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秦奥蕾[1]（2021）在《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关系中的机构编制法定化》文中研究表明机构编制法定化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往对机构编制法定化的理解限于国家法律层面,运用国家法律对机构编制进行规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需要与我国机构设置、公权力行使的实际情况出发,机构编制法定化应当包括机构编制国家立法,也包括机构编制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机构编制法定化中,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功能作用,应当统筹推进、分工衔接,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政务公开、制度稳定与机构改革、建章立制与革故除旧的关系。
叶亚芳[2]（2021）在《党政机关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及其法治化研究》文中认为
冯加付[3]（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提出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李耀鹏[4]（2021）在《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优化研究 ——以G市P区为例》文中认为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的政治资源、执政资源。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管机构编制”的原则,机构编制的重要性达到了历史新高度。机构编制评估是促进机构编制工作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有效途径,而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是评估制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为丰富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内涵,指导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实践,服务做好地方政府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G市P区机构编制评估工作开展的现状为切入点,对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当前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存在体系构建缺乏准则、评估重心存在偏颇、评估事项不够完备、指标权重分配随意等问题。在政府绩效评估以及公共政策评估的相关理论指导下,借助科学数学方法,本文提出通过确立指标设计准则、引入公共政策评估理念、结合地方政府工作实际健全评估事项、量化指标权重比值等途径,对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优化与完善。
李林蔚[5]（2021）在《论央地关系背景下我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完善》文中研究说明国家公园是目前国际上进行区域生态系统保护的主流制度手段,为打破我国原有自然保护地体系标准混乱、设置重复、管理多元、保护不足、过度开发的桎梏,通过立法确立以国家公园制度为主体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势在必行。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对旧有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整合与改造,将其中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国战略意义的生态系统和地理区域划为国家公园,原则上由中央实施垂直管理,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作为一项新生制度,我国在多个地区进行了国家公园管理制度试点,并形成了三种管理模式。国家公园管理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国有自然资源产权管理、管理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等内容,实践中相关制度的探索遇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其主要原因是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在公园管理中的分配没有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国家公园实施最严格环境保护措施,必然存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利益冲突。旧有自然保护地体系下各类生态保护区域实行以“属地管理”为主,区域内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所产生的收益也主要留存属地政府。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缩减了属地政府在园区内的权力内容,更减少了属地政府从园区资源开发利用中获取的直接收益,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必然在园区建设中存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行为,这实质上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衍射。由此,为更好完善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有必要站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背景下,以新的视角梳理试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寻求解决进路。在央地关系背景下,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立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财权保障、机构设置和监督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它们涵盖了自然资源产权管理、生态保护与执法监督、园区生态补偿、特许经营、园区分区管控等主要内容。当前我国相关立法存在着这些领域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划分的不清晰、财权保障的不匹配、机构设置的不统一、监管机制的不完善等问题。通过考察比较域外典型国家的相关制度经验,如美国的联邦主导型、德国的地方自治型、日本的协同治理型制度经验,以及法国从集权向放权的制度变革经验,对于通过立法厘清我国国家公园管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未来应当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基于央地关系视域,本文建议在我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完善中,首先要明晰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界限,进一步加强中央事权的履行,明确地方事权的分担,分级确定中央与地方共享事权。其次,根据“财随事配”原则,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以中央财政投入为主的制度保障,通过生态补偿等制度填补地方财政损失,并构建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再次,应通过立法规范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设置,设置全国统一的基本行政架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法律授权各地出台地方性立法等方式,赋予各地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构建以一定的灵活空间,在公园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进行地方性、特殊性考虑,实现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结合。最后,还要优化政府内部监管考核机制、加强公众外部监督参与机制,形成国家公园运行监管制度的完整闭环。
张玉玲[6]（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徐林[7]（2021）在《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新一轮深化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领域之一,更是不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面对交通运输行业的迅速发展,现有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已经适应不了行业现实发展需要,交通运输执法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愈发显现。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历经近二十年的不断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和进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被党中央提上了重要日程,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作为重要改革任务来抓。文章开篇介绍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国内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交通执法管理相关研究为切入点,阐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虽然是我国特有的机构改革,但也与现代公共管理经典理论具有高度契合之处。通过界定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概念,回顾我国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发展历程,之后以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研究对象,对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取得的成效和改革实践情况展开分析。在文章核心章节部分,通过探究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尚存的问题和成因,同时为发现更加适合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深化改革的对策,选取了重庆市、杭州市、沈阳市三个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案件进行剖析,总结三地改革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期获得对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有益参考。文章最后部分,在分析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成因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和改革实践案例有益经验,从修订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机构性质和人员编制身份、提升执法队伍建设水平、打造升级综合行政执法信息平台以及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五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解决对策。
麻婷婷[8]（2021）在《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监督管理职责》文中认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判定判定行政机关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时,行政机关是否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应当是首要要件。确定行政机关具有监督管理职责能够使得检察机关准确的选择被告提起诉讼,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挽回公益损失,保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同时只有在明确被诉行政机关具有怎样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前提下,才能够进一步对其是否有履行的可能,以及履行所达到的效果进行判断,从而判定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其不作为的行为是否违法,还有无责令履行的必要。因此本文通过对司法裁判中以监督管理职责为争议焦点的案件进行梳理,按照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两个步骤,即第一步判断被诉行政机关是否具有被告资格,第二步判断该行政机关应具有的具体职责内容,对法院的裁判思路予以展现。通过案例分析可知,目前司法裁判中对监督管理职责的认定主要存在的差异在于:第一,判定行政机关的职权依据存在三种情形,导致对被告主体资格的认定结果不同;第二,判定履行内容的法律依据也有三种标准,导致对被告具体监督管理职责内容的认定结果不同。根据对案件的梳理与整合可以知道,在被告资格和具体职责判定方面的不同思路会导致对被告认定、履行内容判定存在不一致,进一步导致对监督管理职责的判定出现差异,使得行政公益诉讼中的法律规范适用出现问题,让被诉行政机关处在行政越权或适法错误的双重困境当中,从而致使公益诉讼人选择性提起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出现。对法院在裁判中的不同思路及其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之后,总结得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法院在判定监督管理职责被告资格时存在的普遍规则。在判定被告资格时,法院应当谨慎适用行政规范性文件并对其进行审查,并继续遵循适用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的既有规则,对于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来源,行政机关应当仅受先行行为与行政契约的约束。同时,法院在判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内容时,应当遵循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位阶,并结合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判定其属于哪种职责,作出进一步判断。更重要的是,法院应当结合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目的进行考虑。
刘洋[9]（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赵缔[10]（2020）在《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文中提出自2010年《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我国已经为无居民海岛的使用者颁发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但是,《海岛保护法》尚未对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进行分类,同时也没有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因此,我国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只明确了无居民海岛的国家所有权,未在用益物权分编中明确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无居民海岛使用权需要在我国《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中被直接明确。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我国的物权制度体系中,则需要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以明确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2018年,我国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形成后,要对我国所有国土空间实施用途管制。我国的国土空间是指我国主权权利下的地域空间,包括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按照自然特征,国土空间可以分为陆地、陆地上的水域、海域和空域。在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形成前,我国只明确了土地的用途管制制度。另外,针对我国领土范围内陆上水域和海域的用途分类已经明确。因此,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研究也具有实践意义,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由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需要产生社会实效,因此需要对该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从必要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可以实现国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用途管制职责,又可以解决无居民海岛现实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从可行性上看,该制度的构建既有国家“陆海统筹”战略的支持,又有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现有的管理成果作为铺垫。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内容,因为国家构建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对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进行市场规制,降低市场失灵。另外,该制度的实施还会控制无居民海岛这一自然资源在我国海洋经济领域的供给量,具有显着的宏观调控作用。而由于无居民海岛具有地处偏僻、无户籍人口、远离内陆等特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极难用于发现人为破坏无居民海岛的行为。作为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如果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活动没有秩序约束,则会产生“公地悲剧”的效果。因此,国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用途管制,并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给民事主体,可以激励民事主体对无居民海岛的保护。但是,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需要受到规制,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突破国家政策底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是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中存在的主要利益矛盾,如果缺少了秩序约束,私人经济利益会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严重侵犯。因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为了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需要对私人利益进行限制。那么,建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衡平机制就是必要的,因为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过度限制同样会造成利益矛盾。除此之外,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实施,这就会产生与公共利益不完全一致的、不合理的政府利益,因此还需要处理不合理的政府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第一,需要处理部门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各部门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直接原因是政出多门、多头审批,所以需要对职能相近的部门优化重组。第二,需要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主要是财权与事权的配置冲突,由于二者行政隶属关系的存在,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地方政府往往事权过重而财力不足,这就不利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在省级行政机关的落实。所以,这就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地方财权,保证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国家实施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需要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设定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是一种行政公权力。行政机关实施用途管制行为需要被授权,但是这种公权力一定要受到制约,因为政府利益的无限制扩张会侵吞私人利益。所以,在为行政机关配置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这一自由裁量权时,还需要通过裁量权的细化、不相容职能的分离、审计机关的监督、监察机关的监督等内外部制约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以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为前提,制定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对全国的无居民海岛实施指标控制,并按照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实施分区管制。针对无居民海岛使用用途的设计问题,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海岛保护法》实施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证书的颁发情况分析发现,旅游娱乐用途的无居民海岛占总超过40%,公共服务用途和渔业开发用途的比例都远远低于旅游娱乐用途,而且没有批准过作为农林牧业用途的无居民海岛,与《海岛保护法》实施前的情况大相径庭。依据我国土地和海域的使用用途分类和无居民海岛的特征,可将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划分为“三大类”,12个一级类和45个二级类。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需要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制度相衔接。在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被划分为“三大类”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也需要根据农用岛、建设用岛和其他用岛的用途进行细分设计,并调整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免缴、使用和管理制度。另外,还需要明确责任机制,落实相关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最后,若要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到《民法典》用益物权分编,则需要认识到该权利的特殊性。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私权特征和用益物权特征明显,但又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并且,由于该权利的客体并非单一物,而是组合体,所以该权利实际上包含了若干子权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流转也是这些子权利“打包”流转。
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关系中的机构编制法定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机构编制法定化的内涵演变及其历史背景 |
| 二、机构编制法定化中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的表现形式和功能差异 |
| 三、机构编制法定化中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的统筹推进和分工衔接 |
| (一)构建机构编制的法规制度体系 |
| (二)统筹推进机构编制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建设 |
| (三)机构编制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建设的分工衔接 |
| 四、机构编制法定化面临的实践挑战 |
| (一)党的领导与政务公开 |
| (二)制度稳定与机构改革 |
| (三)建章立制与革故除旧 |
（3）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论 |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 2 研究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 2.2.2 协同 |
| 2.2.3 治理 |
| 2.2.4 治理机制 |
| 2.2.5 理论模型 |
| 3 理论基础 |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 6.1.1 方法选择 |
| 6.1.2 样本选取 |
| 6.1.3 分析工具 |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 6.2.2 资料收集 |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 6.2.5 理论应用 |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3.1 办赛环境 |
| 7.3.2 办赛主体 |
| 7.3.3 参与动因 |
| 7.3.4 协同引擎 |
| 7.3.5 互动行为 |
| 7.3.6 协同结果 |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 附录3:调研照片 |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优化研究 ——以G市P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核心概念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零和博弈理论 |
| 1.4.2 SMART目标管理理论 |
| 1.5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的概况 |
| 2.1 发展沿革 |
| 2.2 构建步骤 |
| 2.3 类型特点 |
| 2.4 实践现状 |
| 第3章 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存在的问题 |
| 3.1.1 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缺乏准则 |
| 3.1.2 评估重心存在偏颇 |
| 3.1.3 评估事项不够完备 |
| 3.1.4 指标权重分配随意 |
| 3.2 原因分析 |
| 3.2.1 统一规范的设计程序尚未建立 |
| 3.2.2 管理思维惯性造成影响 |
| 3.2.3 结合工作实际不够紧密 |
| 3.2.4 运用科学工具的能力不强 |
| 第4章 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的优化途径 |
| 4.1 确立设计准则指导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 4.2 引入公共政策评估理念打破思维惯性 |
| 4.2.1 明确“三定”规定的公共政策属性 |
| 4.2.2 机构编制评估需进行自我验视 |
| 4.2.3 机构编制评估应反映政治倾向 |
| 4.3 结合工作健全指标体系层次与分类 |
| 4.3.1 突出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
| 4.3.2 充分运用部门权责清单数据 |
| 4.3.3 统筹衡量编外人员情况 |
| 4.4 科学量化评估事项指标权重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论央地关系背景下我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文献述评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概述 |
| (一)国家公园和相关概念辨析 |
| 1.国家公园 |
| 2.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 |
| (二)我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及其实践发展概况 |
| 1.相关立法和政策的规定 |
| 2.相关改革实践工作的发展 |
| 3.国家公园的三种管理模式 |
| 二、央地关系背景下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完善及其难点分析 |
| (一)央地关系背景下完善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提出 |
| 1.国家公园管理涉及的主要方面 |
| 2.我国“央-地”关系的基本现状 |
| 3.国家公园管理制度中理顺“央-地”关系的必要性 |
| (二)央地关系背景下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 |
| 1.“央-地”间的事权划分 |
| 2.“央-地”间的财权保障 |
| 3.“央-地”间的机构设置 |
| 4.“央-地”间的监管机制 |
| (三)央地关系背景下国家公园管理制度完善的难点 |
| 1.事权划分的“不清晰” |
| 2.财权保障的“不匹配” |
| 3.机构设置的“不统一” |
| 4.监管机制的“不完善” |
| 三、央地关系背景下域外典型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考察 |
| (一)美国联邦主导型的制度经验考察 |
| 1.国家公园管理的事权上收 |
| 2.公园管理资金的联邦保障 |
| 3.公园管理机构的联邦直管 |
| (二)德国地方自治型的制度经验考察 |
| 1.国家公园管理的事权下放 |
| 2.公园管理资金的地方保障 |
| 3.公园管理机构的地方直管 |
| (三)日本协同治理型的制度经验考察 |
| 1.国家公园管理事权的分级确定 |
| 2.国家公园管理资金的分层配套 |
| 3.国家公园多元共治体系的确立 |
| (四)法国从集权转向放权的变革考察 |
| 1.“中央主导型”管理制度的水土不服 |
| 2.“大区公园型”管理制度的良性发展 |
| 3.法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
| (五)域外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四、央地关系下完善我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建议 |
| (一)明晰“央-地”事权界限 |
| 1.中央事权的“加强” |
| 2.地方事权的“确定” |
| 3.共享事权的“分级” |
| (二)确保“央-地”财权匹配 |
| 1.确立中央财政投入为主的原则 |
| 2.完善地方财政损失填补的机制 |
| 3.健全保障公园收支平衡的制度 |
| (三)规范“央-地”机构设置 |
| 1.明确全国统一设置机构的法律性质 |
| 2.明确公园特殊机构设置的法律授权 |
| (四)完善“央-地”监管机制 |
| 1.完善国家机关的内部监督考核机制 |
| 2.健全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参与机制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现有研究不足之处 |
| (三)研究主要内容及思路 |
| 1.研究主要内容 |
| 2.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1.访谈法 |
| 2.案例分析法 |
| 二、相关概念与理论研究 |
| (一)相关概念解析 |
| 1.交通运输 |
| 2.综合行政执法 |
| 3.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1.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三、大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改革实践及现状分析 |
| (一)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历程回顾 |
| 1.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阶段 |
| 2.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试点阶段 |
| 3.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深化阶段 |
| (二)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 |
| 1.大连市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现状 |
| 2.大连市交通运输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实践 |
| 3.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 |
| 4.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基本情况 |
| (三)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
| 1.明确了交通运输执法队伍的监管职责 |
| 2.推动了执法力量的下沉 |
| 3.整合了交通运输执法职责和队伍 |
| 4.精简规范了执法事项 |
| (四)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实证研究分析 |
| 1.访谈提纲设计 |
| 2.访谈过程 |
| 3.访谈结果分析 |
| 4.访谈总结 |
| 四、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 (一)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存在问题 |
| 1.执法主体资格缺失 |
| 2.执法机构性质和人员编制矛盾突出 |
| 3.基层执法力量薄弱 |
| 4.执法信息化建设滞后 |
| 5.跨部门协作效率低 |
| (二)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1.修订完善法律法规不及时 |
| 2.人员编制规范政策出台不及时 |
| 3.机构设置不合理 |
| 4.执法信息化建设保障不足 |
| 5.跨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 |
| 五、其他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经验借鉴 |
| (一)重庆市实行高速公路集中统一执法 |
| (二)杭州市执法机构推动执法力量下沉 |
| (三)沈阳市明确执法队机构性质 |
| 六、深化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对策 |
| (一)修订完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法律法规体系 |
| 1.及时修订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 |
| 2.不断完善交通运输行业法律法规 |
| (二)明确机构性质和规范人员编制身份 |
| 1.明确执法队性质 |
| 2.规范执法人员编制身份 |
| (三)提升队伍建设水平 |
| 1.合理设置内设机构 |
| 2.不断优化提升人员综合素质 |
| (四)打造升级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信息平台 |
| 1.整合搭建全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 |
| 2.加大推广非现场执法模式 |
| (五)建立健全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 |
| 1.建立健全执法协作制度 |
| 2.继续深化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访谈提纲 |
| 致谢 |
（8）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监督管理职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行政公益诉讼中监督管理职责司法判定的不同思路 |
| 第一节 判定步骤一:对被告主体资格的判定 |
| 一、依据组织规范确定被告主体资格 |
| 二、依据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确定被告主体资格 |
| 三、依据其他规范判定被告主体资格 |
| 第二节 判定步骤二:对履行职责内容的判定 |
| 一、依据单一规范确定履行内容 |
| 二、依据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确定履行内容 |
| 三、依据其他规范确定履行内容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中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特点 |
| 一、司法实践中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多重思路 |
| 二、司法实践中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共同特征 |
| 三、司法实践中判定监督管理职责的分歧之处 |
| 第二章 不同裁判思路并行导致的问题 |
| 第一节 被告资格认定思路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
| 一、导致对被告认定存在差异 |
| 二、导致检察机关选择性提起公益诉讼 |
| 三、导致法律规范适用存在困难 |
| 第二节 判定履行内容思路不一致导致的问题 |
| 一、致使判定履行内容存在差异 |
| 二、致使行政机关处于双重困境之中 |
| 三、致使公益诉讼目的不能实现 |
| 第三章 对监督管理职责判定思路的再审视 |
| 第一节 判定被告资格时的规则适用 |
| 一、适用“三定方案”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则 |
| 二、适用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的规则 |
| 三、法律之外的依据的适用规则 |
| 第二节 判定履行职责内容时的规则适用 |
| 一、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规则 |
| 二、判断行政执法权的规则 |
| 三、判断实现公益诉讼目的的规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无居民海岛法律制度研究综述 |
| (二)用途管制制度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规范分析方法 |
| (二)实证分析方法 |
| (三)经济分析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一)论文框架的逻辑结构 |
| (二)论文框架的内容配置 |
| 第一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 |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必要性 |
| 一、国家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用途管制职责实现的需要 |
| (一)用途管制的实施范围需要扩大到无居民海岛 |
| (二)需要整合与无居民海岛利用相关的各类规划 |
| 二、有效解决无居民海岛现实使用中存在问题的需要 |
| (一)需要解决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分类问题 |
| (二)无居民海岛的用途分类需要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相衔接 |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
| 一、国家“陆海统筹”战略的支持 |
| (一)“陆海统筹”战略要求推进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 |
| (二)“陆海统筹”战略要求规范无居民海岛利用活动 |
| 二、国家对无居民海岛现有的管理成果铺垫 |
| (一)海岛的全面调查统计完成 |
| (二)无居民海岛的财政收支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国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整岛登记” |
| (四)海岛利用受国家监督检查 |
| 第二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概念辨析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无居民海岛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与无居民海岛利用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海岛土地征收 |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构成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主体 |
| (一)国家 |
| (二)企、事业单位法人和自然人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客体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行为 |
| (二)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关系的内容 |
| (一)国家的权利与义务 |
| (二)企、事业单位法人和自然人的权利与义务 |
| 第三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理论依据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法学依据 |
| (一)法的价值论 |
| (二)法与政治的关系理论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经济学依据 |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 (二)政府管制理论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地理学依据 |
| (一)灾害理论 |
| (二)生态脆弱性理论 |
| 第三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的原则 |
| 第一节 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 |
| 一、无居民海岛利用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
| (一)降低市场失灵 |
| (二)避免管制失灵 |
| 二、无居民海岛利用受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指引 |
| (一)平衡无居民海岛利用行为的秩序与自由的冲突 |
| (二)兼顾无居民海岛资源的分配公平与利用效率 |
| 第二节 坚守政策底线的原则 |
| 一、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编制要坚守“三条控制线” |
| (一)不侵犯生态保护红线 |
| (二)不减少永久基本农田 |
| (三)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要严格管控 |
| (一)禁止在无居民海岛确定“高污染、高环境风险”的用途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禁止任意改变 |
| 第四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构建中的利益衡量 |
| 第一节 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分析 |
| 一、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
| (一)对利益主体的细分 |
| (二)利益主体的利益识别 |
| 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 |
| (一)利益主体之间产生利益矛盾的原因 |
| (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
| (三)部门利益与部门利益之间的矛盾 |
| (四)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 |
| (五)行政管理人员利益与其他利益的矛盾 |
| 第二节 利益衡量的原则与目标 |
| 一、利益衡量的原则 |
| (一)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
| (二)利益填补原则 |
| (三)统筹兼顾原则 |
| 二、利益衡量的目标 |
| (一)协调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经济利益的关系 |
| (二)避免公共经济利益对私人经济利益的侵犯 |
| (三)减少部门之间的“争利推责” |
| (四)统筹中央的全局利益与地方的局部利益 |
| (五)限制不正当的行政管理人员利益 |
| 第五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框架与相关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设定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扩张视角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性质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内容与形式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设定标准 |
| (四)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自由裁量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制约视角 |
| (一)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内部制约 |
| (二)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权的外部制约 |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制度的完善 |
| 一、在国土空间规划下编制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 |
| (一)多种规划并存所导致的衔接难问题 |
| (二)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指标控制 |
| (三)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分区管制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的类型化重塑 |
| (一)无居民海岛用途的实证考察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具有涵盖“用海”概念的特殊性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的确定原则 |
| (四)无居民海岛用途的规范设计 |
| (五)无居民海岛用途的“负面清单”设计 |
| 三、无居民海岛用途审批制度的完善 |
| (一)审批权限的调整 |
| (二)审查内容的细化 |
| (三)审批流程的优化 |
| 第三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变更的规则设计 |
| 一、无居民海岛需要用途变更的原因 |
| (一)弥补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弊端 |
| (二)适应无居民海岛利用规划的调整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变更的内容 |
| (一)农用岛的变更 |
| (二)建设用岛的变更 |
| (三)其他用岛的变更 |
| 第四节 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制度的完善 |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确定依据 |
| (一)无居民海岛的用途 |
| (二)无居民海岛所属地域的土地价格水平 |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减免、征收与使用 |
| (一)确定减免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用岛项目 |
| (二)完善无居民海岛使用金的征收使用管理 |
| 第五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监督检查体系与法律责任完善 |
| 一、健全对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监督检查体系 |
| (一)实施统一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
| (二)发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监督作用 |
| (三)实施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 二、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责任的完善 |
| (一)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 |
| (二)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 |
| 第六章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制度衔接 |
| 第一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视域下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体系 |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性质分析 |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具有私权性质 |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具有物权性质 |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权利特殊性 |
| (一)伴随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公法义务过重 |
| (二)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客体突破了“一物一权”主义 |
| 三、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绿色化”思路 |
| (一)《民法典》绿色原则与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的耦合 |
| (二)《民法典》绿色原则对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辐射 |
| 四、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种类 |
| (一)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应是一组“权利束” |
| (二)农用岛使用权 |
| (三)建设用岛使用权 |
| (四)其他用岛使用权 |
| 第二节 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对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变动的影响 |
| 一、设定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取得条件 |
| (一)足额缴纳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
| (二)修建无居民海岛的保护设施 |
| 二、限制了无居民海岛使用权的自由流转 |
| (一)受让人资格的限制 |
| (二)海岛保护投资达到一定规模 |
| (三)已缴清无居民海岛使用金 |
| (四)无居民海岛的使用用途未改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内法规与国家立法关系中的机构编制法定化[J]. 秦奥蕾. 法学论坛, 2021(06)
- [2]党政机关联合发布规范性文件及其法治化研究[D]. 叶亚芳.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21
- [3]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4]地方政府机构编制评估指标体系优化研究 ——以G市P区为例[D]. 李耀鹏.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21(12)
- [5]论央地关系背景下我国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的完善[D]. 李林蔚.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6]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徐林.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8]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监督管理职责[D]. 麻婷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9]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10]无居民海岛用途管制法律制度的构建[D]. 赵缔.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