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整合探讨

一、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一体化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唐士亚^[1]（2020）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文中提出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甄别、资金供需匹配和支付结算,借助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征,极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播效率。互联网金融规制过程本身与信息活动、信息运用紧密相连,且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机理也与信息活动有着内在的高度关联性。这就意味着应当充分重视信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重视对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活动的调节,以达到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目的。公权主导的互联网金融行政规制,对于防范和规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规制滞后于金融创新速度、规制成本高企和规制策略的不稳定性等局限。因此,引入信息规制这一具有柔性特征的规制模式,和刚性的行政规制相互配合,成为完善互联网金融规制体系的可行路径。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是“利用信息进行的规制”,包括了所有利用信息方式进行规制以达到治理互联网金融市场目的的手段。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应当定位于中立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组合性原则和适度倾斜保护原则等四大基本原则。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实施成本对比,可以发现信息规制具有信息获取成本较低、信息来源多元化、规制程序启动障碍小和被规制者的对策行为少等相对优势,在行为可标准化程度低的领域、金融规制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规制以及金融规制机构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合作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路径。互联网金融规制的信息工具包括了信息披露制度、声誉机制、平台评级制度、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悬赏举报制度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不同的信息工具都依然是围绕着“利用信息方式进行互联网金融规制”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可以考虑从规制主体和规制强度两个维度出发,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予以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纳入“规则体系”与“科层体系”之中,勾勒出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信息规制的选择和运用在本质上是信息工具与互联网金融的匹配性问题。在选择和应用信息工具的过程中,应当对影响信息工具匹配性的因素展开分析,具体包括规制场景、规制工具强度、规制成本和收益以及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运行框架需要具备标准设置、信息获取、行为矫正和效果反馈四个具体要素。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实践中,不同的信息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优势和适用范围,针对复杂的互联网金融市场问题,很多因素决定了单一的信息工具难以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不同信息工具间的优化组合。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和行政规制路径都存在瑕疵,没有哪一个路径是完美无缺的,两种路径之间的选择只能是不完善事物之间的选择。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们二者的规制优势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规制优势的互补性）。这意味着一种规制路径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可以被另外一种路径在该方面的相对优势所弥补。因此,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可以形成合作规制模式。互联网金融合作规制可以分为外部合作和内部合作。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合作还要深入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路径的制度内部,即“制度内合作模式”。互联网金融可视为金融科技的基础版,金融科技则是其升级版。对比互联网金融,科技元素对金融科技的渗透与影响更为明显。在金融科技中,科技已经演变成金融发展的核心推动元素,这些科技元素深刻改变了金融业的资金供需主体、商业模式、风险构成和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的变迁意味着规制活动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规制的方式和价值,重塑信息规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杨智超^[2]（2020）在《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资本市场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资本市场会使得经济发展出现波动甚至导致危机。因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如今全球一体化浪潮来临,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显得尤为重要。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与重要的资金来源,如何进一步的开放与完善,使其成为一个成熟发达的市场,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这样不仅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持,还为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可行性的建议和思考。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显得异常重要。资本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并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高质发展的强有力支撑。进一步对外开放资本市场不仅有助于稳固中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为居民的消费升级保驾护航,助推以内需为引擎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还有助于中长期资金的进入,从而缓解国内期限错配的情况,降低期限错配的风险。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助于国内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也有助于推动中国获得全面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认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时还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进而降低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更加匹配。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是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长期助力。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助于引入大量专业的、理性的机构投资者;有助于引导资本市场由短期投机转向以价值为导向的长期投资的投资理念的形成;从而助推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成熟程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本文在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进行了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期能够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廖慧^[3]（2019）在《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自入世之来,证券市场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深。我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在努力融入国际证券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证券市场国际化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如何在提高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同时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适用范围广的跨法域监管机制,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历史任务。本文在概述证券市场监管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等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分别对世界主要证券市场的跨法域合作机制做了梳理和分析,借鉴了它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在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结合我国的监管现状和需要,提出了建构两地证券信息披露合作监管机制的设想。第一章,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的基础理论。本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文中所提及的主要概念进行介绍,例如证券信息、证券市场监管、监管的目标和原则等。第二部分是介绍有关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的主要规则。第二章,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的必要性。本章首先对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以来两地签订的合作文件进行梳理,以中国加入WTO和“沪港通”确立为两个时间节点将时间分为三段,将各个时间段内的重要文件进行列举。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强化两地证券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的必要性所在。第三章,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的模式选择。本章主要是通过对美加MJDS模式和欧盟信息披露监管机制两种跨法域合作实践的内容进行阐述,分析各自在适用过程中的优缺点。然后综合两地实际情况,从适用依据和可行性两点考虑选择一个较为适宜的合作监管模式。第四章,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的制度设计。在这章将回归到两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上,确立构建的目标。接下来从上市公司主体认定、持续信息披露、关联人士和关联交易的认定、定期财务报告和准则四个方面,对如何构建符合两地实际情况的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制度提出具体可行性措施。最后,在结论一章对本文内容进行总结,指出不断加强两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合作监管,既有利于增强我国内地证券市场的吸引力;也有利于加快国际化的发展程度;还有利于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和进步。

肖梦黎^[4]（2019）在《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风险与问责分析》文中指出网络交易平台正经历着迅速崛起与超速发展,并且以席卷之势侵入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交易平台兼具企业与市场的双重属性,具有用网络效应吸引交易量、以高效的搜索匹配能力降低交易成本等特点。交易平台需要符合交叉网络外部性、价格结构非中性、买卖双方在市场上直接进行交易,且交易双方退出平台的成本较高四个约束条件。对网络交易平台的考察应该放置在交易平台动态演进的视角中进行。网络交易平台是交易平台演进过程的最新阶段,既具有交易平台的共同属性,也有互联网环境下的新特点。交易平台采取自我规制的原因一是在于自我规制是最自然的规制形式,二是作为他者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在交易平台所处的行业异质性较强的新兴领域会遭遇巨大的规制难题。网络交易平台不受物理疆域的限制并具有技术上的架构优势,法律不完备与执法不足很难避免。自我规制具有信息优势,可以有效减缓风险认知中的二元对立,促进被规制者的服从。使政府既达到规制目的,又无需承担规制成本与规制责任。网络交易平台自我建构了一个规范闭环,对于进入平台交易的主体均有规制效力。这也就暗合了法律多元主义的一个命题:即一定条件下,在给定的场域内,是一些非国家法的规范秩序在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研究自我规制有助于了解社会自治的结构与机理,从而实现对回应型法的升级,使法律得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交易平台进行自我规制的初衷在于降低规制成本、消弭风险带来的偏在性,以更好地回应功能分化社会下“去中心”的规制体系。但风险是弥散且难以消灭的,风险已经逐渐演变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背景辐射。交易平台不但可能产生科学技术视角下的风险,即包含技术故障导致的交易异常、系统漏洞带来的数据泄露在内的技术与系统风险,也可能产生社会科学取向下可归咎于决定的风险,包含歧视性定价、搜索排名、定向广告等算法的风险,以及交易平台的失察风险与自我规制制度被滥用的风险。交易平台的自我规制产生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交易平台在自我规制的过程中建构了各种“权力”,有传统社团的刚性处罚权,也有发展到网络交易平台才逐渐兴盛的柔性“数据权”。交易平台的权力多数时候不表示为传统意义上的“压制”与“审查”,而更像是一种以“同意”为前提的,使用代码、软件、架构与协议,渗透到“最微妙的个体行为中”的权力。公民权力与平台权力互相影响;国家权力既可能被平台权力所规避,也可能型塑甚至收编平台权力。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平台会主动选择或被动接受不同的权力关系。交易平台利用权力建构出了“决定者”与“被决定影响者”,从而成为了各种风险产生的前提。交易平台在自我规制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类型的风险,因此需要加强交易平台、平台用户与公众间的风险沟通。平台应就自律规则的创设、修改,自律规则本身,以及自律规则的执行等方面做出说明与解释,以尝试弥合兼具专家与规制者身份的平台与公众间风险意识的鸿沟。这种说明解释义务是非强制性的,不宜由政府直接进行干预,而应由各方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平台进行自我设限并完善其风险沟通机制。风险沟通需要从寻求“公开”逐渐变为追求“透明”,“公开”往往和客观的点状或块状信息相联系,“透明”则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即希望通过民主理念的进入使得平台权利的运转变得清晰可见。若潜在风险演化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交易平台还需要承担强制性的“归因-课责”责任。对自我规制进行风险规制时需要考量无序成本与权力成本,继而在自我规制、司法介入与行政监管与国有化等规制方式中做出选择。具体归责要考虑到“规制总强度恒定”与不同类型交易平台中规制阶梯的存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交易平台应该综合风险控制与成本收益等因素选择合适的外部介入模式,将预防原则与回复性原则的精神渗透到规制过程中,从而在尊重自我规制、保护用户权益与推动产业创新间达到一种平衡。

石启龙^[5]（2019）在《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市场操纵通过虚构市场供求关系控制价格波动以制造交易价差获利的内在机理一成不变,但具体的实施策略则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结构。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市场操纵行为因被限制于单一市场而展现为传统的单市场操纵形态。随着金融衍生品的诞生开启了资本市场的融通趋势,股票市场与期指市场间的价格关联效应使跨市场操纵成为新动向,并形成交易型和信息型两种实施模式。其中,交易型模式利用股价指数的可操纵性,直接以交易行为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信息型模式通过向市场释放信息诱导交易的时点和方向,虚构市场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借助股票期现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牵引关联市场价格波动以获利。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融合催生出利用资本市场跨境价格关联渠道实施的更为复杂、隐蔽的跨境操纵实施模式。商品价格受供求影响的波动性是市场操纵的实施基础,控制价格波动以获利的机理使操纵行为蕴含价格波动风险,风险在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中因被限制在单一市场内而显现非系统性。在资本市场融通趋势下,跨市场操纵的价格波动风险沿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释放,并在金融综合经营格局下跨行业、跨机构、跨市场系统性溢出,在现有基于金融分业体制和资本市场隔绝结构的监管法律制度下产生监管盲区,威胁金融安全,隐含市场和法治的双重危机。究其原因,一是监管权创设有欠缺,现有操纵行为监管局限于行为规制和事后惩治的微观层面,缺失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二是监管权配置不合理,以证监会为绝对权威的“倒金字塔”监管结构和低效监管协调机制抑制监管效率;三是监管权运行有障碍,市场分割式的操纵禁止规范框架缺乏整体监管视阈,造成跨市场监管缝隙,而价量控制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疏离于操纵行为的实施机理和发展趋势。问题源于现有操纵行为本质认识囿于资本市场隔绝结构下单市场操纵认知,将市场操纵监管局限于投资者保护和事后惩治等微观行为监管层面,无法应对跨市场操纵价格波动风险的系统性演变。对此,市场操纵本质把握应从关注操纵结果的价格操纵和价量控制以及操纵行为的欺诈和市场欺诈延展至操纵的实施条件。滥用市场优势控制价格的市场操纵本质认知通过行为的前提和结果表征行为的操纵性,可以重构市场操纵监管内涵,在完善市场分割、行为规制、事后惩治的微观监管制度基础上,引入全局视阈、风险治理和事前防范的宏观监管制度,构建统合性监管制度框架。首先,防范是关键。在操纵行为监管制度设计中引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和制度,在立法中确定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并顺畅其监管视阈覆盖资本市场的法律途径。然而系统性风险概念的模糊使宏观审慎监管权存在滥用可能,对此,一是在监管权配置方面贯彻以权力制衡理念,在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议事机制基础上构建高效的资本市场监管协作机制,强化监管信息交流和共享,遏制监管行为偏差,构建监管资源高效配置、信息流动顺畅的“金字塔型”市场监管体系结构,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进资本市场的国际监管协作机制;二是在监管权运行方面限定监管权边界。围绕市场优势设置主动防御的信息监管制度,根据不同类型操纵行为的风险程度设置差异性的合格投资者制度;改进投资者分类监管制度,重点监测市场优势投资者;设置跨市场交易大额登记制度。其次,惩治是底线。惩治的正当性依赖于规范的科学性。跨市场操纵与单市场操纵具有相同内在机理和行为结构,只是借助跨市场价格关联渠道将原本局限于单市场内的价格控制行为和清仓获利行为分置于价格关联市场,并无实质独立性,可以纳入现有操纵禁止规范予以治理。但应修订现有市场分割的操纵禁止规范体系以应对跨市场操纵的新动向,一是加强立法衔接,弥合跨市场监管缝隙,确定《证券法》和《期货条例》为资本市场基本法和特别法,全面覆盖资本市场操纵行为;二是平衡规范的保障和保护功能,设置以行为模式为核心的“具体规范”规制已有操纵行为,以授权裁量为核心的“授权规范”涵射未来操纵行为;三是在“可替代”原则下通过危险犯、行为犯、结果犯等构成要件差异化设置,实现对跨市场操纵的有效监管。

王沁怡^[6]（2019）在《跨境证券交易监管中的等效认定制度研究》文中提出二十世纪80年代起,国际证券市场逐渐形成了全球化、非中介化、跨国化、电子化等四个新特征,经济市场的颠覆式革命驱使着相应法律监管的逐渐变革。然而,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各个国家或地区并没有对域外监管有过多涉猎以控制逐渐扩大的系统性风险,因而以监管失控与监管空白为根本原因的金融危机频发。在承受一次次金融动荡后,各国或地区都开始思考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措施。跨境证券交易行为引发的风险成为各国或地区证券交易监管的一个重点,为了保护本国司法管辖区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的公平与稳定,欧美不少国家选择将本国的证券监管管辖权延伸到主权范围以外的交易或主体,如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欧盟地区《欧盟市场基础设施监管条例》都规定了针对场外衍生品监管的宽泛域外管辖权。自此,在跨境证券交易监管领域,重复监管导致的监管冲突僵持不下,为国际证券交易市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在互相监管的贸易壁垒越来越高、跨境监管的长臂越来越交错的情况下,这种监管对弈的摩擦、冲突逐渐转化为消极的监管竞争,增加了市场参与者的合规成本,使国际证券市场动荡不安,也给各国国际关系造成不利影响。同时,我国证券市场承接国际板使命的科创板的推出、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机制的开展、“合格中央对手方”的认定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使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域外证券监管的重要一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统筹粤港澳大湾区的过程中,我国也必须面临与不同法域的证券交易监管协调。为解决这一困境、实现国际证券交易监管统一化,实践中陆续出现过两种过渡模式——金融软法与少边主义。但金融软法太过原则性,涉及的国际组织或机构没有强制约束力,在执法与监督上没有保障;而少边主义过于精英政治以及单边主义的内涵,使得这种理论一出现便引发了许多痛斥。在探寻解决跨境证券交易监管冲突中,一些国家或地区渐渐找到了一种柔和且可行的方式——等效认定制度,其被看做是国民待遇原则的延伸,而实质是对监管目标或监管成果的认定。等效认定制度是指一国（或地区）监管者对另一国（或地区）的监管进行评估与比较,若该国（或地区）在某些监管规则及其实施层面与本国（或地区）监管具有同等效果,则认定该国（或地区）这方面监管规则或监管成果在本国（或地区）境内的效力,从而方便满足该国监管规则或取得该国（或地区）监管成果的市场参与者豁免本国（或地区）相应的监管规则。实际上,在国际货物监管、国际金融服务监管以及国际会计准则适用等领域早就采纳了等效认定或与等效认定类似的安排。在跨境证券交易监管领域,目前美国对境外证券交易所给予的豁免注册优惠以及场外衍生品的替代合规都是等效认定制度的实践产物,欧盟对其成员国也有类似规定。2013年,G20圣彼得堡峰会中也表示支持替代合规等等效认定的做法,以加强各国未来的监管合作。等效认定制度的实践可以说是国际监管合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各国或地区能够在等效认定网络形成的基础上重新或继续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追求国际证券监管的统一。相比其他的监管协调措施,等效认定制度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但在保障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上,监管者必须克服跨境监管固有的局限性、认定双方的不确定性、国际监管间的断层性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以跨境证券交易监管为背景,系统梳理并分析了等效认定制度的概念、分类、价值追求、程序等,重点对等效性认定标准进行归类与分析,并针对等效认定制度尚存在的缺陷与风险提出法律规制角度的解决对策,旨在为我国应对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或地区在证券交易监管上的等效认定、促进与不同法域的监管协调与合作提供借鉴与参考。具体而言,本文正文分为以下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跨境证券交易监管的困境及突破。首先由域外证券交易监管的扩张而造成的跨境监管冲突僵局引入,分析金融软法、少边主义两种解决模式的局限性,从而引出第三种解决方式——跨境证券交易监管的等效认定制度。本章通过对等效认定制度的概念、分类、价值追求、基本特征、优越性与程序步骤进行系统性介绍与梳理,为后文发现等效认定制度存在的缺陷与风险及提出解决建议奠定基础。第二章以跨境证券交易监管等效认定制度中的认定标准为中心进行分析。本章对双边等效认定模式与多边等效认定模式两种背景下的等效性认定标准分别进行探讨。着重研究了双边等效认定模式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两代替代合规模式从规则等效为导向转变为以结果等效为导向的认定原则,并对具体认定标准或认定实例进行分析。将多边等效认定模式下的认定标准分为多边框架与类多边网络两种情况。欧盟是多边框架下监管等效的典型代表,在处理境内监管冲突上采取最低限度标准,在处理与境外第三国的冲突时则类比双边等效认定模式;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积极回应欧美国家的等效监管认定时,开创了类多边的链式推定模式,促进了等效认定网络的形成。第三章主要对现阶段跨境证券交易监管等效认定制度存在的缺陷与风险进行分析,其中包括跨境监管固有的局限性、等效认定双方的不确定性、国际监管的断层性等方面的问题。第四章针对第三章的缺陷与风险,从我国适用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证券交易监管改革、参与国际证券交易监管统一化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祁畅^[7]（2018）在《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从应然性和实然性两个角度来分析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法律内涵并探索出相应的监管路径。一方面从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和监管实践出发,分析对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方式。另一方面基于学理和《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剖析现阶段非上市公众公司应有的内涵和监管路径。本文主要提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双层监管路径,即分别从公司和证券市场的视角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进行规范:对于广义上的非上市公众公司,需通过《公司法》进行统一规范,对公司分类、股东知情权等内容做出详细规范;对有具有特殊性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如在新三板市场交易的挂牌公司,则需要通过《证券法》及相关法规进行完善,包括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本文正文部分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章,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基本范畴。主要介绍了三个基本内容:第一,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产生的原因,包括清理场外市场而形成的特殊公司制度、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需求、监管体制改革的原因以及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原因。第二,研究了非上市公众公司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实践,介绍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内涵以及实践中三种情况:两网及退市公司、区域股权交易市场中的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无固定交易场所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第三,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的交易场所——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状况,讨论了新三板市场的法律性质,以及新三板市场建设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发展之间存在的矛盾。第二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现状及存在问题。这一部分首先从学理基础和立法实践分析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现状:一方面,提出了契约自由与公共干预理论,证券监管模式变革以及公司治理的软法规制等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学理基础;另一方面,回顾了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新三板市场的监管史变迁,分析了目前非上市公众公司和新三板市场的监管路径和特点。而后文章提出了目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存在的四方面问题:非上市公众公司的内涵和定位缺乏法理基础,监管模式和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的逻辑起点存在问题,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层次化的安排。第三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路径的比较研究。这一章纵向上比较分析了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监管路径的区别,横向上则分析了域外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文章从公司特征、证券交易制度及交易场所、具体监管路径三个角度比较分析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区别,其核心区别在于:一方面,非上市公众公司兼具公众性和封闭性两个矛盾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其交易场所具有半公开性,因此对于非上市公众公司和其交易场所宜采用自律主导型的监管模式。域外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立法主要分析了美、日、英等国家的立法,对其市场分层制度、公司登记制度以及保荐制度予以借鉴和学习。第四章,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双层路径。这一章前一部分提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总体框架,第一层次是以公众公司的统一监管为核心,非上市公众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受到监管。第二层次对新三市场中的非上市公众公司采取选出式监管,以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后一部分指出了非上市公众公司法律监管规则的安排:《公司法》解决其公司法法理上的逻辑起点的问题,也即其内涵特征——规范公众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特征及其分类基础,公众公司治理规则的基本内容,并提供与《证券法》规则的关联机制;《证券法》解决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问题——公众公司外延特征的确定,对多面化的公众公司的监管设立具体规则。第五章,公司维度的监管路径: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和监管体系重构。本章从公司维度出发,介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的制度安排、逻辑起点和监管体系。本章首先提出了我国公司分类范式的重构,并根据这一分类基础定义了公众公司的内涵和外延,明确非上市公众公司的概念、分类以及公司治理规则的基本分类并提供与《证券法》规则的关联机制则。其次提出了从公司角度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体系,以公众公司的登记制度和《公司法》上股东知情权制度之完善为主。第六章,证券市场维度的监管路径:以证券发行制度和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为核心。这一部分一方面讨论了非公开发行制度与其他发行制度的区别与联系,并建议构建针对特定对象的公开发行制度。另一方面研究了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价值以及具体表现形式,并提出了在我国的实现路径:市场分层与公司分类披露信息,证券行政监管权的横向和纵向分权,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相结合。

侯娅玲^[8]（2018）在《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法律冲突与协调研究 ——寻求人民币国际化中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之镜鉴》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反省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我国也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发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境内365家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工作主要针对港澳地区。2010年,境内试点企业扩展到67724家,境外地区不再受限。为配合贸易领域的人民币结算工作的顺利开展,并便利境外金融机构等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业务,中国人民币银行于2011年发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在间接投资方面,我国继续稳步推进。在已有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从2014年开始,相继开通了“沪港通”、“深港通”,允许香港和内地的投资者通过当地的证券服务机构买卖对方市场的股票。2017年6月,我国推出了“债券通”,实现了香港和内地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目前,我国正在研究“沪伦通”、“沪新通”、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等,希望进一步深化证券市场的开放。2015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奠定了基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证券交易和国际储备领域发挥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储藏价值的职能,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本质要求。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开放有赖于法律规范为其提供制度保障,上述一系列措施无不彰显出“制度先行”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开放的所有制度安排中,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关涉境外发行人到我国境内发行证券以及境内发行人到境外发行证券,而发行人跨境发行的证券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人民币计价或者结算的。因而,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通过熊猫债券、离岸人民币证券等形式与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相连。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加紧修订《证券法》。2017年4月23日,《证券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进行了二次审议。完善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是一个无法回避且不应回避的问题。一方面,美国证券法为美国证券市场“保驾护航”,使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证券市场。各国发行人和投资者纷纷到美国证券市场进行融资或者投资,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因而,从资本市场所在国的立场出发,研究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能够为我国证券法的完善提供借鉴。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确立与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支撑,而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的完善是美国证券市场高度发达、开放的制度保证。因而,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立场出发,我国应当关注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研究这一制度在美元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为我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国际经验。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界定了对外适用的含义,认为其包括在域外的对外适用和在域内的对外适用两个方面。当美国将其证券法对外适用时,折射或者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冲突。此类冲突包括美国国内法的冲突以及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的冲突。其中,美国国内法的冲突主要存在于美国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美国证券法与判例法之间以及不同判例法之间,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公司治理和证券欺诈。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的冲突,主要涉及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和证券欺诈问题,包括美国证券法与外国公司法、证券法和银行保密法之间的冲突。为了推动证券法的对外适用以促进美国证券法目标的实现,美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协调上述法律冲突。针对美国证券法与公司法之间的冲突,美国的协调措施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联邦层面上降低证券法中的公司治理要求,二是在州的层面上提高公司法中的公司治理标准。对于美国证券制定法与判例法以及不同判例法之间的冲突,美国主要通过判例法体系进行协调。在个案中,法官通过判例法技巧将证券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域内化,将立法管辖权与司法管辖权一体化,并对反域外适用推定进行灵活解释。对于美国证券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美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进行协调。在国内层面上,美国通过制定或者修订证券法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豁免外国发行人的公司治理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并授权SEC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合作。在国际层面上,美国通过对话、备忘录和条约与境外监管者建立了监管执法合作机制。在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开放的双重背景下,我国也应当完善证券法的对外适用制度。具体而言,我国应当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原则、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和立法统一原则为指导,确立证券法的域外适用标准,将对我国产生重大、可预见损害的境外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纳入证券法的规制范围。此外,我国还应当健全境内机构境外发行上市制度,建立境外发行人的公司治理制度,完善跨境证券发行与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反欺诈制度。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证券法对外适用制度,为人民币国际化和证券市场国际化提供制度保障。为了促进我国证券法的对外适用并减少我国证券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我国不仅应当完善有关的的国内协调机制,还应当完善国际协调机制,包括强化备忘录的作用,充分发挥条约的功能,提高监管对话的有效性。

王淼^[9]（2018）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法律协调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5年,境外发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证券被写入《证券法修订草案》,标志着我国引进境外证券发行人发行上市的步伐渐行渐近。这一过程中,必须解决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维护我国的经济秩序和投资者的利益。本研究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不同国家之间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当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程度日益提升,证券发行人寻求在多国发行上市时,这种差异就将更加放大。本研究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即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时应适用何种模式协调与不同国家之间对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的差异。这是构建我国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制度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为了研究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中的法律协调模式问题,本文从市场准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三个监管事项入手,分析了国民待遇模式、豁免模式、一体化模式、等效模式在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适用及历史发展,分析各国家和地区对各监管事项适用不同法律协调模式的原因,并结合学界观点,对各法律协调模式的适用进行评析。最后,在总结各国经验与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我国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时应当适用的监管法律协调模式。本研究共分为8章,第1章为引言,第8章为结论,主体部分为第2-7章。第2章探讨了本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本章将论文研究的范围确定为“发行人在境外市场公开发行证券和上市的行为”,并确定以市场准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三大事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契合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需求。本章着重分析了“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视角下的法律冲突与法律协调”、“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分类”及“监管机构确定法律协调模式的基本考量”几大基本问题。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视角下明确了法律冲突与法律协调的含义,确定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法律协调的模式主要有国民待遇模式、豁免模式、等效模式、一体化模式四种,说明了各国监管机构在对这四种模式进行选择时,主要权衡保证安全目标实现、促进效率目标实现、缓解各国法律冲突、促进本国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几大因素。本章为之后章节对各法律协调模式具体适用情况的阐释与分析及对我国法律协调模式选择的探讨打下了基础。第3章研究了国民待遇模式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在市场准入事项上,各国和地区倾向于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国民待遇。这说明作为进入一国市场的第一道门槛,各国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不会轻易放弃本国对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在公司治理事项上,美国的《萨班斯法案》成为对境外证券发行人公司治理适用国民待遇的代表。但这种做法引起了学术界、上市公司的不满,也引起了美国市场吸引力的下降,从实践上证明在公司治理事项上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国民待遇是不可取的。在信息披露事项上,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的美国在总体上对境外证券发行人坚持国民待遇,尤其是在财务信息披露和会计准则选择的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在信息披露事项上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国民待遇体现了保护东道国本国投资者的需求,但对国民待遇过于僵化的坚持将不利于一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国际化。结合上述分析,本章认为,国民待遇模式是历史上首先被适用的监管法律协调模式。随着国际证券市场的发展,国民待遇模式仍应被适用于关乎国家金融安全的事项,但是不宜再适用于规定过于严格或具有强烈国别属性的事项。第4章研究了豁免模式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在市场准入事项上,监管者很少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豁免模式,有限的豁免仅被适用于市场准入中的形式性和程序性事项,这体现了监管者在非实质事项上减轻境外证券发行人负担的政策考量。在公司治理事项上,美国、英国等都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豁免模式,这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境外证券发行人的负担,增强东道国市场的吸引力,但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公司治理的规定是为了解决东道国在处理公司、股东、管理层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时面临的特殊问题,具有强烈的国别属性,对境外证券发行人强制适用东道国的公司治理要求往往是没有必要的。在信息披露事项上,英国对于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较大力度的豁免,美国对境外证券发行人的豁免则日益收紧,并且在立法过程中每增加或减少一项豁免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这表明豁免模式的适用在立法上虽然简单易行,但是难以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要求。结合上述分析,本章认为,豁免模式的适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国若出于减轻境外证券发行人负担的目的适用豁免模式,就必须关注境外法律的发展动态,确保豁免有持续的必要,避免监管套利的发生。在把金融安全作为根本的情况下,对于豁免模式的适用应十分谨慎,并且主要应把豁免模式作为其他几种法律协调模式的补充。第5章研究了一体化模式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在公司治理事项上,国际组织于21世纪初开始了推动各国公司治理标准实现一体化的努力,但是这一做法引起了一定争议。支持者认为,这将促进各国公司治理标准的趋同和一体化,而反对者认为由于公司治理事项的特殊性,即使各国的公司治理制度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趋同,也无法达到完全的一体化。在信息披露事项上,目前较大规模的一体化已经开始形成。IOSCO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标准与IASB制定的会计准则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可见,由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不断加深以及国际组织力量的推动,在信息披露领域实现监管标准的一体化是大势所趋。结合上述分析,本章认为虽然完全实现各国法律规定的一体化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一体化模式并不排斥灵活性。在可能实现的最大程度上达成各国规定的一致、提升市场效率,就是一体化模式的重要目标。信息披露事项是最适合适用一体化模式的监管事项,目前其一体化的进展也最为顺利。其他监管事项的法律规定也有达成趋同与一体化的可能性,这需要各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努力探索。国家与国际组织将成为一体化模式的主要推动力。第6章研究了等效模式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等效模式目前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仅由欧盟适用于信息披露事项的监管。但由于等效模式的特点与优势,这一模式仍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也具有进一步扩大适用的可能性。与其他三种法律协调模式不同的是,等效模式的适用除了要在法律中作出相关规定之外,还需要有详尽的等效认定标准、严格的等效认定程序、双边合作机制、持续评估机制进行配合。因此相比之下,等效模式的运用会给东道国监管机构带来更高的成本。但是等效模式有助于实现各监管目标的平衡,可以在不必全面适用一体化模式和国际标准情况下达到较高程度的法律协调,产生的成本也可以被适用此模式获得的收益抵消。因此,等效模式在未来仍有扩大适用的可能性,尤其可以用于适用其他法律协调模式难以收到理想效果的公司治理事项,也可以更广泛地适用于信息披露事项。第7章在前述章节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主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本章总结出了各国选择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经验,分析了中国在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确定对其适用的法律协调模式时应当考虑哪些因素。本章还明确了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目标,具体应当在不同监管事项上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何种法律协调模式。在确定我国监管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的法律协调模式时,应当结合我国现阶段的资本市场发展情况考量安全目标,结合我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力和目的考量效率目标,结合我国证券法律发展及与国际法律的互动情况考虑缓解法律冲突目标。具体来说,现阶段对境外证券发行人应在市场准入问题上适用国民待遇模式,在公司治理问题上适用等效模式,在信息披露问题上适用一体化模式。豁免模式可以作为前述各模式,特别是国民待遇模式的补充,但是其适用应当极其谨慎。本研究在构建理论体系,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监管境外证券发行人时应对其适用的法律协调模式,针对的主要是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在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后,我国面临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环境还会不断变化,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提出的考量因素,应当仍然可以在新情况下继续适用。

池骋^[10]（2018）在《寿险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寿险证券化,是指寿险业者（不仅限于保险公司）在经营保险业务时,将资产面（Asset-based）或风险面（Risk-based）进行打包重组,并通过风险隔离、信用增级等证券化技术向资本市场发行证券的过程,从而达到融通资金或转移风险的目的。境外寿险证券化的发展历程提示我们,这项金融创新为寿险业提供了强大的融资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承保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寿险风险面证券化的交易架构,将寿险业难以控制的死亡率风险、人口老龄化风险、责任准备金风险移转到了资本市场,真正实现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健康发展。但应当注意的是,寿险证券化既是风险转移与缓释工具,又是资本市场的投资工具,这两大特性交错使其产生了复杂的风险。若忽视寿险证券化商品大量发行过程中的法律漏洞,没有意识到寿险证券化与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会产生新一轮的金融危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为寿险证券化的发展营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但我们必须要做好其风险的规制,使得寿险证券化在中国稳健发展。本文的价值在于在对相关风险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研究寿险证券化的法律机制与法律问题,使寿险证券化的法律监管制度构建在相对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寿险证券化市场培育与风险管制两者的平衡,支持我国的寿险证券化实践发展。在我国未来大量引入寿险证券化时,真正实现其拓宽寿险业的资金融通与风险转移的渠道、转变保险经营模式、提升保险公司国际竞争力、完善金融市场的交易结构以及化解我国所面临的老龄化危机等重要价值。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寿险证券化在境外的发展及其引入。通过分析境外寿险证券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各种不同因素的推动下,该金融创新在各个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来看,我国目前具有引入寿险证券化的必要性且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因素。我国应当可借鉴境外相关经验,完善我国寿险证券化的监管制度。其关键是要做好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制定多层次法律法规、加强对于特殊目的机构设立与运营监管的法律供给等方面的工作。第二章寿险证券化的基本原理与风险监管。寿险证券化具有破产隔离、非真实出售、信用增级三个基本原理,认识这些基本原理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厘定其可能发生的风险。因为寿险证券化风险的具有复杂性,并且它可能会引起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所以寿险证券化有进行法律监管的必要性。寿险证券化发展较为发达的有关国家与地区均重视其法律监管,并且把特殊目的机构的监管作为重点,但本文认为相关制度仍具有改进的空间。第三章为寿险证券化发起人及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监管。从寿险证券化发起人保险风险转移的监管的角度考察,发起人在证券化过程中将保险风险移转给特殊目的机构,特殊目的机构起到了传统再保险转移及分散风险的功能,故我们可以将特殊目的机构定位为一种具有特殊目的的再保险人。因此,寿险证券化的基础法律关系（证券化前）部分应当纳入再保险监管体系。另外,还应当加强保险公司投资寿险证券化的法律监管。最后,对于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监管可以从设立与运营两个方面进行:在特殊目的机构设立的法律监管中,应考虑受保护单元制与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制的融合,以及偿付能力的控制;特殊目的机构运营中的法律监管则应当注重信托、利率交换两个方面的内容。第四章为寿险证券化投资者风险的法律规制。证券化后的寿险证券化商品符合有价证券的认定标准,故寿险证券化商品的发行阶段需要受到证券法规体系的监督。在寿险证券化中,寿险业保密义务与投资者知情权的存在冲突需要进行整合。本文认为,寿险证券化中特殊目的机构或投资者对于作为基础资产的保险风险或保险权益的知情权显然比保险业者维护自身隐私处于更高的位阶,但这并不一定要否弃保险业或保险证券化中一些隐私的保护,而是在确保投资者对于信息的知情权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权衡。还需要注意的是,因特殊目的机构发行寿险证券化商品属于有价证券,为规制投资者的投资风险,需要在证券发行中对具有投资意向的投资者进行区辨,判断其是否是适格的投资者,即应当适用有价证券销售的适当性规则保护寿险证券化的投资者。寿险证券化既然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销售登记豁免及其相关制度也应当受到关注,我国未来引入寿险证券化时也应当加强这方面风险的规制。第五章为寿险证券化中保单持有人权益的法律保障。为了达到转让保险业务隐含价值或转移风险的目的,大部分寿险证券化都需要有转让保险业务的操作,使得原保险关系中的保险人发生变化,可能导致保单持有人权益受损,因此在寿险证券化基础法律关系的保险业务转让中,应当通过设置完善的保单持有人异议权规则保障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另外,保单质押贷款证券化业务涉及保单现金价值的执行问题,为避免保险合同因债权人之代位或由执行法院以强制力代为终止后使被保险人丧失保险制度之保障,相关立法机关应当充分参考德、日等立法例,适度引入“受益人介入权”,以维护保险合同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最后,还应当加强对保单贴现证券化中保单持有人的权益保障,我国未来引入时需要进行一定的立法完善与改进。

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一体化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一体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风险与问责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跨境证券交易监管中的等效认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法律冲突与协调研究 ——寻求人民币国际化中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之镜鉴（论文提纲范文）

（9）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法律协调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寿险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规则一体化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D]. 唐士亚.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2]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路径与对策研究[D]. 杨智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3]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合作监管研究[D]. 廖慧. 南昌大学, 2019(02)
• [4]交易平台自我规制的风险与问责分析[D]. 肖梦黎.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5]股票期现跨市场操纵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石启龙. 辽宁大学, 2019(05)
• [6]跨境证券交易监管中的等效认定制度研究[D]. 王沁怡.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我国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路径研究[D]. 祁畅. 中国政法大学, 2018(01)
• [8]美国证券法对外适用的法律冲突与协调研究 ——寻求人民币国际化中我国证券法对外适用之镜鉴[D]. 侯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9]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法律协调模式研究[D]. 王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10]寿险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D]. 池骋. 厦门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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