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否在追随或影响美国？

一、英国对美国追随还是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吴安庆^[1]（2021）在《战后日本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制度战略选择 ——以日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为中心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刘原媛^[3]（2021）在《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美国对1990年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在假定德国统一是由两个德国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和民族情感等内因决定的基础上,通过研究随德国统一而来的德国联盟归属、主权恢复和四大战胜国权利终结等问题的解决,来考察美国在德国统一外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二战后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美国始终从国家利益和联盟战略出发看待德国统一问题,将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作为管理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抓手。美国支持德国1990年统一既是对二战后联邦德国追随美西方联盟进行民主化改造并对抗苏联的回报,又为美国在1990年代初欧洲局势突变之际维持对欧影响、延续北约在欧存在提供了机会。在围绕德国统一问题的博弈中,美国通过稳住苏联、力挺德国、约束英法,推动了德国统一外部进程的发展,对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恢复完全主权并继续留在北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绪论阐明了研究课题对理解美德关系、跨大西洋联盟和冷战终结的意义。第一章点出了国际政治中“德国问题”的内涵,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一手策划德国分裂的始末。第二章回顾了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即原则、口头支持统一,实则奉行实用主义。第三章到第五章分阶段考察布什政府围绕1990年德国统一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并通过分析德国统一的国际影响来评估美国的政策效果。第三章分析1989年初冷战氛围开始消解的背景下,美国对德国统一的“观望政策”和“护持政策”,这一时期美国鼓励联邦德国政府扛起统一大旗,并护持科尔的“十点纲领”既契合西方联盟的战略需要又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第四章重点分析了1990年初美国实行的“推动政策”和统一谈判开启后的“配合政策”,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解决统一外部问题的“2+4”谈判框架,领导北约进行战略转型,照顾了苏联的安全关切,为苏德谈判获得突破奠定了基础。第五章论述德国统一对德美关系、北约发展、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美关系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部分实现了预期。第六章综述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作用,并借助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德国问题”的解决。

董畅^[4]（2021）在《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演变及其分析》文中指出中澳建交以来,两国的关系持续发展,特别是在进出口经贸方面的合作十分密切,加之中澳两国地理位置较远,且无有关国家核心利益的纠纷。按照常理,中澳两国应一直朝着友好合作的方向发展,然而近期澳方反华情绪日渐高涨,不仅在国际社会公开指责中国,甚至试图利用经济手段对中国进行制裁。而澳方反华的行径不是突然出现的,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澳方对中国的恶意便初现端倪。在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不会构成直接威胁,又有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经贸上依赖中国的国家,澳大利亚却仍选择制定强硬的对华政策,主动令中澳关系趋于紧张,不得不说,这种现象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众所周知,中澳关系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原因不在于中国一方,自改革开发以来,我们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我们的对澳政策始终没有改变,中澳关系的恶化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单方面制定强硬的对华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从内外两个层次考量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首先,由内部因素来看,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源于一国领导人对其他国家或国际局势的认知与判断,这是一个简单而清晰的逻辑,即一国政府若对另一国有着友好善意的认知,那么相应地便会制定充满善意的对外政策;反之,便可能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甚至试图利用政策性工具对另一方进行打压。而澳各界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政府间对中国认知的改变。此外,由外部因素来看,澳政府对美国的追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改变。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弹日益强烈,澳大利亚自然也要制定强硬的对华政策,在这一部分笔者讨论了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原因,首先美国需要澳大利亚的追随,这是澳能够追随美国的前提;其次,澳大利亚需要通过对美国的追随来获取一定的国家利益。随后,笔者展望了中澳关系发展未来的前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也会继续不断产生变化。毕竟,中澳之间不存在核心政治矛盾,反而在经济发展上具有长远的协同发展机会。从长远的观点看,中澳关系有很大的可能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最后,总结全文。总结澳大利亚对政策的改变以及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的改变,为日后分析其他国家对华态度和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张自楚^[5]（2020）在《北约“域外行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约的“域外行动”指的是由北约在《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款划定的北约防区之外执行的,与北约利益相关但不属于集体防御性质的危机管理行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产生于冷战时期。由于美欧在面对“域外”军事冲突时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北约未曾在冷战期间执行“域外行动”。但冷战期间的“域外”军事冲突使北约增强了对于执行“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北约鼓励有能力和有意愿的成员国以国家的名义介入“域外”军事冲突,并为执行“域外行动”进行了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准备,为冷战后北约执行“域外行动”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后,北约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等地执行了“域外行动”。部分北约成员国参与了美国组建的意愿联盟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北约对科索沃的空袭行动、伊拉克战争中意愿联盟的组建,和北约领导的驻阿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美欧之间既有合作又存在分歧,对大西洋联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北约“域外行动”的实践,北约逐渐发展出了“域外行动”政策、形成了“域外行动”特点。与此同时,美欧在北约“域外行动”政策、北约“域外行动”中的“全球伙伴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争论。北约“域外行动”为冷战后大西洋联盟的存续和转型提供了理由。但美国和法、德等欧洲盟国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的矛盾,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未来,大西洋联盟的组织形式将松散化、联盟内部美欧矛盾将深化、联盟的凝聚力呈下降趋势,大西洋联盟趋于退化。

游启明^[6]（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赵婉廷^[7]（2020）在《退盟后新西兰与美国防务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西兰奉行无核化立场导致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破裂,两国防务合作受限、政治关系紧张。然而,新西兰退出澳新美同盟并未导致新美防务合作的完全切断。在经历了 20余年在多边场合下开展的低水平的军事合作后,新美防务关系以2010年《惠灵顿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进入了“新正常”阶段——两国重新建立了“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西兰退盟后,新美防务合作在冷战终结、美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调整的背景下逐渐加强,两国防务合作多以美国领导,新西兰参与的多边军事行动形式展开,如新西兰为海湾战争中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提供后勤支持、与美国在阿富汗战场上并肩作战以及在联合国号召下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战后重建工作等。新西兰在美国主导军事活动中的频频现身修复了其“可靠伙伴”的形象,促成了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下对新美防务关系的再评估,2012年签订的《华盛顿宣言》是两国盟友关系中断近30年后再次达成的正式防务协议。新美防务关系的戛然而止亦促使新西兰省察国家安全利益,重新锚定其国际角色,退盟后的新西兰在摸索中形成了颇为独特的国际事务参与路径。相较于新美同盟时期,当前的新美防务关系互利性和灵活性更加突出,这是两国在考虑到既往分歧和当今国际环境后作出的更加理性的选择。未来的新西兰与美国将继续在海洋安全、人道主义救援与灾后救援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防务合作。

宋芳^[8]（2020）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文中研究表明2000年俄罗斯普京总统上台以来至今,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的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这对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研究这一时期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出欧美相关政策差异的特征分别是“软制衡”和“新遏制”,进而着力分析这种差异生成的主要变量,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本质、乃至当下国际格局的嬗变。本文认为,从结构性层面来说,欧美对俄罗斯政策的同异源于两种结构性矛盾:一是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欧盟与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前者是欧美选择共同打压俄罗斯的原因,而后者则成为了欧美对俄政策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欧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于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欧美不仅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而且在俄罗斯问题上的政策的一致性应该大于差异性,因而总体上双方保持着合作。总体而言,欧美对俄政策是以同为主,同中有异。欧美对俄政策的一致性在于,从20世纪90年代它们都希望将俄罗斯纳入西方体系转变为2000年以来共同防范、压制俄罗斯,对俄政策从缓和到趋于强硬。究其根源,欧美与俄罗斯的结构性矛盾,是欧美选择共同压制、对抗俄罗斯的原因。欧美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认知出发都将俄罗斯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共同推动北约、欧盟双东扩,扩大西方势力范围同时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欧美的对俄政策制定是基于对“目标+所能承受的后果”的综合考量。从目标上来说,欧盟和美国都希望能够消除俄罗斯的威胁、约束俄罗斯的行为,但是就二者所能承受的后果而言,欧盟不能承受刺激俄罗斯所带来的可能后果,而美国能够承受严厉打击俄罗斯的后果。本文提出,2000年以来,从整体上看,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是“新遏制”政策,表现为公开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对俄罗斯实施步步紧逼的战略压制。相比之下,欧洲对俄罗斯的政策显然没有美国的强硬,是某种“软制衡”政策,即并非要将俄罗斯逼入墙角,而是留有较大余地,以避免与俄罗斯的强烈对抗,一个安分、稳定的俄罗斯更符合欧盟的利益。本文认为,安全威胁的感受度不同、经济依赖度不同、战略文化差异以及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四个变量决定了欧美对俄采取有差别的政策。第一,就安全威胁的感受度来说,欧盟军事方面存在很大缺陷,加之地理上与俄罗斯邻近,造成了欧盟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是邻居,激怒俄罗斯受到打击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大西洋同盟有效性的怀疑,既担心被美国抛弃又害怕被美国牵连,担心如果真的遭到俄罗斯的攻击,美国是否会帮助欧洲。相比之下,美国军事实力强,距离俄罗斯又远,能够承受与俄罗斯“硬碰”的后果。美国的不安全感不是源于担心俄罗斯威胁美国本土安全,而是来自于俄罗斯能够威胁美国的海外利益和盟友安全,同时挑战美国霸权。第二,欧美与俄罗斯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同。欧盟更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而美国与俄罗斯的经济相对独立,相互依赖程度低。第三,欧美战略文化的差异。历史的创伤使欧盟逐渐形成了审慎的战略文化,倾向于使用多边的和国际法的方式处理俄罗斯问题,而美国喜欢使用单边的、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第四,决策与执行能力差异,欧盟是国家集团,决策和执行能力相对较弱,面对俄罗斯,欧盟内部往往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政策协调十分困难,而美国的决策权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美国总统手中。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将俄罗斯作为其主要威胁之一并加强了对俄遏制力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商品加收关税、对欧洲一体化的消极态度以及强硬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同盟义务等凸显了欧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护持美主欧从的霸权等级结构与欧洲追求更为均衡的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矛盾。欧盟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不得不将“战略自主”提上日程,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不顾美国反对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项目合作,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有所发展。然而,欧洲的实力不足和凝聚力的缺乏,而美国的全球战略仍然需要欧洲盟友的支持,决定了欧美外交关系的斗而不破。

李文文^[9]（2020）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日本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中日关系作为极为重要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对中国良好周边安全环境的营造至关重要。然而,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中日关系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这一不正常的双边关系,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尤其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日本外交政策取向密不可分。战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特别是东亚争霸战略,通过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了“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自此日本对华外交政策深受日美同盟关系的制约,从而迟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然而,随着美国东亚战略的调整,尤其在两次“尼克松冲击”以及美国的默认下,日本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即时至此时日美同盟又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和结束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就选题缘起、价值与意义、思路与方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做了铺垫性交代。第一章,主要介绍和阐述了日美同盟建立的背景及其实质。文章从日美同盟的建立入手,就日美同盟建立的三大背景、标志及实质展开论述。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日美同盟的建立和日本战后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的确立,使得日本失去了对华外交的自主性,这也是导致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主要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了1951年至1970年间日美同盟如何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冷战时期日本历届内阁奉行的“亲美反华”政策视角出发,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奉行对美“追随”路线的吉田内阁、主张对美“协调”的岸信介内阁、追求日美“平等伙伴关系”的池田内阁、强化日美同盟的佐藤内阁,还是倡导对美“自主外交”的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在处理中日关系方面都无法跳出日美同盟框架的束缚,其所奉行的对华政策都是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前提的。这是导致中日关系几起几落,未能发生质的飞跃即未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根本原因。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71年至1978年间日美同盟如何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文章从这一时期日美同盟出现危机的标志性事件“绳线交易”与两次“尼克松冲击”入手,就日本政府是如何带着被盟友“背叛”的惊愕与被盟友“理解”和支持的兴奋着手中日复交和缔约谈判而展开分析。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缓和尤其是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实现的关键因素。第四章,主要评估和剖析了日美同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原因。文章不仅就日美同盟在中日复交进程中前期所起的阻碍与后期所起的促进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评估,而且就其成因进行了剖析。笔者认为,同盟困境中对“被抛弃”和“被卷入”的恐惧与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其前后作用的发挥乃至逆转,即客观因素推动了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从消极转为积极。第五章,主要展望了日美同盟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文章从冷战结束后日益强化的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出发,尝试性地对日美同盟的演变趋势及其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展望。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美同盟不但不会走向解体,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而它对中日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仍然大于积极影响。结束语部分,主要就今后如何弱化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提出了若干建议。

刘谭源梓^[10]（2019）在《澳大利亚的越南战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位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西方国家,地缘与文化的冲突使其防务重点与传统的欧美国家不同。澳大利亚始终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视为它的安全关切,并为确保地区及国家安全做了许多努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澳大利亚一直将其防务安全寄托在英国的庇护之下。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虽对远东形势的变化以及英国在太平洋地区防务力量的收缩感到些许不安,但在总体上仍给予英国海军绝对的信任。然而,1942年新加坡的陷落意味着英国在远东军事力量的崩溃,澳大利亚开始决定走出传统的帝国防务框架的限制。战后,澳大利亚以保卫国家安全为首要目标,积极寻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保障,与其邻近的东南亚地区更是战后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重心所在。最终,通过澳新美条约、马尼拉条约和澳新马协定等一系列集体防务协定,澳大利亚为其所谓的“前沿防御”战略找到了极其重要的防务和地缘支撑点,同时也走上了通往越南战场的道路。澳大利亚是越南战争时期积极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西方国家之一,更是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向南越提供海陆空三军支持的国家。本文认为,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并不是一个突然、孤立的事件,而是澳大利亚在战后一直追寻的地区防务安全目标的延续和其“前沿防御”战略的具体实践。澳大利亚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经历了小心介入、决定出兵和最终撤离三个阶段的演变,而越南战争不同时期的形势变化也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越战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前沿防御”战略的要求和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为确保国家安全开始介入印度支那问题。同时,在英国太平洋防务日益收缩的情况下,为了换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保证,澳大利亚跟随美国的步伐,对南越的支持逐渐从政治、经济扩展到军事行动方面。1965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南越派遣地面部队,此后还数次增兵,澳大利亚在越南战争中的投入基本达到了其军事能力的上限。到越战后期,随着战场局势的恶化、反战运动的高涨及美国越南政策的改变,澳大利亚也被迫调整其越战政策。1972年,战后执政长达23年的联合政府在大选中落败,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奉行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以一连串快速、干脆的决策将澳大利亚从越战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越南战争结束以后,澳大利亚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也开始走向了相对独立与成熟的发展阶段。

二、英国对美国追随还是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国对美国追随还是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演变及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北约“域外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退盟后新西兰与美国防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9）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论文提纲范文）

（10）澳大利亚的越南战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英国对美国追随还是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日本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制度战略选择 ——以日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为中心的分析[D]. 吴安庆. 外交学院, 2021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美国对德国统一的政策和作用研究[D]. 刘原媛. 外交学院, 2021(10)
• [4]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演变及其分析[D]. 董畅. 山东大学, 2021(12)
• [5]北约“域外行动”研究[D]. 张自楚. 外交学院, 2020(08)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7]退盟后新西兰与美国防务关系研究[D]. 赵婉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8]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年至今）[D]. 宋芳. 南京大学, 2020(04)
• [9]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日美同盟因素研究（1951—1978）[D]. 李文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2)
• [10]澳大利亚的越南战争政策研究[D]. 刘谭源梓.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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