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中国农业发展的契机（论文文献综述）
王毅[1]（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提出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周玲玲[2]（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付正[3]（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耿仲钟[4]（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指出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黄海洲,周诚君[5]（2014）在《中国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布局》文中提出中国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对外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改革事业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新形势下,中国正面临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大契机。但在新一轮的全球平衡中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文章提出十点建议:一是打破认识误区,加强宣传教育;二是加强理论研究和技术准备,做好基础梳理工作;三是以加快推进中美BIT谈判为契机,推动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领域标准的提高;四是加快实施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五是以服务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为突破口,取消限制,推动实质性扩大开放;六是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七是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八是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九是在开放的同时也要注重监管;十是要以开放的心态进行全球配置,迎接全球化时代。
王玉帅[6]（2014）在《WTO框架下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农业支持和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中最重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本国的粮食安全、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随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进入了“深水区”，多哈回合谈判又终破坚冰，中国的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改革也随之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中国入世13年，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暴露出来诸多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面临的突出问题，随之分析这些问题产生背后的制约的因素。中国农业补贴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农业补贴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其中，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关系是制约中国农业补贴的重要因素，它如何与WTO规则接轨、如何在本国适用WTO相关规则、以及在争端解决机制下如何处理农产品贸易争端等一系列因素，是为什么要在WTO框架下研究农业补贴制度的根本原因。其中，WTO争端解决机制主要依据《农业协定》（Agreement onAgriculture）、《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以下简称SCMA）、《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1994）来解决农产品贸易纠纷，同时中国的农业补贴很大程度上还受《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以下简称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简称TBT）构建起的技术壁垒的制约。在WTO框架下的各项规则中，《农业协定》和2008年12月修订的《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模式草案》（Draft Modalities，以下简称《模式草案》）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制约因素，本文对此作了单独的分析。《农业协定》是WTO框架下所有约束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的国际法中最为重要一项国际协定，在处理农产品贸易争端时优先适用于其他国际法和国内法。其中，国内支持规则是《农业协定》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农业补贴的核心。2011年中国向WTO农业委员会通报了2005-2008年中国国内支持已使用的八项措施，这些措施对中国农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广义来说，《农业协定》附件2中列出的12项“绿箱”措施1在中国已经全部适用。中国的“黄箱”措施2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方式还比较单一、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还不十分显着、补贴的专向性还不够突出。此外，中国现在还没有使用“蓝箱”措施，短期内使用“蓝箱”措施3的时机还不成熟。《模式草案》是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阶段性成果，作为迄今为止最完整的谈判文案，是指导和制约中国农业补贴未来发展趋势最重要的谈判文案。《模式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多哈回合谈判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改革方向，主张贸易自由化将会给各成员国带来更多的利益，鼓励各成员积极努力参与到谈判中来，消除隔阂、打破僵局，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公平、自由、透明的体制，争取尽早达成共识，签署新一轮的农业多边协议。国内支持措施既是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核心问题，也是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谈判内容。随后，本文结合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最新成果继续对中国农业补贴未来趋势进行分析。多哈回合谈判历经13年的艰苦努力，直到2013年12月巴厘岛会议4才突破坚冰。多哈农业谈判的成功将对WTO各成员的农业补贴制度产生现实和深远的影响，对重振全球农产品贸易和提升消费者信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巴厘岛会议通过了《巴厘部长宣言》，取得了“一揽子”的共识，史称“早期收获”。中国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的总体立场和目标是“澄清和改进规则、加严纪律、防止滥用”，全程深度参与谈判过程和规则制定过程。本文综合地论述了中国农业补贴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系统地分析了问题产生背后的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借鉴主要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新进展，围绕中国农业补贴“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在WTO相关规则的框架下，以“四化同步”为导向，最终提出了多项建议。
李腾飞,周永刚,王志刚[7]（2014）在《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入市转型:政策反思与发展启示》文中指出入世所带来的农产品贸易的全球化,使中国农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进程大大加快,在主动调适与全面参与的政策指引下,农业对外贸易在规模和效益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入世10余年以来的贸易实践表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出口市场逐渐多元化、国内各地区贸易更加平衡。但不应忽视的是,入世也带来了国内农产品市场被挤占、农产品价格受打压以及产业安全受到威胁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总结中国入世主要经验的基础上认为,未来农业的对外开放应在健全制度保障、优化贸易体系、加强宏观调控、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郭志广[8]（2013）在《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劳动力流动制度变迁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不断进行转移的制度因素。在这些制度变迁的激励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农民从传统的粮食种植业转移到城镇（农村）的非农产业部门进行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是农民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对家庭劳动力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进行重新配置,是农民在市场条件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劳动力转移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我国粮食种植中存在的“内卷化”倾向,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的选择性特征,这种转移实质上是一种农村资源的单向流动,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低素质化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对未来国家粮食安全形成了潜在威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国家粮食安全到底是一致的还是冲突的?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机统一成为本文研究的根本目的。劳动力外流实质上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在没有相应的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替代的情况下,显然会造成粮食产量的下降,不利于国家整体粮食安全。但过多的劳动力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也无法提高农业生产率,也不利于农民的增产、增收,当然也无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城镇化把过多的农业人口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减少种粮农民的数量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矛盾也只有通过粮食生产要素间的要素替代来实现。对地区层面,应考虑不同地区禀赋差异,在国家整体粮食供求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从生产与贸易两个维度来维护地区粮食安全。当然,对于任何地区而言,粮食自给率越高,则该地区的粮食安全程度越高,但由于地区间的禀赋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每一地区都实现粮食的自给,则会造成效率损失与资源浪费。而粮食安全的微观层面,则主要强调粮食消费个体的粮食获得能力,只有提高粮食消费个体的收入水平才能保障个体的粮食安全。对于微观层面的粮食安全,其着重点是城乡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这一部分人群粮食安全保障其根本出发点在于提高其收入水平,为其保障自身粮食安全创造物质条件。粮食安全涉及宏观层面的“买得到”与微观层面的“买的起”,本文从粮食安全的这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的一致与冲突,寻找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上世纪开始的以家庭承包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了我国粮食长期供给不足的问题。进入了90年代,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同时由于其它产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农业发展调整阶段。该阶段的核心问题已经由重视粮食生产转移到增加农民收入上。但对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而言,农业的基础地位还很不牢固,粮食安全这根弦还丝毫不能放松。因此,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实质上进入了农民增收与粮食问题并重的阶段。在该阶段下,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缓解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开展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农民外出务工、进入到其它产业就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种单向的“选择性”转移,这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对农村劳动力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有超过60%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形成了“五鬼”搞农业的尴尬局面。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如何改变这种农业生产资源的单向流动的局面,无外乎是通过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但通过提高粮食价格这种方面,政府作为粮食需求主体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政府在与其它粮食需求主体的博弈过程中,最终形成都是采取低价策略的纳什均衡,而且在WTO背景下,单纯提高粮食价格也使得粮食需求主体增强从国际市场获取粮食的动力,也就是说通过提高粮食价格的方式来增加农民种粮比较收益的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增加种粮补贴的方式来提高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但补贴的发放取决于中央政策支持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在当前情况下,产粮大省一般是工业弱省和财政穷省,产粮大县的财政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财政支付能力极大限制了对种粮的补贴力度,而且这种补贴通过流通领域进入到了主销区,主产区粮食补贴的积极性不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DEA分析法对中国粮食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粮食产量不断上升,但中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出现增长,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国家粮食安全的一致与冲突并存,如何使两者从冲突走向一致,其根本要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对流和区际的贸易合作。本文从主产区与主销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出发,探讨两种地区在粮食安全上的不同目标取向,并对我国各地区的粮食生产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粮食市场改革初期与当前时期各地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专业化趋向。粮食主产区的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粮食生产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使得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要使主产区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基石的重任,必须从微观层面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使种粮收入至少不低于从事其它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这就要求主产区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通过减少粮食种植业从业人数,提高种粮劳动生产率,实现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对于主销区而言,应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并以此来推动主销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带动主产区劳动力转移,为主产区粮食生产创造条件与市场,以区域间的粮食贸易来实现自身的粮食安全。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从冲突到一致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本文从要素对流的角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调整、粮食产销区利益关系协调、中央粮食政策支持、土地流转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智建伟[9]（2013）在《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深,国际分工逐步细化。任何一国想要仅通过本国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都是不可能的。只有积极加入到国际合作中来,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国家之间充分流动,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农业方面依然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农业区域合作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俄罗斯与我国山水相连,不仅地理位置毗邻,而且在合作中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开展区域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的分析是以两国农业合作的互补性特点为主线展开的,通过分析双方农业领域中各个因素的比较优势,明确了两国农业合作要素的流动方向,并针对现存合作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对促进两国农业合作有重大意义。本文立足中俄农业合作研究,从互补性角度分析两国的农业合作。引用马克思主义及经济学相关原理证明了中俄农业合作的可行度较高,并通过对合作可行性的规范分析对上述结论加以证实。通过对两国农业合作现状的分析发现了双方互补性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本文借鉴了国际农业合作的历史经验,并进行了模式的比较和选择；并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生产要素和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合作,全面、系统地对中俄农业合作进行了分析；为了衡量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带来的效应,因而本文全面地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进行了整体分析和案例分析；最后提出了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战略思路。本文综合众多学者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中俄两国农业合作可以加强国际分工,并互相引进本国所需的稀缺要素,从而大力提高两国的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观点。两国农业合作对资源的优化利用,以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本文通过分析中俄农业合作的外部条件,发现两国经济都显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这为两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双方制定的相应农业政策也将使农业发展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当前国际环境对中俄两国农业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这些外部因素都在促使两国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在对中俄两国农业合作的内部条件分析时,可以清晰的得出中俄双方在农业领域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在生产要素方面和农产品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通过对内外两个方面的分析,认为互补性的农业合作对双方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另外,通过引入SWOT分析,发现了中国的基础生产要素竞争力不足而俄罗斯的高级生产要素优势不明显。本文通过中俄农业合作的现状分析,对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农业科技合作及农产品贸易合作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了中俄两国的农业合作还处在一个水平比较低,规模比较小,以民间自发为主的合作状态上,没有达到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应有的合作水平。论文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合作中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在对中国和美国、以色列以及东盟的劳务合作、科技合作和农业贸易合作三个侧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中俄两国的农业合作涉及到一系列模式,在进一步深化互补性合作过程中需要明确中俄两国农业合作适用的具体模式,而互补型合作模式是最适合两国进行农业合作的模式。本文对中俄农业合作中的四个主要要素的投入及国际流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明确了两国在就某一方面要素进行深入合作时所处的地位：俄罗斯在土地要素和科技要素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合作时主要作为输出国；中国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可以将农业劳动力输送给俄罗斯；双方资金要素方面的优势都不明显,不具有互补性,所以合作时应注意这一特点。中俄两国其科技发展的水平和方向不尽一致,客观上存在着科技位差和科技梯度。这就为两国的农业科技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论文还详细分析了中俄农业合作中的农产品贸易合作。虽然俄罗斯为保护本国农业发展设置了一些阻碍两国农业合作的政策壁垒,但由于其已经加入了WTO,这些壁垒将会逐渐取消,所以两国合作的环境会逐渐宽松；从量化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两国贸易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优势产品稳定持久的输出给对方,实现农业贸易互补合作。所以两国农贸合作将会是中俄农业合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且具.有良好的前景。中俄农业互补合作会为两国带来较大的效益。论文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方面阐述了中俄农业合作带来的效应,两国的农业合作不仅刺激了经济的增长还使两国在社会发展及生态保护两方面都受益。论文构建了中俄双方的利益分配博弈模型,从理论分析到量化分析全方面地探讨了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产生的效应以及利益分配问题。论文立足于中俄农业合作中现存的问题,根据中俄农业的要素互补优势,提出了扩展与深化中俄农业合作的战略思路。本文站在国家的高度上,分别从互信、长期合作战略、法律和服务体系等几方面对两国农业合作提出了四个层面的政策性建议。针对中俄农业科技合作方面提出了引进技术和成果转化的建议；针对如何进行劳务合作及资金合作的问题上,本文提出了若干可行性建议；针对农贸合作方面的问题,本文从宏观到微观两个角度都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中俄农业合作涉及的要素很多,要素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将某一要素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合作的各个方面是不科学的。目前现有的研究中,关于中俄两国农业合作要素的系统性研究比较少见,并且关于农业合作中的互补性趋势等尚需进行深层次分析和实证研究,以为我国对俄农业合作提供理论指导。
黄海洲,周诚君[10]（2013）在《中国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布局》文中研究说明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对外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改革事业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新形势下,中国正面临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大契机。但在新一轮的全球平衡中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此,文章提出以下十点建议:一是打破认识误区,加强宣传教育;二是加强理论研究和技术准备,做好基础梳理工作;三是以加快推进中美BIT谈判为契机,推动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领域标准的提高;四是加快实施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五是以服务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为突破口,取消限制,推动实质性扩大开放;六是进一步扩大农业对外开放;七是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八是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九是开放的同时也要注重监管;十是要以开放的心态进行全球配置,迎接全球化时代。
二、入世——中国农业发展的契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中国农业发展的契机（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2）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选题界定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 一、“消极悲观论” |
| 二、“民主转型论” |
| 三、“柔韧有余论” |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 结语 |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4）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及三项补贴改革 |
| 3.1 我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历史进程 |
| 3.2 我国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实施 |
| 3.3 “三项补贴”改革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实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地力保护视角 |
| 4.1 补贴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微观调研数据 |
| 4.2 补贴对耕地地力的影响——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 |
| 4.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的逻辑解释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5.1 政策效果模拟方法——PMP模型 |
| 5.2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5.3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1:基于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视角 |
| 6.1 基于田野调查的规模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案例 |
| 6.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模拟分析 |
| 6.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的受益公平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政策效果分析2:基于信贷担保视角 |
| 7.1 市场失灵与农业信贷担保 |
| 7.2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数理分析 |
| 7.3 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政策效应的案例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成本与回应性分析 |
| 8.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财政成本 |
| 8.2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 |
| 8.3 政策的回应性分析:农户的了解、评价与期望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9.1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黄箱空间释放 |
| 9.2 “三项补贴”改革前后政策保护程度变化 |
| 9.3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优化 |
| 10.1 国外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 |
| 10.2 当前我国农业主要国内支持政策 |
| 10.3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优化安排 |
| 10.4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政策建议 |
| 11.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部分田野调查素材整理 |
| (二) 农业支持政策的国际经验整理 |
| (三) 调研问卷与访谈提纲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中国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布局（论文提纲范文）
| 一抓住机遇, 改革开放 |
| (一) 1978~1989年 |
| (二) 1989~2000年 |
| (三) 2000~2008年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获益 |
| (一)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历程 |
| 1. 第一阶段:1978~2000年 |
| 2. 第二阶段:2000年以来 |
| (二) 相关行业经受住国际竞争考验并得到空前发展 |
| (三) 对外开放有力促进了改革 |
| 三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契机 |
| (一) 世界由单极向多极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 |
| (二) 美国有望进入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繁荣周期 |
| (三) 中欧、中日以及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的新契机 |
| 四国际政治、经济及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 |
| (一) 发达国家格局的变化 |
| 1. 美国:跨过悬崖, 准备出发 |
| 2. 欧洲:步出危机, 恐难出发 |
| 3. 日本:改革积极, 效果待察 |
| (二) 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
| (三) 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 |
| 四当前中国面临的挑战 |
| (一) 认识上存在偏差 |
| (二) 理论上准备不足 |
| (三) 步骤上相对落后, 开放水平较低 |
| (四) 标准明显滞后, 与国际新规则差距较大 |
| 五以开放促改革 |
| (一) 打破认识误区, 加强宣传教育 |
| (二) 加强理论研究和技术准备 |
| (三) 推动相关领域标准提高 |
| (四) 加快实施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
| (五) 推动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 |
| (六) 推进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 |
| (七)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
| (八) 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国内改革 |
| (九) 开放的同时也要注重监管 |
| (十) 以开放的心态全球配置资源, 迎接全球化时代 |
（6）WTO框架下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世界农业补贴的复杂环境 |
| 1.1.2 中国农业补贴面临的客观形势 |
| 1.2 研究意义和目标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学术价值 |
| 1.2.3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4.1 研究的内容 |
| 1.4.2 研究的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历史分析法 |
| 1.5.2 比较分析方法 |
| 1.5.3 案例分析方法 |
| 1.5.4 实证分析方法 |
| 1.6 概念的界定 |
| 1.6.1 农业补贴 |
| 1.6.2 农业补贴制度中法律和政策的关系 |
| 1.6.3 主要发达国家 |
| 1.7 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7.1 论文的创新点 |
| 1.7.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WTO 框架下中国农业补贴面临的问题 |
| 2.1 农业补贴法律缺失现象严重 |
| 2.1.1 法律透明度不高 |
| 2.1.2 法律一元化和法典化不完善 |
| 2.1.3 司法审查制度不健全 |
| 2.2 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 |
| 2.2.1 中国农业补贴结构的变化趋势 |
| 2.2.2 中国的农业补贴方式比较单一 |
| 2.2.3 中国农业补贴的科技水平较低 |
| 2.2.4 农业生产和贸易信息化建设严重不足 |
| 2.2.5 农村生产合作社在农产品生产经营领域的作用还不够突出 |
| 2.3 农业补贴的效力较低 |
| 2.3.1 农业补贴力度不足 |
| 2.3.2 农业补贴效率较低 |
| 2.3.3 粮食直接补贴效率下降 |
| 2.3.4 农业补贴的专向性不够突出 |
| 2.4 农业补贴的多功能性不强 |
| 2.4.1 补贴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较低 |
| 2.4.2 “生态友好型”农业奖励补贴制度不健全 |
| 2.5 WTO 相关规则的吸收和利用不充分 |
| 2.6 缺乏应对农业技术壁垒的有效措施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业补贴问题的制约因素 |
| 3.1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关系 |
| 3.1.1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适用关系 |
| 3.1.2 国际法在中国的适用方式 |
| 3.1.3 WTO 有关农业补贴的规则在中国的适用 |
| 3.2 中国农业补贴的现状 |
| 3.3 WTO 框架下的贸易壁垒 |
| 3.3.1 SCMA 与《农业协定》的适用 |
| 3.3.2 GATT1994、《农业协定》与 SCMA 之间的适用 |
| 3.4 WTO 框架下的技术壁垒 |
| 3.4.1 《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在中国的适用 |
| 3.4.2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TBT）及其与 SPS 的适用 |
| 3.5 《农业协定》 |
| 3.5.1 《农业协定》国内支持规则 |
| 3.5.2 《农业协定》出口竞争规则 |
| 3.6 2008 年 12 月修订版《模式草案》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内支持规则框架下中国农业补贴的适用情况分析 |
| 4.1 已通报的八项“绿箱”措施在中国的适用情况分析 |
| 4.1.1 一般服务 |
| 4.1.2 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 |
| 4.1.3 国内粮食援助 |
| 4.1.4 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风险规避 |
| 4.1.5 不挂钩的收入支持——种粮直接补贴 |
| 4.1.6 自然灾害救济支付 |
| 4.1.7 环境计划下的支付 |
| 4.1.8 贫困地区援助计划下的支付 |
| 4.2 未通报的四项“绿箱”措施在中国的适用情况分析 |
| 4.2.1 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中政府的资金参与 |
| 4.2.2 通过生产者退休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 |
| 4.2.3 通过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 |
| 4.2.4 通过投资援助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 |
| 4.2.5 未通报的四项“绿箱”措施对中国农业补贴的借鉴意义 |
| 4.3 “黄箱”措施的具体适用 |
| 4.3.1 中国的“黄箱”措施 |
| 4.3.2 中国农业“黄箱”措施的主要方式 |
| 4.4 “蓝箱”措施的具体适用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模式草案》对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发展趋势的影响 |
| 5.1 《模式草案》国内支持的主要内容 |
| 5.1.1 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OTDS） |
| 5.1.2 综合支持总量（AMS） |
| 5.1.3 特定农产品的“黄箱”措施（Per product Amber Box support） |
| 5.1.4 微量允许 |
| 5.1.5 “蓝箱”措施 |
| 5.1.6 “绿箱”措施 |
| 5.1.7 棉花措施 |
| 5.2 《模式草案》市场准入的主要内容 |
| 5.2.1 关税削减公式 |
| 5.2.2 削减过程中的灵活性 |
| 5.2.3 关税封顶 |
| 5.2.4 敏感产品 |
| 5.2.5 特殊保障产品和措施 |
| 5.2.6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条款 |
| 5.2.7 其他标准和问题 |
| 5.3 《模式草案》出口竞争的主要内容 |
| 5.4 《模式草案》对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的影响 |
| 5.4.1 国内支持规则对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产生的影响 |
| 5.4.2 市场准入规则对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产生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背景下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的发展趋势 |
| 6.1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概述 |
| 6.1.1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历程 |
| 6.1.2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各利益集团的主要立场 |
| 6.1.3 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主要内容 |
| 6.2 巴里岛会议对中国农业补贴发展趋势的影响 |
| 6.2.1 出口竞争 |
| 6.2.2 一般服务 |
| 6.2.3 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计划 |
| 6.2.4 农产品关税配额计划 |
| 6.2.5 小结 |
| 6.3 中国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的立场分析 |
| 6.3.1 严格规范国内支持措施 |
| 6.3.2 实质性改进市场准入规则 |
| 6.3.3 差别待遇新成员 |
| 6.3.4 加强对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的管理 |
| 6.3.5 深入参与规则谈判 |
| 6.3.6 小结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WTO 框架下完善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的建议 |
| 7.1 完善农业补贴的法律化、程序化和标准化 |
| 7.1.1 建立完善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 |
| 7.1.2 建立规范的农业补贴实施程序 |
| 7.1.3 建立相对固定的农业补贴衡量标准 |
| 7.2 建立以直接补贴为主的农业补贴体系 |
| 7.3 提高农业补贴的专向性 |
| 7.3.1 推广与收入挂钩的补贴 |
| 7.3.2 适量增加与价格挂钩的补贴 |
| 7.3.3 探索建立以目标价格为核心的反周期补贴制度 |
| 7.4 增强农业补贴的多功能性 |
| 7.4.1 提高补贴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 |
| 7.4.2 提升农业补贴对保障粮食安全和保护农业生产者的作用 |
| 7.4.3 着力打造生态友好型农业 |
| 7.5 激发农业补贴的创新力 |
| 7.5.1 增强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创新力 |
| 7.5.2 试点铺开农业收入保险补贴制度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 |
| 附录A 主要发达国家“绿箱”措施的实施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入市转型:政策反思与发展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从农产品贸易趋势来看 |
| (二)从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与互补性来看 |
| (三)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方面 |
| 三、入世以来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特点 |
| (一)贸易规模持续扩大,逆差成为常态 |
| (二)产品结构趋于合理 |
| (三)进口来源地趋于集中,出口市场逐步多元化 |
| (四)国内各地区农产品贸易发展更为平衡 |
| 四、入世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
| (一)入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带来的积极影响 |
| (二)入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带来的挑战 |
| 五、中国入世的主要政策经验 |
| (一)坚持理论创新带动政策创新,切实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
| (二)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大力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
| (三)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调整农业发展思路和重点 |
| (四)着力提升农产品进出口管理能力与市场调控水平 |
| 六、农业对外开放的启示与展望 |
| (一)建立健全农业增长支持保障体系 |
| (二)不断提高农业国际竞争的基础能力 |
| (三)强化农业贸易谈判、产业安全预警和贸易救济 |
| (四)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加强农产品贸易管理 |
（8）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导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1.5 可能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可能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2 理论分析框架与文献综述 |
| 2.1 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 |
| 2.1.1 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
| 2.1.2 国外相关劳动力转移理论评述 |
| 2.1.3 劳动力转移的国内现实考量 |
| 2.1.4 农村劳动力流动、外流、迁移和转移的界定 |
| 2.1.5 农业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 |
| 2.1.6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
| 2.2 粮食安全理论综述 |
| 2.2.0 粮食安全概念的界定 |
| 2.2.1 农业发展阶段论 |
| 2.2.2 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
| 2.2.3 中国粮食安全的测度 |
| 2.3 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 |
| 2.3.1 农村劳动力外流现状 |
| 2.3.2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效应 |
| 2.3.3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 |
| 2.4 国内文献评述 |
| 2.4.1 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比较成熟 |
| 2.4.2 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侧重于宏观层面 |
| 2.4.3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结合专题研究较少 3.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 |
| 3.1 人口流动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
| 3.1.1 农村经济改革起始阶段(1978—1991年) |
| 3.1.2 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及完善阶段(1991—1999年) |
| 3.1.3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
| 3.2 粮食购销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外流 |
| 3.2.1 家庭承包制、粮食价格调整与农村劳动力流动(1978—1984) |
| 3.2.2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农村劳动力外流(1985—2000) |
| 3.2.3 全面放开粮食市场阶段与农村劳动力外流(2001年至今) |
| 3.3 农村劳动力外流制度变迁、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粮食安全理论分析 |
| 3.3.1 农村劳动力外流制度变迁与粮食安全 |
| 3.3.2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粮食安全 |
| 3.4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农户行为 |
| 3.4.1 劳动力外流的一个诱因——粮食弱质性 |
| 3.4.2 农村劳动力结构与粮食安全 |
| 3.5 小结 4.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1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性理论基础与现实判断 |
| 4.1.1 农业调整阶段论 |
| 4.1.2 中国粮食供求格局的演变 |
| 4.1.3 中国粮食生产阶段判断 |
| 4.2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微观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2.1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 |
| 4.2.2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
| 4.2.3 劳动力流动与扶贫 |
| 4.3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宏观粮食安全一致性分析 |
| 4.3.1 劳动力外流与农业调整阶段一致性分析 |
| 4.3.2 劳动力外流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
| 4.4 小结 5.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冲突性分析 |
| 5.1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的内在矛盾 |
| 5.1.1 劳动投入与粮食生产 |
| 5.1.2 政府收购与粮食市场需求的博弈 |
| 5.1.3 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分析 |
| 5.2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生产安全冲突性分析 |
| 5.2.1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人力资本流失与粮食安全 |
| 5.2.2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物质资本流失与粮食安全 |
| 5.2.3 劳动力外流形成的土地非农化与粮食安全 |
| 5.3 中国粮食生产效率的实证分析 |
| 5.3.1 相关研究简介 |
| 5.3.2 研究方法 |
| 5.3.3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
| 5.3.4 结论 6. 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由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
| 6.1 粮食安全目标多元化 |
| 6.1.1 粮食安全目标差异化 |
| 6.1.2 主产区与主销区粮食安全目标 |
| 6.2 中国区域粮食生产比较优势 |
| 6.2.1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演化 |
| 6.2.2 主产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定量分析 |
| 6.3 区域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
| 6.3.1 主产区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
| 6.3.2 主销区粮食安全路径选择 |
| 6.3.3 区域间要素对流 |
| 6.4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由冲突到一致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English Catalog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重点和难点 |
| 1.5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1.6 主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主要研究方法 |
| 1.6.2 技术路线 |
| 2 国际农业合作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分工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启示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启示 |
| 2.1.3 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及启示 |
| 2.2 其他经济理论 |
| 2.2.1 古典经济理论 |
| 2.2.2 新古典经济理论 |
| 2.3 现代经济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中俄农业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
| 3.1 影响中俄农业发展的外部因素 |
| 3.1.1 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3.1.2 俄罗斯农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3.2 影响中俄农业合作的内部因素 |
| 3.2.1 中俄农业合作的优势 |
| 3.2.2 中俄农业合作的劣势 |
| 3.3 中俄农业合作的SWOT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俄农业合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
| 4.1 中俄农业生产要素的合作 |
| 4.2 中俄农业科技合作 |
| 4.3 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 |
| 4.3.1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规模 |
| 4.3.2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商品结构 |
| 4.3.3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地区结构 |
| 4.3.4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主体结构 |
| 4.4 双方现实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 4.4.1 农业合作环境问题 |
| 4.4.2 农业要素合作问题 |
| 4.4.3 农产品贸易合作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国际农业合作的历史经验借鉴 |
| 5.1 中国与其他国家农业合作的历史经验 |
| 5.1.1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 |
| 5.1.2 中国和以色列的农业合作 |
| 5.1.3 中国和东盟的农业合作 |
| 5.2 经验借鉴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俄农业合作模式的选择分析 |
| 6.1 我国现有的农业合作方式分析 |
| 6.2 我国国际农业合作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
| 6.3 可供两国进行农业合作的模式选择 |
| 6.3.1 互换型合作模式 |
| 6.3.2 互补型合作模式 |
| 6.3.3 分布式合作模式 |
| 6.3.4 矩阵式合作模式 |
| 6.3.5 虚拟合作模式 |
| 6.4 中俄农业合作模式的比较 |
| 6.4.1 纵向比较分析 |
| 6.4.2 组织形式比较分析 |
| 6.4.3 成本比较分析 |
| 6.4.4 效果比较分析 |
| 6.4.5 比较分析结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互补性合作分析 |
| 7.1 土地要素 |
| 7.1.1 中国农用土地的投入 |
| 7.1.2 俄罗斯农用土地的投入 |
| 7.2 劳动力要素 |
| 7.2.1 中国农业劳动力投入 |
| 7.2.2 俄罗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 |
| 7.2.3 中俄农业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分析 |
| 7.3 资金要素 |
| 7.3.1 中国农业资金的投入 |
| 7.3.2 俄罗斯农业资金的投入 |
| 7.3.3 中俄农业资金的国际流动 |
| 7.4 科技要素 |
| 7.4.1 均衡需求的实证分析 |
| 7.4.2 中俄农业科技合作的发展趋势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合作分析 |
| 8.1 双方农产品贸易所面临的政策环境 |
| 8.1.1 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 |
| 8.1.2 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政策 |
| 8.2 中俄农产品贸易发展的优势与制约因素 |
| 8.2.1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优势分析 |
| 8.2.2 中俄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 |
| 8.3 中俄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合作的实证分析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中俄农产品贸易指标分析体系 |
| 8.3.3 实证分析的结论 |
| 8.4 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 |
| 8.4.1 俄制定对外贸易战略促进中俄农贸发展 |
| 8.4.2 俄入世后双方农贸合作的机遇挑战 |
| 8.5 本章小结 |
| 9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效应分析 |
| 9.1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社会效应分析 |
| 9.2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经济效应分析 |
| 9.2.1 对中俄农业产业发展的加速效应 |
| 9.2.2 对中俄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扩展效应 |
| 9.2.3 对中俄沿边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的深化效应 |
| 9.3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生态效应分析 |
| 9.4 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效益分配的博弈分析 |
| 9.4.1 博弈中的利益分配的原则 |
| 9.4.2 博弈模型中利益的分配方法 |
| 9.4.3 模型的求解—核仁解 |
| 9.4.4 算例分析 |
| 9.4.5 实证分析结论 |
| 9.5 本章小结 |
| 10 加强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0.1 改善中俄农业合作环境的对策建议 |
| 10.1.1 加强多边合作增强两国战略互信 |
| 10.1.2 制定长期合作战略 |
| 10.1.3 加强优惠政策和法律的协调 |
| 10.1.4 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 |
| 10.2 加强中俄农业要素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0.2.1 加强中俄农业科技要素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0.2.2 加强中俄农业劳务要素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0.2.3 加强中俄农业资金要素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0.2.4 加强中俄农业基础设施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0.3 加强中俄农产品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0.3.1 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 |
| 10.3.2 提高中俄农产品贸易效率 |
| 10.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入世——中国农业发展的契机（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2]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3]《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5]中国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布局[J]. 黄海洲,周诚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集刊, 2014(00)
- [6]WTO框架下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和政策研究[D]. 王玉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4(12)
- [7]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入市转型:政策反思与发展启示[J]. 李腾飞,周永刚,王志刚. 新疆农垦经济, 2014(02)
- [8]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研究 ——从冲突到一致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D]. 郭志广. 西南财经大学, 2013(12)
- [9]中俄农业互补性合作研究[D]. 智建伟. 东北林业大学, 2013(02)
- [10]中国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布局[J]. 黄海洲,周诚君. 国际经济评论, 2013(04)