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初中国税制改革

一、论新世纪初的中国税制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武靖国^[1]（2021）在《从革命到调谐——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发展历程及经验》文中研究表明税收不仅是筹集财政收入和调控宏观经济的工具,亦是协调利益分配、联结国家社会的重要方式。在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税收都发挥了特定作用,由此形成的税收思想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传承和启示意义。从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经历了革命税收观、利税并行观和经济税收观的变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一种全方位税收观初见端倪,它要求税收在发挥固有职能的同时,强化其调谐社会的功能,从而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体、社会各阶层间的有机联结。这应是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

刘峰^[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税收工作实践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沃土上,我国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现代化之路,涵盖基础调节和相机调节协同的税收制度与政策现代化、中央领导和地方创新协同的税收管理体制与机制现代化、精确执法和精细服务协同的税收征管与服务现代化、维护安全和担当责任协同的国际税收现代化等多个层面。在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新时代税收现代化过程中,应继续坚持运用好党对税收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依法治税,科技兴税等党的税收工作基本经验,加快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主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税收治理。

蒋俊兰^[3]（2021）在《绿色税收与技术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文中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不断调整税收政策,加快环境保护相关的税制改革步伐,旨在推动节能减排,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以高质量引领新需求。《“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优化环境质量、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其基本之策在于推进绿色生产生活常态化,而促进绿色转型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同时,考虑到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是应有之义,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同样在于创新。《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让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迈上新台阶,强调了制造业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发展路径。因而以创新塑造制造业发展新优势也成为税制设计与税收政策的着力点。为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我国逐步加快绿色税收体系建设,激励企业快速转型。为此,我国专门开征了环境保护税,另外资源税、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设置比初衷涉及更多税制的绿色功能。但总体上,绿色税种少、征收范围窄、税率不科学等不足,限制了绿色税收技术创新效用的有效发挥。事实上,绿色税收政策不仅是矫正环境负外部效应的保险栓,更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创新的压舱石。同时,制造业企业不同子行业技术创新总增长幅度差异显着且持续扩大,高耗能等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总增长幅度偏低。鉴于此,研究绿色税收体系究竟能否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激励作用以及相应的绿色税收区间,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研究内容分为六章,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绪论、绿色税收与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分析、我国绿色税收体系与OECD国家比较、制造业绿色税收与技术创新的事实特征分析;实证研究部分则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31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绿色税收是否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寻求最佳的绿色税收区间。研究发现,第一,绿色税收对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激励作用,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该门槛值γ1为17.5394,当绿色税收跨越该门槛值时,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好。第二,绿色税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虽然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更好,但绿色税收更能撬动中低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高技术制造业尚不存在门槛效应,中低技术制造业存在单一门槛值γ2为16.9980,低于整体制造业的门槛值γ1,说明中低技术制造业其绿色税收对促进技术创新更敏感;第三,85%的制造业企业其绿色税收并未跨过门槛值γ1,非东部地区制造业以及国有制造业企业处于第二门槛区间占比较高,随着时间的推进,跨过门槛值的企业占比越来越高,说明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力提高。此外,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提高了绿色税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功效。对此,本文对我国现有绿色税收制度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建立以技术创新为政策导向的绿色税收体系,提高中国制造品质,构建新发展格局。

李科^[4]（2020）在《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研究 ——以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为例》文中指出大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世界各国对其都很重视,尤其是在税收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迅速成长壮大,外资跨国公司投资不断增加,大企业对我国税收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企业由于其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分支机构增加、涉及的业务比较复杂等原因,导致其在税收领域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税法辅导和纳税咨询,而是需要更高层次的纳税服务,特别是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纳税服务。包头市的大企业数量虽然占比极少,但大企业的税收收入却是包头市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需要重点关注大企业纳税人的纳税服务,尤其是个性化纳税服务。本文主要通过介绍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的具体做法和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工作缺乏主动性、职能划分不合理、忽视与风险管理的融合等等,从而以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的相关理论,如新公共管理理论和税收遵从理论为指导,从包头市大企业纳税人的特点和纳税服务需求、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工作机制、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体系等方面出发,逐一剖析这些问题,深层次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税务部门在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方面的先进经验,因地制宜,提出适合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的对策建议,提高包头市大企业纳税人对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的满意度、对税法的遵从度,提升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水平。

李玉静^[5]（2019）在《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末新世纪初以来,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关注点。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为教育传统的国家,新世纪以来,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就把原先的教育与就业部改为教育与技能部,把“技能优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自布莱尔政府之后,英国又经历了布朗、卡梅伦、特蕾莎?梅等几任首相的更替,但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一直是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在近20年的时间里,历届英国政府倾其智慧,把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变革,努力为公民提供终身技能培训的机会,提升公民的资格水平及就业能力,增强整个国家的技能基础,以期通过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实现经济发展、产业变革、社会包容和公民个体成长的目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传统的工业化国家,21世纪以来,为什么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变革的动因和特征是什么?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以2001年英国建立教育与技能部为研究起点,以执政党和首相的更替为分界线,从教育政策现象——本质的分析视角出发,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价值选择、利益分配、权力运作三个维度,对英国2001-2018年间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产生过程和本质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分析,主要结论如下。从政策变迁角度来看,以对自由主义历史传统的反思和修正作为逻辑起点,从2001到2015年间,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走过了一条渐进主义变迁之路,2016年开始的以重建与学术教育均等认可的、高水平技术教育路径为目标的改革实现了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范式变革。从政策本质角度来看,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呈现鲜明的特征:在价值选择上,始终把技能人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核心杠杆;在利益分配上,力图构建终身学习、服务全民、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在权力运作上,追求实现政府调控、企业主导、教育机构自主与个人选择间的平衡。从政策变革动因来看,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是其政治经济、历史传统、两党政治以及国际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是英国政府对其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发展薄弱、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以及由此造成的20世纪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国际竞争力下降进行反思和吸取教训。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新科技革命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对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适应和创新。三是执政党基于新的执政理念,为应对生产力水平低、金融危机、产业结构失衡等国内社会经济压力,作出的积极政策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和卡梅伦的“大社会”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施成效来看,英国21世纪以来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在提高人口的总体技能和资格水平、建构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提高国家生产力和就业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距离预期的政策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还有待持续、稳定推进相关改革。尽管如此,从比较教育的视野来看,21世纪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反思,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终身化、全民性、层次完整性的人才培养制度安排;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应采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现代学徒制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有效形式。

田野^[6]（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成就的根基在乡村,我们党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开展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为我们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基础,并且乡村发展也成为我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过程进行反思,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这段历史进程的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理性、科学的对待乡村治理问题,从而为我们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思路。本研究通过扣住权力的运作过程来回顾与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乡村治理进程,通过构建“蓝图—施工—修缮”的工程框架来分析“中央—地方—农村”的权力运行过程,分阶段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治理进程。从1978年到1990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初兴时期。从蓝图看,我们建立起了“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改革开放40年乡村治理的基本蓝图。从施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任务有征收税费、计划生育工作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等,施工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构成,施工过程就体现在这几大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作用。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施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农业发展问题、两委矛盾问题、乡村矛盾问题、干群矛盾问题、宗族问题和乡村伦理危机问题。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困境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1990年组织召开了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旨在通过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来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一会议规划了 90年代乡村治理工程的蓝图。从施工看,这一阶段的治理任务依然是征收税费、完成计划生育指标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此外,农村土地管理和农村维稳工作成为乡村治理新的也是突出的任务。这一阶段的施工者依然是乡镇政府、村干部与普通村民,在村干部群体中,“两委合一、交叉任职”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村级组织建设不断完善,但是乡村治理却矛盾频出,“三农”问题逐渐引起中央和社会的关注,学者将之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调整时期。从蓝图看,中央政府在新世纪伊始就进行了农业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这一调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维稳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依然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此外,申请和实施项目、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强。这一阶段的施工者除了乡镇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县级政府和帮扶人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在项目制下,存在资源不合理使用和资源俘获问题;在农业发展上,依然存在政策滞后问题,并且还面临严峻的耕地面积下降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乡村伦理危机进一步演进。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乡村治理工程的加速时期。从蓝图看,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开始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在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积累过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当前和今后的乡村建设规划了宏伟蓝图。从施工看,土地管理、精准扶贫、环境治理和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任务,施工者除了县乡政府、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外,帮扶人员数量在增加,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从问题反馈与修缮来看,这一时期农业发展存在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放缓的大形势下,农民增收也开始放缓。基层干部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存在普遍的形式主义问题,驻村工作队也面临资源能力有限、乡村排斥等帮扶困境,村级组织建设面临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生态与社会问题依然困扰着乡村发展。四十年来,乡村地区不仅为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巨大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同时乡村地区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也成为我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这种成就,与我们在设计乡村治理蓝图上坚持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工业与农业、区域与整体发展、城市与乡村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在施工上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加强对乡村地区的财政支持,发动体制内外人力资源对乡村发展进行帮扶,在问题反馈与修缮上不断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审查与考核,为施工者畅通反馈渠道,坚持“小修小补”与“大刀阔斧”并行等等分不开。当然,在这些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在未来的乡村治理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从蓝图、施工、修缮几个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林建秋^[7]（2019）在《“营改增”对电信H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11年开始,我国相关部门制定并发布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相关政策。通过“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不但能够使当前的税收制度得到有效完善,同时还能有效推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如果需要交纳的税负得到了有效的降低,那么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企业的实际运营发展过程中,这对投资以及消费模式的优化都将产生有利的作用,最终也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电信行业从2014年6月开始正式实施“营改增”政策,根据具体业务以及服务的不同,增值税的税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随着“营改增”政策在电信行业中的深入实施,必然会对电信行业的财务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以文献资料的分析为基础,充分利用案例以及趋势分析的方法来实证检验以H公司为例的“营改增”政策对我国电信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首先,本文对国内外增值税制度改革的相关理论成果进行归纳梳理,并对我国“营改增”制度实施的必要性和意义展开分析。其次,从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来分析“营改增”政策对我国电信行业整体财务绩效影响。同时为了进一步明确“营改增”对电信企业财务绩效影响,本文以H公司为具体研究实例,分析了“营改增”政策出台前后案例公司的经营结果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并利用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剖析其产生的根源。研究发现,“营改增”对H公司而言是有益的,虽然其短期内会受到“营改增”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国家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以及H公司不断优化其收入结构、扩大投资规模、细化经营模式,其受到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少。新税制可很好地完善H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制,此外还能够使其国际竞争力得以增强。最后,本文充分利用趋势分析法,根据前面对H公司案例分析的结果,提出“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对电信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改善建议。随着“营改增”的不断推进,企业的财务情况将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因此企业需要根据政策的实施采取针对性的财务管理措施,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

张光峰^[8]（2018）在《新世纪日本财政失衡研究》文中认为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大地震等重大事件,日本经济陷入低迷,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21世纪以来,财政赤字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重要经济体不容忽视的经济难题,日本公共财政陷入危机,研究日本财政失衡问题显得越发重要。人口老龄化带来支出上升的压力,成为日本经济最大挑战之一,赤字加大和债务膨胀,走向过度负债。日本需要重新整顿财政秩序,以期恢复财政健康。通过对新世纪日本财政失衡的现状与原因研究,找到改善日本财政失衡问题的有效途径。改善日本财政失衡的思路是增收减支,根本上需要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改善日本财政失衡状况,需要从财政结构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税制改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等四个有效途径入手。财政结构改革应该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支出的需要。减轻老龄化带来的支出压力,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社会保障费用大幅增加的压力下,应该适度发行国债,避免国债费用支出过大。税制改革的减税措施有利于经济繁荣增加税源,消费税的适度提高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对所得税设置更高税档。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保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稳定物价,温和通胀,提高家庭消费水平,扩大需求。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不可长期维持低利率,引导日元汇率适度贬值,促进对外出口。本文对日本财政失衡的基本状况、失衡原因、经济影响、改善途径及对中国启示做了研究。本文结构安排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该部分阐述了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的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财政相关理论部分,该部分阐述了财政相关概念、各学派有关财政理论和税制改革理论。第三章分析了日本财政失衡现状,从日本财政收支入手,并做了部分指标分析。财政收入增长只能依赖消费税的提高,财政支出方面,国债费用与社会保障关系费用是最大的两个支出项。第四章分析了日本财政失衡原因,从上世纪遗留问题、政权更迭频繁财政政策效果不佳、人口老龄化成本与社会保障费用增加、经济不景气与税收变化、外部环境因素等几个方面分析。第五章分析了日本财政失衡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推升物价抑制消费支出,维持低利率,影响对外贸易。第六章重点阐述了改善日本财政失衡的有效途径及对中国的启示,最后是结论总结部分。

肖炎舜^[9]（2017）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提出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杜宜^[10]（2016）在《营改增对我国保险行业的影响》文中提出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四次财税改革,从以增值税为主体,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的流转税制一直过渡到政府调整发展策略,将发展重点转移至第三产业上,不断推进现代服务业拓展,解决重复征税等问题。截止今年5月,营改增全面覆盖服务业。在此过程中,金融业是服务行业改革的重中之重,而保险行业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在改革的探讨与实践中被认为是营改增的重点与难点。保险业在整体财税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与社会长治久安。我国保险行业在今年5月改革前征收营业税,这种税制在时代和国情的大背景下,适应了当时的行业发展需要,同时促进了国内财政收益的提升。但是受到经济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影响,营业税的问题也随之凸显,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结构的优化。保险公司负担了较高营业税,同时却无法抵扣上游环节的增值税,在第三产业税制转型的背景下,保险公司无法实现上下游环节的抵扣,就税收中性原则来说,有所违背,除此之外,经济效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经济发展受到抑制。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今年保险行业营改增全面铺开,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分析我国保险行业税改难点的实际影响,以理论结合实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案例公司为分析样本,讨论营改增对保险行业实际税收负担影响。以期保险行业克服自身行业特殊性,借此税改契机,全面精细化业务管理,梳理业务结构,提升行业竞争力。

二、论新世纪初的中国税制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新世纪初的中国税制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从革命到调谐——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发展历程及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税收工作实践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3）绿色税收与技术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研究 ——以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营改增”对电信H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世纪日本财政失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营改增对我国保险行业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新世纪初的中国税制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从革命到调谐——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发展历程及经验[J]. 武靖国. 地方财政研究, 2021(08)
• [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税收工作实践与展望[J]. 刘峰. 税务研究, 2021(08)
• [3]绿色税收与技术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D]. 蒋俊兰.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4]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研究 ——以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为例[D]. 李科.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0(02)
• [5]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D]. 李玉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的工程逻辑研究 ——基于权力运行的视角[D]. 田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7]“营改增”对电信H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研究[D]. 林建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9(04)
• [8]新世纪日本财政失衡研究[D]. 张光峰. 延边大学, 2018(01)
• [9]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10]营改增对我国保险行业的影响[D]. 杜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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