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下)(论文文献综述)
曾皓[1](2020)在《“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研究:确立、遵守与执行》文中研究表明中印两国在双边关系改善后,应把"在边界争端解决前保持中印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从双方的政治共识上升为条约义务。虽然这一条约义务在理论上对中印两国具有一定的遵守引力,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印度方面的原因,该条约义务处于遵守困境状态。为了维护领土主权与国家尊严,中国有权依据国际法对印度施加强制执行措施,以促使印度一秉善意遵守该条约义务,确保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曾皓[2](2020)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西藏因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藏问题与中印边界问题密切相关。英帝国及其殖民后的印度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是中印边界争端产生与发展的原因。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西藏从来就不是"独立国家"。印度政府的主张——中印边界早已由西藏地方与外国缔结的"边界条约"正式划定——毫无国际法根据。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印两国在历史上只存在一条由双方历来行政管辖范围所及而逐步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在1959年以前,西藏地方政府对现今中印边境地区东段、中段以及西段空喀山口以南的争议地区,长期、持续、和平与公开地宣示或行使管辖表明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历来属于中国。中国所主张的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才具有历史与法律根据。
曾向红,罗金[3](2020)在《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文中研究指明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着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对峙等)、外交谈判、互利合作。通过对中国处理1962年与2017年两次中印边界危机、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的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分析框架得到了初步验证。文章通过探讨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不同应对措施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厘清影响中国政府针对陆上边界问题采取差异化应对措施的因素,还有利于为中国恰当地处理中印领土争端及其他陆上争议边界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进而为改善中国周边外交、保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张长江[4](2018)在《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经历了戏剧性变化。1950年4月中印两国建交,5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达到友好合作的顶峰。随着国际格局的调整,特别是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的直接影响,中印关系逐步紧张,1959年因边界争端导致武装冲突,最终陷入僵局。从无到有,由热变冷、大起大落是这一时期中印关系最显着的特征。推动中印关系发展演变的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地缘因素至今仍对当前中印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当前外交实践有所裨益,是本文选取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宗旨所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以冷战国际格局、中印两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影响中印关系的西藏和边界问题几个关键要素为节点,将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继承了英印政府的对藏政策,希望将西藏变成中印两国的缓冲区,进而支持中国西藏地方的分裂活动,并且通过军事手段逐步向麦克马洪线推进;尼赫鲁政府的这些做法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1950年中印建交后,尼赫鲁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积极配合。但是印度政府在竭力阻挠西藏和平解放未果之后,大举向麦克马洪线推进,截止1953年,完全侵占了两国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1954年中印签订的“西藏协定”初步解决了影响两国关系的西藏问题。此后中印两国总理实现互访,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大国际事务上密切配合,两国文化交流频繁,中印关系达到高潮;1956年美苏两大集团内部矛盾暴露,美苏两国为获取冷战有利地位积极改善同印度关系,印美、印苏两国关系逐步升温。而中美两国继续处于对抗状态,中苏关系则日趋恶化,国际格局的转变,大国关系的调整,挤压了中印两国合作的空间,中印关系逐步降温;1959年3月西藏叛乱后,尼赫鲁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损害了中印关系,遭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中印两国围绕西藏叛乱的斗争很快传递到边界问题上,随后发生的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使中印关系因领土争端而迅速恶化,逐步从友好合作转向武装对抗,最终导致了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印关系由此陷入冰冷的谷底。本文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的大起大落是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种趋势就是这一时期中印关系中蕴含的友好合作的趋势和紧张对抗的趋势。这两种趋势交织进行,使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呈现出时而紧张,时而缓和,既有友好合作,也不乏激烈斗争的基本面貌。美苏冷战,危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成为中印两个新兴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反帝反殖、追求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成为推动中印友好合作的重要因素。而冷战背景下,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西藏问题和边界争端为表现的地缘政治竞争,则是导致中印两国政治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特定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竞争是影响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此外,中印两国的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等非结构性因素也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简言之,在中印两国相互依赖程度不高的前提下,当国际格局的演变使中印两国面临共同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又为两国提供足够的合作空间时,中印关系趋好的势头就会加强;反之,边界争端等地缘因素则会导致中印两国关系的紧张甚至对抗。这两个因素为我们分析中印关系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陈静[5](2018)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政府决策逻辑》文中认为作为中国西南最重要的邻国以及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印度在中国的周边外交及和平崛起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边界争端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虽然双方均致力于妥善解决争端,但领土争议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对两国的边境安全、政治互信以及地区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何有效认识中印边界争端、化解两国争议,促使双边达成有效解决方案,是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攻克的瓶颈。借助历史资料及已有研究成果,本文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由来,梳理了 1962年中印战争、1987年桑多洛河谷对峙,以及2017年洞朗对峙的源起经过及结果。三次主要的中印争端均由印方主动挑起,又在出现危机时率先退让。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增加了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困难。借助国际政治理论的层次分析方法,本文将从个人层面、国家层面、体系层面三个层次入手,分析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政策决策逻辑。尽管历次边界争端发生的历史背景、缘起经过均不相同,但印度政府的边界政策始终遵循了一致的决策逻辑。本文将其概括为“层次-递进”决策逻辑,即随着边界争端沿着“出现争端—协商与否—对抗与否—争端结局”的过程发展,个人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三个层次的因素,会逐步递进,共同影响印度边界政策的走向,最终导致与中国在争端问题上和而不解。具体而言,印度政府领袖的对华态度决定了边界争端是演变为两国矛盾亦或局部摩擦,印度的国家战略目标决定了印度政府在争端出现后是否愿意采取协商,大国关系格局决定了印度是否会在协商失败后采取冲突对抗,而两国间的实力对比则决定了冲突后的边界现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外交智慧,需要两国的战略引领,也需要国际环境的演变推动。从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决策逻辑来看,两国要取得在边界问题的突破,仍然需要加强双方高层对话协商,增进战略合作,保持良性竞争。同时,中国也需要增强综合实力,保持优势防御,树立正面的大国形象,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努力构建“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姬文波[6](2018)在《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印度自认为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重施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先是派军队渗透到桑多洛河谷(旺东地区),随后又进入克节朗地区,并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中国进行挑衅。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有意加剧边境危机以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政权。为遏制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西藏边防部队进入旺东和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对峙。中印边界局势再次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由于中印两国政治领袖的理性和克制,以及两国军事力量有效威慑和国际政治的制约,中印两国政府都没有选择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边界纠纷。在中印双方的外交努力下,中印边界危机在1987年8月后逐步平息。此后较长时间,中印边界东段的局势保持了相对平稳。
郑皓莹[7](2017)在《中印关系中的认知错位现象分析 ——以中印边界问题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中印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印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当中最重要且影响深远的问题,两国之间为此发生了1962年边界战争,边界战争以及边界战争后更加复杂化的边界问题至今仍对两国关系产生着影响。学界对于中印边界战争的研究非常多,但作为中印边界问题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认知错位的角度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分析的学者较少。本文引入社会认知理论中的认知失调理论和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错误知觉理论,采取历史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搭建出认知错位理论的基本框架,把认知错位分为交互认知错位和自我认知错位两种类型,以中印边界问题为主要案例,以1962年战争为界,分为战前、战中、战后三个时期,分别对中印两国在这三个时期内的认知错位行为进行分析。战前是指从两国建交到关系恶化时期,即1950年到1959年,在这段时期,双方在领土的归属和边界问题的解决途径这两个问题上的认知错位现象较为突出,因此两种认知错位现象都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战中是指从边境冲突到边境战争时期,即1959年到1962年,这段时期,双方的交互认知错位体现在1962年10月边界冲突之前双方对这场战争的定位和预期上。印方自我认知错位的案例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而中方的自我认知错位主要是认为印度内部以尼赫鲁为首是团结一致地要发动战争。战后是指从大使缺位到关系正常化时期,即1962年11月21日之后,这一时期的交互认知错位现象体现在对于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理解,印度认为是中国对印度进行“扩张”,中国认为是印度的“前进政策”导致其侵入中国境内,中国只是对此进行了反击。中国的自我认知错位可能体现在,战争既已结束,印度理应吸取教训,双方应共同致力于和平共处,但结果却未如中国所愿,双边关系趋于恶化;而印度的认知错位体现在,忽略中方的善意,选择性忽视中方释放出的谋求和平的信号。经过理论和案例的结合,本文总结出认知错位现象的几个特点,并对认知错位的升级和降级机制进行了讨论和分析,试图为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较为新鲜的视角,探讨国家间如何避免因误解而产生双方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张永攀[8](2016)在《21世纪以来的中印边界研究述评》文中研究指明中印边界问题研究在进入21世纪以来,成果丰硕。国内学者主要从中印边界史、中印边界与冷战关系、中印边界与美国、苏联等国的关系,以及从民族国家构建与民族主义角度对中印双边关系角度进行了研究,并有部分学者结合博弈论、危机管控、地缘政治等提出了解决中印边界争议的策略与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是与近年来新公布的英、美和中文档案有关,研究成果突出了新史料、新观点和交叉学科的应用。这种态势也与中印关系走向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冀图解决边界问题相关。
杨勉,张乐[9](2015)在《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文中指出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是中国最早与邻国着手解决的陆地边界问题。二者历史起源相同,问题属性相似,但中缅边界争端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中印边界则爆发战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由此形成中国解决领土争端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文一武"两个范例。在近年中国与海洋邻国岛屿归属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对比分析导致中印和中缅边界问题情况相似但处置结果和走向截然不同的原因,既是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张卫彬[10](2015)在《中印领土西段边界争端中的证据分量问题——基于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判案证据规则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印西段领土边界纠纷呈现升温趋势。从证据分析角度看,1684年和1842年条约因相关条款含糊不清而缺乏证据效力;同样,印度主张的各种地图也缺乏证明价值。与之相比,历史证据和有效管理证据证明我国对西段地区具有领土主权。印度以实际控制为据企图对抗我国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主权,因1959年关键日期已"固化"其归属于中国,所以其采取的任何嗣后利己行为不具有可采性。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印两国为了维持边界的稳定谈签了一系列协定,但鉴于印度依据片面理解的实际控制线,不断在西段部分地区制造各种事端,故我国应对此采取切实有效的反措施,进而为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提供法理和相关证据基础。
二、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下)(论文提纲范文)
(1)“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研究:确立、遵守与执行(论文提纲范文)
一、“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的确立 |
(一)中国克制忍让是“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确立的前提 |
(二)中国采取适度的威慑战略是“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确立的保障 |
(三)中印关系缓和是“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确立的基础 |
二、“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的遵守 |
(一)促使中印两国遵守“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的激励因素 |
(二)遵守“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的现实困境 |
(三)阻碍印度遵守“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的不利因素 |
第一,中国对印度的违约行为制裁不够。 |
第二,中印两国间缺少互信。 |
第三,难以澄清中印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 |
第四,印度奉行诸多不利于中印边境地区和平稳定的外交政策。 |
第五,国际环境有所变化。 |
三、“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的执行 |
(一)反措施 |
(二)反报 |
(三)报复 |
(四)自卫 |
四、结论 |
(2)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西藏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一、英帝国及其殖民后的印度侵略中国西藏是中印边界争端产生的原因 |
(一)英国侵略中国西藏是中印边界争端产生的历史根源 |
(二)印度继承并实施英国的侵藏政策是中印边界争端形成的现实原因 |
(三)印度越过实际控制线侵略中国西藏是中印边界争端升级的导火索 |
二、辨清西藏法律地位是确定中印边界未经条约正式划定的关键 |
(一)“西藏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印边界争端的关系 |
(二)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可以证明中印边界从未经条约正式划定 |
三、确定西藏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是划定中印边界的根据 |
(一)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印东段边境争议地区的管辖范围 |
(二)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印中段边境争议地区的管辖范围 |
(三)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印西段边境空喀山以南争议地区的管辖范围 |
四、结语 |
(3)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一、文献回顾与本文的分析框架 |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
1.有关1962年中国政府为何采用武力方式处理边界危机的研究成果 |
2.有关2017年中国政府为何采用和平方式处理边界危机的研究成果 |
3.可能的替代性解释 |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 |
二、诉诸武力:以1962年的中印边界危机为例 |
(一)陆地边界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 |
1.陆地边界的政治功能凸显 |
2.陆地边界的安全功能凸显 |
(二)对(由领土争端引发的)威胁程度的认知较高 |
三、展示决心:以2017年的中印边界危机为例 |
(一)陆地边界经济功能凸显 |
1.边境贸易 |
2.次区域经济合作 |
(二)对(由领土争端引发的)威胁程度的认知较高 |
四、分析框架的拓展 |
(一)外交谈判:以1956年中缅边界问题为例 |
1.陆地边界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 |
2.对(由领土争端引发的)威胁程度的认知较低 |
(二)互利合作:以2004年中俄边界问题为例 |
1.陆地边界经济功能凸显 |
2.对(由领土争端引发的)威胁程度的认知较低 |
五、结论与讨论 |
(4)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实践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三、研究方法 |
(一)历史的和地缘政治的研究方法 |
(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三)档案资料的来源和取舍 |
四、论文结构和内容 |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印关系(1947~1949) |
第一节 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战略 |
一、印度的独立 |
二、不结盟政策 |
三、“大印度联邦”战略 |
四、印度的民族主义 |
第二节 影响尼赫鲁政府外交的因素 |
一、党派林立的国内政局 |
二、美苏对立的冷战背景 |
三、陆海复合的地缘格局 |
四、“小集团思维”的决策体制 |
第三节 影响中印关系的两个关键因素 |
一、西藏问题 |
二、边界问题 |
三、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的实质 |
第四节 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
一、企图继承英印政府在藏特权 |
二、制造所谓“西藏独立”的闹剧 |
一、策划支持西藏地方的分裂活动 |
小结 |
第二章 中印建交初期的相互支持与配合(1950~1953) |
第一节 中印建交的历史过程 |
一、尼赫鲁力主同新中国建交 |
二、毛泽东调整对印政策 |
三、中印通过谈判建交 |
第二节 印度政府对新中国国家利益的关切和支持 |
一、印度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
二、印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
三、印度政策的两面性 |
第三节 中印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合作 |
一、印度政府是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渠道 |
二、尼赫鲁反对将中国出兵朝鲜视为侵略 |
三、中国力邀印度参加战俘遣返工作 |
第四节 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和平解放西藏 |
一、毛泽东确立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 |
二、印度阻挠西藏地方代表团赴京谈判 |
三、尼赫鲁放弃干涉中国进军西藏 |
四、西藏和平协议签订 |
小结 |
第三章 中印友好关系的高潮(1954~1955) |
第一节 “西藏协定”的签署 |
一、印度政府希望明确其在藏权益 |
二、中国政府旨在“暂维现状” |
三、回避边界问题的谈判以及协定的签署 |
四、“西藏协定”的影响及遗留问题 |
第二节 中印两国高层互访 |
一、周恩来首访印度 |
二、“开门请客”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
三、毛泽东四会尼赫鲁 |
第三节 中印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
一、中印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密切配合 |
二、尼赫鲁、周恩来引领万隆会议 |
三、梅农赴华斡旋中美关系 |
第四节 毛泽东对印度的战略定位 |
一、印度是世界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国 |
二、东方国家的共同点是中印友好合作的重要基础 |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
四、“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 |
小结 |
第四章 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印关系转向(1956~1958) |
第一节 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
一、美苏两大集团内部矛盾凸显 |
二、美国拉拢印度对抗中国 |
三、苏联大力援助印度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
四、中苏同盟走向破裂与中美第二次台海危机 |
第二节 中印友好中潜伏危机 |
一、1956年周恩来访印 |
二、周恩来劝说访印滞留的达赖回国 |
三、周恩来亚欧之行多次经停印度 |
第三节 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 |
一、中印边界东段的争议及其实质 |
二、中印边界中段的争议 |
三、中印边界西段的争议 |
四、印度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特点 |
第四节 1958年之前中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 |
一、力争“暂维现状” |
二、积极准备谈判解决 |
三、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 |
小结 |
第五章 西藏叛乱与中印关系恶化(1959) |
第一节 摇摆不定的尼赫鲁政府 |
一、尼赫鲁政府的“务实”举措 |
二、印度媒体助力反华浪潮 |
三、尼赫鲁接受达赖喇嘛的政治避难 |
四、尼赫鲁4月27日讲话暴露了其插手西藏事务的真实目的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后发制人的应对之策 |
一、“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 |
二、“文章不做绝了” |
三、“就是要和平” |
第三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藏叛乱的反应 |
一、美国的“战略沉默” |
二、苏联偏袒印度政府 |
三、其他国家的反应各有不同 |
四、“四分五裂”的国际社会加速中印关系恶化 |
第四节 中印边界形势的恶化 |
一、从周恩来尼赫鲁的信件外交看中印边界争端 |
二、朗久事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印第一次武装冲突 |
三、空喀山口事件 |
四、毛泽东建议中印“全线后撤十公里” |
小结 |
第六章 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的特点 |
第一节 中印关系发展中的两个趋势 |
一、友好合作的趋势 |
二、紧张对抗的趋势 |
三、中印关系的平衡机制 |
第二节 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 |
一、中印两国地缘政治属性差异巨大 |
二、历史经验对中印地缘政治战略选择的影响 |
三、地缘政治竞争是中印关系脆弱的根本原因 |
四、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增加了中印关系变数 |
第三节 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非结构性因素 |
一、印度派别林立的政党政治是制约中印友好的重要因素 |
二、意识形态分歧是中印战略互信的障碍 |
结语 |
一、地缘因素对中印两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影响 |
二、中印地缘竞争:从喜马拉雅山到印度洋 |
三、21世纪中印地缘竞争将是全方位的 |
中印关系大事记(1947~1959)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政府决策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有关对外决策理论的研究 |
1.2.2 有关印度对华政策背景的研究 |
1.2.3 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点及难点 |
2 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 |
2.1 拒绝谈判的边界争端 |
2.2 从“会谈”到“前进政策” |
3 历次边界争端的经过及结果 |
3.1 1962年中印战争: 从“前进政策”走向战争 |
3.2 1987年中印对峙: 从“棋盘行动”走向谈判 |
3.3 2017年洞朗对峙: 从“保卫不丹”走向缓和 |
4 历次边界争端中的印度决策背景 |
4.1 1962年中印战争 |
4.1.1 尼赫鲁政府的一意孤行 |
4.1.2 边境优势防御地位的争夺 |
4.1.3 美苏争相拉拢的“中立”优势 |
4.2 1987年中印对峙 |
4.2.1 拉吉夫版“前进政策” |
4.2.2 印度内政外交吃紧 |
4.2.3 外部国际形势逆转 |
4.3 2017年洞朗对峙 |
4.3.1 莫迪政府强势出击 |
4.3.2 中印地缘政治竞争 |
4.3.3 中国崛起引发围攻 |
5 印度对华边界政策的“层次-递进”决策逻辑 |
5.1 领袖对华态度主导边界问题走向 |
5.2 国家战略目标左右边界协商意愿 |
5.3 大国关系变动影响边界冲突强度 |
5.4 两国实力对比决定边界争端结果 |
6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前进政策”期间中印军事外交往来(1961-1962年) |
(6)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一、旺东事件的发生 |
二、印度政府决定采取强硬姿态 |
三、中国边防部队举行“874”演习对印方展开反渗透、反蚕食斗争 |
四、中印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努力淡化危机使局势缓和 |
五、几点结论 |
结语 |
(7)中印关系中的认知错位现象分析 ——以中印边界问题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中印关系简述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研究难点和研究价值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价值 |
四、不足之处 |
第二章 认知错位的理论来源 |
第一节 错误知觉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 |
一、错误知觉理论 |
二、认知失调理论 |
第二节 认知错位的内涵、原因与机制 |
一、认知错位的含义和分类 |
二、认知错位产生的原因 |
三、认知错位的升级和降级机制 |
第三章 从两国建交到关系恶化时期(1950-1959)的认知错位现象 |
第一节 中印边界主张概述 |
第二节 中印在领土归属问题上的认知错位 |
一、领土主张与事实判断的矛盾 |
二、中国的愿望思维与印度的自圆其说 |
第三节 中印在边界问题的解决途径上的认知错位 |
一、和谈划界与已定不谈的矛盾 |
二、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印度的自我矛盾 |
第四章 从边境冲突到边境战争时期(1959-1962)的认知错位现象 |
第一节 中国是否会武力反抗 |
第二节 中国的统一性知觉和印度的盲目自信 |
一、中国——认为尼赫鲁“非打不可” |
二、印度——过高估计自身影响力 |
第五章 从大使缺位到关系正常化时期(1962-今)的认知错位现象 |
第一节 战争责任的相互认定 |
第二节 中国谋求和平的努力与印度忽视的善意 |
一、中国——对印度“大国梦想”的忽略 |
二、印度——忽视中国的善意 |
第六章 中印边界问题中认知错位的特点和升降机制 |
第一节 认知错位现象的特点 |
第二节 认知错位现象的升级与降级 |
一、认知错位现象的升级机制 |
二、认知错位现象的降级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缅边界与中印边界争端的相似性 |
(一)都有涉及相当面积的三段边界领土争端 |
1.中缅边界三段争端 |
2. 中印边界三段争端 |
( 二) 都是英国殖民侵略的遗留问题 |
1. 英国在中缅边界地区的侵略 |
( 1) 英国军事蚕食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地区。 |
( 2) 英国武力炮制 “1941 年线”,侵占阿佤山大片地区。 |
( 3) 英国名义上 “永租”,实则 “永占”中国猛卯三角地。 |
2. 英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侵略 |
( 1) 私划所谓 “麦克马洪线”,觊觎中国藏南地区。 |
( 2) 私划所谓 “约翰逊线”,觊觎中国阿克赛钦和巴里加斯地区。 |
( 3) 不断武力蚕食中印边界中段的藏民村庄和牧场。 |
( 三) 中缅、中印双边关系属性的相似性 |
1. 缅甸和印度都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批正式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 |
( 1)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
( 2) 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 |
2. 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二截然不同的争端处置方式和结果 |
( 一) 中缅边界争端和平解决 |
1. 和平谈判签订边界条约 |
2. 中缅边界解决方案 |
( 二) 中印边界爆发战争 |
1. 印度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 “前进政策” |
2.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
三影响中缅、中印边界争端不同处置路径的背景和原因 |
( 一) 印度霸权式的地缘战略和扩张性的领土政策 |
1. 尼赫鲁的 “大国” 梦和欲变西藏为中印之间 “缓冲国”的幻想 |
2. 印度拒绝谈判和妥协、一味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扩张性领土政策 |
3. 尼赫鲁的自负、误判和投机 |
4. 大国势力的挑唆和印度的挟洋自重 |
( 二) 缅甸现实主义的地缘认知和维护现状的领土政策 |
1. 缅甸基于现实主义的地缘认知主动与中国修好 |
2. 面对冲突,缅甸接受中国管控危机的合理建议 |
3. 缅甸赞成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原则,同意与中国互谅互让,一揽子解决问题 |
4. 缅甸坚持双边谈判框架,受国际因素干扰较小 |
( 三) 中国坚决扞卫领土主权的原则和睦邻友好的地缘政治方针 |
1. 新中国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稳定周边、争取有利环境有机结合 |
2. 中缅边界问题的和平处置确立了互谅互让、一揽子解决的范式 |
3. 中印边界问题的武力处置确立了扞卫底线、正当防卫、教训震慑的范式 |
4. “一文一武” 两种处置范式是中国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宝贵财富 |
(10)中印领土西段边界争端中的证据分量问题——基于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判案证据规则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1684 年和 1842 年条约对证明西段地区主权归属缺乏证据分量 |
(一)1684年条约缺乏证明价值 |
(二)1842年条约未能有效证明两国具体的边界线 |
三、中国主张的有效控制证据具有决定性分量 |
(一)印度主张的有效控制证据证明没有任何分量 |
(二)1959年11月7日之关键日期“固化”西段地区归属于中国 |
四、古代历史和相关地图证据证明西段地区主权归属中国 |
(一)印度主张的历史证据没有任何分量 |
(二)地图标绘的“约翰逊线”、“阿尔达线”和马可尼·麦克唐纳线缺乏证 明价值 |
结语 |
四、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下)(论文参考文献)
- [1]“保持中印边境争议地区和平”条约义务研究:确立、遵守与执行[J]. 曾皓. 法学评论, 2020(06)
- [2]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西藏因素[J]. 曾皓. 中国藏学, 2020(03)
- [3]边界功能、威胁认知与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应对[J]. 曾向红,罗金. 当代亚太, 2020(01)
- [4]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研究[D]. 张长江.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政府决策逻辑[D]. 陈静. 浙江大学, 2018(12)
- [6]1987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J]. 姬文波. 南亚研究, 2018(01)
- [7]中印关系中的认知错位现象分析 ——以中印边界问题为例[D]. 郑皓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7(09)
- [8]21世纪以来的中印边界研究述评[J]. 张永攀. 中国边疆学, 2016(01)
- [9]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J]. 杨勉,张乐. 东南亚研究, 2015(06)
- [10]中印领土西段边界争端中的证据分量问题——基于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判案证据规则视角[J]. 张卫彬. 国际观察, 20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