题以“增收难负担重”的现状凸现出来，成为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这是一个有几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向现代化发展必须解决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民低而不稳的收入与沉重的负担形成强烈反差。在农民增收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就更为迫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体系的追踪研究，为进一步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出可供选择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使农民负担具有透明性、确定性和可控性，从而解决现阶段农民负担过重以及为减负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 论文首先阐述了农民负担的涵义、状况及其加重的原因。并分析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农村税费改革的必要性，肯定了税费改革的成果；同时通过对近几年各地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追踪调查，发现改革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乡镇财政缺口加大；基层政权运转困难；乡村债务负担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等等。论文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税费理论研究的经验教训（由于农业是弱势产业，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政策上都体现着扶持和保护，一般不单独征收农业税），在原有税费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及其配套措施，突出表现在：（一）巩固农村费税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二）加大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农村税费改革提供必要的财力保证；（三）突出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重点，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立足在使农民增收的基点上，促进经济发展；（四）加快乡镇机构改革，理顺县乡财政体制，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郎秀云^[9]（2004）在《当代中国乡—村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基层农村管理体制中并存着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载体 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府 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 按照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制度安排 乡镇作为国家基层政权依法行政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 依法自治 一系列成文法律都已确认村委会的自治性质 并划定了乡政权和村治权各自的运作空间 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 领导关系 而是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 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 然而 自 乡村分治 以来 人们关于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究竟是 抑或应该是 指导关系 还是 领导关系 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乡 镇 村关系的调处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困难 两种权力的运作界限不明 相互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乡 村关系中不规范 不协调甚至相冲突的一面 严重制约着乡镇政府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对农村基层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中后期 乡 村关系的对抗型特征逐步显现 农民聚众抢 砸乡政府 乡政府 全副武装 进入村庄收粮 收款的报道不断见诸极端 在农村改革讨论和学术研究中 干群关系社会稳定 农民负担 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论题 调整乡 村关系不仅是农村基层工作中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而且成为重构乡村治理体系 甚至成为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核心问题 本论文通过对乡 村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考察 旨在对重构乡村基层政权改革提出对策建议 以促进农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发展 本文认为 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 我国的乡 镇 村关系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当前我国农村不同地区的乡 镇 村实际的关系状态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 变动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 不同的乡 镇 村关系状态不尽相同 就中国大多数乡村来说 从乡镇对村委会人事 财务及事务的实际干预和控制能力及干预程度上看 当前我国乡镇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 或者说是一种行政化的乡 村关系 与法律规定的 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 乡 村关系失调表现在乡村层面 而症结却存在于宏观体制之中 总地说来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种种矛盾根源于现行的行政体制 财政体制 党政关系和村民自治制度本身 压力型的行政体制是造成乡村关系失调的压力源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和现代化需求的驱动下 在现代化过 1<WP=5>程中选择了赶超型战略 而赶超型战略的实际实施往往以压力型行政体制为制度支持的 乡镇政府作为行政体系中的最基层组织 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 这决定了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 计划和任务 最终都要乡镇政府加以贯彻 落实 面对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 为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乡镇政府必然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对村委会的渗透 影响和控制 包括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 乡镇财政危机是乡村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 分税制带来的正税收入不足和 压力型体制 导致的财政支出使乡镇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乡镇财政短缺成为常态 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乡镇政府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村委会 试图凭借行政权控制与支配村委会 从村庄汲取财政资源 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 两委 体制则为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提供了便利条件 村党支部与村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乡镇党委与乡政府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村支部直接受乡镇党委的领导 在这个权力关系链中 村党支部成为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的中介 这种合法的权力格局为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提供了合法 合理而又便利的条件 村民自治是国家主导和法制权威下的授权性自治 自治空间有限 村委会的行政职能过分膨胀 侵蚀自治职能 处于行政紧约束下的村委会自主性缺失无力提出民主的强劲要求 也不能有效抵制乡政府的不正当操纵和控制 村委会的有限自治是村委会过度行政化的内在原因 乡 村关系行政化 损害了乡镇政府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损害了国家法律权威 也损害了党组织的领导和权威 降低了党组织的协调能力 而且削弱了社会自主能力和群众自治能力 恶化了政府与农民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阻碍了国家的民主化 法制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从宏观层面考察 可以看出 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不甚协调 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 国家 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失衡 在一定意义上说 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的反映 是长期以来国家推行 剥夺农业 向城市倾斜 宏观政策的恶果 乡村关系的调适须要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宏观体制改革为前提 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的构建需要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进行制度创新 否则微观层面的努力很可能劳而无功 这要求以全面的科学的发展观取代片面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 以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取代 一国两策 城乡分治 的发展战略 乡村关系的调适是 乡政 与 村治 的双重改造过程 笔者认为 由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业仍然是小农经济 对于大多数的农业型乡镇而言 未来相当长时期总体上是一个 温饱有余 小康?

詹玲,黄阳平,郑之^[10]（2003）在《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关于福建省松溪县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查与思考》文中认为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 ,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 ,保护农民利益 ,维护农村稳定而推行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一项战略性举措 ,是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农村工作的具体体现。本文以福建省松溪县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情况的实地调研入手 ,分析了该县农村税费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 ,阐述了此次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主要做法、成效和经验 ,探讨了改革中仍面临的难点 ,并提出相应的几点建议。

二、关于加强农业特产税征管的调查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加强农业特产税征管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财政下乡”：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对我国乡镇财政设立以来刘乡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3）河北省农村财务监督管理体系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新时期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负担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乡镇财政收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农村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影响分析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8）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追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中国乡—村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关于福建省松溪县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加强农业特产税征管的调查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税收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为例[D]. 金德谷. 中央民族大学, 2016(04)
• [2]“财政下乡”：农村基层政府财政合法性问题研究 ——对我国乡镇财政设立以来刘乡的调查与思考[D]. 任宝玉. 华中师范大学, 2007(04)
• [3]河北省农村财务监督管理体系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新时期的思考[D]. 王军辉. 河北农业大学, 2005(06)
• [4]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D]. 王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03)
• [5]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负担问题研究[D]. 巴志鹏.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 [6]乡镇财政收支研究[D]. 李普亮. 山东农业大学, 2005(02)
• [7]农村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影响分析及对策[D]. 黄忠球.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5(03)
• [8]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追踪研究[D]. 付艳涛. 河北农业大学, 2004(04)
• [9]当代中国乡—村关系研究[D]. 郎秀云. 复旦大学, 2004(01)
• [10]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关于福建省松溪县农村税费改革的调查与思考[J]. 詹玲,黄阳平,郑之.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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