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贡体系中的华侨华人(1000-1500年)——一种世界体系视野的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倩[1]（202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英国霸权与香港地区》文中研究说明
姚瑞[2]（2020）在《《南洋研究》之研究（1928-194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洋研究》创刊于1928年,是暨南大学海外文化教育事业部下刊发的专门研究南洋的期刊。本文选取其中提及较多的“南洋”和华侨部分加以考察,试图理解当时《南洋研究》学者对南洋的印象和这种印象所要传递的“南洋”观,以及基于此观点,学者们对于南洋华侨生存境况的考察和如何提升其地位的解决方案。《南洋研究》的学者以反殖民的眼光,开创了南洋研究的新领域。学者们通过强调古代中国与南洋的宗藩关系,以及近代以来南洋华侨对南洋的建设作用,试图来阐释南洋以及南洋华侨对中国的重要性,进一步讲,学者向读者展现了研究南洋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南洋研究》的学者对以后国内南洋研究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他们通过回溯中国与南洋悠久的交往历史,并且自然过渡到近代以来华侨对南洋的开发和拓殖,来强调华侨在南洋平等地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南洋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暨南大学南洋研究的一部分,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南洋研究学者对南洋的认识情况,以及这种“南洋”观的形塑和嬗变,另外,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此时南洋华侨的生活境况和学者基于此对中国与南洋新型关系的展望。
黄云川[3]（2019）在《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文中研究表明贡榜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这一时期缅甸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就其对外关系来看,一方面,在东亚文化圈内部,缅王辛标信时期开始对缅甸北部领土的扩张,导致了清缅战争（1765-1769）,中缅边境贸易封锁近二十年。清朝史料所载,1789年缅王波道帕耶向清朝请贡,第二年,清高宗册封波道帕耶为缅甸国王,缅甸正式进入中国“朝贡体系”,中缅朝贡关系形成;另一方面,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贡榜王朝初期,缅甸与英国主要是商业关系上的交往,而英国正是从签订商约开始,逐渐到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对缅甸的领土和主权进行侵犯。1785年缅甸将阿拉干纳入缅甸版图,导致缅甸与英属印度接壤,为英国入侵缅甸提供了关键的契机,也进一步推进了英国通过缅甸入侵中国西南边疆的战略意图。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双方签订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杨达波条约》。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后,中国正式以缅甸宗主国的身份介入到英缅问题之中,英缅关系逐渐演变为中英关系在缅甸问题上的谈判。缅甸贡榜王朝时期的英缅关系和清缅关系的发展历程,既是缅甸作为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也体现了清缅之间的朝贡关系与英缅之间的条约关系在缅甸的较量,直至缅甸从清朝“朝贡体系”中退出。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由选题依据、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研究重点与难点构成,由于尚未有研究对这一问题从清、缅、英三角关系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只能就现存资料以及中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论述。正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论述缅甸在东吁王朝后期与英国、清朝的交往情况,指出该交往过程中对缅甸产生的影响和冲击。贡榜王朝初期,辛标信对清缅边境的扩张导致双方对于边境土司的争夺,引发了四年多的清缅战争,1769年清缅双方将领签订了“老官屯和约”,清缅战争终止,但是双方关系并未进入正轨。这一时期,英国已经开始尝试通过与缅甸签订条约的方式侵占缅甸的领土。但是,由于当时贡榜王朝的重点仍是对外扩张,对这种来自西方“外族”的危机并没有足够重视,在军事扩张中继续消耗着自己的国力。第二章:从1782年以后,清缅关系和英缅关系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而此时波道帕耶通过武力将阿拉干纳入缅甸版图,英缅之间的缓冲国消失,英属印度和缅甸的领土接壤,两国纷争开始。1790年缅甸和中国的关系开始缓和,清缅之间的朝贡关系确立,清缅关系进入正轨。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缅甸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杨达波条约》,英国正式开始通过迫使缅甸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对其进行侵略。在缅甸应对和处理与清朝和英国的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作为两种国家关系交往模式的体现在缅甸的对外关系中。第三章: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西方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此时英国和缅甸中断的联系已经恢复,英国在亚洲的扩张进一步加剧。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爆发,随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继续与缅甸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加剧了对缅甸的侵略,并通过缅甸将其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西南边疆,1875年中缅边境地区发生了“马嘉里事件”,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第四章: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缅甸的领土只剩下上缅甸,其东北部与中国相邻,下缅甸以及西部边界都被英国控制,缅甸残存的国土夹于中英之间,而此时清政府也已意识到缅甸对于西南边疆防御的重要性。在第三次英缅战争前后,中国以缅甸为清朝“朝贡国”的身份与英国谈判,但英国对缅甸的侵略势在必行,清朝已无力阻止,曾纪泽在中英缅甸问题的谈判中力争,以达到“存缅祀”,“继续朝贡”的目的,而英国最终以存“实利”、让“虚名”的策略与中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款》。“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在缅甸的碰撞中,中国被英国钳住了重“虚名”这一要害,忽视既得利益,英国最终成功将缅甸从“朝贡体系”中拆减,使中国丧失了对西南边疆的整体防御。
吕振纲[4]（2019）在《超越历史学传统:融合国际关系及其他领域的朝贡体系研究》文中指出加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借鉴,历来是史学界探讨的热点。但就朝贡体系这一话题来说,具体如何做,仍旧是一个未曾展开的话题。本文尝试就这一问题进行思考。首先总结史学界对朝贡体系的相关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要实现这一研究主题的创新发展,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寻找学科融合的方
王俏蕊[5]（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指出“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吕振纲[6]（2018）在《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民间商人这类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建构起明代中国与同时期东南亚古代邦国之间的区域贸易体系,并尝试运用这一案例与国际关系学的主流观念进行对话。本文的基本假设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贸易—社会体系建构中可以扮演积极地基础作用,特别是当国家由于其战略观念或者由于其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变迁而选择减少跨国互动或区域体系的建构行为时,以逐利为目标、表现为市场行为体的民间力量却可以始终关注编织一个可以满足他们获利目标的区域贸易—社会体系,甚至也可以间接推动区域间官方关系的发展。中国商人的跨国逐利行为推动和编织了这一区域贸易体系,该地区的国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影响这一贸易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观察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是否成形有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分别是:（1）跨国行为体;（2）区域市场。这一跨国贸易体系的建构与运作均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并先后经历了朝贡贸易体系、走私贸易体系与互市贸易体系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商人采取不同的跨国组织形式发展壮大,并与该地区中的国家以及其他重要的商人群体在持续互动中推动跨国区域市场的成熟和贸易体系的变迁和发展。本文认为,中国商人对中国—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形成具有以下重要作用:第一,不断根据区域社会环境的变迁,建构适合自身发展的跨国组织和贸易网络,并通过跨国实践完善区域贸易体系。第二,作为重要的市场力量,推动一国内部市场与跨国市场相联结,并以港口、腹地和贸易离散社群为基础,推动区域贸易—社会空间的整合。第三,在与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中,采取融入、斗争或妥协的适应性策略,推动区域贸易体系更符合商人自身利益。
吕振纲[7]（2017）在《明代前期（1368—1510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朝贡社会研究——对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借鉴》文中提出本文首先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出发,论证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是一对有效的区分单位。然后根据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的相关概念,析出规范/制度、利益和文明三个基本要素,将这三种要素用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中,区分了朝贡体系与朝贡社会,进而将古代中国和东北亚地区看作是完全的朝贡社会,而中国和东南亚则是不完全的朝贡社会。从1368年到1433年,明朝政府积极主导朝贡社会的发展,属于紧密的朝贡社会时期,但从1434年到1510年间明朝政府态度消极,无意推动地区内部朝贡社会的整合,紧密的朝贡社会转为松散的朝贡社会。在此情况下,1511年以后,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的介入以及地区内部私人贸易的发展,最终变革并瓦解了朝贡社会,并导致下一个阶段贸易社会的兴起。
田忠卿[8]（2017）在《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自1990年前后开始迅速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期间对外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更加适应国际舆论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一些中国固有观念的印记。在当下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的环境下,对外传播中话语权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中国的对外传播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很有必要对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尤其是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进行一个梳理。由于中央电视台正是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以央视对外传播为例的考察能够揭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嬗变的全过程。本文从冷战史的视野出发,首先对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进行了鸟瞰式的梳理,将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历程以1990年前后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外宣实践中形成较为强劲的“斗争”观念,且形成的话语体系与主流世界的舆论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1990年代中国电视外宣开始迅速发展时所面临的局面。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对外传播的重心转移到电视媒体上的时段,这一过程到1992年基本完成。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办和海外节目中心建立为标志,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以后的电视对外传播在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的观念演进线索,但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200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从1992年到1997年前后,中国的电视外宣基本是针对国外关于中国报道的“回击”,以一种斗争的姿态进行对外宣传,这种传播方式是基于中国方面自身需求的,在节目的制作、编排上以中方能够迅速有力地回应西方有关报道为目的,而非为了吸引受众;1997年前后,由于认识到中国对外电视节目制作水平和技术水准相较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严重不足,开始逐渐淡化“回击”式的对外传播,而是开始关注自身“专业化”程度,注重节目内容质量和制播水平的提高,虽然开始重视受众的感受,但追求“专业化”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到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差距,这在客观上也迎合了受众的需求;到2001、2002年,中国的外部舆论压力稍有缓和,对外宣传开始注重“说明中国”,抛开了对西方媒体的单纯回击或竞争,逐步成体系地对国外受众介绍和说明真实的中国,这是有意识地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2003年-201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对传播体系进行自主规划的意识,但仍然建立在颠覆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思路上,仍然是一种回应,属于“被动宣传”。从2003年开始,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开始成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关注点,提高国际新闻直播能力、搭建海外电视播出平台、建立海外记者站、提高海外家庭和酒店的频道入户率、开设多语种对外频道等,都在有计划、成体系地开展并取得巨大成果。在具有了一定的海外传播能力后,开始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中国文化吸引海外受众、主动拓展海外市场,这已经变成“主动传播”。2013年以后,对外传播观念发展的主线是全面建构话语权。在中国国力增强的情况下,必然寻求与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电视台在本土化和国际深度合作方面有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海外认可度大大提升。全面建构话语权的进程方兴未艾,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在未来进一步建构话语权的时代,最关键的一点是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让西方受众感到疏离,也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中国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时面临着三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对内传播规则束缚对外传播规则、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中国民间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外宣工作者要在具体工作中独立思考、理性分析之外,还要吸取国外媒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经验。在外宣决策层面应当确立建立起内外有别的对外宣传机制,中央电视台应该进一步明确在对外传播格局中的定位、以非常手段打开局面、疏导对外传播领域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何俊毅[9]（2016）在《晚清主权意识的生成——基于主权国家核心要素的考察》文中认为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在国际法上所固有的处理其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力,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固有属性。它标志着一国在国际法上的根本地位:不享有主权资格,就不能构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权国家,也就不享有国际法所规范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完全成员资格。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由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得以存在和良好运转的前提与基础。然而,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人而言,主权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社会不仅用"力的支配原则"树立主权概念的典范,还以"法的支配原
夏文强[10]（2015）在《新加坡华人“爱国主义”流变 ——以1887至1895年《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指明通过考察《叻报》1887-1895年的头版评论内容来窥探叻地华人从爱国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1887年——1890年对欧洲事务的报道通过“由己观人”的迁移,民族国家图景的初建起来;对叻地经济社会事务的讨论造就了叻地以“制度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对抗”的“爱国主义”二元结构,奠定了初始爱国主义温和的基调;1890年之后,对美洲华人事务的报道,使得温和的“爱国主义”开始偏向极端,对国家实力的呼唤和认同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对东北亚事务报道在叻地华人民族主义的塑造中呈现出三个作用:北境沙俄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叻地华人知识分子在对中国对外事务上始终保持一个紧张的认知环境,使得对国家安全的诉求始终强烈;朝鲜问题使得华人爱国主义随时都有滑向完全非理性的一面;日本因素的深度嵌入为华人“爱国主义”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羸弱“他者”,华人爱国主义以一种完全告别理性的“唯战主义”民族主义激情表现出来,爱国主义发展到民族主义。而战败后“国家实力的刚性认同”和“国家调和思维”两种路径使得极端的民族主义迅速冷却,最终统一在“国家实力——强权逻辑”的现实主义道路上来。民族主义通过非理性的狂颠过程完成了理性的再造。
二、朝贡体系中的华侨华人(1000-1500年)——一种世界体系视野的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朝贡体系中的华侨华人(1000-1500年)——一种世界体系视野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南洋研究》之研究（1928-194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南洋研究》概况 |
| 第一节 创刊背景 |
| 第二节 创刊及办刊宗旨 |
| 第三节 特色 |
| 第二章 《南洋研究》中的“南洋”形象 |
| 第一节 地理之“南洋” |
| 第二节 经济之“南洋” |
| 第三节 政权之“南洋” |
| 第三章 《南洋研究》中的“南洋华侨”与祖国 |
| 第一节 南洋华侨的境况 |
| 第二节 南洋华侨与祖国 |
| 第三节 战后南洋华侨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分析 |
| (一)关于本选题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关于本选题国内研究的状况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朝贡体系 |
| (二)条约体系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贡榜王朝前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752-1782)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建立之前缅甸的对外关系状况 |
| 一、缅甸地理和文化上的封闭状态 |
| 二、东吁王朝与明、清两朝的关系 |
| 三、贡榜王朝建立之前与西方国家的交往 |
| 第二节 贡榜王朝前期与清朝的交往 |
| 一、暹缅矛盾与清缅之间的关系 |
| 二、清缅战争与清缅关系的发展 |
| 三、清缅冲突所体现的国家观念差异 |
| 四、清缅冲突的结果及其影响 |
| 第三节 贡榜王朝初期与英国的交往 |
| 一、尼格莱斯岛的争夺与《缅英条约》的失效 |
| 二、英缅关系第一次中断 |
| 小结 |
| 第二章 贡榜王朝中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782-1842)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中期清缅朝贡关系形成 |
| 第二节 贡榜王朝中期的英缅关系 |
| 一、英国与缅甸签订商约的意图失败 |
| 二、英缅领土的接壤与英缅冲突 |
| 第三节 从商约到国际法意义上的条约 |
| 一、第一次英缅战争 |
| 二、《杨达波条约》的签订 |
| 三、缅甸对《杨达波条约》的反应 |
| 第四节 马戛尔尼访华与第一次英缅战争之体现 |
| 一、马戛尔尼访华所体现 |
| 二、清朝对第一次英缅战争的反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贡榜王朝后期的清缅关系与英缅关系(1842—1884) |
| 第一节 贡榜王朝后期的英缅关系——第二次英缅战争 |
| 一、达尔豪西的对缅政策 |
| 二、第二次英缅战争后缅甸的反应 |
| 第二节 第二次英缅战争后的英缅关系 |
| 一、英缅商约与英国在中国西南的勘探 |
| 二、敏东王的改革与外交 |
| 第三节 第二次英缅战争后围绕缅甸的中英关系 |
| 一、清缅朝贡关系的继续 |
| 二、“马嘉里事件”与英国对中国西南的企图 |
| 小结 |
| 第四章 “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在缅甸的碰撞(1885—1886) |
| 第一节 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前的英缅关系 |
| 一、柚木案与英国的“最后通牒” |
| 二、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 |
| 第二节 第三次英缅战争之前中国的介入 |
| 一、清朝对英缅事务的分析与判断 |
| 二、“实利”与“虚名”的提出与英国的拖延政策 |
| 三、第三次英缅战争后英国对缅甸的处理 |
| 第三节 围绕缅甸“朝贡国”问题的中英关系 |
| 一、关于缅甸“朝贡国”身份的中英谈判 |
| 二、《中英缅甸条款》的签订 |
| 三、《中英缅甸条款》之后的英缅关系与中英关系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超越历史学传统:融合国际关系及其他领域的朝贡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历史学的研究路径 |
| 二、三种创新的研究方法 |
| 第一, 全球史的研究方法。 |
| 第二, 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 |
| 第三, 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
| 三、国际关系学科可以为历史学提供什么 |
| 四、其他学科的朝贡体系研究 |
（5）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不足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核心问题及其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的文献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与研究限制 |
| 第一章 中国—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本文使用自变量、因变量以及干预变量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基本要素 |
| 一、跨国行为体 |
| 二、区域市场 |
| 三、融合两个要素的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的分类与阶段性特征 |
| 一、区域贸易体系的分类 |
| 二、区域贸易体系的阶段性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朝贡贸易体系的形成(1368-15世纪末) |
| 第一节 明朝推动下的中国—东南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奠基 |
| 一、明代朝贡贸易体系的建立 |
| 二、贡赐市场的形成 |
| 第二节 公私兼具的商人实践——郑和船队与朝贡贸易体系的巩固 |
| 一、具备官商身份的郑和船队 |
| 二、具备私商身份的郑和船队 |
| 第三节 私商与朝贡贸易体系的巩固 |
| 一、中国朝贡政策的变化以及私商对朝贡贸易体系的“灵活渗透与借用” |
| 二、中国商人与以琉球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网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发展(15世纪末-1567年) |
| 第一节 中国—东南亚区域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及体系规范变动 |
| 一、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一：多方参与的走私网络 |
| 二、体系规范的变动与走私贸易体系的运作二：海商(盗商)集团 |
| 第二节 走私贸易体系中的中国—东南亚区域市场变迁 |
| 一、走私贸易体系中的中国东南沿海内部市场体系的成熟 |
| 二、引进来：双屿、月港到澳门的跨国走私市场网络与贸易离散社群 |
| 三、走出去：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港口网络与贸易离散社群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中国商人与中国—东南亚区域互市贸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1567-1683年)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互市贸易体系的建立及其运作 |
| 一、区域贸易环境的新变化和互市贸易体系的建立 |
| 二、互市贸易体系的运作：从“行商—散商协同体”到“军商—散商协同体” |
| 第二节 互市贸易体系中的区域市场 |
| 一、中国商人、贸易圈的成熟与区域市场网络的完善 |
| 二、贸易离散社群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三节 商品的社会生命：中国与东南亚互市贸易体系中的商品流动 |
| 一、丝绸、瓷器及其他商品的跨国流动 |
| 二、白银与铅钱：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中的金融流动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第一节 本文的初步结论 |
| 第二节 进一步的相关思考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科研与学术成果 |
| 后记 |
（7）明代前期（1368—1510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朝贡社会研究——对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朝贡社会的形成与区分 |
| (一) 朝贡社会形成的三大要素 |
| (二) 区分朝贡社会的两种形态 |
| 二1368年到1433年紧密的朝贡社会时期 |
| (一) 明代前期朝贡制度的完善 |
| (二) 利益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和朝贡贸易网络的形成 |
| (三) 郑和下西洋培育更多的文明要素 |
| 三1434年到1510年松散的朝贡社会时期 |
| (一) 明朝从海洋的回归以及朝贡社会的延续 |
| (二) 琉球为中心的贸易网络的形成 |
| 四朝贡社会的危机与结束 |
| 五总结 |
（8）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1.1 学术价值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现有研究状况的不足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2 我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与背景 |
| 2.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基本状况 |
| 2.1.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定义 |
| 2.1.2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发展脉络 |
| 2.2 新中国对外宣传历史概述 |
| 2.2.1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的阶段划分 |
| 2.2.2 新中国前四十年对外宣传的主线与媒介 |
| 2.2.3 1949年-1989年中国外宣史概览 |
| 3 电视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战场(1989-1992) |
| 3.1 1989 年以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
| 3.2 中国对外宣传反思与调整 |
| 3.2.1 中国对外宣传暴露出的问题 |
| 3.2.2 1990年前后中西电视传播能力对比 |
| 3.2.3 1989年后中国对外宣传观念的进步 |
| 3.3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创办 |
| 3.4 小结 |
| 4 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1992-2002) |
| 4.1 1992 年-2002年国际形势的变化 |
| 4.1.1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 |
| 4.1.2 1992年之后中国的国际环境 |
| 4.2 变化的形势下外宣观念的不断调整 |
| 4.2.1 1992-1997:“回击”——针对国外媒体舆论攻势进行反击 |
| 4.2.2 1998-2000:“专业化”——节目制作精良化 |
| 4.2.3 2000-2002:“说明”——介绍真实的中国 |
| 4.3 小结 |
| 5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2003-2012) |
| 5.1 2003-2012 年对外宣传的背景 |
| 5.1.1 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
| 5.1.2 中国的民族文化自觉 |
| 5.3 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方式转变 |
| 5.3.1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 |
| 5.3.2 “主动传播”的两条线索 |
| 5.4 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的实践 |
| 5.4.1 “传播力”:建设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对外媒体 |
| 5.4.2 “软实力”: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
| 5.5 小结 |
| 6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2013年至今) |
| 6.1 政治形势与政治需求的变化 |
| 6.1.1 当下国际政治环境 |
| 6.1.2 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变化 |
| 6.1.3 中国对旧体系的“突围” |
| 6.2 对外传播新需求 |
| 6.2.1 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对外传播的窘境 |
| 6.2.2 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 |
| 6.2.3 建立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
| 6.3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 |
| 6.3.1 建构话语体系的理论规划 |
| 6.3.2 话语权建构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的体现 |
| 6.4 小结 |
| 7 对外传播观念与实践的展望 |
| 7.1 何为话语权建构 |
| 7.2 如何进行话语权建构—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2.1 “我者”—融入抑或同化? |
| 7.2.2 “他者”—妖魔抑或彼岸 |
| 7.2.3 “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3 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 |
| 7.3.1 对内传播规则约束对外传播 |
| 7.3.2 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 |
| 7.3.3 最大的障碍: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 |
| 7.4 “今日俄罗斯”崛起的经验与启示 |
| 7.5 未来电视对外传播的展望 |
| 8 结语 |
| 附录: 当事人口述资料七则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晚清主权意识的生成——基于主权国家核心要素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司法主权意识的生成 |
| (一)朝贡体系下的化外人条款 |
| 1. 清代以前的化外人条款 |
| 2. 条约制度产生以前清代的涉外纠纷处理 |
| (二)领事裁判权的确立 |
| (三)司法主权意识的觉醒与撤废领事裁判权的努力 |
| 二、领土主权意识的生成 |
| (一)画界立碑与勘界绘图 |
| (二)宗藩体系的崩塌与领土主权的建构 |
| 1. 中法战争及越南的丧失 |
| 2. 中朝宗藩关系的改编与崩塌 |
| 3. 琉球失坠与台湾建省 |
| 4. 伊犁危机与新疆建省 |
| 三、国民意识的生成 |
| (一)天朝的弃儿:视同“叛民”的华侨 |
| (二)鸦片战争后华侨政策的转变 |
| (三)《大清国籍条例》:中国第一部国籍法 |
| 四、国际社会意识的生成 |
| (一)国际法与主权意识 |
| (二)国际社会意识的萌芽:派遣驻外使节 |
| (三)认识国际社会的序曲:参加海牙和会 |
| 五、实证主义国际法对主权理论的重塑 |
| (一)国际法思想中的“国际社会”观念 |
| (二)国际法思想中的“文明”标准 |
| 六、结语 |
（10）新加坡华人“爱国主义”流变 ——以1887至1895年《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和背 景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阐释及界定 |
| 第四节 《叻报》简介 |
| 第一章 “由己观人”民族国家图景的初建 |
| 第二章 徘徊于两者间的“华人民族主义” |
| 第一节 叻地经济社会事务讨论 —— 爱国主义的双向发展 |
| 第二节 两种认同机制的试验场—— 东南亚事务的讨论 |
| 第三章 双向“爱国主义”的退潮 |
| 第一节 “认同”单摆的停摆—— 美洲事务的讨论 |
| 第二节 “爱国主义”的反省——“兵威不申于异域，权利久夺于外人” |
| 第四章 告别理性——“民族主义”的涨潮 |
| 第一节 俄国的阴影——北疆的铁幕 |
| 第二节 中国同藩属朝鲜的问题——悬在帝国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
| 第五章 “民族主义”大突变——日本因素的嵌入 |
| 第一节 “羸弱”的他者 |
| 第二节 “唯战为是”的“民族主义” |
| 第三节 冷却——“民族主义”的徘徊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朝贡体系中的华侨华人(1000-1500年)——一种世界体系视野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英国霸权与香港地区[D]. 张玉倩. 外交学院, 2021
- [2]《南洋研究》之研究（1928-1944）[D]. 姚瑞.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3]贡榜王朝时期缅甸对外关系研究 ——以清、缅、英三角关系为中心（1752-1885）[D]. 黄云川.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超越历史学传统:融合国际关系及其他领域的朝贡体系研究[J]. 吕振纲.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9(03)
- [5]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6]明代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区域贸易体系建构中的角色研究[D]. 吕振纲. 暨南大学, 2018(01)
- [7]明代前期（1368—1510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朝贡社会研究——对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借鉴[J]. 吕振纲. 中国-东盟研究, 2017(03)
- [8]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D]. 田忠卿. 武汉大学, 2017(06)
- [9]晚清主权意识的生成——基于主权国家核心要素的考察[J]. 何俊毅. 政治法学研究, 2016(01)
- [10]新加坡华人“爱国主义”流变 ——以1887至1895年《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D]. 夏文强. 暨南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