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魏之际的宗族集团试探（论文文献综述）
郭帅[1]（2021）在《汉晋颍川荀氏家学研究 ——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汉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是社会生活的中坚力量,而家学家风对家族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颍川荀氏家族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化士族,家族文化博大精深,涉及到学术的多个方面,尤以史学见长。从东汉兴起到西晋式微的几百年间,其家族成员有近百人的事迹散见于史籍,家族子弟的作品多达百篇。这些作品不仅有《汉纪》《申鉴》《中经新簿》《荀氏家传》等史学专着,还有大量的表、奏议、政论等极具史料价值的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颇具文学性,而且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环境,通过对这些作品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出作者的史学思想、政治态度进而联系和印证当时社会大的背景。本文通过对颍川荀氏家族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的兴衰、确定史学作为家学传承的核心、家族代表人物的史学成就和荀氏史学世家的衰落等四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试图梳理出荀氏家族选择史学作为家学的核心以及能够在史学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同时可以探究魏晋时期士族文化与当时政治变迁的关系。从史学史角利于梳理荀氏家族的史学成就,进而完善荀氏家族整体度对荀氏家学进行研究,的学术史。结合学术界对于荀氏家族的经学传承、音律学传承、易学传承等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构成整个荀氏家族完整的学术史,进而管窥出汉晋时期的家族学术史的流变。
杨强[2]（2021）在《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汝颍地区作为汉晋间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是人才集中之地。时人常以“汝、颍”并称,并流传有“汝、颍固多奇士”的谚言。汝颍士人不仅在政治方面才能出众,而且在文化方面有着不凡的表现。东汉末年,汝颍士人通过交游、人物品评等方式,关系日益密切并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舞台,不仅对汉末政局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汉末士风和学风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汉魏之际,中原混战,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对流迁地的选择以及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是不同的。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的主要原因是避乱保身,故流迁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统治者的出身和政策对汝颍士人选择并定居于流迁地具有较大的影响。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后,由于失去了其宗族乡里根基,故对诸政权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并由此衍生出对政权统治者的控制性和对其他地域士人的排斥性。在袁绍和刘表政权中,由于统治者政治天平的失衡,汝颍士人或深得统治者信赖而佞幸惑主,或不被统治者重用而明哲保身,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河北和荆州政权的衰亡。在蜀汉和孙吴政权中,由于统治者采取平衡侨旧的政策,兼用汝颍士人和土着士人,汝颍士人能够进入其政权中心并定居于流迁地,从而对蜀汉和孙吴政权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献帝都许后,诸政权中的汝颍士人大多返迁中原并进入曹氏政权。由于阶层的差异,汝颍士人间、汝颍士人与谯沛士人间有合作也有冲突。相较诸政权,曹氏政权统治者能够较好地调和政权内部的矛盾,使汝颍士人能够在矛盾中求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曹氏霸业的建立。魏晋禅代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抉择是多样的。有的进入司马氏政权发展自身和家族的利益,后来因骄横跋扈并遭受排挤而死;有的在名节与家族之间徘徊,政治态度不明确,最终引起了司马氏的猜疑而身死族败;有的则选择忠于司马氏,不惜以人格的佞幸化谋取自身和家族地位的提升。在西晋重权势、重家族士风的影响下,不仅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而且汝颍士人内部彼此争斗,地域观念逐渐淡薄,家族观念日益浓厚。汝颍士人关心的已不再是地区的繁荣,而是注重家族的尊显。两晋之际,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沦为战场,汝颍士人选择进入诸王府和方镇,以期在避乱保身的同时提升政治地位。由于诸王府和方镇吸纳汝颍士人的主要目的是收取人望,故汝颍士人很难进入其权力中心并影响决策。由于地域士人间存有政治利益矛盾,导致汝颍士人在诸王府和方镇的生存境况较为恶劣,惟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政治态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政治作用。迁移江东并进入司马睿府的汝颍士人则得到了重用。汝颍士人归附司马睿,使之在政治和社会声望上获得了较大的优势,从而为司马睿立国江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汉晋间,汝颍士人之所以在诸政权“清贫守约”、“俭约自居”,主要是因为汝颍士人受到了儒家重义轻利的门风和统治者政策的影响。此外,这也是汝颍士人出于调和政权内部经济利益矛盾的考虑。当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化,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汉晋间诸政权内部的经济利益矛盾较为普遍,诸政权统治者能否调和这种矛盾,一定程度上关乎政权的兴衰成败。汝颍士人不仅对汉晋间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文化风尚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汝颍士人在汉魏之际的清谈和任诞风尚中具有开启和引领作用,但是在两晋之际入玄风者却是不多,汝颍士人的政治和文化优势逐渐丧失。
王立武[3]（2020）在《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游侠作为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的特殊群体,历经萌芽、兴起、兴盛、衰落和再度繁荣的发展阶段。随着封建皇权及文化专制制度的确立,东汉班固以后,史学家不再为游侠立传,但游侠并没有消亡,而是隐藏于社会各个阶层蓄势待发。汉魏之际天下大乱,游侠之风复兴,这一时期游侠的书写从史传转移到诗歌吟咏、小说写作等领域,并呈现出新的书写特点,对后世诗歌、小说及辞赋等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21世纪以来,关于“侠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总体来说,“侠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游侠形象、游侠史等方面,从“游侠书写”这一角度对“侠文学”进行研究的并不多。因此本论文从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入手,研究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概貌、书写特点及其发生嬗变的原因,这些研究对于挖掘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影响和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主要是综述学术界对游侠的研究成果,阐明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的研究意义。正文主要分为4个部分进行研究,即游侠溯源及发展概貌、汉魏之际游侠文学概述、汉魏之际游侠书写新变、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影响与价值。第1章主要研究游侠的起源、种类与特征,并总结东汉中期以前游侠的发展过程。第2章主要论述汉魏之际世风与士风的变化以及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特点,通过对汉魏之际游侠作品进行整理统计,总结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艺术特征。第3章在对汉魏之际有关游侠书写的作家作品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总结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三种转变,探析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发生嬗变的原因。第4章主要对汉魏之际游侠书写进行定位,概括总结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对后世诗歌、小说、辞赋及其他文体所产生的影响,将汉魏之际游侠文放置于文学史中,探究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文学价值。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论文的论述进行总结。汉魏之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两汉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国家从统一走向分裂,国家政权的分裂又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解放了思想。各种文化与思想相互碰撞,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发达、文学创作繁荣的局面。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发生转变是建立在汉魏之际封建制度衰落的基础上的,且在创作体裁、艺术形象塑造以及创作内容三个方面发生新的变化,其原因不仅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文学发展自身的影响。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新变对后世诗歌、小说等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给盛唐游侠诗、唐传奇的创作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田丰[4]（2020）在《“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文中研究说明建武元年（25）,西汉宗室疏属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特殊的“中兴”性质,使得东汉在政治上存在着向前朝盛世学习的风潮。曾中兴汉朝的宣帝刘询是其时最受士人关注的西汉君主之一。由此东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笔者称之为“孝宣情结”,即指东汉士人对前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归属感。这一政治文化对东汉王朝影响深远,故本文以东汉士人之“孝宣情结”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梳理其缘起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勾勒出东汉近两百年政治变化发展的轮廓。西汉中期,宣帝以成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兴了彼时衰败的汉朝。因此有汉家传统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与带有汉宣帝特色的,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经典的孝宣政治,加之西汉中后期士人对汉宣帝形象充满曲折的层累建构,共同推动了东汉士人“孝宣情结”的缘起。东汉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确定立国方针。“孝宣情结”的缘起使得此时的士人对宣帝中兴汉朝的故事颇为倾慕,向孝宣政治的回归便成为了东汉朝野共同的目标。在“孝宣情结”的驱使下,东汉皇帝重构国家政治,拔高宣帝地位,如光武重新确立宣帝在汉家宗庙中的位置以颂扬其功,更换精明能干的太子以继承大业;以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则综合前史塑造,以历史书写的形式固定了汉宣帝的中兴形象。孝宣政治也成为了东汉初年行政的范本,光武、孝明二帝复行孝宣之政,将其内核融入东汉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开创了东汉前期的盛世。明帝以降,章、和二帝虽能继续领导东汉王朝走向盛世,但出于调整现实政治的考虑,由章帝推动的帝国政治转向,与宣帝所奉行的理性政治渐远,为东汉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在此时的上层士人如皇帝身上,几乎看不到“孝宣情结”了,东汉初年由皇帝主导,君臣共尚的“孝宣情结”转为由中下层士人主导。东汉中后期,中央权假他姓,外戚、宦官的先后迭兴使得东汉中央政治败坏,地方政治亦濒临崩溃。国家衰落,士人们为重振皇权,整肃吏治,纷纷以孝宣政治为模板,设计东汉新政,一批士人更在具体实践中推行孝宣之政。不过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士人们的努力只是徒劳,其人由此心灰意冷,旨趣转变。东汉末年,仅见于中下层士人的“孝宣情结”则出现了明显的异变。汉宣帝中兴汉朝的幻景与汉朝难以复兴之现实的抵牾使得其时士人较少直接提及汉宣帝,“孝宣情结”存在着脱敏淡化的趋势。本是为挽救国家危亡,纠正国家弊端的孝宣政治被士人拆解开来,泛化为一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成为了汉末群雄经营地方的重要参考。三国创业君臣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儒法兼用,重塑吏治,从并起的汉末英豪中脱颖而出,最终三分东汉天下。而原本为构建汉宣帝中兴形象的谶纬异象也出现了异化,变成了地方割据乃至最终他姓完成权力转换的重要因素。
郑志刚[5]（2019）在《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形象地说,汉魏皇室大墓出土的刻铭石牌,堪称汉、晋墓葬制度演进过程中的一枚“喉结”。这种迄今仅见于安阳高陵和洛阳西朱村曹魏墓,负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文献、文物、科技、工艺及艺术价值的考古新材料,随着官方发掘报告的陆续披露与学界研究力度的逐日加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所能掌握的两墓共150余枚石牌的图文资料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文献与既有研究成果,就其形制、类别、功用、源流、字体、镌刻、书写风格、书史地位、文物价值、鉴定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多向度钩探。石牌考释与分类研究部分。对百余枚石牌的文字内容进行了逐一考释。在此基础上,依多种标准、视角对其作了分类对比。石牌从内容上主要分器用类、衣衾类、食物类和丧仪类等,其中器用类数量最多,且两墓石牌所载葬品时见相同或近似。经过分类还发现,安阳高陵有14枚六边形石牌,存在被凿改、补刻文字内容的现象。这或许正是该墓存在二次葬、石牌分先后两批刻制的有力证据。石牌的字体及书法风格部分。先是从文字学的视角,对两墓石牌文字中所存在的通用字、异体字、同形字、古今字等现象,进行了探讨;然后,对两墓石牌文字的字体及书法风格,进行了逐次析评,并作了分类观察。结果显示:安阳高陵石牌刻文可分为汉隶（八分）、新隶体、早期行书、早期楷书以及新隶体、早期行书和早期楷书“杂糅”体共五种字体,毕呈了汉魏时期隶、楷之变的丰富样态。而西朱村曹魏墓的石牌字体则相对单一,仅有汉隶（八分）和新隶体两种。比较来看,两墓均以汉隶（八分）类石牌数量为最,这与该字体在当时所独具的“典重”性能有关。在分析石牌文字书、刻状况的过程中,另从细微处发现数种别具价值的“个案”。譬如:两墓“自副”类石牌数量及“副”字写法的反差现象,安阳高陵石牌“幅”字刊凿体书风的沿递现象以及安阳高陵石牌“莱”字“反书”现象等,都透露出两座大墓在随葬品设置、组合以及书风与时序等方面的某些规律性消息。最后,在与汉晋之间的传世碑刻（《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等）及近年来新发现的刻石文字材料（《晋城石门关摩崖》《曹魏南部君砖志》等）展开对比的基础上,定位石牌文字的字体及书风坐标。指出作为石牌主流字体的碑刻“八分”,尽管具有官方典重意义,在艺术上却深陷于刻板雷同、装饰造作的泥淖,而石牌上不衫不履、看似边缘的“杂糅”体,却因为代表着隶楷之变的大趋势,反倒透发出掩蔽不住的蓬勃与生机。并以“五尺漆薄机一食单一”为个案,认为石牌文字具有“承汉魏碑刻隶书‘八分体’之衰”和“启‘隶楷行间杂’的新字体之序”的书法史地位。石牌的文物源流部分。刻铭石牌于安阳高陵发掘之前素未见,在西朱村曹魏墓发掘之后当还有。这种石牌行世时间不会太长,或始自东汉末、曹魏初的安阳高陵,专供曹魏皇室级贵族大墓使用。通过分析自战国至唐代的相关实物演变链条,指出刻铭石牌的根本性质,是糅合了“物疏清单”“葬品标识”“冥界凭证”“身份标签”等诸种功能为一体的考古新材料。其在形制上主要吸收了东汉墨书签牌（木楬）元素,最终以“易竹木为青石、变墨书为刻文”的创新方式,成为汉末、曹魏皇室大墓中开先河式的独特存在。石牌的文物价值及鉴定部分。首先,指出刻铭石牌是曹魏丧葬制度（简称“魏制”）中最具“点睛”意义的新见元素。其在录载汉魏皇室丧葬史实、还原汉魏工艺装饰技术详情、展示汉魏文字字体演变轨迹及书法艺术风格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其次,具体到鉴定方法,主要可分传统鉴定法和现代科技鉴定法,两者各有优长。前者重经验积累与类比分析,后者则依靠碳十四测年法等严谨理性的技术与数据。经过对石牌历史演变链条的梳理,以及对其铭文用语习惯、所述物品名称、字体及书风的时代特征等方面的全悉考察,已足证其真。同时,负载着鉴定结果的石牌,反过来亦将成为鉴定其他相关文物值得信赖的证物之一。
杨俊波[6]（2019）在《东汉党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君子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是儒家先圣孔子留下的教条,东汉士大夫也以“君子”自居,却在汉末被宦官冠以“党人”而遭禁锢,部分学人将“党锢之祸”定义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固然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士大夫与宦官毕竟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信仰,有对国家、社会秩序的关怀,所以本文围绕党人这一群体,旨在探讨党人的形成背景、群体特征以及时人及后人对党人的评价,以期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一群体。本文第一章主要追溯“党”的渊源与流变,以及先秦诸子对“党”的态度。“党”从一诞生便蕴含着篡权、营私,在“公天下”秩序之下,结党从来为封建秩序所不容,早期诸子出于对封建秩序的维护,将“朋党”之弊注入中国文化的性格之内。本文第二章主要讨论东汉党人的形成背景。除了皇权、外戚、宦官这些外部压力之外,东汉党人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背景。东汉儒学本位的教化政策推动了儒学的社会化过程,将儒学普及至大众,塑造了一个由儒学主导、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阶层;郡国学的推广、私学的大量存在,使得地域团体分布全国,而太学将地方与中央之间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外戚宦官对汉家秩序的浊化,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部分士人身先士卒,掀起了汉末社会运动;此外,皇权的浊化与清流士大夫渐行渐远,也是促成党人形成的重要因素。本文第三章主要讨论党人的群体特征。士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又即又离”,一方面“权力宰制理性”,另一方面“理性制约权力”,东汉初年二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东汉后期权力对理性的极端宰制引起士人的反抗;党人习先圣哲学,以家国为念,既有“士”的义务,也有“师”的责任,他们以“清”“正”等道德意识来区分“清流”“浊流”,并援引“反体制”之游侠精神来扭转被歪曲的纲常伦理,这群维护“汉家”秩序的中坚势力,却将国家资源牢牢把控,成为“汉家”秩序的分解者。本文第四章主要讨论历朝历代对党人的评价。东汉党人历来备受争议,褒扬者赞其气节之忧,怜悯者哀其破家毁容,贬斥者怒其兴一时浮华风气,不同阶段对党人的评价各异。魏晋史家受《东观汉记》的影响对党人多加维护,范晔删减众家后汉书成《后汉书》,对党人褒崇的同时夹杂着些许批判;曹魏在打击浮华的同时,以党人的继承者自居;汉晋诸子为挽救社会危机对党人引起的社会颓势进行批判;相对于唐、明两朝的士大夫来说,后世学者在分析、比较之余,对东汉党人多有认同,对党人的不足也能从时代局限给与理解。本文结语部分主要探讨党锢之祸对党人的影响。两次党祸后,一部分士人继续为维护东汉王朝做努力,而更多士人对东汉失望,寻求更好的出路,南面称制,逐鹿王权,东汉王朝也在与士大夫阶层的分道扬镳中崩溃。汉末的政治高压,导致士人集体下潜,转而关注个体发展,玄儒双修,成为“魏晋风度”的前奏。
关健赟[7]（2019）在《“历史”如何改变“历史” ——论汉晋之际的刘贺记忆》文中研究指明西汉时期,刘贺以昌邑王的身份登上皇位,之后又迅速被权臣霍光废黜,最终以海昏侯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在以《汉书》为代表的典范历史中,刘贺的荒淫形象得以确立并进入士人的历史记忆。自东汉末年以来,皇权被挑战时作为历史记忆的刘贺往往会被权臣与士人唤起,而与皇权被挑战相关史事及其历史书写也多有涉及刘贺记忆之处。在刘贺记忆唤起的过程中,不同立场的历史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刘贺记忆进行了利用。这一过程也赋予了刘贺形象不同的意义和作用。刘贺的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刘贺途释史。汉晋之际与刘贺记忆相关的政治事件为王芬谋废汉灵帝、董卓废少立献、袁绍韩馥议立刘虞为帝、曹髦的葬仪之议以及后凉宗室之争。针对政治事件,分析其历史背景、还原历史语境,并将刘贺记忆唤起后的状况与典范历史相比较,能够得出刘贺记忆被利用被扭曲被诠释的状况。汉晋之际涉及刘贺记忆的历史书写个案有东晋“枯木复生”异象的历史性类比和东晋废帝与刘贺的异同。针对历史书写,分析书写者的立场与目的,能够得出刘贺作为历史参照物的作用。总体而言,被唤起的刘贺记忆主要集中在其道德污点、废黜条件、政治环境以及葬仪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贺记忆呈现出污名化和固定化的特点。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而言,针对刘贺记忆的探讨呈现了人类如何应用历史资源改变当下以及当下的时代特点如何影响人类对于历史的认知。这种过去与当下的相互作用可以概括为“历史”改变“历史”。
王勇[8]（2017）在《颍川士族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革》文中指出汉末以来颍川的大姓、名士以荀氏为中心,通过与曹魏政权的合作,得以保全宗族并得到政治上的提升。在魏晋革命中,这些士族的政治选择表现出复杂的一面,不同士族的选择不尽相同,同一士族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甚至士族中的个体选择也出现了转折与变化。颍川士族在魏晋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一方面促进了魏晋政治的走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这些士族不同的政治地位。颍川士族与魏晋政治变革的复杂关系向我们展示了魏晋之际士族政治的复杂性。
刘慕智[9]（2017）在《汉魏之际士人的政治抉择》文中研究指明汉魏之际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看似简单的政权嬗代,其所走的一小步带给历史的却是一大步的巨变:社会的安定被破坏了,代替它的是诸多割据军阀;汉家的江山被摧垮了,代替它的是三个新兴国家;士人的仕途被改写了,代替它的是各种政治抉择。各方势力的重新洗牌,赋予士人实现自我鸿鹄之志的广阔空间。谋主们敞开延揽人才的大门,为士人搭好展示自身实力与才华的舞台;而士人则在感性地分析与理性地判断后,穿梭于各势力之间,不断改变抉择,找到符合自己胸怀抱负的“主公”。这位“主公”可以是高举义旗的起义军领袖,可以是地方叛乱势力的始作俑者,可以是地方割据军阀的实权人物,可以是掌握国家命脉的中央权臣,可以是危坐龙椅的傀儡皇帝汉献帝,亦可以是心中那份不畏权贵、向往和平的执着信念。也许,这位“主公”不能被一直辅佐。时移世易,统一王朝一分为三,世间突然涌现出了三位“陛下”,“汉”所代表的正统与天命被打破,汉家江山彻底写入了历史,“易主”的思想充斥于被政治环境左右的士人的脑海中。庆幸的是,汉末三国是一个由乱世逐步走入相对和平的特殊时代,由乱世到治世,士人的政治抉择逐渐由复杂到简单,即抉择的专一性代替了抉择的多样性。
张继刚[10]（2015）在《近八十年来汉魏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士大夫是指学习儒家文化并践行儒家学说的特殊的社会角色。陈寅恪认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页）阎步克认为士大夫为"亦儒亦吏,学者兼为官僚的特殊社会角色"(《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
二、汉魏之际的宗族集团试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魏之际的宗族集团试探（论文提纲范文）
（1）汉晋颍川荀氏家学研究 ——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难点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第一章 汉晋颍川荀氏发展概况 |
| 1.1 汉魏之际荀氏的兴起 |
| 1.1.1 家族的主要成员 |
| 1.2 由豪族向世家大族的转化 |
| 1.3 魏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的变迁 |
| 1.3.1 荀氏在政治上达到进一步提高 |
| 1.3.2 步入士族之列 |
| 1.4 东晋荀氏家族的衰落 |
| 第二章 颍川荀氏家族家学家风与其史学世家的形成 |
| 2.1 颍川荀氏的家风 |
| 2.1.1 重视教育,学术先行 |
| 2.1.2 亲亲睦族,孝道传家 |
| 2.1.3 忧公忘私,公心事朝 |
| 2.2 颍川荀氏的家学 |
| 2.2.1 儒学立家 |
| 2.2.2 经史传家 |
| 2.2.3 其他家学形式 |
| 2.3 荀氏史学世家的形成 |
| 2.3.1 汉末魏晋南北朝史学地位的提高 |
| 2.3.2 荀氏家族成员史学相关着述统计 |
| 第三章 荀氏家族的史学成就 |
| 3.1 荀爽的史学成就 |
| 3.1.1 荀爽的生平及着述 |
| 3.1.2 荀爽的史学思想 |
| 3.2 荀悦的史学成就 |
| 3.2.1 荀悦史学思想产生 |
| 3.2.2 荀悦的史学思想 |
| 3.2.3 荀悦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的创新 |
| 3.2.4 丰富多样而又特色鲜明的史论 |
| 3.3 荀勖在目录学上的成就 |
| 3.3.1 荀勖的生平和着述 |
| 3.3.2 荀勖在目录学上的成就 |
| 3.4 荀伯子和其他家族成员史学相关着述略论 |
| 3.4.1 荀伯子与《荀氏家传》 |
| 3.4.2 其他家族成员史学相关撰述略论 |
| 第四章 汉晋荀氏家族家学家风与其史学撰述之关系 |
| 4.1 学术与政治:荀氏家学的政治意义 |
| 4.2 分离与独立:荀氏在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
| 4.2.1 经学地位的衰微 |
| 4.2.2 荀氏在史学地位确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
| 4.2.3 荀勖与史学地位的确立 |
| 4.3 衰落与终结:荀氏家族的衰落和史学世家的终结 |
| 4.3.1 熏染玄学之风 |
| 4.3.2 对经史传家的背离 |
| 结语 |
| 附录 -汉晋荀氏家族世系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汉魏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活动 |
| 第一节 汝颍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与汉末人物品评 |
| 一、汝颍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貌 |
| 二、汉末人物品评与汝颍士人地位升降 |
| 第二节 汉末汝颍士人流迁诸政权及其政治活动 |
| 一、汝颍士人在袁绍政权的政治活动 |
| 二、汝颍士人在刘表政权的政治活动 |
| 三、汝颍士人在蜀汉政权的政治活动 |
| 四、汝颍士人在孙吴政权的政治活动 |
| 第三节 汉末汝颍士人返迁中原与曹氏政权的建立 |
| 一、汝颍士人在曹氏政权的分布与任职 |
| 二、曹氏政权中汝颍士人的合作与冲突 |
| 小结 |
| 第二章 魏晋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活动 |
| 第一节 汝颍士人在魏晋禅代之际的政治抉择 |
| 一、陈泰、荀顗在高贵乡公之难中的表现及其地位升降 |
| 二、钟会、荀勖在伐蜀之役中的表现及其冲突 |
| 第二节 汝颍士人在西晋党争中的政治活动 |
| 一、荀勖、庾纯在立贾妃一事上的表现及其地位升降 |
| 二、荀勖在齐王攸之国一事上的表现及其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两晋之际汝颍士人的政治活动 |
| 第一节 西晋末年汝颍士人在诸王府和方镇的分布及其影响 |
| 一、汝颍士人对东海王越府的影响 |
| 二、汝颍士人对王浚政权的影响 |
| 第二节 两晋之际汝颍士人迁移江东及其影响 |
| 一、汝颍士人归附司马睿的原因 |
| 二、汝颍士人在江东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以周顗为中心 |
| 小结 |
| 第四章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生活风尚 |
| 第一节 汉魏之际汝颍士人的生活风尚及其原因 |
| 一、汉魏之际汝颍士人“清贫守约”的表现 |
| 二、汝颍士人在汉末诸政权“清贫守约”的原因 |
| 第二节 两晋之际汝颍士人的生活风尚及其原因 |
| 一、两晋之际汝颍士人“俭约自居”的表现 |
| 二、汝颍士人在两晋政权“俭约自居”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文化风尚 |
| 第一节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学术风尚 |
| 一、汝颍士人儒道兼综的表现 |
| 二、汝颍士人儒道兼综与玄谈风尚的兴起 |
| 第二节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至德”观念 |
| 一、汝颍士人“至德”观念的表现 |
| 二、汝颍士人“至德”观念与人物品评标准的变化 |
| 第三节 汉晋间汝颍士人的任诞行为 |
| 一、汝颍士人任诞行为的表现 |
| 二、汝颍士人任诞行为与任性放荡风尚的兴起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由 |
| 2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2.1 研究现状 |
| 2.2 研究意义 |
| 第1章 游侠溯源及发展概貌 |
| 1.1 游侠溯源 |
| 1.1.1 “侠”的释义 |
| 1.1.2 游侠的起源 |
| 1.1.3 游侠的种类 |
| 1.1.4.游侠的特征 |
| 1.2.东汉中期以前游侠发展概览 |
| 1.2.1 先秦时期的游侠 |
| 1.2.2 西汉时期的游侠 |
| 1.2.3 东汉中前期的游侠 |
| 第2章 汉魏之际的游侠文学 |
| 2.1 汉魏之际世风与士风的变化 |
| 2.1.1 关于“汉魏之际”的起讫时间问题 |
| 2.1.2 从汉末“清流”到魏晋风度 |
| 2.1.3 由崇儒到玄佛 |
| 2.2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状况 |
| 2.3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特点 |
| 2.3.1 情感悲壮,语言清峻 |
| 2.3.2 虚实结合,想象丰富 |
| 2.3.3 擅于形象刻画和心理描写 |
| 第3章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新变及原因探析 |
| 3.1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新变 |
| 3.1.1 创作体裁由“史”入“诗” |
| 3.1.2 艺术形象由“实”到“虚” |
| 3.1.3 创作内容由复仇报恩到建功边疆 |
| 3.2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新变原因探析 |
| 3.2.1 政权更迭,社会动荡 |
| 3.2.2 儒学的衰微,文学的自觉 |
| 3.2.3 以曹植为代表的贵族文人的选择 |
| 3.2.4 北方游牧民族尚武习性对中原文化的浸染 |
| 第4章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影响和价值 |
| 4.1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影响 |
| 4.1.1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
| 4.1.2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
| 4.1.3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对辞赋及其他文体创作的影响 |
| 4.2 汉魏之际游侠书写的价值 |
| 4.2.1 文体的拓展 |
| 4.2.2 艺术的想象 |
| 4.2.3 精神的改造 |
| 4.2.4 侠文学创作的“武库”与“土壤”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一)关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东汉士人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东汉政治的相关研究 |
| 第一章 政治内核与中兴建构:“孝宣情结”的缘起 |
| 第一节 孝宣政治的内核 |
| 一、“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 |
| 二、以吏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制造汉宣帝:西汉中后期时人对汉宣帝形象的层累建构 |
| 一、谶纬与祥瑞:汉宣帝在位前后的形象建构 |
| 二、谥号:汉宣帝身后的形象建构 |
| 三、汉宣帝以降的中兴形象建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兴重构与政治回归:“孝宣情结”的发展 |
| 第一节 东汉前期汉宣地位的重构 |
| 一、建武十九年的政治重构 |
| 二、《汉书》对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塑造与定型 |
| 第二节 孝宣政治的回归 |
| 一、“柔道”与“霸王道杂之” |
| 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转型与中兴呼唤:“孝宣情结”的分化 |
| 第一节 章、和二朝的政治转型 |
| 一、尚宽的皇帝与严苛的官吏 |
| 二、外戚、宦官的崛起 |
| 第二节 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与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 一、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 |
| 二、东汉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 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重生与功用流变:“孝宣情结”的异变 |
| 第一节 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与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 |
| 一、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 |
| 二、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孝宣政治的部分回归 |
| 第二节 谶纬异象与汉魏嬗代 |
| 一、两汉间孝宣谶纬异象的功用流变 |
| 二、“冠石之祥”与匹夫裂土 |
| 三、“字成木叶”与汉魏禅代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墓葬述略 |
| 一、安阳高陵(M2) |
| 二、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安阳高陵综合研究 |
| 二、安阳高陵出土石牌研究 |
| 三、洛阳西朱村曹魏墓及其石牌综合研究 |
| 四、尚存在问题与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安阳高陵石牌考察 |
| 第一节 安阳高陵石牌内容分类 |
| 一、石牌形制分类 |
| 二、刻铭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安阳高陵石牌内容胪释 |
| 一、器用类石牌(39枚) |
| 二、衣衾类石牌(21枚) |
| 三、丧仪类石牌(7枚) |
| 四、食物类石牌(1枚) |
| 第三章 洛阳西朱村曹魏基石牌考察 |
| 第一节西朱村曹魏墓石牌类别 |
| 一、出土石牌概况 |
| 二、刻铭内容分类 |
| 第二节 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内容胪释 |
| 一、器用类石牌(64枚) |
| 二、衣衾类石牌(15枚) |
| 三、丧仪类石牌(9枚) |
| 四、食物类石牌(7枚) |
| 第四章 两墓石牌之比较 |
| 第一节 两墓石牌物态本相比较 |
| 第二节 两墓石牌刻文内容比较 |
| 一、铭文字数和内容 |
| 二、铭文载物的品类 |
| 第三节 两墓石牌刻写状态比较 |
| 一、书手和刻工 |
| 二、凿改和补刻 |
| 第四节 两墓石牌文字现象比较 |
| 一、通假字现象 |
| 二、异体字现象 |
| 第五章 石牌文字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
| 第一节 汉魏书风嬗变 |
| 一、碑刻隶书特点 |
| 二、新字体的出现 |
| 第二节 安阳高陵石牌字体及书风 |
| 一、安阳高陵石牌字体述略 |
| 二、安阳高陵石牌书风胪析 |
| 第三节 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字体及书风 |
| 一、西朱村曹魏墓石牌字体述略 |
| 二、西朱村曹魏墓石牌书风胪析 |
| 第四节 两墓石牌文字的书法史地位 |
| 一、承汉魏碑刻隶书“八分体”之衰 |
| 二、启“隶楷行间杂”的新字体之序 |
| 三、安阳高陵石牌个案:书风承、启并存的标本 |
| 第五节 两墓石牌文字“殊相”例析 |
| 一、安阳高陵石牌文字“反书”现象 |
| 二、两墓“自副”类石牌数量及写法的差异现象 |
| 三、安阳高陵石牌“幅”字刊凿体书风的沿递现象 |
| 第六章 石牌文物的源流、价值与鉴定 |
| 第一节 石牌名称论析 |
| 一、遣策 |
| 二、衣物疏 |
| 三、楬或签牌 |
| 四、名称辨析 |
| 第二节 石牌源流寻绎 |
| 一、楬的出土情况 |
| 二、楬的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石牌的文物价值 |
| 一、录载汉魏特殊器物 |
| 二、还原汉魏工艺技术 |
| 三、映鉴汉魏铭石书风 |
| 四、标示墓主等级地位 |
| 第四节 石牌的鉴定与保护 |
| 一、石牌的鉴定 |
| 二、石牌的保护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艺术成果 |
| 致谢 |
（6）东汉党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先秦以来“党”的观念 |
| 1.1 先秦以来“党”的分类 |
| 1.1.1 基层组织的延伸 |
| 1.1.2 政治权力的联盟 |
| 1.2 先秦诸子论朋党 |
| 1.2.1 儒家论朋党 |
| 1.2.2 法家论朋党 |
| 1.2.3 其余诸家论朋党 |
| 第二章 东汉党人的形成背景 |
| 2.1 秦汉以来大一统帝国的政治文化构建 |
| 2.1.1 儒学独尊的历史进程 |
| 2.1.2 帝室对儒学的服膺 |
| 2.1.3 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儒教传统的根植 |
| 2.2 地域集团的诞生 |
| 2.3 神圣皇权的世俗化 |
| 2.4 汉末士人领袖的崛起 |
| 2.5 士人的学术中心与社交空间 |
| 2.6 党锢之祸的政治催化作用 |
| 第三章 东汉党人的群体特征 |
| 3.1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
| 3.2 依仁蹈义援侠入儒 |
| 3.3 依托权力把控社会 |
| 3.4 道德政治崇尚清正 |
| 第四章 东汉党人的形象变迁 |
| 4.1 《东观汉记》对党人形象基调的奠定 |
| 4.2 诸家后汉书对党人形象的塑造 |
| 4.2.1 魏晋史家对党人形象的进一步建构 |
| 4.2.2 范晔《后汉书》对党人形象的客观书写 |
| 4.3 时人对党人的评价 |
| 4.3.1 党人内部的分裂 |
| 4.3.2 曹魏对党人的继承与批判 |
| 4.3.3 汉晋诸子对党人的评价 |
| 4.4 是非功过后人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历史”如何改变“历史” ——论汉晋之际的刘贺记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汉末三国时期的刘贺记忆 |
| 第一节 王芬谋废汉灵帝中的刘贺记忆 |
| 第二节 废少立献的廷议中所见刘贺记忆 |
| 第三节 袁绍、韩馥议立刘虞为帝中的刘贺记忆 |
| 第四节 从司马氏对曹髦之死的应对看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 |
| 第二章 两晋时期的刘贺记忆 |
| 第一节 东晋“枯木复生”异象的历史性类比中的刘贺记忆 |
| 第二节 从东晋废帝形象流变及其与刘贺形象之关系看刘贺记忆 |
| 第三节 后凉宗室之争中的刘贺记忆 |
| 第三章 从刘贺记忆看“历史”如何改变“历史” |
| 第一节 主体与客体之间:政治语境与历史书写中的刘贺记忆 |
| 第二节 记忆与过去、现在、未来(代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颍川士族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小结 |
（9）汉魏之际士人的政治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
| 第一章 汉魏之际时局的嬗变与士人的政治动向 |
| 一、东汉晚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与士人的政治抉择 |
| 二、汉魏嬗代与士人的政治抉择 |
| 三、三国鼎立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士人的政治再抉择 |
| 第二章 东汉晚期士人政治抉择的分流 |
| 一、高举义旗:开启灭亡汉朝的序幕 |
| 二、投身军阀:“兴汉室”与“谋私利”之间的徘徊 |
| 三、坐镇官场:“坚守者”与“掘墓人”之间的对抗 |
| 四、归隐山林:“真隐士”与“假隐者”之间的转变 |
| 第三章 三国鼎立时期士人政治动向的再抉择 |
| 一、“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 |
| 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
| 第四章 汉魏之际士人政治抉择的相关分析 |
| 一、汉魏之际士人政治抉择的特点 |
| 二、汉魏之际士人政治抉择的条件 |
| 三、汉魏之际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因素 |
| 四、汉魏之际士人政治抉择的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汉魏之际的宗族集团试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汉晋颍川荀氏家学研究 ——以史学为中心的考察[D]. 郭帅. 河北大学, 2021(02)
- [2]汉晋间汝颍士人研究[D]. 杨强. 扬州大学, 2021(02)
- [3]汉魏之际游侠书写嬗变研究[D]. 王立武. 阜阳师范大学, 2020(06)
- [4]“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D]. 田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5]汉魏大墓石牌文字研究[D]. 郑志刚. 南京大学, 2019(01)
- [6]东汉党人群体研究[D]. 杨俊波. 山西大学, 2019(01)
- [7]“历史”如何改变“历史” ——论汉晋之际的刘贺记忆[D]. 关健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8]颍川士族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革[J]. 王勇. 铜仁学院学报, 2017(07)
- [9]汉魏之际士人的政治抉择[D]. 刘慕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10]近八十年来汉魏之际士大夫研究综述[J]. 张继刚.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