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朝贡制度

一、西汉属部朝贡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冯玉^[1]（2021）在《西北汉简所见西域献畜的管理》文中提出从西北汉简所记可以看出,汉代以"奉献"为目的的西域使团入关后,首先要接受敦煌郡相关部门的清点和沿途登记。没有汉方迎接的一般献畜需施加"实物封检"。一般献畜（如橐他、驴、马等）在临近边境的中央牧苑进行评估收纳;狮子等汉地稀见的奉献物,则由汉方安置地派出的专使来迎接,最终驯养于长安近苑。

金标^[2]（2021）在《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乾隆时期编纂的文化典籍工程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项文化典籍工程中,有乾隆亲自主持下,编纂的《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金史国语解》、《钦定满洲源流考》等,上述典籍实则是清代以国家层面对满洲姓氏、族源的谱系化建构。然而因受时代的局限,缺乏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白山黑水地带”为空间范围,以氏族、族源为切入点,将族称“女真”、“满洲”与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文章除绪论、结语,正文为四章:第一章讨论族称“女真”与“满洲”。首先对建州女真的迁徙与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其次,对其为渤海遗裔作以梳理,以语音、词根为抓手,结合满语及相关史料,论述了“满洲”、“靺鞨”两个名号的共同氏族起源性,并且对其具有“大”、“弓”之语义做了分析。接下来,对狭义“肃慎”的范围以及其与“女真”的语音关系加以考察,并对“肃慎”概念的泛化和“女真”一词所具有的不同层面的意义进行分析。第二章首先对清代皇族“爱新觉罗氏”作为“觉罗氏”的支脉,以及“觉罗氏”与金代“夹谷氏”、“加古部”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从满、汉语言文化互动的视角,论证了“觉罗”、“佟”、“佟佳”之间的关系。接着,笔者对“董鄂氏”与金代女真“术虎氏”的源流关联进行了梳理,进而从语音、语义、文化、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将“术虎氏”与黑水靺鞨“铁骊部”溯源为一个名为“/*t?ɑk/”的古老氏族,最后对“觉罗氏”与“术虎氏”的氏族同源性进行了探讨。第三章对完颜氏的语音、语义和姓氏源流进行了梳理,认为完颜、富察、渤海具有共同氏族起源。进而对蒲鲜万奴的姓名与东夏国国号,靺鞨、完颜氏以“李”为姓,女真、满洲文化“柳”崇拜的根源等问题做了分析,并对“靺鞨七部”的形成与去向加以考察。最后,对“苏完瓜尔佳氏”的迁徙加以考述,厘定了“苏完地方”的位置,对“瓜尔佳”之满语语义为“网”,起源于渤海国“忽汗河”之河名的历史进行了论证。第四章首先以“白山黑水地带”内部的二重“华夷体系”构造为视角,对“窝集”、“兀者”、“兀狄哈”、“兀的哥”、“吾者”、“兀的改”等具有“森林”语义的名号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其在满洲、女真、靺鞨人中形成的一系列姓氏和部族名称进行了梳理。其次,对满洲着姓“温都”、金代女真姓氏“温敦”的语音、语义进行了考察,在氏族层面对其与“挹娄”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进而对“挹娄”、“于离”、“虞娄”、“尼夫赫”等名号的语音及其群体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考察,对其氏族源流进行了推测。最后,不但对“那拉氏”的源流进行了分析,还对契丹融入女真—满洲的主要姓氏及语义进行了揭示。

刘伟坤^[3]（2021）在《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公元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为研究对象,力求从宏观上把握东北古代民族形成、发展之历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时期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迁徙的原因、特征及其规律。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叙述全文的写作缘起、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定义概念、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梳理了各时段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不足,提出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第二章高句丽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运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的历史观,考察鸭绿江流域的民族变迁,并结合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等因素分析鸭绿江流域作为人类早期栖息、繁衍地的优势。考证鸭绿江名称在历史流变过程中的舛误,辨析出现错误的原因,指出《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大清一统志》等史书记载的问题,依《汉书·地理志》记载,秦汉时期鸭绿江称盐难水,秃鲁江称马訾水。同时利用考古材料和史籍记载,系统梳理鸭绿江流域早期民族构成与分布以及高句丽民族在鸭绿江流域形成发展的历程。第三章唐朝对鸭绿江流域的开发与治理。梳理了唐朝灭亡高句丽后,高句丽遗民的迁徙与反叛,探讨安东都护府的设置、迁徙、职能演变以及对高句丽遗民的治理。查阅《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史料,结合《三国史记》“李积奏报”内容考证安东都护初置时鸭绿江流域的治理机构为屋城州都督府和国内城都督府。同时在研究安东都护府治理效果时发现,唐朝对高句丽遗民的治理经历了“华人参治”到“羁縻统治”的过程,但效果并不理想,造成高句丽遗民向新罗、靺鞨的逃散,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唐朝自身和当时所处环境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四章渤海国治理下的鸭绿江流域。渤海建国初期,民族成分复杂,包括粟末靺鞨、白山靺鞨、伯咄、安车骨、拂涅等部族,还包括部分高句丽遗民,渤海族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研究渤海国的历史发现,渤海在大武艺时期,确曾进入过辽东地区,时间段限在安史之乱后至辽太祖经略鸭绿江前二十年。渤海强盛时,鸭绿江流域除鸭绿江口外大部分囊括在西京鸭渌府范围内,结合石刻资料和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等记载,考证出渤海西京鸭渌府治所就在今临江市。第五章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治理。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契丹族强大后逐渐控制鸭绿江流域,先后灭渤海、迁东丹,设鸭绿江女真大王府、征高丽。在梳理渤海、女真民族迁徙过程基础上,辨析定安国、兀惹、燕颇三者关系,发现定安国位置有所变动,存在由鸭绿江下游向上游的迁移。利用《辽史》、《高丽史》、《契丹国志》以及《耶律仁先墓志》等资料考证鸭绿江女真的范围以及鸭绿江女真大王府设立的时间。从辽丽之间“保州”、“鸭绿江东数百里地”纷争的角度,分析辽丽之间的和战关系。公元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是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一场长时段、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活动,波及地域之大,涉及民族之多在中国移民史上也很罕见,从宏观上把握这段历史,有助于东北民族史的整体研究。

董莉莉^[4]（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研究说明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刘德斌,张小明,孟钟捷,杨军,马卫东^[5]（2020）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一）》文中研究表明重要概念构成了人们感知、理解、阐释历史和现实的方式。对于构建学术体系而言,重要概念不仅是内容,也是工具。本期笔谈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重要概念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与观念重塑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遏制"概念如何影响了冷战史研究范式?"概念史"将会给国际关系史研究带来哪些借鉴?"羁縻"概念的内涵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实践的宏观演进脉络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天下体系"理论与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内涵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探究重要概念与学术体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为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思路,有助于避免对非西方和西方重要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有益于从中国视角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学术对话。

徐世康^[6]（2018）在《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文中提出“中华文化圈”,或称“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通常出现在研究当前世界如朝鲜、越南、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国家的论着中,但从历史上看,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研究现在看来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政权。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量,以契丹王朝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儒家“天下秩序”观念以及丧葬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中华文化在契丹这一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所发挥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是关于中华语言、文字在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介绍了契丹族与奚族的族源,通过文献学以及考古学、人类学的证据,对契丹族族出鲜卑的结论予以了肯定。接着就契丹族语言、文字与突厥语、鲜卑语、汉语、女真语、室韦语等之间的联系展开论述,并就契丹大字、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对女真族文字的影响作了讨论。第二节分析了契丹王朝宫廷（宫帐）、祭祀、军事、外交、丧葬与其余场合中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基本确定汉语、汉字是契丹王朝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同时契丹本族的语言与文字在某些场合如军事、祭祀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时期的“双语者”,即同时通晓汉语与契丹语两种语言的人员情况,从实际看,在整个契丹王朝存在的约两百年中,契丹王朝方面的“双语者”人数要远远多于中原政权中的“双语者”。本文第二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各方面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首先概要性地通过分析儒家典籍在契丹的传播来介绍契丹王朝成立前后儒家思想对契丹人的影响,可以确认在契丹政权成立前,儒家思想虽然已传播至契丹人中,但影响很小,且主要限制在上层人物与一些“归化”的契丹人中。而在契丹政权成立后,契丹人得以大量接触儒家思想,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也得以广泛流行于契丹王朝境内,但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则因不同原因而各不相同。第二节具体介绍儒家政治、经济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任贤、行仁、敬天等观念都被契丹统治者接受并宣扬,而经济方面的重农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契丹统治者甚至在一些不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推广农业,以彰显其“重农”的态度。第三节介绍儒家社会、宗教思想对契丹王朝的影响,与政治、经济思想类似,儒家社会思想中关于孝道、忠诚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政局稳定的内容也都得到了契丹朝廷的有力支持,而宗教思想方面,因契丹王朝崇尚佛教,故除其中涉及禁止左道邪术传播的内容外,对于儒家宗教思想并未有过多关注。本文第三章是关于中华儒家“天下秩序”观念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王朝“中国观”与“正统观”的演变,与通常的认识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契丹人的这两种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反复的过程,而二者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同步。第二节介绍宋与契丹对峙时期双方的外交博弈,双方之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由“战”到“和”的变化,而在外交领域这一“软实力”的较量中,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处于劣势。第三节介绍了契丹王朝的朝贡体系,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契丹王朝成立,契丹人实现了由朝贡者向被朝贡者的转变。在契丹人的朝贡国中,高丽与西夏二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中原王朝往往通过“虚爵制”来实现理想化的“天下秩序”不同的是,作为北族王朝的契丹王朝更多考虑实用性,通过不同而非一些固化的“模式”来控制不同的属国、属部。本文第四章是关于中华丧葬制度对于契丹王朝的影响。第一节介绍契丹人丧葬方式的转变。早期的契丹人死后并没有土葬的习俗,此后约至唐代,逐步在下葬时使用石室或利用棺木下葬,而在辽帝国建立后,开始大量吸收汉人的丧葬制度。第二节介绍中古丧葬礼仪对于契丹帝后及贵族的影响。就契丹帝后丧葬方面,其葬礼在圣宗以后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唐代帝王去世后所经历的诸多环节在契丹人的帝后丧葬中也基本可见,只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而就契丹贵族方面,同时期汉人丧葬中的卜葬观念以及停殡待葬时间较长等情况在其墓志中也有体现。第三节介绍中古墓志铭义例对契丹王朝的影响,唐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墓志铭“十三事”在各个时期的辽墓中同样有反映。契丹人还根据自身游牧部族出身的传统,对其中诸如“乡邑”等项进行了变通。同时,契丹墓志铭继续发扬光大了自唐代开始兴起的、对于志主的各种细致描写。第五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王振刚,李吉星^[7]（2017）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疆域形成研究述论》文中指出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中国边疆研究（特别是中国疆域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学人们纷纷从天下观、夷夏观、服事观、边疆观、治边观、民族（或族群）互动以及政治制度等视角对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力的成果。中国疆域形成史的相关研究迎来了一个高潮。

陈光文^[8]（2016）在《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敦煌位处河西走廊最西端,汉唐时期一直是中西经济、文化往来的交通枢纽。特别是隋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户口滋盛,文化繁荣,商贾行旅往来不绝,达到其历史发展的最顶峰。北宋皇佑五年（1053）以后,西夏取代沙州回鹘并开始了在敦煌的统治。自此,敦煌又进入了其历史上的西夏至清代统治时期。1036年,党项军队攻克沙州（敦煌）、瓜州,但次年沙州回鹘势力又将党项军队逐出沙州,并建立短暂统治沙州的回鹘政权;瓜州在破城后一直处在西夏的统治之下。1053年以后,西夏军队击溃沙州回鹘政权,并开始对沙州的统治。西夏前期瓜、沙地区的统治中心在瓜州,1097年以后西夏在沙州设立了监军司,瓜、沙地区的统治中心又移至沙州。西夏在敦煌设立有监军司、转运司、经制司等机构,建立起完备的行政建置与职官体系,敦煌的农业、畜牧业等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227年,蒙古军攻克沙州、瓜州,沙州先后属拔都和察合台势力范围。至元十七年（1280）,元代设立沙州路总管府,瓜州为其属州,同时任命出伯家族进行镇戍。元代时期,敦煌的农业、畜牧业等经济有所发展,敦煌也成为元朝至西域站赤交通的重要节点。西夏、元时期,敦煌佛教氛围浓厚。尽管敦煌石窟艺术已接近尾声,但其中的西夏、元代壁画仍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1368年明军攻克沙州,但明朝并未在当地建立统治,而是先后设立了沙州卫和罕东左卫,以蒙古族首领担任都督、指挥使等官职实行羁縻统治。但明中期以后由于西北边疆形势的恶化,明代最终将七卫部众全部内迁,闭关绝贡,彻底放弃关西土地。清朝康熙后期,以平定西域准噶尔之乱为契机,开始经理关西地区。雍正三年（1725）设立沙州所、四年（1726）升为沙州卫,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式设立敦煌县。雍正、乾隆时期,通过设所置卫改县及建城移民屯田等举措,敦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均得到了恢复性发展。总体而言,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发展,敦煌在中西交通上的枢纽地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西夏、蒙元时期敦煌汉人数量减少,汉唐时期形成的以汉文化为主体、参之以少数民族文化的敦煌文化已逐渐衰弱。明代敦煌更是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最低谷时期。清代时期进行了积极经营,使敦煌的社会面貌和经济发展迅速恢复,但由于敦煌人口全为甘肃各地移民发展而来,其文化、信仰已非昔日之状。

程妮娜^[9]（2016）在《从“天下”到“大一统”——边疆朝贡制度的理论依据与思想特征》文中研究指明古代王朝边疆朝贡制度的理论思想,发端于传统的"天下观"与"服事制",核心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汉族统治集团汲取了"华夷之辨"思想中"华夷一体"与以"华"为根本的因素,注重强化边疆朝贡制度的政治统属性。在各族王朝经营边疆朝贡制度的过程中,"同服不同制"思想对部落、古国朝贡形式向羁縻建置朝贡形式演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修德怀柔远夷"、"厚往薄来"、"恩威并行"思想与王朝固边安邦的治边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稳定了边疆统治秩序;北方民族王朝奉行的"重威辅恩"思想对边疆朝贡制度向民族地区建置的转变,进而实现中央集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王义康^[10]（2015）在《中国古代的外国与外臣考》文中研究指明古代外国是指华夏族以外的非华夏文化的民族,泛指四夷,"外"是指文化上的区分,外国是一个文化概念。魏晋以后,由于华夏君临天下的传统发生变化,此时的外国为汉族与自认或被认为中国或中华正统王朝的非汉族统治者以外的非华夏文化民族。清后期以来,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华夷世界观淡化、崩溃,古代外国的内含发生变化。清末颁布的国籍法中所谓的外国人已是指清王朝版图外他国的居民,外国是指清王朝之外的其他政治体——国家。于是古代的外国由原来的文化概念变为政治概念,也就是我们当代所谓的外国。古代王朝将境内非华夏文化民族称为外国、外夷,那只说明其文化属性,与其政治归属无涉。外臣是一个多重内涵的概念。首先,外臣是一个文化概念,在这一层面上它与外国、外蕃、外夷同义,是与文化概念的华夏相对应的广义的四夷。其次,外臣又是文化、政治交织的概念。尽管古代将非华夏文化民族集团视为外臣,但是文化意义的外臣是无限的,政治上归属中国历代王朝的外臣是有限的。为了区别四夷与王朝关系的不同、性质的差异,出现了政治概念内臣以及文化与政治概念交织的外臣。尽管有种种区分,但从文化视角看,外臣属于夷的范畴。

二、西汉属部朝贡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汉属部朝贡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汉简所见西域献畜的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2）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5）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一）（论文提纲范文）

（6）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论文提纲范文）

（8）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汉属部朝贡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汉简所见西域献畜的管理[J]. 冯玉. 西域研究, 2021(03)
• [2]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D]. 金标.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7-11世纪鸭绿江流域民族变迁问题研究[D]. 刘伟坤. 长春师范大学, 2021(12)
• [4]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5]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一）[J]. 刘德斌,张小明,孟钟捷,杨军,马卫东. 史学集刊, 2020(04)
• [6]中华文化圈视野下的契丹王朝[D]. 徐世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疆域形成研究述论[J]. 王振刚,李吉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2)
• [8]西夏至清代敦煌史研究[D]. 陈光文. 兰州大学, 2016(02)
• [9]从“天下”到“大一统”——边疆朝贡制度的理论依据与思想特征[J]. 程妮娜. 社会科学战线, 2016(01)
• [10]中国古代的外国与外臣考[J]. 王义康. 西北民族论丛, 2015(02)

标签：契丹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朝贡贸易论文;  丝绸之路论文;  西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