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彻“三个面向”,不搞“一个面向”（论文文献综述）
姚科敏[1]（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冯林玉[2]（2019）在《农村环境治理制度变迁与模式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决策部署,完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着力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农民人居环境、增强农村环境监管能力和农民群众环境意识、提升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当前农村环境治理的总体目标。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急邃展开,农村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依然突出。相对地,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尚未建立起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有效推进机制,农村环境保护监管能力也十分薄弱。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借助规范性文件分析、政策文本分析、数据对比分析等方法,以农村环境治理的制度变迁与模式路径为立论,指出农村环境治理存在城乡二元制度供给、城乡二元环境权益分配以及城乡二元的治理方式,需要在城乡融合视野下建立农村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完善农村场域中的产权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农村环境多元治理的替代性方案——政府支持下的利益共同体自治。第一章,导论。反思现行农村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追问可能的真正行之有效的因应农村环境问题的治理模式。分析在城乡融合视野下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完善农村场域中的产权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一种农村环境多元治理的替代性方案的旨趣和意义。运用法学、生态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结合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图表分析的方法进行路径描述。第二章,农村环境治理的界定、路径与目标。农村环境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共同管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集体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文章指出农村环境治理需要从根本上实现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动态平衡。农村环境治理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平衡需要相应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组织基础、文化积淀为其提供理念和实践的支撑。通过具体分析指出,农村环境治理所需的政治基础已经具备,而经济基础、组织基础和文化积淀还处于挖掘和培育阶段。第三章,农村环境问题的制度性成因。文章分析了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城乡在环境保护立法规范、中央政策环境权益配置、环境治理模式的制度结构上存在的差异。并以此作为农村环境治理反思当下和重构未来的实践前提。具体分析了1978-1988年、2000-2012年、2013-2019年三个阶段的农村环境立法概况和城乡环境立法差异,2004-2012年、2013-2019年“一号文件”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态度和政策文件中城乡环境治理差异,以及环境治理模式的制度结构差异。第四章,农村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的生成:城乡融合视野下的考察。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城市和乡村是人类社会人为建构的发展形态,在生态系统中并不存在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生态系统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且其服务功能的绩效与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性、协调性呈严格的正相关。换言之,一旦其内在的能量输入输出被打破,其动态平衡性、修复性、再生性、循环性、多样性也随即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碰撞,进而编织出一张充满不确定性、充斥着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风险之网。因此,环境治理城乡融合既是环境风险预防的客观要求,也是平等主义下城乡环境权益均衡分配的内在要求。文章提出,城乡融合不意味着城乡适用同一套逻辑、机制、体制,消除不均衡的资源输入与输出才是环境治理城乡融合的核心所在。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应当从以下七个方面的深化与完善:法律法规、农村环境经济政策、环境保护标准、规划计划、环境监测体系与环境应急预案、监督执法、宣传教育。同时,既有的环境治理体系和正在实验形成过程中的环境治理规范性内容主要是因应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与农村现实诉求不相符合。因此,在将上述体系下沉到农村场域时,需要结合农村地方特性做出调整。第五章,农村环境治理之制度优化:产权配置制度的改革。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资源开放利用的场域,“自由获取悲剧”时有发生。合理的产权界定和分配一方面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明确的产权边界和清晰的产权内容有助于控制环境公共物品的获取和利用,为生态环境损害提供法律救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是农村场域中的基本产权制度。由于产权主体不明确、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未受重视、环境权情结对产权制度的遮蔽等原因,产权制度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一直被弱化。文章提出,在充分认识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有用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应着力于实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具体化、可诉化,同时编制资源环境资产负债表。第六章,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路径走向:政府支持下的利益共同体自治。首先从利益共同体自治的意涵、农村自治传统的承继与创新、政府主导的简单多元共治的局限以及政府与利益共同体的协同互补四个方面对政府支持下的利益共同体自治的应然性与实然性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结构进行实际样态分析。最后,提出从有限政府与“议行分设”、尊重自治规则、利益共同体自治的制度保障三个方向建构政府与利益共同体之间的有效协作路径。
许翾[3]（2018）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职能机构中,组织部的工作范围最广,角色最重要,地位最稳定,堪称党的职能机构中的“第一部”。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活动方式,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本文接受制度主义和行动者理论视角的启发,研究组织部的产生、发展、运行、特征以及在各种关系中的行动策略,试图理解和分析组织部的突出地位是如何形成与维系的。研究发现,组织部的胜出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强”因素。第一,中国共产党高度组织化类型,特别是长期党指挥枪、党领导政并通过干部实现的体制,使组织部成为唯一兼具组织和动员这两者功能的部门,长期处在结构优势位置;第二,组织部具有积极的部际竞争策略和能力,使组织部保持优势地位。前者主要表现为政党规范对组织部的强有力支持,后者是组织部积极的能动行动。制度环境为组织部的优势地位提供了框架和结构意义上的支持,组织部在过程中的能动行动回应了制度压力,其效果强化了制度环境。这个“双强模式”构成了对组织部的分析理路和研究框架。在强制度支持和强能动行动之下,组织部在面向党员、干部、人才的行动中,比较成功地运用了肯定性激励的策略,建立了庞大的人才队伍,客观上巩固了组织部的地位;组织部在工作过程中形成命令—服从机制、协调—配合机制、反馈—调节机制以及三者的结合,主动强化了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得以处理复杂的组织问题;组织部妥善处理对上级的关系,保持适当的独立性,以维护部门威信;组织部通过娴熟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修辞的表达,塑造了部门的鲜明形象,消解了在公众中产生负面印象的危险。此外,组织部还特别注意捕捉党在各个时期面对新挑战的需要,作出灵活的调适,同时不断地扩展工作职能和范围,形成纵深的工作链条,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自我维持能力。组织部保持中心地位是党发挥组织优势的必然要求。组织部面临着多元社会对部门权威的挑战、腐败滋生对部门地位的挑战、刚性制度对部门韧性的挑战等诸多问题,尤其是选人用人不当将成为组织部保持“第一部”的最大隐忧。为此,组织部应平衡好组织动员和保护激励这两个功能,要利用制度规范强化严格的选人程序,重点防止干部产生的源头出现腐败;要重视三个“之家”的建设,细腻而灵活地开展对人的工作,发挥组织部的最大特点和优势;要协调各部门工作,形成组织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公开、透明、创新,取得社会支持和公众信任。
谭翀[4]（2015）在《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文中指出本文认为,如果从“强制—诱导”、“高回应性—低回应性”两个纬度审视政策动员模式,可以将其划分为“强制灌输”、“政策促销”、“回应发布”、“政策营销”四种类型。而“政策营销”是一种特殊的“政策动员模式”和“政策管理工具”,它是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了推动某项政策议程或者保障既定政策的顺利执行,运用类似企业营销的理念和技术了解和回应政策对象的诉求,尽可能使用强制性低的说服、诱导性政策工具,来获取民众对政策的认同与支持,最终实现公共部门与政策对象需求的互配,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方法和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的政策动员模式发生了转型:传统的“强制灌输”模式开始弱化、“政策营销”模式开始成为新的趋势。特别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各级政府在政策动员的实践中对“营销”的应用越来越多,并呈现出转型期的特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政策营销的实践过程中,“营销失灵”的现象十分突出。“政策营销失灵”是指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对象的需求应当却最终未能通过“营销”这种“价值交换”方式得以互配。在以下几个情况下可能发生政策营销失灵:政府和公共部门在政策动员中未能在适当的时机启动“政策营销”;或者尽管启动了“政策营销”但未能按照预期成功地提升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或者即便是有效提升了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但这种认同和支持并不持久,未能够形成足够的资源以保障政策系统内下一次政策营销的成功开展。可以将这些政策营销失灵现象划分为:“启动失灵”（政策营销未启动、政策营销启动滞后）、“产出失灵”（整合性产出失灵、区隔性产出失灵）、“反馈失灵”（路径依赖失灵、溢出效应失灵）。为什么政策推动者未能运用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管理理念来避免政策营销的失灵现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在总结国内外学者早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策营销作为一种政策动员模式,其是否被运用以及其运用的效果如何都与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密切相关。政策营销的应用过程也是政策网络成员对其进行学习的渐进过程,政策营销学习与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相互建构。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网络结构—政策学习”整合分析模型,力图对政策营销失灵的机理进行解释。具体可以表述如下: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特征可以用两个维度来考察:其一为政策倡导联盟各自的“竞争”能力,包括政策网络成员各自拥有资源的多寡,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倡导联盟的力量对比和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高低;其二是政策网络成员间及倡导联盟间交流互动程度的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政策营销能否被应用以及应用的效果如何与这两个维度密切相关,因为前者决定了政策营销双方是否具有进行平等交换的能力和诉求;后者决定了政策营销双方是否有进行平等交换的机会和渠道。当政策网络中政策动员方垄断了政策资源,政策网络又高度封闭的情况下政策营销根本就不会启动;当政策动员双方竞争实力相对均衡,政策网络开放度高,政策网络成员间既有平等交换的能力和诉求,又有充足的平等交换的机会和渠道,政策营销就会成功;而当政策动员方客观上无法垄断政策资源,政策受众的竞争能力开始增强,但政策网络却仍旧相对封闭,政策营销双方的价值诉求和交换预期以及由此决定的各自博弈策略往往无法达成一致,政策营销就会失灵。政策营销的理念和技术可以划分为“次要层面”、“近核心层”、“根本核心层”。政策营销的应用过程本身也是政策网络成员对“政策营销”模式学习的过程,学习又是渐进的。对政策动员方来说,其对政策营销的应用策略往往会经历“在技术—操作层面运用”（借鉴了政策营销的具体技术,但不刻意考虑各项技术的“整合性”问题）、“在管理—战术层面运用”（充分考虑“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多种要素的呼应和配合,考虑政策营销各部门之间的整合,以期达至最佳的政策营销效果）、在“价值—战略层面运用”（将营销的重点放在构建政策营销主客体之间牢固的,充满信任的合作关系和协商机制上）几个阶段;对政策受众方来说,其应对策略也往往会有“泠漠对待”、“抵制抗争”、“合作参与”几种变化。尽管在实践中由于政策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双方的应对策略并不一定会一一对应,也不一定体现为严格的线性演变,但却会呈现由浅入深、逐渐向核心层面靠拢的总体格局。政策营销的学习过程也在逐渐改变着政策倡议联盟的竞争能力和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从而也建构着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本文通过对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以及深圳垃圾分类减量政策三组政策营销的案例进行比较,以证明政策网络结构与政策营销策略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还通过对1988年到2014年深圳市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过程中政策营销运用变迁的分析,描述了政策营销双方对该政策动员模式渐进的学习过程,以及政策营销双方的策略选择与政策网络关系之间的相互建构作用。本文认为,提升政策网络成员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会,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提升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并最终促成政策网络的结构变迁是解决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关键。具体而言应该分别从技术层面、价值重塑（“公共性与工艺性的双重兼顾”、“以顾客为导向理念的树立”、“慎议式民主体验”）、制度规范（“绩效评估改革”、“伙伴关系的建立”、“行政流程的再造”）三个层面进行改进。
杨海龙[5]（2015）在《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务员是治国理政的主体,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公共行政的“窗口”,公务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水平和质量,直接反映党和政府的形象。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公务员思想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和塑造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现代公共行政精神的公务员队伍,且应当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其内容和形式,即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时代性。就本文的研究内容来看,时代性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而特别的意义,它揭示了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要求和时代意蕴。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研究,对于提高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科学性,提高公务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提升公务员的行政能力,增强公务员防腐拒变及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以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以时代性维度为分析框架和逻辑线索,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探究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相关理论研究、历史经验、时代内容、总体思路和路径探索,论文的章节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及其意义,当前研究现状及其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方法,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创新之处等等。第二章是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理论阐释,探讨了时代性的主要涵义、基本特征和实践指向,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基本概念、本质规定、理论溯源和多学科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论文的学理分析框架。第三章是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历史考量。基于历史层面分别考察中国古代官德教育的时代性、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时代性和西方公务员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方面的基本经验和做法,从中得出对当代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借鉴和启示。第四章是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时代进行探析。首先,基于全球化发展、高压反腐治吏、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信息网络时代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新时期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课题;然后审视了我国当代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成就及其存在问题,并对问题成因进行了剖析;最后从个体、群体、国家三个层面深入分析了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第五章从理论上总体探讨了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根本要求,为与时俱进开展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立足于公务员当下的生活世界,满足公务员个体的时代诉求,确立与时俱进的教育目标,把握知、情、意、行的时代性统一,使其更具有“立德树人”的时代性和实践针对性。第六章是基于教育层面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具体实施建议,从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载体等三方面展开分析,试图建构适应时代发展的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路径。第七章深度探究了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根本制约因素及其路径构建,主要有五方面:培育适宜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发展的行政文化土壤,构建推进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政治、社会、舆论新常态,关键在于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建设,公务员的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和主体建构,健全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管理保障机制等。结论和展望部分,呼吁加强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前沿思考和未来展望,最后分析了论文的不足之处。
陈玉芳[6]（2015）在《改革开放后上海中小学教育家办学个案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迎来了大发展时期,上海基础教育界涌现出一批本土特色明显的教育家,他们的办学思想与实践类型多样,路径各异,成效显着,辐射力强。从办学主体、办学起始与重心、办学线路、办学切入点四个方面对这些教育家办学个案进行分析后,发现段力佩、吕型伟、顾泠沅、刘京海四位教育家的办学理念与实践丰富而深刻,分属于不同类型,分布在不同时期,是上海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典型个案,因此本研究将四者确定为主要研究对象。段力佩校长带领着上海市育才中学锐意进取,持续创新,走在上海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列,使“育才经验”分别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次风靡全国教育界,成为中国学校改革的典范。吕型伟以多样化的教育改革实验和长期的课题研究引领着全国多所学校进行持续性整体改革,探索新的办学模式,对上海乃至全国中小学的办学理念和方式都产生了影响。顾泠沅以数学教学改革的成功经验带动了上海市青浦地区学校整体改革和质量提升,并且在“青浦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教育实验理论和“行动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具有教育理论与实践双向建构的示范意义。刘京海校长创造性韵提出了“成功教育"思想,并设计、组织、实施了“成功教育”实验,不仅使上海市闸北八中从一所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明星学校,而且通过创新的办学方式——委托培养,带动着上海市许多薄弱学校提高了教学质量,如今“成功教育”正走向国际,在周边国家中逐步推广。研究了四例个案后,结合海派文化特征和文化模式理论,尝试总结改革开放后海派教育家办学的群体特征：他们领风气之先,理念超前,敢说敢做；他们心态开放,具有国际视野,积极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他们注重教育公平,爱无差等,以规范保障质量；他们务实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海派教育家们这些教育思想、精神特质、办学思想与实践,是当代上海乃至当代中国教育界最宝贵的财富。
张光辉[7]（2012）在《参与式民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文中认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下中国的一项现实而艰巨的课题,能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顺利实现,则直接关系到中国政治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因此,这也就要求必须探寻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路径。本文基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以及政治体制与社会繁荣的密切逻辑,而从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的研究改变了单纯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参与式民主”的传统套路,而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详尽探讨这二者之间紧密的内在逻辑。本文在论证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努力证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条件,并思考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现实路径。本文的研究在宏观上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和政策过程分析方法,在微观上理论分析与实践剖理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力图全面深入地展示本文的逻辑和观点。本文首先详尽梳理参与式民主的基本理论,明确了参与式民主在西方民主理论谱系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根据西方民主理论演变的轨迹即“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来看,参与式民主代表了民主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本文考察了参与式民主理论产生的背景,概括了参与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即它主张的是公众要直接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决策中来。参与式民主并非主张对代议制民主进行替代,而只是寻求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充,使代议制民主这种“弱势民主”变得更“厚”,实现一种“强势民主”。它尤其肯定公众直接参与之于实现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价值,主张把公众参与的领域从传统的政治领域向工作场所等人们的生活领域的拓展,强调公众参与的教育功能即参与可以使公众更好地参与。接着,本文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对参与式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作了初步考察后,我们发现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严重不足,而它与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生成之间存在密切的逻辑关系。具体来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超越,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规则,它是一种形神兼备的东西,不仅在“形”上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组合与使用的情况,而且在“神”上表现为塑造生产要素的组合与使用情况的价值和目标,反映了经济规则制定者的信念与目标,它通常表现为社会政治价值。而经济运行规则归根结蒂是由政治体制来界定和保证实施的,政治体制决定着经济绩效,也就决定着经济运行规则的内容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形态。一般来说,一个设计良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公众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和实现的政治体制才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繁荣。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在“形”上就表现为主要依赖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神”上则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至上,把人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忽视了人的目的性和自由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实就是要在“形”上实现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在“神”上则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强调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分配或共享发展成果,把人作为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塑造出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其中的逻辑就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从宏观上来说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而从微观上来说,则表现为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不足即公众在参与政府决策中的实际力量“缺位”。而微观层面的缺陷则更有助于解释中国政治生活。而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不足,实际上就会造成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制约困境”。而克服中国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制约困境”在公众参与缺位、而权力系统内部监督制约可能产生“共谋”的情况下,“政治锦标赛”的政府治理体制就成为一种最有效的选择了。但是“政治锦标赛”政府治理体制本身的运行逻辑就导致政府官员价值和行为取向的扭曲,从而塑造出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态。因而,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着十分密切的逻辑关系。具体说来,参与式民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在政治价值上契合,而且还可能为这些政治价值的实现提供载体。重要的是,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有助于形成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的政治体制保障和社会道德支撑,有助于在过程中消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矛盾。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为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提供重要条件,开辟了参与式民改发展的现实空间。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大体思路。本文结论认为,参与式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折射出“民主”与“民生”的现实课题,我们必须在“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共赢中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左华[8]（2014）在《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生,即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民生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总基调。今天,在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改善民生更是成为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把改善民生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在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有着深切的民生关怀。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同时又是亲临第一线的指挥者,刘少奇深知理论与实际的连接点与矛盾,对我国的民生建设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解读。他的民生理论与实践和毛泽东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改善民生的实际历史进程。本文按照“群众关切——刘少奇的思考和决策——群众实践效应”的解释模式,综合运用比较、制度主义等分析方法,分作四个阶段全面考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化及其独特品性。这四个阶段为：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长和跨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由受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民主思想的熏染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推翻旧统治的革命道路。他始终坚持,只有把争取和维护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革命才能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取得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奠定政治前提。建国初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如何在政权未稳、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满足民众对改善生活的迫切要求,成为新中国领导者面临的巨大考验。刘少奇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起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刘少奇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纲领,并跨越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民生发展提供了新的场景。刘少奇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实现民生改善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原则和方法。但是,由于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紧张缺乏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实践逐渐偏离了民生发展的轨道。刘少奇努力纠正其中的错误,并进行了大量富有创新性的思考。为克服严重的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刘少奇主抓这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改革举措。国民经济很快得以好转。随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对于民生改善的方法和路径分歧逐渐公开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之弦再次绷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二者之间的纷争充分反映了我国民生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汲取刘少奇的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实现了创新与超越,使民众的生活水平很快有了较大提高。刘少奇不同时期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揭示了改革开放前我国民生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演绎逻辑,为新时期我国民生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借鉴和启示。
闫辰[9]（2015）在《现代国家治理视野下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与优化》文中认为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正当性和国家治理能力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转化机制，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现实需要。在既有政治体系框架内，实现中共执政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变革是适应这一需要的有效路径。这是因为，以“责任”、“透明度”和“回应性”为导向推动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优化，可以为构建更有效、更具合法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能够减轻中共面临的“多元竞选性民主选举”的改革压力，以及规避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共执政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变革，既关系到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内部权力组织结构和职能关系的变化，又关系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功能”转型。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制约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功能发挥的制度性问题，不仅源于执政党决策机制本身的结构和运行的种种“顽疾”，又源于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优化还不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要求。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既有研究所涉及到的研究变量都是只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一个侧面，通过何种分析框架综合全面的解读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形成变革的因果逻辑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将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融入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的宏观环境中考察，并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要求出发探讨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优化，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演进变革的因果逻辑，而且也能够提出更合理的策略措施优化执政党的决策机制，使之适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基于这一研究旨趣，本文从中国现代化路径转换入手，剖析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变迁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为“宏观结构—制度背景”，解释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变革的因果逻辑，分析其内在结构和过程运行的特点变化，并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规范性要求出发，以“开放式决策”实践经验为现实参照，从“结构—过程”两个维度出发探讨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优化的策略选择。
张传民[10]（201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正确的文化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强魂健体之路、以人为本之路、改革创新之路、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传承之路。所谓科学发展之路,就是这条道路是一条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着重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所谓强魂健体之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保持昂然向上的主旋律和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所谓以人为本之路,就是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所谓改革创新之路,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具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条道路坚持与时俱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激发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文化又好又快发展。所谓文化强国之路,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总体判断和目标设计。所谓文化传承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寻根之路和固本之途。这条道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体现文化建设发展规律,引领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从多方面论述了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揭示了文化的能动性、阶级性、开放性、民族性等特性。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建设过程中,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没有文化就无法建成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以教育科技推动文化发展”、“坚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等思想。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本质和精髓是从中国实践出发做好“结合”的文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主体性与开放性、公益性与市场性、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传统性与创新性、道路开辟与制度支撑相统一。一是坚持文化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即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前提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原则,脚踏中国实际,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认同。实现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途径,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二是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既坚持文化的人民性、民族性,又不断推动文化走出去、引进来。坚持文化的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面临很多挑战,主要包括西方文化的输出、语言的强势挤压、宗教的渗透传播、文化资源的流失、文化竞争力软实力还不够强。实现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策略是：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大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加大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增强文化传播能力。三是坚持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应做好顶层设计,转变文化发展方式,以改革促发展。坚持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必须创新文化产业政策,走包容性发展道路,建立包容性文化发展机制,让文化成为凝聚国家、市场、社会和公民的平台。坚持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的关键是灵活理解和处理文化的两种属性,创新调控机制、合理配置资源,发挥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的作用,扩展投融资渠道。四是坚持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相统一,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核心价值的转化普及有待提高、国内价值观的乱象亟需规范、国外价值观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实现核心价值和共同价值相统一的关键在于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路径是：营造良好氛围、抓好国民教育、创新方式方法、完善体制机制。五是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要在扬弃中继承,对待传统文化,要有扬有弃,在扬弃中继承。要在交流中创新,坚持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加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要在协同中发展,辩证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既要突出科学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又要警惕科学主义；打破阶层、城乡等不同等级的文化界限,促进文化协调发展；辩证地对待实用理性和价值理性,将人文价值与文化产业相融合。要在普及中提升,立足中国人民的文化创造,促进文化的大众化、时代化和国际化。要用科技推动文化创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科技创新中寻找动力。六是坚持道路开辟与制度支撑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制度建设,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大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文化管理上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把握好“管”与“放”的尺度。完善文化市场机制,促进文化发展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有机结合。建立完善法律法规、文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等相关政策制度,为道路开辟提供有力支撑。这六个“统一”是目前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理论和实践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核心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实现六个“相统一”,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贯彻“三个面向”,不搞“一个面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贯彻“三个面向”,不搞“一个面向”（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农村环境治理制度变迁与模式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反思与追问 |
| 1.2 旨趣与意义 |
| 1.3 进路与方法 |
| 2 农村环境治理的内涵、基础与目标 |
| 2.1 农村环境治理的内涵 |
| 2.1.1 环境治理的内涵表达 |
| 2.1.2 农村环境治理及其在地内生性 |
| 2.2 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基础和文化积淀 |
| 2.2.1 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基础 |
| 2.2.2 农村环境治理的生态文化积淀 |
| 2.3 农村环境治理的目标：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动态平衡 |
| 2.3.1 制度缺失背景下的农村环境利益退场 |
| 2.3.2 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动态平衡的要义解释 |
| 2.3.3 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两个案例的补充 |
| 3 农村环境治理的制度变迁与城乡二元结构差异 |
| 3.1 环境保护立法变迁与城乡二元规范差异 |
| 3.1.1 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立法倾向的形成(1978-1988年) |
| 3.1.2 城乡二元环境立法格局的形成(1989-1999 年) |
| 3.1.3 城乡二元环境立法格局的巩固(2000-2012 年) |
| 3.1.4 城乡二元环境立法体系下的农村环境立法发展(2013-2019 年) |
| 3.2 中央政策变迁与城乡环境权益配置差异 |
| 3.2.1 2004 -2012 年农村环境治理在“一号文件”中的演进 |
| 3.2.2 2013 -2019 年农村环境治理在“一号文件”的变迁 |
| 3.2.3 政策文件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差异 |
| 3.3 环境治理模式的制度结构差异 |
| 3.3.1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 |
| 3.3.2 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
| 3.3.3 城乡环境分治的制度异构 |
| 4 农村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的生成：城乡融合视野下的考察 |
| 4.1 城乡融合与农村环境治理 |
| 4.1.1 农村环境治理与城乡融合的分野 |
| 4.1.2 环境治理城乡融合的应然性分析 |
| 4.1.3 环境治理城乡融合的基本原则：尊重乡村传统、习惯和经验 |
| 4.2 农村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的生成原则 |
| 4.2.1 农村环境治理的“以人为本” |
| 4.2.2 农村环境治理的“生命至上”与“安全第一” |
| 4.2.3 农村环境治理的“两山论”与“记得住乡愁” |
| 4.3 农村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的内容结构 |
| 4.3.1 政策法规与环境标准 |
| 4.3.2 治理规划与监测应急 |
| 4.3.3 监督执法与宣传教育 |
| 5 农村环境治理之制度优化：产权配置制度的改革 |
| 5.1 农村场域中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 |
| 5.1.1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
| 5.1.2 农民集体所有权 |
| 5.2 产权制度在环境治理方面被弱化的原因分析 |
| 5.2.1 产权主体不明晰 |
| 5.2.2 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被忽视 |
| 5.2.3 环境权情结对产权制度的遮蔽 |
| 5.3 农村环境治理语境下的产权制度改革探索 |
| 5.3.1 环境治理语境下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态度 |
| 5.3.2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具体化、可诉化 |
| 5.3.3 编制资源环境资产负债表 |
| 6 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走向：政府支持下的利益共同体自治 |
| 6.1 政府支持下利益共同体自治:应然与实然分析 |
| 6.1.1 利益共同体自治的涵义 |
| 6.1.2 自治传统的承继与创新 |
| 6.1.3 政府主导下简单共治的局限：信息不对称与农民不合作 |
| 6.1.4 政府与利益共同体的协同互补 |
| 6.2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结构谱系 |
| 6.2.1 地方政府及其负责人的利益结构 |
| 6.2.2 基层自治组织与农民的利益结构 |
| 6.2.3 市场组织的利益结构 |
| 6.2.4 复杂利益结构的启示 |
| 6.3 政府与利益共同体间有效协作的展开路径 |
| 6.3.1 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与“议行分设” |
| 6.3.2 尊重自治规则 |
| 6.3.3 利益共同体自治的制度保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文章目录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C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及其意义 |
| 1.1.1 组织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 |
| 1.1.2 组织部的国际比较 |
| 1.1.3 组织部为什么能成为“第一部”? |
| 1.1.4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央组织部对自身的工作研究 |
| 1.2.2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1.2.3 关于组织部的研究 |
| 1.3 问题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2. 建党时期的中央组织部 |
| 2.1 中央组织部成立的主要目的 |
| 2.1.1 组织群众的需要 |
| 2.1.2 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的需要 |
| 2.1.3 指导工农运动的需要 |
| 2.1.4 国共合作的因素 |
| 2.2 早期中央组织部的主要工作 |
| 2.2.1 筹备党的“四大” |
| 2.2.2 提出组织工作思路 |
| 2.2.3 促进中央集权 |
| 2.2.4 制定交通办法 |
| 2.2.5 统计党员和组织情况 |
| 2.2.6 指导各地活动,分配人才 |
| 2.3 中央组织部的主要特征 |
| 2.3.1 与吏部相比 |
| 2.3.2 与苏共组织部相比 |
| 2.3.3 与后来的组织部相比 |
| 3. 组织部的发展和演变 |
| 3.1 1924-1949年的组织部 |
| 3.1.1 初期的探索与周折(1924-1928) |
| 3.1.2 工作起色(1928—1937) |
| 3.1.3 趋向成熟(1937-1949) |
| 3.2 1949—1978年的组织部 |
| 3.2.1 建国初期的工作(1949—1954) |
| 3.2.2 工作对象的拓展(1954—1966) |
| 3.2.3 “文革”时期的组织部(1966—1977) |
| 3.3 改革开放时期的组织部 |
| 3.3.1 落实干部政策(1977—1989) |
| 3.3.2 大规模地教育和培训干部(1989—2002) |
| 3.3.3 聚天下英才(2002-2012) |
| 4. 政治动员与有效组织 |
| 4.1 组织部面向干部的行动 |
| 4.1.1 对干部的认识 |
| 4.1.2 干部的选任 |
| 4.1.3 组织部的干部工作策略 |
| 4.2 组织部面向党员的行动 |
| 4.2.1 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动员 |
| 4.2.2 以党支部为基础的组织扩展 |
| 4.2.3 “先进分子”标准与思想政治教育 |
| 4.2.4 对党员的激励 |
| 5. 内部协调和运行机制 |
| 5.1 组织部职权分配和工作体系 |
| 5.1.1 中组部主要的职能机构 |
| 5.1.2 组织部门工作体系 |
| 5.2 主要工作准则 |
| 5.2.1 讲政治 |
| 5.2.2 服从纪律 |
| 5.3 决策和运行 |
| 5.3.1 组织网络 |
| 5.3.2 决策程序 |
| 5.3.3 调研机制 |
| 5.3.4 先行试验 |
| 5.3.5 执行过程的调节 |
| 6. 组织部处理对上关系策略 |
| 6.1 组织部的对上依附性 |
| 6.1.1 机构的撤销—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最严重表现 |
| 6.1.2 制度的规定—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基本保障 |
| 6.1.3 主导干部路线—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主要动机 |
| 6.1.4 强化中央集权—领导机关对组织部进行控制的一般结果 |
| 6.2 组织部的独立性 |
| 6.2.1 独立性的保持 |
| 6.2.2 确立独立性的挑战 |
| 7. 组织部的外部关系及部际竞争 |
| 7.1 主要联系机构 |
| 7.1.1 办公厅 |
| 7.1.2 宣传部 |
| 7.1.3 统战部 |
| 7.1.4 中纪委机关 |
| 7.2 主要协调事项 |
| 7.2.1 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
| 7.2.2 党内教育实践活动 |
| 7.2.3 人才工作 |
| 7.2.4 扶贫济困 |
| 7.3 协调工作特点 |
| 7.4 部际竞争 |
| 7.4.1 组织部职能的扩大 |
| 7.4.2 组织部所处的竞争地位 |
| 7.4.3 三个“之家”建设 |
| 8. 组织部的反污名化策略 |
| 8.1 模范部门 |
| 8.1.1 各方对组织部的期许 |
| 8.1.2 组织部建设模范部门的努力 |
| 8.2 声望制度 |
| 8.2.1 政治机关:巩固中心地位 |
| 8.2.2 规章制度:建立共识观念 |
| 8.2.3 组织部长:部门象征 |
| 8.3 走出神秘 |
| 8.3.1 组织部的秘密工作的传统 |
| 8.3.2 组织部走出神秘的努力 |
| 8.3.3 成效 |
| 9. 超越惯性的努力 |
| 9.1 人才行动:结构上的跨越 |
| 9.1.1 建国前后对知识分子工作的认识 |
| 9.1.2 改革开放以来的知识分子工作 |
| 9.2 “资本家”入党及组织建设创新 |
| 9.2.1 “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 9.2.2 转变态度 |
| 9.2.3 试点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 |
| 9.2.4 积极开展新社会阶层中的党建工作 |
| 10. 结语 |
| 10.1 组织部运行的“双强模式” |
| 10.2 新时期组织部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 |
| 10.3 组织部能动不足的隐忧 |
| 10.4 新的建设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英文文献 |
| 中文文献 |
| 附录: 相关调研分析 |
| 作者简历 |
（4）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公共政策营销”时代的来临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含台湾地区)相关研究的文献述评 |
| 1.2.3 文献综合简评 |
| 1.3 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 |
| 1.3.4 推论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已采用的规避措施 |
| 第二章 “政策营销”与“政策营销失灵” |
| 2.1 “政策营销”的起源 |
| 2.1.1 公共政策分析的跨学科传统与“批判性复合主义”倾向 |
| 2.1.2 现代“营销”观念的诞生与变迁 |
| 2.1.3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营销管理导向 |
| 2.2 政策营销的概念谱系 |
| 2.2.1 政策营销的传统定义 |
| 2.2.2 政策营销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2.3 多维视角下的“政策营销” |
| 2.3 “政策营销失灵”的描述性定义 |
| 第三章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的应用及其失灵现象 |
| 3.1 政策营销在转型期中国的诞生 |
| 3.1.1 从“强制灌输”到“政策营销” |
| 3.1.2 政策营销在转型期中国出现的背景 |
| 3.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主要政策领域 |
| 3.2.1 政策营销应用领域的应然分析 |
| 3.2.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领域的实然分析 |
| 3.3 转型期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特点 |
| 3.3.1 “利益激励”的运用特点 |
| 3.3.2 政策信息回应机制的不断完善 |
| 3.3.3 对政策营销工具应用的多层次性 |
| 3.3.4 仍受到政策环境的限制 |
| 3.4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中的“失灵现象” |
| 3.4.1 政策营销的“启动失灵” |
| 3.4.2 政策营销的“产出失灵” |
| 3.4.3 政策营销的“反馈失灵”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 |
| 4.1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两条分析路径 |
| 4.1.1 基于营销管理技术运用的分析路径 |
| 4.1.2 政策网络结构决定论者的观点 |
| 4.2 以上两条分析路径的局限与启示 |
| 4.3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政策网络结构—政策营销学习”整合分析模型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网络结构与政策营销失灵: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若干政策营销案例 |
| 5.1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营销 |
| 5.1.1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 |
| 5.1.2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推动方的营销策略 |
| 5.1.3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营销受众联盟的应对策略 |
| 5.2 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前后的政策网络结构关系与政府的营销策略运用 |
| 5.2.1 事件发生前后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的变化 |
| 5.2.2 厦门市政府的政策营销策略运用 |
| 5.2.3 事件过程中政策营销受众的应对策略 |
| 5.3 深圳市的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 |
| 5.3.1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 |
| 5.3.2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主要营销策略 |
| 5.3.3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受众的反应及营销的效果 |
| 5.3.4 深圳“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方案”制定时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的变化 |
| 5.3.5 深圳市政府“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方案”政策营销的主要举措 |
| 5.3.6 深圳“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受众的反应及营销效果 |
| 5.4 案例研究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营销的学习:深圳市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案例 |
| 6.1 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相关政策出台的背景 |
| 6.2 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运用的变迁 |
| 6.2.1 1988—1999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的政策动员 |
| 6.2.2 2000—2005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动员模式的变化 |
| 6.2.3 2006—2009年,前期积累问题的大爆发 |
| 6.2.4 2010—2014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的进一步完善 |
| 6.3 案例研究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建议 |
| 7.1 本文的研究发现 |
| 7.1.1 对“政策营销”和“政策营销失灵”的重新解读 |
| 7.1.2 “政策营销”在当前中国的应用现状 |
| 7.1.3 对政策营销失灵机理的描述性解释 |
| 7.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优化路径 |
| 7.2.1 技术工具层面的优化 |
| 7.2.2 制度规范层面的再造 |
| 7.2.3 价值理念层面的重塑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已发表的文章 |
| 附录A. 社区访谈资料(节选) |
| 附件B. 周林刚、陈家喜等《白鸽湖环境园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课题组访谈录音资料(2010年12月1日—10日节选) |
| 致谢 |
（5）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正确认识当今时代的背景和特征 |
| 二、当前我国公务员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存在的问题 |
| 三、深刻认识加强和改进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工作的重要意义 |
| 第二节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述评 |
| 一、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重点和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重点 |
| 三、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时代性的概念界定 |
| 一、时代性的主要涵义 |
| 二、时代性的基本特征 |
| 三、时代性的实践指向 |
| 第二节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本质规定 |
| 一、植根时代实践的固有属性 |
| 二、着眼时代育人的内在要求 |
| 三、回应时代问题的天然品格 |
| 四、增强教育实效的不二路径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理论缘起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论述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发展 |
| 第四节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多学科依据 |
| 一、哲学依据 |
| 二、行政学依据 |
| 三、政治学依据 |
| 四、教育学依据 |
| 五、伦理学依据 |
| 六、行为科学依据 |
| 第三章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官德教育时代性的历史考察 |
| 一、古代官德教育指导思想的时代性发展 |
| 二、古代官德规范内容的时代性发展 |
| 三、古代官德教育实施路径的时代性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基本经验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和地位时代性的历史沿革 |
| 二、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中心任务的时代性需求 |
| 三、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历史发展 |
| 第三节 西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历史考察 |
| 一、西方公共行政实践及行政伦理的发展历程 |
| 二、西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发展历程 |
| 三、西方公务员道德制度建设时代性的发展历程 |
| 第四章 新时期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客观要求 |
| 第一节 时代变迁对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
| 一、全球化与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 |
| 二、高压反腐治吏与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经济“新常态”与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 |
| 四、信息网络时代与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 |
| 第二节 新时期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困境 |
| 一、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成功实践 |
| 二、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主要表现 |
| 三、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新时期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困境的成因 |
| 第四节 新时期我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 |
| 一、公务员实现“全面性”个体价值的必然要求 |
| 二、政府部门实现“正能量”群体价值的必然要求 |
| 三、国家和社会实现“全方位”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 |
| 第五章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总体理路 |
| 第一节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指导思想 |
| 一、坚持以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
| 二、坚持服务于党和国家随时代发展的中心任务 |
| 三、坚持根基于公共行政与时俱进的社会实践 |
| 四、坚持把解决当下公务员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相结合 |
| 第二节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基本原则 |
| 一、教育时代性原则 |
| 二、动态发展性原则 |
| 三、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原则 |
| 四、创新性原则 |
| 五、整体优化性原则 |
| 第三节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根本要求 |
| 一、立足公务员当下的生活世界 |
| 二、满足公务员不断发展的时代诉求 |
| 三、确立与时俱进的教育目标 |
| 四、把握知、情、信、意、行的时代性统一 |
| 第六章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具体实施 |
| 第一节 顺应时代发展，丰富教育内容 |
| 一、增强政治教育 |
| 二、深化思想教育 |
| 三、提升道德教育 |
| 四、推进制度法纪教育 |
| 五、加强心理教育 |
| 第二节 适应时代需求，创新教育方法 |
| 一、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互补 |
| 二、显性教育和隐性渗透并用 |
| 三、教育培训和自我教育同构 |
| 第三节 回应时代呼声，拓宽教育载体 |
| 一、拓宽活动载体 |
| 二、优化管理载体 |
| 三、创新网络信息载体 |
| 第七章 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根本路径 |
| 第一节 培育适宜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发展的行政文化土壤 |
| 一、德治文化和法治文化的有机融合 |
| 二、创新现代公共行政文化 |
| 三、公民社会及其文化养成 |
| 第二节 构建推进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发展的政治、社会和舆论新常态 |
| 一、构建推进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发展的政治新常态 |
| 二、构建推进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发展的社会新常态 |
| 三、构建推进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发展的舆论新常态 |
| 第三节 关键在于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建设 |
| 一、制度建设对于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首位意义 |
| 二、制度正义：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的基本价值诉求 |
| 三、创新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公务员的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和主体建构 |
| 一、现代官僚制中公务员的自我思想政治教育和主体建构 |
| 二、建构公务员职业新常态 |
| 三、公务员的个性自由和解放 |
| 第五节 健全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管理保障机制 |
| 一、健全组织领导机制 |
| 二、创新队伍管理机制 |
| 三、夯实物质保障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主要阅读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6）改革开放后上海中小学教育家办学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文献综述 |
| (一)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 何为教育家?何为教育家办学? |
| (三) 国内外教育家办学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四) 本研究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后上海中小学教育家办学的多样性 |
| 第一节 办学主体：不同类型的教育家 |
| 一、教师型教育家 |
| 二、校长型教育家 |
| 三、理论研究者型教育家 |
| 四、行政工作者型教育家 |
| 第二节 办学起始与重心：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 |
| 一、鲜明的时代烙印：1978年前开始的教育家办学 |
| 二、与时俱进,融入国际：1978年后开始的办学探索 |
| 第三节 办学线路：行政主导与主动自发 |
| 一、行政主导的办学线路：更多政策和资源保障 |
| 二、主动自发的办学线路：更“接地气” |
| 三、行政主导与主动自发结合的办学线路 |
| 第四节 办学切入点：单科教改与学校整体改革 |
| 一、从单科教改入手：逐步迁移扩大 |
| 二、从学校整体改革开始：理念先行 |
| 第二章 当代上海教改先锋：段力佩与育才中学 |
| 第一节 段力佩：为育才而生 |
| 一、家学浸染：段力佩的教育渊源 |
| 二、教育实践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段大炮” |
| 三、来到育才中学,教育改革起步 |
| 四、再回育才中学,大刀阔斧办教育 |
| 五、段力佩教育思想在育才中学的延续 |
| 第二节 “育才经验”：段力佩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十六字教学经验”——六十年代的教改样板 |
| 二、有领导的“茶馆”式教学法：在解决难题中形成 |
| 三、自编语文教材——以中国古典小说为内容 |
| 四、“男拳女舞” |
| 五、取消期中考试,改革期末考试 |
| 第三节 段力佩“三自”教育思想之创获 |
| 一、“育”与“学” |
| 二、“学校教育要为下一代着想” |
| 三、“自治自理、自学自创、自觉体锻” |
| 第三章 面向未来：吕型伟的多样化办学探索 |
| 第一节 上海教育改革史的亲历者 |
| 一、动荡中成长起来的教育救国论者 |
| 二、新中国的第一批校长 |
| 三、参与教育的顶层设计与论战工作 |
| 四、“文化大革命”中守住本心 |
| 五、引领上海教育变革的行政型学者 |
| 六、跨世纪教育整体改革项目的设计师 |
| 第二节 引领潮流的多样化办学探索 |
| 一、女子中学实验 |
| 二、农村学校改革实验 |
| 三、十年一贯制学校实验 |
| 四、开展教育整体改革实验,设计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 |
| 五、首倡社区教育 |
| 六、支持民办教育 |
| 第三节 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 |
| 一、核心矛盾论 |
| 二、人才观 |
| 三、学校管理思想 |
| 第四节 德高望众的海上教育家 |
| 一、同行眼中的精神领袖 |
| 二、师生眼中的伟岸身影 |
| 三、儿女眼中睿智慈爱的家长 |
| 第四章 数学教改带动整体改革：顾泠沅的“青浦实验” |
| 第一节 顾泠沅教育求索路上的三个地方与三位人物 |
| 一、教育生涯的起始：苏步青的教诲 |
| 二、在青浦的三十年 |
| 三、作华东师大刘佛年校长的弟子 |
| 四、跟随吕型伟开展课题研究 |
| 五、在上海教科院做“行动教育” |
| 第二节 “青浦实验”——“回到教育科学的规律去” |
| 一、全面调查——实验的坚实基底 |
| 二、经验筛选——创新性实验研究方法 |
| 三、“尝试指导,效果回授”—“青浦实验”的核心成果 |
| 四、提炼基本原理——实验成果的升华 |
| 五、从全县到全国——“青浦经验”的推广 |
| 第三节 从单科教改实验到学校整体改革 |
| 一、“各科迁移、诸育并进” |
| 二、课程改革与学制改革 |
| 三、全县教育综合改革 |
| 第四节 “行动”与“和解”：顾泠沅的教育体悟 |
| 一、“不惘不怠,总能进步” |
| 二、“理想与现实和解” |
| 第五章 薄弱学校发展之道：刘京海与“成功教育” |
| 第一节 与薄弱学校和学习困难学生结缘 |
| 一、从事教育的最初十年：1974-1985 |
| 二、薄弱初中综合改革实验开始：1885-1990 |
| 三、“成功教育”思想形成：1990-1994 |
| 四、再回闸北八中：1994至今 |
| 五、“成功教育”扩大推广：2001至今 |
| 第二节 在解决难题中不断发展的“成功教育” |
| 一、怎样转变学习困难学生,提高薄弱初中教育质量? |
| 二、怎样解释和总结改革经验? |
| 三、怎样深化和推广改革经验? |
| 四、关于成功教育的争议 |
| 第三节 “成功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
| 一、“三个相信”——“成功教育”的基本理念 |
| 二、强调操作性：“成功教育”是理念更是方法 |
| 三、办学方式创新：委托管理办学 |
| 第六章 海派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底色与群体特征 |
| 第一节 海派文化与海派教育家 |
| 一、海派文化的特征 |
| 二、海派文化与海派教育家的关系 |
| 第二节 领风气之先：海派教育办学群体特征之一 |
| 一、头脑灵活,理念超前 |
| 二、敢讲真话,特立独行 |
| 第三节 国际视野：海派教育办学群体特征之二 |
| 一、借鉴西方理论,参与国际教育交流 |
| 二、走上国际的舞台,宣传中国教育 |
| 第四节 注重教育过程公平：海派教育办学群体特征之三 |
| 一、关注“弱势群体”和“差生” |
| 二、以规范保障公平和质量 |
| 第五节 务实致用：海派教育办学群体特征之四 |
| 一、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
| 二、“沉下去”也“上得来” |
| 参考文献 |
| [着作] |
| [论文] |
| [外文论着] |
| 附录 |
| 访谈提纲举例一：访顾泠沅 |
| 访谈提纲举例二：访刘京海 |
| 后记 |
（7）参与式民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代价 |
| 1.1.2 问题的实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 |
| 1.1.3 问题的回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 |
| 1.1.4 转变的思路：以参与式民主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1.1.5 本文的研究主旨和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参与式民主的研究现状 |
| 1.2.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参与式民主：理论、背景、结构与发展 |
| 2.1 参与式民主的理论渊源 |
| 2.1.1 西方民主理论的谱系 |
| 2.1.2 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趋势 |
| 2.1.3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直接源头 |
| 2.2 参与式民主理论产生的背景 |
| 2.2.1 经济社会不平等引起的政策参与诉求 |
| 2.2.2 新左派运动中个人参与的勃兴 |
| 2.2.3 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参与危机 |
| 2.3 参与式民主的内涵与结构 |
| 2.3.1 参与式民主的涵义界定 |
| 2.3.2 参与式民主的内在结构 |
| 2.4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脉络 |
| 2.4.1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萌芽 |
| 2.4.2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形成 |
| 2.4.3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发展 |
| 3 参与式民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关联 |
| 3.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
| 3.1.1 经济增长方式的“形”与“神” |
| 3.1.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内涵 |
| 3.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价值意蕴 |
| 3.2.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蕴着人的目的性 |
| 3.2.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人的独立尊严 |
| 3.2.3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人的自由发展 |
| 3.2.4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
| 3.2.5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公众民主参与 |
| 3.3 参与式民主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政治价值提供载体 |
| 3.3.1 参与式民主提供了良善政治价值实现的政治体制载体 |
| 3.3.2 参与式民主契合了良善政治价值实现的社会道德载体 |
| 3.4 参与式民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意蕴的政治价值的契合 |
| 3.4.1 参与式民主与人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契合 |
| 3.4.2 参与式民主与人的独立尊严的契合 |
| 3.4.3 参与式民主与人的自由发展的契合 |
| 3.4.4 参与式民主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契合 |
| 3.4.5 参与式民主与公众民主参与的契合 |
| 4 参与式民主发展不足与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关联 |
| 4.1 中国参与式民主的概念界定 |
| 4.1.1 政治参与和参与式民主的概念比较 |
| 4.1.2 中国参与式民主内涵的规定性 |
| 4.2 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现状 |
| 4.2.1 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成绩 |
| 4.2.2 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不足 |
| 4.3 参与式民主发展不足与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缺陷 |
| 4.3.1 权力过分集中：中国政治体制缺陷的宏观审视 |
| 4.3.2 参与式民主发展不足：中国政治体制缺陷的微观审视 |
| 4.4 参与式民主发展不足与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生成 |
| 4.4.1 参与式民主发展不足导致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困境 |
| 4.4.2 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困境衍生“政治锦标赛”政府体制 |
| 4.4.3 “政治锦标赛”政府体制推动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生成 |
| 5 通过参与式民主发展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 |
| 5.1 参与式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体制保障 |
| 5.1.1 参与式民主发展有助于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
| 5.1.2 参与式民主发展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体制的设计 |
| 5.1.3 参与式民主发展有助于改变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生成逻辑 |
| 5.2 参与式民主发展与契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道德重建 |
| 5.2.1 社会道德重建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支撑 |
| 5.2.2 官员政德对社会道德的培塑作用 |
| 5.2.3 参与式民主发展有助于官员政德水平的提升 |
| 5.3 参与式民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矛盾的消解 |
| 5.3.1 参与式民主能够从根源上消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矛盾 |
| 5.3.2 参与式民主在过程中消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矛盾 |
| 6 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参与式民主发展提供空间 |
| 6.1 参与式民主发展空间的一般性探析 |
| 6.1.1 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可能性障碍因素分析 |
| 6.1.2 参与式民主发展的有利因素分析 |
| 6.2 中国参与式民主的发展空间 |
| 6.2.1 参与式民主理念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 |
| 6.2.2 参与式民主与中国宏观民主制度结构的耦合 |
| 6.2.3 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提供契机 |
| 6.3.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为中国参与式民主提供了发展条件 |
| 6.3.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彰显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必要性 |
| 6.3.3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蕴参与式民主发展的政治价值 |
| 6.4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现实路径 |
| 6.4.1 转化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4.2 创设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有利条件 |
| 6.4.3 完善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制度机制 |
| 7 结束语：实现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共赢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0.1.1 问题的提出 |
| 0.1.2 研究的学术价值 |
| 0.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民生”概念界定 |
| 0.2.1 民本——“民生主义”——“为人民服务” |
| 0.2.2 民生问题的实质探究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0.3.1 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研究 |
| 0.3.2 刘少奇及其民生思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研究思路、创新与不足 |
| 0.4.1 研究对象的阶段划分 |
| 0.4.2 研究思路 |
| 0.4.3 创新与不足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和手段 |
| 0.5.1 文献研究法 |
| 0.5.2 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 |
| 0.5.3 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第一章 民主革命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萌动和创生 |
| 第一节 近世解决民生问题的三种方案 |
| 1.1.1 马克思主义方案 |
| 1.1.2 自由主义方案 |
| 1.1.3 渐进改良方案 |
| 第二节 由民主主义革命者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者 |
| 1.2.1 受传统和先进思想影响,追随民主革命 |
| 1.2.2 接受并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 |
| 第三节 领导工人运动 |
| 1.3.1 掌握领导权 |
| 1.3.2 不能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割裂开来 |
| 1.3.3 反对过激行为,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 第四节 反对“左”倾盲动 |
| 1.4.1 根据客观条件发动群众斗争 |
| 1.4.2 利用可利用的合法形式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利益 |
| 第五节 指导土地改革 |
| 1.5.1 耕者有其田 |
| 1.5.2 开展群众运动 |
| 1.5.3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
| 第六节 做好群众工作 |
| 1.6.1 从实际出发组织群众 |
| 1.6.2 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 |
| 1.6.3 教育和宣传群众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生长和跨越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生产,正确对待私人资本 |
| 2.1.1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改善民生的基础 |
| 2.1.2 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 |
| 2.1.3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
| 2.1.4 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走向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以先富促共富 |
| 2.2.1 贫富分化不可怕 |
| 2.2.2 发展合作社,在经济上领导小农 |
| 第三节 民生发展的战略规划 |
| 2.3.1 工业化 |
| 2.3.2 民主化 |
| 2.3.3 工会要保护普通工人的利益 |
| 第四节 全面的社会建设 |
| 2.4.1 办教育,保就业,努力发展生产 |
| 2.4.2 解决群众的工资、物价、住房要求,实现分配公平 |
| 2.4.3 整风除恶,创造向善的社会环境 |
| 2.4.4 开展“三反”、“五反”,促进市场公正 |
| 第五节 民生发展的道路选择 |
| 2.5.1 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
| 2.5.2 同意采用统购统销政策 |
| 2.5.3 接受农业集体化的主张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失误 |
| 第一节 全面的民生发展纲领 |
| 3.1.1 刘少奇在“八大”前的调研 |
| 3.1.2 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3.2.1 矛盾是否存在 |
| 3.2.2 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及产生的根源 |
| 3.2.3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第三节 “大跃进”与民生悖论 |
| 3.3.1 从“反冒进”到跟进“大跃进” |
| 3.3.2 “大跃进”模式与效果 |
| 3.3.3 质疑与反思 |
| 第四节 生产关系的超越与民生幻象 |
| 3.4.1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
| 3.4.2 一次不理想的试验 |
| 3.4.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 |
| 第五节 探索制度建设 |
| 3.5.1 收权与放权 |
| 3.5.2 纠“左”与反右倾 |
| 3.5.3 调整公社管理体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和挫折 |
| 第一节 湖南调查与“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4.1.1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 |
| 4.1.2 贴近群众,关心群众生活 |
| 4.1.3 群众满意不满意,生活是否改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
| 4.1.4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总结 |
| 第二节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
| 4.2.1 进一步统一思想,请陈云出山 |
| 4.2.2 批评公安、政法战线的“左”倾错误 |
| 4.2.3 甄反,让实事求是的人抬起头来 |
| 第三节 尊重个体和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
| 4.3.1 默许包产到户 |
| 4.3.2 重塑党、政、企的关系,发挥市场作用 |
| 4.3.3 努力减少阶级斗争的干扰 |
| 第四节 民生发展的围城之困 |
| 4.4.1 反官僚主义,反腐防修 |
| 4.4.2 团结95%的干部,团结上中农和富农 |
| 4.4.3 团结95%的群众是团结95%干部的前提 |
| 4.4.4 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
| 4.4.5 “四清”钩沉 |
| 第五节 倡导“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
| 4.5.1 经济恢复时期两种制度的并行 |
| 4.5.2 1956年前后两种制度的发展 |
| 4.5.3 “大跃进”时期两种制度的变奏 |
| 4.5.4 六十年代两种制度内涵的新阐释 |
| 小结 |
| 第五章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分析 |
| 5.1.1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特征表现 |
| 5.1.2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哲理探析 |
| 第二节 民生问题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实证考察 |
| 5.2.1 贫富差距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2 反官僚主义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5.2.3 民主与所有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 |
| 第三节 刘少奇与毛泽东民生问题上的分歧 |
| 5.3.1 分歧的寻踪觅迹 |
| 5.3.2 路径分歧还是路线分歧 |
| 5.3.3 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
| 第四节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超越 |
| 5.4.1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
| 5.4.2 从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
| 5.4.3 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 |
| 5.4.4 改革开放,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5.4.5 增强发展活力,有效促进社会建设 |
| 小结 |
| 结束语 坚定自信,奋力开辟民生发展新前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现代国家治理视野下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研究 |
| （二）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研究 |
| 三、研究理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理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二）结构——过程分析方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四）文献分析法 |
| 五、研究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构建 |
|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
| （一）治理与国家治理 |
| （二）决策、政治决策与政治决策机制 |
| （三）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 |
| 二、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
| （一）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理论 |
| （二）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
| （三）现代国家治理理论 |
| （四）政党适应性理论 |
| 三、分析框架的构建及内在逻辑 |
| （一）三个分析面向：现代化路径、国家治理模式与执政党决策机制变革 |
| （二）三个面向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
| 第二章 现代化路径转换向度下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变迁 |
| 一、全能型国家治理：内涵意蕴、生成机理与运作逻辑 |
| （一）内涵意蕴：基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维度 |
| （二）生成机理：革命式现代化路径及其内在悖论 |
| （三）运作逻辑：权力组织网络的“高度集权化” |
| 二、市场型现代化启动下的国家治理转型：轴心机制与主题线索 |
| （一）轴心机制：市场型现代化逻辑下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变革 |
| （二）主题线索：实现政治权威、社会活力与发展秩序的有机统一 |
| 第三章 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下的执政党决策机制：结构特征、运行特点与反馈作用 |
| 一、结构特征：基于构成要素的分析 |
| （一）决策理念：革命色彩与理想主义 |
| （二）权力运行：高度集权与非制度性 |
| （三）沟通参与：单向封闭与不平衡性 |
| （四）信息系统：非常规化与沟通障碍 |
| （五）咨询系统：强依附性与功能偏差 |
| （六）监督机制：历史惯性与形式主义 |
| 二、运行特点：基于案例的过程分析 |
| （一）冒进与反冒进：中共八大经济决策的过程分析 |
| （二）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八大决策的过程分析 |
| （三）运行特点的嬗变：从“民主集中制下的集体协商”到“少数人专断式决策” |
| 三、反馈作用：两大缺陷必然诱发两大危机 |
| （一）权力关系失衡加深治理危机 |
| （二）利益协调失效诱发执政危机 |
| 第四章 后全能型国家治理下的执政党决策机制：结构特征、运行特点与反馈作用 |
| 一、结构特征：基于构成要素的分析 |
| （一）决策理念：世俗理性与开放灵活 |
| （二）权力运行：合理分权与透明规范 |
| （三）沟通参与：多维互动与协商磨合 |
| （四）信息系统：渠道多元与运转协调 |
| （五）咨询系统：相对独立与综合互补 |
| （六）监督机制：健全制度与强化问责 |
| 二、运行特点：基于案例的过程分析 |
| （一）20 世纪 80、90 年代重要改革决策出台的过程分析 |
| （二）精英主导的有限参与决策：改革初期决策机制的运行特点 |
| （三）新世纪以来执政党的重大决定出台过程的宏观分析 |
| （四）群策群力的协商式决策：新世纪以来决策机制的运行特点 |
| 三、国家治理转型向度下执政党决策机制变革的逻辑 |
| （一）空间：政党定位与政党功能转变的维度 |
| （二）动力：后全能型国家治理的结构性诉求 |
| 四、执政党决策机制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反馈作用 |
| （一）塑造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合法性” |
| （二）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开放性要求” |
| （三）生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治理秩序” |
| 第五章 现代国家治理导向下执政党决策机制的优化路径：理论—现实的双重考量 |
| 一、功能定位与实践框架：现代国家治理原则下的理论考量 |
| （一）现代国家治理原则体系的基本构成 |
| （二）功能定位：基于现代国家治理原则的审视 |
| （三）实践框架：以功能定位为中心 |
| 二、“开放式决策”的地方实践及其经验启示：现实参照系 |
| （一）运作特征：公开、透明、参与、互动 |
| （二）经验启示：以公民为导向的互动决策 |
| 三、优化路径的策略选择：结构的维度 |
| （一）更新决策理念：以实践性、契合性、包容性为基本取向 |
| （二）优化权力运行：以科学配置、明确边界、程序规范为内容 |
| （三）健全沟通机制：以均衡表达、理性协商、有效协调为目标 |
| （四）改进信息系统：以“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参与”为发展方向 |
| （五）完善咨询系统：以开放咨询、系统整合、客观公正为原则 |
| （六）强化监督机制：基于“决策过程—决策结果”的双向维度 |
| 四、优化路径的策略选择：过程的维度 |
| （一）以“民主协商”原则规导决策过程 |
| （二）以“开放透明”原则规导决策过程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附录五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现状述评 |
| 二、相关理论支撑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 |
| 一、文化、文化形态、文化观与文化发展道路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实质 |
| 三、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 |
| 二、列宁的文化理论与实践探索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理论的探索 |
| 第三章 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 |
| 一、一元性与多样性的内涵 |
| 二、坚持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必要性 |
| 三、实现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途径 |
| 第四章 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
| 一、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内涵 |
| 二、坚持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挑战 |
| 三、实现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的策略 |
| 第五章 坚持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 |
| 一、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的必然性 |
| 二、坚持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存在的问题 |
| 三、协调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统一的措施 |
| 第六章 坚持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相统一 |
| 一、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的概念阐释 |
| 二、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
| 第七章 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
| 一、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性与创新性 |
| 二、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困境 |
| 三、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途径 |
| 第八章 坚持道路开辟与制度支撑相统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开辟的基本历程 |
| 二、道路开辟与制度支撑相统一的体制性障碍 |
| 三、道路开辟与制度支撑相统一的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贯彻“三个面向”,不搞“一个面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2]农村环境治理制度变迁与模式选择[D]. 冯林玉. 重庆大学, 2019(12)
- [3]中国共产党组织部运行研究[D]. 许翾. 浙江大学, 2018(02)
- [4]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D]. 谭翀. 南京大学, 2015(01)
- [5]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D]. 杨海龙.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5(10)
- [6]改革开放后上海中小学教育家办学个案研究[D]. 陈玉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5(10)
- [7]参与式民主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中国的实践[D]. 张光辉. 武汉大学, 2012(06)
- [8]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D]. 左华. 南开大学, 2014(04)
- [9]现代国家治理视野下中国执政党决策机制的变革与优化[D]. 闫辰. 吉林大学, 2015(08)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研究[D]. 张传民. 山东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