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南三市县定为农村医疗试点（论文文献综述）
张镇昌[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学界对渔业企业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渔业企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渔业企业的历时性研究。渔业企业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连接鱼产品从渔船到餐桌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推动渔业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作用特点。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的渔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文献分析的办法将北海市的渔业企业的发展脉络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以及进入21世纪后这三个时间阶段的不同时期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厘清渔业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效能、遇到问题和应对措施,并通过梳理同时期国内不同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状况,尝试对北海渔业企业进行评价,提出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路径。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为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北海市渔业企业体系在建立后对恢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却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凸显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下逐步发展成熟,开拓了远洋渔业,提升了渔业经济发展质量。改革开放后,渔业企业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完成该任务过程中,传统的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同时期也衍生了新的乡镇渔业企业系统。在这一阶段,暴露出传统渔业企业出现竞争能力下降、涉外渔业事件影响企业发展以及海洋资源衰退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企业内部管理,海域国际政治关系与该时期海洋过度捕捞等相关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实行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国内外的贸易沟通、打开远洋渔业局面、延长渔业产业链和涉足非渔产业,加快构建侨港镇渔业企业体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第三部分,21世纪后北海渔业企业有了发展新方向,渔业经济得到转型发展,成为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动力引擎。新时代下渔业企业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走出去”的时代任务和条件,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下实现转型升级等发展目标定位,这一时期传统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营企业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渔业产业的主角。却也需要面对渔业资源衰退引发的连锁反应、传统企业没落、国家部分渔业政策紧缩下企业转型生产的阵痛和走向国际阻碍重重等问题,其中既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缺陷,也有政府政策措施及落实力度不足和复杂的国内国际存在的社会原因。为突破新时代下的发展障碍,渔业企业自身从多元发展、科技创新、响应“走出去”战略、扩大交流圈、紧贴国家发展政策、回馈社会等六个方面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行自我解困。第四部分,分别阐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东海、黄海和渤海这三大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的简要状况,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构建与发展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从奠定北海在南海区的渔业地位、带动个体渔民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话语权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最后,从政府政策施政、企业内部动力和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共同体等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促进渔业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李红敏[2]（2020）在《宁夏四县/区农村居民在线卫生服务利用与支付意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背景医疗资源短缺、分布不均衡是全球性的问题。研究表明,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增强资源缺乏地区的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质量,互联网的可及有助于缩小城市和农村居民健康知识获取和卫生服务利用差距,提升健康公平。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卫生人力数量不足、服务能力欠缺,需要提升卫生服务可及性;西部农村居民在获取卫生服务过程中,还存在医疗机构地理距离远、自身经济能力差等方面的障碍。提升西部农村地区居民的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是我国卫生体系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相关卫生政策将通过互联网技术以在线的形式提供卫生服务以提升西部和偏远地区的卫生服务可及性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在线卫生服务的形式已经发展成为传统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部分。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提升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与此同时,在线的卫生服务提供形式也有加剧卫生服务不公平的可能:经济水平更高、支付能力更强的发达地区更有可能利用在线卫生服务,而如何让信息技术真正成为提升西部地区卫生服务可及性的途径,真正解决这些地区居民的健康需求,是卫生服务相关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提到,在线卫生服务提供策略需要以改善健康结果为目的,以居民真正的健康需求为在线卫生服务的出发点。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形式明显的需求不足,是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线卫生服务相关研究视角广,从技术、服务提供和服务接受等方面对在线卫生服务发挥作用进行了探讨,可以为我国在线卫生服务发展提供一些证据;但是现有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研究的理论框架多数以技术理论为核心,而卫生服务的本质是提升健康,不能以发展技术为导向,需要更多的关注健康需求特征对在线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针对居民的研究以现有的实际利用特征为主,很少有研究关注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而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是实际利用的前提;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优质卫生服务资源缺乏,更需要发展在线卫生服务,是其发挥作用的重点,而针对偏远地区的研究少。为了让在线卫生服务在提升不发达地区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更好的发挥作用,需要以下研究证据:研究理论需要打破现有技术理论主导的情形,转而从健康需求的角度探讨在线卫生服务,更好的体现卫生服务的本质;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需要探索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是经济条件主导还是健康需要主导,哪些因素是可以通过社会干预策略改变的,可以更有针对性的促进其利用;实际的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选择在线卫生服务的意愿和支付在线卫生服务费用的能力,需要从支付能力、选择意愿和支付意愿方面开展,为未来在线卫生服务市场的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证据。研究目的和意义我国在线卫生服务相关研究存在不够深入的问题,尤其是缺乏需求方的研究已经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本研究拟回答的问题包括:1)如何以卫生服务利用模型为基础,从需求方的角度探讨在线卫生服务利用特征及影响因素?2)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状况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实际的利用是否以健康需要为导向?3)西部农村地区居民遇到健康问题时,是否愿意选择在线卫生服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4)西部农村地区居民是否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取在线卫生服务?支付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研究问题出发,本研究的总目标是通过对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特征和选择意愿、支付意愿深入分析,明确影响因素,为西部地区在线卫生服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达到提升西部农村地区医疗服务质量和可及性的最终目的。具体的研究目的包括:全面了解西部农村地区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状况和影响因素;构建在线卫生服务利用、选择意愿和支付意愿分析模型;分析和揭示在线卫生服务利用、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测量和分析在线卫生服务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探讨在线卫生服务支付意愿与价格的关系;提出西部农村地区在线卫生服务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研究选取西部省份宁夏的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进行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和支付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的理论意义:理论上以卫生服务利用模型为基础,提供除技术理论之外新的研究思路,为推进在线卫生服务提升卫生服务可及性提供理论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在支付意愿分析的基础上评估居民的在线卫生服务需求,探讨价格与需求量的关系,为卫生服务领域中条件价值法和需求评估的应用积累方法学经验。研究现实意义包括:宁夏已经成为互联网医疗的重要试点区,承担着重要的政策价值,本研究从宁夏农村居民角度探讨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状况和支付意愿,对在线卫生服务的发展策略、筹资政策具有直接的政策参考价值,对于服务提供方式、服务内容优化、服务定价等方面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意义。研究方法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其中体现家庭在线卫生服务利用的指标包括两方面:实际的利用状况和潜在的利用意愿。实际利用状况为:过去一年,调查家庭是否利用过在线健康信息获取、在线问诊、在线与医生交流、其他在线卫生服务方式（如在线挂号等）;利用意愿包括调查家庭对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选择意愿和支付意愿。自变量的选取基于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模型,包括调查家庭的倾向性特征、使能资源、健康需要特征、卫生服务可及性四方面。调查于2018年6-7月进行,调查样本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方法获得。从宁夏选取同心县、西吉县、青铜峡市、惠农区四个县区的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四个县区分别位于宁夏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医疗卫生资源等方面具有代表性。最终共调查了 49个村的1354户家庭,以每户家庭的关键知情人作为调查对象,获取家庭基本信息、在线卫生服务的实际利用、选择意愿、支付意愿;调查抽样点内村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了解在线卫生服务的开展情况;目的抽样抽取32名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访谈,具体包括农村居民和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同时,本研究还对宁夏地区在线卫生服务供给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和分析,包括宁夏远程会诊系统和智慧互联网医院的供给。数据分析方法:单因素分析用来描述调查家庭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及选择意愿特征,Logit回归分析农村家庭利用和选择在线卫生服务的影响因素;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调查家庭的支付能力;条件价值法获取调查家庭在线卫生服务的选择意愿和支付意愿;Tobit回归分析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在支付意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需求曲线拟合,分析不同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计算不同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对比实际定价水平、居民支付意愿及需求弹性,探讨需求量与定价水平的关系。主要结果1.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宁夏政府相关部门对互联网技术在卫生领域的应用探索走在全国前列,在政策环境、实践策略方面都有重要突破。在线卫生服务实践方面,宁夏的主要做法包括建设在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智慧互联网医院等方面:宁夏现在已经建成了国家-自治区-市-县-乡五级联动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覆盖了全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市级和区级医院,并达到了初步提升基层机构服务能力的效果;好大夫与银川市政府合作建立的互联网医院也是宁夏在线卫生服务的重要形式,网站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医生提供在线卫生服务的平均价格为65.52±67.87元,医生的不同级别、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级别等会对定价产生影响。本研究选取了宁夏四个县区的农村居民作为在线卫生服务需求的调查对象,共调查了来自1354户家庭的关键知情人,平均年龄44.54±10.22岁,汉族占三分之二（67.95%）,约一半（47.78%）的调查对象为女性。调查家庭中,健康知识测试平均分为3.57±1.18分;过去一年（2017年）的家庭收入平均为39150.17±51196.30元;调查家庭距县医院的平均距离为21.39±30.04公里;调查家庭中,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为406户,占29.99%;有5岁及以下儿童的394户,占29.10%;过去一个月有患病者的家庭为512户,占37.81%。2.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和影响因素分析:调查家庭过去一年中,总体上使用过一种及以上在线卫生服务（包括在线健康信息查询、在线问诊、与医生在线交流、其他形式）的为640户,占被调查家庭的47.27%;其中,使用最多的服务形式为在线健康信息查询,占37.08%;使用在线问诊的占7.24%,与医生在线交流沟通的占15.51%。总体来看,调查家庭的倾向特征因素、使能资源、健康需要、卫生服务可及性都对在线卫生服务利用有影响。从倾向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影响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在使能资源中,较高的健康知识得分和收入水平会促进利用;在健康需要因素中,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与家庭中有慢性病患者、过去一个月有患病者及过去一年有住院病人有关;在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距离地市级医院较远的家庭,更可能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卫生服务。其他不同的在线卫生服务类型也呈现了类似的特征。从标准化回归系数分析结果看,宁夏农村家庭是否利用在线卫生服务更多的是由社会结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态;健康需要因素只是决定是否利用的次要因素。因此,宁夏农村家庭总体的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并不是以健康需要为导向,利用过程中存在电子鸿沟。3.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和选择意愿分析结果支付能力分析: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结果看,家庭人均收入小于等于5301.33元的家庭对在线卫生服务无支付能力,占总体调查对象的6.57%;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301.33元到19562.19元之间家庭的对在线卫生服务支付能力弱,占总调查家庭的22.60%,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获取部分支付能力;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9562.19元以上的家庭,对在线卫生服务有支付能力,占总体的70.83%。其中,对在线卫生服务无支付能力和支付能力弱的家庭可以认为对在线卫生服务没有客观的支付能力,共占被调查家庭的三分之一。选择意愿分析:在健康咨询情境中,如果家庭成员出现了不熟悉的症状,可能会有较大的健康问题时,分别有60.27%和62.48%的家庭会选择在线咨询二级医院或三级医院的医生;当所遇到的健康问题涉及到隐私时,选择利用在线咨询二级医院或三级医院医生的家庭比例分别是55.24%和58.94%。调查家庭倾向特征、使能资源、健康需要、卫生服务可及性及以往在线问诊的经验,都会影响到假设情境下的选择。在检查确认情境下,分别有57.09%和60.93%的调查家庭愿意使用在线问诊的方式向二级医院医生或者三级医院医生进行咨询;在利用当地医院远程设备进行在线咨询的情境下,分别有62.32%和66.54%的调查家庭愿意选择对二级医院或三级医院医生进行咨询。受教育水平较高、收入较高、家中有慢性病病人或近一个月有患病者的家庭、距离地市级医院较远、有过在线问诊经验会促进调查家庭对检查确定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选择意愿。4.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意愿分析在健康咨询情境下,情境1中,愿意选择二级医院或者三级医院医生的调查家庭平均支付意愿值分别为65.69±97.36元和97.98±119.73元,中位数分别为30元和50元。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调查家庭的民族、健康需要和卫生服务可及性,及是否有过使用在线问诊服务的经历。有慢性病患者、过去一个月有患病者、使用过在线问诊、距离地市级医院较远,会增加此情境下的支付意愿。从需求曲线来看,相同价格水平下,有更多的家庭会选择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如价格定为100元,分别有15%和30%的家庭选择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健康咨询情境下,需求价格弹性随着价格水平提高而提高,当价格为56元或87元时,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为1;当价格高于56元或87元时,在线卫生服务为富有弹性。在情境2下,愿意选择二级医院医生或者三级医院医生的调查对象平均支付意愿值分别为65.87±93.71元和100.37±123.25元,中位数分别为30元和50元。从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和需求曲线看,调查对象呈现与一般健康问题相似的特征。需求价格弹性在此情境下随着价格的增加而升高,当价格大于56元或89元时,二级医院医生和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咨询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为富有弹性。以此为标准,好大夫网站上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医生的定价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但是仍高于农村居民支付意愿的中位数。在检查确认情境下,情境3中,愿意选择二级医院医生或者三级医院医生的家庭平均支付意愿值分别为82.18±105.18元和121.54±136.29元,中位数分别为50元和80元。支付意愿值的影响因素包括调查家庭的民族、健康需要和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以及使用在线问诊服务的经验。调查家庭中有慢性病人、过去一个月有患病者、使用过在线问诊、距离地市级医院较远,会增加此情境下的支付意愿。从需求曲线来看,相同价格水平下,有更多的调查家庭会选择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如价格为100元时,选择二级医院或三级医院医生提供在线卫生服务的家庭分别为22.49%和37.81%。需求价格弹性随价格的升高呈上升趋势,当价格为70元或108元时,二级医院医生和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咨询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为1。在情境4下,愿意选择二级医院医生和三级医院医生的调查家庭平均支付意愿值分别为87.00±109.25元和131.80±141.41元,中位数分别为50元和90元。从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和需求曲线看,调查家庭与情境3呈现相似的特征。需求价格弹性随着价格的增加上升,当价格大于75元或119元时,二级医院医生或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为富有弹性。以此为标准,宁夏政府远程服务的定价处于富有弹性的价格区间,降低价格可以更好的释放需求。讨论与政策建议研究的主要发现:互联网在宁夏农村地区居民获取卫生服务和健康信息的过程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宁夏农村家庭现在的在线卫生服务利用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健康需要因素,电子鸿沟存在于服务利用过程中;宁夏农村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有相当高的选择意愿,并且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在线卫生服务,但从中位数看,支付意愿值偏低;宁夏现在开展的在线卫生服务需要考虑当地居民的健康需求和支付意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建议:1)以服务提供为核心、健康需求为导向发展在线卫生服务;2)加强互联网健康教育项目,提升居民信息和服务搜集和鉴别能力;3)完善准入政策和监督体系,创建互联网健康信息环境;4)关注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弱势群体,满足多元化的在线健康需求;5)充分发挥在线卫生服务功能,加强西部农村地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6)建立可持续的筹资发展机制,为在线卫生服务提供资金支持;7)全社会参与,促进在线卫生服务的发展。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上:研究对象选择宁夏农村地区的居民,为互联网技术提升西部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提供直接的证据;2)研究和分析方法上,以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和潜在需求为切入点,从需求方全面深入的探讨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状况、选择意愿、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并分析了不同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为此新兴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定价和筹资参考,目前尚未发现有类似研究;3)研究结果:得到了西部地区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意愿值,构建了需求评估模型,得到了不同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曲线,为在线卫生服务定价、筹资政策提供了参考,在该领域具有先进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研究,因果推断还需要未来更深入、周期较长的研究;2)本研究设定了简化的情境,描述了服务提供者来自医院的层级情况,而现实中情况更为复杂,未来研究可以针对具体疾病探讨病人对在线卫生服务的潜在需求状况;3)互联技术发展迅速,研究可能忽略其他新兴的服务提供方式,如健康相关App的使用、在线医药服务等。
张建军[3]（2020）在《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农地征收是扩大城市建设面积的主要合法途径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每年大量的农地通过征收转为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利用,为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用地保障。同时,随着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加快了土地从资源向资产、资本的转变,农地在征收、出让和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巨额增值收益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资金支撑。随着近年来房价、地价快速上涨,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各相关利益主体所得增值收益存在较大差距,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基于这样的背景,本研究以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为命题展开系统研究。本研究首先界定基本概念,对拟运用的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地租理论、效率公平理论、博弈论等进行概述,并阐释各理论在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中的具体运用;然后从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客体和主体、分配过程、分配关系等方面,分析农地征收增值收益的形成原理,研究农地征收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国和省级层面的宏观数据,对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中各相关主体的分配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对分配差距进行原因分析;进而从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维度对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并运用解释结构模型对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重要程度进行探讨;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从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角度,围绕农民（集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目标,提出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的改革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主要包括征收—出让—房地产开发,分配主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农民（集体）、房地产开发商等。征地环节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由农民（集体）获得,表现为征地补偿与农用地价格之间的差值;出让环节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由地方政府获得,表现为土地出让价格与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前期开发成本之前的差值;开发环节的土地增值收益主要由房地产开发商获得,表现为房地产价格与土地出让价格、建安成本、相关税费、社会平均利润之间的差值,地方政府还获得相关税收。各相关利益主体在农地征收增值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围绕农地征收增值收益进行博弈。总体上看,博弈中开发商最具有优势,地方政府次之,农民和集体处于弱势地位,农民没能公平享有农地征收增值收益。（2）目前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基本状况因主体、地区、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从分配主体看,开发商所得最多,地方政府次之,农民（集体）最少,并且差距较大;从区域看,东部地区整体水平较高,西部地区整体水平较低;从时间上看,农民（集体）和地方政府所得土地增值收益的差距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农民（集体）所得土地增值收益最少的原因主要包括,农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农民和集体无法享有农地征收转变用途后的增值收益;公共利益范围不明确,损害了农民和集体的利益;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难以同权同价,农民（集体）在农地征收中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获得较多土地增值收益主要是因为,土地出让制度不断完善,土地价值日益显化。同时地方政府具有“管理者”和“经济人”双重职能,在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压力下,往往通过大规模低价征地、高价卖地谋取最大经济利益。房价、地价快速上涨产生大量增值收益,除投资带来的级差地租Ⅱ增值应归开发商,其他增值收益应归全社会共享,但这些收益实际上主要被开发商获得了。同时,我国缺乏有效的税收手段,以此来调节开发商的增值收益。（3）通过对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了解到了影响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的多种因素,其中土地征收及出让市场化程度是影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直接因素;政府管理者和经济人双重职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念、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等因素也对土地征收及出让市场化程度产生影响,为第二层影响因素;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分税制改革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反馈等为第三层影响因素;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房地产发展阶段和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展等因素,是现有政策体系下影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深层次原因。（4）可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角度,围绕农民（集体）、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目标,推进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阶段,为了让农民合理享有农地征收增值收益,提出拓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方式、提高农民增值收益分配补偿标准和比例、合理界定农地征收范围、建立公共利益认定争议解决机制等改革建议。针对农村集体合理享有土地增值收益的问题,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一步明确入市主体,严格控制入市范围,明确入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规则。同时也要平衡好不同模式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关系,包括地方政府土地收益的平衡、征地和入市的收益平衡、集体之间入市增值收益平衡。在再次分配阶段,通过建立完善的房地产税费体系,利用税收手段遏制开发商获得过多的土地增值收益,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公开;更多发挥地方政府管理者职能,规范农地征收增值收益的使用和管理过程,使相关主体能合理享有土地增值收益;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等基础性工作,摸清我国不动产基本家底,为征收房地产税提供数据基础。本研究对全国范围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时间和空间分配状况的统计分析,为完善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提供更加坚实的实证基础。构建的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为更加准确、直观地揭示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新的视角,能进一步提升人们对土地增值收益影响因素的理论认知。
王岳[4]（2019）在《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规划体制改革,健全空间规划体系”,不同地域、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均加快了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为我国未来建立统一完善的空间规划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以来,启动了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成立自然资源部,整合各部委的空间规划职能,从管理体制上为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创立了先决条件,开展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显迫切。从实践层面来看,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具有“直辖体制、省域架构”的双重特征。重庆的市情也反映出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探索,既是自下而上推动国家统一空间规划体系的地方探索,也可为我国其他广大地区带来更多启示。从学术层面来看,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研究有利于促进城乡规划学与生态学、地理学、空间治理等学术研究在现有纵向延伸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其他空间类规划学科优势、实现学术研究横向拓展,实现“空间规划”研究的学术发展。为此,以生态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以及空间治理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思考空间规划体系的价值导向、对象认知、技术构成和协调模式,结合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具体改革与实践经验,从理论构建、演变历程、实践探索和趋势研判等四个方面,开展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首先,梳理了国土空间“多尺度-多类型-多价值”的科学认知,提出了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国土空间的多尺度逻辑、多类型构成和多价值差异等理论问题分析,诠释了传统空间类规划对国土空间的多尺度分割、多类型错配和多价值缺失等基本矛盾。从顺应新时代新要求发展理念的视角,重新构建了空间规划体系的尺度学逻辑、类型学构成和多价值约束。研究指出,在传统“多龙治水”体制下的改革路径,不能解决空间规划体系的结构性矛盾。顺应国家和地方机构改革趋势,需要逐步构建1个规划+1个部门+1个法规+1个平台等四个“1”组成的空间规划体系。其次,立足地方实际,研究重庆空间格局及规划体系发展历程,提出了构建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现实基础。以时间为脉络,从重庆城乡空间格局和空间规划两个方面,分别对解放以来至1980年代的萌芽阶段、1980年代至重庆直辖前的成长阶段、直辖后十年期间的发展阶段、2007-2013年期间的交织阶段等四个历史时期,系统研究了解放以来重庆空间规划的演变历程,阐明了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在城乡规划编制体系、管理机构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等三个方面的发展基础和现实约束。第三,以作者具体理论及实践工作为出发点,提炼了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由编制体系、管理机构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和支撑体系等四个部分构成的实践总结。系统分析了重庆自2013年以来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探索历程,并总结为:形成“五级三类+全覆盖+多规合一”工作模式,以规划全覆盖统筹多级多类编制体系;以现行管理机构的职能延伸推动协同管理机制的完善;以地方条例标准构建适应地域价值判断的法律法规体系;以规划数据集成和交换机制整合跨部门的信息平台支撑体系。研究进一步指出,重庆空间规划体系2013年以来的改革实践,由于不涉及对现行管理机构和制度的调整,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效率不高、协调统筹难度大等问题。为此,基于前文国土空间科学认知等理论框架研究,研判了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发展趋势,即建立四个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一个空间规划编制,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实现一个空间规划管理机构建设,保障空间治理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管控的一体化;颁布一个空间规划法律法规,将空间规划编制与管理机构设置建设法定化;建设一个空间规划支撑体系,强化空间规划体系的管理与运行。开展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研究,既是应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要求,也是应对各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研究形成的相关结论,可以作为当前我国和地方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工作的参考经验;同时,也可作为学术探索,进一步推动生态学、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以及空间治理等理论体系的融合发展,促进空间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科学发展。
钱文强[5]（2019）在《预算软约束与医保基金支出 ——基于新农合数据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基金收支有重要影响。央地之间的“父子关系”,影响地方政府的预期,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这个问题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是否存在?央地关系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有何影响?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央地关系是否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控费行为,回答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中是否面临预算软约束问题。研究使用的数据为宏观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财政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统计手册》。本文首先考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央地事权责任,以及为保障事权责任的履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问题,发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属于央地共同事权,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政府补助责任,中央政府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上年度基金结余状况等,制定城乡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其次,本文构建了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央地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依据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状况,本文对比分析了中央先行、地方后行与地方先行、中央后行两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别。理论分析表明,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旨在实现均等化目标的中央转移支付,对财政实力不同的地方政府影响不同,相比财政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地方政府监督努力程度更低。在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地区,中央转移支付导致地方政府降低监督努力程度,其结果是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结余较低,中央次年对其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理论分析表明:城乡居民医保中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理论结论在现实中是否成立?本文以新农合为例,首先以转移支付预期衡量预算软约束程度,运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One-step Sys-GMM）,考察新农合中是否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其次以财政分权程度衡量预算软约束,运用固定效应模型（FE）,考察不同财政状况对预算软约束程度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新农合基金面临着预算软约束问题,中央转移支付的增加,降低了地方新农合基金结余;财政分权程度越高,预算约束越硬。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面临预算软约束问题。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中央旨在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当地方预期到中央政府会根据上年度医保基金结余状况提供转移支付时,地方政府会降低监督努力程度,其结果是医保基金结余较低、中央政府对其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二、财政实力不同的地方政府面临的预算软约束程度不同。地方财政实力是影响预算软约束程度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富裕程度越高的地区,其面临的预算约束越硬,相反,财政分权程度越低、越不富裕的地区,其面临的预算约束越软。为硬化预算约束,本文提出三点对策建议。一是严格遵守、认真贯彻落实预算法定原则,硬化中央政府预算约束,捆住中央政府随意救助地方政府的权力。二是在医保项目整合的基础之上,推进管办分开,在经办机构之间引入竞争机制,调动经办管理机构的控费动力。三是适当增加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增强地方政府财政实力。本文有两点创新。一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涉及中央、地方、医保经办机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但预算软约束分析的通常是预算约束组织与援助组织两者之间的关系。鉴于地方政府拥有人事任免权,医保经办机构是地方政府的完美代理人,本文把地方政府与医保经办机构合二为一,考察中央转移支付对统筹地区医保机构控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传统预算软约束研究以中央富裕程度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的救助预期及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而本文则以地方富裕程度为切入点,考察中央富裕程度既定的情况下,地方富裕程度对其被救助的预期以及行为的影响。
亓军红[6]（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指出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罗菲[7]（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刘颖[8]（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崔庆仙[9]（2012）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文中认为地方制度,是中国国家决策执行系统的“空间一权力”安排,也是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本论文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来,政府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地方制度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第二,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曾应对过诸多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在相应的地方制度建设层面,有哪些普遍意义值得中国借鉴?第三,中国正面临着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路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地方制度改革,在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地方制度建设应走向何方?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第一,注重问题关怀的实证研究,以上海、漳州、三亚等城市-区域为案例,对地方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解释与证实；第二,遵循逻辑演绎的研究理路,在对地方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研究中,既努力厘清地方制度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充分发掘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各项制度之间横向的互动机理,从而更准确把握地方制度变革的内在历史逻辑：第三,以人文地理学的相关方法为主,采用学科综合的研究视角,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效能。本论文主要有三大研究板块：一是,对西方若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制度变革与创新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与借鉴；二是,对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地方制度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提炼；三是,对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进行了实证与规范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中国两千多年的地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并不断向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演进。第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主要围绕中央集权和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建设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逐级下放权力的地方制度改革之路。第三,中国地方制度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家权益地方配置的不均衡和权力下放中行政管理层级与幅度的悖论,这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腐败现象严重等现实问题的地方制度背景。较多的行政区划层级、复杂的条块关系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制度集权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第四,世界主要现代化大国地方制度变革表现出诸多共性,地方民主自治的精神和能力构成中国与若干现代化大国最为根本的差异。第五,立足于当前政治结构,现有体制内的地方制度改革应当主要是一个方案设计的技术问题和地方政府的作为问题；逐步推进地方民主自治,以此重塑地方制度,使地方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实现社会繁荣的强大动力,应当是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张雪[10]（2011）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以海南省地方财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就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根据其自身业务特点,建立了相应的绩效评价制度和体系。现阶段,如何提高政府支出的效果和效率,也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在研究和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如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国家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制度。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国也明确提出要“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于是上至中央各部门,下到各区县开始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然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实践中进行不断地探索和完善。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政治学、财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构建了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框架；设计了综合绩效评价、部门绩效评价、单位绩效评价和项目绩效评价四个层次的指标体系,同时运用海南省的具体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总结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所面临的问题,并指出了绩效评价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未来应努力的方向。第一章为本文导论。概括地介绍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选题背景及现实意义,简要地综述了国内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现状,明确了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总结出本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从理论角度,阐述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应遵循的一般理论和原理,为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采用系统分析方法,构建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主要包括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组织体系、指标体系、标准体系、方法体系和制度体系五个方面的内容。第四章设计了市县综合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通过运用海南省18个市县的数据,对海南省市县一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综合绩效评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综合绩效水平的一个长期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这是由于较高的财政收入虽然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财力保障,但财政资金使用方向得当与否同样也会对财政支出综合绩效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要取得较好的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较高财力水平、较高的支出总量水平和优良的支出结构缺一不可；且海南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代表性市县普遍没有形成有效而稳定的综合绩效增长机制。第五章设计了交通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运用海南省交通厅的数据,对交通部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海南省交通厅的综合绩效水平较好,经济类指标和效率类指标得分较高。说明海南省交通部门的业务管理能力和财务管理水平都比较高,费用控制和支出管理较为严格；同时,海南省交通部门的政策制定目的明确,实施效果较好；然而由于缺乏有效而严格的管理和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交通事故发生率以及直接经济损失下降率两项指标得分较低。未来需要加强人员编制管理、固定资产维修使用管理、项目预算管理和部门预算的编制与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第六章设计了中学绩效评价体系,运用海南省五所中学的数据,对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五所中学绩效有些差异,其中海南中学无论是经济性、效率性,还是有效性,都有较好的绩效,三亚一中的“三性”得分均适中,保亭中学的经济性得分最低,昌江中学的效率性得分最低,临高中学的有效性得分最低。评价显示五所高中存在以下问题：各校经费支出结构有待优化,经费支出水平有待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升学率提高难以兼顾；硬件设施各有长短,办学条件有待完善；临高中学财政资金到位率低,昌江中学财务状况有待加强。评价还说明了除福利和硬件设施以外,人性化管理和良好的素质教育条件等软环境是影响绩效的重要因素。第七章设计了污水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海南省长流污水处理厂进行了绩效评价,结果表明：海南省长流污水处理厂整体运行绩效良好,最终绩效82分；未来还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重视污泥的回收利用；污水处理工艺设计上要有先进性、超前性；设置中水道系统,提高中水回收利用率；继续增加项目后期投入,实现项目最大的污水处理能力目标；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以及污水处理运营企业之间的沟通。第八章总结了当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我国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策和建议。现阶段,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还面临的制度建设、指标体系的科学设置与量化、指标权重的合理确定以及评价结果的科学应用等方面的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实践推进、数据积累、结果应用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加强建设。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应用进行了总体考察,总结了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得到的基本观点,同时还分析文章的不足和未来努力的方向。
二、海南三市县定为农村医疗试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海南三市县定为农村医疗试点（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关于海洋渔业经济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渔业企业的研究 |
| (三)关于国外渔业企业的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实地调查法 |
| 五、相关问题的必要说明 |
| (一)渔业企业的概念界定 |
| (二)选取北海市作为研究点的缘由 |
| (三)文章中涉及的主要渔业企业信息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的基础奠定 |
| 一、构建渔业企业体系的必要性 |
| (一)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 |
| (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现实需要 |
| (三)构建渔业经济体系是重要任务 |
| 二、北海渔业企业体系的构建完善 |
| (一)水产品流通体系的构建 |
| (二)渔船修造体系的构建 |
| (三)综合性国有海洋捕捞企业的成立与成长 |
| 三、北海渔业企业在渔业生产中的社会效用、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渔业企业产生的社会效用 |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问题 |
| (三)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的突破 |
| 一、改革开放后的新任务 |
| (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 |
| (二)推动渔民就业,释放生产活力 |
| (三)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焕发新生活力 |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体系的变化 |
| (一)改革开放以来至21 世纪前传统渔业企业的新变化 |
| (二)形成新的乡镇渔业企业体系 |
| 三、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国有企业优势下降 |
| (二)渔业涉外事件的损失和海洋资源减少 |
| (三)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
| 四、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的应对措施 |
| (一)改革管理制度 |
| (二)加强与国内外的贸易沟通 |
| (三)开拓远洋捕捞新局面 |
| (四)渔业产业链延伸和非渔产业拓展的发展实践 |
| (五)努力建构新兴乡镇渔业企业体系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21 世纪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转型发展 |
| 一、21 世纪以来渔业企业的历史定位和新形势 |
| (一)渔业企业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
| (二)时代为渔业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
| (三)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催生渔业企业转型升级 |
| 二、21 世纪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特征 |
| (一)传统企业为时代所淘汰 |
| (二)民营企业成为行业产业的龙头引领 |
| 三、渔业企业在困境中前行 |
| (一)渔业企业发展中所遇问题 |
| (二)渔业企业所遇问题的原因 |
| (三)渔业企业自我解困的主要举措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其他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概况及对北海渔业企业的评价和建议 |
| 一、国内其他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情形 |
| (一)东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 |
| (二)黄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状况 |
| (三)渤海区渔业企业的状况 |
| 二、北海渔业企业发展的区域地位和现实作用 |
| (一)有利于奠定北海在南海地区渔业地位 |
| (二)有利于带动个体渔民发展 |
|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在海洋权益中的话语权 |
| 三、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发展的路径 |
| (一)政府须加强对渔业企业政策等的支持 |
| (二)渔业企业自身要提升发展的内力 |
| (三)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2）宁夏四县/区农村居民在线卫生服务利用与支付意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6 本论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卫生服务可及性理论 |
| 2.2 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 |
| 2.3 在线卫生服务 |
| 2.4 国内外实证研究进展 |
| 2.5 研究视角 |
| 现有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框架 |
| 3.2 数据来源和抽样 |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 3.4 数据分析方法 |
| 3.5 质量控制 |
| 3.6 技术路线图 |
| 第四章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与在线卫生服务供给特征 |
| 4.1 调查地区基本特征 |
| 4.2 宁夏在线卫生服务政策 |
| 4.3 宁夏在线卫生服务实践 |
| 4.4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在线卫生服务利用 |
| 5.1 在线卫生服务总体利用 |
| 5.2 在线健康信息查询 |
| 5.3 与医生在线交流 |
| 5.4 在线问诊 |
| 5.5 定性访谈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健康咨询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6.1 情境1: 健康咨询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6.2 情境2: 涉及隐私健康咨询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检查确认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7.1 情境3: 检查确认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7.2 情境4: 远程检查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8.1 方法学讨论 |
| 8.2 研究主要发现 |
| 8.3 研究结论 |
| 8.4 政策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性 |
| 附录1 在线卫生服务居民调查表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2 研究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
| 2.3 地租理论 |
| 2.4 土地产权理论 |
| 2.5 效率公平理论 |
| 2.6 博弈论 |
| 2.7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
| 3.1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主客体 |
| 3.2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过程 |
| 3.3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关系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格局 |
| 4.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2 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主体格局 |
| 4.3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空间格局 |
| 4.4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时间格局 |
| 4.5 本章小结 |
| 5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影响因素 |
| 5.1 影响因素识别 |
| 5.2 解释结构模型构建 |
| 5.3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改革建议 |
| 6.1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改革的主要目标、原则和思路 |
| 6.2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初次分配改革建议 |
| 6.3 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再次分配改革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和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 |
（4）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 |
| 1.1.2 国家和地方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探索 |
| 1.2 研究对象 |
| 1.2.1 空间规划体系 |
| 1.2.2 重庆市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推动生态文明的转型发展 |
| 1.3.2 探索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 |
| 1.3.3 构建空间治理体系改革的具体路径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空间规划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进展 |
| 2.1 空间规划体系的理论基础 |
| 2.1.1 生态学理论的价值导向 |
| 2.1.2 地理学理论的对象认知 |
| 2.1.3 城乡规划学理论的技术构成 |
| 2.1.4 空间治理理论的协调模式 |
| 2.2 国外空间规划体系研究与实践进展 |
| 2.2.1 国外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进展 |
| 2.2.2 国外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进展 |
| 2.3 国内空间规划体系研究与实践进展 |
| 2.3.1 国内空间规划体系的研究进展 |
| 2.3.2 国内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进展 |
| 2.4 空间规划体系的问题认知 |
| 2.4.1 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 |
| 2.4.2 对当前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认知 |
| 2.5 小结 |
| 3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框架 |
| 3.1 国土空间的科学认知 |
| 3.1.1 国土空间的多尺度逻辑 |
| 3.1.2 国土空间的多类型构成 |
| 3.1.3 国土空间的多价值差异 |
| 3.2 传统空间类规划的基本矛盾 |
| 3.2.1 传统规划类型的空间多尺度分割 |
| 3.2.2 传统规划类型的空间多类型错配 |
| 3.2.3 传统规划类型的空间多价值缺失 |
| 3.3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判断 |
| 3.3.1 顺应新时代新要求发展理念 |
| 3.3.2 构建空间规划体系的尺度学逻辑 |
| 3.3.3 梳理空间规划体系的类型学构成 |
| 3.3.4 回应空间规划体系的多价值约束 |
| 3.4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解决方案 |
| 3.4.1 总体构思 |
| 3.4.2 整体框架 |
| 4 重庆空间规划的演变历程 |
| 4.1 解放以来至1980 年代的萌芽阶段 |
| 4.1.1 重庆城乡空间格局的演变 |
| 4.1.2 重庆空间规划的演变 |
| 4.1.3 小结 |
| 4.2 1980 年代至重庆直辖前的成长阶段 |
| 4.2.1 重庆城乡空间格局的演变 |
| 4.2.2 重庆空间规划的演变 |
| 4.2.3 小结 |
| 4.3 直辖后十年期间的发展阶段 |
| 4.3.1 重庆城乡空间格局的演变 |
| 4.3.2 重庆空间规划的演变 |
| 4.3.3 小结 |
| 4.4 2007 —2013 年期间的交织阶段 |
| 4.4.1 重庆城乡空间格局的演变 |
| 4.4.2 重庆空间规划的演变 |
| 4.4.3 小结 |
| 4.5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现实基础 |
| 4.5.1 空间规划编制体系 |
| 4.5.2 空间规划管理机构体系 |
| 4.5.3 空间规划法律法规体系 |
| 4.5.4 空间规划支撑体系 |
| 4.6 本章小结 |
| 5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探索的总体实践 |
| 5.1 面向现实基础的实践探索整体框架 |
| 5.2 以规划全覆盖统筹多级多类编制体系 |
| 5.2.1 “五级三类+全覆盖+多规合一”统筹路径 |
| 5.2.2 以法定规划实现空间分级统筹 |
| 5.2.3 以专业专项规划实现分类统筹 |
| 5.2.4 “全覆盖+多规合一”实现空间全域全要素统筹 |
| 5.3 以管理机构职能延伸构建协同管制机制 |
| 5.3.1 规划委员会机构的协同管制探索 |
| 5.3.2 分级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层级协同 |
| 5.3.3 分类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类别协同 |
| 5.4 以地方条例标准构建适应地域价值的法规体系 |
| 5.4.1 各项规划条例的地域适应性探索 |
| 5.4.2 不同技术规定的价值差异化探索 |
| 5.5 以规划数据集成交换整合跨部门信息平台 |
| 5.5.1 部门内部信息平台的数据完整性 |
| 5.5.2 部门之间信息平台的数据交换机制 |
| 5.6 小结 |
| 6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趋势研判 |
| 6.1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1.0 版”的局限性 |
| 6.1.1 跨部门跨地域规划动态协调的有限效率 |
| 6.1.2 行政职能有限延伸不能解决分割管理根本问题 |
| 6.1.3 法律法规不能满足全域全覆盖全过程管理需求 |
| 6.1.4 分头建设规划支撑体系欠缺信息数据整合 |
| 6.2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2.0 版”构建导向 |
| 6.2.1 落实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 |
| 6.2.2 对应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尺度”属性 |
| 6.2.3 对应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类型”属性 |
| 6.2.4 对应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价值”属性 |
| 6.3 构建“全域全要素全过程”覆盖的编制体系 |
| 6.3.1 落实国家生态文明思想与资源价值观 |
| 6.3.2 构建“五级两类两阶段”的空间规划编制体系 |
| 6.3.3 重点类型空间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 |
| 6.4 建立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管理机构 |
| 6.4.1 建立对应国家生态与资源管控整合行政机构 |
| 6.4.2 加强内部职能机构的有效延伸与设置 |
| 6.4.3 实现远郊区县空间规划管理机构的有效设置 |
| 6.4.4 强化全市空间规划管理机构末端的建设 |
| 6.5 构建衔接有序顺应地域需求的法律法规体系 |
| 6.5.1 适应重庆空间规划管理地域化需求 |
| 6.5.2 顺应生态文明与资源的底线管控 |
| 6.6 建立智能化系统运作的跨行跨级支撑平台 |
| 6.6.1 建立全市统一的国土空间信息联动平台 |
| 6.6.2 建立基础标准体系和数据共享机制 |
| 6.6.3 实现对全域空间规划实施的全过程管理 |
| 6.7 小结 |
| 7 研究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重庆空间规划的演变历程 |
| 7.1.2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探索实践 |
| 7.1.3 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探索 |
| 7.2 主要创新 |
| 7.2.1 提炼了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经验 |
| 7.2.2 构建了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理论框架 |
| 7.2.3 提出了重庆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路径 |
| 7.3 后续研究展望 |
| 7.3.1 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具体操作方法 |
| 7.3.2 空间规划的实施机制 |
| 7.3.3 空间治理中的区域与部门协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B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研究课题情况 |
| C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奖励情况 |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5）预算软约束与医保基金支出 ——基于新农合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预算约束线与预算软约束 |
| 二、事前救助与事后救助 |
| 三、软约束与硬约束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可置信承诺：以Ma央地关系模型为例 |
| 二、财政分权理论 |
| 第二章 基本医疗保险中政府间关系 |
| 第一节 政府间基本医疗保险事权 |
| 一、职工医保中央地事权责任 |
| 二、城乡居民医保中央地事权责任 |
| 第二节 医疗保险领域政府间转移支付 |
| 一、财政补助标准 |
| 二、转移支付分配依据 |
| 三、转移支付过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预算软约束与转移支付 |
| 第一节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 |
| 一、中央政府均等化的目标 |
| 二、地方政府净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分析讨论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分析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农合基金结余和政府补助描述性分析 |
| 第一节 新农合基金结余现状分析 |
| 一、新农合基金收支情况 |
| 二、新农合基金结余过多吗 |
| 第二节 政府补助情况分析 |
| 一、中央财政补助 |
| 二、地方财政补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预算软约束与新农合基金支出 |
| 第一节 实证策略 |
| 一、预算软约束度量 |
| 二、实证设计与数据 |
| 第二节 预期与新农合基金结余 |
| 一、预期拟合值与新农合基金支出 |
| 二、邻近地区滞后一期转移支付与新农合基金支出 |
| 第三节 财政分权与新农合基金结余 |
|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
| 二、实证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8）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外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相关研究 |
| (三) 已有研究的评述 |
| 三、研究设计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理论基础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问题 |
| (四)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涵义与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充足:源于美国基础教育对教育结果公平的追求 |
| (二) 财政充足原则有适用于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内涵与外延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概念探讨 |
| (一) 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概念探析 |
| (二) 教育财政公平:源于美国的公共教育财政公平框架 |
| (三)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内涵与外延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概念探讨 |
| (一) 教育财政效率的本义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关系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不必然呈现二元对立 |
| (二) 过分追求公平和效率会造成另一价值的缺损 |
| (三) 学前教育领域能实现财政公平与财政效率的有机统一 |
| (四) 以公平为先,努力实现二者共同改善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与公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公平状况影响财政充足的真正实现、持续稳定 |
| (二) 财政充足状况关系到财政公平的现实意义 |
| (三) 财政充足与财政公平并重,二者不可偏废 |
| 三、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与充足的关系 |
| (一) 财政充足的真正、长期实现依赖技术效率和结构效率的保障 |
| (二) 结构效率的实现需要一定水平的投入提供保障 |
| (三) 规模效率与财政充足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
| (四) 财政充足对财政技术效率的作用,依赖于政府角色与监督问责体系 |
| (五) 寻求财政效率与财政充足的最优平衡,以财政充足原则为先 |
| 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关系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不同理论视角下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共同价值 |
| 第一节 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儿童权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儿童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 |
| (二) 学前教育过程中应保障儿童的权利 |
| 二、基于儿童权利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以儿童为本,儿童利益最大化 |
| (二) 强调充足,保障学前教育权利的落实 |
| (三) 突出公平,努力实现学前教育权利人人享有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人力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能带来持久和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 |
| (二) 学前教育是最具有经济效率的人力资本投入项目 |
| (三) 面向处境不利群体的学前教育项目能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 |
| (四) 迟滞性、外溢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
| 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关注充足,提高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水平 |
| (二) 注重公平,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处境不利群体 |
| (三) 强调有效,支持和引导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
| 第三节 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 |
| 一、公共品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 |
| (一) 学前教育是具有异质性的准公共产品 |
| (二) 学前教育的“市场失灵”界定公共财政作用的前提 |
| (三)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失灵” |
| 二、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价值取向 |
| (一) 加强财政投入力度,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提供制度保障 |
| (二) 确保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实现普遍惠及与弱势倾斜 |
| (三) 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提高财政投入的效率 |
| 第四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体系建构 |
| 一、将公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基础性价值目标 |
| 二、将效率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补充性价值目标 |
| 三、将充足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性价值目标 |
| 四、将“以儿童为本”作为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纲领性价值目标 |
| 第五节 学前教育财政政策价值取向的演变 |
| 一、政策范式理论:政策范式鉴别和范式转移的分析框架 |
| 二、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范式识别 |
| 三、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范式转移路径 |
| (一) 第一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确立和发展 |
| (二) 第二阶段:单位福利范式的式微和市场化范式的兴起 |
| (三) 第三阶段:社会投入范式的萌芽 |
| 四、不同时期政策价值取向在充足、公平和效率维度的表现 |
| (一) 第一阶段:财政充足的缺失、公平的扭曲和效率的缺损 |
| (二) 第二阶段:财政充足的弱化、不公平的延续、效率的扭曲 |
| (三) 第三阶段:充足、公平与效率三者的渐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评价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评价 |
| 一、财政充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二、财政充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二) 以省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评价 |
| (三) 以县为分析单位的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状况评价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评价 |
| 一、财政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横向公平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二) 财政纵向公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选取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四) 机会公平的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
| 二、财政公平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横向公平的现状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纵向公平状况 |
| (三) 学前教育财政中立状况 |
| (四) 学前教育机会公平状况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评价 |
| 一、财政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选取 |
| (一) 财政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 财政结构效率的评价方法与指标 |
| 二、财政效率的实证研究结果 |
| (一)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现状的实证分析 |
| (二) 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结构效率的实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影响因素研究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 (三) 宏系统:价值观、信念的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制约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讨论和政策涵义 |
| 第二节 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影响因素 |
| 一、学前教育财政公平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财政资源在公办园中分配公平的制约因素 |
| (二) 财政资源在公民办园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三) 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的制约因素 |
| (四) 宏系统: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的总体性影响 |
| 二、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第三节 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制约因素的学理分析 |
| (一) 内系统:学前教育体系的影响 |
| (二) 外系统:政治治理结构和地区经济人口状况 |
| (三) 宏系统:“信任半径”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精神 |
| 二、学前教育财政效率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 |
| (一) 分析的框架 |
| (二) 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三) 基于A省县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
| (四) 政策涵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效率的政策实践 |
| 第一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国际经验 |
| 一、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实践 |
| (一) 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建立最广泛的政策倡导者联盟 |
| (二) 确立学前教育法定权利,立法保障学前教育财政预算投入 |
| (三) 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比例,保证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 |
| (四) 建立稳定的生均拨款机制,按需进行公式拨款 |
| (五) 拓宽筹资渠道,扩宽学前教育公共经费来源 |
| 二、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实践 |
| (一) 提供全面及(免费)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 |
| (二) 提供弱势优先的公共学前教育项目 |
| (三) 强化弱势补偿的拨款机制,考虑弱势地区和群体的需求 |
| (四) 为处境不利家庭提供费用减免、资助 |
| (五) 适当提高财政支出责任的层级,加强财政统筹 |
| 三、世界主要国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实践 |
| (一) 在预算过程当中明确投入的目标 |
| (二) 整合重点项目资金,统筹协调部门内和跨部门的资金 |
| (三) 优化投入结构,提高财政投入的结构效率 |
| (四) 追踪资金流向,加强公共资金监管,防止资金滥用 |
| (五) 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与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地方探索 |
| (一) 地方立法明确学前教育性质地位以及政府财政投入职责 |
| (二) 提供政治和财政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加大投入 |
| (三）分项目、按比例确定省以下政府间支出责任，确保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
| (四) 将学前教育进行预算单列,规定教育经费中学前教育占比 |
| (五) 建立稳定增长的学前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 |
| (六) 拓宽筹资渠道,扩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来源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地方探索 |
| (一) 提供全面普及的学前一年免费教育 |
| (二) 完善弱势儿童学前教育资助制度 |
| (三) 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扶持力度 |
| (四) 推行农村学前教育项目,建设农村公共学前教育体系 |
| (五) 加强省级统筹,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以缩小省内差异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地方探索 |
| (一) 调整支出结构,提高教师工资待遇 |
| (二) 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更多社会投入 |
| (三) 实施结果导向的绩效预算管理制度 |
| (四) 健全学前教育财务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预算和执行的监督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 |
| 第一节 基本立场和核心原则 |
| 一、基本立场 |
| (一) 明确学前财政政策应遵循充足、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取向 |
| (二) 在“以儿童为本”价值的引领下实现三者的改善 |
| 二、权衡框架:核心原则 |
| (一) 遵循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回应儿童发展的诉求 |
| (二) 考虑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约束条件 |
| (三) 承认我国既有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影响 |
| (四) 处理好制度变迁的短期和长期的成本收益 |
| 第二节 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政策建议 |
| (一) 合法性:立法赋权、预算单列、确立底线 |
| (二) 意愿:内外部监督结合,政治与经济激励并行 |
| (三) 能力: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政府间分担比例 |
| (四) 技术合理性:成本核算,明确政府分担,按需定标 |
| 二、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公平的政策建议 |
| (一)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弱势优先” |
| (二) 普惠性学前教育机会“惠及人人” |
| (三) 公共财政资源分配“惠及人人”与“弱势补偿” |
| 三、促进学前教育财政效率的政策建议 |
| (一) 提高人员经费占比到65%以上,保障幼儿园教师有尊严的薪资待遇 |
| (二) 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财政投入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
| (三) 加强学前教育预算民主,完善预算管理和监督 |
| (四) 建立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估体系,开展结果导向的绩效问责 |
| 四、同时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政策措施 |
| (一) 加强对学前教育政策的中长期系统规划 |
| (二) 采用以生均拨款为基础的公式拨款 |
| (三) 明确支出责任,适度提升支出层级 |
| (四) 加强财政评价和监督问责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 |
| 后记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意义 |
| 1.1.1 现实意义 |
| 1.1.2 理论意义 |
| 1.2 地方制度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地方制度研究 |
| 1.2.2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地方制度研究 |
| 1.2.3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地方制度研究 |
| 1.3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1 现代化 |
| 1.3.2 行政区划 |
| 1.3.3 地方政府 |
| 1.3.4 行政建制 |
| 1.3.5 地方制度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样本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样本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理论 |
| 2.2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
| 2.3 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 |
| 2.4 行政区经济理论 |
| 第3章 世界若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变革 |
| 3.1 英国地方制度 |
| 3.1.1 英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1.2 英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1.3 二战后英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1.4 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经验 |
| 3.2 法国地方制度 |
| 3.2.1 法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2.2 法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2.3 二战后法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2.4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国经验 |
| 3.3 德国地方制度 |
| 3.3.1 德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3.2 德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3.3 二战后德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3.4 现代化进程中的德国经验 |
| 3.4 美国地方制度 |
| 3.4.1 美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4.2 19世纪早期美国新英格兰的地方政府 |
| 3.4.3 美国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地方政府制度变革 |
| 3.4.4 美国大都市区的碎片化政府 |
| 3.4.5 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经验 |
| 3.5 日本地方制度 |
| 3.5.1 日本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5.2 日本地方制度变革 |
| 3.5.3 二战后日本的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5.4 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经验 |
| 3.6 俄罗斯地方制度 |
| 3.6.1 俄罗斯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6.2 俄罗斯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6.3 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经验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地方制度沿革 |
| 4.1 地方制度的形成 |
| 4.1.1 夏、商时期 |
| 4.1.2 走向一统的周代分封制 |
| 4.1.3 东周行政区划的萌芽 |
| 4.2 县制沿革 |
| 4.2.1 县的机构与职能 |
| 4.2.2 县的幅员变化 |
| 4.2.3 县的数量变化 |
| 4.2.4 县的分等而治 |
| 4.3 县级以上地方制度沿革 |
| 4.3.1 秦、汉时期 |
| 4.3.2 隋、唐、宋时期 |
| 4.3.3 元代以来 |
| 4.4 县级以下地方制度沿革 |
| 4.4.1 秦、汉、晋、唐时期 |
| 4.4.2 宋至清末 |
| 4.4.3 民国时期 |
| 4.5 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形成与发展 |
| 4.5.1 古代地域型行政建制中的城市管理(秦-唐) |
| 4.5.2 古代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形成(宋-清) |
| 4.5.3 现代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发展(民国时期)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地方制度改革 |
| 5.1 当前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5.2 政区层级演变 |
| 5.2.1 五级制时期(1949-1954年) |
| 5.2.2 三级制时期(1954-1958年) |
| 5.2.3 四级制时期(1958年至今) |
| 5.3 政府间职权调整 |
| 5.3.1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集权与下放的反复 |
| 5.3.2 改革开放初期的市管县 |
| 5.3.3 新世纪以来的扩权强县 |
| 5.3.4 强化乡镇管理权限的努力 |
| 5.4 市(镇)制改革 |
| 5.4.1 市建制类型 |
| 5.4.2 设市模式、标准与数量变化 |
| 5.4.3 市域内地方制度安排 |
| 5.4.4 镇制改革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特大城市-区域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以上海为例 |
| 6.1 直辖市地位的确立(1927-1949年) |
| 6.1.1 直辖市制初创时期(1928-1937年) |
| 6.1.2 汪伪时期(1937-1945年) |
| 6.1.3 解放前夕(1945-1949年) |
| 6.2 中共政权的建立与巩固(1949-1956年) |
| 6.2.1 增置大区建制 |
| 6.2.2 上海军管政府 |
| 6.2.3 基层政权的改造 |
| 6.3 计划经济时期(1956-80年代初) |
| 6.3.1 中央高度集权下的地方政府 |
| 6.3.2 市管县体制的实施及其影响 |
| 6.3.3 城乡二元政区结构中的飞地型建制 |
| 6.3.4 中心城区对郊县的“蚕食” |
| 6.4 改革开放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 |
| 6.4.1 郊区(县)乡镇体制的恢复 |
| 6.4.2 权力下放中的地方制度建设 |
| 6.4.3 中心城区蚕食式扩张的延续 |
| 6.4.4 城乡政区整合与整建制转型 |
| 6.5 本章小结——兼论上海市未来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7章 区域性中心城市市管县体制改革与创新——以漳州为例 |
| 7.1 行政区划沿革 |
| 7.1.1 皇权时期 |
| 7.1.2 “区-县(市)”体制时期 |
| 7.1.3 市管县体制时期 |
| 7.2 地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非对称的行政区架构 |
| 7.2.2 典型“小马拉大车” |
| 7.2.3 治理格局的碎片化 |
| 7.3 影响地方制度改革的重大因素 |
| 7.3.1 建设海西经济区——国家战略 |
| 7.3.2 中心城市发展——经济因素 |
| 7.3.3 市县关系重构——体制因素 |
| 7.3.4 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因素 |
| 7.3.5 九龙江流域保护——生态因素 |
| 7.4 本章小结——兼论漳州市未来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8章 县域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以三业为例 |
| 8.1 行政区划沿革 |
| 8.1.1 县制时期 |
| 8.1.2 县级市时期 |
| 8.1.3 地级市以来 |
| 8.2 地方制度存在的问题 |
| 8.2.1 地方行政系统完整性缺失 |
| 8.2.2 部分基层政权辖区偏小 |
| 8.2.3 中心城区成长存在体制摩擦 |
| 8.2.4 基层政权权益配置碎片化 |
| 8.3 影响地方制度改革的重大因素 |
| 8.3.1 “世界旅游岛,三亚排头兵”——国家战略 |
| 8.3.2 维护南海权益的前缘基地——国防因素 |
| 8.3.3 中心城区辐射和带动功能的提升——经济因素 |
| 8.3.4 “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体制因素 |
| 8.3.5 北部山区三亚生态屏障的保护——生态因素 |
| 8.3.6 地名的文化认同和无形资产价值——文化因素 |
| 8.4 本章小结——兼论未来三亚市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9章 结论与余论 |
| 9.1 结论 |
| 9.1.1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特点 |
| 9.1.2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问题 |
| 9.1.3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改革取向 |
| 9.2 余论 |
| 9.2.1 本研究的不足 |
| 9.2.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以海南省地方财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观点和创新 |
| 一、主要观点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分析与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涵与特征 |
| 一、财政支出的内涵与外延 |
| 二、绩效评价的内涵与外延 |
| 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依据 |
| 一、公共财政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成本效益理论 |
|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 |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经验借鉴 |
| 一、国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经验借鉴 |
| 二、国内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经验借鉴 |
| 第三章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设计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组织体系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 |
| 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目标 |
| 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程序 |
| 五、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的分层设置 |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标准体系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的分类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的档次划分 |
| 第四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方法体系 |
| 一、评价指标权重设置的模型与方法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计分的模型与方法 |
| 第五节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体系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依据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规范 |
| 第四章 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基本内涵 |
| 一、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意义 |
| 二、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范围 |
| 三、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的内容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实证分析—以海南省18个市县为例 |
| 一、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二、市县综合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 |
| 三、市县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四、市县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
| 五、市县综合评价指标数据库 |
| 六、市县综合绩效评价过程 |
| 第三节 结论与建议 |
| 一、评价结论 |
| 二、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
| 第五章 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内涵 |
| 一、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意义 |
| 二、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范围 |
| 三、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 |
| 第二节 部门绩效评价实证分析—以海南省交通部门为例 |
| 一、海南省交通部门概况 |
| 二、交通部门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 |
| 三、交通部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四、交通部门绩效评价模型的建立 |
| 五、交通部门绩效评价指标数据库 |
| 六、交通部门绩效评价过程 |
| 第三节 结论与建议 |
| 一、评价结论 |
| 二、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
| 第六章 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内涵 |
| 一、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意义 |
| 二、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范围 |
| 三、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 |
| 第二节 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证分析—以海南省五所中学为例 |
| 一、海南省五所中学基本情况 |
| 二、中学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 |
| 三、中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四、中学绩效评价模型的建立 |
| 五、中学绩效评价指标数据库 |
| 六、中学绩效评价过程 |
| 第三节 结论与建议 |
| 一、评价结论 |
| 二、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
| 第七章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基本内涵 |
| 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意义 |
| 二、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范围 |
| 三、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内容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实证分析—以海南省长流污水处理项目为例 |
| 一、长流污水处理项目基本情况 |
| 二、长流污水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的原则 |
| 三、长流污水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四、长流污水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模型的建立 |
| 五、长流污水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数据库 |
| 六、长流污水处理项目绩效评价过程 |
| 第三节 结论与建议 |
| 一、评价结论 |
| 二、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
| 第八章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当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
|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组织制度建设问题 |
| 二、评价内容的完整性和合理性问题 |
| 三、评价指标的科学设置与量化问题 |
| 四、评价指标权重的合理确定问题 |
| 五、评价标准的合理制定问题 |
| 六、评价结果的科学应用问题 |
| 第二节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法制建设 |
| 二、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研究 |
| 三、稳步推进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
| 四、逐步积累绩效评价的基础数据 |
| 五、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
| 六、适度引入第三方组织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
| 七、积极营造绩效评价的社会环境条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海南三市县定为农村医疗试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D]. 张镇昌.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2]宁夏四县/区农村居民在线卫生服务利用与支付意愿研究[D]. 李红敏. 山东大学, 2020(12)
- [3]我国农地征收增值收益分配研究[D]. 张建军.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4]重庆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D]. 王岳. 重庆大学, 2019(01)
- [5]预算软约束与医保基金支出 ——基于新农合数据的研究[D]. 钱文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7]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8]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D]. 崔庆仙.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10]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 ——以海南省地方财政为例[D]. 张雪. 武汉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